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任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 [汪洋任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
　　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 根据中国政府网29日发布的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根据国务院机构设置及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国务院决定对全国绿化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整。　　根据通知公布的调整后的名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任主任，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总后勤部副部长刘铮、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北京市副市长林克庆任副主任。委员为：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何宪，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张少农，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中直管理局副局长张放鸣，国管局副局长高翔，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戴肃军，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世平，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崔郁，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亚东。　　通知明确，全国绿化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林业局承担。今后，全国绿化委员会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全国绿化委员会提出，报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全国绿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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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熟悉的是中国秧歌，雅各布·卢财长了解的可能是美国街舞，但不同的舞蹈都是对舞台的丰富，舞蹈语言也有共同规律，对话就是交流，无论单人舞、双人舞，还是双方参加的集体舞，中美都感到有收获。”虽然发言“极简”，但汪洋主旨明确，他反复呼吁中美开展“更好的对话”。汪洋与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于汪洋诙谐幽默、直白易懂的“发言风格”，美国人并不陌生，自其主持经济对话以来，他在美国颇有擅长“官话民说”的声誉。美方官员对会谈的评价是直截了当，并称双方“必须致力于为找到解决方案而努力”。显而易见，“极简风”和“更好的对话”，将有助于双方合作，管控分歧，增进共识。事实上，自从汪洋从政以来，就一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政治魅力，尤其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伴随着他的不仅是年轻，更多的是果敢、成熟以及雷厉风行的人格色彩。作为“少壮派”官员，汪洋的仕途轨迹，似乎平淡无奇，但其出场，却显得异同寻常。他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也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但就是这个高中还没读完就到安徽宿县一家食品厂当工人的平民子弟，以坐火箭般的速度在政坛窜升——从1981年到1983年，汪洋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从副处级的共青团委宿县地委副书记，到正处级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28岁即成为副厅级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至1988年，汪洋先后任安徽体委的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并在32岁那年正式成为正厅级干部。1988年至1992年，汪洋成为安徽铜陵市的市长，人称“娃娃市长”。几年后回良玉主政安徽时，汪洋升任副省长时年仅38岁，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省长。从小小的教员到统管数千万人生计的副省级干部，汪洋只走了16年。1999年，上调中央，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3年又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48岁即成为正省级干部。两年后，汪洋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并在任上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委员。2007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主政这个以改革开放著称的沿海大省。据统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层级复杂的国度，一个公务员35岁到正处、47岁到正厅都是进步比较快的了。也因其年轻有为且为官廉明而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政坛“少帅”。据说他在安徽时就以能力出众深受时任总理朱镕基赏识，被朱镕基点名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 温家宝担任总理后，汪洋被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成为温家宝的左右手。 还有不少观察家留意他在安徽多年的共青团工作经验。当年邓小平巡视安徽时，也曾特别与这位思想开放的“娃娃市长”见面...“没走一点弯路”的政坛履历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汪洋在政界和民间都备受好评。1、天道酬勤宿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号称“皖北大门”。 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号称“皖北大门”。这里曾经出过嵇康、刘伶、葛婴、朱温等诸多历史名人。也发生过改变历史的关键战役，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楚汉时期的垓下大战、解放前夕的淮海战役等等，宿县均处在中心地位。1955年，汪洋就出生在这里，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生活举步维艰。作为家中的长子，少年就承受丧父之痛的汪洋，不得不替母亲分担起家中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夏季，汪洋选择了从高中辍学，到宿县地区的食品厂做了一名工人。他在食品厂里，一干就是4年，因为他不怕苦、不怕累，很快从一个基层工人成了车间负责人。在此期间，汪洋一直延续了好学的好习惯。而正是这种长期坚持的毅力，使他的付出有了回报，1976年，他被调到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从一名车间工人，被选拔为党的理论宣传干部，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也在情理之中。在五七干校的3年间，他聪明好学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从工人转为干部，在摆脱贫寒家境的同时，汪洋还收获了更大的人生尊严感，更加坚信了靠勤奋拼搏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信念。1979年，命运再次垂青汪洋，他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为期一年，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恰值此时，邓小平访美，实现了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敌对关系。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震撼多于反感。一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文化开放的美国形象冲击着中国人的头脑，一个赴美留学取真经的浪潮在知识界兴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至今甚至已泛滥至中小学生。其实，在如何认识美国这个问题上，汪洋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心里都有一些绕不过的坎，里面夹杂着既复杂又矛盾的感受。这些感受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影响着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和认识，使美国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1972年2月，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大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了！世界政治格局的版图在毛主席和尼克松的谈话间已悄然变动，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未来30年的走向。彼时，17岁的汪洋从广播里听到这则重大新闻时，他的内心会发生怎样的动荡呢？尼克松，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元首，竟被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进了自己的书房？既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既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我们怎么会突然和美国出现和解的迹象？这一切或许让这个17岁的小伙子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困扰。1980年，从党校学成归来的汪洋开始到宿县地委党校担任教员，一年以后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从此，他的政治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1982年，他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从教员到体委主任、党组书记，汪洋只用了短短的7年，一位认识他的熟人这样评价，升迁之快，和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按照现在好多人的说法，升迁过快肯定是凭借关系，但汪洋不是，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位和汪洋交往多年的人士回忆说，“他在公事和私事上分得很清楚。”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到合肥办事，想和汪洋叙叙旧，汪洋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汪洋当时有自己的专车，但是他并没有使用，而是用自行车接他的朋友去家里吃饭，之后又用自行车送老朋友到火车站。但公私分明并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超前的思维和果敢的作风，这一切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时展现得淋漓尽致。2、铜陵实验火箭般升职速度的奇迹背后，是关系？还是思想？海外舆论往往把汪洋作为“团派”明星看待。然而，汪洋在共青团基层历练之际，胡锦涛已经成为团中央书记，两者地位相隔天壤，不可能成为“团派”骨干。汪洋出身平民，也不是什么“红二代”。所以，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主要是响应了时代号召，成了时代思想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实践者。现在，再来回首汪洋在铜陵市长任上的改革举措，就更容易理解了。1988年底，汪洋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铜陵是个较小而且贫困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的4年，汪洋雷厉风行，是颇具改革和创新意识的汪洋彻底展现才华的4年，充分展示了个人独特的政治风采。即使在后来上调国务院以后，他依旧保持这种工作作风，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工作人员评价他是“雷厉风行，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改革和创新的意识很强”。在铜陵，汪洋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而且还引来境外媒体的关注。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此文犹如平地惊雷，由这个贫穷的皖北山区传遍了神州大地。而汪洋就是这件事的领头者。一篇报道曾这样描述他在铜陵的作为——“1991年，《铜陵报》发表文章《醒来，铜陵！》，当地电台同日播出，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就此拉开，在整个铜陵市激起强烈反响。思想大讨论只是汪洋在铜陵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他要确确实实对当地旧体制进行改革，打破束缚地方发展的‘三铁’思想，彻底改革‘三铁’体制。他首先从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整改。当地官员和群众也被他激情四溢的改革决心所带动，开始从冷眼旁观迅速转为积极投入，参与其中。之后，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铜陵沸腾了。”这篇文章后来被《经济日报》转载。《经济日报》不仅配发了消息和评论，还策划了系列报道——《醒来，不只是铜陵》。其后，《经济日报》发表了文章、通讯、评论、编后、编者按、图表、来信30余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招致了许多保守势力的反对。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行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对此次改革，汪洋评价道：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铜陵老百姓则评价汪洋为：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令人振奋的是，在皖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之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思想颇为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层，尤其是邓小平的关注。汪洋由此名震中国，被中央领导称为“有改革风范的少帅”。邓小平看到《经济日报》的报道后，非常赞同汪洋关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不久，邓小平就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提出要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据说，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时，还特别召见了汪洋，称他为“娃娃市长”。也有香港出版的相关图书如此描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会见后，邓对汪洋印象深刻，认为其是个人才。”知情人士透露，关于邓小平接见汪洋的说法版本不一，很难有人能准确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显然在见汪洋前就已注意到他。汪洋在铜陵开始成为当地官员的形象代表，老百姓也从怀疑逐渐到认可他的做法，并给予极高信任。“汪洋形象非常好，人长得很帅，口才又好，加上很多提议都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深为当地官员和民间佩服。”一位曾经近距离接触汪洋的人士说。据他说，汪洋还有一种不同常人的气质。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局长遭到汪洋的严厉批评。“他骂人的时候，让人感到很紧张。”但汪洋骂人既不是那种粗野的，感觉无教养的方式，也不同于那种文绉绉的简单批评，而是很有气度，两眼炯炯有神，咄咄逼人，眼光很有锐气，不怒自威，发火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一震。汪洋不仅会大刀阔斧地改革，也会表现出认真、重视细节的一面。铜陵市有一条长江路，这条路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砖是彩色的，这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一条以彩砖铺地的马路。马路两边，大树成荫，绿色掩盖之处，还有很多欧式别墅样子的厕所，干净美观，曾经有国内官员专门到此参观。4年的铜陵生活，也培养了汪洋的铜陵情怀。曾经有人开玩笑地问汪洋，你是飞鸽牌还是永久牌？他笑着说，当然是永久牌了。汪洋在铜陵的成功改革，大大改善了城市面貌，也激发了铜陵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铜陵人非常希望他能永远留在铜陵，但他们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像汪洋这样级别的干部能够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实属不易。此后不久，19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之后又先后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直至1999年上调中央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先后担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若干职位。2005年末，汪洋重新返回地方，出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在安徽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1999年，44岁的汪洋上调中央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该委最年轻的副主任。他还担任过两个不为外界注意的职务：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保先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他在业务上和政治上都过硬。在温家宝出任总理职务后，2003年，汪洋跃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无论胡锦涛、温家宝还是副总理曾培炎的出访，汪洋多有陪同。3、空降重庆2005年末，中国进行了此年最后一次高层调动，涉及湖南、黑龙江、贵州、重庆，其中新上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颇为引人注目。由于汪洋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干练、超前的改革思维，再加上其有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任职经历，使得中央在考虑西南重镇重庆市委书记的人选时，迅速锁定汪洋。国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致力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但收效不明显。重庆改为直辖市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加之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的核心城市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重点，急需一个年富力强、有魄力、有能力、有眼光、懂得把握大局的当家人来规划和协调大的区域经济整合，。而汪洋正是这样适合的人选。汪洋奉调重庆市委书记，据信，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国家计委工作，熟悉经济课题，并参与制订“十一五”规划，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可助力这座中国最大直辖市新阶段的发展。此外，中央曾为解决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等因素而决定重庆直辖。8年间，重庆主城区获得了发展，但三峡库区却困难重重。而在处理库区矛盾方面，汪洋富有经验。2004年，四川大渡河兴建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县约10万人将被迫迁移。由于居民不满政府的土地征收赔偿方案而引发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时，就是汪洋带着胡锦涛温家宝的四点重要指示前往汉源平息。平息“汉源事件”，外界对汪洋的手腕、能力评价颇高。中组部这样评价汪洋：长期在地方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过多岗位锻炼，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组织协调能力强；工作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工作敢抓敢管，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注重调查研究，把握政策稳妥；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求真务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听取他人意见，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公道正派，处事稳重，待人诚恳，对自己要求严格。完善的性格和过人的才智来自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早期的磨练。汪洋孩提时代，家教甚严，母亲对他管理很严格，汪洋也非常孝顺。自从离开宿县以后，汪洋就很少回到家乡，他也想把母亲接到合肥、北京长年居住，但都被母亲婉言拒绝了。汪洋在安徽省任职期间，每年春节都要回宿县看望母亲，母亲认为路费很贵，表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不必每年都回。在汪洋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更加紧张，回老家的机会也愈发稀少。6年间，只有一次春节回家看望母亲，而且还是悄悄地，没有带秘书，也没有惊动地方政府，汪洋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了宿县。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悄悄地离开了。整个过程非常安静，即使他们家的邻居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母亲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他母亲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儿子，同时也尽量避免给儿子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很多人一直想拜访她，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汪洋一个很好的老乡朋友，到北京出差，去看望汪洋，当得知他母亲依然在宿县居住以后，随即表示一定回老家拜访。当他返回宿县时，正时中秋月圆，他马上拔打汪洋母亲的电话，表示要登门拜访。电话是汪洋的妹妹接的，回答说母亲不在家，去合肥汪洋的弟弟家了。然而事后，他了解到，汪洋母亲根本就没有离开家门一步，只是为了不给汪洋添加任何额外的事情，从而嘱咐女儿无论谁打电话来，一律回答不在家。家严出才子，汪洋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即使成为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以后，他都没有忘记学习，为了顺利从中国科技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坚持学习英文，最终考取了大学英语6级的证书。同时，他还继承了母亲的优良秉性，宽厚待人、严以律己。作为宿县出来的大官，很多老乡希望汪洋能帮他们忙。宿县一个退伍老兵曾经托关系找到汪洋，希望能调配他到合肥工作，但是按照政策他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汪洋在了解情况以后，很耐心地向他作了解释，表示工作还是要按照程序来办。结果这个老兵被说得心服口服，打消了原先的念头。虽然汪洋对自己严格要求，但是对于老百姓，却有着深厚的感情。12月26日，汪洋开展到任后的首次工作——深入三峡库区看望慰问基层贫困党员和群众。在汪洋看来，为百姓办事、把百姓之事放在首要位置是一个政府官员应做之事，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汪洋任职重庆两年以来，先后遇上大旱和大水。2006年6月至8月，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让这个火炉之城如“火上浇油”。这场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总损失达80亿元，约占2005年重庆市GDP的2.5％。上任之初就强调“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好重庆的各项工作”的汪洋，没有手足无措，而是几乎一直奔跑在抗旱第一线，“GDP可以少，人命要确保”成为抗旱防灾的大原则。在他的领导下，“大旱之时要大抗，大旱之后要反思”，重庆最终“减产不减收”，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有灾无难”。即使旱情结束，汪洋也没有松上一口气，而是马上又投入组织预防“大旱之后可能的大汛”，最终经受住了“天灾”的考验，算是给重庆百姓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次年夏季，重庆又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约30个小时内降雨逾300毫米。重庆人看见汪洋身穿救生衣、坐冲锋艇探视重灾区。胡锦涛总书记7月下旬到重庆视察灾情，也侧面显示了中央对重庆救灾及恢复生产工作的肯定。当地民众谈及汪洋到任后，重庆的一个重大变化首先是，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面貌改变了。过往，重庆市的干部比较官僚、浮躁，去年，汪洋下工夫伤肃吏治，令官员放下架子，主动为企业、为百姓服务。据《联合早报》报道，对官员，汪洋要求很严格。他说：“必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汪洋大力提倡干部读书并指定一些书目，“少一些浮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少一些吃喝玩乐、多一些知识文化”。一个耐心寻味的细节是，在重庆遭遇特大旱灾时，汪洋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态度傲慢地两次叫菜农站起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不看了，走！”转身离去，丢下目瞪口呆的一班官员。事后他表示：“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也有人指汪洋是在作秀。但后来的一些事实让这种论调很快破产。一个突出事件就是，震惊2007年中国新闻界的“最牛钉子户”事件。汪洋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以开明、冷静、务实的态度解决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时，“钉子户”户主杨武爬上孤岛般的楼顶大喊：我要见汪洋！舆论一下子将汪洋推到了风口浪尖。汪洋没有寻求有关部门封锁媒体的报道，没有动用执法部门“硬来”，而是指示各方与户主积极谈判，并最终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此事，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称赞。有媒体说，汪洋此举为各级地方政府解决同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还有媒体甚至戏称，汪洋通过了“考试”并获高分。香港《亚洲周刊》评价说，“最牛钉子户”结局皆大欢喜，汪洋为胡温强力冲关通过的《物权法》、为大陆私权保护，写下了一个理想的注脚。就在“最牛钉子户”事件被炒得火热之际，汪洋的另一个重大举动在山城重庆火爆出炉。《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根据汪洋提出的“领导同志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后”的批示，重庆发文要求整顿党报版面，“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这在中国首开先例。香港《亚洲时报》分析指，整顿党报头版的举措显示了汪洋的个人政治智慧。重庆提出的“传媒改革”，早于2003年汪洋刚成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不久，中央已有提出类似的意见，只是地方没有跟从。就在十七大前夕，各地官员忙于“粉饰太平”之际，汪洋也没有封锁“十一”黄金周期间重庆发生客车爆炸、导致27人死亡的消息；加上早前引发中外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问题，最终通过谈判方式得以妥善解决等等，都令他在民众和媒体的心目中加分，无疑增加了其在政坛的筹码。在十七大上，面对媒体，他在谈到自己在重庆的工作时，表示“又满意又不满意，有些工作值得满意，有些工作觉得不满意。”至于哪些方面满意，哪些方面不满意？他对在场的记者说，“你们应该去问问重庆的老百姓，对我有什么满意，什么不满意，比我自己说更有说服力。”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掌声。面对媒体上各种有关自己个性的报道，他则显示了极大的肚量，并笑答“我不算什么个性官员，我是个‘本分官员’！”除了是一名个性官员，汪洋还声称自己是一名“资深网友”。2006年，汪洋被评为“年度网络知识分子”。这一消息成为2006年度网络界最热新闻之一。许多网友“挖掘”到，汪洋与网络竟有深厚的渊源！汪洋到重庆上任后的一系列执政措施和理念深得重庆网民赞赏，被网友称为“汪帅”；2007年重庆经济工作会上，汪洋使用笔记本电脑开会，6月汪洋公布个人电子邮箱向全球网友征集建设“新特区”的意见，并两次约见提意见的网民，20多次以个人名义回复提意见的网民。主政广东后，汪洋继续延续了其“资深网友”的品格。2005年底汪洋到重庆履新时，随着三峡移民主体任务完成，这个已经8岁的直辖市的使命似乎也将完结，而凸显的是它的矛盾和困难：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滞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主城小农村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三峡移民和大量国企下岗工人生计艰难；一些领导干部思想僵化、某些领域腐败现象仍严重…汪洋在重庆的近两年时间是用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到任当日，他就跋山涉水到巫溪县大巴山深处的小山村探望贫困乡亲。在重庆最偏远的城口县，汪洋率领数十官员在山区小道暴走3个多小时，不断爬坡，饿了就吃碗面。他走遍重庆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处就和群众细谈，他了解了重庆，重庆人民也了解了他。汪洋在重庆的近两年时间是用心点点滴滴去做事的。从发动全市人民讨论重庆的人文精神、纠正会风整顿吏治、聘请全球500强企业老总做政府顾问团、为重庆发展在网上向全球问计……外界前所未有地了解重庆，重庆也飞速地在了解世界。毋庸置疑，汪洋之于重庆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城乡统筹和“一圈两翼”战略的成型与付诸实施。在经过步步摸索层层考证，重庆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在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赞同以及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重庆有了新的特殊历史使命——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路，好为西部地区作出示范。　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直辖市，是着眼于重庆自身而言的。“重庆是一个有着特殊市情的直辖市，与其他三个直辖市京、津、沪相比，重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是大城市带大农村。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将重庆定位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直辖市。”汪洋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重庆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闯出一条新路，对整个中西部地区都将有示范作用。重庆向中央送交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方案”。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表态，重庆要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6月9日，就在重庆直辖10周年之前，其与成都双双入围。能在全国10余个省市的激烈竞逐中脱颖而出，重庆固然有中央对其的战略考量，但汪洋在中央丰厚的政治资源亦应功不可没。专家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概念是，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二元结构突出。城市比较发达，农村特别落后。全市3100万人口，2/3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重庆特别具有代表性。同时，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加上三峡工程，生态保护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试验区后，城乡公共财务制度统一，实现财政分配公平，能让政府将更多资金投入农村，改善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试验区内将拥有政策资金扶持，成为中国“新特区”，其意义堪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现时的天津渤海新区相媲美，对重庆未来发展作用不言而喻。基于“小马难拉大车”，重庆还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核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包括周边14个区县在内的“1小时经济圈”，并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库区“两翼”。重庆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著力打造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经济圈”，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两翼”，构建“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到2020年，1小时经济圈内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体系。当时预计该市未来5年内，将有大约200万人口被转移到“1小时经济圈”内，而未来10～15年则将转移400万人，这是重庆承担的三峡移民总数的4倍。届时，“一圈”将形成包括一个特大城市在内的城市体系，聚集超过2000万城镇人口，GDP总量占全市比重从目前的70％提高至80％。从而成为“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核心区域、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主要载体”。美国《纽约时报》形容，重庆将是中国未来的“梦想城市”；而广州《新周刊》重庆专题加在重庆的名头是“第N城”——“最有想象空间”和“最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的汪洋，深知他肩上的分量。他一开始就看得很清，“重庆的发展还处于爬坡上坎、负重前进的阶段，未来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正因如此，他一直呼吁，我们常讲“权力就是责任，工作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不能只当做口号喊，每一名机关干部，都必须把为纳税人服务、为群众服务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来强化，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来遵循，作为一种基本能力来提高，作为一种日常习惯来培养。4、南粤新政从高倡“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到力主“腾笼换鸟、建设幸福广东”；从柔性平息“乌坎风波”、推动农村民主选举，到善待网民“骂娘”、力挺舆论监督，五年来，汪洋主政下的广东，力排众议，筚路蓝缕，为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开放继续摸石头过河。他的开放包容、超前思维、果敢魄力、自信磊落，让这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自我革命”，烙上了浓烈的“汪氏”印记。要追溯汪洋五年来的改革道路，就不得不重温当年他初抵广东时，高倡“解放思想”的那个先声夺人的登场。2007年，任职重庆两年之后的汪洋，奉调南下，主政广东。广东一向被标榜为开风气之先、敢想敢干的地方。2007年12月，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甫一上任的汪洋开宗明义：“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说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面临向前向后的十字路口，各种论调不断浮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汪洋在广东高调掀起解放思想运动，自然引起舆论的关注，一时间，大江南北，“解放思想”成了新的政治流行语。不过，汪洋所面对的挑战不少，因为当时的广东已不是以前那个拥抱改革，时刻希望走在前沿的广东了，而是官场积弊重重。所以，汪洋要使广东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必须另辟蹊径。当年邓小平铺开改革新局时，广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地方。杨尚昆、任仲夷、习仲勋、吴南生等中共元老，均曾主政广东，力推改革。1992年邓小平向极左阵营开火，为市场化改革打气，也是通过南巡广东实现。2007年12月，刚赴广东上任的汪洋就意识到，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向价值链上层的攀升和转型，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于是，汪洋制定了“双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战略——“双转移”即将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侧和广东北部山区转移；东西两侧和粤北山区的劳动力，向当地的二三级产业转移，其中一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汪洋还主张企业“该倒的就让它倒”，让发达起来的企业去施惠普罗大众，问题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牵连，广东近来有五万多家企业倒闭，庞大的失业潮迫使总理温家宝站出来表态“该扶的就要扶”，这种中央与地方互杠的罕见现象，令外界多所揣测。当时，这一发展战略饱受争议，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有些专家甚至予以严厉抨击。对此，汪洋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汪洋顶住来自各方的诟病，坚定地推行这一新战略。面对各方质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解释掷地有声：“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就会带来比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更突出的问题，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使人幸福。”在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还坚持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至于如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汪洋依然是讲要制度创新，要学习美国，用法制环境的保障来吸引人才。中央某大报资深评论员与汪洋曾有过接触，他对“资深网友”汪洋的做派深有感触。该评论员说，日，他应邀到岭南大讲坛作了一次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的演讲，广东有人觉得汪洋的“解放思想”有点空，但他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讲述了一个他在广东切身经历的事实：湛江书记公开述职大会。一把手述职各处都有，但湛江很不同。湛江的做法是，述职大会之前，11位一把手的述职报告都在新浪网发布，欢迎网友“拍砖”。重要的是，这个大会，从始至终都由湛江电视台和当地网站同步直播、全程报道，湛江市民都能看到。令该人士特别感慨的是，市委把11个市区县的网友对述职报告的“拍砖”打印成册，发给与会人员。网友对当地情况很是了解，有些评论很不客气，连他自己都有点受不了。湛江的改革探索随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央某大报还进行专题报道，给予充分肯定。而就在湛江市一把手公开述职之后的第五天，日，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在广州珠岛宾馆和26位网友进行了一次座谈。汪洋的开场白就颇具网络特色：“过去你们在网上‘华山论剑’，今天我们在珠岛‘当面拍砖’。”汪洋治粤的另一大政绩是推动了“大部制改革”“强区扩权”“强县扩权”。“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其内在的机理，汪洋说得好：“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创造各种有效方式，由人民群众依法进行自我管理，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与“解放思想”和“腾笼换鸟”相伴随的，则是广东官场的持续震荡。知情人士透露，广东虽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但本土官员的保守意识却由来已久。比之更甚的，则是广东官场的贪腐之风。2009年，广东爆发官场大地震，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革职查办，一时震惊全国，广东官员人人自危。知情人士表示，陈、王、许的落马，与汪洋的强势治贪有关。另有消息指，汪洋治贪，曾得中南海意旨。香港媒体指，解放思想，整肃官场，是汪洋主政广东后的得意之作。但广东本土官员对汪洋阳奉阴违、消极支持，使得汪洋治粤阻力重重。分析人士说，查办贪腐案，对于汪洋来说，既是一次政治考验，也是一次政治契机。汪洋如果在其任内大力刷新广东吏治，引领广东经济更上层楼，其仕途再上一个台阶亦未可知。观察人士分析，广东官场历来排外倾向严重，所以中央空降省委书记时，通常以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式来强化其权威，以便开展工作。而汪洋是政治局中资历最浅的委员，虽然有安徽、重庆工作的地方经验，但这些省市的地位仍难与广东相提并论，故部分广东官员对其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看他到底能否压得住阵脚，能否带领广东走出新天地。正因如此，在一次省委会上，汪洋还痛斥广东官员的优越感，要求他们克服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同时，汪洋还痛批50名代表缺会，要求纪委严查，此举迅速震慑广东官场。有人士分析，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来都不缺官员，缺的只是个性鲜明、敢于直言、有所作为的官员。而汪洋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个性官员”。汪洋的个性表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爱，敢恨，敢背弃官场规则，敢与上级意旨相争辩，不按官场常理出牌。一个典型事件是他对广东媒体的批评。当地媒体为了抢风头，争先报道汪洋的调研。但汪洋对这些报道也“烦”了，说：“我下去调研，跟群众交谈，这有什么新闻性？也真难为了摄影记者，每次要拍出不同姿势，我又不是体育运动员，运动员摆不同的姿势还有意义，我拍来拍去不就那个样子吗？有些报道里，大会才刚开，就说‘大会一致认为’，这不是糊弄群众吗？”汪洋的一番话，对当地一味跟风的媒体无异于当头棒喝。时至今日，多方事实证明，汪洋治粤已显成效。汪洋推崇发展是硬道理，倡导“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汪洋欣赏分权制衡。在他的推动下，深圳重新启动“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甚至，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汪洋兼容并包。2008年1月至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对此文的观点汪洋非常认同。汪洋热心网络民主。在一次同网友的座谈会上，他说：“互联网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谁掌握了网络，谁就掌握了未来。网络是一柄双刃剑，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介入，趋利避害，正确引导。党和政府一定要通过网络，推进民主，使网络民主成为互联网时代基层民主的新形式、新载体。”由此可见，汪洋身上洋溢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气息。这种气息，正是汪洋的可贵之处，却也是汪洋容易惹争议之处。毕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继续忽视这种分化，作为政治家，就显得思想准备不足了。日，在广东高层交接大会上，刚卸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显然十分动情。此后，他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在回顾五年工作后与大家依依话别，“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如果大家认为这5年我真的融入了广东，请批准我为“广东人””。他又透露自己“即将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做事了”，但承诺将“永远不会忘记广东！永远会服务于广东！”汪洋身着中山装出席了18日下午的干部交接大会。他在回顾广东5年工作时说，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最高、改革开放意识最强的省份。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国内外关注度高，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既有独到的机遇，也有着特殊的挑战，办好广东的事情不容易。汪洋始终在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推陈出新，总结和完善中共执政经验，以法治的手段来延伸社会管理，在发展的进程中满足人民需求，是他最终获得党内外认可的基本经验，也是他在激烈的党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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