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第二季”开启 两名新候选人接受“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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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竞选开始“第二季”。两名新的候选人——来自斯洛伐克的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和阿根廷的苏珊娜·马尔科拉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全球“面试”。
中新社报道，和4月份“第一季”中接受“面试”的9名候选人一样，莱恰克和马尔科拉当天也是在联合国托管理事厅，与193个会员国和2个观察国的代表进行非正式对话。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竞选愿景，接受了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的多轮盘问，也回答了民间组织发来的视频提问，其过程向全球直播。
这两名“新人”都是在5月底刚刚被推荐为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现年53岁的莱恰克是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部长，61岁的马尔科拉则是阿根廷外长。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经安理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任命。去年9月，联大通过决议，决定将提高秘书长遴选过程的透明度与包容性。今年4月12日至13日，9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面试”，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安排秘书长候选人公开陈述竞选主张。
7日当天“面试”的两名候选人都有联合国的相关工作经验。莱恰克曾在1999年至200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爱德华?库坎的助理。马尔科拉的相关经验则更加丰富，她既担任过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办公厅主任，也曾是联合国外勤保障部的首位负责人，还曾是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运营官。
莱恰克和马尔科拉的身份还分别“符合”了当前两种关于下一届秘书长的呼声，一是按地区轮换惯例，不少国家认为新秘书长应该出自东欧，另一个则是要求出现女秘书长的强烈呼声。
不过，在“第一季”参加“面试”的9位候选人中就有4名女性，也不乏来自东欧国家的外交家，更有候选人两者兼之，其中联合国工作经验丰富的也不在少数。
按惯例，联合国安理会将在7月开始下一届秘书长遴选，之后向联大提出推荐人选由联大任命。现任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结束，新秘书长任期从日开始。
（编辑：张晓白）
Copyright (C) 2008 Nouvelles d'Europe.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号-1][京公网安备-1][转载]戚本禹四川种粮&在庐山会议前夕向毛主席报告了粮食产量的真相
戚本禹四川种粮 在庐山会议前夕向毛主席
报告了粮食产量的真相
作者：戚本禹
原编者按：戚本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历尽艰难的一生，于本月20日在上海病逝。戚本禹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时被调去中南海政治秘书室担任秘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戚本禹参与起草文革的标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随后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并兼任新组建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7月担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受毛泽东的派遣，戚本禹随田家英等人去四川省新繁县作调查研究。他们不顾层层阻挠，鼓励基层干部讲真话，坚持把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就农业问题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们的《党内通信》在他们调研点大丰公社反复宣讲。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在调查中，戚本禹坚持亲自实地种田，并吸收了当地农民的实践经验。在收获夏粮后，他根据真实的粮食产量，写成了《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这份报告在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送达了毛泽东。下面这篇记录经过戚本禹本人的亲自阅读和批注。谨以此文纪念戚本禹。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受毛泽东的派遣，戚本禹和田家英在四川新繁县实地调查。在调查点大丰公社，他们不顾省委的阻挠，鼓励基层干部讲真话，坚持把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就农业问题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们的《党内通信》在基层宣讲。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而在调查组中，戚本禹更是坚持亲自种田，吸收当地农民的经验，并与基层干部一起写成了《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突破维持“高产神话”的政治高压，送达毛泽东。下面这篇记录经过戚本禹本人的亲自阅读和批注。
封面上的留言乃戚本禹本人所书。
【1959年，四川】……议论到密植，田家英又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驼子，种的果树长得又快又高，结的果子又早又多又好。有人问他诀窍何在，驼子道，他并无奇技，不过顺应事物本性，尊重自然规律罢了。而有个官员，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叫老百姓如何耕植，如何收割，好像是很关心老百姓，结果反倒给老百姓带来灾难[1]。
他努力用行动去缩短“田主任”和黎民百姓的距离，冲破那道处心积虑设置的“隔离墙
”。一天，他在场口遇到混熟的大队干部林功谦，和他谈了很久，林被他的真诚打动了：“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只有6百多斤。”有几位老农民向他吐露了实情，说眼下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四两多黄谷，碾成大米不足3两[2]，连清汤稀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下达后，田家英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一场争执。田争辩说，省委规定的密植标准根本行不通，根据他在崇义乡（即大丰公社）的调查，去年搞密植造成减产，产量纯属虚报，社员吃不饱饭。李井泉坚称是增产，吃不饱是假相，粮食不够是被瞒产私分了。李井泉5月18日在对温江地区县委书记的讲话中，耿耿于怀的谈到此事：
崇义乡去年产量没有那么多?崇义乡为什么要多报一点呢?为什么不愿把产量账拿出来呢?崇义乡没有瞒产私分是不可能的。
田家英是大丰人不幸岁月中的幸运，他参加省委传达的《党内通信》的会议后，不理睬李井泉“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再传达到生产队”那一套，和公社书记罗述远商量，在公社的有线广播喇叭里宣读：“找到几个口齿清楚的女娃娃当广播员，一天播几次，连播几天，让全公社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又在社员大会上用纯正的乡音亲自念了三遍，提出：秧子栽稀栽密，不作硬性规定，不强求一致，根据不同情况自行决定。
田家英安排工作人员种植的试验田，数戚本禹的一块搞得最像样。此时28岁的科长戚本禹还没有什么名气，被他落户的四中队干部社员叫做“老戚同志”。老戚同志决心按毛主席的要求亲自动手把粮食产量弄个水落石出。他搞了一块麦田，一块早稻田的试验田。割麦子的时候，他守在田里，叫人把散落在地里的麦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亲自把称，不许任何人搅合，结果亩产只有三百几十斤。而社里报1958年小麦平均亩产500斤。他心里有点数了。
种稻子的时候，他从犁田开始亲历亲为。老戚同志露着白生生的腿赶着牛在田里踉踉跄跄，小孩在田边看得嘻嘻哈哈。自以为渐入佳境一个操作失当，牛将犁把拉断，老戚五体投地地脑袋扎进稀泥，招致众小孩哄堂大笑。犁是农家贵重之物，那时要值四五十元，老戚工资是16级月薪100多元，坚持要照价赔偿，公社不收，说是上面有规定。
书中是戚本禹的批注
插秧时他问老农，按照上面规定的密植标准种行不行?老农说那是付“烂药”吃不得，还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为什么那是付烂药，说得他心服口服。他和田家英一合计，决定接受老农的意见，栽得比省里规定的密植标准稀了一倍还多，种完后组织县上和各公社干部参观。参观者纷纷对“中央试验田”的栽法叫好，连大名鼎鼎的新民公社书记罗世发也说“中央来的人懂行!”只有县委书记曹云生和大丰公社书记罗远述不敢表态。消息很快传到专区和省里，引起一阵惊恐。田家英争辩说，这是“政策性试验”，“即使我失败了，也不过是一个公社，四川有几千个公社，影响不了大局。”结果田家英在大丰公社“另搞一套”的消息不胫而走，对于密植命令敢怒不敢言的人们蠢蠢欲动，大有一哄而下之势。省委立即打招呼：大丰是田主任在搞试点，仅属例外，其它地方不能效仿。
秧子长起来了，老农说要追肥，最好的肥料是人粪。老戚就和社员到成都市区去掏大粪。来回一趟五六十里，掏粪还要站班排队，半道上遇到下雨，就躺在粪车下躲雨。一天装上粪天已黑了，又下起大雨，老戚只好和同伴到实业街省委招待所投宿。门卫不让进，老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工作队，门卫打电话向省委交际处请示后，才放他们进了门。田家英也亲自参与到成都拉粪。为了不让进程拉粪推粪的农民饿肚子，他还同公社商量决定在途中设立就餐点，免票(粮票)免费供应半斤大米的干饭，这一来人人争先恐后。“中央试验田”灌了十车大粪后，老农告诉老戚，使不得了，再灌就只能收草了。老戚就知道，所谓肥越多粮越多的经验也是行不通的。他问这块试验田亩产能否上千，老农说也就五六百斤。
用政治恐怖维护高产神话，以便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进行高征购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田家英，他必须揭穿这个神话，让中央了解真相，他选中名声赫赫新民公社。这是李井泉一手扶持起来的典型，公社书记罗世发头上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等一大串头衔，让他说真话分量非同一般。但罗世发避而不见。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年热天，突然接到县委通知，田家英要到新民来调查。我一想，烫!高产卫星是‘水’的，推广双季稻，搞密植，明明是强迫牯牛下儿。说真的得罪省上，说假的得罪中央，两头脱不到手，我就安排了三个生产队长向田家英汇报，我躲开了······”
田家英十分无奈。1959年6月下旬，他赶赴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离开前他在公社火神庙坝子上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高声宣布：“向党讲了老实话的同志们，请放心!今后如果有人敢打击报复，你们就到北京来找我，来回车票不要你们掏钱!”但是他带走的一份调查报告，结论仍是四川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可以“维持”，他对戚本禹说，这样写主席比较容易接受。
田家英走后，戚本禹继续调查。他知道让罗世发开口的难处，先征求县委书记曹云生的意见，让曹先给罗做工作;又带上县上一位和罗关系很好的干部，以增加罗的信任感。见面后就恭维罗书记说，你在全国人大的发言我看了，佩服佩服。套上近乎后便晓以大义：我为什么来找你?因为你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有身份的人。你应该代表农民说他们心头想说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党性，对党忠诚老实。报多报少，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计划，情况不真实，整个国家计划就会出问题。中央已经着手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这些错误了，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呢?他对罗说，我们在崇义搞了试验田，用最好的田地，完全按照你们介绍的经验做，证明打不了两千斤。······”罗世发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他，像是把每句话都吃进心里。罗世发后来回忆：“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尽情尽理，我还有啥子说?我就把1958年怎样搞真假两本账，上报的产量是假的， 一五一十的给他谈了······”
田家英带着逢先知去了庐山后，重庆姑娘骆文惠也回了重庆，工作组只剩下戚本禹和李学谦。恰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史敬棠来大丰公社。史敬棠延安时就曾替毛泽东管过图书。眼下他是政研室主任陈伯达的下属，与戚本禹熟识。戚本禹就拉上他去见了罗世发。然后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工作组在崇义公社搞试验田的过程、结果，和包括罗世发在内的一些干部反映的实情，证明这里宣称的粮食产量是虚报浮夸。史敬棠李学谦对报告表示赞同，一起在报告上签了名，然后将报告送达在庐山的田家英。
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田家英同志：
我们在6月27日到四川新繁县禾登乡罗世发所在公社访问，参观了他们的庄稼、食堂，并和罗世发(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劳动模范)谈了一阵。
罗世发所在公社原来是新繁人民公社的禾登大队，权力下放以后，改为公社。罗世发现在具体来到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第一管理区共有土地5600多亩，人口3400多人(862户)，劳动力1800多个。我们在访问中，着重了解了这个管理取得粮食产量和并田、密植等问题。现将我们了解到的一些问题和罗世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报告如下：
一、去年的产量究竟有多少？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友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罗世友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
今年3月，罗世友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
但是，这些文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
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
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　　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三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生产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
罗世发还谈到他们这几个管理区几年来水稻平均亩产的情况，现列表如下：
根据这个增产数字，1955到1957两年水稻增产率只有1.32%，而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间，水稻增产就达到22.34%—32.12%之间，这个管理区增产速度是很快的。
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的，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3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
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种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八百斤，报的却是二千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要整死人。”
总的说来，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们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二千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四百斤，给你们剩一千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四百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这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二千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话，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新繁县今年和去年的粮食产量，现在还没有最后算出来，罗世发说，党委也没有做研究，不敢说。一种估计是400斤左右。但从今年春季麦子收交帐上看，似乎不够这个数目。罗世发这个管理区今年小春麦子是880亩，完成征收人任务22万斤，留麦种17000斤，还有3万斤没打的麦泡泡。照这样算，产量有340-350斤。究竟实际有多少，还摸不准。这个管理区有一块1亩3分田的麦子，长得最好，原来计划是亩产1万斤，专家评定是2000斤。生长后期李井泉通知来参观过，说起码能打2500斤，实际收的结果是亩产788斤半，这块麦田高产的经验是：
肥料足(泥巴肥1万斤，商品肥100挑);深耕1尺，种子35斤。密植规格3&7寸。
二、卫星田造成的浪费很大
去年这里也刮了一阵并田放卫星的风，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整个管理区并了40多亩，动员了600多个劳动力，搞了三四天。结果并的秧子都烂了，臭气四溢，颗粒未收。按照平均产量计算，这40亩田少收谷子3万多斤，可以供给全管理区社员吃半个月。此外，为了并田还看了许多竹子做搬运工具。群众到现在还对这件事情不高兴。
三、密植问题
罗世发对现在推广的密植规格有很多意见。
去年这里总结和推广的水稻密植规格是3&7寸。但实际上农民栽下去的大多数是4&7寸、5&7寸，有一小部分是4&8寸、5成8寸，或者是6&7寸、7&7寸的。真正栽下3&7寸的并不是很多。此外，他们去年还试验栽了一些1&2寸、3&3寸、2&5寸和3&3&7寸的双行条栽(即双龙出海)。才能够收获的结果看，过分密植的1&2寸产量最低，亩产只有几十斤。3&3寸、2&5寸、和3&3&7寸的产量也不高。产量最高的是4&8寸，亩产有八九百斤。
今年上级全面推广3&3成7寸、3&7寸的密植经验，而且规格质量要求很高。许多社员和干部思想不完全搞得通，但是又不敢讲。现在秧子块长起来了，又开始返黄，追加肥料又怕倒伏。特别是3&3&7寸的稻草，庄稼秧子虽然长得很好看，但实际上质量最差。罗世发领我们参观时，用手拨开天当中的禾苗给我们看，许多禾苗茎部细弱，字母秧枯萎，吊吊短小，有效穗只占三四成。罗世发说：“如果记者专家来参观，站在田坎上看看，数数田边上的吊吊，敲敲算盘子，保险能敲出个一二千斤。但是最后打起谷子来，没几百斤。”
罗世发说：“密植还是好的，也不能保守。有些规格才栽了一年，还不能就做结论。有些规格栽下去后，减了产，也不能都怪密植，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根据目前条件，大面积的密植规格还是4&8寸、5&7寸、7&8寸，为好。”
罗世发听说我们所在的大丰公社今年栽了很多6&7寸、7&8寸的秧子，他说：“现在六七寸、七八寸的抬不起头来，将来收谷子倒有可能翘尾巴。”他的理由是6&7寸、7&8寸虽然每亩的窝数比较少，但是每窝兜率强，一窝秧子可以顶3&7寸的好几窝。算起账来，总穗数不一定比3&7寸的少。而且节省种秧苗，薅秧子、追肥都方便，只要田间管理好，增产还是有把握的。
史敬堂 戚本禹 李学谦 195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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