7月18日，中国核建集团6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设计委托合同签约暨工作启动会在清华大学核研院举行。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寿君，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等出席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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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建版权所有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沿海经验+部委资源——精英扶贫的贵州标本解析
陈敏尔，虽然处事作风低调，却已备受外界注目。作为“学者型官员”的典型，孙志刚从政经历颇为丰富。　　大公网评论员 郑曼玲　　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在人事布局上的一举一动皆吸引外界关注，贵州省新科“代省长”孙志刚的空降便成为最新的亮点。　　曾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孙志刚为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从政经历颇为丰富，曾在武汉、宜昌等地工作，并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和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在安徽工作期间，孙志刚因为抓医改政绩突出，获得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随后便于2010年底，上调中央进入部委工作，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进入正部级官员的队伍。　　而孙志刚此番履新，也意味着已经在书记、省长岗位上“一肩挑”长达三个月的陈敏尔，可以卸下政府事务，更专注于宏观把控和路线指导，正式开启其“贵州一哥”时期。　　被视为中国政坛新生代“潜力股”的陈敏尔，虽然处事作风低调，却已备受外界注目。最是为人熟知的，是这个“60后”官员，从出生、学习到工作，都带有浓厚的“之江标记”，曾在浙江工作长达30年，从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宣传部干事，成长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常务副省长，直至2012年调任贵州。　　正是在其主持浙江宣传工作期间，《浙江日报》开辟了“之江新语”专栏，成为展示早期习近平执政观点论述的窗口。2012年，在省级党政主官（省部级正职）占绝大多数的十八届中央委员群体中，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陈敏尔罕见地以省部级副职身份“入围”，就被看作是他在政坛中上升空间广阔的信号之一。　　将这样一位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前途看涨的政务官和一位来自中央部委的成熟老练的事务官搭档起来组建班子，主政西南偏远省份贵州，显然别有用意。因为，虽然贵州份属欠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不显山不露水，但在中共历史上却具有特殊的地位。　　80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贵州也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福地”和“圣地”。也因为如此，不少中共高层在上任之后都会到此“朝圣”，汲取经验教训。1991年和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曾两次视察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亲笔书录的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着名词句，至今仍悬挂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的显要位置。而对于曾在此地历练3年的胡锦涛而言，贵州更具有特殊的意义。2012年12月，刚刚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罕见地到访贵州视察遵义。　　就在今年6月，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考察贵州，第一站也选择去了遵义。他还在贵州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区的一把手均参加会议并发言汇报。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时。至今习近平在地方考察时只召开过两次多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会，除了贵州这一次，另一次便是5月份在浙江考察时，召集华东7省市书记举行的座谈。两次座谈会，一东一西，14省份党委“一把手”参加，涉及全国近一半省份。这个一方面凸显了浙江及贵州在东西部各领风骚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在习近平及其团队眼中，扶贫开发、改变老区落后面貌与增强后劲、扭转中国经济颓势，具有同等重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而他在贵州座谈会上部署扶贫工作时，特别提出要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地区工作。这一席话，或许也可以为一年来中央在地方人事格局上的“排兵布阵”作出注解。
五中全会前瞻：“京城十二开”或将上演
　　今次五中全会的递补席次就落到了排名第四至第六位的刘晓凯（图左）、陈志荣（图中）、金振吉（图右）三人。有趣的是，三人现在均任省委常委，且均是少数民族。　　大公网评论员、大公报总社主笔 马浩亮　　当地时间10月21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问帝国理工学院，他还为该校校长打伞，黑色的伞上印有醒目的“5.11”字样。　　习总之伞的有趣预示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预示：因为即将在下周一开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两大主题就与“5”和“11”有关。所谓“5”，就是要审议习近平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所谓“11”，就是此次全会要追认开除11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党籍。　　截至目前，2012年产生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已经有18名成员落马，包括7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按照党内法规，对这些人开除党籍的处分，由中央纪委常委会（军方由中央军委纪委）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再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予以追认。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确认将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等3名中央委员和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等3名中央候补委员开除党籍。　　一年以来，又陆续有3名中央委员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以及8名中央候补委员陈川平、朱明国、王敏、杨卫泽、范长秘、仇和、潘逸阳、余远辉被政治局开除党籍。目前尚未有作出处分决定的只有中央委员、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假若他要在五中全会前夕被开除出党，那么五中全会将会上演空前的“京城十二开”，风头简直要盖过“金陵十二钗”了。　　“3 8”的反腐警示线　　不过，“3 8”的组合已经创下了中共党史上一次性开除中央委员会成员人数最多的记录。这条醒目的“三八线”，是重拳反腐的强有力体现，是一条极具震慑力的高压线、警示线。　　按照惯例，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确认11位腐败官员开除党籍的处分之后，将递补3位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填补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落马留下的空缺。　　去年四中全会递补了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前三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毛万春为中央委员，补齐了因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落马带来的缺额。　　所以，今次五中全会的递补席次就落到了排名第四至第六位的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三人。有趣的是，三人现在均任省委常委，且均是少数民族。刘晓凯（苗族）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荣（黎族）现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振吉（朝鲜族）现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递补中委的助推效应　　中共设置候补委员制度的初衷，是建党初期为了避免因中央委员牺牲、脱党、失联等原因导致法定人数不足进而影响中央全会及时召开的问题。如今，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的机制化，这种问题其实几乎不可能发生。中央候补委员更多的意义是为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因此，每届中央候补委员除了安排地方省市和中央部委副职人员之外，还会照顾到各大央企、高校、科研机构、少数民族等诸方面代表。能被选拔为中央候补委员，本身是一种组织上的政治信任和认可。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有关递补机制多有变化。自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启递补程序以来，至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30多年间，通过中央全会递补中央委员共有19次，总计32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其中，克尤木·巴吾东曾在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十四大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七中全会再度递补为中央委员，是唯一两度递补的官员。　　对于这些中央候补委员而言，递补之后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带来党政官职的晋升，其个人级别也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但一旦递补为中央委员，就可以在中央全会上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而在候补时期则只有发言权。因而对官员仕途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在十二届至十七届递补的29人（不计十八届）里，递补之后在下一次党代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杨泰芳、贾志杰、马启智、孙文盛、黄智权、艾斯海提o克里木拜、王正伟、杨传堂、王新宪、王学军、王建平等11人，另有3人在下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而递补之后担任更高级别职务、或是虽平级却调任更重要岗位的有14人。譬如，杨泰芳后来由邮电部副部长升为部长，马启智由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升为政府主席，黄智权由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升为省长，贾志杰由甘肃省省长调任湖北省省长再升省委书记。　　而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王正伟递补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如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新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多个要职。他是“递补”群体中迄今唯一跻身国家领导人者。　　十八届的三位“递补”者中，马建堂在递补之后不久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成为正部长级干部。王作安、毛万春仍然担任原有职务。　　少数民族时隔11年再获递补“门票”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次递补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获递补“门票”的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3人都是少数民族。但这并非第一次同时递补如此多少数民族官员。1992年10月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的4人中，就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藏族），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越丰（黎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克尤木·巴吾东（维族）3位少数民族，仅有的1位汉族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振潜。　　事实上，从十三届至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第一位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而自十二届恢复递补制度至十六届，连续五届的递补名单中，都有少数民族，并且从十二届到十五届，递补委员中少数民族还都占半数及以上。克尤木o巴吾东更是两次递补。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设置中央候补委员在增强民族代表性方面的作用。截至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30年来共有12位少数民族干部递补，分布在7个民族。其中，藏族、回族各3人，黎族2人，傣族、哈萨克族、维族、苗族各1人。　　递补者刘晓凯：与三任书记同列　　不过，从2004年王正伟之后，已经有十余年未再有少数民族官员递补。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接续少数民族官员的“递补”史。　　目前排在第一顺位的刘晓凯将会令苗族人士增至2人。刘晓凯此番如转正，将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第11位“60后”中委，不过当中另一位“60后”中委苏树林实际上离出局只剩时间问题。刘晓凯也将成中委里唯一的省委统战部部长，这虽不是有心插柳，但可算为当前中央力推的“大统战”格局增色。作为贵州省委常委的刘晓凯，将与自己共事过的三任省委书记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同列中委。　　递补者陈志荣：“传奇”仕途　　陈志荣今次若递补之后，将令“递补”群体的黎族人士达到3人，使得这一政治影响力并不甚高的少数民族与回、藏两大民族相埒。陈志荣与之前的两位黎族前辈，1992年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的王越丰和1993年十四届二中全会递补的王学萍，都担任过海南省副省长，而陈志荣、王越丰又都随后调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亦算巧合。　　陈志荣近几年的仕途相当“传奇”。2012年7月，已55岁的他由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晋升副省长。环顾全国，担任副省长者，市委书记、市长升任者有之，省政府委厅主管升任者有之，中央部门空降者有之，但由省人大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晋升者，陈志荣可能是绝无仅有。这还不止，晋升副部级之后4个月，陈志荣又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015年4月又进入省委常委行列，如今半年之后，又获得了递补为中央委员的“门票”。　　递补者金振吉：朝鲜族首例　　而现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振吉则是第一个“递补”的朝鲜族官员，并令朝鲜族成为第8个拥有“递补”成员的少数民族。在2014年8月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调任山西之前，吉林省委常委班子曾出现“四世同堂”：省委书记王儒林与省委常委马俊清、金振吉、高广滨4人恰是从1987年到2000年前后连续4任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后任者都当过前任的副手。这也是中国政坛独一无二的一景。　　且王儒林、马俊清、金振吉都当过副省长；王儒林、金振吉都当过政法委书记，又曾分别当过延边州委书记、副书记；王儒林、高广滨都当过通化市委书记、长春市委书记；马俊清、高广滨都当过松原市市长；王儒林、马俊清分别当过四平市委副书记、书记。如此高的重合度，更属相当罕见。　　附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央全会递补全纪录
那些改写历史的五中全会人事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图为2011年3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大公网评论员、大公报总社主笔 马浩亮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下周一就将拉开大幕。不过这并不是历史上第18次五中全会。因为中共乃是从六届中央才有了首次五中全会，而文革中的九届、十届没有完善规范的制度，也未举行五中全会。所以，今次将是中共第11次举行五中全会。　　虽然每届中央的人事事项主要安排在一中全会，但五中全会也常常成为人事调整的常用“窗口”。不少重要人事议题经由五中全会落定之后，不仅影响了中共组织结构体制，而且不夸张地说，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六届五中：创设书记处、毛泽东正式“入局”　　对中国政情感兴趣的观察者都明白，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共权力架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织。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管决策，书记处管执行。而“中央书记处”这一组织方式正是肇始自五中全会。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五中全会，也是建国前仅有的一次，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不是在北京举行的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博古取代被捕叛变的向忠发，正式担任了总书记。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4人担任书记，但此时的书记处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956年中共八大。因此，在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曾被称为“开国五大书记”，其实就是五大常委。这与现在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的性质有很大不同。因而，从六届五中全会开始，中央书记处这一机构进入中共最高权力序列。　　也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上，改组了政治局，毛泽东由候补委员成为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不过，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毛泽东被排斥在核心圈之外，他也没有出席此次全会，代表王明主持工作的博古还本想在会上批毛，并把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免掉。但共产国际没有批准，电令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结果，毛不仅没出局，反而在缺席的情况下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不过排名靠后。　　六届五中全会还改选李维汉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这是当时的纪律检查机关。　　七届五中全会：林彪邓小平入局　　七届五中全会与六届五中全会相隔了21年多。21年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两岸分隔、抗美援朝……。　　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此前一个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几项事宜。　　从法理来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等同于全国代表大会，权力本应在中央全会之上，由中央全会批准党代会的工作，是有违权力逻辑的。这几项文件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开创了五年计划制度；《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判了已经自杀的高岗“政治死刑”，首开建国后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先河。中央监察委员会制度是党领导体制的又一次改革，取代了1949年成立的由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人事方面，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自此进入政治局。林彪当时深居简出，常年养病，远离一线工作，但仍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入局”，已经隐含了以后政治上崛起的先声。　　而在1952年与高岗、饶漱石、习仲勋、邓子恢一道“五马进京”的邓小平，此时已经是高层核心人物，身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多重要职，在党中央是大管家，在政府是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又是重新设立的中共中央军委12人之一（12人除毛泽东、邓小平外，就是后来的十大元帅），足见当时毛对邓的器重。　　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入常”　　1956年中共八大改组了领导体制，重新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书记处变成政治局之下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6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确立了第一代领导集体。　　1958年5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有着特殊背景。在此之前，周恩来、陈云采取措施试图纠正盲目冒进的“大跃进”，但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红色掌柜”陈云此后靠边站。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列总书记邓小平之前。并增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谭震林3人为政治局委员，增选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都是为大跃进鼓吹造势的“功臣”。　　可以看出，八届五中全会主要人事调整集中在财经领域。此后，由于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都进入书记处，经济工作的主持权实际已转到总书记邓小平身上。毛泽东1959年曾说自己与邓小平是主帅、副帅。这改变了以往由周恩来、陈云主导经济的格局。　　八届五中全会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即决定出版《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后来的确成为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一面“红旗”。　　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赵入常，书记处恢复　　文革爆发之后，正常的政治运行陷入瘫痪，中央全会制度名存实亡，九届、十届时全会次数寥寥无几，都未举行五中全会。直至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此时距离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已过去了22年，超过了六届、七届五中全会21年的时间差。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深度调整高层权力格局的会议。此时文革结束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实践派”与“凡是派”经过了几个回合的交锋，高下已见分晓，是时候做出正式组织调整了。　　“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事实上宣告了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终结，胡耀邦、赵紫阳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华国锋的主要班底也集体“出局”--“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　　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案，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并为刘少奇平反。这些都对1980年代前期的政治走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十二届五中全会：新老交替，乔石李鹏入局　　日举行的十二届五中全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五中全会。全会之前，刚刚举行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委”成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因此，除了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202人、中央候补委员128人，还有列席会议的中顾委委员172人、中纪委委员127人以及经过全国代表会议从“三委”退下来的老同志。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国代表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书记处书记。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次全会还批准了中顾问常委、副主任及中纪委常委、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的增选调整结果。　　十二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经过部分调整和增选后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将更富有朝气和活力，对于……更加有力地推进我国的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也确实如此：增选的6名政治局委员中，乔石、李鹏、胡启立、姚依林4人后来都晋升政治局常委。而乔、李都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全退，江泽民执掌军委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在领导层代际交替上具有标志性的程序意义。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全会确立了新的军队领导层，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胞弟杨白冰为军委秘书长，并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身兼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二职；杨尚昆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而在十四大之后至今，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职合一成标配，不再有江、杨那种总书记、主席分任的情况，中央军委未再有“第一副主席”的设置，也不再设秘书长。　　十四届五中全会：4人进军委、审查陈希同　　1995年9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九五计划文件，从此，历届五中全会都安排有五年规划的固定议题。　　而此次五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动作同样集中在军队领域。增补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2人为军委副主席；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王瑞林2人为军委委员。张万年原本在军委委员中排名迟浩田之后，此番增补军委副主席之后，跃居迟前。两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张、迟连任军委副主席，成为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左膀右臂。王瑞林是邓办主任，其担任军委委员之后，仍然担任中办副主任，一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　　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反腐史上也有标志意义。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陈希同成为第一位因腐败被全会处分的政治局委员。但全会尚未开除其党籍，仍称“同志”，还决定“继续进行审查”。这与现在待审查完毕、开除党籍再提交中央全会追认的做法不同。　　十五、十六两届五中全会：专注五年计划　　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和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在人事方面没有大动作。十五届五中全会撤销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中央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这种处理方式后来在于幼军案中沿用。　　十七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增补军委副主席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主题是十二五规划，但18日闭幕当天，“十二五”被一条人事消息“抢头条”：习近平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继1989年十三届、1995年十四届之后，第三度在五中全会上调整军委领导班子。　　30年前的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在经过了在经历了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层层历练之后，，重返军委，不过身份已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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