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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工资维权遭遇“拖字诀” 打工者等不起
17:26来源：
　16名工人因劳资纠纷，愤然爬上了广州海珠桥 黄巍俊 摄（资料图片）
　　一把火烧死14人，只因欠薪3000元———4日发生在汕头的纵火案对于各地的劳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惨痛教训！
　　年底，广州市内欠薪事件此起彼伏。仅是在这一周，本报就接到不下20宗欠薪投诉。一些是一两个务工人员工资被拖欠，一些则是更为严重的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近年，各级政府都以维稳大局的高度布下了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天罗地网”。去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部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罪名，目前广州市已有“欠薪入刑”的判例。另外，一些区(县级市)的劳动监察部门也建立起“两网化”预防欠薪，还有的企业被要求缴纳“防欠”保证金。目前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规定：欠薪后“一走了之”的老板，将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门户网站，公布其个人基本信息。
　　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天罗地网”不可谓不牢固，但一些企业和包工头仍侥幸成为漏网之鱼。
　　分析本周读者报料可以看出，务工人员一旦遭遇欠薪，多是不知道去哪些部门维权；即便找对了维权渠道，但他们经不起旷日持久的“走流程”，害怕“拖字诀”、“踢皮球”。于是一些性急的人选择闹事、选择报警、选择“喝点酒”硬闯信访部门，目的是尽快拿到自己的辛苦钱。
　　典型案例
　　拖欠不成假冒签名
　　湖南人刘小文：宁愿年不过了，也要和欠薪老板斗到底
　　今天上午10时，湖南人刘小文要为讨薪与老板对簿公堂。
　　今年2月4日刘小文到花都区狮岭镇岭南工业园一个皮具厂做板房车位工作，固定月薪2900元，外加一点加班费。干到6月8日，他被无端解雇。解雇倒也罢了，他还被老板罚款800元钱。而他从5月1日到6月8日将近4000元的工钱一分也没能拿到。
　　于是，6月14日他向花都区人社局提交劳动仲裁申请书。迟至11月12日，裁决结果才下达：判罚老板清欠及赔偿1.4万元。对于这个结果，刘小文说：“裁决书基本依法支持了我的请求。但老板不服，他向花都区法院狮岭镇法庭提请抗诉，12月7日开庭审理。打官司本没啥，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老板假冒了我的签名，伪造了一份劳动合同书。”他称，自己从进厂到离职，老板都没跟他签订劳动合同。如今，老板伪造劳动合同的目的，在于想逃避法律的惩罚。
　　刘小文认定，既然老板抗诉，那他就奉陪到底。为此，他花1000元请了广州安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打官司。“做农民工难，讨薪更难！我相信司法能给我公正与信心，哪怕年不过了，也要维权到底。”昨日，刘小文坚定地对记者说。
　　代班夫妇工钱蒸发
　　老何夫妇又没跟包工头签订劳动合同，只好“闹事”讨薪
　　老何夫妇是外地来穗务工人员，在白云区金沙洲元邦地产楼盘做外架拆除。他的上头有两层“领导”：第一层是楼盘朱经理；第二层是包工头罗老板。老何夫妇在罗老板手下“代班”，组成一个临时的“外架班子”，人员多时二十几人，少时只有几个人。
　　4日，老何夫妇向羊城晚报投诉说，他俩有3万元工钱没能拿到。
　　据老何讲，他组织来的工人按天计酬，干一天活挣200多元。老何夫妇作为班子的领队，根据“方量”获得报酬。“方量”即工程量，指外架的覆盖面积。
　　6月下旬工程开工，9月下旬外架基本拆除，工人们找老何结账，老何找朱经理。朱经理表示“楼盘尚未完工，无法计算方量”。工人们拿不到钱，遂采取拦车、拉电闸等手段逼迫。最后，朱经理一锤定音：不算“方量”，一次性支付13万元。工人们将这13万元分光了，然后走人。只有老何夫妇因为“方量”未算，拿不到工钱。
　　夫妇俩遂去白云区人社局投诉，未果。“我们要求人社局去现场看，他们说会打电话了解情况，让我们回去。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打了电话没有呢？”老何说。
　　无奈，11月下旬，夫妇俩与朱经理的人发生过肢体冲突，报过3次警，但无用。
　　3日，朱经理终于派人去测算“方量”，给出的“方量”数据是4万多平方米，合计约10万元。何先生不服：“‘方量’被他们‘吃’了1万多平方米，照这样算，我们一分钱没拿反而亏钱，一年的活都白干了……”他估算的方量大约为6万平方米，工期结束可以拿16万元左右，其中13万元已经给工人发了工资，剩下两三万元未付的尾款，就是自己和妻子的收入。
　　何先生说，他们跟包工头罗老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今罗老板不管他俩，他俩只好采取闹事的方式向朱经理要钱。
　　记者随后致电朱经理，他表示欠款之事与他们无关：“我跟这群工人没有合同关系，只跟他们的罗老板签了合同，钱已经付给罗老板了。工人是罗老板找来的，怎么算钱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看来，老何夫妇还得继续斗下去。
　　维权遭遇“五踢皮球”
　　鞋厂小王追讨加班费，去了五部门最后的答复是“该找谁找谁去”
　　外来工小王在白云区石井白沙路的荣城鞋厂上班，他反映自己这两个月的加班费突然变少了，而自己的工作时间与强度都没变。他想维权，却苦于没证据。
　　小王今年4月体检合格后入职，负责在制鞋车间操作机器。他介绍，一个车间有多台机器，他一天要压1700双鞋子，机器运作发出巨大声响，“比汽车声还高两倍。”
　　9月份岗位调动，需要再次体检，体检结果显示小王听力受损，失去调岗资格。
　　王先生要求工厂为其治疗耳疾被拒，双方关系闹僵。“他们不炒我，就是经常找我茬，加班费莫名其妙地比原来少了，工资表上不写清楚哪里扣了钱，我没有凭据，没法维权。”小王说。
(编辑： 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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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工资维权遭遇“拖字诀” 打工者等不起
　16名工人因劳资纠纷，愤然爬上了广州海珠桥 黄巍俊 摄（资料图片）
　　一把火烧死14人，只因欠薪3000元———4日发生在汕头的纵火案对于各地的劳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惨痛教训！
　　年底，广州市内欠薪事件此起彼伏。仅是在这一周，本报就接到不下20宗欠薪投诉。一些是一两个务工人员工资被拖欠，一些则是更为严重的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近年，各级政府都以维稳大局的高度布下了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天罗地网”。去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部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罪名，目前广州市已有“欠薪入刑”的判例。另外，一些区(县级市)的劳动监察部门也建立起“两网化”预防欠薪，还有的企业被要求缴纳“防欠”保证金。目前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规定：欠薪后“一走了之”的老板，将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门户网站，公布其个人基本信息。
　　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天罗地网”不可谓不牢固，但一些企业和包工头仍侥幸成为漏网之鱼。
　　分析本周读者报料可以看出，务工人员一旦遭遇欠薪，多是不知道去哪些部门维权；即便找对了维权渠道，但他们经不起旷日持久的“走流程”，害怕“拖字诀”、“踢皮球”。于是一些性急的人选择闹事、选择报警、选择“喝点酒”硬闯信访部门，目的是尽快拿到自己的辛苦钱。
　　典型案例
　　拖欠不成假冒签名
　　湖南人刘小文：宁愿年不过了，也要和欠薪老板斗到底
　　今天上午10时，湖南人刘小文要为讨薪与老板对簿公堂。
　　今年2月4日刘小文到花都区狮岭镇岭南工业园一个皮具厂做板房车位工作，固定月薪2900元，外加一点加班费。干到6月8日，他被无端解雇。解雇倒也罢了，他还被老板罚款800元钱。而他从5月1日到6月8日将近4000元的工钱一分也没能拿到。
　　于是，6月14日他向花都区人社局提交劳动仲裁申请书。迟至11月12日，裁决结果才下达：判罚老板清欠及赔偿1.4万元。对于这个结果，刘小文说：“裁决书基本依法支持了我的请求。但老板不服，他向花都区法院狮岭镇法庭提请抗诉，12月7日开庭审理。打官司本没啥，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老板假冒了我的签名，伪造了一份劳动合同书。”他称，自己从进厂到离职，老板都没跟他签订劳动合同。如今，老板伪造劳动合同的目的，在于想逃避法律的惩罚。
　　刘小文认定，既然老板抗诉，那他就奉陪到底。为此，他花1000元请了广州安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打官司。“做农民工难，讨薪更难！我相信司法能给我公正与信心，哪怕年不过了，也要维权到底。”昨日，刘小文坚定地对记者说。
　　代班夫妇工钱蒸发
　　老何夫妇又没跟包工头签订劳动合同，只好“闹事”讨薪
　　老何夫妇是外地来穗务工人员，在白云区金沙洲元邦地产楼盘做外架拆除。他的上头有两层“领导”：第一层是楼盘朱经理；第二层是包工头罗老板。老何夫妇在罗老板手下“代班”，组成一个临时的“外架班子”，人员多时二十几人，少时只有几个人。
　　4日，老何夫妇向羊城晚报投诉说，他俩有3万元工钱没能拿到。
　　据老何讲，他组织来的工人按天计酬，干一天活挣200多元。老何夫妇作为班子的领队，根据“方量”获得报酬。“方量”即工程量，指外架的覆盖面积。
　　6月下旬工程开工，9月下旬外架基本拆除，工人们找老何结账，老何找朱经理。朱经理表示“楼盘尚未完工，无法计算方量”。工人们拿不到钱，遂采取拦车、拉电闸等手段逼迫。最后，朱经理一锤定音：不算“方量”，一次性支付13万元。工人们将这13万元分光了，然后走人。只有老何夫妇因为“方量”未算，拿不到工钱。
　　夫妇俩遂去白云区人社局投诉，未果。“我们要求人社局去现场看，他们说会打电话了解情况，让我们回去。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打了电话没有呢？”老何说。
　　无奈，11月下旬，夫妇俩与朱经理的人发生过肢体冲突，报过3次警，但无用。
　　3日，朱经理终于派人去测算“方量”，给出的“方量”数据是4万多平方米，合计约10万元。何先生不服：“‘方量’被他们‘吃’了1万多平方米，照这样算，我们一分钱没拿反而亏钱，一年的活都白干了……”他估算的方量大约为6万平方米，工期结束可以拿16万元左右，其中13万元已经给工人发了工资，剩下两三万元未付的尾款，就是自己和妻子的收入。
　　何先生说，他们跟包工头罗老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今罗老板不管他俩，他俩只好采取闹事的方式向朱经理要钱。
　　记者随后致电朱经理，他表示欠款之事与他们无关：“我跟这群工人没有合同关系，只跟他们的罗老板签了合同，钱已经付给罗老板了。工人是罗老板找来的，怎么算钱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看来，老何夫妇还得继续斗下去。
　　维权遭遇“五踢皮球”
　　鞋厂小王追讨加班费，去了五部门最后的答复是“该找谁找谁去”
　　外来工小王在白云区石井白沙路的荣城鞋厂上班，他反映自己这两个月的加班费突然变少了，而自己的工作时间与强度都没变。他想维权，却苦于没证据。
　　小王今年4月体检合格后入职，负责在制鞋车间操作机器。他介绍，一个车间有多台机器，他一天要压1700双鞋子，机器运作发出巨大声响，“比汽车声还高两倍。”
　　9月份岗位调动，需要再次体检，体检结果显示小王听力受损，失去调岗资格。
　　王先生要求工厂为其治疗耳疾被拒，双方关系闹僵。“他们不炒我，就是经常找我茬，加班费莫名其妙地比原来少了，工资表上不写清楚哪里扣了钱，我没有凭据，没法维权。”小王说。
[作者：何敏&&编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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