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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yaclear&(清一),&信区:&People
标&&题:&|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附录一：近代中国的货币
发信站:&水木社区&(Mon&Mar&27&22:49:29&2006),&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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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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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近代中国的货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货币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货币制度。
　　我国在1935年11月中央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采用“银本位”，通行银两、银圆、铜币和兑换券。而银两与银圆皆作为货币的主体。抗日战争以后，则先后通行法币、联银券、中储券、金元券和人民币等纸币。
　　在阅读清王朝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作品、文献资料时，我们经常遇到“银两、大洋、银圆、银角子、银毫子、铜元、铜钱、铜子儿、钞票、中交券、兑换券、法币”这些现代早已不再使用的货币名称。特别是银圆、大洋等。例如：
　　１９１８年秋天２６岁的毛泽东来到北京，由杨怀中教授介绍，在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任务是打扫卫生和登记每天读报人数。后来毛泽东自己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时工资不菲，每月银洋８圆。
　　１９１９年在北京的王光祈等提出要举办“工读互助团”，后来陈独秀回忆说：“当时我还捐款大洋３０圆呢。”
　　１９２０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李大钊从自己的教授月薪（２百多银圆）中拿出８０块银圆作为活动经费。……
　　“银圆、大洋、银洋”是满清末年和中华民国前期，流通的主要货币（通货）。“圆”是白银铸造的扁圆体，而“钞票”则是兑换银圆的凭证即“兑换券”。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系统称为“银本位制”。
　　本书中，对于“银大洋”、“银圆”也就是“银本位”的货币单位，一律写为“圆”；而对于铜元以及后来的纸币、一直到现在人民币的货币单位，则一律写为“元”，以示区别。
　　本书认为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银圆”的币值在几十年间一直很稳定，而铜元、兑换券和法币、金元券等纸币的“元”，则因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
　　（一）银币
　　“银两”的本位货币性能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两、日常生活中又使用铜钱。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宋元明清一千年间，通行银两与制钱（铜币）两种货币形式并存，具有所谓“无限法偿”的性质。就是说银货币系统与铜货币系统各自相对独立，其间的兑换率并不确定、起伏变化经常很大；在法律上并无主币、辅币之分。所以银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本位币”。
　　但实际上，明清时代巨额交易不能支付制钱，必须使用银两，实际上通行“银两”与“银圆”双轨的“银本位”币制。
　　“银两”制，是比较原始的货币制度。它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即所谓“秤货制度”；它还没有转入“法货制度”的阶段。银两的“两”，原来是用以计算重量的，后来用来衡量货币，所以称为“银两”。它和英国的“镑”、意大利的“里拉”略有不同。英镑原来也是以“磅”重量定名的，到后来英镑的“镑”却与重量的“磅”根本脱节，英镑已变成一种纯货币单位。而银两却仍是以重量来计值的。国内长期使用银锭，形式不规范，零碎的银两要在银号、钱庄去称量，或按照变动的比率，兑换铜钱。
　　清政府规定：
　　（一）征税起点在一两以上者必须收银两。一两以下，听民自便。（二）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法定为制钱一千兑换银一两。（三）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四）政府会计都是用银两计算。这都说明了“银两”的本位货币性能。
　　实银两――银锭和元宝
　　为了使用方便，历代对生银均加以铸造，宋代以后称为“银锭”，或名“银饼”。元代于银锭之外总称“元宝”，明清两代均沿用“元宝”一词。大型的元宝约重五十两，为马蹄形，亦称“马蹄银”，用于巨额支付。中型的元宝约重十两，形式不一，多为衡锤状，又称“锞子”，其作马蹄形者称“小元宝”。小型银锭的又称“小锞银”，状如小馒头，重约三两五两不等。此外有零星的碎银，专为补助银锭之用。
　　这些元宝银的分类，大体是全国可通用的。但各地实际上所铸元宝银成色、重量并不一致。而各地亦有各地银两的名称，不胜枚举。如天津有化宝银、白宝银、老盐课银，北京有十足银、松江银，苏州有苏元解，镇江有公议足纹银，扬州有所曹平银，上海有二七宝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属于“实银两”。
　　虚银两――记帐单位
　　此外还有一种“虚银两”，是徒有名，并无其物，只作为计算单位。它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和人民所公认的一种通行的标准银两，以为记账之用。如上海市场的九八规元，武汉市场的洋例银，天津市场的行化银，以及海关银等等。
　　“九八规元”又称规元或规银，是上海通行的一种虚银两。九八规元的来源，说法不一。大抵起源于上海豆商，道光年间，现银缺乏，豆商欲得现银，不惜以九八计算（即98%），开始仅属上海南市豆行中的一种帮规，后来租界设立，商务日繁，九八规元之计算法亦流行于租界。咸丰八年（1858年）由上海的外国银行及商界公决，将往来帐目，一律改用上海通用规银，以后即通行全市。规元的来源，既系以标准银用九八相除得来，98两标准银等于规元一百两，可见其成色低于上海之标准银2%，上海市实际现货是以九八规元作为通行的银两记帐单位。
　　银两的四大类“平砝”
　　各地宝银的成色参差不齐，而各地度量衡亦不统一。由于各地使用平砝（砝码）大小不一，其混乱情形比银两的成色更为严重。据调查，民国初年，各地通用平砝有一百多种，总起来说，可分为四大类：
　　（一）库平，这是清政府所用的官平，为全国纳税标准，清政府的国家预算及对外赔款均以库平计算。但其大小也因地而异甚至中央与地方、甲地与乙地各不相同。而一省之中还有藩库平、道库平、盐库平等等的区别。《马关条约》规定中央政府库平一两为575.82英厘，即37.31克重。
　　（二）关平，起于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九条规定：“向例英商完纳税饷，每百两另交银一两二钱，称为倾熔费，嗣后裁撤，英商毋庸交倾熔费。”这是关平的初步规定，后偿付外债，规定标准重量，较中央库平略大，每两约重581.47英厘，即37.68克重。但各关所谓关银，平色各不相同。
　　（三）漕平，是由于漕米改折色以后所引起的，后来民间亦通行。实际上同一地方，亦各不相同。如上海漕平一两，大的约合565.73英厘，小的为564.2英厘。普通计算以565.7英厘为标准，合36.66克重。
　　（四）市平，名目繁多，甚至钱业中人亦难弄得清楚，市平中主要有公砝平、公估平、钱平、广东的的司马等。
　　总之，所谓库平银、关平银、漕平银、市平银等等都是计算砝码的不同，由于银两平色的纷歧，不仅限制了银两流通范围，亦增加了它的使用困难，这是银两制度的最大缺点。后来“银两”纯属一种记账单位，并没有作为货币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直到193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废两改圆”。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中止。
　　国外输入的银圆
　　明朝末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方的银圆开始流入中国，流通时间长达二百多年。
　　17世纪后，西方商人从我国购买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等，绝大部分用银圆支付。由于银圆质量形式划一，用“枚”&计数，比用秤称白银方便许多，遂流通于全国的都市大邑。我国商人和市民，多愿用十足的白银换取外国传来的银圆使用。
　　清朝末期外国银圆在我国所占的货币比重为43%，外国银圆的流入，对清政府的币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流入我国的外国银圆种类多达数十种。常见的有西班牙、威尼斯、沙俄、法国、荷兰、日本和墨西哥银圆等。其中，“本洋”和“鹰洋”流通面最大。
　　“本洋”即西班牙银圆，是西班牙帝国政府从1535年到1821年间在它的殖民地墨西哥铸造的。币面铸有西班牙皇帝的肖像。它的版别很多，最常见的币面是查理第三的肖像，背中四格为动物图案，币径为3.9厘米，重为26.86克，银色原定为93.7%，后减至90.2%，币面双柱上各有一卷轴裹着，成$形，故又称“双柱银”或“柱银”，后来人们用$作为金币和银圆的记号。在19世纪中叶以前，“本洋”曾广泛流通于我国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
　　墨西哥银圆又叫做“墨银”或“鹰洋”，后讹为“英洋”。是墨西哥独立为共和国以后于1823-24年铸造。币面为墨西哥国徽，一只鹰嘴中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币径、重量均与本洋相同，银色为90.18%。墨西哥银圆于1854年初入中国，先是在广州使用，其后流行各地，代替“本洋”成为主要通货。直到1905年，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鹰洋来源断绝。
　　清末铸造新式银圆
　　面对本国白银大量外流，银圆在国内广为流通的现状，清廷朝野纷求对策。初由民间和地方政府仿制银圆。道光年间，福建漳州和台湾，就铸造了“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等早期银圆。
　　1833年清廷大员林则徐最先提出由中央政府铸造银圆的建议。尽管他为避免所谓违背“祖宗成法”的非议，只说推广铸造，并不讲模仿洋钱，但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此后随着银两制度的混乱，中国人自造银圆的呼声日高。有的提议依照外国银洋的形式，改变其文字，作为中国货币；有的鼓吹购买西洋机器，设立制币厂自行铸造。
　　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政府终于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在广东首先设局试造银圆；到1889年（光绪十五年）购置外国机器，招聘外国技师，试铸造库平七钱三分的银币。币面有“光绪元宝”的汉、满文字，上端有“KWANGTONGPROVINCE”，下端有“7&MACEAND3CANDAREENS”；币背铸有龙纹，上端有“广东省造”，下端有“库平七钱三分”字样，配银九成。第二年正式铸造，改为库平七钱二分的“光绪元宝”。
　　光绪元宝“龙洋”
　　广东银圆局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式铸造的银圆，币面有“光绪元宝”的汉、满文字，上端有“广东省造”，下端有“库平七钱二分”字样，配银九成，币背铸有龙纹，环边有英文字样。俗称“龙洋”，由清政府下令作为国家法定银币。所有钱粮关税、厘捐等，均得使用此种银币，民间一切交易与“墨洋”同样看待，顺利流通。同时还铸有几种辅币，如半圆（三钱六六、银八六成）、五分之一圆或称为“双毫”（一钱四分、银八二成）等。
　　湖北、江苏、福建、直隶、吉林等省，见有利可图，也相继仿制。清政府为推广银圆的使用，也命令沿海各省督促银圆的铸造。由于当时尚未划定统一标准，各省所铸的式样和成色参差不齐，且都标明本省省名，难以畅行全国。
　　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币制则例》，正式规定以“圆”为单位，每核算银圆重为七钱二分，成色为90%，含纯银量为六钱四分八厘。停止各省自由制造，铸币权收归中央。从这些银币“龙洋”的币面字样，可大致分为三种，即：“光绪元宝”，“宣统元宝”，“大清银币。”
　　“大清银币”――跨朝代的银圆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次年（1911）春，清政府开铸统一的“大清银币”，称为国币。
　　大清银币由户部天津造币厂制造，其币面中为“大清银币”，上为满文“宣统第三年”，下为汉文“宣统三年”，左右为束花一对。币背面为蟠龙和英文ONEDOLLAR（一圆）；中央为汉文“壹圆”二字。其中蟠龙的图案有：长须龙、短须龙、曲须龙、反龙、大尾龙等七种版式。同时，制有五角、二角、一角辅币，其版式相同。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南京、湖北两造币厂开始铸新式“大清银币”，定十月发行。　　　　
　　但是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后，推翻了满清皇权，“大清银币”没能正式发行。适逢辛亥革命爆发，所有铸成的银圆提充革命军做军饷，陆续随市价流通市面，成为通用银圆的一种。但各省仍自行铸造。按《币制则例》规定，一圆银币重七钱二分，成色为九成，含银量应为六钱四分八厘。但各省所铸，成色并不相同，大多数低于标准，但也有少数高于标准的。
　　民国银圆――“袁头币”和“孙币”、“船洋”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开铸孙中山半身侧面像的银圆，上缘“中华民国”、下缘“开国纪念币”，背面铸“壹圆”，环有英文“THE&REPUBLICOF&CHINA&，ONEDOLLAR”等。但是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币制未定，“大清银币”仍流通使用。直到1914年袁世凯头像的１圆银币铸出，全国币制才逐步趋于统一。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收旧币、改铸造袁世凯头像的新币即所谓“袁头币”。以“圆”为单位，成色改为八九。同年十二月，先在天津总厂铸造袁头像银币。民国四年以后，各省先后仿铸。此种银圆形式，币面铸袁世凯的头像及铸造年度（如民国三年），背面为嘉禾的纹饰和“壹圆”的字样，俗称“大头”。
　　1927年6月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停铸袁头币，由南京造币厂改铸“中山币”&即中山开国纪念币（用的是民国元年的旧模），通称为“孙币”，俗称“小头”。从此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境内就通行“袁头”和“孙头”两种银圆，其成色基本相同，全国各地市面上都可以通用。其它成色较次的以及“墨银”等就逐渐被淘汰了。
　　一直到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圆重２６．７克，含纯银２３．５克，并由上海造币厂铸造新银圆，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帆船放洋”图案，俗称“船洋”。
　　据估计民国初期的20年中，“一银圆币”约铸造14亿枚。这种“银圆本位”的货币制度，到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正式宣布停止使用银圆，才基本结束。但是后来十几年间，银圆仍然在世面上时隐时现；一直到“人民币时代”，银圆才完全退出市场，成为历史文物。
　　“小洋”和“双毫”
　　除了面值“壹圆”的银圆外，满清末年及民国时期，都铸造过各种银辅币（小型银币），俗称&“小洋”、“角子”或“毫洋”。种类也很多。
　　１９１４年北洋政府规定银辅币有１角、２角、５角三种，先从天津试办。天津造币厂铸造“银角子”过多，比价跌落。市价低到１银圆兑换１２角至１５角，甚至２４角。
　　广东地方所铸银质辅币，成色（含银量）为82&%，分为面额5角、2角、1角、5分四种。由于铸造有利可图，数量上又没有限制，以致成色越来越低，又不能平价兑换银圆，常受供求影响，市价贬值。
　　小银币中最通行的二角银币，俗称“双毫”&（相当于两角的毫子），因形制适中，与我国古代五铢钱的重量大小相似，日常交易很方便。在两广一带，竟代替“一圆”银币，而成为主要的本位币。大致情况下，“小洋”1元2角或6枚“双毫”，折合1块银圆（大洋），也就是兑换率为1：0.8。在上海有一个时期，贬值到7枚甚至10枚“双毫”方可兑换一块银大洋。
　　“银本位币”的购买力
　　从19世纪末到1936年以前，我国流通的主要货币一直是银圆；国产四大银币为“龙洋”“袁币”“孙币”和“船洋”。到40年代纸币不断贬值，从经济学的角度，将不同年月的钞票的购买力做比较时，往往折合为“标准银圆”换算。这时银圆仍然在世面上流通，民间有所谓“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谚语。所以，在法币、金元券和人民币时代以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时代可以称为“银圆时代”。
　　那么，各时期银圆的购买力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的物价来计算（见附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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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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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铜钱
　　外圆内方的制钱
　　中国封建社会通行的货币是银两和铜钱。铜钱是日常民间通用的小币值通货&(辅币)，种类很多。“一文”、“一吊”、“当十”、“当廿”，都是跟铜钱相关的计量单位。在一般的小买卖、小生意中，和支付工钱、小帐的场合，民间通常使用铜钱，而不便直接使用高值的银两。
　　“制钱”，专指明清两代，按照本朝定制的由官炉所铸的铜钱，以区别于前朝旧钱和本朝的私炉钱。制钱有一面铸文字，所以称钱一枚为一“文”。这称呼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分文不取”、“一文不值”是典型的成语。
　　制钱中间有方形的孔，所以戏称为“孔方兄”。可以用绳子把钱串通起来，一千文叫做一“一吊”。明清时代通常一两银子可以折合一千文，为一贯钱或一吊钱。民国之后，在北京也有所谓“说大话使小钱”把100文称为“一吊”的。
　　“孔方兄”、“孔方兄”、“孔兄”、“方兄”为钱币别名，源于秦代的“方孔圆钱”即“半两钱。”秦统一之前，铜钱的穿孔，以圆形为多，“半两钱”确定用方孔，这是圆钱形制上的一大变化。外圆内方的半两钱，寓有天圆地方之意。古人云：秦始皇把天命、皇权熔铸在“半两钱”形制上，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象征皇权。
　　新式铜元的诞生
　　清朝末年，与新式银圆同时流通的金属货币中有一种形态新颖的机制铜元。机制铜元与传统制钱――铜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改变了历代用范铸方孔圆钱的传统，改用机器制造，中间没有孔，俗称铜版。新式铜元诞生于清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末采用机器铸造铜元，这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它的出现，使曾经大量行用的“孔方兄”――制钱逐渐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成为历史文物。
　　清代的货币制度，银两与制钱并用。银两――银锭、元宝或零碎的银块银片，多使用于田赋征收及其他巨额支付；一般货币流通主要使用铜或铁浇铸、内有方孔的制钱。自清嘉庆年间始、因鸦片流入使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铜贱，制钱制度濒临崩溃。咸丰年间，太平军兴，内忧外患，财政危机，遂推行“大钱”（即铸成“当十”和“当二十”的铜钱）以取代制钱。而大钱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掠夺财富的手段，很快失去了信用。各地铸钱局相继停铸铜钱，市面通货日见短绌，商品流通受阻。虽然光绪年间，沿海闽、粤、浙等省尝试以机器铸造制钱，但终究未能挽回制钱制度没落的命运。制钱即不可恢复，大钱又不可行，于是新式铜元就应运而生了。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就曾奏请“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但未被采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铸钱不足，市面出现“钱荒”，香港等地的外洋铜辅币流通量渐趋增加。为缓解“钱荒”，抵制外洋铜辅币在粤流通，洋务派督抚奏请清廷，请示仿造香港“铜仙”样式，试铸铜元，获得清廷批准。同年六月，广东正式开铸“光绪元宝”铜元，从此机器铸币正式取代了传统手工钱范铸造货币，这是一大飞跃。
　　“光绪元宝”铜元
　　广东最早试铸的铜元，每枚重二钱，以紫铜95%、白铅4%、点锡1%&配合铸成。直径28毫米，形式精美。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四个汉字及满文“广宝”，外环珠圈，上缘有“广东省造”字样，下缘为纪值文字“每百枚换一圆”，左右文饰小花星；背面中央铸有象征清王朝的蟠龙图案（钱币学上称为“飞龙”），龙图外环珠圈，上缘为英文纪地“KWANG-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左右饰以小花星。这是我国最早铸造的铜元。“仙”（CENT）意为百分之一，原是香港铜辅币的计值单位，说明这种铜元是仿造香港铜辅币铸造的。
　　但“每百枚换一圆”和以“仙”为单位的纪值方法，毕竟与传统方法不相符合，因此光绪三十年（1904）奉命将钱文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背面英文币值也由“ONE　CENT”（一仙）改为“TEN　CASH”（十文），这就是钱币学界所说的“改版铜元”。这种式样遂成为晚清铜元的标准形制。
　　“光绪元宝”铜元，面值分一文、二文、五文、当十文、当二十文五种，其中发行最多、流通最广的是“当十铜元”，发行量占铜元发行总数的90%&以上。
　　新式铜元铸造精良，远非传统手工铸钱所能比拟，不易伪造、私铸；它式样新颖，中间没有穿孔，大大提高了铸造速度和质量；它成色划一，标明与银圆的固定比值，“通行市肆，民间称便”。因此铜元发行初期，其价值甚至超过币面价格，在市场流通时普遍有5%―15%的升水。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元的银圆在苏州只兑铜元88枚（升水率12%）杭州可换90枚（升水率10%）。铸造者大获其利。各省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造厂房，仿广东铜元式样开铸铜元。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已有十七个省的二十二个钱局铸造铜元，所铸铜元总额由1900年的16.9亿枚激增至75亿枚。铜元供过于求，导致不断地贬值。宣统元年（1909）铜元与银圆兑换比价，已由110枚合一圆跌至130－140枚合一圆，在市面行用平均须贴水10%－40%，与1905年以前的市价相比，贬值惊人。
　　大清铜币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将天津银钱总厂改称户部造币总厂，统一铸造“大清铜币”，以期收回铸造权，并使铜元整齐划一。同时颁布整顿环法章程，规定正面中央为“大清铜币”四汉字，外环珠圈，上缘满文“大清铜币”，下缘纪值文字“当制钱×文”，左右分列于支纪年；背面中央为大清蟠龙纹，上缘年号“光绪年造”（1909年后为“宣统年造”），下缘英文“TAICHING-TIKUO&COPPERCOIN”（大清帝国铜币）。
　　此后各省纷纷仿铸，对这种铜元的铸造比较一致。各省铸币在正面中央置一阳文或阴文小字，如直（直隶省）、闽（福建省），以示区别。大清铜币分四类：(1)重4钱，当制钱二十文；(2)重2钱，当制钱十文；(3)重1钱，当制钱五文；(4)重4分，当制钱二文。清政府采取控制设局、限制铸量等措施，希望挽回铜元信用，但各省因利之所在，阳奉阴违，铜元泛滥之灾愈演愈烈。
　　各省铜元的出现，迫使清朝末年的方孔圆钱退出历史舞台。最后一种方孔圆钱，是末代皇帝宣统时铸的“宣统元宝”。方孔圆钱的取消，无疑是一种进步。
　　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六日，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在确定银本位的同时，规定铜元为辅币，有一厘（百枚换银币一角）、五厘（二十枚换银币一角）、一分（十枚换银币一角）、二分（五枚换银币一角）四种面额，但这套铜元未正式发行。
　　１９１０年发行一套新铜元，正面中央为蟠龙图案，四周为“大清铜币”四字，背面中央为嘉禾图案和币值，有五文、十文、二十文三种，除十文币曾正式发行外，五文、二十文币仅存样币。上缘“宣统三年”，中心为“十文”，下缘纪值“百枚换银一圆”。
　　同时还规定新旧铜币暂时并用，三年内逐步收回旧铜元。但这一币制改革方案还没来得及全面实施，满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民国以后的铜元
　　中华民国元年（1912），第一次参议院会议决议，以国旗五色旗与九星旗一同作为铸币图案，铸造“开国纪念币”。还铸造过以孙中山头像或黎元洪头像、袁世凯头像为一面图案的“十文”铜币。此后各地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把发行货币看作筹措军费的捷径，纷纷开设铸币厂，竞相滥造铜元，币制更为混乱。
　　发行最多的“民国开国纪念币”币值为“十文”（下缘英文&TEN&CASH）或“当十铜元”。
　　1916年袁世凯称帝，铸造“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当十铜元。
　　民国六年（1917）二月，天津造币总厂根据《国币条例》的规定，铸行中心有圆孔、币面有嘉禾图案的新式铜元，有五厘、一分两种，其中一分币（合十文）曾一度流通于市，五厘币铸额较少。
　　北洋政府企图以新式铜元“当十文”、“当二十文”统一货币，但无法抑止各地军阀的铸币竞赛。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地方军阀势力日益衰落，货币发行逐渐转向纸币，铜币铸造已成强弩之末。民国年（1930）国民政府宣布推行银本位制，以银圆为主币，发行纸币角、分票，和镍质辅币，于是铜元逐渐失去流通价值。
　　铜元不断贬值
　　清末民初，铜元和银圆的兑换率有很大变化。简单说就是：在银本位情况下铜元贬值。
　　１９０５年起，满清政府所铸的“当十”、“当廿”（当二十）铜元，又叫“大钱”，代替了制钱成为通行的辅币。“当十”又称为一枚，“当二十”又称为一“大枚”。起初，１００枚“当十”铜元、或者５０枚“当廿”铜元可以兑换１银圆。但是几年以后就发生变故，铜元价值急转直落。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北洋军阀执政，滥发“当十”铜元辅币和兑换券。随着铜价跌落，铜元和兑换券一再贬值。银圆兑换铜元的比例，不断上升。北京逐年每一银圆对“当十”铜元的兑换率如下：
　　１９０５年１００&１９２１年１５２.８
　　１９１３年１３４.７１９２２年１７０.７
　　１９１４年１３２.０１９２３年１９３.２
　　１９１５年１３５.４１９２４年２３２.９
　　１９１６年１３６.９１９２５年２８５.５
　　１９１７年１２３.５１９２６年３００
　　１９１８年１３４.２１９２８年３６０
　　１９１９年１３８.０１９３０年４００
　　１９２０年１４１.０１９３５年　４６０
　　在上海，每一银圆对“单铜元”（即“当十”）的兑换率又有差别：
　　１９０２年　　９２　　　　　１９１６年１２７．
　　１９０５年　　９５　　　　　１９２１年１５４．
　　１９０８年　１２３　　　　　１９２７年　２８４
　　１９０９年　１２７　　　　　１９２９年２９６．　　　　　
　　１９１１年　１３４&　　　　&１９３０年３０１
　　１９１２年１２３．　　　　１９３５年３１４．
　　当时，全国各地的体力劳动者（无论“大工”还是“小工”）的工资一般按“日”结算，都以铜元（而不是银圆）支付。由于铜元不断贬值，大为减少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加重了贫民的生活负担。
　　到３０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或一元国币）竟可兑换４０“吊”，也就是４００枚“当十”铜元、或２００大枚“当廿”铜元；甚至可以兑换５０“吊”。３０年代以后，“当十”铜元已不多见，通用者仅有“当廿”铜元（以及兑换券“当廿”铜元票）。
　　根据１９３５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所载，当时流通的铜元只有一种“当二十”的辅币：“目下行市，每元可换四千六百文至五千文（俗呼五十吊，即当二十铜钱二百五十枚）。”也就是说：沿袭了咸丰年间的兑换率：“当十”的一枚只值两文制钱。五百个“当十铜钱”或二百五十个“当廿铜钱”，兑换一块银圆。票面“当十”的宝钞值２厘银圆，“当二十”的宝钞值４厘银圆。
　　３０年代北平通用的“当二十”大铜元一枚相当于４－５厘银圆，称为“大铜子儿”，或“一大枚”。１０枚小铜子儿才值２分多钱，１０大枚铜元（大铜子儿）才值４－５分钱。
　　２００或２５０大枚铜元才合１块银大洋。
　　后来河北发行了“铜元票”辅币，有二十枚（４分）、三十枚（６分）、四十枚（８分）、五十枚（１角）、六十枚（１角２分）、百枚（２角），在华北地区３０年代仍可使用。例如：北京（北平）的有轨电车票，天桥至前门（或东四至东单）一段十枚，相当于２分半；又如：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的门票，一人次都是铜元票二十枚，相当于５分钱。
　　铜元的寿终正寝
　　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币的流通。然而铜币的使用并未立即停止，尤其是边远地区和穷颖僻壤，民间继续行用铜元找零。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铜元基本都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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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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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纸币
　　现代化银行与货币制度
　　有了现代化的银行，才有现代化的货币。虽然清朝末年我国已经有了许多“钱庄”“银号”和“票号”，但它们还不是资本主义金融机构――银行。从钱庄到银行、从银圆、兑换券、国币到法币，就是中国货币制度逐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化金融机构（银行）是１８９６年盛宣怀向清廷奏准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１８９７年正式开业。英文原名为　THEIMPERIALBANKOFCHINA&（中华帝国银行），&总行设于上海；名为商办，实为官商合办，银行组织制度模仿英国汇丰银行。于１８９８年开始发行“银两票”和“银圆票”两种兑换券。这是我国近代银行第一次发行钞票兑换券，“壹两”票背面印有英文&ONE&TAEL，SHANGHAICURRENCY&字样。辛亥革命后，英文名改为　THECOMMERCIALBANKOFCHINA&，&
　　１９０５年８月，满清政府在北京成立完全官方的“大清户部银行”（THETA-CHINGGOVERNMENTBANK&）除了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有铸造货币、发行钞票、经理公款等特权；曾发行“银两票”、“银圆票”和“制钱票”三种兑换券。所发行的壹圆券，背面印有英文“ONEDOLLAR”字样。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改为“度支部”，三十四年（1908）正月“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
　　１９０７年，邮传部奏准成立“交通银行”（GENERALBANKOFCOMMUNICATIONS&），总行先设在北京，１９２８年迁往上海。这个银行经营“路、电、邮、航”四大业务，还有权发行钞票。
　　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北洋政府正式接收前朝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BANKOFCHINA&）。这时全国共有大小银行１７家。
　　民国之初，金融恐慌，财政窘迫。孙中山发表《钱币革命》一文，创导币制改革。孙中山认为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是“钱币之不足也”，指出“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币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场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一集１０１１页）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１９１２年秋，北洋政府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货币改革问题。
　　１９１４年以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１９１４年２月８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颁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重量７钱２分的银圆为本位国币，并铸造发行新币（袁大头）兑换各种银圆；由中国银行（股本一千万圆）、交通银行（股本也是一千万圆）代理国库办理国内外汇兑。当时发行全国性兑换券的还有好几家银行（如浙江兴业银行）。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它们发行的钞票（兑换券）统称“中交票”或“中交券”。
　　１９１５年８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钱业公会达成协议，将以前所有龙洋行市一律取消，只开“国币”（袁头币）一种。这样，上海银洋行市就剩下“国币”与“鹰洋”两种。
　　中国内地各省通用“国币”和龙洋，且墨西哥鹰洋已停止铸造，鹰洋流通每况愈下。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发生，继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之后，上海商人实行罢市。在反帝爱国热潮中，上海钱庄业于６月１１日决议取消鹰洋行市，只开“国币”一种，把几十年来控制全国市场的鹰洋势力彻底排除，银圆行市得到统一。然而当时实际收支虽用国币银圆，交易计算却仍用“银两”为标准。
　　钞票――兑换券
　　旧中国流通的货币，除了银两、银圆、制钱和铜元之外，还有各地、各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亦称银行“兑换券”或“信用券”。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它的支付手段，是可以兑换银圆。无论“兑换券”的发行者是国家银行还是私营银行、是本国银行还是外商银行，都是要兑现的&（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变成不兑现，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而“纸币”一般是不用兑现的，这是两者的最大区别。
　　钞票的发行，基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纸币的发行，基于国家的强制权力，只要在一国的行政权力之内，用命令就可以发行；超出一国的行政范围，它就失去其流通作用。一般说来，各银行发行的钞票“兑换券”或“信用券”，并不因政治局面的变动而丧失其流通的能力；而政府发行的纸币（如金元券），则随发行纸币的政权倒台而消失。
　　当然，这两者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即“钞票”可以由兑现的“信用券”变成不兑现的“纸币”。例如在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钞票，是兑现的，而实行法币政策之后，就转变为不兑现的纸币了。
　　金融市场上，除我国公私银行发行钞票外，还有外商银行发行的钞票，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中华民国元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民国初年被指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并规定：凡是完纳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发放薪俸、军饷及一切官款出纳和商民交易，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不得拒收。面额有壹圆、伍圆、拾圆，乃至壹百圆等。
　　1912年（民国元年）发行的中国银行十圆兑换券，蓝色，正面上方印有“中国银行兑换券”，中央图案中印有竖写的“拾圆”字样，左边印有黄帝像，每种类型的兑换券都印有地名，可按券内地名，由中国银行随时兑换。1914年《国币条例》颁行后，该行为了统一国币，便在票面上印有“凭票即付国币”字样。
　　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现今见到的有1912年（民国元年）的五圆券，正面上方印有两面五色旗，下方图案为火车和轮船。右边印有“永远通用银圆”，左边印有“中华民国元年”字样。两边两块方印内分别印有“不挂失票”和“凭票即付”八字。1913年（民国二年）的壹圆兑换券、1914年（民国三年）的五圆兑换券，票面也印有“赁票即付国币”字样，每种票上都印有地区名称，计有济南、哈尔滨、天津、重庆、上海等。
　　1915年袁世凯称帝，激起了讨袁战争，财政状况日趋恶化。1916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致使商民蒙受很大损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俗称“中交票”）１元本来应该兑现银币（大洋）１圆，但在内乱时完全不能兑现，经常只能兑换银币６角或８角，……市场上货币混乱。
　　中央银行的银币券
　　孙中山为了调节资金、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宋子文任该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于日开业，同时发行美国印制的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版孙中山像的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百圆五种银币券。
　　其中，壹圆票正面为绿色，五圆为赭色，拾圆为淡褐色，伍拾圆为红色，壹百圆为棕色。背面均为蓝色。中央均印有孙中山于1922年拍摄的肖像，上印“中央银行”，下印“通用货币”字样。今见到的壹元券面两边均有“湘赣桂通用券”(湘指湖南、赣指江西、桂指广西)，伍圆币印有“爱国纪念”和“保存货币”字样。
　　此后，又发行一套新的银币券，文字图案与旧券基本相同。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军需浩大，来不及印制大量钞票，中央银行便在原来的钞票上加盖“湘赣桂通用券”等字样，在陆续攻占的各省通用。国民革命军北代占领汉口后，于1927年1月成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发行兑换券，印有“汉口”字样。
　　除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外，一些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钞票发行权，如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中南银行、殖边银行、农商银行、边业银行、西北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它们对发展国民经济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家银行发行兑换券的同时，各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发行了各式各样的钞票。民国成立后，许多省财政极度困难，筹措无着，只好以发行纸币为其财政来源。任意增发，造成纸币价格低落，失去信用。北京政府1915年发布《纸币取缔条例》，几年后又发布《修正纸币取缔条例》，仍然不能禁止各省银钱行号滥发纸币，人民深受其害。
　　“废两改圆”
　　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公布《中央银行章程》，１１月１日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新的“中央银行”，特定为国家银行，具有经理国库、铸造货币、发行全国性兑换券、经营内外债券的特权。后来又利用修改金融条例的办法，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迁移到上海，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全国实业银行。
　　１９３３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在上海首先施行“废两改圆”，规定银圆和纸币“元”完全一致；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确定以银本位币的“圆”为单位，银圆同银两的折算率，定为一圆等于上海规元七钱一分五厘。零碎的银两不再流通，由中央银行收购统一铸造银圆，价值估计约２.６亿圆。
　　规定每枚银圆重２６.７克，含纯银２３.５克（含量８８％），标准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双帆船图案的“孙币”又称“船洋”。&这时只有作为小币值辅币的铜钱（铜板、铜子儿）尚可流通，但是逐渐也被纸币角票和辅币代替。于是各地“钱庄”（银号）操纵中小型工商业金融市场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不得不向现代化银行靠拢。此后全国的货币制度逐步得到统一。
　　所谓“银两”实际上是一种记帐单位，并非在市面上真有银两作为货币在流通。不过由于我国使用银两有悠久的历史，而银圆是在清中叶以后，才大量自国外输入的(最初有西班牙本洋与墨西哥鹰洋，后来有英国的香港银圆与法国的安南银圆等等)。因其质量形式标准化，使用方便，流通日广；民国以后，早已成为市场上通用的本位货币。无论国家预算、赋税收入、薪工支付，概以银圆计算。只有某些个别单位&(如海关)&仍以“银两”记帐，实际收付，亦折合为银圆。而银两的成色不一，计算方法复杂，虽然上海、汉口等地都产生了标准计算单位，如上海的“九八规元”，汉口的“洋例”，北京的“京公砝平”，天津的“行平”等等。但仍无补于全国性银两制度的统一，而且银两与银圆两种币制并存，形成一种复本位制度，对发展经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废两改圆”这项改革是有进步意义的。
　　币制改革――法币
　　1935年１１月４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考虑到白银外流和国际市场上银价波动较大等因素，决定废止“银本位”制度，采用纸币流通制。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1936年２月以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原有数额共约４亿圆）为“法币”；同时发行法币小面值辅币。禁止其他银行再发行纸币；所有赋税和公私款项收付以及债务结算，一律使用法币；禁止使用白银和其他钞票，并限期到指定的四大银行兑换法币。
　　法币发行以后，许多场合仍然以“银圆”结算。如外汇的买卖，鲁迅委托日本友人在东京购买图书，还是用银圆兑换日元。&
　　此后，我国的钞票从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一变而为不兑现的纸币。但还不能算是一种纯纸币制度，而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度，因它可以自由买卖外汇。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起，平津和上海广州等口岸外汇大量外逃。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外汇套购，开始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废止无限制买卖外汇办法。从此，法币对内既不能兑换银圆，对外又不能自由购买外汇，它就变成一种纯纸币本位了。
　　关金券
　　关金券，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的关税以银两计算，但是１９２９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了中国关税收入。中国政府于１９３０年１月决定征收金币，以纯金0.601866&克（合美金0.40元）为计算标准，称为“海关金单位”。
　　１９３１年５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交纳关税之用。
　　１９４２年４月，以关金券１元折合法币２０元的比价，跟法币并行流通。实际上表明，这时法币已经贬值到二十分之一以下。
云层的作用，就像滤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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