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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林：开始裸奔的茅于轼
作者：俞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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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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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裸奔的茅于轼
作者:李春林
　　我不竟有些莫名惊诧：茅氏缘何突然提出这个命题？莫非有谁在“迫害富人”了？仔细阅完全文，我止不住洒然一笑，原来茅氏又玩弄了一回伪命题，他从头到尾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哪个机构、群体或个人在“迫害富人”。
　　不过，茅氏提出问题的方式倒很有一番考究，他首先提出了为社会病垢的“富人犯罪多发性”这一热点问题，随后开列了这样一个公众心理路径：“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逻辑预设，多少显得茅氏有些无耻，因为第一，关于“富人为富不仁”的社会心理，并非基于此。第二，这一逻辑预设，把此前社会公众一个严肃的话题变得委琐和阴暗，使其具有了明显的非理性色彩。
　　时间长短与财富多少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没有，茅氏听说过有多少中国人在骂比尔·盖茨？如果按时间长短来看，他短时间累积的财富，非任何一个中国人能比，但国人鲜有骂这个一夜暴富的传奇人物；茅氏有听说多少中国人在骂刘永好？他曾是中国第一富豪，从时间上看，与国内其他富豪比，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可是刘永好并没有成为谁的靶子。
　　那么，茅氏为什么会把社会心理往这一路径上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回避另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一些富豪富起来的方式。最近几年，关于各路富豪通过行贿巧取豪夺，大肆瓜分国有资产的报道，时有所闻；关于一些低素质富人的嚣张与飞扬跋扈、做出令人齿冷的事的传言，不绝于耳。
　　而正是这些不正当的富起来的方式，和一些富人有损公众尊严和社会价值的言行，导致了社会对问题富豪的声讨与反思。如果真要说现在社会有仇富现象，仇的也不是富豪，而是问题富豪。
　　我想问茅氏一句：问题富豪该不该仇？你依据哪种理由认为这些问题富豪能给穷人带来幸福？你依据哪种理由觉得现在社会对富豪的保护不够？
　　事实上，与茅氏所说正相反，我们社会对富豪的保护并不是不够，而是太多：
　　与一般人比，富豪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媒体关注，富豪有更大的机会进政协参政议政，富豪有更多机会得到社会的各种荣誉和奖励，富豪有更强的实力购买比穷人多得多的服务（包括政府服务和金融服务）和享受。在犯罪量刑方面，即使与官员比，富豪也得到了额外的“优惠”。
　　对这一点，国内知名报人席文举深有感触，他说，从很多已经披露的经济犯罪案例看，问题富豪在行贿受贿环节一般是主动的，甚至是绞尽脑汁的，他们主动勾引官员犯罪被暴光后，在舆论方面，报道一般更多在指责官员；而官员的量刑，也往往比这些问题富豪重得多。此外，从事后的反思看，对官员犯罪，组织部门、宣传部门都有将其中典型案例在政府内巡回展示，并通过媒体扩大这一警示范围。你说作秀也罢装点门面也罢，可你看见管着这些富豪的工商联或其他什么机构，在这些问题富人被绳之以法后，开会反思过吗？搞过什么巡回展示吗？没有，我们至今还没听到哪个管着这些富豪的机构有此举。
　　在一个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富豪，我们关注穷人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变富，而不是更穷。不过，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也不欢迎问题富豪，问题富豪之所以能富，就在于他们是以非法手段谋取利益，这一行为不但损害了社会公正，还妨碍了其他人致富，也就是说，问题富豪不但不可能让穷人幸福，而且还在从物质和精神上剥夺其他人的幸福，在阻挠其他人变富。道理很简单，问题富豪通过非法手段谋取到社会资源后，就剥夺了那些想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这些资源的人的可能性。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高深，也不难懂，为什么在经济学界颇有声名的茅氏会虚晃一枪后，唐突地向全社会端出“保护富人”这道菜呢？其实捅破一层利益的纸，这里面被遮着藏着的奥妙一目了然：这样的言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强大而明确的购买需求。
　　今天的中国，利益已经高度分化，而且这些高度分化的利益，也引发了诸多严峻的社会矛盾，比如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比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这些有焦点意义的社会矛盾，无不在体现富人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搏弈。
　　富人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舆论上的支持，所以他们纷纷通过捐赠、会务、甚至直接给报酬的方式，找各路专家为他们代言一些利益诉求，这些专家，当然不独只有茅氏，还有一大批，这其中言论最出格的，可能首推一个叫钟伟的学者，他在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时候，仿佛吃了摇头丸那样高亢地声称，自己“不知道老百姓是谁”。
　　其实，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钟伟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可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就搞得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了，这个新闻特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由于有明确而巨大的利益诉求，富人们为通往这些诉求的道路上预支了巨额成本，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家，还是与富人博弈的社会其他群体，却并没有为此配置相应的对策，比如我今天牺牲休息时间，打了这么多字，不但不能带来一分钱的收益，而且还得罪了一大帮子掌握着各类社会资源的人，从“经济人假设”这个角度看，我这个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是非理性的：我不但付出了劳动没有收益，还为自己制造了一些掌握了丰富社会资源的敌人，甚至可能承受被一些精英妖魔化这一后果。
　　也许，正是由于旺盛的购买需求，才有茅氏不顾晚节，一再向社会抛出惊世骇俗的言论的壮举，因为如果说茅氏不知道这些言论会引来如潮的骂声，那是在侮辱他的智商，他所谓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仅仅在藤讯新闻，不到24小时就打捞起来了近1万个回帖，这近万的回帖里，鲜有支持者。
　　整个来看，这其中的最亮点，不是茅这些话里究竟有哪些智慧，也不是他究竟已得到或能得到哪些人的物质或精神上的褒奖，而是茅氏说这些话的勇气。
　　对了，“需要站在社会大多数对立面的勇气”，这话，好象另一个风云人物-----张维迎也曾说过。
茅于轼：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可能变富 13:29:02 深圳新闻网
&&&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 最近几年接连发生了一批“问题富豪”落马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些落马民营企业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如此？企业家在转制过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还是个案？&&& &&& 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 这个讨论背后可能有深刻含义。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看，反对者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财产合法化。&&& &&& 现在宪法中对于公私财产保护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对私有财产缺乏严格保护，就会给侵犯他人财产留下机会，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侵犯他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产。这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 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1980年开始颁布并实施，可是当年全国只征收了16万元，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缴税。&&& &&&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 &&&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差距，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还有社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在现实世界中，比较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 &&& 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 难道社会不需要企业家吗？当然不是。只是现在中国好的企业家太少！&&& &&& 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上没有了企业家将出现什么情况？那时劳动、资本、技术、市场不能合理地组合起来，就业马上就会出问题，经济将停止增长，那是十分糟糕的。企业家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 &&& 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 &&& 上面提到的问题，目前看来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解决，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 &&&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 但是光凭他们这点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们是撬动了掌有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才能为所欲为，达到他们那些低级趣味的人生目标。他们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怪胎，和企业家根本不搭界。&&& &&& 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对国 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作者：茅于轼
继续裸奔：茅于轼：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了
作者：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现任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
　　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基本国策上出问题会造成重大失误。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因为我们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三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在出口，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要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十八世纪以后的二百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十倍，慢慢地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富余，表现为粮食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张一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一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是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茅于轼简介&&& &&& 著名经济学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现任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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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群成立以来开展的第一次关爱孤儿公益活动，在今后我们会持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4月9日上午，秋风落叶开心交友群十几名网友自发组织的关爱孤儿公益活动在院举行，爱心网友们带着大米、面粉、篮球、玩具等物品孤儿院看望这个大家庭里的孩子们，网友们将自己的一份份爱心在这个大家庭播撒。
4月9日下午，在我院生活部的策划主办下，一场精彩的魔方拼图板接力比赛在院操场举行。10个小家庭参赛进行比拼，按照抽签的方式，每个家庭抽到不同类型的拼图板模型，在分工合作后经过60分钟的拼装，各个参赛家庭顺利完成比赛任务，一件件精美的拼图模型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本次活动，通过协作充分调动了每个家庭小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让每个孩子都参与到拼装模型的活动中来，在游戏中感受拼图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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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春意盎然，正是深入户外和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感受春天的最佳时间。为了进一步拓展在院孩子们的视野，增强这个大家庭的凝聚力，
3月3日，在第53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的1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队走进我院开展“慰问孤儿·宣传用电常识”为主题的志愿活动，并根据院内需求，对院内用电设施和线路进行了安全检修。&
3月4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贺兰县支行青年志愿者带着米、面、油、水果等爱心物品走进我院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为主题的爱心慰问活动。&
3月4日，宁夏公安厅网安总队组织青年公安干警走进我院参与第53个全国学雷锋日活动，宁夏公安厅网安总
3月26日上午，在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曲正的带队下，12位公共管理硕士（MPA）走进我院开展参观交流学习活动。&
带着对民办非盈利组织发展中的各种想法、对民办孤儿院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对孤儿们的来源、对社会爱心资源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在参观了我院的授之渔爱心超市、博学社区书屋、宿舍、心灵花园工作站、爱国楼餐厅等施舍以及详细了解了我院的“亲情一家”、“七彩课堂”、“晨曦讲堂”、“爱心助养”等公益项目后，参观交流的各位公共管理硕士对我院在孤儿救助与抚育、志愿者管理、社会化治理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认可，鼓励我院继续发挥好民办孤儿院的社会作用，为在院抚育的孤儿们服务。&
汇聚爱心，传递希望。3月20日，春分日的细雨让银川城变得格外清新。当日上午，&
在银川市外国语实验中学的倡议下，该校初一（3）班团支部积极组织40名学生在班主任与学生家长的陪同下走进银川市穆斯林孤儿院开展学雷锋，周末实践活动，并将他们准备的各类文体用品、图书捐给了孤儿院的同龄孩子们。
& &—宁能源环境安全工程公司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孤儿院&
3月9日上午，神华宁煤集团能源环境安全工程公司一行23名青年团员带着一份份爱心走进银川穆斯林孤儿院开展献爱心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将爱心员工们筹集到的各类物品送到孩子们手中，让志愿者们的每一颗爱心火种在孤儿院里生根发芽。&
活动中，通过对院内宣传视频的观看，设施的参观，青年志愿者们对他们没来之前脑海中的孤儿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孤儿院以劳动换取所需物品的理念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青年志愿者们以“我奉献，我快乐”的责任与使命感，积极践行志愿服务精神，奉献爱心关爱孤儿，将社会正能量传递。
3月13日下午，银川市穆斯林孤儿院志愿者协会新学期志愿者招募暨工作安排会议顺利召开，来自宁夏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体院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微光志愿者服务队，银川一中志愿者及来自社会的其它志愿者个人共计29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中，院方向志愿者们介绍了新学期孤儿院在文化课辅导、兴趣特长培养、心理辅导、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志愿需求，参会各团队的青年志愿者代表积极讨论了新学期的课程安排，并发言表示本学期要努力发挥专业特长，了解孩子们的需求，努力践行志愿者精神，为孤儿院的孩子们做好课程辅导工作，课堂中为他们带去新鲜的知识，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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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上午，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团委的倡议和支持下，该公司业务支撑系统团支部、机关团支部、网络团支部及业务支撑系统部应用开发室联合开展了“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为主题的进孤儿院献爱心活动。&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中，20余名青年志愿者根据院方需求，按照网站所公示的需求清单将食用盐、芝麻油等价值2500元的爱心物品送到孤儿院。在参观了授之渔爱心超市、博学社区书屋、学生宿舍等设施后，该公司团委对院内的细致化管理给予了肯定，并表示今后将定期组织青年团员来院开展志愿活动，为孩子们的成长尽一份力。&>&&>& > 正文
李春林：我眼中的《南方周末》不是那样的
作者：俞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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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南方周末》不是那样的
作者：李春林&
我讲话语速很快，一分钟超过300字，一般的录入人员很难录全，这个情况总给我带来困扰——由于没录全，一些研讨会公开出来的记录，除了出现上下脱节外，有些话甚至与我讲出的原意相左，前几天登录《价值中国网》，发现该网刊出的《创建中国新文化研讨会》会议记录，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比如“南方周末是最代表公正的媒体”这样的话，就严重与我的原意不符合。在我眼里，《南方周末》不是这样的。
2002年，我离开广州北上，去向曾是《南方周末》总编的江艺平女士辞行，因为我曾在新华社广东分社有过短暂工作，她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文章总得到领导批示，而我们的总受到上面的批评？我回答：这其实和新华社所谓的特权没多少关系，而更多和新闻的理念及新闻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关，新华社的新闻传统是用现有的法规、政策来对所关注的事件做判断，而且关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找到解决的办法，或分析事件所对应的制度漏洞。而南方周末相当部分受到批评的社会新闻稿，站在对立面渲染的色彩很明显，这很容易让对手找到攻击的把柄。
这是我对南周社会新闻的一个局部印象，而它的经济新闻，总体而言“为资本鼓与呼”的特征很明显，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支撑它的经济观点的常客；文化上的特点则是批判传统、倡导和推崇西方价值观、用一些西方价值观来判断国内的热点问题。这是尤其明显的，总之，这份报纸虽然报道了不少好新闻，曾拥有过一些优秀的新闻人，但它与我心目中“代表公正的媒体”相去甚远，我在研讨会上涉及到南周的发言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所谓最代表公正的媒体《南方周末》”。
&&& 附：我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我确实觉得这样的探讨很有必要，看了徐老师给我发来的文章之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国家也搞了场新文化运动，也是希望通过文化的复兴，给中国奠定一种现代化路径，但是当时的策略是反传统，现在徐老师，包括在座的一些学者谈到的观点，认为我们构建未来社会需要“传统”这块资源，反传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反掉了，我觉得在这点上是非常理性的回归：重新回归到我们传统的价值，来谈论我们未来的构建这个话题，如果说100年前，我们所希望的民族复兴走了一条弯路，或者诞生了不少非理性的东西，而且连续了1个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反传统”不只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是共产党坚持的理念，而且一度还非常激烈，比如破四旧，可以说，这个立场，是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推崇的，而这对中国构建自己的现代化格局非常不利。 我们在逐渐的认识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这些立场带来的弊端，最近几年国家领导人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民间知识分子也有了这样的共识，我觉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徐先生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这（注：社会主义）是我们不少自由知识分子不认同的，这尤其的可贵。包括谈到人性善，包括胡老师（注：胡星斗）提到的两方面作战的现实，我都觉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在今天对人性善有强烈需求？这可能与我们30多年改革以来强调的价值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有直接关系，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上去了，但人心下去了，秦晖为此还专门写了篇《人心散了》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表示担忧。可是也许他们没想到，或者不愿承认，这个局面与他们这三十年来用来倡导改革的很多理念有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对徐老师的表述框架和一些价值指向是基本赞同的，但我对徐老师文章的的一些具体提法，包括对自由的理解，是不认同的，因为徐老师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是从非常狭隘角度来理解的，您说的自由概念其实是从西方民主政体这个角度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个狭隘的政治范畴，其实，自由主义有更广的学术性含义。在这一点上，从现代文明这个视野来看，有两个群体对人的自由的解释非常深刻，一个是一个学派，80年代我们传播的存在主义，当年它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广，这个学派对自由的解释非常彻底，这种彻底性在萨特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关于这个我说一个可能很多人不认同的命题：“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沙特反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荣誉，为什么老往东欧跑，往苏联跑，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更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更符合自由的本意，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理想，另外就是卡西尔，他从文化这个角度给出了对人和人的自由的解释，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理解历史，理解民族，理解文化的现代路径，用现代的话语来说，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反不掉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对五四精神指向的否定。
　　第三，我觉得（徐老师文章可贵的地方）是对现实的认同，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社会的人，或者给我们社会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建议的人不是这样，他否认现实。而今天这个会上，我觉得很多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包括徐老师，他对于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包括我们弱视群体面临的一些困境，都给了足够的关注。尤其是精神困境，实际上指向了我们这么多年传播的东西是不是存在缺陷？是不是只注重了一方面的利益？导致现在的社会比以前还不自由了，价值高度单一，而以前我们的社会存在多种可能性。十多年前我教书的时候，问那些学生，你们想当什么？基本上都是官员和商人，因为当官能有地位，能有钱；当商人有钱也有地位，但是我以前读高中时作文，以前的时代写文章，或者初中作文，他们想当什么的都有，农民、工人，军人，科学家、商人等都有，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查，会发现，可能这种选择，直接性的意愿选择，范围更狭隘，这个结果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规则出了问题，我对社会的精神认同有种高度的担忧，这种结果，可能是跟我们几十年传播的，对社会、对个人成功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另外，我觉得徐老师把“爱”拿来作为我们核心的价值之一，一次来弘扬传统文化，我觉得这很对。社会不只是靠权力和正义推动起来，更是靠“爱”来维护的，我在培训记者的时候，曾跟他们谈到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看看，我们整个民间的精神靠什么支撑着？或者说最大的支撑点是什么，在我们（国家）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所谓最代表公正的媒体《南方周末》，最高峰的发行量是130万份，而以传播爱，被很多人说成很庸俗的《读者》，最高发行量超过400万份。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什么东西更容易受到民间推崇，正义，真理当然会被推崇，但是最大的推崇是来自爱。但是这个“爱”是什么？是什么造成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爱父母？这个结果可能大家都不理解，我相信这个结果任何父母都不会接受，但是很多父母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去思考这是为什么？
关于对“爱”的阐述，我觉得在逻辑上徐老师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就是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社会，是很容易导致不爱父母这个结果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构建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它们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东西，民族、国家、社会，让个人的生活成为可能。如果你不爱一个国家，肯定没有办法爱这个（国家的）民族，你不爱这个民族，肯定是对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不认同，也就很难去爱这个民族的哪一个人了，它们在逻辑上有一致性，我们过的生活，绝对不只是建立在父母这个范围中，父母只是我们众多的社会关系之一，这里面完整的是，国家、民族，然后是家族，家人，这种逻辑才是一致性的，完整的。我们需要在爱父母的基础上，爱国家、爱民族。由于在逻辑上的缺陷，我们都可以不爱国了，不爱这个民族了，或者淡化这方面的诉求，那么同样，对父母的爱你肯定、也必然会被淡化，因为你的生活逻辑不完整，“爱”没得到非常完整的支撑。
　　还有一个是关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很多东西，确实非常有局限，比如整个国家的基本构建层面对经济的统控，有非常大的缺陷，但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有非常强权的一面，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和对经济的控制太强大。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还是很不错的，对这一点我还是认同的，那时我父亲是一个小企业的头，他是拿员工没有办法的，权利非常小，受到非常强大的制约，而员工的权力很大，现在哪一个下面的员工敢去骂厂长和董事长？很难办到这一点。农民也一样，农民骂队长、骂公社书记，那公社书记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要是这样可就麻烦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去简单抛弃一些东西，或者因为要否定某些方面的主张、结构和价值，而把所有的东西都否定了，比如一些倡议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很重视个人的权利，在谈到这一块的时候对应的总是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而忽略了社会层面的诉求，比如那些在民营企业打工的人，他们需不需要权利？他们更需要哪些权利？我很支持中国民族产业强大，但另一方面，我们民族产业在干什么？我举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华为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差不多拿出10个亿购买那些老员工的获得永久签约员工的权利，这个购买的其实是任正非的个人尊严，从经济上来说是受损的，但是从权力来说，他维护了个人的权力，为了让公司没有永久性员工这个局面，没有员工在公司享受永久性员工的地位和待遇，他宁愿自己受损，宁愿拿出十个亿来购买，对这个权利，任正非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之一都不能忍受，其他人怎么样？我是很悲观的。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事，因为对一个社会人来说，民主绝不仅仅是来自政府的东西，对民主的诉求也来自企业，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组织，也应该满足民主这个诉求。所以民主一方面要在政治方面推动，另一方面，我觉得更大的层面，应该在企业这样的社会基本组织中推动，企业管理民主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基础，连我们自己参与其间的企业都没法实现民主，国家怎么能实现民主？可是这个被我们忽略了，甚至扭曲了，比如南方报系一家报纸对任正非（这个举动）的报道，就充满了为他开拓的说辞。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的逻辑也不完整，我们要想去真正构建一个未来，对概念的梳理和解释，逻辑应该更完整，这样才可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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