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舞蹈的铺面可做些什么

湖南力破六合彩“玄机”(组图)
湖南力破六合彩“玄机”(组图)
.cn 日15:48 南方周末
街头经常可以见到码报交易 赵湘陵/摄
  从乡村到城市,从村民市民到官员干部,地下“六合彩”北上两年多后出现新动向,亦遭遇政府狙击
  湖南力破六合彩“玄机”
  本报记者 徐楠 赵湘陵
  护士拿着注射器和针剂走过来,病床上的壮年男子开始向后畏缩。
  “不!不!不!”护士早有准备:“来,给你宝宝奶昔。”病人安静了,针剂缓缓流入体内。护士拔出针头,病人在她身后喊起来:“还要一只,还要一只!”
  这是湖南省岳阳市一个县精神病院里曾经数次上演的一幕。
  这样的病人自2002年开始,不止一个。
  “宝宝奶昔”是动画片《天线宝宝》中的情节。在许多地下“六合彩”的彩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线宝宝》的制作单位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有关联,因此片子里暗藏“特码”,遍布“玄机”。于是,《天线宝宝》成为许多码民头脑中的财富天书。对其语句、情节的反复揣测,让不少码民神情恍惚,连续失眠。据当地媒体报道,截止到2003年下半年,岳阳市已经累计有150多人因沉迷“六合彩”而心理失衡,导致精神障碍。
  这只是“六合彩”影响的冰山一角。
  从2002年开始,地下“六合彩”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像旋风一般从南部沿海一路北上,进入湖南、湖北等地。当时本报即作了《警惕:“六合彩”北上》的报道。
  两年之后,此风未息。更让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从乡村蔓延至城镇乃至于大中型城市,而其腐蚀力度从村民市民直至官员干部。
  6月17日,湖南省召开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工作会议,宣布在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的全省集中整治中,查处“六合彩”案件1万余起,特别是查处了684名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中开除党籍48人,留党察看40人,开除公职23人。  如何对付隐蔽难寻的地下“六合彩”,一直是管理者颇费心神的事 赵湘陵/摄
  农村向城市蔓延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及隔周星期六的晚上8时45分,就是香港六合彩开码的时间。
  岳阳市。出租车司机老唐绕城空转了几圈,干脆把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和其他几个百无聊赖的司机聊起来。“反正7点到9点也没有生意。”
  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随即传来线路正忙的提示音,“忘了,开码的时候电话哪打得通?”
  一户普通的民居中,小林的母亲从晚上7点开始就显得坐立不安。茶几上的便签簿和记录本上,写满了数码和算式。快到8点的时候,她急匆匆锁上了自己房间的门。“在里面打电话报单呢!”小林兄弟自管开饭,已经见怪不怪。“要赶早,稍晚一点电话打不通。电话里连名字都不用说,彼此都熟,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晚上9点过后,岳阳市三角线一带,密密挤挤的低矮铺面里,中断两三个小时的麻将声再度响起来。阿丽在她不足10平米的杂货店里遗憾不已:“只差一点就中了。”她和朋友凑在一起,看一本封面上印着“2004年全本”的红皮“六合彩”码书;在这个兼作店主卧房的屋子里,除了这本书和几张“六合彩”码报,不再有其他的印刷读物。
  不远处的桥头上,几个人聚拢到一起,其中一人手中提着一只墨绿色的密码箱。他们顺着桥的方向走向小巷深处,有说有笑,旁边打麻将的男子瞥过一眼:“中了,兑钱去了。”
  阿丽摇头叹气:“这期没多少人中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嘛。中了就都出来吃宵夜了,不中就蒙着被子等下次―――没钱出来吃宵夜了。”
  每到开码的时候,超市人流锐减,和其他时候相比,营业额要少25%―30%。
  这就是“六合彩”影响下的一个城市的生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六合彩”悄悄地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演进。
  最初,正是南下的打工者们将这种俗称“买码”的博彩方式带回家乡,时间大概在2002年左右。在致富之道匮乏的农村,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从天而降的神话。
  随后,它迅速地蔓延,像田间的野草,借势疯长。
  “在农村形成一定的气候以后,一股风一吹就到了城市。”
  至2003年上半年,地下“六合彩”在岳阳市城区形成高潮。很多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场景:满眼码书码报,茶座和店铺里,人们大谈特码,地下“六合彩”出现全面公开化的趋势。
  “相见不问好,开腔言生肖:上期已出牛,这期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电视及时雨,码报如雪飘。遥望买单处,人如东海潮。”
  地下“六合彩”从农村来到城市,意味着它吸取的对象,已经从农村相对贫乏的剩余资金,转为城市相对富集的民间资金。对于地下私彩,后者能够比前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六合彩”对社会资金的抽取,曾一度使得银行资金运转都成问题。有的县级银行和信用社从2003年4月开始停止向农户贷款,他们已经分不清楚,对方贷款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显规则与潜规则
  正规的“六合彩”实际上是香港“六合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博彩项目,经港府注册批准,在全港发行。
  而在内地不少地区蔓延的地下“六合彩”,仅要求码民在1―49中选出一个数字,如果符合当期香港“六合彩”开奖的特码,就可获得40倍于所押赌注的奖金。这样的外围博彩方式,在香港本地也是被禁止和打击的。
  一码定乾坤;1∶40的赔率―――地下“六合彩”的显规则,就简单至此。
  49个数字,被人们赋予了形形色色的聚类依据和组合方式。比如不同的数字分属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动物,还比如按单双,按五行,按“红波”、“绿波”、“蓝波”划分,等等。
  各种渠道的传言让“信息不对称”的码民相信,特码是在摇奖前就已经定了的。他们把种种认为隐含特码的暗示信息,称为“玄机”。码书码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玄机”。
  平江县伍市镇的刘爱莲这样解说《天线宝宝》中的“玄机”:“它要是演小孩洗澡,嘴里还念叨着‘用肥皂洗干净’。你就该想了:肥皂在老辈人那里叫‘洋皂’,那这意思就是要买‘羊’!”
  32岁的岳阳市妇女冯路说:“现在买的人多了,‘玄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好猜,现在呢?如果特码要出‘鼠’,它玄机就告诉你‘蛇’。”冯路的表情,透着谙熟其道的暗喜。她是铁杆码民,下岗后无事可做,时常买码。
  在地下“六合彩”的实际运作中,至少有三种角色不可或缺:码民、写单者和庄家。
  写单者承担着类似于彩票投注站的作用,在很多集镇和农村,他们用一张复写纸写出一式两份的小纸条,如:“38,200,”―――表示买码者在日以200元赌注押38为当期特码。如果当期香港“六合彩”特码是38,则码民应获得8000元奖金,否则就意味着输掉了200元。写单者和码民各执一份,两个数字加上日期,就能构成交易凭据的全部。
  之后写单者联络上线庄家,转报手中的押注情况,同时从庄家那里抽取码金的10%作为酬劳。
  庄家相当于地下“六合彩”的经营者。他们根本无需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有任何关联,只要能收到码民的“报单”,按照开码结果支付奖金即可。
  实际上,一个庄家往往联系着若干写单人。因此,码民、写单者和庄家由下至上,形成一个近似树状的层级结构;顺着这个脉络,码金源源不断地从树梢向根部―――也就是庄家的手中汇集。无论什么数字中特码,庄家赔的概率总是小于赚的概率。
  地下“六合彩”的现实,却远不如其显规则这样明晰、简单。大量写单者扣下码民的码金,如果确实未能中彩,这部分码金就成为写单者的纯收入。这就是“吞单”。
  “报单”本应是现金交易,但事实上因为上下环节都是熟人,大量码民空口报单(飞单),一个电话说一声:“这期我300元买15,100元买24,100元买41。”就宣告着一笔500元的买码交易已经形成。开奖后,如果所押3个数字无一中彩,则买码人与写单者之间形成500元的债务关系;如果其中数字24中彩,则意味着写单人须返还买码人3500元。
  地下“六合彩”的潜规则意味着: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场赌。
  这样的潜规则,是其风行之初无数悲剧的起因。不受法律保护,又无确切凭据,很多寻仇事件,是因为“吞单”赖账或者庄家赖账;很多自杀事件,是因为“飞单”积压过多导致倾家荡产。码民、写单人和庄家,任何两种角色之间,都可能产生债务纠纷,严重的就酿成流血事件。
  更让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与权力“挂钩”,侵蚀基层权力组织。基于此,湖南在打击“六合彩”的行动中,特别密切关注和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
  2003年3月,平江县伍市镇派出所门前围了几百人,原因是有码民买码时中了近20万元钱,奖金却无法从写单人那里兑现。后来在追查此事时,查明伍市镇派出所副所长姚笑平充当地下“六合彩”保护伞。
  目前已查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大部分集中在派出所,恶劣的是做黑庄(只收钱不兑奖),还有很多是充当保护伞。除了执法人员之外,还有少数教师、一般公职人员、乡镇干部因买码被查处。此外政府干部及公务员的家属直接参与地下“六合彩”,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黑庄。
  某些贫困地区的派出所,平日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因为打击地下“六合彩”罚款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财源。有一个县南部买码成风,北部相对平稳,北部乡镇的一些派出所干警就托人联系调动,希望能去“打码”地区的派出所工作。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乡镇派出所所长说:“没有几个是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罚的。有人能交得起5000,有人连300都交不起,你能怎么办?”
  一些基层派出所与地下“六合彩”之间,很自然地派生出利益关系。“打码”的动力在乡镇一级面临挑战。
  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已经出现数起财务人员挪用公款作为码金的案例。岳阳市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6月29日从所在银行提出30余万元公款用于买码,所押号码无一中奖。当晚,绝望中的她企图自杀,被丈夫劝住,随后到派出所自首。
  “六合彩”的心理土壤
  平江县十字街头,人流如织,商铺繁忙。
  张春芙在这里开一家服装店,她说:去年生意险些做不下去,人们不买吃不买穿攒下钱来买码;今年情况有所缓和。按照她的理解,是因为“好多人已经没有更多的余钱去买码了”。
  日,平江县码民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在县级市汨罗,凡买码日通过当地邮局汇往广东、香港的资金日均约500万元。资金被疯狂地“抽空”。这个阶段,主要是广东、深圳等地的幕后庄家大量获利,直到今天,岳阳市的码民依然称他们为“红庄”,以此区别本地腰包欠丰、“小打小闹”的黑庄。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红庄”,有不少都是坐阵沿海的本地人。地下“六合彩”近两年的疯狂积累,已经养肥了一批这样的“抽血机器”。过去8个月中,湖南省警方多次南下广东,抓捕幕后庄家。
  2003年5月,岳阳市打击地下“六合彩”联合办公室正式挂牌,并向市民公布了举报电话,奖励额度高达5000元到1万元。接下来,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各部门联合行动。一时间,城市置身于“全民打码”的气氛中。
  4至5个月之后,钻出地面的地下“六合彩”被打回“地下”。
  与此同时,地下“六合彩”自身也发生着变化。
  能够用于投入的剩余资金少了,以身家性命相博的少了,极端的惨剧少了。人们的心理也实现了相应的调试,地下“六合彩”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地层。看上去,它甚至在“平稳地运转”。
  “六合彩”风行之初,为了减少风险,有的写单者甚至雇人用手铐看管庄家,直至开码兑现。流转环节之间的风险,提高了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
  而现在,为了共同获利,这个链条的每一环节已经开始自觉维系其他环节的利益。目前私彩最常见的交易方式,就是一个电话报的“飞单”。
  一位庄家说:“码民报‘飞单’一般都得吃下,要不然他会觉得你‘量浅’,以后不报给你。开了码最好尽快兑现,你兑现得越快,人家就会觉得你这庄家越可靠。现在写单的不好找,要给他们付押金才能从他们手里收单。另外,欠账在外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的是明知要不回来的。”由此,无凭无据的口头交易因为庄家之间的竞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起来。
  依托“六合彩”,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大为减低。
  简单至此,隐蔽至此,打击侦破几乎无据可依,更无现场可攻。
  从“私彩违法”,到“见怪不怪”,再到今天“只有清心寡欲的人才会不买码”。地下“六合彩”的心理土壤,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昂贵的“铁拳”
  “打码”,是地方政府对治理地下“六合彩”行动的通称。
  随着2003年5月岳阳市“打码办”成立,各个区县的“打码办”也都相应挂牌。
  岳阳楼区是岳阳市的地下“六合彩”重灾区。从“打码办”挂牌以来,已经进行了100多次“铁拳”行动,每次涉及警力上千人―――逢开码日即出动。对一般买码的群众,主要是教育引导,对写单和坐庄的人,实行民事或刑事处罚。
  因此,在码民的眼里,自己几乎完全不存在被查处而蒙受损失的风险。即便是写单者和庄家,“交了钱也都能出来”。
  岳阳楼区“打码办”主任卢斌峰说:“‘打码’在法律依据上的困难是很明显的。批捕、量刑,一般都只能依据赌博的有关规定,印制散发码书、码报的,算是非法经营。”
  “打码”更是一本账。岳阳楼区政法委副书记张跃焦说:“‘打码’的成本是很大的。不说别的,乡镇联防队员出动一次,多的不算,只按一人一碗面来说,也得200多元。”
  2003年财政年度,岳阳楼区“打码”开支近300万元。
  最后的现实是:罚款成为最常见的处罚手段。无论村民还是市民,对于“打码”行动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是:“交钱就能出来。”
  当地的一位官员提出一个问题:目前打击难的一个因素就是“六合彩”在地下,隐蔽难寻,如果让它走到“地上”,是不是能更有效地进行规范管理,国家还能有相应的税收?
  与此相联系的是,目前的公彩为什么不能占领彩票市场?私彩何以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
  “公彩原来还可以,私彩起来以后生意受影响挺大的。”一个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说。
  2002年之前,这个彩票投注站一年约有20余万的发行量,近两年来降到了十几万。
  2003年截至6月,岳阳市福利彩票发售达到了1700万;而2004年同期,连1000万都没有达到。“我们损失了一些老彩民。”岳阳市福利彩票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国祥说。
  “福彩、体彩即使中了,也就是几千块钱,能中到上万就很不容易了,500万虽然多,但也就一个人中。私彩不一样,只要你买的大,中多少都有可能。”经营彩票投注站的老板不无苦衷,“看看,现在公家的彩票又闹出舞弊的事情,我们是越来越难做。”
  任国祥说:“香港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彩票文化’,对于个人投资博彩的额度上限有专门的规定,市民的心理也能够承受;在欧美大国,购买彩票的人口达到70%以上,彩票发售系统通过身份证号码将个人投资额限制在特定数量之下,而我国彩民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显然,我们国家的现实不同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1990年代,我国就有了彩票立法的呼声。任国祥认为: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促使决策层将有关的思考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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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林语堂,男,(日-日),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福建漳州龙溪人,生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乳名和乐,名玉堂,后改为语堂,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个譬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稍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nbsp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nbsp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nbsp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nbsp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nbsp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nbsp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nbsp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nbsp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nbsp(本文选自《吾国与吾民》)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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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林语堂,男,(日-日),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福建漳州龙溪人,生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乳名和乐,名玉堂,后改为语堂,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nbsp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nbsp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nbsp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nbsp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nbsp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nbsp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nbsp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nbsp(本文选自《吾国与吾民》)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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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林语堂,男,(日-日),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福建漳州龙溪人,生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乳名和乐,名玉堂,后改为语堂,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nbsp&nbsp&nbsp&nbsp&nbsp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nbsp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nbsp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nbsp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本文选自《吾国与吾民》)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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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作者小传:柯华庆,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法律经济学网创立者。&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很破很旧的书:《数,科学的语言》,我读她已经十多遍了,每次都给我无穷的思索和掩饰不住的喜悦。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她推荐给所有想对数学有所了解的人。  &nbsp该书作者丹齐克在数学界和数学哲学界都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本书的标题“数,科学的语言”也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专谈“自然科学”的,从而令人文学者望而却步。可是我觉得这本书是用数来诠释人生,所以书名改为“数,人生的语言”或许更恰当些。  &nbsp从“译者的话”看,苏仲湘先生曾带着极大的热情研读过该书,从中得到的智性上的欢娱或许更甚于我。他认为该书“脉络清明,条理详晰,抑且目光四射,取材广博,兼引文史,庄谐互出。”“内容生动广博,深浅咸宜,专家们可以从中撷取丰富的材料,青少年和一般读者可从中得到对数学乃至文化发展的了解,实可有助于穷搜原委,开阔眼界,丰富学养,剖析学理,有助于学习的探求和发展。”本文试图对贯穿这本书的数与人生的主题作一概要的评述。  &nbsp  &nbsp人是万物的尺度  &nbsp  &nbsp人类在进化的蒙昧时期有一种感知层次上的数觉的才能:当在一个小的集合里边,增加或者减少一个东西,尽管他未曾直接知道增减,也能够辨认到其中有所变化。据动物学家观测,有几种昆虫和鸟也有这种“数觉”。但实验表明,不管是动物还是人,数觉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nbsp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赢得了用数来表达我们的宇宙的惊人成就呢?丹齐克认为,经历了一连串漫长的特殊的环境,人类在极为有限的数觉之外,学会了另一种技巧来给他帮忙,这技巧就是计数。正是计数,才使具体的不同质的表达多寡的概念结合为统一的抽象的数概念。前者是原始人的特点,后者则是数学发展的前提。  &nbsp用什么来计数呢依据语言学家的研究,&nbsp数学语言的结构,几乎是普遍一致的无论什么地方,人的十根手指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们的十根手指毫无疑义地影响了我们数制基底的“&nbsp选择”。除了十进制外,还有其他两种相当普遍的基底,&nbsp它们的特征相当普遍地表明了我们计数方法的拟人化性质,&nbsp这就是五进制和二十进制。五进制起源于惯用一只手计数的民族,二十进制则起源于计数时手指脚趾并用的原始部族。  &nbsp然而,从现代数学的观点来看,十进制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让一群专家来选择基底的话。实用家可能坚持要用有最多因数的数,如十二,大博物学家毕封就曾经提议举世公用十二进制。数学家则坚持要用质数,例如七或十一之类作基底,如数学家拉格朗日宣称:用质数作基底有绝大好处!可是,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改变数制的基底,即使可行,也是极不受欢迎的。计数这一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起源于人类自身。设想要是人类没有屈伸自如的手指,而只有两只“不分关节”的秃拳,那么我们会采用什么进制呢?  &nbsp  &nbsp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nbsp  &nbsp人的命运可以说从第一位旧石器时代的战士偶然地被石块绊倒时起就被说开了。一方面很多宗教都宣扬人的命运前定;另一方面,唯意志论者强调自由意志的作用,好像人的命运完全由自己所把握。当你我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多种选择时只能选择其中一条路,所以经常有人感叹:“假如我当初……”然而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这种“假如”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只有―条轨迹。这一条道路是上帝决定的还是你自己决定的呢?争论是无止境的。但是我们从可预见性来看,人的命运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数,非常准确地刻画了我们人类所处的状态。  &nbsp自然数序列乃是算术的基础。算术以其法则的极大普遍性和简单性,使得最笨的人也能领悟,其道理就在于机械性。丹齐克引用芝诺的话,“说过一遍的话可以永远重复”,以说明自然数序列的哲学基础:“当一个动作一旦可能,我们的心灵就能够设想这个动作的无限次重复。”这就是对将来确定性的把握。  &nbsp另一方面,质数序列是数论的基石。数论是数学中所有部门里面最最难的一门,其所以难,是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实验科学的气味。数论中很多问题,如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在向许多最伟大的数学家的能力挑战。质数的序列,我们已经证明是无限的,然而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千方百计企图找出一个适用于所有质数的普遍的数学公式,以便对质数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然而各种尝试都失败了。我们已经找到的最大质数是,然而我们要想找到下一个质数却不知何时。它不像我们对偶数的寻找,当我们说第n个偶数是2n,那么我们一定知道下一个偶数是2n+2,对于偶数的序列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说:“我们全都知道了。”寻找质数倒像我们对明天所作的判断一样。“明天会出太阳,是一种假设;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出来”(维特根斯坦)。人的命运若说是早已注定的,但我们现在并不能预见将来怎么样;然而若你说它是不确定的,由于人生的不可逆性,好像早就确定了下来,但这种确定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把握的,正像全部质数序列超出我们人类把握的能力一样。  &nbsp从微观上看,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在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小数表示上。有理数等价于无限循环小数。通过把有理数化为小数,我们就得到有理数的循环性,序列的确定性。然而无理数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没有一个无理数的小数表示实质上能被我们准确掌握住的,它意味着不确定性。圆周率的小数表示仍然是数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我们只能算到哪儿说哪儿。  &nbsp持决定论的人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任何一个被我们称之为偶然性的东西,其惟一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缺乏完备的知识”(斯宾诺莎)。在数学上,人们确实曾经尝试用确定的、有限的方法来把握全部质数序列和无理数,然而一次次我们失败了。用康托尔的话说,我们对无理数的把握要用到无限算法。黑格尔用“恶无限”来表达对偶然性的厌恶,“总有新鲜的血液不断循环,这样下去真会使人发癫”。  &nbsp然而我们确确实实知道,今天与昨天不一样,有很多事情是先前未预见到的,也就是说偶然性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nbsp丹齐克从狄德金分划对实数的刻划为此作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解说。狄德金公理:“若将直线上的所有点分为两组,使第一组上各点都在第二组各点之左,则有且仅有一点能产生此种分划法,而使所有各点分为两组,并使直线截为两段。”这条公理恰是我们赋予时间以基本性质的一个巧妙解说。我们的直觉能教我们用心理的动作将所有的时间划分为两组,即过去与将来,二者互不相容,总括起来则包括了整个的时间永恒。现刻就是分离一切过去和一切未来的分划:过去的每一瞬间都曾经当过―次现刻。未来的每瞬间转眼又将是一次现刻,所以每一瞬间本身又都可以作这样的一个分划法。然而有理数分划所产生的有理数和无理数分划所产生的无理数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产生有理数分划的数本身是属于两组中的一组,犹如一位政治家分裂一政党,自己参加了右翼或者左翼;产生无理数分划的数则完全是党外的:犹如一个争论使政党分裂,争论本身却既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右翼。有理数的特点在于它属于一组,而无理数的特点则恰在于它不属于任何一组。将它们赋予时间,则有理数说明现在或者是过去产生的结果和延续,或者是将来产生的原因和开始;而无理数却意味着现在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即现在既不是过去的结果也不是将来的原因。丹齐克说:“还有一层,虽然看来是荒谬的,然而在狄德金所用的意义上,现刻则是真正的无理数。因为作为分划,它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所以在一种以纯粹时间为基础的算术,又如果这种算术是可能的话,则在这种算术里,无理数才是当然之事,而我们逻辑性所努力寻求的原将是致力于建立有理数的存在。”  &nbsp人生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像一块金币的两面一样是嵌镶在一起的!  &nbsp  &nbsp约束与自由  &nbsp  &nbsp我们的数学教科书给人的印象是:数学家们几乎理所当然地从自然数到无理数,又从无理数到超限数。然而丹齐克向我们揭示:数的进化充满了蒙昧和偏见,健全的判断经常因效忠于传统而被淹没,理性长期屈服于习俗。  &nbsp纵观数的进化史,从自然数是“自自然然的数”,到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中的数,指的是“有理的”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成员希波苏斯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无法用直角边度量从而发现了另一种数――“无理取闹的”数,据说希波苏斯就因为这一发现被扔到大海里,因为他在宇宙间搞出了这样―个东西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经过若干世纪,人们慢慢接受了无理数,并被认为是实在的一部分,于是把有理数和无理数称为“实实在在的”数。再后来发现?1的平方根不是实数,于是取了一个诨名“虚无缥缈的”数,好像数学家在选用这个术语时就自认这种数量的虚幻性了。  &nbsp到十九世纪,大多数数学家如柯西、高斯等都认为无限只不过是言语上的一个比喻,而决不是数学的对象。然而康托尔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将无限划分为几个层次,创立了超限数理论。  &nbsp康托尔说过一句令那些想开拓新的数学领域的人激动不已的名言:“数学的精髓在于它的自由。”数学是真正自由的吗?自从有数学始,数学家群体正像一般的社会群体一样总是分裂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当我们用3去减2,求2、?1的平方根,将无限作为完成的整体时,我们都面临着“可能与不可能”的激烈交锋。现在我们知道,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仅有相对的意义,不可能性几乎永远是某种限制产生的结果,这种限制通常被传统神圣化了,以致好像其本性就是如此,一旦除去限制,不可能性就消失了。但是我们每次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同时又设置了新的不可能性障碍。被认为最富有革命精神的超限数理论打破了“整体大于部分”的信条,但它仍保留了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一一对应。  &nbsp这种限制和自由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法律到道德,既有一定的限制又有一定的自由。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道:  &nbsp一个人坚持认为,  &nbsp有的东西就是不爱墙壁,  &nbsp另一个人则坚持  &nbsp围墙完好,邻居和睦。  &nbsp尽管这两种说法似乎正好针锋相对,但这两者却都是千真万确的,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墙壁――对于他们的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他们又反对所有的约束,一旦取消了约束,他们就感到快活!  &nbsp  &nbsp数是我们的尺度  &nbsp  &nbsp通过除去限制,我们从自然数得到整数、有理数、无理数、虚数,再从有限数到超限数。那么这些数是不是客观实在的呢?丹齐克认为,除去一切形而上学废话,除去哲学的行话,“我们称作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许多能思维的生物所共有的东西,就是一切能思维的生物所能够共有的东西”。  &nbsp对于古希腊普通数学家不能理解的无理数,现在是有文化的人智力的一部分。仅仅一百年前,康托尔创立超限数时还是孤军奋战,其阻力曾使康托尔精神崩溃,然而康托尔的无限理论现在已被作为正统数学的基础,连伽利略、柯西、高斯这些大数学家也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数学系的大学生可以与人津津有味地谈论无限的几个层次了,好像是真的一样,如果有人持异议的话,恐怕他不能搞这一行了。  &nbsp今日的实在不过是昨日的幻象,然而它并不是素来如此熟悉的。在某个时代,它也教人迷茫不安,直到后来我们给它一种更为原始的幻象为止,这最后的一种又是曾经经过若干世纪的习惯才变成具体的。丹齐克由此得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幻象之能存留着,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整理和支配我们的经验,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大有裨益。能够保持和促进人类的生存的就可以繁荣生长,从而赢得实在性的权利。  &nbsp这种观念使我终于理解了科学革命的本质:“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使它的对手信服,并使他们领悟而获胜的,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对手终于死了,而熟悉这个真理的新的一代成长起来。”数学家魏尔和波利亚就曾经为数学分析中的一个定理的实在性打赌,其标准就是几十年后接受该定理的数学家的人数的多寡。  &nbsp为什么我们要倡导学术自由呢?因为我们要允许新的观念有一个可能由少数人接受变多数人接受的机会,这样人类才会不断进步。所以客观实在不过是一个民主的选择罢了。当你因为你视为红的却被我视为绿的就宣称我是一个色盲时,如果不采取服从多数的方法,你又怎能证明你的判断是真的呢?数,变成了我们的尺度!  &nbsp当我得出这么―种哲学的时候,又有谁否认我不是因为太熟悉了《数,科学的语言》呢!&nbsp&nbsp&nbsp&nbsp&nbsp原文发表在《书屋》2001年第9期&nbsp(感谢柯华庆教授授权转载)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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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李德顺,汉族,哲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哲学原理改革和发展研究、价值论和价值观念研究、当代文化研究。&nbsp&nbsp&nbsp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和群众在一起时说了“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打拼”,让人耳目一新。不少人在琢磨这句话的深刻涵义。其实“打拼”这个说法,与党的理念,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我国多年的实践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8年来,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在打拼;所不同的是,在不同时期,我们打拼的目标、打拼的方式、打拼的效果有所不同。不同时期的打拼结果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总体上是在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不断发展。而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勇往直前,这种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怎样理解这里说的“打拼”呢?我有三点感想:  一、话语与文风  我觉得,胡锦涛同志使用“打拼”这样的字眼,和“不折腾”一样,其中传递出来的信息,首先是一种文风的倡导。从说“不折腾”开始,就引起很大的反响,百姓觉得好,是领导人在说老百姓自己的话。领导人用一种尽可能大众化、口语化的形式,表达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思想是相通的,语言风格也是相通的。  领导人带头使用这种表述风格,具有一种转变文风的示范意义。这个示范很重要。它意味着要使我们的思想、理论、政策、语言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对于八股式的套话,板着面孔、高不可攀的神秘话语和文风来说,这是一种校正和改变。  话语风格其实是一种文化境界。如果在语言表达中充满了急功近利,显得浅薄粗俗、冰冷枯燥,或武断专横,就多少能够说明思想的内容还不深刻,精神上的文明还不到位。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从说“神的话”到说“人的话”,再到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话”的过程。不管是学界、政界、业界还是传媒界,大家要领会这一点。尤其是宣传话语,更应该转变文风,说大众的话,说老百姓自己的话,避免说八股式空洞贫乏的套话,避免说高高在上、不知所云的神仙式话语。  二、国家和人民一起打拼  “中国式打拼”,这一概括的重点不在“打拼”,而在“中国式”。应该说世界各民族都在打拼,而我们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式”。正如总书记所言,我们打拼的目标一直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今天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目标下找到了“中国道路”。这种“中国式”的打拼,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实践。所以说,“继续打拼”,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继续打拼。  打拼的原则,不是单打一的蛮干、傻干,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我们的打拼,要唯一地以实现全面发展意义上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目的,并通过实践去检验。国家富强,应该是全面的,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精神文化上的;不光是硬实力,还包括软实力。人民的富裕也不只是物质上、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总之,应该全面理解这个目标。这个目标要通过实践检验成败。所以,打拼不是目的,而是条件、是手段、是过程。其中要坚持的原则,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普通民众的打拼可能就是为了房子、车子,为了更好的生活。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打拼,与中国式打拼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群众打拼,靠实实在在的诚实劳动来改善自己生活,这是实现我们共同中国梦的一个部分,一个细胞,一个点滴。如果全国人民都不考虑自己的生活,而去管那些自己既不了解,又管不了的事,像“文革”期间那样,整天反修防修,那就谈不上实现中国梦。我们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是在每个人光明正大的奋斗中实现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自己去奋斗,而是每个人都等、靠、要,都依赖国家、社会和他人,这肯定是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既搞好自己的生活,又关注社会的发展,这二者是统一的。没有涓流的汇合,成不了江河湖海。中国就是由十三亿中国人组成的,每个人的生活好了,我们的梦想也就实现了;否定了个人的奋斗,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中华民族的奋斗。所以,通过个人的诚实的“打拼”,买房买车,都是很正常的。有追求有向往,总比一心依靠福利,坐等现成,没有追求的心态要好。  三、在精神文化层面实现飞跃  当前,国家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了,还要不要一如既往地打拼呢?现在来看,我们的打拼实际上才刚刚起步,组织合理、文明规范的打拼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不久,市场经济秩序、法治文化体系都还在建设、完善当中,有些还在探索、摸索阶段。  我们的打拼不是乱干、蛮干,而是要规则有序、合法、合理、有效的、可持续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保障下,实现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作为个人的打拼,有明确的目标,合理的途径,同时就要有大家都尊重的公共规范,来保障人们健康地、合理地、文明地打拼。这是一种社会环境,不能忽视。我们要建立一种正当的、干净的社会环境,宣示出来,给每个人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我们的打拼不仅仅是简单的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上的打拼,还有精神文化体系、社会管理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打拼。打拼总会有成有败,但是一种打拼的精神不能放弃。我们要一如既往地打拼,要认准目标,有百折不挠、顽强的、不妥协的奋斗精神。  未来30年,我们的打拼面临着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飞跃。中国人、中华文化要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其中就包括,我们不再以畸形的、压抑的和压抑反弹的心态看待世界、他人和自己。  中国的历史比较曲折,造成了一些人的心态总是在“以老大自居”和“失败者、亡国奴、买办”两者之间摇摆。今后三十年,中国要在精神文化上真正站起来,成为真正现代的中国,就要学会怎么正确地看待自己,怎么正确地看待别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承认世界民族是一个“林”,我们是其中一棵“树”,我们这棵树要尽量长得好,长得高大;我们不依靠别人,但是我们也不压迫别人。民族团结、民族凝聚、民族自信,中国要为世界、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体现大国文明。先进的大国、文明的大民族的心态,是与我们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相伴随应有的心态。  未来三十年,是我们抛弃旧心态,确立新心态的思想转变时期。思想文化的升华应该是一个实质性的进展。其他的具体事情,我们都还得再摸索,可以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去选择,去创造。(原文发表于2009年《北京日报》,&nbsp感谢李德顺教授授权转载。)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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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作者小传:朱光潜(1897年-198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笔名孟实、孟石,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朋友:  你快要在中学毕业,此时升学问题自然常在脑中盘旋。这一着也是人生一大关键,所以,值得你慎而又慎。  升学问题分析起来便成为两个问题,第一是选校问题,第二是选科问题。这两个问题自然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为说话清晰起见,分开来说,较为便利。  我把选校问题放在第一,因为青年们对于选校是最容易走人迷途的。现在中国社会还带有科举时代的资格迷。比方小学才毕业便希望进中学,大学才毕业便希望出洋,出洋基本学问还没有做好,便希望掇拾中国古色斑斑的东西去换博士。学校文凭只是一种找饭碗的敲门砖。学校招牌愈亮,文凭就愈行,实学是无人过问的。社会既有这种资格迷,而资格买卖所便乘机而起。租三间铺面,拉拢一个名流当“名誉校长”,便可挂起一个某某大学的招牌。只看上海一隅,大学的总数比较英或法全国大学的总数似乎还要超过,谁说中国文化没有提高呢了大学既多,只是称“大学”还不能动听,于是“大学”之上又冠以“美国政府注册”的头衔。既“大学”而又在“美国政府注册”,生意自然更加茂盛了。何况许多名流又肯“热心教育”做“名誉校长”呢了  朋友,可惜这些多如牛毛的大学都不能解决我们升学的困难,因为那些有“名誉校长”或是“美国政府注册”的大学,是预备让有钱可花的少爷公子们去逍遥岁月,像你我们既无钱可花,又无时光可花,只好望望然去罢。好在它们的生意并不会因我们“杯葛”而低落的,我们求学最难得的是诚恳的良师与和爱的益友,所以选校应该以有无诚恳、和爱的空气为准。如果能得这种学校空气,无论是大学不是大学,我们都可以心满意足。做学问全赖自己,做事业也全赖自己,与资格都无关系。我看过许多留学生程度不如本国大学生,许多大学生程度不如中学生。至于凭资格去混事做,学校的资格在今日是不大高贵的,你如果作此想,最好去逢迎奔走,因为那是一条较捷的路径。  升学问题,跨进大学门限以后,还不能算完全解决。选科选课还得费你几番踌躇。在选课的当儿,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尝不免互相冲突。许多人升学选课都以社会需要为准。从前人都欢迎速成法政;我在中学时代,许多同学都希望进军官学校或是教会大学;我进了高等师范,那要算是穷人末路。那时高等师范里最时髦的是英文科,我选了国文科,那要算是腐儒末路。杜威来中国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把教育学也弄得很热闹。近来书店逐渐增多,出诗文集一天容易似一天,文学的风头也算是出得十足透顶。听说现在法政经济又很走时了。朋友,你是学文学或是学法政呢!“学以致用”本来不是一种坏的主张;但是资察兴趣人各不同,你假若为社会需要而忘却自己,你就未免是一位“今之学者”了。任何科目,只要和你兴趣资察相近,都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力,都可以使你效用于社会。所以你选课时,旁的问题都可以丢开,只要问:“这门功课合我的胃口么了”  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把生活看做人生第一桩要事,所以不赞成早谈专门;早谈专门便是早走狭路,而早走狭路的人对于生活常不能见得面面俱到。前天G君对我谈过一个故事,颇有趣很可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水力都空费了!”这三句话各各不同,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许多人因为站在狭路上,只能见到诸方面的某一面,便说他人所见到的都不如他的真确。前几年大家曾像煞有介事地争辩哲学和科学,争辩美术和宗教,不都是坐井观天诬天渺小么了  我最怕和谈专门的书呆子在一起,你同他谈话,他三句话就不离本行。谈到本行以外,旁人所以为兴味盎然的事物,他听之则麻木不能感觉。像这样的人是因为做学问而忘记生活了。我特地提出这一点来说,因为我想现在许多人大谈职业教育,而不知单讲职业教育也颇危险。我并非反对职业教育,我却深深地感觉到职业教育应该有宽大自由教育(Liber-al&nbspeducation)做根底。倘若先没有多方面的宽大自由教育做根底,则职业教育的流弊,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肤浅蝙狭。  许多人一开口就谈专门(specialization)&nbsp,谈研究(re-search&nbspwork)。他们说,欧美学问进步所以迅速,由于治学尚专门。原来不专则不精,固是自然之理,可是“专”也并非是任何人所能说的。倘若基础树得不宽广,你就是“专”,也决不能专到多远路。自然和学问都是有机的系统,其中各部分常息息相通,牵此则动彼。倘若你对于其他各部分都茫无所知,而专门研究某一部分,实在是不可能的。哲学和历史,须有一切学问做根底;文学与哲学历史也密切相关;科学是比较可以专习的,而实亦不尽然。比方生物学,要研究到精深的地步,不能不通化学,不能不通物理学,不能不通地质学,不能不通数学和统计学,不能不通心理学。许多人连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基础也没有,便谈专门研究生物学,是无异于未学爬而先学跑的。我时常想,学问这件东西,先要能博大而后能精深。“博学守约”,真是至理名言。亚理斯多德是种种学问的祖宗。康德在大学里几乎能担任一切功课的教授。歌德盖代文豪而于科学上也很有建树。亚当?斯密是英国经济学的始祖,而他在大学是教授文学的。近如罗素,他对于数学,哲学,政治学样样都能登峰造极。这是我信笔写来的几个确例。西方大学者(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大半都能同时擅长几种学问的。  我从前预备再做学生时,也曾痴心妄想过专门研究某科中的某某问题。来欧以后,看看旁人做学问所走的路径,总觉悟像我这样浅薄,就谈专门研究,真可谓“颜之厚矣!”我此时才知道从前在国内听大家所谈的“专门”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一般学者的通病就在不重根基而侈谈高远。比方“讲东西文化”的人,可以不通哲学,可以不通文学和美术,可以不通历史,可以不通科学,可以不懂宗教,而信口开河,凭空立说;历史学者闻之窃笑,科学家闻之窃笑,文艺批评学者闻之窃笑,只是发议论者自己在那里洋洋得意。再比方著世界文学史的人,法国文学可以不懂,英国文学可以不懂,德国文学可以不懂,希腊文学可以不懂,中国文学可以不懂,而东抄西袭,堆砌成篇,使法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英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中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只是著书人在那里大吹喇叭。这真所谓“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朋友,你就是升到大学里去,千万莫要染着时下习气,侈谈高远而不注意把根基打得宽大稳固。我和你相知甚深,客气话似用不着说。我以为你在中学所打的基本学问的基础还不能算是稳固,还不能使你进一步谈高深专门的学问。至少在大学头一二年中,你须得尽力多选功课,所谓多选功课,自然也有一个限制。贪多而不务得,也是一种毛病。我是说,在你的精力时间可能范围以内,你须极力求多方面的发展。  最后,我这番话只是对你的情形而发的。我不敢说一切中学生都要趁着这条路走。但是对于预备将来专门学某一科而谋深造的人,尤其是所学的关于文哲和社会科学方面,我的忠告总含有若干真理。  同时,我也很愿听听你自己的意见。  你的朋友孟实&nbsp&nbsp&nbsp(本文选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我们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我们相信: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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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作者小传: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省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了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了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富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不必远说,你应该还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么了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这个道理,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知”。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了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罢!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欢喜打,你到老都欢喜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边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就是读书吗了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去发见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见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人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谈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了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约还记得北平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了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物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一)冒险小说和游记,(二)神话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就中代表的书籍是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Jules&nbspVerne:Around&nbspthe&nbspWorld&nbspin&nbspEightyDays)和《海底二万涅》(Twenty&nbspThousand&nbspLeagues&nbspUn-der&nbspthe&nbspSea),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Defoe:RobinsonCrusoe),大仲马的《三剑客》(A.&nbspDumas:Three&nbspMuske-teers),霍桑的《奇书》和《丹谷闲话》(Hawthorne:WonderBook&nbspand&nbspTangle&nbspWoodTales),金斯利的《希腊英雄传》(Kingsley,&nbspHeroes),法布尔的《鸟兽故事》(Fabre:StoryBook&nbspof&nbspBirds&nbspand&nbspBeasts),安徒生的《童话》(An-dersen:Fairy&nbspTales),骚塞的《纳尔逊传》(Southey:Life&nbspof&nbspNelson),房龙的《人类故事》(Vanloon:The&nbspStoryof&nbspMankind)之类。这些书在国外虽流行,给中国青年读,却不十分相宜。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  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谈到这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比方在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济慈(Keats),雪莱(Shelly),柯尔律治(Coleridge)&nbsp,布朗宁(Browning)诸人的诗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Shakespeare:&nbspHamlet),《李尔王》(King&nbspLear)和《奥瑟罗》(Gthello),歌德的《浮士德》(Goethe:Fasuts),易卜生(Ibsen)的戏剧集、屠格涅夫(Turgenef)的《处女地》(Virgin&nbspSoil)和《父与子》(Fathersand&nbspChildren)、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Dos-toyevsky:Crime&nbspand&nbspPunishment)、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Flaubert:Madame&nbspBovary)、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说集、小泉八云(Lafcadio&nbspHearn)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应北平京报副刊的征求,也许把这些古董洋货捧上,凑成“青年必读书十种”。但是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读何书的问题。你如果要知道,你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的设想,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科学常识等等,而自己又没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你就像问道于盲了。同时,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读书十种”或“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抉择还要靠你自己。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那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那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论的。你自己终久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方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你嫌这封信太冗长了罢了下次谈别的问题,我当力求简短。再会!  你的朋友孟实&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本文选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我们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我们相信: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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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作者小传:朱光潜(1897年-198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笔名孟实、孟石,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朋友:  岁暮天寒,得暇便围炉嘘烟遐想。今日偶然想到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两部书,觉得命名大可玩味。玩味之余,不觉发生一种反感。  所谓“走向十字街头”有两种解释。从前学士大夫好以清高名贵相尚,所以力求与世绝缘,冥心孤往。但是闭户读书的成就总难免空疏虚伪。近代哲学与文艺都逐渐趋向写实,于是大家都极力提倡与现实生活接触。世传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地下,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一种意义。  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所主张的艺术民众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诞生号中所主张的特殊的一般化,爱迪生所谓把哲学从课室图书馆搬到茶寮客座,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另一意义。  这两种意义都含有极大的真理。可是在这“德漠克拉西”呼声极高的时代,大家总不免忘记关于十字街头的另一面真理。  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含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流为俗化(vulgarized)&nbsp。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为市场偶像,而真纯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损了。到了市场而不成为偶像,成偶像而不至于破落,都是很难的事。老庄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白云观以静坐骗铜子的道士。易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街头摆摊卖卜的江湖客。佛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祈财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秃头肥脑的蠢和尚。这都是世人所共见周知的。不必远说,且看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学落到时下一般打学者冒牌的人手里,弄得成何体统!  寂居文艺之宫,固然会像不流通的清水,终久要变成污浊恶臭的。可是十字街头的叫嚣,十字街头的尘粪,十字街头的挤眉弄眼,都处处引诱你泪没自我。臣门如市,臣心就决不能如水。名利声势虚伪刻薄肤浅欺侮等等字样,听起来多么刺耳朵,实际上谁能摆脱得净尽了所以站在十字街头的人们尤其是你我们青年要时时戒备十字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  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权威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说(Tradition),一为时尚(Fashion)。儒家的礼教,五芝斋的馄饨,是传说;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社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张的。比方九十九个人守贞节,你一个人偏要不贞,你固然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可是如果九十九个人都是娟妓,你一个人偏要守贞节,你也会成为社会公敌,被人唾弃的。因此,苏格拉底所以饮鸿,伽利略所以被教会加罪,罗曼罗兰、罗素所以在欧战期中被人谩骂。  本来风化习俗这件东西,孽虽造得不少,而为维持社会安宁计,却亦不能尽废。人与人相接触,问题就会发生。如果世界只有我,法律固为虚文,而道德也便无意义。人类须有法律道德维持,固足证其顽劣;然而人类既顽劣,道德法律也就不能勾销。所以老庄上德不德绝圣弃智的主张,理想虽高,而究不适于顽劣的人类社会。  习俗对于维持社会安宁,自有相当价值,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可是以维持安宁为社会唯一目的,则未免大错特错。习俗是守旧的,而社会则须时时翻新,才能增长滋大,所以习俗有时时打破的必要。人是一种贱动物,只好模仿因袭,不乐改革创造。所以维持固有的风化,用不着你费力。你让它去,世间自有一般庸人懒人去担心。可是要打破一种习俗,却不是一件易事。物理学上仿佛有一条定律说,凡物既静,不加力不动。而所加的力必比静物的惰力大,才能使它动。打破习俗,你须以一二人之力,抵抗千万人之惰力,所以非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不可。因此,习俗的背叛者比习俗的顺从者较为难能可贵,从历史看社会进化,都是靠着几个站在十字街头而能向十字街头宣战的人。这般人的报酬往往不是十字架,就是断头台。可是世间只有他们才是不朽,倘若世界没有他们这些殉道者,人类早已为乌烟瘴气闷死了。  一种社会所最可怕的不是民众肤浅顽劣,因为民众通常都是肤浅顽劣的。它所最可怕的是没有在肤浅卑劣的环境中而能不肤浅不卑劣的人。比方英国民众就是很沉滞顽劣的,然而在这种沉滞顽劣的社会中,偶尔跳出一二个性坚强的人,如雪莱、卡莱尔、罗素等,其特立独行的胆与识,却非其他民族所可多得。这是英国人力量所在的地方。路易•狄更生尝批评日本,说她是一个没有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希腊,所以不能造伟大的境界。据生物学家说,物竞天择的结果不能产生新种,须经突变(sports)。所谓突变,是指不像同种的新裔。社会也是如此,它能否生长滋大,就看它有无突变式的分子;换句话说,就看十字街头的矮人群中有没有几个大汉。  说到这点,我不能不替我们中国人汗颜了。处人胯下的印度还有一位泰戈尔和一位甘地,而中国满街只是一些打冒牌的学者和打冒牌的社会运动家。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在这个当儿,站在十字街头的我们青年怎能免仿徨失措了朋友,昔人临歧而哭,假如你看清你面前的险径,你会心寒胆裂哟!围着你的全是肤浅顽劣虚伪酷毒,你只有两种应付方法:你只有和它冲突,要不然,就和它妥洽。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冲突就是烦恼,妥洽就是堕落。无论走哪一条路,结果都是悲剧。  但是,朋友,你我正不必因此颓丧!假如我们的力量够,冲突结果,也许是战胜。让我们相信世界达真理之路只有自由思想,让我们时时记着十字街头肤浅虚伪的传说和时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碍,让我们本着少年的勇气把一切市场偶像打得粉碎!  最后,打破偶像,也并非卤莽叫嚣所可了事。卤莽叫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是肤浅卑劣的表征。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总而言之,我们要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泪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朋友,让我们一齐努力罢!  你的朋友孟实&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本文选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欢迎您订阅、推广“法治文化家园”微信公众号fazhiwenhuajiayuan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博士点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的法治文化家园!法治文化兴,法治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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