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卖空股指期货者是指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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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空者在中国股市无法施展拳脚
汇通网6月30日讯——剧烈波动的对投资者的开放程度正日益扩大--前提是这些投资者不做空。过高的估值让中国股市似乎非常适合卖空。卖空是指投资者卖出借来的股票,之后以低价买回,从中赚取差价。即使经过两周的暴跌(周一继续下挫)之后,基准上证综合指数仍处于较上年同期高出近一倍的水平。而创业板仍是今年全球涨幅第一的市场。某些股票的估值高得不可思议:创业板上市公司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HiThink&Flush&Information&Network&Co.,&300033.SZ,&简称:同花顺)目前的市盈率高达数百倍。某些A股的估值引起了那些在去年沪港通开通后曾不愿投资中国市场的全球对冲基金以及其他一些投资者的关注。知名投资者格罗斯(Bill&Gross)本月通过他所在的公司Janus&Capital&Group&Inc.的Twitter账号发文称,深圳股市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做空机会。Janus没有回覆置评请求。做空中国股市并不像一些投资者以为的那么简单。海外投资者可做空在中国境外上市的针对中国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或衍生品。但这些方便交易的产品使投资者只能局限于整体地做空中国大企业,而无法像很多基金经理希望的那样做空特定的股票或板块。高盛集团(Goldman&Sachs&Group&Inc.)首席中国师刘劲津(Kinger&Lau)说,想要做空A股很难。他说,市场的单边走势很强,所有人都看涨,所有人都用杠杆来增加投资,这放大了股市上涨的幅度和速度。做空的支持者表示,做空有助于发现估值过高的股票,挤出市场里的一些泡沫。在,做空交易通常由对冲基金主导。中国的监管机构对做空机制持谨慎态度。主导中国股市的是对做空知之甚少的散户,他们喜欢快速买卖股票,而且经常进行融资交易,也就是借钱炒股。4月份,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承诺将改善做空交易的便利程度,很多投资者认为这是政府对股市上涨速度感到不安的信号。交易所当时称,融资业务快速发展,但具有做空功能的融券业务发展缓慢。但这种发展缓慢的势头仍在延续,因为监管方显然不愿推进改革,表明他们仍担心融券交易会加剧市场波动。&为借入股票,融券者需向股票所有者支付一定费用,通常是根据股票价值的年化百分比支付。A股可供融券的股票数量有限,意味着这一百分比可能达到高个位数百分比,而很多美国大型股的融券费率则远低于1%。对冲基金OTS&Capital&Management的首席投资长Tony&Hsu表示,在中国,A股融券交易严重受限,融券成本过高。今年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做空中国大陆市场。但香港证券交易所称,自从3月初放行后,投资者尚未通过沪港通进行任何做空交易。目前的技术规定仍然阻止外国投资者进行A股融券。为银行对冲基金客户服务的机构经纪商称,A股融券交易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会发展为一个具有一定深度的市场。渣打(Standard&Chartered&PLC)东北亚和大中华区投资者及中介部门地区负责人纳尔逊(Barnaby&Nelson)称,对于中国这样波动剧烈的市场而言,在政策层面允许可能加剧市场波动的卖空行为有何价值?此外,基金经理们也面临期货和等对冲工具不足的问题,这些工具可以用来对冲针对大陆股市的多头头寸。基本上仍不对海外投资者开放的中国市场没有纳入沪港通范畴。这使得基金经理们转向其他渠道寻找对冲方式,例如在新加坡交易所交易的富时中国A50指数(FTSE&China&A50)。据该交易所的数据,今年前三个月,该指数期货合约量已经飙升至1,790万张,同比大增165%。也有人选择做空专门面向中国的ETF。不过,那些最容易交易的ETF为基金经理们提供的是投资中国大公司股票的机会,这些公司通常是银行或国有企业,但对于许多在深圳股市上市的、涨幅巨大的消费和科技公司,基金经理们还无法通过这些ETF加以涉足。高盛的刘劲津说,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有做空机制存在,估值达到极端水平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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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财经微信号:fx678卖空者是股市灾难替罪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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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空者是股市灾难替罪羊?(下)
对卖空者的抱怨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针对其动机的具体指控;第二类是对押注某公司失败这种念头本身的朦胧不安感。对卖空者的指责是:他们通过共谋、发布负面研究报告以操纵股价以及散布谣言等方式,对公司进行掠夺,推动其股价下跌。当然,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和加拿大制药商拜维尔(Biovail)都对卖空者提起了诉讼,称这些交易者通过上述手段推低其股价。
然而,布里斯教授称:“这种市场操纵既是卖空者的特征,也是看涨投资者的特征。”他的观点得到了其它学者和市场人士的赞同。卖空者方面抱怨存在双重标准:为什么与认为某公司股价会上涨的观点相比,认为股价可能下跌的观点就应该更难以成立,更值得怀疑?一位卖空者说:“我可以做多通用电气(GE)股票,上电视随心所欲地吹嘘这只股票,没人会说什么。而一旦我做空,我就是在散布流言,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这毫无道理。”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愿发表公众意见——他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受责骂。
与仅仅做多的基金经理相比,卖空者的研究常常更为严谨和细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挑选股票时必须更加精明。由于长期而言,市场总会上涨,卖空者需要逆势而为。除了对抗雷曼,埃霍恩还出版了一本书,披露了关于联合资本公司(Allied Capital)的更多信息——可能比这家商业发展公司里的任何员工所了解的都多。6年前,他做空了联合资本的股票,自那以来一直在与这家集团较量。另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威廉•阿克曼(William Ackman)与债券保险商MBIA进行了5年同样激烈的斗争。
作为一个群体,卖空者往往行为怪异,带有近乎救世主一般的热诚,常常深信他们的目标公司有问题,需要曝光。利益层面的考虑也许并不总是第一位的。譬如,埃霍恩和阿克曼都曾表示,将分别把做空联合资本和MBIA的所有获利都捐赠出来。迄今为止,他们尚未从这些头寸中获得多少利润。
卖空者如同矿工带着下矿井的金丝雀(canaries in the mine),常常是灾难预警者。在安然(Enron)和泰科(Tyco)的财务违规行为公诸于众之前很久,卖空者就看上了这两家公司。然而,认为一家公司股价会下跌的观点,让他们站到了公司管理的天然对立面。他们投注于公司的衰败,而不是成功。这令许多多头投资者感到烦恼,也令目标公司的高管感到愤怒。
卖空者声称自己会使市场更有效率的观点,得到了几乎所有相关学术研究的支持。许多监管者也因此而支持卖空交易。举例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英国金融服务局一直认为,卖空者有助于形成市场流动性,维持市场效率。2002年,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熊市中,市场对卖空交易影响的抱怨有所增加,对此,时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霍华德•戴维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直言道:“英国金融服务局对卖空交易的看法,与其它任何一种投资活动都是相同的,除非它被用作滥用策略的一部分,否则我们不会将它视作一种滥用行为。迄今,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表明需要限制或禁止卖空交易。”
因此,由于配股期间更严格披露规定的出台,这家监管机构本月遭到对冲基金行业的严厉批评,突显出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新规定要求,净空头头寸达到或超过已发行股0.25%的投资者必须进行披露。任何不遵守新披露规定的人都犯有“市场滥用”(market abuse)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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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卖空者理论“荒谬” 分析师看涨康宝莱
金融服务商D.A. Davison分析师蒂姆西拉米(Timothy Ramey)周五表示,虽然遭到对冲基金巨头的猛烈抨击,不过健康产品直销商公司的股票在每股70美元以下时,还是&值得买入&的。蒂姆西拉米指出,虽然对冲基金潘兴广场资本的管理人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日对康宝莱公司有严厉的指责,但是后者在周四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发表会称得上有理有据。他在客户报告中写到,&公司冷静地叙述业务实情,如此彻底和完整的回击了批评。&报告指出,&应该对大家的群体智慧有信心,这份分析将会帮助康宝莱公司股价迅速的涨到更高。&据介绍,在阿克曼发布做空报告后,康宝莱CEO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O. Johnson)即回应称阿克曼的指控是虚假的,同时指出阿克曼在2012年7月至9月已开始做空该公司股票。随后,另一名知名对冲基金管理人丹勒布(Dan Loeb)也宣布加入战局。丹勒布披露使用名下投资企业第三点购入了接近900万股康宝莱股票,目前的价值是3.5亿美元。丹勒布在评价已经有32年历史的康宝莱时表示,卖空者的理论&可谓荒谬&,他认为康宝莱实际上是逐年稳定增长,同时有忠实客户群的&坚实业务&&&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都是康宝莱产品的积极拥护者。日,康宝莱管理层召开投资者全面回应阿克曼对其商业模式的质疑。此次电话会议主要围绕着康宝莱研发支出、分销商、客户和销售模式展开,康宝莱多位高管出席,迈克尔约翰逊称公司是以产品和零售为导向,通过直销而不是&传销&的方式进行销售。而对于阿克曼质疑的销售模式,康宝莱总裁沃尔什(Des Walsh)称康宝莱的分销商的确能够从公司获得全职或兼职收入,但是新进入的分销商与原有的分销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且往往还赚得更多,而这不符合所谓的&传销&结构。且表示康宝莱并不是赚快钱,92%的增长来自于经营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市场。在康宝莱电话会议后,阿克曼也迅速回应,声称他还是会继续看跌康宝莱。此外,同样是直销商业模式的化妆品公司如新集团也遭受质疑,2012年8月做空机构Citron发布质疑报告《双面如新》,认为如新对外宣称在中国进行的是直销,但是大量证据认为其进行的是中国法律所禁止的传销(Pyramid Selling)。据了解,如新在2006年获得了中国的直销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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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宽客江湖AQUANT: 〖富可敌国〗“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本书作者对该行业进行了包括300个小时访谈和无数内部文件在内的深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讲述了关于对冲基金鲜为人知的故事:... - 雪球&:〖富可敌国〗“他们怎么能这样呢?”本书作者对该行业进行了包括300个小时访谈和无数内部文件在内的深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讲述了关于对冲基金鲜为人知的故事:从该行业的鼻祖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到乔治·索罗斯,再到许多其他不那么出名但在这个领域同样有影响力的人物,从1987年的股市暴跌,到网络泡沫,再到抵押贷款证券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对冲基金参透了市场的玄机,不断赚取巨额财富。它们的创新改变了世界,孕育了特殊金融工具的新市场,改写了资本主义的规则。  日星期四晚上,吉姆·查诺斯走出了他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去见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坦是因为报道水门事件而著名的记者之一。查诺斯和调查记者经常打交道:他掌管着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KynikosAssociates),这家公司专门找出公司的财务问题,做空它们的股票,然后在坏消息公之于众、股票狂跌的时候获利。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牛市中,卖空赚不到什么钱,查诺斯就和站在幕后、很少上头版的调查新闻记者差不多。但是,21世纪初的市场不景气已经引人注目。查诺斯率先识破能源公司——安然的欺诈。2005年,他曾因为说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有“安然式”的特征而震惊世界,事实证明这个说法太正确了。2007年,他的回报率在30%以上,主要是做空那些不愿意承认抵押贷款泡沫所带来的损失的金融机构。2008年3月,像花旗集团、美林证券之类的大公司都承认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但查诺斯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  那个周四晚上,当他穿行在曼哈顿夜晚拥挤的人群中时,查诺斯用手机接了个电话。呼叫号码显示电话是贝尔斯登的某个人打来的,而贝尔斯登与对冲基金的关系变得很敏感。鉴于次级抵押贷款巨额损失之后贝尔斯登的稳定性,许多著名的基金关闭了他们在贝尔斯登用来交易的“保证金账户”;而因为贝尔斯登利用这些账户上的资产借款,这样一来,它获得资金的途径正在消失。贝尔斯登高管人员怀疑对冲基金联合起来做空他们的股票,而关闭其保证金账户,间接地助长了这次袭击。  查诺斯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继续沿着麦迪逊大街往前走。“吉姆,你好,我是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查诺斯意识到和他说话的是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你好,艾伦。”他回答。“吉姆,我们非常感谢你和我们保持业务往来。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明天上午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财经论谈(Squawk Box)向大家做一个声明:你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客户,你有存款,对我们有信心,一切都没问题。”  查诺斯想了一会儿。贝尔斯登曾公开大声声讨做空者,现在,它却跑来向做空者求助,就像兔子在恳求巨蟒。“艾伦,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吗?”“吉姆,我们将在星期一上午宣布创纪录的收益。”“艾伦,你刚刚让我成为了内幕人士,”查诺斯恼火地说,“我并没有问你这些消息,而且我认为这根本不相关。据我所知,大家都在减少在你们那里的保证金余额,而这正导致你们资金困难。”“嗯,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么回事,但我们不会有事的。”  查诺斯拒绝按施瓦茨请求的做。作为华尔街最明显的做空者,他的话可能让大家重拾对贝尔斯登的信心,但查诺斯不打算拿自己的信誉冒险,去为一家可能面临崩溃的银行担保;此外,他第二天早上7点就要去巴哈马度假。他一直走到刚出麦迪逊大道的邮政大厦餐厅(Post House restaurant),在那里他和伯恩斯坦以及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的五名合伙人一起共进晚餐。  如果说查诺斯在第一次听到施瓦茨的建议时只是恼火的话,他的情绪在接下来的一天变得出离愤怒了。星期五早上6:30,财经论谈广播了美联储促成了一场贝尔斯登的救援行动,对冲基金的保证金账户被关闭后,随之而来的是信心的崩溃以及惯常的银行挤兑。施瓦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他的银行正面临倒闭,但他也曾试图诱使查诺斯到媒体发表声明。查诺斯后来回忆说:“这个混蛋是要拿我当牺牲品。”  查诺斯与施瓦茨的对话表明了银行与对冲基金的格局变化。早在1994年,贝尔斯登曾搞垮刚愎自用的对冲基金阿斯金资本管理公司,迫使他违约,并获得了其资产的很大一部分;1998年,贝尔斯登告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它不行了,拒绝清算其头寸,也不肯参与美联储斡旋的救援行动;但在2008年,情况变了:贝尔斯登被告知不行了,而对冲基金情况很好,华尔街流传着对冲基金如何滥用这种情况的险恶故事。  一篇题为《浮华世界》(VanityFair)——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贝尔斯登的破产——的报道相信贝尔斯登是对冲基金阴谋的受害者,甚至引用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故事”,说之后那个周日的早餐,那些巨头们庆祝了贝尔斯登的破产,并密谋了接下来对雷曼兄弟的攻击。雷曼兄弟的一位高管听到传言说该早餐会是在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举行的,这些做空者喝350美元一杯的兰休香槟来庆祝他们的这项成就。但是,尽管事情越说越离谱,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调查了这些说法,却并未起诉任何人,关于早餐会的描述纯属谣传。如果对冲基金主管合谋搞垮贝尔斯登,他们就违反了法律,也不会在事后立即聚在一起公开庆祝,暴露自己。即使阴谋犯罪的说法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对冲基金在做空这些银行,而雷曼兄弟是它们的下一个目标。  雷曼兄弟股票的空头净额上升到其股份数量的9%,这意味着几乎每10股中有1股被借入,然后由做空者卖空。雷曼兄弟的股价在年初以来下跌了40%以上,而公司忧心忡忡的领导人认为必须反击。他们指责对冲基金“做空和歪曲”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雷曼兄弟好战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尔德(Richard Fuld)实际上已经宣战。他在公司的年会上发誓:“我会打击卖空者,这就是我的目标。”  福尔德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解决他的问题。他们应该阻止做空雷曼兄弟公司的股票,比如通过恢复之前停止的上涨抛空规则,防止投机者在股票下跌时做空。 2008年4月,证券交易委员会主管埃里克·西里(Erik Sirri)向福尔德索要如此对待对冲基金的证据。福尔德到底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在串通一气,压低雷曼兄弟公司的股价?  “给我点证据,一个人名,任何证据都行。”斯瑞问。福尔德无言以对。他的助手们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了线索,主要是关于交易商们对雷曼兄弟落井下石的传言。但你没有传唤权力,无法证实这个阴谋。按照福尔德的看法,有这样权力的正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以它向雷曼兄弟要证据有点主次颠倒。  在华盛顿受挫后,福尔德接下来向吉姆·克瑞莫求助,他是个与上层关系密切的节目主持人。福尔德请他共进早餐,索取有关所谓卖空者阴谋的信息。“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几个告诉你我们公司的负面新闻的人的名字呢?”福尔德大声说。“听着,没有人说什么。”克瑞莫申辩说。  到5月底,在纽约时代华纳中心举行的一个备受瞩目的投资会议中,一位名叫戴维·艾因霍恩的狂怒的、长相孩子气的对冲基金经理站在一大群人面前,将雷曼兄弟的压力带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绿光资本的那个大卫·艾因霍恩,他的公司曾做空带泡沫的网络股,但没有成功,而现在,当他解释为什么雷曼兄弟公司遇到了麻烦时,却说得很在理。  该银行对其不动产投资方面的问题轻描淡写:它持有价值65亿美元的不靠谱的担保债权凭证,但在第一季度末只将其价值降低了2亿美元。鉴于信贷市场的大幅下滑,这个降幅小得可笑。同时,银行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告知其投资者,银行将对其难以估价的“第三层次”资产注销为损失,但之后又报告了盈利——艾因霍恩再次要求给出解释。  如果雷曼兄弟公司掩饰其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反映出来,这个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对雷曼兄弟公司的股东,而且是对整个金融体系。就像一个想要惩处某个恶棍的检察官一样,艾因霍恩呼吁监管机构要求雷曼兄弟公司在纳税人替其买单之前坦承自己的损失。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雷曼兄弟公司一直在谴责做空者。”艾因霍恩开门见山地说,“当管理团队那样做的时候,那就表明,管理层正试图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严重的问题上移开。”  艾因霍恩讲话后的那天,雷曼兄弟的股价几乎下跌了3%,之后继续下滑。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管竭力让人不要相信艾因霍恩的攻击性言词,但市场已经对他们不利。6月,雷曼兄弟对第二季度披露了28亿美元的亏损,评论员将此归功于艾因霍恩迫使银行坦承他们真正的处境。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想知道这是否完全是一件好事。一位华尔街人士这样说艾因霍恩的声讨:“关于这点会有定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两年前这样做堪称勇敢。但如果他搞垮了雷曼兄弟,承受损失的还是你我这样的纳税人。”  不只是做空者自命不凡。一年前,在量型基金出现动荡一周后,索罗斯曾邀请朱利安·罗伯逊、吉姆·查诺斯以及其他一些重量级人物到他长岛的房子里共进午餐,在吃过鲈鱼、水果沙拉以及小甜饼之后,大家讨论起了经济前景。客人们都认为出现全局性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大,但索罗斯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以至于他重新开始积极投资。  自从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离开后,索罗斯将他的大部分资金外包给了外聘基金经理。但现在,在他77岁的时候,他重新开始打理。到2007年年底,他的基金大涨了32%,而索罗斯本人也成为业界收入第二高的人。就和以前一样,其他宏观交易员表现也很不错,他们利用美国的信贷泡沫破裂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获利:宏观基金做空美国市场以及美元,做多新兴市场、石油以及其他商品。在2008年之前的18个月里,对冲基金研究公司的数据表明宏观基金平均上涨了17%,这个回报率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已经不错了。  对冲基金膨胀的信心在新的“行动”中反映出来,他们购买公司的大量股份,并要求改变他们的战略。前冰球运动员菲利普·法尔科恩(Philip Falcone)的先驱资本公司(Harbinger Capital)前一年曾靠卖空次级抵押贷款赚了一大笔,于2008年的头几个星期又跻身报纸业。他买了《纽约时报》4.9%的股份,然后呼吁《纽约时报》公司董事会让他的四个盟友担任董事。法尔科恩认为《纽约时报》拥有波士顿红袜棒队、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NASCAR)以及一些地区性报纸和电视频道,现在是放弃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建立网上核心报刊品牌的时候了。  3月,拥有《纽约时报》大部分表决权的苏兹贝格家族(Sulzberger)给了法尔科恩两个董事席位,法尔科恩随后将其持有的股份增加到19%。4月,《纽约时报》公司主席小亚瑟·苏尔兹伯格(Arthur OchsSulzberger Jr.)间接承认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年度股东会议上,他站在台上,抗议说:“这家公司不卖。”和传言相反,在纽约,还有一些事情不受对冲基金的控制。  对冲基金的活动也在伦敦蓬勃开展,最令人注目的是克里斯·霍恩(Chris Hohn),他掌管着一家对冲基金暨慈善风格的儿童投资基金(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霍恩利润的一部分进入他的慈善机构,用于支持儿童生存和艾滋病项目。但霍恩坚决果断:2005年,他买了德国证券交易所的很大一部分股份,并迫使其首席执行官辞职,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很坚决,即使我们要让米老鼠和唐老鸭进监事会也没有人能阻止”。两年后,霍恩胁迫荷兰银行(ABN Amro)将其出售给三位收购者。2008年夏天,他接着买进美国铁路公司CSX公司 8.7%的股份,并要求董事会席位,CSX公司全力反击。他们安排一个国会的朋友将霍恩的人带到委员会,在纽约法院起诉他,称他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息披露规则;呼吁普通股东拒绝英国这一不怀好意的战略性侵占美国铁路基础设施的行为;最后,为了阻止来自英国的代理人,CSX公司于2008年6月在闷热的路易斯安那铁路码头召开了年会。一位 CSX公司的股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两次让你幸免于难。”但霍恩不会就此罢休。尽管 CSX公司的管理者试图拖延并敷衍投票,他的候选人还是在9月中旬赢得了CSX公司的四个董事会席位。  对冲基金的扩张在其对新兴市场的尝试中反映出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哈萨克斯坦的,这是亚欧大陆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大部分华尔街人只是从电影《波拉特》(Borat)中听说过。因为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以每年8% ~9%的速度增长,有出口顺差,押注其货币将对美元升值绝对没错,而问题是如何利用这种升值赚钱。由于其石油收入,政府根本不需要发行债券,因此,没有主权债券可供外国人购买。从2003年左右开始,对冲基金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障碍的办法。他们不购买主权债券,而是直接借款给哈萨克银行,这让他们变相持有了哈萨克货币,并赚取较高的利息。他们在世界各地重复使用这一策略,到2008年,从巴西咖啡出口商,到乌克兰奶牛场,每一个人都从对冲基金借过款。乌克兰首都基辅变成一个对冲基金很热衷的地方,以至于它的顶级酒店每晚收费800欧元。  当然,关于给新兴市场的贷款也有些棘手的问题。为了利用货币升值,对冲基金使自己置身于咖啡出口商、奶牛场等违约的风险之中。他们像传统的商业银行一样——他们在冒充银行!但他们缺乏真正的银行对借款人做尽职调查的实力。一家俄罗斯的二级公司现在可以直接从对冲基金借款,而没有任何人去查看它的账目,弄清楚如果公司破产,贷款该如何追回。对冲基金可能以地球另一端的乳牛作为抵押品发放贷款,但他们根本不可能去乌克兰农村,收取活牛。但是,在2005年左右忘乎所以的氛围下,没人关心这么多。对冲基金是金融的新兴力量,他们不会有错,传统的挑剔的银行贷款办理人员太没劲,没人愿意理会。次级贷款信用危机暴露了令人震惊的银行风险管理不足的问题,却还是无法动摇这个看法。  2007年4月危机早期的时候,吉姆·查诺斯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很多德国监管者问他:“那么,你对对冲基金和金融稳定怎么看?”查诺斯回应时表示,德国人看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你应该担心的不应该是我们,而应该是银行!”一年多以后,2008年年中,事实证明查诺斯的说法十分正确。贝尔斯登已经破产;雷曼兄弟岌岌可危;两个政府特许的住房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以惊人的速度在亏钱,两家公司完全由政府接管,濒临崩溃,最后由纳税人买单。相比之下,放任自流的对冲基金却表现良好。但新的威胁已经初见端倪,世界将变得更加复杂。  到2008年夏天,保罗·琼斯·琼斯将他不断壮大的公司安置在格林威治数英里之外的大草坪上的楼里。这个地方将幽静古朴与逼人的生气结合起来,温文尔雅和盛气凌人兼具,就像它的主人一样。两个旋转楼梯优雅地从一个安静的入口大厅上来;有大理石地板、古色古香的地毯以及精心雕刻的桌腿;琼斯的办公室装饰着鹿角和一只威武的填充熊,一块牌匾上刻着:“50岁的时候,你还能给公司什么?”到琼斯办公室的路上,有一幅画着一只巨大的海蓝色杀人鲸的壁画,它的牙齿发着阴森的光;在他宿舍的一面墙上,有6个大屏幕被嵌入木制面板,每个屏幕都给出市场图表或有线电视新闻。一页从黄色便笺簿上撕下来的纸卡在窗口,上面潦草地写着琼斯提醒自己的消息:“不断寻找一个趋势市场。”  那年6月下旬,琼斯相信趋势要下降。标准普尔500指数4月大幅攀升,5月还是继续上升,但琼斯认为这是假象,美国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贷泡沫中。琼斯研究了所有的范例,比如 1989年的日本、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他深入研究了以往的类似情况下的价格模式,以找出市场可能如何表现的一些暗示。然后在6月28日那个星期六的凌晨3:05,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同事。邮件的主题写着:“我讨厌做一个危言耸听的人,真的。”接下来,他写道:“但目前每周的标准普尔指数和早在1987年每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对比实在让我担心。”  琼斯的想法对一些投资者来说显得晦涩。它从1987年债券市场的下降影响股市开始,因为高利率意味着更少的钱会进入股市。琼斯认为,2008年上半年的油价上涨会有同样的效果:石油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将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削弱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想到这种类似性,琼斯非常兴奋,1987年和2008年的市场“极其相似”,他在电子邮件中强调:“情况完全一样,只是市场参与者变了。”接下来,琼斯竟然提出了一个完全颠覆富兰克林·罗斯福论断的说法:“我也很担心期权市场的无所畏惧。”投资者应该害怕自己无所畏惧,因为乐观的情绪给情绪变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最后,琼斯指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曾收于250天以来的最低点,而且这发生在投资者看涨的时候。他在电子邮件中说:“这个指标自1987年之后21年来从未出现过。”总之,每周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图表看起来和早在1987年的每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完全一样,你可以看到二者完全吻合——这一定意味着什么!两个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指数图表的暗示程度让琼斯很崩溃。琼斯后来说:“我意识到,天哪!这将是历史上表现最差的第三季度。”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琼斯继续察看历史数据。有时他认为标准普尔图表类似于2001年的经济衰退,有时看起来又像1987年的情况。但无论类似于哪个,琼斯对市场前景都不看好,最后他对图表的解读还不如直觉来得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琼斯看到了一个不对称的赌局,而且他能直观地理解:信用危机下高负债的金融系统就像是暴风雨中走钢丝的人——钢丝会移动,走钢丝的人可能失去平衡,摔个大跟头,但他肯定不可能往上。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琼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他看着杠杆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级数增长,并经常对此表示怀疑。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热潮中,他曾写信给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敦促他提高对股民保证金的要求,以减少使高科技泡沫膨胀的资金涌入。几年后,在2005年左右,他接到美联储一位高级官员的例行电话,问他感觉市场上有什么风险。他再次回答债务层层累积,没有人知道金字塔的哪部分会崩溃;但它积累得越高,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显然琼斯的投资公司本身就是这岌岌可危的金字塔的一部分。  每年年底,琼斯都和公司的总裁马克·达顿(Mark Dalton)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查看琼斯员工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琼斯会看着达顿说:“你能想象如果整个金融系统都必须清算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作为其中一分子的体系崩溃会怎么样?”  “我想都不愿想这个问题。”达顿会这么回答。  日的那个周五,大约晚上6点左右,一排黑色豪华车开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大楼。从车里出来的是华尔街各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将和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Geithner)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会面,这些人都是政府的代表。会议的主题是雷曼兄弟公司,它的财富自5月大卫·艾因霍恩的讲话以来一直缩水,而政府代表团想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没有公款会花在雷曼兄弟的救援上。  作为会议上的政治人物,保尔森认为他已经拿纳税人的钱冒了太多风险:他批准了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援,对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援,他被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吉姆·邦宁(Jim Bunning)谴责。  保尔森认为,雷曼兄弟提供了一个划清界线的机会,以此告诫银行家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当然,如果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市场的反应可能会很强烈,但财政部长和他的同事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毕竟,雷曼兄弟命悬一线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它的贸易伙伴已经做好它要崩溃的准备。政府试图给雷曼兄弟找个私人买家,但如果找不到,它会退出,赌雷曼兄弟的倒闭不会造成混乱。  如果保尔森和他的同事像对冲基金一样看问题,他们就不会犯下这种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金融系统最严重的衰退。保尔森他们陷入了一个1992年套住英格兰银行的陷阱,只从决策者的角度考虑不同结果的概率,而没有从交易者的角度看问题——每种情况下的现金流是怎么样?  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雷曼兄弟的倒闭可能会产生混乱,也可能不会。如果你认为不会带来混乱的概率占50%,你可以选择冒险,特别是在你急于教训银行,让它们负责任的情况下。但是,从交易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算法是幼稚的,不会带来混乱的概率占50%意味着混乱几乎是必然的。  从伦敦到华尔街的对冲基金都会这么想:在没有混乱的时候,市场会持平;在混乱的时候,市场会暴跌;如果他们做空所有的东西,他们在第一种情况下不会有损失,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会大赚一笔。面对这种不对称的现金流,每一个理性的对冲基金都会积极赌崩溃。而因为他们将要对此下注,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保罗·琼斯·琼斯也毫不费劲地得出了这一结论,没有必要分析有多少机构已对雷曼兄弟的破产押注。就如琼斯后来所说:“你知道雷曼兄弟公司只是大幅下跌的开始,你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雷曼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交易中众多环节中的一环,大家也都知道金融系统的杠杆效应已经很高,雷曼兄弟的崩溃绝对意味着可怕的事。  雷曼兄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经历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它的倒闭会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安全的。琼斯大叫道:“每个人都会说:‘天啊!我儿子还能还我给他的贷款吗?’”这个影响如此糟糕,以至于大家都先退出,然后再发问,这个问号会彻底地造成金融恐慌和混乱。”  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大约在周日午餐时间开始扩散开来。即使许多对冲基金让它们的投资组合对这个坏消息做好了准备,但很快就发现它们的准备不充分。美国基金迟钝地意识到雷曼兄弟在伦敦的公司将根据英国法律宣布破产,这意味着那些依据美国规则“分开”的——或者说安全的——对冲基金账户现在却被冻结。对冲基金律师从汉普顿的度假屋赶到办公室,紧张地确定雷曼兄弟公司的资产到底受制于英国规则还是美国规则。他们将外部律师的电话设为快速拨号,问他们许多问题。投资者和记者在恐慌中打入电话,要求了解其风险大小。没有人有明确的答案,这让情况变得更糟。到了晚上,灾难的规模已经逐渐明晰。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经历过其公司破产的合伙人埃里克·罗森菲尔德回忆他在汽车收音机里听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很震惊,几乎背过气去。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周一开市后,保罗·琼斯·琼斯经历了只有他才能应付的大喜大悲。一方面,他在投资组合中的下注完全正确,他看到波动即将到来,并进行了充分利用,到那天晚上收盘的时候,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4.7%。另一方面,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琼斯上周曾试着从雷曼兄弟撤回剩余资产,但这个请求晚到了一天,因此该公司有1亿美元冻结在雷曼兄弟在伦敦的公司。琼斯将其整个注销为损失,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个最小的问题。  琼斯犯了一个和保尔森错误判断雷曼兄弟公司一样糟糕的错误。他让公司的新兴市场信用小组建立了一个对新兴市场企业贷款的巨额投资组合。  哈萨克斯坦的银行、俄罗斯的银行、乌克兰的奶牛场,琼斯都有,而且它们占了公司旗下基金——BVI基金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和不凋花基金公司的布莱恩·亨特一样,琼斯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新兴市场的贷款可以让他的基金持有强势货币;贷款所支付的高利率,足以补偿违约风险;而且随着其他对冲基金跻身同样的交易,他们推高了货币和贷款市场,提高了回报,并刺激琼公司的领导们增拨更多的资金运用这一策略。  但是一旦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新兴市场的真正风险就显示出来了。突然,①与罗森菲尔德相呼应,路易士·培根回忆说:“我的对冲基金最初从雷曼兄弟发展起来,他们是我们最亲密的交易对手之一,从实体上来说也是,因为他们的总部和我们只有30步之遥。看着雷曼兄弟倒闭对我来说和看着世界贸易中心倒塌一样让人恐惧,当时我也可以从我的办公室清楚地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在燃烧(顺便提一下,我曾在二座102为雷曼兄弟工作过两年)。这不仅是为最初的受害者和自己的安全担心而冒冷汗的那种恐惧,而是瞬间意识到受到整个美国保护的大厦倒塌,而更长时期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作者注  美国的著名银行再也筹集不到资金,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银行看来肯定会有麻烦。新兴市场的贷款投资组合立即下跌了大约三分之二,使琼斯投资公司的亏损超过10亿美元。  对于像保罗·琼斯之类的交易员来说,最糟糕的就是被套在这些头寸上。当他在期货上投机时,他知道局面总是随时可以改变,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创建过一种开始蒙受损失时不能退出的头寸。但是,新兴市场的贷款完全没有流动性: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后,根本没有人愿意持有一点点贷款,所以没有办法卖掉。  琼斯后来说:“我意识到,我们的新兴市场投资组合将受到重创,而我什么都做不了……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在他痛苦无助的时候,他回想起他读过的唯一一个程度和这个接近的灾难的报道:“我以前一直想,天哪,1929年的那些人怎么能全部亏掉呢?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你得完全是个白痴!然后在那天,我想,天哪,我现在知道1929年那些人有多痛苦了。他们不是只坐在那里,做多市场,他们还有不能退出市场的问题。”  琼斯在新兴市场贷款的损失使他从投资组合所得的收益相形见绌。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前,琼斯当年的收益已高达6% ~ 7%,在当时股市大幅下跌的情况下,这个表现很突出。但到年底,尽管琼斯预见到灾难的到来,但公司还是损失了4%。琼斯被迫对基金进行限制,暂时停止投资者赎回资本。从中吸取经验的保罗·琼斯承诺,坚持将重点放在他擅长的流动性强的市场。多元化阿尔法工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为传统投资银行模式划上了句号。没有政府担保的存款作为基础,雷曼兄弟和它的竞争对手从短期货币市场借入数十亿美元,然后用这些钱购买了难以迅速出售的资产。当危机出现时,短期贷款迅速枯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投资银行可能面临危机,而且这种担心必然是恶性循环。为了避开这种银行挤兑,商业银行有政府保险保证存款人的利益,也能够从联邦储备获得紧急贷款,但投资银行却没有这样的保障措施。因为相信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而它们表现得也正像事情已经发生一样。  第一个受到牵连的是美林证券——那家以拥有近17000名证券经纪人而著称的投资银行。在雷曼兄弟的命运被决定的那个周末,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赛恩(John Thain)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与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刘易斯(Ken Lewis)的会谈间疲于奔命。在周一凌晨一点的一系列谈判后,塞恩同意低价将美林出售。差不多一年前,美国银行出价每股90美元购买美林股票却遭到拒绝;现在,随着投资银行模式土崩瓦解,美林愿意毫不犹豫地以每股29美元卖出。华尔街最古老的公司之一被转到主体街一家商业银行手中。正如一家报纸所说,这就像沃尔玛收购蒂芙尼公司(Tiffany)一样。  现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以及美林都倒闭了,剩下的两个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整个华尔街都知道它们对短期资金的依赖,再加上极高的负债率,使得它们很容易遭到挤兑。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股票价格开始持续出现在CNBC屏幕的最上端,交易员称之为“死亡观察”。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使事情雪上加霜,通过卖出信用违约掉期,美国国际集团卖出了对所有债券违约风险的保险。  这是那种极大的冒险,就像一个人在一个资金充足的公司的鼎盛时期所操作的一个雄心勃勃的交易,交易者的头脑中充满了不会有失误的那种得意忘形的感觉。不可避免地,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违约的可能性剧增,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违约掉期损失了几十亿。9月16日的那个星期二,政府被迫救助公司,提供了85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这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第二天,与摩根士丹利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混乱有关的谣言使得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在半下午时下跌了42%。对冲基金极力抛售摩根士丹利,以避免陷入另一个雷曼兄弟式的陷阱。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John Mack)对那些将他拖下水的合伙卖空者大发雷霆,这和贝尔斯登以及雷曼兄弟在生死存亡之时反对对冲基金的情况如出一辙。  大约在同一时间,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肯·格里芬在计算他的对冲基金也倒闭的可能性。他曾一直渴望建立一个像摩根士丹利或高盛一样的公司,而且他也有同样的弱点,他的负债率高于10 :1,这个数字比一般的投资银行的负债率30 :1低得多,但远远超过了对冲基金通常只有一位数的负债率。而且因为大本营投资集团发行了少量的5年期债券,市场上有关于公司的债务违约互换,因此投资者可能流露出对流动性问题的担心。  格里芬建了一个简单的概率树。他设定摩根士丹利幸存的可能性为50%,如果摩根士丹利倒闭,高盛跟着倒闭的可能性为95%。如果高盛倒闭,大本营投资集团倒闭的可能性几乎是100%,因为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被迫出售会毁掉大本营投资集团头寸的价值。如果你将这些综合考虑,大本营投资集团幸存的概率大约只有55%。格里芬后来说:“这真是非常糟糕的一天,你意识到你20年的心血沦落成一家你根本无法掌控其存亡的公司。”然而,如果说大本营投资集团确实有和投资银行一样的一些弱点,但它的处理危机方式却是不同的。  和雷曼兄弟夏天所用的方式一样,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游说监管机构禁止对它们进行卖空。当然,这两家公司本身也是做空者,因为其自营交易者很乐意同时做空和做多,两家公司也都有蓬勃发展的首要经纪业务,由对冲基金对其卖空提供资金并执行。但在雷曼兄弟倒闭后那种疯狂的时候,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不再坚持原则。  随着它们的股票价格在周三暴跌,两家公司开始打电话。到那天结束的时候,两位纽约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希拉里·克林顿——都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打过电话,要求颁布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所要求的卖空禁令。  周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考克斯表达了帮助银行家的疑虑,但他发现只有他这么想。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坚持说:“你现在必须救他们,不然你还在考虑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倒闭了。”大约下午1点左右,伦敦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宣布了对29家金融公司做空的30天禁令,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在高盛的交易大厅,大约有36个交易员站在那里,将手抚在胸口,高唱国歌,有一个人用扬声器播放出来。那天晚些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一个比伦敦更彻底的禁令,禁止对大约800家金融公司的股票卖空。  这个禁令给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一点喘息的空间,但它相当于政府对对冲基金的正面打击,选股型基金因为政策变化损失了数亿美元。一名老虎基金的分支机构的人员抱怨说:“我们下棋下到一半,变成了玩橄榄球。”关于这一禁令保护了金融体系的说法很牵强,因为那些公司从互联网孵化器到零售商都在其列。但是,即使它们将对冲基金拉下水,投资银行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困境,他们立即重新开始游说。在形势好的时候,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很高兴它们不是接受存款的银行,不受美联储的监督。但现在它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它们要求受美联储的管辖,因为它们想获得美联储的紧急贷款。  9月21日的那个周日晚上,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如愿以偿。美联储开始保护它们,它们不再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大本营投资集团被划分为对冲基金,因此无法得到美联储的紧急贷款。相反,政府还给了它一个打击,因为卖空禁令让它损失惨重。大本营投资集团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可转换债券投资组合,并通过卖空股票套期保值,当时的想法是,债券内含的期权相对于标的股票来说价值被低估。卖空禁令使得不可能对新的可转换债券头寸进行套期保值,因此对可转换债券的需求大跌,大本营损失惨重。到9月底,它的主要基金当月亏损了20%,而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股本基础缩水得越多,其负债率就上升得越快。自1990年以来,大本营投资集团白手起家,到目前资产已经达到150亿美元,拥有1400名员工,但现在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格里芬召集他的下属,考虑公司该何去何从。如果他通过出售可转换债券头寸降低负债率,对手会看到他陷于绝境,从而开始给他的投资组合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会很快用完现金,无法支付追加的保证金。与此同时,格里芬和他的团队还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贸易伙伴开始担心其生存,他们会降低其衍生品合约的估计值,迫使大本营投资集团拿出现金,直到耗尽其所有。经纪人当时对阿斯金资本管理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及几乎每一个面临倒闭的机构都是这么干的。  10月的第一个礼拜,大本营投资集团开始双管齐下,狙击对手。它处理了非主要策略部分的资产,以便在不明显表现其困境的情况下筹集资本;他平掉了与其他公司的衍生工具合约,有时用交易所的合约取代,因为交易所不会像券商和银行一样给它们施加压力。对于无法平仓的衍生工具合约,大本营投资集团寄希望于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先进的后勤部门。  和许多对冲基金不一样,大本营投资集团拥有计算机基础设施、数据传输以及金融模型,来跟踪从银行购买的衍生工具合约的每日价值。它越清楚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其对手就越难让价格对它不利,这些资本是大本营投资集团引以为豪的。回想起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要后勤部门的承诺——创建“没有多余机构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大本营投资集团的一位职员开玩笑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错特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后勤部门已经构成公司的真正优势,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才是多余的。  大本营的计算机基础设施增加了格里芬挽救他的公司的可能性,但他的主要优势在于他的资金。和希望将借款集中于极短期贷款的投资银行不同,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融资部门更谨慎些,它分析了其投资组合的资产结构,计算了卖出它们分别需要多长时间,然后用同样的债务结构进行匹配,其基本思想就是大本营的隔夜贷款不应该超过可以隔夜卖出的资产,不容易卖出的投资由不容易抽回的贷款来支持。大本营的5年期债券就是较长期借款的一部分,这在对冲基金并不多见,而且格里芬的员工还谈妥了期限长达一年的银行贷款。即使危机也不会让大本营陷入低价抛售的死循环——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当然,在现实中很难如此自信。大本营有计划应对一场危机,但不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危机,而且无法置身事外。其他没有很谨慎地锁定借款的对冲基金面临着追加保证金的通知,迫使它们抛售可转换债券和其他头寸,它们的大量抛售使得大本营的损失更加惨重。关于大本营投资集团将要倒闭的传言似乎正迅速地表现出来。大本营投资集团被追加保证金通知害惨了!美联储在给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贸易伙伴打电话,问他们持有量的规模!事实是,美联储确实在给华尔街的公司到处打电话,告诉银行不要撤回贷款。这到底是帮了大本营投资集团还是让谣言愈演愈烈还有待考证。CNBC的新闻车就停在要塞中心(CitadelCenter),新一轮的死亡观察开始了。  10月24日的那个星期五上午,格里芬的一名年轻助手丹·迪弗伦纳(Dan Dufresne)乘火车赶回办公室。离家没多久,他就接到一个从一家欧洲银行的纽约办事处打来的电话,作为大本营投资集团财务部门的负责人,迪弗伦纳和所有给公司提供资金的银行都保持着联系。  “嗨,迪弗伦纳,”对方说,“跟你说一声,有流言在欧洲盛传,说美联储在你芝加哥的办公室,组织清算你的资产。”迪弗伦纳认为他得打个车,他不想在一个拥挤的市郊往返列车里讨论大本营投资集团将要倒闭的传言。“我从伦敦的同事那里听说了这个,”对方说,“是真的吗?我想肯定不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它愈传愈盛了。”  迪弗伦纳向对方保证这只是一个谣言。他和他谈了可能有10分钟,但他刚挂断电话,就接到另一个电话,还是关于这个传言。在迪弗伦纳到达位于要塞中心的办公室时,他又接了两个电话。迪弗伦纳的同事杰拉尔德·比森早已经在办公室了,他从凌晨5点开始就不断被欧洲交易部门问问题。  迪弗伦纳和比森怀疑记者得到了这个谣言,并散布给了他们认识的每个人,试探他们的反应,他们肯定给伦敦的每一家银行打了电话。谣言蔓延的速度比大本营投资集团制止的速度更快。  过了一会儿,花旗集团的资本市场主管詹姆斯·福雷赛( James Forese)打电话给格里芬。根据福雷赛听到的传闻,格里芬正在华盛顿向美联储寻求救助。大本营投资集团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价格相当低,似乎问题甚至比雷曼兄弟破产前还严重。  拨了大本营投资集团的号码后,福雷赛等了1分钟,然后格里芬接起电话,开始说话。“你给我打电话是基于三个原因之一。第一,看我是否还活着;第二,看我们是否还有钱……”福雷赛打断了他:“我之所以打电话是想给你提供帮助。如果你需要变现投资组合,或者需要有人慎重地处理,你知道我们可以帮你。”  “我们正在大幅亏损,”格里芬承认,“但是,我们的资产流动性很强。”因为大本营投资集团与对方锁定了长期资金,它没有追加保证金的问题;因为它的后勤办公系统跟踪所有头寸的精确价值,这样银行对推动价格向它们不利的方向变动就不那么积极;此外,大本营投资集团出售了大量资产以筹集现金,它比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更积极地防止负债率直线上升。  福雷赛想知道是不是这些就足够了,他谨慎地说:“你们快被谣言害死了。”“我知道,我无法摆脱谣言。”格里芬承认道。谣言使大家以为大本营投资集团即将抛售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组合,抛售的威胁压低了价格,使大本营投资集团雪上加霜。每次大本营投资集团的高管人员从交易对手接到一个恐慌的电话,他都得解释为什么谣言是假的,但不管格里芬的团队安抚了多少惊慌失措的来电者,谣言还是愈演愈烈。  “你需要一个很好的窗口,让你的情况为人所知。”福雷赛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格里芬回答。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开电话会议,电话会议似乎证实了市场上最悲观的怀疑——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都开了电话会议,但对它们一点好处也没有。  福雷赛记得大本营投资集团发行了一些5年期债券。它可以召集一个债券持有人的电话会议,而不显得恐慌或有什么不对劲;更重要的是,那样做还可以起到另外的作用——如果格里芬告知债券持有人的不是真的,监管机构会找他麻烦,这将使格里芬的保证值得信赖。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格里芬赞同道。他挂了电话,并召集他的副手。大约上午10:30,格里芬的核心成员围着一块白板,有人匆匆记下了大本营投资集团需要注意的六个要点。格里芬想要精神饱满的首席运营官杰拉尔德·比森做主要讲话——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被加到白板上:“慢慢讲。”“有多少条线打入电话?”有人问。当可口可乐之类的大公司举行季度投资者电话会议时,通常安排约250条线。但是,大本营投资集团的债券持有人并不多。“500条。”有人试着说。 “1000条。”比森反对说。  电话会议定于下午3:30,但不可能准时开始。有超过1000人试图打电话,包括交易者、投资者以及金融记者——这是大本营投资集团死亡观察的高潮,是雷曼兄弟倒闭以来最大的戏剧性金融事件。在华尔街的一些交易大厅,电话会议通过扬声器播放出来。因为要安排更多的电话线,讲话推迟了25分钟。那些想要打进电话的人听到的是刺耳的电子音乐。  终于,比森开始讲话了。没错,大本营投资集团的两只旗舰对冲基金下跌了35%,但公司的现金远远没有耗尽。它的融资没有问题;它还有8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没动——它不可能会倒闭。大本营投资集团的总顾问亚当·库珀(Adam Cooper)举了个牌子到比森面前,提醒他不要说太快。比森说:“这只是一场混乱,不会发展为我们所看到的严重问题。”他强调了大本营投资集团会挺过这个难关。格里芬集聚了所有的信心又补充说:“我们将在金融新时代里欣欣向荣。”12分钟后,讲话结束了。  格里芬离开电话,去回答市政厅会议中工作人员的问题。比森那个下午接了很多记者的电话,他尽力让大家理解这个信息:大本营投资集团积极地筹集资金,它的信贷额度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政府援助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对对冲基金却不闻不问,即便如此大本营也不会倒闭。  第二天,CNBC的新闻车就从要塞中心外的老位置撤走了。至少在目前,风波已经平息。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本营投资集团还在继续亏损。到了年底,其旗舰基金居然下跌了55%,90亿美元凭空消失,至少相当于两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是,尽管没有人这么说,但大本营投资集团的风波是金融行业应该如何运转的一个模板。将资金投给格里芬的投资者很多年以来都获利丰厚,现在被迫承受巨大的损失——事情正应该这样。但是,金融系统没有动摇,也没有要求纳税人对大本营投资集团进行救援。  这一事件表明,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杠杆型交易公司在市场失控的时候不一定需要政府救援,谨慎的流动性管理可以代替美联储的保障措施。老牌的投资银行在短期贷款的基础上滥用杠杆效应,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整个公司就会崩溃。但由于格里芬和对冲基金一样生于忧患,格里芬的负债率低一点,对短期资金的依赖少一点,在关键时刻,大本营投资集团就会幸免于难。因此,事实证明,高盛的模仿者比真正的高盛更有利于金融体系,比贝尔斯登或雷曼兄弟更是好太多了。  大本营投资集团的经历是对冲基金行业普遍经历的戏剧化。直到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对冲基金都安然无恙,但在那之后的危机中却腹背受敌。它们的策略是基于做空,但被政府禁止了;它们的投资组合是基于杠杆效应,但因为经纪人囤积资金,杠杆效应无法显现。  到 2008年底,大部分基金亏损,近1500只基金破产,很多巨头发现其名声日渐下降。然而,即使是在有史以来最惨淡的时期,对冲基金还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2008年,该行业整体亏损了19%,但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幅度是其两倍。而且,与银行、投资银行、房屋贷款者以及其他机构都不一样,对冲基金没有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任何损失。这一点在危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对冲基金泡沫的破灭没有给政策意义留下多少思考空间:这些巨头爬得如此之高,他们跌下来是活该。  在2008年上半年,先驱资本公司的菲利普·法尔科恩回报率达到43%,并威胁到《纽约时报》;而9月,因为雷曼兄弟的倒闭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卖空禁令,他一个星期内的损失就超过了10亿美元。2007年2月,一家名为福帝斯公司(Fortress)的阿尔法工厂大张旗鼓地发行上市,为那些开直升机的公司要员创造了107亿美元的账面财富;而到2008年12月,福帝斯公司的资产已经贬值了将近三分之一,公司被迫解雇24位投资组合经理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元老约翰·梅里韦瑟和迈伦·斯科尔斯各自在1999年成立新的对冲基金,几年来都业绩良好,但到2008年底,二者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克里斯·霍恩的儿童投资基金在2008年以下跌42%告终,似乎也失去了斗志。“坦白地说,这种积极主义很难。”克里斯·霍恩如是说,他似乎为他的发现感到惊讶。  投资者被这种逆转惊得目瞪口呆,争相撤资。对冲基金可能是比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亏损小得多,但客户指望它们在任何市场形势下都赚钱,就好像运作对冲基金的人完全消除了风险,而不只是在管理风险一样。即使是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几个月里只亏损了之前盈利的一小部分的宏观型对冲基金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要应付310亿美元的净赎回,因为大家都在撤回资金。对冲基金的对策是保罗·琼斯用过的办法——他们通过设定撤资门槛来锁定投资者。有时投资者被锁定是一种幸运,这个门槛避免了对资产进行灾难性的抛售,而且还可以不用付管理费。不过,在很多时候,这种门槛也是一种暴行。据说一家有名的对冲基金因一位投资者提前赎回而对其收取了费用,并阻止了赎回,之前收取的费用也拒绝返还,除此之外还继续收取管理费。  对冲基金的规模越大,经理人往往表现得越强硬、傲慢,而通常都是大基金的表现最糟。大型的阿尔法工厂在流动性枯竭时被套在了正在亏损的头寸上:汤姆·斯泰尔的法拉龙对冲基金2008年初时管理着360亿美元,到2009年下降至20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反应更加灵活的小公司从本质上来说与上个年代的斯泰尔更类似,它们往往能够全身而退。  一只精明的基金中的基金——石溪资本(Rock Creek Capital)计算发现,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的对冲基金在2008年下降相对不多,亏损了12%,与此同时,石溪资本跟踪的资产规模在10~100亿美元之间的基金亏损了16%,而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亏损了27%。  然而,尽管损失惨重,对冲基金的秘方使之幸免于难。它们让人讨厌,也让人喜欢,是受羡慕和渴望的对象;它们仍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喜欢的打发时间的高手,毫不掩饰对金钱的追求。2008年11月,在市场出现混乱之后两个月,五名对冲基金大亨被叫到国会作证,一次走过场的公审:亿万富翁因为扰乱经济而受到谴责。但在诉讼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了。马里兰州民主党人、众议员埃里耶·卡明斯(Elijah Cummings)从讲台上凝视着大家,讲述了他的邻居对当天听证会的反应:不是批评,不是指责,甚至也不是怜悯,只是一个带着敬畏的简单的问题:“在五个极其富有的人面前会是什么感觉?”(摘选自《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  作者简介  保罗﹒沃尔克时期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他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了13年,在《华盛顿邮报》编委会工作了8年,专门负责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经济。  他之前的著作包括2004年出版的《世界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和1992年出版的《后种族隔离时代》(After Apartheid),前者被《纽约时报》评获编辑选择奖,后者是《纽约时报》推荐书目。关注对冲量化与金融工程行业的读者,如果想加入“对冲量化与金融工程专业讨论群”,请即回复后台“对冲”,我们审核通过后将尽快将您安排加入到相应的微群讨论组中。有欲望,就有江湖。机会,常常属于那些不缺机会的强者。某规模达十亿元人民币股票/期货二级市场MoM母基金,征寻国内量化对冲/程式化交易领域的优秀操盘团队合作。如果你们在过去三年中,具持续交易记录和稳定风控系统、是有野心、有才华、有执行力的操盘团队。那么,请进一步点击本页左下角“阅读原文”,我们谈谈?...↓↓↓阅读原文举报同时转发到我的首页发布分享到:新浪微博QQ空间豆瓣人人FacebookTwitter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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