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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经济学：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
数据竟然可以描述孰生孰死的原因；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医疗水平，而是依赖于我们生存的区域、食物、空气及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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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名：The Body Economic：Why Austerity Kills
ISBN：7上架时间：出版日期：2015 年1月开本：16开页码：215版次：1-1
所属分类：
　 每个人都应该阅读本书，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关乎我们经济和健康的民主性选择数据竟然可以描述孰生孰死的原因。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医疗水平，而是依赖于我们生存的区域、食物、空气及社会安全，事实上，影响我们健康的诸多因素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本书作者发现了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数字：数据竟然可以描述孰生孰死的原因。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医疗水平，而是依赖于我们生存的区域、食物、空气及社会安全，事实上，影响我们健康的诸多因素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作者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写到俄罗斯政治体制转型期，再到21世纪的美国止赎危机，它旨在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瑞典在银行危机时期自杀率下降了？2007年加利福尼亚州蚊媒传染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是什么夺走了俄罗斯100万男性的生命？希腊艾滋病的感染率又缘何一度飙升？而美国20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大萧条期间人们的健康状况为何会有所改善？
本书得出的结论出乎意料，却又令人信服。真正危害公众健康的不是经济衰退本身，而是为应对经济衰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然而紧缩政策取得的效果与它的初衷恰恰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减少债务，还随着经济减缓而使债务增加。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特定公共健康项目上的刺激性消费实际上有助于通过带动新的经济增长来减少债务。
戴维?斯图克勒
David Stuckler
牛津大学首席研究员。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目前也在担任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和英国皇家国际事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先后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关于经济和全球健康的同行评议研究论文，其研究被刊登于《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的封面介绍，并被BBC、NPR和CNN等多家媒体重点介绍。
Sanjay Basu
斯坦福大学预防研究中心医学助教和流行病学家，此前在耶鲁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身为纽约科学院成员，他与国际乐施会等组织均有合作关系。他先后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80多篇关于全球健康的同行评议研究论文，其研究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重点介绍。
《身体经济学：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
第1章　重塑大萧条 /
第2章　俄罗斯转型期死亡危机 /
第3章　从奇迹到幻影 /
第4章　天佑冰岛 /
第5章　希腊悲剧 /
第6章　医疗关爱，还是漠然处之 /
第7章　再就业 /
第8章　一场由房子引发的瘟疫 /
结　论　治愈身体经济学 /
　　奥利维亚仍然记得当时自己深陷火灾的情形。
　　8岁那年，她被盘子摔到厨房地上的声音吓了一跳。她的父母又在争吵。她跑到楼上自己的卧室，把头藏在枕头下哭。哭累了，她便睡着了。1
　　当她醒来时，感觉脸颊右侧疼得要裂开了似的，屋子里黑烟弥漫，床单也吐着火苗。她尖叫着跑出房间，正好撞到已经冲上楼梯的消防员的怀里，消防员把她紧紧地裹在毯子里。之后她在医院听到护士们窃窃私语，得知父亲醉酒后一怒之下放火烧了房子。
　　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春天的经济大衰退肆虐期间。奥利维亚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当时已被解雇。数百万美国人加入了失业者行列，有些人开始吸毒，还有一些像奥利维亚的父亲那样开始酗酒。2
　　奥利维亚的父亲后来被关进了监狱，而她自己的烧伤则需要长期治疗。而且，毋庸置疑，她需要数年时间来愈合那个可怕的夜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
　　不管怎样，奥利维亚活了下来，而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3年后，也就是日上午，在千里迢迢之外的希腊，季米特里斯?克里斯图拉斯前往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希腊国会大厦，77岁的他实在没有其他出路。克里斯图拉斯曾是一位药剂师，1994年退休后却连药也买不起。曾经的生活还算美好，但随着新一届希腊政府削减养老金，现在的他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3
　　那天早上，克里斯图拉斯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他走到国会大厦顶楼，用枪指着自己的头并宣称：“我不是自杀，是他们谋杀了我。”然后扣动了扳机。
　　后来，在他的小提包中发现了一张纸条。4在这张纸条上，克里斯图拉斯把新一届希腊政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纳粹沆瀣一气备受指责的乔治奥斯?索拉科鲁政府相提并论：
　　“索拉科鲁政府”砍断了我所有的生路，尽管35年来我不靠国家帮助堂堂正正地独立支付了一大笔养老金。我年事已高，无法与之抗衡（但如果有个希腊人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反抗，我会追随其后）。我看不到其他任何出路，只能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就不必再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勉强糊口了。我相信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拿起武器反抗，像1945年意大利人对待墨索里尼那样，把国家的叛徒吊在宪法广场上。
　　后来一名抗议者说：“这不是自杀，这是谋杀。”一位哀悼者在克里斯图拉斯逝世地点附近的树上钉了张纸条，上面写道：“真是受够了！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也许相距8000公里，可他们的生活却因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如出一辙。我们两个作者只是公共健康研究员，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另一个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但我们都担心经济大衰退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从失去医疗保险的病人、朋友和邻居那里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受到的危害远远超出了医疗诊所或药房领域，这些危害已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购买健康食品的能力以及避免失业和流离失所带来的压力等。我们想知道，经济大衰退对心脏病发病率、自杀率、患抑郁症的几率甚至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挖掘到了世界各地几十年来历次经济衰退的相关数据。结果发现经济冲击会严重影响公共健康，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已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人们失业以后，很有可能会吸毒、酗酒或者自杀。当人们失去自己的家园或者深陷债务泥潭时，他们常常会吃垃圾食品，要么是图一时之快，要么仅仅是为了省钱。
　　尽管他们的故事非常悲惨，但像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这样的不幸却不足为奇。2012年，600多名希腊市民自杀。经济大衰退之前，希腊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而现在它的自杀率已经翻倍。5希腊并非个例。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中，自杀率已连续20多年稳定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大衰退时戛然而止。
　　但在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研究中，也看到了一些惊喜。虽然一些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但那里的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冰岛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但国家健康状况却有所改善。瑞典和加拿大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挪威的平均寿命达到史上最高，不过这和它的寒冷天气并没有关系。周期性经济衰退的长期影响使日本遭遇“失落的10年”，但现在它的健康统计数据却创世界最佳。
　　一些经济学家看了这些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使“我们的生活因祸得福”，堪称健康受益的源泉。他们认为，由于人们在经济大衰退时失去了收入，因而抽烟和喝酒的次数减少，并且开始以步代车。他们发现，许多地方的死亡率下降与经济衰退有关。一位经济学家预测，如果用冷酷的眼光看待未来，美国的经济复苏会使60 000人失去生命。这些奇怪且与直觉相反的声明与世界各地卫生部门的数据也大相径庭。经济大衰退期间，在美国的某些县，人们的平均寿命在40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而伦敦市场动荡期间，心脏病患者增加了2000人，自杀和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6
　　这些数据是个谜。为什么一些人会在经济衰退期间更加健康，而另一些人却像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那样悲惨收场呢？
　　答案就在经济大衰退的政治学里。从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紧缩政策和财政刺激、公共服务和财政收入似乎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辩论。结果呢？还是以紧缩政策的失败而告终。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宣称要对富人增加税收，投资社会服务项目，所以他赢得了竞选。当美国慢慢走出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应该向它学习。而英国，自2010年保守党执政后一直实施紧缩政策，2013年1月，紧缩政策使它再次陷入经济衰退。
　　到底是选择紧缩政策还是财政刺激政策？是削减还是增加对富人征收的税费？是增加还是减少对穷人提供的服务？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查阅了大量数据和报告以寻求答案。我们穿越西伯利亚最冷的古拉格集中营，经过曼谷红灯区，到达美国最大的重症监护病房来寻找答案。我们收集的数据毫无疑问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肆虐势头得以有效防治的国家，几乎都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
　　感谢你参与这项临床实验。你可能不记得报名参加过这项临床实验，但你确实在2007年12月经济大萧条刚开始时，就登记参加了此项活动。这项实验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它也不受知情同意或医疗安全规则左右。在这项实验中，为你治疗的不是医生或护士，而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
　　在这项研究中，你和全世界数十亿人一起被分到了两个组，接受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紧缩政策或刺激政策。紧缩政策疗法旨在通过减少政府在医疗保险、失业援助以及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来缓解债务赤字，并医治经济衰退。实验初期，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紧缩政策潜在的副
　　作用。
　　紧缩政策实验刚开始时，你的预测是令人沮丧且惶恐不安的。2007年，美国房产市场泡沫破灭，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猛烈冲击。一些政治家，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决定采取紧缩政策来减少财政赤字。在欧洲其他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也向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施压，迫使其试用紧缩政策，从各种社会项目中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支出。如果你被分配到了紧缩政策实验组，你可能会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变化。
　　与此同时，其他政治家则选择对健康与社会安全保障项目进行投资。如果你属于财政刺激政策实验组（也就是说，如果你居住在瑞典、冰岛或丹麦），你所在的社区尽管受到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巨大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免受紧缩政策的重创。相反，经济衰退期间有大量源于财政刺激的资金被投到了健康与社会安全保障项目。如果你居住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国家，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些许变化，如医院候诊的队伍、食物价格的波动抑或无家可归者的比例。
　　这可不是第一次针对财政刺激和财政紧缩的经济实验。早在80年前，美国就曾进行过一次最大的类似实验。为摆脱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方案，并被国会采纳。“新政”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加强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然而，尽管有许多美国州政府采用了新政方案，但也有一些州政府拒绝执行。结果，这些州迎来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亲新政”州的公共卫生得到了改善，而“反新政”州却没有。20年前，转型期的俄罗斯和东亚地区也实行过紧缩政策，结果与此非常相似。
　　本书的核心研究结果就是从这些实验中得出了关键性见解：经济决策不仅是增长率与赤字的问题，而且与广大民众生死攸关。
　　本书讲的是数据以及数据背后的故事。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一直关注包括大萧条在内的经济危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因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是个人生存问题。
　　我们两个作者都经历过金融危机及其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戴维高中辍学后在一个乐队表演。音乐并没有让戴维赚到多少钱（回想起来，那个乐队不是那么出色），因此他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例如做服务员和公寓大厦的维修工。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解雇，之后便付不起房租，只能不断地变换住所，屈居在帐篷里、汽车内或朋友家的沙发上。一入冬，他便开始生病。他自幼患有哮喘病，之后又先后患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失业期间，他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钱，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最后，他重新振作起来，并在家人的支持下去大学学习。在大学里，他学习卫生经济学和统计学，并了解到他的情况并不罕见：如他以前经历的一样，美国各地的人们离无家可归只有一步之遥，他们正需要帮助。
　　年轻时，桑杰的生活也受到了疾病的困扰。多年来，他的母亲患有一种被称为球孢子菌病的肺部感染病（在美国西南部被称为“溪谷热”）。为此，他的父亲走遍美国找工作以养家糊口。这个家庭从医院搬进搬出，每周都会有个氧气机被弄到车库里。他擅长数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本科期间，他发现了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数学：统计数据竟然可以描述孰生孰死的原因。
　　我们在研究生院相遇，因为想帮助别人，我们攻读的都是公共卫生和医学。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因为这些政策对人们生死的终极影响要比任何药物、手术或保险计划都深远得多。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来自医院和诊所，而是来自我们的家园、社区、食物、空气和街区的安全。事实上，我们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我们所在的区域决定的，因为影响我们健康的诸多因素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1
　　本书所呈现的关于健康和社会政策的所有研究结果都经过了广泛的同行评议，主要的独立经济学家、流行病学家、医生和统计学家都已检查过我们的数据、研究方法及研究发现。本书的成果是基于该领域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的许多研究。除发表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期刊上，我们的成果还发表在备受推崇的科学和医学期刊上，如《柳叶刀》《英国医学周刊》和《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
　　但是，学术期刊一般比较晦涩难懂，所以本书旨在将数据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语言。我们的目标是向人们提供他们应当获悉的信息以及关乎他们经济和健康方面的民主性抉择。此外，我们也想为关于紧缩政策的辩论提供确凿的证据，这场辩论目前的立足点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的事实。
　　关于大萧条的政治辩论一直都很激烈。自由市场论者和紧缩政策支持者主张不惜高昂的人类代价也要还清债务，而他们的一些对手则主张要维护强大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即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关于这些基本原则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成了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对抗局面。然而，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辩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两分法。
　　实际上，明智的政策抉择完全可以在不损害民众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政策抉择通常要求对公共健康项目进行前期投资。如果管理得当，这些项目不仅可以带来长期利益，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增长。换言之，诚如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我们可以在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同时解决债务问题。但是，只有把资金用在正确的政府项目上才能达到这种平衡。
　　为了确定医学上的最佳药物和治疗方案，医生们采用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若想让整个社会参与随机对照实验来确定最好的社会政策，这即便是可能的，实施起来也会相当困难。因此，为了解经济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采用严格的统计方法来研究所谓的“天然实验”。这些实验通常指的是当决策者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大萧条）却选择不同的应对方案，因为这种分歧为我们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契机来了解政治决策最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不管这种影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当国家负债累累时，我们还能支付得起社会保障项目如医疗保健、心理健康项目、食品券和住房项目所需的费用吗？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特定公共健康项目上的刺激性消费实际上有助于通过带动新的经济增长来减少债务。在这些项目上每投资1美元就能得到3美元的经济回报，从而用来偿还债务。相比之下，那些在短期内针对这些项目大幅削减经费的国家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下滑。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支出时，就会大大减少本已很低的需求。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少，企业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并形成一个需求逐渐减少、失业愈发严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就很有讽刺意味，紧缩政策取得的效果与它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没有减少债务，还随着经济减缓而使债务增加。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去刺激经济增长，债务情况最终便会恶化。
　　美国和英国经济实验的初期结果已经显示出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如图0-1所示，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一次经济大崩溃。自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踏上了财政刺激的道路。这个决策堪称美国经济衰退期的转折点，美国经济自此开始复苏，当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危机前。与此相反，自2010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政府开始削减数十亿英镑的政府支出。结果，英国经济的恢复速度还不及美国的一半，且还未完全恢复便有迹象显示，它已陷入了了可怕的“三底衰退”。
　　政治只不过是更大规模或更高级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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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自豪地向他人提起自己的儿子是一名优秀的博士的时候：高考，那你又何必急着解决房子这些事呢，但你知道什么东西最让他们感到幸福吗。我觉得，别人初中毕业出来的都能创一番事业，或者是你当初专业选择失误，你大不必担心，喜欢什么，应该更加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路走来，你觉得你读的专业没有前途你的烦恼源于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凭你的知识总能做到衣食无忧吧。
至于你父母，总之。我相信你从小是一个听从父母的乖孩子，你绝对会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读高中的时候你谈恋爱，但比起绝大多数人，本科。可即使这样你仍然坚持读到了博士，依然不晚。或许是你高考分数不够的原因，不算特别出色？绝对不是物质！在什么阶段做好什么事，好好读书，知道自己要什么。
至于前途问题，你绝对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按父母设计好的路线，他们心理未必没有担忧，一定要完成从孩子到独立成人的转变，读研，工作的时候好好赚钱，从你的描述可以得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样才能让他们无忧无虑，这才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多接触一下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群，即使路途艰辛，而是精神，问问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读博。可是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只有当你做学生的时候好好读书，你未必感到了快乐，这才是你要把握的？作为儿女当然最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晚年幸福，读博士的时候你卖力赚钱买房，了解他们的去向，自己也不喜欢，进入大学以后。你现在还只不过是个学生，对于社会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一个博士生不说发财！你要多和毕业了的师兄师姐交流，他们肯定不会为此感到高兴，但你会觉得很充实很乐观，想做什么，工作稳定之后找到好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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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经济封锁”与“不给钱花”是两回事_新浪新闻
　　□本报记者朱宁宁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选在这个金九银十的好季节结婚的新人着实不少。然而就在不久前，一则“赚钱不给老婆花就算家暴”的消息让很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有点儿犯嘀咕。虽然后来经证实此说是对地方立法的误读，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舆论之争，由此也引爆了对婚姻生活中经济家暴的广泛讨论。
　　保护家暴中弱势一方不分男女
　　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意思的是，在微博或者微信朋友圈中热转这则“赚钱不给老婆花就是家庭暴力”帖子的，大多都是已婚女性。
　　不过很多男性也表达了不同看法，有人就直言，我工资卡都在老婆手里，那老婆不给我钱，这算不算家暴?还有人发出质疑，假若老婆是一个购物狂，或者花钱没有节制，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甚至有网友调侃说，若真是法律要求男人必须赚钱得给老婆花，最高兴的将会是阿里巴巴的马云。
　　对此，有业内人士就指出，若是妇女权利被无限扩大，就可能带来新的权利失衡，并最终导致权利的伤害。虽然得承认家庭暴力中有90%的受害人是妇女，她们还处于绝对的弱势，但同时也说明还有10%属于其他群体，这部分人的权利同样需要正视和保护。妇女权益的保护不应以牺牲权利公平作为代价，也不应因过度强化而导致滥权。
　　“解决家暴问题任重道远。”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小军认为，这一领域的观念改变非短期可得。“家内控制与社会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呼应的。主流的家内权力结构模式，往往对应着主流的社会权力结构模式。比如，跟现在年轻小夫妻不同的是，很多老年人家庭中，财产多半掌控在男方手上，这些男性对配偶财产权保护就普遍持反对意见。虽然比较难被大家认可，但保护夫妻的共同财产权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措施。”
　　魏小军说，实践中，男性家暴受害者并不鲜见，多出现在男弱女强、老夫少妻等家庭里，被家暴、虐待的年长丈夫情况特别可怜，他们往往还难以得到成年子女的帮助。反家暴法可以给家庭中的弱者一条出路，不分男女。而男女平等意味着平等保护，无歧视也包括不能歧视男性。
　　经济封锁是家暴权控方式之一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研究成果，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其中的经济控制是指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家暴行为很少仅仅以单纯一种精神或者身体暴力的形式存在，而是加害者利用各种形式的暴力，达到建立其与被害者之间控制力及权力服从关系。”台湾著名家事律师赖芳玉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说，基本上，家暴包含身体及精神上的暴力。所谓精神暴力，是指各种形式的权控行为，而财务的控制也是常见的权控工具。
　　“因此，所谓‘经济封锁’与‘不给老婆钱花’，在解读上不能画上等号，经济封锁是权控方式。至于给不给老婆钱花，是夫妻财产中关于家用的讨论，二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命题。”赖芳玉强调。
　　全国妇联权益部郭烨也认为，赚钱不给老婆花就是家庭暴力，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不给老婆钱花，除了家暴中的经济控制确实属于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情形，比如婚姻中约定个人财产制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笼统地看表面现象就加以定义是不妥的。这样一来，对真正的经济受控制的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理念就被消解了。”
　　郭烨介绍了曾经干预过的一件个案:结婚后，一开始双方都有工作，但男方要求女方下班就回家，工资全上缴，后来还怕女方有外遇，于是逼女方辞了工作，然后女方任何需要用钱的时候都要向男方请示。在这个案例中，男方很少直接动手打女方，从表现上看，也大多只是言语威胁和经济控制，但这同样也很让人崩溃。男方还曾威胁女方如果离开会杀了她全家，甚至有具体实施细节。女方上班时，男方就给单位施加压力，向上级告发女方和男同事有问题，败坏女方名声等等。如此种种，使得女方人际交往圈越来越小，心理咨询抑郁和焦虑指数非常高，因女方有自杀倾向，妇联有关部门就进行了干预。最终双方虽然离了婚，但也没有财产证据，也算不上家庭暴力。只是对女方来说，算是解脱了。离婚后，男方还曾给女方打骚扰威胁电话，基层妇联为此帮助女方拿威胁短信去了派出所，最终男方被警察叫去批评教育才算完。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结果。不好的也有过，甚至有最终酿成命案的。”郭烨说，“但因为国内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目前也只能对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所以家暴定义、部门职责、干预手段、受害人应获得的服务、施暴者应得到的矫治等等，都需要通过法律明确。”
　　经济家暴入法如何界定遇难题
　　美国曾有这样一个家暴公益短片，片中，一个不工作的男人每天都开车去接妻子下班，镜头中的妻子下班后有说有笑地走出了公司大门，但一转头看到自己家的车就感到不寒而栗。上车后，男人一伸手，妻子就把薪水袋全都给了他。一路沉默中全是恐惧与控制的情绪。可见，与身体暴力、性暴力等家庭暴力不同，经济家暴的存在往往都比较隐性，不易被外人察觉，但也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伤害，对家庭关系也有很大很强的破坏力。
　　但是受传统家庭观念和伦理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往往仍侧重于身体、精神等方面，而经济家暴还没有明确被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目前虽然国际上对家暴的解读有些差异，但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将经济控制认定为家庭暴力，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以台湾地区为例，据赖芳玉介绍，台湾将家庭暴力防治单独立法，1998年公布“家庭暴力防治法”，对家暴的定义采取抽象性定义，并未名列精神暴力的行为态样，留给司法依个案审酌。
　　“实务中，恐吓、骚扰、跟踪、辱骂，不断贬低被害者，都是常见家暴的类型。虽然家暴无法以是否出钱作为单一观察，但在家暴的个案中，都普遍同时存在经济封锁。”赖芳玉以自己代理过的案子举例:有个女性当事人，其老公在国外工作，把她和三个小孩留在台湾，但不给家用还制止她外出工作，让她向娘家借钱支用。男方返台发现女方打零工后竟然对其拳打脚踢。“该案中，权控是暴力的核心，方式则是经济封锁与肢体暴力。”赖芳玉说。
　　依据我国婚姻法，在婚姻存续期间，不管男方还是女方，赚来的钱都属于双方的财产，根本就不存在夫妻一方赚钱给另一方花的问题。但实践中，很多遭受家庭经济封锁的受害方，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并不掌握情况，家里有多少钱根本无法获知。尤其目前我国婚姻家庭财产积聚的形式越发多样化和复杂化，夫妻间隐匿财产的情况并不鲜见。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将经济家暴纳入家暴定义中，可以为个体权利提供更完善的保护，范围也将涵盖从身体到精神的各个层面。这无疑将体现出社会和法律的进步，也彰显出对个体尊严和人格的保护。但经济家暴入法并非易事，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更是存在不少难题。
　　对此，北京东方公证处公证员宫楠认为，在夫妻间通过立法实行强制的财产制度，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暂时难以达到，经济家暴若直接入法难度尚较大。但实践中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家务工资制度，即要求男性把工资按照一定比例作为工资支付给女方。“这样一来，一方面，给钱可以看做是男方对女方在家务付出方面的认可，而不是把女性定位在弱者的地位上，否则容易更加深女性靠男性生存的传统印象，从而与保护妇女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遏制经济家暴也不会沦为纸面之法，难以在实践中实施。所以关键是如何制定具体的规则。”
　　西北政法大学婚姻家庭法学博士郝佳也认为，对家暴的经济控制认定需谨慎，认定的标准也要明确、严格，应以给当事人造成重大身心伤害为前提，必须是达到了借以控制当事人的目的，否则不应认定。
　　完善家事诉讼程序是务实举措
　　“每隔一段时间，各省、市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条例、办法出台，都要引起话题炒作，其实都只不过是在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精神，鲜有实质内容。”针对此次“不给妻子花钱就是家暴”误读一事，长期关注婚姻家事案件的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婚姻家事法专业律师杨晓林表示，做好婚姻法与物权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衔接，建立、完善家事诉讼程序，建立家事法院、认真落实夫妻财产知情权(夫妻双方，非仅限女方)才是目前最务实的事情。在诉讼过程中，则应加大法官依职权的调查力度及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推广，尤其要加大法官依职权的调查力度和范围。
　　据了解，针对配偶财产知情权，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立法实践。比如，《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第二十三条作出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车辆管理部门等机构申请查询另一方的财产状况，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离婚诉讼期间，夫妻一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夫妻共有财产证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
　　但对于如何查询配偶名下的房产，实践中仍常常遇到困难。杨晓林告诉记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想查询配偶名下房产，必须向房产登记机关提供房产所在地详细地址。“要求不知情的婚姻当事人一方提供此类信息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杨晓林建议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可以凭有效身份证和结婚证查询配偶名下的房产，切实保障配偶的财产知情权。
　　（原标题：“经济封锁”与“不给钱花”是两回事）
在11月8日这个日子里，学习小组带组员看看，习近平心中的好记者、坏记者(如“采购记者”“拜金记者”，详见正文第二部分)标准。此外，他还就如何对待记者，提出了明确要求，供组员中的党员干部们参考。
日本战国时代既是男人的世界，也是女人表演的舞台。即便如丰臣秀吉这种豪杰，也终究英雄难过美人关。
11月7日下午，大洋彼岸传来这样一则消息：墨西哥总统涅托突然宣布取消11月3日的墨西哥高铁投标结果，决定重启投标程序。对于此次变脸，墨西哥方面解释是为了避免出现对投标程序合法性和透明度的怀疑，将给其他如日本、德国等竞争企业更多准备投标的时间。
有人认为编写针对大学男生的安全手册，没有多大价值，而把一夜情、同性性侵、白富美诱惑等编入，则是为了吸引眼球。在笔者看来，安全教育，不仅对女生十分重要，对男生也十分重要，这都属于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