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学问的背后应该有更大的关怀
　　来源：李昶伟采访，删节稿见《南方都市报》日
　　南都：你那时候选择北大中文系是什么原因？也是文学青年吗？
　　商伟：我小时候学画，想考美术学院，最大的理想就是考进浙江美院，现在改称中国美术学院了。为了学画，我还花了不少笨功夫，手抄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俄国的《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还有一本就是浙江美院的素描教材，做了两个抄本，一本给了借书给我的那位，因为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前几年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去杭州，也走到了西湖边上的美院，我指给她们看--这就是浙江美院，是爸爸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可是，文革期间学画的人太多了，考美院谈何容易？所以后来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高考，就这样进了北大中文系。我所在的那个中学，理工科应届生考进大学的多，文科几乎全军覆没，基本上被老三届给挤掉了。毕竟老三届在文革前上中学，文科底子厚，训练比我们全面。
　　当时不光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被看好，别的大学的中文系也很火爆，大概有点儿像今天的经济管理和国际金融，其实到了学校才知道文学专业是学什么的。说到文学，很多年青人都喜欢，但完全不知道文学专业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的坏处是体制不完备，好处也是体制不完备。假如像今天的高考这么严格，从幼儿园就开始起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连大学的门儿还没看到就给淘汰掉了，更谈不上进北大了。文革期间读小学和中学，课程缺胳膊少腿，所以，我的英语不行（好在当时不算正式的考试科目），数学也不灵光。最后进了北大，靠的是总分，当然也是靠运气。
　　南都：北大中文系七七、七八级很有名，出了不少人，你们班上的作家就有刘震云，还有张曼菱等。
　　商伟：那个时候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一门心思扑在文学创作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小说。 成全一个作家需要很多不同的条件，凑齐了不容易，做学问就不大一样。但对大部份同学来说，这不是一个选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南都：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先生？
　　商伟：当时没有刻意要学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的课选得多一点，但本系、外系的课都上了不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积习不改。上过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也修过历史系张广达先生的中晚唐政治。英语系的王世仁先生讲授英国诗歌，其实听不太懂，但他读诗的发音和语调非常优雅，感兴趣就跑去听，往教室里一坐，还拿了一份油印的讲义，没有人问你是哪儿来的。
　　我记得读本科时，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选了陆卓明先生的世界历史地理课，他的父亲是老燕大校长陆志韦先生。课讲得精彩不说，让我们眼界大开，经常是夜里下了课，一直争论到上床睡觉，他还是音乐迷，每次上课都自带音响，课间休息，就播放西方古典音乐。在二教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从此记住了它如歌的旋律。
　　这个二教后来好像被拆掉了。
　　南都：八十年代那种活跃的氛围，想必也体现在校园生活中了？
　　商伟：那时候的学生生活比现在简单，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所以入学以后暂时用不着操心，操心也没什么用。中文系的功课不难，赶上什么好书，就跟着大家一块儿读，就这样读了大量的课外书，而且老师在课后也挺喜欢跟我们来往，对我们几乎有求必应。
　　我记得修俄苏文学课，其中一位老师当时正在翻译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当然，如今时过境迁，也不免有些嘀咕：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好？现在重读恐怕感受会不大一样。但这些也许都无关紧要，因为当年我们都是他最疯狂的粉丝，把能找到的译本全读过了。对这部长篇，更是恨不得早一天读到才过瘾。那年冬天我没回家--回家太难了，坐火车要两天一夜才能到，而且还是硬座，拥挤得动弹不得。所以后来寒假基本上就不回去了，连春节也是在校园过的。--我的一个同学，他也没回家，不知怎么就跟这位老师联系上了。按照当时的条件，通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座宿舍楼就一部，还经常收起来不让用，何况老师家里也都还没有。我想他大概是写了一封信或在俄文系留了一个条子，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总之，我们约好了一天晚上去请教。记不清是蔚秀园还是燕东园了，但那天冷得出奇，地上还有残雪，我们穿上军大衣，好像也不大管用，呼一口气，就是一团白雾。就这样裹着一身寒气，我们找到了老师家的住址，进了门洞，上楼，敲门，她果然正在家里等着我们！那天谈到很久，才告辞出来。夜里的校园，灯火稀疏，但走在回去的路上，感觉真好。那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神奇的年代。
　　南都：后来为什么选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究？
　　商伟：那时候中古文学这一块儿是大头，诗歌更是一个重头，师资多，开的课也多，当然受到的鼓励也相对要多一些，各方面的力量都推着你往那个方向走。而且诗歌研究的方法也不大一样，像林庚先生、袁行霈先生，是一种做法，而陈贻{先生，喜欢传记批评，是另外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南都：接着本科毕业就跟袁先生读研究生了是吗？
　　商伟：对，跟袁老师读研究生。当时袁先生正好在日本，头一个学期的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任继愈先生的夫人，前些年过世了。她带了我一个学期，读魏晋那一部分。另外，也谈到其它的话题，比如安史之乱与李白、杜甫的命运。记得在《文史知识》上读过她写的一篇文章，对那一段历史和宫廷政治的内幕，吃得很透，所以驾轻就熟，娓娓道来。那一年的寒假我没回家，她知道了，怕我太过寂寞，就让她在北大工作的小儿子给我送来一些电影票。这样，隔三差五，我会骑着车进城去看电影。
　　等到袁先生回来了，我接着往下读，正好到了南北朝时期。我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写的是宫体诗，后来由袁先生交给《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当时很少有人做这样的题目，而且由于资讯不发达，外加各方面的限制，连港台有关方面的论文也读不到，所以几乎完全依赖第一手的材料。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古典诗歌研究。
　　南都：寒假不回家，在学校接着念书吗？
　　商伟：是的，我寒假基本上都是在北京过的，读读书，也偶尔出去走一走。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大部分同学都走掉了，校园里相当安静，也很寂寞。但总有几位同学不回家，大家就会一起出去弄点儿吃的，因为春节那几天好像连办得实在不怎么样的学校食堂也都关门了。
　　读本科的时候，有一年中文系五院晚上没人看门儿，系里就来找我们，看有谁愿意帮忙。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位是海军来的现役军人，我们管他叫海军司令。有司令在，就好办了。我们俩儿二话不说，住进了五院二楼角上的那个大房间，当时是中文系的活动室和会议室。寒假中的校园里安静得看不见什么人，到了晚上，我们把院门锁上，又拿书桌把房门顶上，因为我们的房间没锁，也没有门闩。早上起来，阳光照进窗来，外面是一角蓝天，可是窗格子上的油漆已经完全剥落了，让我想起这些建筑的历史沧桑，也忽然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可不是吗？三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
　　南都：您留校之后，就开始做林庚先生的助手？
　　商伟：留校后任讲师，这是当时的制度，在教书之余，帮林先生做一点儿事情，大概算我四分之一的工作量。八四年底硕士毕业留校，到八八年的八月份离开，一共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一段经历。
　　南都：我记得您文章里面写到第一次上林先生课的情景。
　　商伟：对，应该是七九年，在第一教学楼朝阳的一间教室，阳光照进来，林先生身穿丝绸长袍，站在讲台上，那个印象现在还很清晰。
　　南都：您觉得给林先生做助手，对您后来的治学有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意义？
　　商伟：林先生属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一生崇尚&五四&精神。我们今天说到五四精神，常常忘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林先生这里，就是追求一种艺术与人生统一的精神境界，这种追求是反物质主义的，也是超政治的，是浪漫主义的而又不落入感伤和颓废。所以，林先生谈古典诗歌的少年精神和盛唐气象，与五四传统的这个脉络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对文学、对艺术抱有一种信念，相信文学艺术能把人提升起来，恢复一种元气和精神力量，这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背道而驰。我们生活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诗的空间越来越小了，甚至连什么是诗都不得不打上一个括号，暂时搁置不论。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是诗的国度，如何在世俗世界里拯救诗，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以诗来拯救人生和安顿人生，至迟到了明清时代的文人那里，就已经成了一个问题。我在解读《儒林外史》时，论及诗意场域、乡愁与失落的家园，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过时，只是时代内容和历史语境都有所不同，对诗的理解也有了一些变化。
　　林先生读《西游记》，从中读出了当时市井文学的共同母题及其各种变奏，但又超越了市井文学，因为他看到了童心和童趣，看到了童话精神。这些都是发人所未发的见解，对我启发不小。另外一点就是，他会找关联点，把一些看上去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起来读，并且从这里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对我后来研究小说也很有教益。
　　南都：以学术研究为终身志业也是在那个时候确立的吗？
　　商伟：现在的年青人老犯嘀咕，因为学术是职业，竞争这么强，论文又要求写得那么多，就业机会也不好，所有的问题都来了。我们哪有这么多的考虑？觉得有兴趣，你就去读好了。80年代也不容易，户口，住房和收入，都是难题。不过，我在班里年纪最小，又没有拖家带口，做起决定来简单得多，用不着前思后想。当时也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管理的学术体制和条条框框，年青人的机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另外，经济收入的分化还不明显，不用为走穴挣钱的事情去操心。感觉上，校园的围墙给我们划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我喜欢校园生活，所以根本就没考虑别的什么选择。
　　南都：所以八八年后来到哈佛东亚系读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商伟：最初并没有打算出国读博士。我有一位同学，正在哈佛人类学系读博士，他说你也应该出来看一看，当时我就想，做一年访问学者吧。正巧那一年韩南先生任哈佛燕京社的社长，来北大面试时，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还是考虑读博士好了。于是我就改成了申请读博士。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地点是未名湖边的临湖轩。
　　南都：那时候直接选韩南做导师是吗？
　　商伟：申请访问学者的时候，我说好了要研究小说。协助林先生做《&西游记&漫话》时，就有了这个想法，觉得做小说的空间更大，可以更多也更直接地介入社会思想文化的问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便从诗歌改成了小说。当然，我后来也没有放弃诗歌研究，出国后还发表过关于韩愈和孟郊的论文。
　　南都：韩南先生的学术以小说为主，开了西方《金瓶梅》研究的先河。
　　商伟：他的博士论文写于五十年代，探讨《金瓶梅词话》的版本和素材来源，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网络资料和检索系统可供使用，纯粹靠自己摸索，很多稀见的书籍和版本都得四处寻找搜集，亲手去过一遍。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这样的成果，的确很让人震惊。但从学术训练来讲，韩南先生是欧洲中古文学出身，有一套西方版本学、考据学的训练，转入《金瓶梅》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一脉相承的，用不着另起炉灶。
　　前不久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我还见到了他。86岁高龄，已经退休16年了，但每天都在从事翻译和研究，成果之丰富，不亚于退休之前。谈到与《金瓶梅》有关的文献和历史人物时，他像从前一样，记忆清晰，要言不烦，还给我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这让我非常感慨，学问做到这个境界，与功利和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完全无关了。
　　南都：您去美国读书之前已经开始做研究了，出去以后，对两边的学术氛围、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感受应该会比较深吧？
　　商伟：我是中文系出来的，当然会觉得有些变化，何况我也到别的系去上课，比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并没有循规蹈矩，守着自己的两亩三分地。每个学科和领域都有自身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自形成了一套学术语言和研究范式。西方现代学术的不同学科不断相互借鉴，英文的学术语汇也往往是从法文、德文那边过来的，但总的来说，每一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学术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有迹可循，可以看得出来，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这个路线图是怎么出来的。一个思潮学派出现不久，就会有人拿它和其它的学说来比较，看它是否采用了新的方式来处理类似的问题，还是提出了新的问题。看它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长处和潜力在那里，它的方法论前提暗含了什么样的内在局限性。伴随着学术的发展，是这样一个不断清理总结和反省批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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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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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好的学问，无愧于这个时代”――专访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
&&&& 与那些饱经沧桑、历尽劫难的老一辈学者相比，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商伟教授，其人生道路和学术轨迹都十分清晰：1962年出生于福州，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4年后跟随袁行霈教授攻读古典诗歌的研究生，接着是留校任教，并担任林庚教授的助手。从1978年入校到1988年离开，他把最灿烂的青春时代留在了美丽的未名湖畔。1988年，商伟远赴哈佛大学东亚系继续深造，跟随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此为契机，他开始系统研究起明清小说和戏曲，开拓出与此前的中古文学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1997年，35岁的商伟开始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6年后，他在这所名师云集的世界著名学府获得终身教职，此后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 然而，粗线条的人生轨迹的勾勒，难免会遗漏掉许多闪光的细节，而有的时候，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生命真正的底色。1977年，15岁的商伟随父母离开江西又回到了出生地福州，并且一开学就去了位于北峰的福州三中的汶洋分校劳动实习。在这两个月的实习期内，除了早上偶尔上一两堂课，他和同学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下地插秧施肥和上山打柴烧饭。等到了下山的时候，由于汽车的座位不够，女生乘车，男生分头步行。于是，他们同学一行五人，带上水和干粮，打起背包行李，沿盘山公路下山。为了避开日晒，半夜出发，一直走到了第二天下午四五点才到家。这后来成了他们中学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1977年恢复高考，商伟的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了预想不到的变化。有一天，班主任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宣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位班主任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说到高考，说到大学，其声音提高了八度，两眼放出兴奋的光芒。然而，对于这个将要改变他们其中很多人命运的消息，商伟和同学们一开始却显得有些茫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折腾，高考和大学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一时半会儿还很难理解。不过从班主任郑重其事的语气中，他们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些重大变化就要发生，并且这些变化会和他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于是，在两个月的劳动实习结束后，他们立刻投入高考复习。因为想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同学们都很用功，老师们也全力以赴，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利用晚上来给大家补课。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准备，幸运女神眷顾了这位16岁的青年：1978年商伟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 除了高考这一年的用功学习之外，商伟在学校之外，也别有所得。他居住的军区政治部大院里，当时有不少人才，从他们那里，商伟也学到了很多。一直对绘画感兴趣的他曾经拜了一位老师学画，每次这位老师组织活动，他也去参加。有一年，文化部竟然请来了军事博物馆的油画家何孔德，这让商伟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终于有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位令他尊敬的画家如何作画了。他还有一位邻居，是文化部的干事，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夏天的晚上，他们有时会坐在凉台上，摇着蒲扇聊天，聊着聊着便说起大学里的校园生活和读书写作的经历。虽然这些话题对于当时的商伟来说显得陌生而遥远，但望着头顶灿烂的星空，也让他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关于北大的读书生活，商伟曾写过一篇文章。在那篇题为《那个年代的空间驰想》的文章里，他把我们带回到“80年代”――当时北大实施作息管制，夜里十点一刻，宿舍一律熄灯，只有楼道的灯是例外。于是，每天夜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奇观：昏暗的灯光下，大家分坐在楼道两旁读书，一直到夜里一、两点钟，而且安静得出奇，没有人聊天。冬天的时候，楼道的气温接近户外，这些守夜人不得不全副武装，穿上了所有御寒的冬装，还得戴上手套和棉帽……中秋节的夜晚，他和同学们一起去当时还是一片废墟的圆明园赏月。夜幕之下，西洋楼一带点起了星星点点的篝火，空气中飘荡着歌声和吉它声，时远时近，若有若无。他们在园子里游逛聊天，一直到天亮才回宿舍……。就是在那样一种时代氛围的熏陶之下，商伟度过了本科和研究生的6年时光。毕业后，商伟留校任教，并担任林庚教授的助手。1987年底，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商伟第一次见到了海外汉学界古典小说和明清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而这次见面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商伟通过北大申报了哈佛燕京的博士学位奖学金，而韩南先生也正是在那一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的主任，并且到北大来面试。&&& 求学北大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远赴哈佛又让他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这种“中西结合”的经历让商伟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多了一些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他的一系列有关《儒林外史》《金瓶梅》和《红楼梦》等明清小说的论述，总是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出发，通过严密的论证而得出新的结论。另外，关于古典诗歌、戏曲小说评点、中国早期现代的“白话”和帝国的语言文化遗产等问题，他也发表过一些重要的论文。此次，趁着商伟教授回国访学的机会，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 读书报：您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著作《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在国内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您从“礼”的角度来解读《儒林外史》，让人耳目一新，这一角度您是如何发现并确立的？&&& 商伟：因为第37回的泰伯礼构成了《儒林外史》的中心场景，跟它的结构范本《水浒传》71回忠义堂的盟誓一样，处在全书三分之二的位置上，而这个中心场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就是通过以仪注文本为依据的仪式搬演过程的详尽描写，召唤出一个理想的儒礼秩序。&&& 我们都会注意到，泰伯礼的主持者和参与者是来自南京和周边地区的文人，其中有个别官员，但也不是以官员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泰伯礼一方面与朝廷和政治权力秩序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脱离了家礼所象征的家族的内部等级和血缘关系。显然，吴敬梓试图在世俗的功利关系之外去建构他心目中的礼的象征秩序。从儒家的观点来看，这一点颇不同寻常。&&& 我很好奇，吴敬梓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所呈现的文人世界中，所谓礼已经沦为一种口头言述，成为行礼者在利益、权力与道德权威之间进行交易的工具，并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到了这一回，吴敬梓开始通过泰伯礼来寻找弥补和超越的途径。当然，小说对这个儒礼愿景的呈现，并没有到此结束。此后又写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道德实践活动，尤其是48回关于王玉辉的叙述，触及到了人物的灵魂，是古典小说中罕见的篇章。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接着写到王玉辉如何在节孝祠的悲怆经历之后，去南京寻访当年泰伯礼的主持者，又如何在人去楼空的泰伯祠的墙上读到了泰伯礼的仪注，也就是通过他的回观视野，重读了小说的第37回，并引导读者以此为线索，对泰伯礼重新做出一个解释。&&& 所以，我觉得解读《儒林外史》必须面对它内部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引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理解18世纪的思想学术史，同样也至关重要：在吴敬梓生活的年代，还没有谁在对广义和狭义的儒礼的重构和省察上，达到他的深度。
&&& 读书报：从我的阅读经验出发，我感觉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往往很善于通过细读文本，找到一些常常为大家所忽略的细节（如人物姓名的谐音等），并通过对这些细节的阐发进而得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但是，有时候这些结论因为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观照，难免给人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您有这种感受吗？&&& 商伟：细读是文学研究的必要手段，因为我们不能总是把一部小说化约到人物和主题的层次去描述、概括和处理，而必须面对小说的文本，找出破译它的线索。但细读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构成方法，因此，必须结合不同的方法，来提出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不能为细读而细读，那样就有可能陷入细节，迷失方向，得不出结论，或只是演绎某一方法所预设的前提，把前提当成了结论。&&& 你这里说到强制阅读和过度诠释的问题，在欧美的文学研究领域中，也很早就有人指出过。英文系的同事开课，也试图对已有的文学批评范式做一个回顾和重估，诸如自传解读、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和症候式阅读等等，还有人提出在数字化时代，做时代全景式的“远距离阅读”。每一种阅读和批评范式，因何而起，针对什么问题而来，有什么长项，局限在哪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每一个范式有哪些成功的例证等等，都应该认真省察。这样，在参照某一范式对文本做细读时，就会更加自觉，因为有的问题来自方法自身的盲点和局限。当然，也取决于读者自身的素质。克服过度诠释的方法，一是丰富自己的文学阅读经验，二是培养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敏感。两者都很重要，阅读经验丰富的读者自然会具备判断力和分寸感。
&&& 读书报：现在有些国内学者提出利用本土资源，建构中国自身批评话语的问题。您怎么看？&&& 商伟：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有悠久的传统，毫无疑问应该认真梳理和总结，而且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也一直都有人在做，成绩斐然。不过，梳理一个概念的生成演变的历史是一回事，将它理论化，并发展成为一个规范性的范畴，用它来做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分析概念，那又是另一回事。王国维曾经提出“境界说”，也是想从这个说法中提炼出一个批评术语。现在有的学者批评他歪曲了佛教“境界”一词的本义，可见此事甚难。&&& 另外，调动本土批评话语资源，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或者仅仅是为了争取学术话语霸权，而是为了发现或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特征或独特性。这里恐怕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使用本土概念，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地把握我们自身的独特性。像张竹坡的《金瓶梅读法》中的一些说法，也可以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和表述，未必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将它们规范化的结果不应该只是改换修辞来说同样或相似的内容而已。其次，独特性总是比较而言，必须有所参照。只是拿着镜子照自己，是不可能发现独特性的。其三，即便是独特性，也往往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上面说的“境界”就来自佛教，而且也不是一成而不变的，更无法划出确定的边界。而将这些说法规范化和概念化之后，又如何与其它的传统交流和互动，也很值得探讨。例如，这些从中国本土话语中提炼出来的规范性的批评概念，是否仅适用于中国文学，还是可以更具普遍性，也就是说，能否用于对其它文学传统的解释？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 读书报：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您有什么经验分享给那些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学子吗？&&& 商伟：做学问需要具备某些条件，有时机遇也很重要，另外还可能有一些因素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控制，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内在的动力。韩愈劝有志于学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听上去陈义甚高，可是说到最后，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学术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从事学术研究，跟书本打交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往来，谈论和思考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是自己觉有意义的话题，这是难得的福份。&&& 学术界当然不可能遗世独立，但以“管理”为目的的学术体制也的确亟需改善。学术体制的设计应该包含一个起码的信任：如果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每一位热爱学术的学者都会尽力做出最好的、让自己感到骄傲的成果，至少对自己有一个交待，更不用说报答社会了。希望学术界能继续吸引年青有为的学生，并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宽松而又具有亲和力的环境和氛围，让他们成长为训练扎实、视野开阔、有胸襟、有抱负的新一代学者。今天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在发生剧变，有好有坏，有得有失，而一个剧变的时代也应该产生与它相应的思想和学术。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不乏读书种子，连十年文革期间也不例外――不少人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个年代，才渴望读书，深入思考，也才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做出更好的学问，无愧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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