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雷蒙磨质量好服装质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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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和平区雷蒙服饰设计中心
康恒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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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迁京蓝天服装店
上海迁京蓝天服装店的旧址位于王府井大街帅府园胡同路南，对面是全聚德烤鸭店，2000年王府井大街改造后，蓝天服装店会回迁到华懋商厦的二层。
1941年的“蓝天”是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女士服装店，以款式新颖、质地优良、制作精细而著称。现在蓝天时装店隶属于红都时装公司，在北京有四个经营门脸，最大的门脸在广安门外原北京烟草公司大厦首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北京服务行业的简陋和土气，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春，新任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一件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气急败坏的他一纸“投诉信”递到了外交部。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投诉信了，很多外交人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不满意。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鲁专程到上海改衣服。自清嘉庆年间，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年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为“红毛”做衣服的裁缝被称为“红帮裁缝”。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师傅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在给外交部的表扬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红帮裁缝”为新中国挽回了面子，但偌大一个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首都南迁。失去了都城地位的北平，一下子冷清下来。当老辈儿北京人还沉浸在“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过往繁华中时，现实的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北京的服务业不但没有丝毫现代化可言，甚至可以用“全无行业”来形容。全市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以及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上世纪50年代初，从老家河北沧州来北京的王铭珍，至今还记得沿着城墙根儿一字排开的小剃头挑子：“一个凳子，一块白布，铜盆里就一口水，头发沾湿了就得，一块破毛巾谁来都用它……”那时的发型也少得可怜，妇女们不是齐耳短发，就是梳鬏。为了方便、省钱，小孩和男人们大多刮光头，只有公务员和教师才理分头。王铭珍说:“不还有句俏皮话吗？‘镶金牙的自来笑，留分头的不戴帽。’”可见，那时留个分头也是身份的象征。
而上海却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开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纪20年代，上海就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时装、发型和各种商品的潮流都与欧洲同步。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几千种商品，争奇斗艳，号称没有顾客买不到的东西。上海早已先北京几十年，跨入了现代商业、服务业的时代。
曾给金少山先生“跨刀”唱虞姬、红透大上海的李砚秀，晚年仍对上海的精致和时髦念念不忘。演出空隙，剧院派人陪着从北平来的角儿们，到最好的时装店和理发馆做衣服、做头。那时，北平的发型和服装总是追着上海跑，刚追上，人家又变了。曾是上海万国时装店店员的张永福记得，直到解放初期还有爱美的北京人到上海做衣服。他记得，一位满口京腔的女士试完样子非常满意说：“得了。”当时张永福不知道“得了”是什么意思，后来到北京他才知道，北京人说“得了”，就是满意了。
北京滞后的服务业水平，既与一国之都的形象不符，也满足不了北京市民的生活需求。特别是1949年后，大批革命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北京的人口呈几何数字增长。这些新北京人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生活习惯和需求。
有鉴于此，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优秀的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名店迁到北京。其中，以“上海迁京”名店最为突出。
为了确定迁京店铺名单，1956年春天，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和北京社会福利局的相关人员，曾几次到上海明察暗访。据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就曾到上海南京路蓝天时装店暗访。当时，方华拿着四块料子要做裤子，店员劝她说，浅蓝色的料子不适合做裤子。可她执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时候，方华穿着新做的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量，非常满意。后来，店方才知道，这三位顾客是来实地考察上海服务业的公职人员。
经过一番考量，北京方面开列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迁京名单。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而且无一例外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随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行业的迁京工作业陆续展开。迁京名点包括：“中国”、“国泰”两家照相馆，“普兰德”、“中央”两家洗染店，“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美发厅，餐饮业则是老正兴和美味斋。
北京方面给迁京师傅们开出的待遇相当优厚。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写着，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家属一年之内全部调入北京。
虽然，上海师傅们也听说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那是北京啊！一国之都。张永福说：“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对于“迁京”，康邦章师傅至今仍觉得十分幸运。“原来光顾美发厅的主要是歌女啦、舞女什么的。解放后，这些人都没了。我们几个美发厅都开在同一条街上，生意越来越清淡。”康师傅说。起初，领导跟他们说是要支援大西北，没想到最后去了北京，康邦章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初到京城康邦章至今还记得，他从上海来北京的日子——1956年7月6日。那天，他带着理发的家伙什儿，扛着行李卷，同近二百名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一起，登上了北上京城的列车。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走出火车站，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巍峨的前门楼子和内城城垣。北京，带着迥异于十里洋场的威严与风范，呈现在这些初来乍到的“小上海”面前。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没开张，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说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康邦章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他的记忆里，北京那年10月份就下雪了。康邦章说：“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来的呀。”此外，冬天生炉子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人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康邦章说，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没有生炉子的习惯，北京可不一样取暖、做饭都靠它。头一回生炉子，把康邦章折腾得不善，任他使出浑身解数，愣是点不着。“多亏街坊大妈帮忙，告诉我得先放炭，点着了以后，再往上加蜂窝煤。”康师傅说。
半个多世纪后，几乎所有上海师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相比生活上的小小不适，上海师傅们更加关心新店何时开张？当时，北京的商业街就那么几条街。既要让新店开在好地点，又不能太扎堆，还真让有关部门刹费了一番苦心。后来，一商局决定把上海迁来的二十多家服装店合并为七家，总店设在东交民巷原来的德国大使馆，“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使馆区附近。上世纪60年代，这几家服装店联合起来变成了一家大服装店，就是赫赫有名的“红都”服装店。
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店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那时普兰德洗染店不像今天这样遍布京城大街小巷，当年可是只此一家。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个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最后，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意。康邦章记得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四联开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上海迁京蓝天服装店在八十年代以前，是家住北京东城女性仰慕的高级时装店，特别是结婚的新娘，都希望在蓝天订做一套合身的毛料女服。
北京人关先生回忆说，七十年代北京服务性行业还不算很发达，旅店、餐馆、服装业等基本上都处于满负荷状态，排队进餐、做衣服是习以为常的事。结婚做嫁妆霓裳在当时也颇费周折，准备结婚的女方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一般都预先到“蓝天”服装店定做结婚礼服。“蓝天”服装店1956年从上海迁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南门西侧，以裁剪合体制作精细的女装而闻名。“蓝天”服装店为保障名牌服装质量除手工费高于一般服装店两倍外，每天只收三十个活，想做衣服就得起早去排队。
记得1979年2月24日周日，我5点起床冒着凛冽的西北风骑车从宣武区白纸坊赶到王府井，此时天还未亮，王府井大街罕见人迹，可到“蓝天”服装店门口一看却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聚集着一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正搓着手、跺着脚就像在无伴奏舞场跳摇摆踢踏舞，一打听敢情都是在为未婚妻做结婚礼服来排队的，30个号一个多小时之前就发完了，排第一号的哥们半夜十二点就来了，你们说，从搞对象到把媳妇娶回家容易吗？
过了两天，我凌晨4点就赶到“蓝天”服装店，这回总算是拿到号了。8点地铁管理处刚上班就打电话把对象叫来量尺寸，量完尺寸正赶上东安市场对面的家具店来了一批不要家具票的碗柜32元一个，碗柜刚卸下车，等候买家具的人们就一人一个趴在碗柜上以表示这个碗柜归他所有了，装卸工省事了不用往店里抬了，我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赶紧上前抢占了一个，这可是搂草打兔子算是撞上大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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