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最根本的一条出路在哪里？|吴敬琏|中国经济_新浪新闻
　　经济学家吴敬琏10月1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红利正不断减少，农村资源向城市转移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接近于结束，剩下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
　　此外在谈及怎么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时，吴敬琏表示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现有的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
　　货币政策方面，吴敬琏认为，政策作用很小，由于现金为王，所以即使放松银根，资金大概也不会跑到实体经济里去。财政政策还有一点余地，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上来想办法。
　　吴敬琏最后表示，中国经济最根本的一条路就在于改革，这两年来我们的改革还是有进步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说简政放权、审批制改革。
　　以下是发言全文：
　　中国经济问题很复杂，怎么才能够用20分钟把它讲得比较清楚，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就按照“危机、转型、动力、创新、改革”的顺序来讲这五个问题。
　　　|危机：避免系统性危机的两种方法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长速度顶上去了，但是不久以后就出现了增速下降的现象，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于是引发了一个大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系统性风险，怎么来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这是最近两三年讨论的重心。
　　对于怎么避免危机，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方略，这两种方略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者分析框架是不一样的。根据今年在金融40人论坛的一次讨论，把它归结为两种。一种分析的思路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另外一种分析思路是从供给侧进行分析。
　　从需求侧进行分析的思路，通俗的说法叫做“三驾马车”——总需求是由三驾马车组成的，其实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是四驾马车，我们这里一般说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进出口。
　　出现增速下降的现象是因为三驾马车的动力不够，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有很多缺点，它实际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出来的，按照凯恩斯主义来说是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当时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分析是有理论上的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不是对，现在国内经济学家分歧也很大，但我假定它是对的，在理论上用它来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也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分析。
　　可是我们这种意见好像没有多大用处，政府很重要的咨询机构的分析都是依据三驾马车得出的，而由这个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很明显就是增加投资，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分析，能够增加消费吗？不能。能够增加进出口吗？不能。最后就落实到一点——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分析方法现在有了很大的限制，因为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投资率的提高，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其结果就使得我们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按照各种各样的分析，大概有三个方面的负债，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居民负债，已经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因为到了这么高的杠杆率，出现个别的偿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直到现在从政府、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还是从这里分析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好像主管这方面的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的批项目、找钱，过去批了项目地方就上，但是现在有问题，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有进步，不但要批项目，而且要找钱。所以这个路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路子是从供给侧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以前用生产函数来表达这个分析框架，生产函数无非是三个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今年4月，北京的40人金融论坛上，青木昌彦教授和余永定教授认为要用另外一个方法从供给侧去分析，提高供给的各种因素、各种动力去分析。在现存在的问题上，我们三个人的分析几乎是一样的。资本继续提高投资率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个非常明显，从2009年到现在，刺激的强度并没有削弱，但是效果急剧下降，现在几乎增加投资对于增长没有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是杠杆率不断提高，所以可能会造成危险。
　　|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人口红利正不断减少，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效率有提高，但这个过程已经接近于结束。剩下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
　　什么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说法就是技术进步，实际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实现增长，也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直努力想实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按照这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转型，也就是我们题目的第二项。问题是怎么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呢？
　　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1995年到现在整整20年了，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
　　|动力：提高效率 推进改革
　　这个源泉因素是什么？刚才已经说了，过去以投资为动力现在正转变为依靠创新提高效率为动力。但是为什么提出了20年都没有实现呢？其实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已经做过全面的分析。当时就用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的一句话，“存在体制性障碍”，九五计划有进步，十五计划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有倒退的。
　　所以十一五就规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十一五的主线，那么就要改革。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说法，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附带说一句，其实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跟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十六届三中全会说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呢？叫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完善这个体系，要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改革这件事又是自我革命，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何必改呢，2003年的时候经济情况很好，所以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
　　要推动转型和寻找新的动力，以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效率为动力，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推进改革。因此就要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不同结论。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用很少，财政政策还有余地
　　我们就分别说一说，怎么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现有的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
　　控制化解风险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比如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组，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有一些在做，有一些做得很慢，比如偿还社会保障基金欠账，上海做了一个小的，就是把家化卖了，山东正在拨付地方国有资产的30%用于社会保障基金。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做了明确规定，但是两年过去了，从中央层面来说到现在没有动作，据说正在拟定方案。
　　另外辅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野村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的研究，在资产负债表出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很少，因为人们都要提高手中资产的流动性，由于现金为王，所以即使放松银根，资金大概也不会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那个地方流动性很差，要抽出来很难。
　　中国尤其是这样，资金最终会跑到资本市场上去，导致股市泡沫，比如说最近发生股灾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国内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除了今年因为外汇占款降低了，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上出了一些问题，在有些季度流动性是有些紧，但是从2009年以来，货币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但是资金并没有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从股市上要抽走很容易，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财政政策还有一点余地，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他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等，实际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效果是不怎么样的，这个有争论，比如为了支持第三代无线通信，为了支持TDSCDMA，据说是花了2000亿，但效果并不一定好，当然有些支出是要增加的。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减少收入。所以我一直是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上来想办法，我们的税收还是太高。
　　|改革：成败的关键
　　最后根本的一条就是推进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改革。这两年来我们的改革还是有进步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说简政放权、审批制改革。我们在21世纪初期做过一次，但这个东西很容易走回头路，还是要把它制度化。
　　制度化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制定负面清单，本来这件事是中美投资谈判里提出来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它推广到国内的改革上，负面清单在具体工作中，因为行政部门往往不愿意放权，所以到现在为止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然太长，至于总体国内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正在制定，还没有制定出来。
　　另一方面要按照李总理的说法，对于政府来说，它是跟企业不一样的，正好相反，法无授权就不可行，所以对于政府授权要做正面清单。而且现在政府官员们不作为的情况很严重，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职权不清楚，所以审批有风险。
　　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有比较大的推进，特别是金融改革中间两项，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汇率市场化，改革比原来预计的快一点。有些方面的改革似乎进展太慢，如果证券法不修订，注册制的改革大概就不行了。像这些方面，怎么想办法要做得快一点。价格改革，深改小组已经讨论通过了，当然这是讲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看来今年有望在第四季度展开。
　　我自己觉得很关键的但是进行的最慢的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1+N的文件一个一个公布了，看来就要启动，我看起来有几个争论性的问题还不是太清楚需要进一步明确。最后一个是自贸区，自贸区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自贸区已经有四个，很多地方官员把建立自贸区看成是取得优惠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这和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是有差距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讨论自贸区讲话时说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是要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开始的时候比较快，最近好像步子有点放慢，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快，这不是上海地方问题，我们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也好，作为一般的经济学家也好，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应该推进。如果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最近发生的TPP协议达成，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光是一个挑战，而且是机遇，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可以使得我们对外开放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变化中，能够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谢谢。
　　(*本文为吴敬琏教授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本文来源：财经网。
编辑：lul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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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1949年后培养的杰出人才远不如民国时期？有一个原因被很多人忽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许多多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上了中专。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学生，从此少有机会继续接受中国最好的教育，而是在初中毕业后分流，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被培养成底层技术人员。
“招商提成”正是产生于过去几年各地政府过于崇拜经济发展的现实土壤。而现在而言，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新常态”，地方经济发展也更应该遵从于市场规律；另一方面，政府也正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商业气息过重的“招商提成”，也应该寿终正寝了。
其实联合国要改善和加强财政状况，除了挖空心思开源之外，节流可能是更加实际与有效的方法。联合国被拖欠的会费超过9.5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家就拖欠了约8亿美元，超过了其一年的会费总额。
我也是老机关了，综合性部门、业务部门都干过，我想请教，在作者所在的综合性大机关，究竟有什么业务可以称之为过硬？又需要什么样过硬的业务？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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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
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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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美丽与智慧并重。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亟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那么，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如此，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 济社会矛盾。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 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 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 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 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不过凯恩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 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走势。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 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 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 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另外，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 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 的需求是说有购买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 （两年）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 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P教授所提出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 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 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 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P教授在 2006年就已提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 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 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 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在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 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 加法“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 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 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 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 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九五”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 就。可是到了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 方，包括浙江在内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 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发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号召。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崩盘、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 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当局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是可控的。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 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 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 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
　　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失败地“拉动内需”留下的教训。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 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 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据 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是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 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 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 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的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 比以前来得好。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 比2013年还好一点。实际的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 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 泉。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 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所以总而 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原 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个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目前中 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 动力的道理。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 化。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有关的。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 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所以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 《决定》，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重在有序推进。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 些。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2014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 单位牵头制定。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不过在我看来，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其余 的方案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 去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贸区。但有些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自贸区的优势看作取得某些政策优惠。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过去因为说法 不一，我不甚了了。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学者进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他们指出，世界的贸易规则，特别是投资规则正面临重大的改进升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 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2014年10月 27日的会议上对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目的作了清楚的阐明。他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内容，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市场 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的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 作用。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 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我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有基础性的意义。李克强总理说得很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 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 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了。
　　（作者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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