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下列地区中，比较适宜农业发展的是（　　）A．西西伯利亚平原B．中西伯利亚高原C．东欧平原的南_百度知道
俄罗斯的下列地区中，比较适宜农业发展的是（　　）A．西西伯利亚平原B．中西伯利亚高原C．东欧平原的南
俄罗斯的下列地区中，比较适宜农业发展的是（　　）A．西西伯利亚平原B．中西伯利亚高原C．东欧平原的南部D．东欧平原的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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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较低，东欧平原南部的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流域是主要的农业区．故选项C符合题意．故选，不利于农业生产俄罗斯地处高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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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总体呈现东快西慢、区域差距扩大态势，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新问题、新矛盾。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纷纷寻找复苏之路、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全球思维、世界眼光，立足国际国内、联系历史和现实，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在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战略抓手。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国际化理论，国际分工、贸易和投资理论，以及区域经济的分工贸易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等，联系我国实际，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提出推进这一战略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建议。
　　一、“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抓手
　　在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情况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加快向西开放。只有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金、能源、资源等要素具备，贸易金融发展扩大，才能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提供这些发展条件，而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能促进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内涵
　　“丝绸之路”最早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是指始于汉朝、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交往通道。当年的“丝绸之路”不仅繁荣了沿线各国的经济文化，也凝结形成了国家交往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既是对历史逻辑和丝路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又符合大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规律，还具有连接“中国梦”、“亚洲梦”和“欧洲梦”的新的时代内涵。
　　当前，世界经济低位分化缓慢复苏，发达国家相继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TiSA）等新议题和新规则，对我国外需和国际经贸参与的限制增多；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严重，环境污染约束强化，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增加。为携手周边发展中国家，寻找利益共同点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动力，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以中国为中心，涵盖亚欧非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沿线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日本、俄罗斯等都曾提出类似构想，但都以控制欧亚的经济乃至政治为目的而未受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和平台。因此受到中亚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赞扬，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二）“一带一路”战略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一个长期问题。国家相继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主体功能区等战略，总体效果不够明显。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一是“一带一路”战略立足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效衔接了沿线各国的利益契合点。首先是这一战略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决，一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很多国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我国钢铁过剩，但很多国家正在加速工业化，需要大量钢铁和建材。其次是能较好满足亚欧非国家的发展需求。中国将以带状经济、走廊经济、贸易便利化、技术和经济援助等方式推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上述地区结构性矛盾突出，内部经济增长动力缺失，西方发达国家又不可能成为引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国市场广阔，技术相对成熟，资金较为充裕，经济长期基本面稳定，沿线国家大多希望搭上我国发展“快车”。2020年我国将形成5亿-6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商机。再次是“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促进我国中西部发展。我国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可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向外转移。目前我国向沿线国家投资占我国对外投资的13%，对东南亚投资仅相当于欧盟投资的1.5%、日本的3%。未来10年，我国在沿线国家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的70%。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2020年前亚洲地区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互联网、物联网等设施每年需要投资7300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人民币使用量增加和管理制度变革，有利于在中西部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应市场发展趋势，较好把握了生产要素向中西部转移的时机。过去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效果不够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生产要素自动流向东部背景下，发展中西部主要靠政府投资的引导。近几年，随着我国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东部要素成本高企、企业盈利空间大大压缩、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相反，中西部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等经济起飞所需的基本条件。各类生产要素和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始向中西部地区集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近两年，笔记本电脑产业大量积聚重庆、三星集团巨额投资西安等都是典型案例。在此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加强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东部重点是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西部地区重点是发挥区位优势、综合经济文化和民族人文优势，建设向西向北开放的通道、枢纽、基地和窗口，内陆地区利用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通过路铁水空联运，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这将有利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形成东中西部市场的互动以及地方政府的配合，有利于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发展和制度完善创新。
　　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在提出理念的同时，更有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跟进。“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充分考虑到相对落后国家的现实困难，提议并出巨资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以下简称“丝路基金”）。日宣布筹建亚投行，目前已经有57个国家参与创立。日丝路基金宣布筹建，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目前已开始运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也于日在上海成立。而且中国利用各种多双边国际场合，阐明所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意义，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效果明显。这些金融机构将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合作并借鉴其成功经验，将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重大合作项目、产业园区建设、贸易投资合作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配合“一带一路”推进自贸区战略。
　　四是中国综合国力、企业竞争力及资本输出能力显著增强，能在开放中实现共赢。回顾历史，世界大国崛起都是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实现的。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通过继续扩大开放提升国力以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我国长期封闭环境下的企业在生产、经营等方面无法与国际展开公平竞争，中西部地区企业竞争力尤其不足。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国内企业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大幅提升，已有条件有基础在对外开放中参与平等竞争。同样，我国经过30多年的商品输出阶段，富余资本和外汇储备大量积累，人民币币值稳定，国际地位提升。我国正在向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阶段转变。“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西部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提供更多竞争合作的机遇。
　　（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潜在风险
　　在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诸多风险和挑战。有效管控各类风险，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提。
　　一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是促进各国相互合作交流的大战略，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由于涉及国家众多，情况复杂，沿线国家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突出。地缘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投资能否收回、经济合作环境稳定与否的关键。比如最近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与政府军的战争等导致缅甸国内政局不稳定，不仅可能影响“一带一路”通道畅通，而且可能导致已经确定的经贸投资项目搁置。当年密松水电项目搁浅，就给中方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二是美国等国蓄意挑战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迅速发展，心态复杂，遏制不断，不希望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在西欧等国加入亚投行之际，美国的态度和大作“特别提款权”（SDR）文章就是证明。除了美国以外，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政治和人口大国，出于种种考虑，也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有所顾忌，不排除在未来推出挑战这一战略的新举措或者新理念。如美国可能操纵评级机构影响亚投行发债融资能力，印度可能推出“印度制造”，俄罗斯希望主导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即使现在表现积极的发达国家，也不排除未来左右亚投行发展方向的可能。
　　三是领导经验不足和延缓国内改革风险。我国过去一直都是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没有相关领导经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中分一杯羹，但各国情况差异大，很多规则制度难以“一刀切”，这对我国在未来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形成较大考验。我国国有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销售过剩商品以及过剩产能都被利用起来时，科技创新的脚步反而可能会放缓，会出现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如果一哄而起，还可能会形成新的外国政府或企业为主的债务隐患。经济运行压力释放，政府简政放权、改善营商环境、建设统一市场等改革将动力不足。
　　二、我国区域经济东快西慢，发展差距总体扩大
　　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东部发达中西部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合理布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五”初期和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工业、国防和交通项目集中在中西部建设，中西部因此集中了大批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工业和经济在全国所占份额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和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倾斜集中，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开始扩大，东快西慢的走势一直延续至今。
　　一是区域之间经济规模差距大。首先是东部经济规模和人均GDP都高于中西部。2013年东部地区GDP达37.8万亿元，分别相当于中、西部的2.4倍和3倍；人均GDP达6.7万元／人，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的1.8倍和1.9倍。其次是省份之间差距更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广东省GDP是西藏的77倍，人均GDP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贵州省的4.3倍（见表1）。再次是不同省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按2013年人均GDP，全国相关省份（不含台湾省）可分为四个梯队：一是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有6个省（区、市），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浙江；二是人均GDP在7000美元-10000美元（全国平均6900美元）的有5个省，即辽宁、吉林、福建、山东、广东；三是人均GDP在5000美元-7000美元的有15个省（区、市）；四是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有5个省（区）。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东中部基本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西部相对落后。
表1：2013年全国和部分省区市人口及GDP情况
　　二是区域之间经济结构差距大。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发达。北京和上海第三产业占比已经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天津和广东则是第二、三产业基本相当。中西部农业占比依然较高，河南、安徽、贵州、西藏都超过10%，新疆更是高达l7.6%（见表2）。从需求结构看，东部地区消费水平较高，中西部更多资金用于投资。消费方面，2013年东部人均消费水平在2.5万元左右，相当于中部和西部的2-3倍，且东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小。②投资方面，上海、北京等地资本形成总额都不足l万亿元，相反，中西部省份投资还在高位增长。从城乡结构看，东部城镇化率普遍都在60%以上，北京、上海、天津更是超过85%，而贵州和西藏只有不到40%。经济主体结构不同，2013年末，东部集中了全国55.4%和40%的法人企业和从业人员，个体户和从业人员只占40%和43.6%，说明中西部市场主体规模较小，竞争能力有限。从收入和消费结构看，2013年，东部、西部和中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分别为58563元、46966元和42767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分别为35847元、30454元和27149元，收入差距导致消费结构不同，2013年东部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33%左右，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支出合计占30%左右，而中、西部占比分别约为38%和20%，东部人均汽车拥有量相当于中、西部的2倍左右。
　　三是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差距大。东、中、西部的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差距大，且越往基层差距越大。－各类教育机构、教职人员、学生数量都东多西少，西部学生向中东部流动的态势依然明显。医疗、科技、体育、文化等领域的设施、从业人数、收入水平等都呈现类似规律。此外，东部基础设施好于中西部，2013年底北京、天津的铁路密度相当干西藏的200倍、新疆的25倍，公路和机场密度也有10-20倍差距，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利用程度也都存在明显差距。
表2：2013年全国和部分省区市产业结构
　　可见，要在“新常态”下寻找经济新动力和新增长点，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保持中西部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扭转目前东西差距过大局面，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三、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分析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有三大类：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的斯密式增长，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熊彼特式增长，以产权保护、制度变革为核心的奥尔森式增长（张宇燕，2013）。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既有区位、禀赋等自然原因，也有政策策略滞后导致的生产要素不足、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制度变革少等人为原因。要与东部实现协调发展，应主要通过制度变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创新，关键一环在于向西开放。
　　一是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西部处于发展劣势。首先是区位差异。东部地区沿海，且与日本、韩国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临近。通过海上通道发展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技术交流比较便利。相比而言，中西部没有港口，陆路交通优势因缺乏必要设施而无法发挥，吸引生产要素的能力不足，相邻经济体发展水平低，对外经贸合作少。其次是资源禀赋差异。中西部是国内农业、矿业和重工业基地。在基础设施落后、政策不完善情况下，资源丰富往往恶化贸易条件，“资源诅咒”现象抑制区域发展。相反，东部虽然资源有限，但改革开放后凭借政策优势，集聚了大量高质量生产要素，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等经济增长极。在没有足够外力作用时，生产要素集聚使地区间的初始差距加速扩大。中西部地区虽然占了近90%的国土面积，却缺少增长极。
　　二是过去发展模式下东部地区比较优势明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战略作用下，我国形成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的模式。投资方面，东部率先开放政策使人、财、物等要素加快向东部集中，相应对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大量增加，上述领域投资一度持续快于中西部。扩大出口带动东部加快开放，我国西部拥有72%的国土和27%的人口，外贸总量只占全国的6%，双向投资占比不足10%。反观东部，劳动力素质优势弥补了价格劣势，资金集中且金融相对发达，土地使用政策灵活，人才集中增加了技术模仿和创新的规模效应，海上运输条件便利，进一步扩大了与中西部的差距。
　　三是过去的发展战略未能有效缩小地区差距。面对不断扩大的区域差距，国家先后实施多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11年开始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但由于利用和引导市场力量的程度以及配套措施不足等原因，缩小区域差距的效果十分有限。1978年时东、中、西部经济总量之比为50：29：21，2013年这一比重变为55.4：24.6：20。期间尽管有所波动，但区域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归根到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因为原始禀赋状态下，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贸易发展和市场化改革大幅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水平。作为修正市场失灵的政府政策，又存在运用市场不到位、东中西部互动少、国际国内欠统筹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
　　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相关政策配套建议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是遵循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基于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心一一外围理论，扩大向西开放，以产业带动经济，以重点城市带动经济走廊。这需要综合运用规划、财政、金融和经贸等政策，抓住机遇，管控风险，统筹处理好近中远期、东中西部、国际国内、改革与发展、实体与金融等关系，带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制定执行完备规划，引领战略实施
　　一是不同地区不同定位。东部经济发达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近饱和，未来重点是在人才、技术等环节走“创新驱动”之路，站在产业链顶端，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中部地区有区位优势，劳动力丰富，但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和财力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低。因此，中西部要在生态环保基础上，承接产业转移，立足产业链中下段的加工制造和向西出口，发展洁净煤、风光电等清洁能源和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二是区域内规划重点城市。把新疆和福建建成“一带一路”核心区，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完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路网和陆海联运建设，推进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支持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三是区域战略之间呼应联动。衔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调发展”等战略，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引向中西部。在西北、东南、西南、东北等不同方位，依托重点城市，分别制定实施落实“一带一路”的子战略。四是严格执行、定期评估和完善相关规划。
　　（二）改革财税制度、完善政策，引导和强化市场力量
　　一是加快实施财税领域改革。在简政放权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加快在中西部试点完善地方税体系，公开政府预算，改革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债务等改革，给予中西部适度宽松的财税制度支持，使其在更高水平上更规范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二是通盘考虑整个产业链条和区域互动发展，给予鼓励型企业、行业以所得税、增值税、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或者延缓等优惠。三是进一步完善关税、出口退税、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等的财税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贸易发展和双向投资。四是提升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撬动市场力量跟进。推行政府购买商品、服务，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和财政贴息等方式，为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项目融资，同时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政府规划方向。
　　（三）金融改革和创新相结合，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一是创新设计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架构。应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经验，按金融控制股份公司的“子母银行”架构，建设“事业部”与独立法人“子银行”相结合的金砖银行，在南宁、西安、哈尔滨、昆明等地分设10个子银行，整合相关国家资源，进行发债和投融资操作。在上海设立总部母银行（HoldingCompany）控股子银行，研究总体战略。丝路基金要按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完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亚投行应形成多边协作的开放金融平台，让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其中。二是扩大人民币使用国际化。加快向海内外市场推介跨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推进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离岸人民币存贷款、资金产品、衍生产品与大宗商品服务，培育人民币定价机制。三是支持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支持金融机构跟踪“一带一路”进展，发挥信贷、信用中介、资本市场、资产估值、兼并重组、信息收集与交流等金融服务作用，为各国之间贸易、投资和经济金融往来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用金融纽带连接“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保障产业转移和产业链的资金支持。利用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助力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推动国内产能向国外转移。运用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支持私营基金公司“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等民间资本成立银行、基金、证券、投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和参与建设项目。
　　（四）完善贸易和投资政策，用开放推动“一带一路”战略
　　一是加快发展区域贸易。加强国内外的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合作，降低国内地区间经济运行成本，提高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发展国际营销和跨境电子商务，在沿线特别是中西部节点城市建立仓储物流基地和分拨中心。扩大服务贸易，培育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积极推进中医药等特色服务贸易发展，发展通信、金融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贸易。二是扩大双向投资合作。引导我国轻工、纺织、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投资设厂，制定推行区域化标准，保证“走出去”的水平。鼓励重化工产业投资矿产资源富集、基础设施好的国家，实现开采、冶炼、加工一体化发展。在“一带一路”主要交通节点和港口建设自贸园区，共建经贸合作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增加。三是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筹协调好国内多条跨国货运班列的运量、频次和主运商品。统筹谋划陆、海、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骨干通道建设，建设备用通道，防止地缘政治阻隔交通。对接各国交通规划、技术标准，建立全程运输协调机制，降低国际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
　　（五）配套措施的建议
　　一是宣传和践行“一带一路”合作方式多元化和合作对象开放性特征，突出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互利互信、平等协商原则，打消国际社会误解和曲解，尽可能争取更多国家理解支持。二是与现有国际组织分工合作，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共同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三是加强科技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以智能制造、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突破。四是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五是保护生态环境。“走出去”企业要遵守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建设绿色、和谐、共赢的“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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