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千万别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这是《中国合伙人》广为传播又毒害至深的台词。对此，德哥经常反问的是，如果好基友不能合伙创业，难道陌生人会更适合合伙创业?在你从苦逼通往牛逼的路上，除了熟悉信任你的老同学，老同事，老乡，老基友，甚至是老婆，老妈……你还有其他人愿意私奔、裸奔追随你吗？国内的腾讯，阿里巴巴……国外的微软，苹果……哪家不是好基友合伙创业?惟好基友可合伙创业?非也，非也。在从苦逼通往牛逼的路上，如果你并不傻逼，而是如马云一样擅长吹牛逼（做愿景），善莫大焉。吹牛逼是创始人忽悠合伙人（搭班子）的必杀技。事业合伙人，既要有软的交情，又要有硬的利益。重大敏感的交情与利益掺和到一起，考验的是游戏规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合伙人》背后，同窗、师生合伙创业面临的友情、利益与公司治理之间的拧巴、困惑与博弈；新东方从传统的家族式合伙（老妈，老婆），到江湖式的师友合伙（老同学，老师），到公司制的事业合伙人的历次蜕变……“真实合伙人”的一鳞半甲。这是新东方三架马车的故事，也可能是您会经历的故事。有任何不开心的合伙创业故事，拿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不，让大家开悟一下。因为写一篇特别复杂的稿子，重新翻出了我在2013年6月写的关于《中国合伙人》的报道。当时，与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位相关人分别聊完后，我就陷入了痛苦的写作状态。痛苦的原因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记忆充满漏洞，表述充满不准确性，对同一行为的理解存在千差万别，在这个前提下，想准确抓取一段关系的真实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一段关系同时牵扯利益和友情，并且经过几十年跨度时，如何去写出一些东西，又忍住对一些东西的写作，是很难的。人之彼此缺乏理解是多么严重，以自己的立场去度量别人又多么常见。回头来看，这篇报道里头必然存在许多武断和主观的观察。但我又忍不住想，它还是有效地展露了部分美好的东西——与许多人不同，我并不认为纷争、阴谋和背叛是人与人关系中最有意思的事。我仍然最希望看到一段关系中的趋同性，也就是说，抛开一切分歧、误解甚至是敌对，我最喜欢了解的是超越这些之上的善意和热爱。这段话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抒情，满怀芥蒂甚至是委屈却忍不住热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每次想到这一次写作经历，我都会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一万多字，慢慢读吧。▌真实的合伙人新东方“三驾马车”再次聚首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2009年3月5日，离开新东方3年的徐小平先生已经53岁，与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在北京盘古大观超五星级酒店吃饭。他流着眼泪对俞敏洪讲了他经常做的一个梦。“我说我天天夜里梦见你，梦见新东方这帮人在玩，我想跟你一起玩。”徐小平对《人物》记者回忆这次会面。这个富有的投资人露出委屈的表情，讲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一群大孩子一起玩，我跟着追他们，他们见到我就走了，不愿跟我玩”。徐小平反复申明这个梦是真实发生的，“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他用“梦魂萦绕”等语意强烈的字眼儿表述自己对新东方的热爱，并两次强调：“俞敏洪没有回应我。”他此后声称的事实比“没有回应”更为糟糕，据他说，第二天，他又去新东方见了俞敏洪，后者脸上明显写着拒绝。几个月后，徐小平写信给俞敏洪，“收回了我当时的请求”。“有一太平洋的话要跟俞敏洪说”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3天后，俞敏洪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徐小平和王强。约会是提前就定下的，与电影无关。席间，3个人只字没有提及这部被外界解读为“新东方创业故事”的电影。在和《人物》记者单独进行的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三人分别表达了对电影的看法。王强和徐小平都声称这部电影很了不起。5月31日早上6点多，王强一个人溜进电影院又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回想往事，想着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第二天，他仍然沉浸在当年意气风发的友谊回忆里，淡化了那些因为利益和观点不同而导致的痛苦争吵。徐小平则一次次借用别人的好话来评价这部电影。“陈可辛看完剧本以后说，徐老师，你这个剧中和中国电影都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你这里面3个男主角都非常高贵，非常可爱，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是因为俞敏洪公开表达对电影的不满，他急于展示这部电影对原型的刻画是多么正面。在一间杂乱的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穿着灰色T恤的俞敏洪对《人物》记者重申他对电影的反感，甚至不愿意评价。这个50岁的中国最富有的教师语态温和，为调节气氛会主动开些玩笑，但说起电影来每个字都是严肃的。这种反感自一年多前徐小平第一次将剧本送给他就开始了，他当时就表示反对，“一个字也没看”。此后，电影的导演陈可辛将修改后的剧本送给他，他仍然没有看。“搬上银幕这件事本身就引起我的反感，电影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也不能反映一个企业的生死。”这名中国最大的教育机构的董事长和总裁说，至少有两条理由让他不愿意被视作电影的原型。他不承认电影中刻画的窝囊个性，“否则我不可能做出企业来”；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生活的人”。他始终避免对电影本身进行价值判断，但他仍然忍不住对某些细节提出了批评，承认“有几个场景还是挺委屈我的”。这些场景包括他在创业成功后提议给自己分51%的股份，“这样两个合伙人当场就会走人，完全不符合企业家的逻辑”，以及电影中的主角成冬青为了阻止上市一个人增30%的股份，“你找死啊，商业中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永远不可能的，当场拿刀子把你给捅了”。“这表明陈可辛他们对商业真正的逻辑其实没有真正的理解。”俞敏洪说。他也认为，“整个电影中把我描写成土鳖，我是土鳖一点不假，但是实际上我并不那么土，要那么土的话就不至于有新东方的今天了”。这是他首次公开指出电影的不足。《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他的手机一天就收到1000多条短信，来自朋友和那些看过电影的学生。他“出于无奈”，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公开回应，但关于电影本身态度模糊。徐小平对这篇博客文章很在意，声称要写一个自己版本的文章，讲述来龙去脉。他依旧充满了委屈。“当时陈可辛说要拍兄弟内斗，我说如果这样我就不搞了。”他说，“在写剧本的两个多礼拜里，我脑子里只有两个人，俞敏洪、王强会怎么看这个剧本。我写的剧本要经得起友谊的审查。”这些态度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企业界富有传奇色彩的三个朋友、合伙人之间如今的关系。他们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友谊，每年抽出空闲进行两三次聚会，偶尔给对方写信。但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话不谈。徐小平和王强肚子里装着很多话，对《人物》说了很多对俞敏洪的告诫、批评、感激或思念，又常会声明，这话从未、也不会当面对他讲。维持这份友谊完好如初的印象是3个人共同的需求。接受采访时，徐小平再三强调，他不希望报道看上去像是他跟俞敏洪的PK，在表达了对新东方如今政策的忧虑后，他也会补充说，这是一个独立的评论者“对一个伟大企业发出的一种杞人之忧”。但失落是藏不住的。当徐小平眼中的新东方不符合他的发展期待时，他“有一太平洋的话要跟俞敏洪说，但一滴都不想滴出来”。“一滴水见大海，那我得把整个太平洋倒给他，我依然需要这样做，”徐小平说，“问题是，俞敏洪是不是有这个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容纳我波浪滔天的献言献策。”“现在的友谊中缺少某种宝贵的东西。”徐小平说。往日那种毫无顾忌的批评、争论的关系仍然会向现在射出投影。2010年10月，徐小平到哈佛演讲时，给俞敏洪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他在信里说：离开新东方以后，不给你写信，是体贴你；今天当我看到新东方有问题的时候，再不给你写信，就是背叛你。据他说，信写得很尖锐，以至于他的太太和部下都问“俞老师会不会跟你决裂”。过几天，“俞老师回信说，读你的信如沐春风”。又过了几天，有人跟他说，俞敏洪在有上百名高管参加的会上读了他的信，并“呼唤新东方要有这种徐小平的精神”。透过这封信，他们似乎可以回到2000年前后新东方那些烟雾缭绕、间或传出摔打声的会议室里。▌正确朋友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经常将彼此的性格不同称作“互补”。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徐小平充满激情，他的演说自30年前起就总能激起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喜欢战略，用王强的话说，“新东方当时的很多战略都出自徐小平”。王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显得冷静。他读书量惊人（刚刚出版了一本谈论阅读的新书），“喜欢务虚”，思考理论问题，是新东方创始人中最不愿意接受“励志”教育的一位。相比之下，俞敏洪并不是那类让人惊艳的精神领袖。他生性温和，坚韧，更加现实和谨慎。一个例子是，他“至今不懂得拒绝”。他承认自己“软弱”、“优柔寡断”，并且知道这对企业管理有害。这样的“中国好人”性格往往让另两位受西方文化和现代企业规则影响颇深的合伙人无法忍受。王强说：“我从国外回来办的第一件事，不是教学，是帮助老俞开一个他希望他走的人。我非常明确地问你是不是目的是让他走，他最后告诉我是，那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最后经过3个小时的唇枪舌剑那个人还要发问，俞老师王老师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吗？俞老师说是，他终于走了。”俞敏洪性格中流露出明显的现实主义。他能跟不喜欢的人合作，“通常不会露出让对方感觉到我不喜欢他。”他说，“我处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分明地表露爱憎，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做新东方了。”自从1996年先后从国外回来参加新东方之后，徐小平和王强一直希望俞敏洪变成一个“正确朋友”——从善如流、忍耐、伟大。“你不仅要成为柳传志，还要成为蔡元培。”这是王强回国之前对俞敏洪提出的期望。他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俞敏洪的“正确朋友”。他们实现的方式是直言不讳甚至是刺耳伤人的批评。他们为自己的批评从道德层面上和公司治理层面上找到了合法性——中国式的“诤友”原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式的政治表达，以及现代企业治理法则。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批评会对俞敏洪带来什么打击，但理论信心让他们得以避免愧疚和苦恼。他们的批评内容既包括具体的人事安排、如何进行股份制、如何治理企业，也包括对来自江苏农村的俞敏洪进行“农民”、“土鳖”一类毫不留情的攻击。直到2006年新东方上市以及徐小平、王强退出新东方为止，这样的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吵不断发生。有一次，董事会为一个高级职位的任命争执不下，俞敏洪坚持要用某一个人，徐小平和王强等人则觉得不该用。那一次，双方从晚上9点钟一直吵到早上6点钟。最后王强对俞敏洪说：如果你觉得董事会反对没有道理，你也说不服我们，你就解散董事会，俞敏洪马上说，他接受董事会的意见，不进行任命。“王强这句话是民主之魂，”徐小平说，“老俞的这个决策是妥协之花，没有这种坚持和妥协，新东方可能就是个平庸的企业。”徐小平与王强分别提起范冰冰说过的一句话：“能经受多大赞美，就要承受多大批评。”而他们指向的对象俞敏洪却是个自称对演艺明星毫无兴趣的人。这种反差无处不在。他们分别多次强调自己批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用徐小平的话说，批评建议“我会发很多条短信反复说，那些把他折磨死的建议，我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提”。沉默寡言、“从没爆发过”的俞敏洪，努力在言辞中淡化这种苦恼：“我对人的批评很快就会忘掉，也没有说有多严厉的批评，大不了就是他们天天骂我土鳖，农民意识，完了没有眼光，对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这应该是算比较严重的。”他也会流露出一丝懊恼，“把朋友请回来，完了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弄回来以后最后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的确是明星，的确是屌丝1996年，俞敏洪艰苦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收入已经在2000万左右，利润数百万。当他准备出国拜访已经几年失去联系的徐小平和王强时，脑子里想着的是两人的才华和耀眼光芒。“没有他们两个的话，我认为新东方会做好，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不会有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因为他们两个从本质上来说比我更加理想主义。”俞敏洪说。俞敏洪和王强1980年一同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两人住相邻宿舍。两人风格完全不同，王强多才多艺，后来成为新组建的北大艺术团团长，是“绝对的风云人物”，而俞敏洪出身农村，对城市生活充满陌生感。因为都喜欢读书，两个人交往密切。1983年，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徐小平来到北京大学团委任文化部长，担任艺术团的指导老师，3人随后产生交集。徐小平至今还记得那个“意气风发”的大三学生站在北大团委的筒子楼门口与他交谈的场景。王强与徐小平都处在舞台的中央。他们至今相信自己当时是耀眼的主角。而俞敏洪很难举出什么辉煌的事迹，他为人和善，人缘不错，很长一段时间内包办了全宿舍的打水任务。他自筹资金创办了一本诗刊，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俞敏洪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迹除了上佳的酒量以外，只有艰苦学习英语的韧性，以及娶到了一位被称为系花的太太。与其他两人不同，他的故事是一个苦孩子奋发图强的故事。多年后，俞敏洪回忆：“他们习惯了我听他们的意见。”而王强和徐小平也承认，他们对俞敏洪的打趣、挖苦，那时就开始了。毕业后，他们常来常往，友谊进一步巩固。俞敏洪仍然是圈子里最沉默寡言的一个。“我谈不出思想来，跟这帮朋友在一起永远只有他们说话的份儿，我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听众。”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徐小平和王强出国。如今，电影《中国合伙人》又让王强找回了当初的生离之痛，“我当时也是立志不回国了”。王强回忆说，徐小平是最早走的。徐小平珍藏了作为任何一个学生很难想象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为了获得飞到美国的机票到处拍卖。有一天他终于卖出去了，用一半的钱请好友在西门一个火锅店吃了火锅，最后大家挥泪离别。“从此我步上小平的后尘，我也要到国外去，老俞也想步我们的后尘，但是国外暂时不需要他”。国内这头藏着一个文艺青年痛下决心改换命运的故事。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是他扔掉了自己的所有诗稿。他曾在演讲中将此夸大为“付之一炬”，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他说，那是一种演讲需要的修辞，事实上只是扔掉，“扔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真正像林黛玉把诗一页一页撕下来扔掉了，那个太有诗意了。我不会这么做的。”他认为自己经历了最痛苦的转变。他为了攒钱出国创办新东方英语学校，门口的卫生、社区里的纠纷，以及替新东方贴广告跟别的学校发生冲突，他不得不出面解决。跟公安局、居委会打交道，“那些是我不擅长也不喜欢做的，但我也意识到，那些问题不解决，学校就办不下去，想赚钱就赚不成”。如今，俞敏洪已经可以从容地分析自己的转变过程：除了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还要经历语言的改变，从知识分子的语言变成跟公安局交流的社会语言。他被扔进了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想办法认识公安局的某一个人，再认识其他人，然后跟公安局的关系好起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吃饭聊天喝酒都很习惯，像朋友一样。”他说，但又补充道，很艰难，“谁要不信，就让北大的教授、老师去跟公安局打交道试试看”。俞敏洪将此归因于生计所迫。但王强相信，俞敏洪天生具备与别人打交道的才能，一个例子是在大学毕业后，俞敏洪住的是单人宿舍，而其他老师住的则是双人宿舍。毕业已经十几年，等到俞敏洪再一次出现在王强面前时，王强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普林斯顿，我看学生都能认出他来，觉得很受刺激，他是有名气了。”王强说，“在北大的时候，哪有人认识俞敏洪，但是到美国没有人认出我来，只认出老俞，这反差太大了。”他说，这刺激不是嫉妒，而是“心里的震撼”。“从言谈话语间，我觉得他不是大学的他了，说起话来逻辑清晰流畅，滔滔不绝，这不是我以前印象中的他。”▌“新西方”当俞敏洪到加拿大时，徐小平处于失业状态。1993年到1994年，徐小平曾回到国内，创业办音乐学校，但失败了，又回到加拿大。这期间，不得志的徐小平甚至没有联系过旧日朋友俞敏洪。关于二人在加拿大的重新相聚，徐小平讲述的版本是“我哭着喊着求他带我回来一起做新东方”。俞敏洪的回忆则略显平淡：“他发现我在中国已经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在国外生活得也不如意，如果你还想搞音乐的话，你回来，我给你30万块钱。”按照过去流传的故事版本，王强在美国的生活算是成功的。他出国后改读计算机专业，年薪7万美元，因此，甚至在王强表明回国的愿望后，俞敏洪还劝他仔细考虑。“这说明他对我负责，怕耽误我，我很感激他。”王强说。事实是，王强此时早已厌倦了在美国的生活。在俞敏洪到美国的半年前，他在书店买到了上海一名中学数学教师蔡光天的自传，里面讲述了他创办“前进英语学校”的故事，学校办得生龙活虎，“经营的数字令我吃惊”。王强说，这本书也许至今还在他美国的书房里，“若干重要段落全用红笔勾勒出来了，内容是蔡光天是如何致富的”。“我至今还没跟老俞谈过，小平也不知道。这是我今天第一次透露，真正最早让我做出选择的实际是上海前进蔡光天的所谓创业史。这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强对《人物》记者说。在租来的两居室公寓的餐桌上，他告诉俞敏洪：我决定回去跟着你一起干了。王强描述，俞敏洪当时既兴奋又迟疑：“喝完酒以后我说咱们严肃地谈谈这个事。一开始他展示新东方非常兴奋，等到严肃谈，他反而沉闷了，因为他心里也没准备，把我们这样的人物叫回来，他人生面临什么？”真实故事比电影更精彩。为了打消俞敏洪的疑虑，王强在俞登上回国飞机之前的一刻直截了当地向这位老同学“明志”：“当时我也是刺激他，我说老俞你要考虑，你一定要让我去新东方，咱们3个做，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直率地告诉你，半年以后我一定会在你的校门对面建立一个学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学校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老俞一听，沉默片刻，他说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东方3个字下做吧。”徐小平几乎是紧跟着俞敏洪回到了国内。俞敏洪结束与一个加拿大人的合作，将留学咨询的业务交给徐小平，“小平这下要大干一场了。”友谊和事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蜜月般的融合。电影中的一个经典细节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俞敏洪当着我老婆的哥哥说，‘小平很快会让我嫉妒的’，他真说过。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对我那么深厚的期待和鼓励，那真是无比温暖。”徐小平说。▌监管俞敏洪那是一个好友重聚的喜悦时刻，俞敏洪和先期回国的徐小平带着一束花去机场接王强。3个人不约而同对《人物》记者讲述了同一个细节。就在从机场回俞敏洪家的出租车上，王强突然严肃地问俞敏洪：“你现在是我们的老板，如果将来我们比你赚得多，你能接受吗？”在俞敏洪看来，这意味着信心的宣讲。而在王强和徐小平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姿态展示：他们不会是俯首听命的打工者，仍然是大学时代不假辞色、充满质疑和拷问的挚友。3个人的纠结关系就此埋下了种子。一方面，“我跟王强有个特点，我们高度地认同俞敏洪的经营管理能力，五体投地地认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无条件地臣服俞敏洪的作为CEO的领导，无条件。”徐小平说。另一方面，大学时代的交往习惯顽强地保留下来。“可能老俞的痛苦就在于此，他始终无法建立起绝对的领导权。”王强说，“我很难想象突然毕恭毕敬地叫他‘俞总’。我们摆脱不了大学时对他的印象。我宁可自杀，或者他杀。别人可能完成这种职能（身份）转换，但我们3个从来没这习惯。”徐小平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曾将对俞敏洪的批评与国家政治中的监督相类比，“一个国家的活力是靠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辩论来实现的”。与他一样，王强也自如地在3个合伙人的关系与政治博弈中的关系间来回切换。“我在西方社会生存那么多年，觉得那个社会井井有条，原因就在于监管，一切都在于游戏规则。所以在企业里，监管是必要的。”王强引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来为自己辩白：“没有任何监管，你再牛的一个人也会膨胀。”王强又一次阐述了自己对于朋友的理解。他表示自己“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哥们儿义气”，因为那是中国人情中虚伪而无实质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在治理企业上不如俞敏洪。“我对权力真的没有欲望，但是我对监管权力有巨大的欲望，我的乐趣更在于监管。”王强在新东方的会议室里推动了两件事，一是要求手机关机，一是禁烟。禁烟是王强感到满意的事。起初，新东方很多工作人员抽烟。开董事会时“看不见对方，云山雾罩”。他第一次发难引发了争吵，王强使用了他此前此后多次使用的摊牌术。他要求董事会投票，要么禁烟，要么他离开会场。俞敏洪也使用了他的惯常方法解决这一争论，用王强的话说“各打三十大板”，既肯定了王强的意见，又说这次会议并不正式，抽一抽也可以。这次看似并不关键的禁烟行动的始末，事实上可以被视作俞敏洪、王强在新东方急速膨胀时期的几乎所有矛盾的缩影。有西方文化、抽象理论等原则支持的批评者王强不依不饶，“坚硬如铁”，而面对着庞大团队和现实难题的俞敏洪温和、不会拒绝。新东方需要解决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多，最终在2000年5月新东方推出股份制改革前后达到顶峰。长达几年的“改革”针对的问题之一是“家族问题”，其实质是“母亲问题”。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在学校周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渐渐地，李八妹神奇地将新东方下游产品的含金量开发了出来—把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万的流水。李八妹将新东方视作俞敏洪的家族企业，在人事和经营问题上多有干涉，甚至经常像过去在江阴家中那般训斥俞敏洪。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1997年夏天，“三驾马车”在李八妹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时，俞敏洪听见外面散座处母亲又哭又闹，徐小平和王强都看不下去了。王强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俞敏洪站起来向外走去，叫了一声“妈—”，然后当着屋里屋外的一大堆人，“扑通”跪下了。▌流着眼泪，殊死搏斗徐小平当年就曾经批评：“我们是在与俞敏洪共事，与我们所倡导的北大精神、新东方精神共事，不是与俞敏洪家族共事。”“那个时候大家遇到的问题和在公司过程中体现的东西是非常的，第一个大家从来没体验过的，比如友情和规则的冲突，这样一个东西在我看来，整个从1999年以来进行股份制改造，一直到大概接近2004年左右，这么多年大家都非常痛苦。”王强对《人物》记者回顾说。2001年8月27日，副校长王强请秘书给俞敏洪送去一封辞职信，抬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以这封信开始，新东方遭遇了现代企业转型刚开始之后的严重危机。此后的3个月里，围绕着人事安排等议题，包括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元老在内的小股东与大股东俞敏洪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俞敏洪遭遇的来自王强、徐小平的批评与挑战中最严重的一次。在那段时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作家卢跃刚应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书，完整地见证了这3位合伙人最真实、最激烈的争吵过程。3个人无论是辩论、吼叫还是静默、流泪，卢跃刚都坐在旁边，开着录音机记录。有时候，3个人也会分别找他征求意见，坐到天明，流着眼泪。这是新东方的“黑色时期”：面对学校产权瓶颈，规避产权风险，整合资源，进行公司化转型。出现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两大利益集团—小股东利益集团和俞敏洪的剧烈冲突。由于经验不足，制度设计缺陷，“东方人”公司失败。新东方团队迷茫、困惑、痛苦，失去了方向。不管是私下里，还是有外人在场，小股东利益集团都猛烈攻击、批判俞敏洪，像俞敏洪母亲一样地不给俞敏洪面子和尊严。王强说：“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徐小平随即递上“辞呈”，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他的发言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回溯新东方的历史，批判俞敏洪；二是如果新东方还有救的话，也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新人”。一向优柔寡断的俞敏洪这一次采取了王强善用的方式，一方面用友情和实质的改革承诺挽留王强，另一方面，要求股东大会投票决定，他和徐小平究竟谁留在董事会。最终，这场风波以徐小平离开董事会收场。“俞敏洪既聪明也厚道，”卢跃刚告诉《人物》记者，“但聪明是排在厚道前面的。”王强在投票中选择支持了俞敏洪。他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没有像俞敏洪那样选择弃权，事后王强向徐小平解释，当时剑拔弩张的局势必须要降温，我在董事会还能代表你的观念。但他承认，“当时投完非常痛苦，这使我一辈子始终在问，我为什么不能够圆滑一点，但是我的性格在那个刹那，没有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徐小平则对两人都展示了一个高姿态的回应，他认为用现代企业制度作出决定是他长期在新东方推动的转型，哪怕这样的决定对自己不利，“俞敏洪战胜了我，然后我走过去就拥抱俞敏洪。抱完了我就走了。为什么呢？我斗的不是多拿钱，我斗的就是一个制度，就是这样”。▌妖怪2010年，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并邀请王强成为联合创始人，两人都感觉重新找到了方向。俞敏洪也参与了对“真格基金”的投资。他将此视为3人友谊延续的证明之一。王强和徐小平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新东方和俞敏洪。王强在离开管理层之后的4年为新东方开了几百场免费讲座，“你想除了友情还有什么解释呢？我要以一种问心无愧的方式离开这个舞台。” 2012年7月，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唱衰新东方，许多大投资人询问徐小平，“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说，买！买！绝对没问题！事实上，听我话买的人都赚钱了。”俞敏洪不在的时候，俞敏洪经常成为徐小平和王强的话题对象。甚至讲起俞敏洪“发火”的故事时，王强也带着开心的语气。他说，有一次，俞敏洪被母亲惹得生了大气，在外面发火扔了手机，还砸到王强的车上。“你看他非常理性。”王强说，“老俞是有超人的掌控能力，他的车也在旁边，怎么会扔到我的车上？手机没摔坏，我的车倒受伤了—又不是因为我刺激他。”在俞敏洪看来，跟以前相比，徐小平和王强对他的批评与之前变化不大，“王强比较含蓄，徐小平比较直白，因为徐小平他就一直是以批评我为他的乐趣”。但现在这些批评听起来更容易接受，一方面“会更客气一点，因为没有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不再夹杂很多个人情绪。对此，他的两位好友和昔日合伙人的态度未必如此淡然。▌和记者的对话“我在微博上发了很多话，关于那么多知名企业因为战略失误错失了发展机遇，都是给‘那个人’看的。”徐小平说。他后来又说，有些话“只要那一个人听懂就行了”。目前，徐小平和王强两人只担任着“新东方研究院”院长这个虚职，和另一位院长3人共同在新东方大楼拥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养老院长”，徐小平苦笑地定义。他认为新东方上市后俞敏洪没有进行大规模并购是一个失误，但过去7年中只跟俞敏洪谈过一次，“如果我在董事会，一定会拳打脚踢、声嘶力竭、动员逼迫、鼓励辩论，走并购之路，但我并不在董事会，我并没有职责这样做，当没有职责的时候，这样做就变成胡搅蛮缠”。王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既不在管理层也不在董事局，对新东方的发展只能关切地问一下，也不方便了解。”另一方面，徐小平带着失落感说，“哀莫大于心死”。这3个人仍然不时强调已维持了30年的情谊是多么重要，话语风格各异，意思如出一辙。“结果是好的，过去的争执就不重要了。”这是俞敏洪的说法。王强形容3人的友谊，“就像一个少女通过结婚变成一个少妇一样，她失去了少女的那种单纯的美，她可能获得了少妇的这个成熟的美”。徐小平则以特有的激情洋溢的言辞称俞敏洪是“我尊敬的企业家，我热爱的朋友”。他说，友谊“建立在打造新东方的烈火真金的锤炼之上”。“小平的身上体现一个什么叫做大的爱字，这是我从他身上学会的。老俞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坚毅，百折不挠，这些都是我人生中做事的时不时要回在脑子里的这么一个标杆。”王强说他今天在“真格基金”觉得非常快乐，这缘于徐小平率真的性格，“我是30年少见这样的人。我坦率地讲，这一辈子，如果我这一生，要有一个最重大的事情要托付给一个人的话，在朋友中我可能想象的第一个人，或者没有第二个人，那就是小平。他真是没法掩藏。”“那俞老师呢？”《人物》记者问。“我不会托付给俞老师。他思考太多了，我读他很费解。”王强感叹，在看完《中国合伙人》之后，他终于能清晰地表达自己关于这份友情的看法。“友情跟荷尔蒙一样，特点是野性、没有原则，友情的野性需要与公司治理所要求的游戏规则，与强大、冰冷甚至残酷的理性碰撞，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否则，友情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正规化治理，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在这个前提下接受驯服，他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事实上，这段关于友谊的富有文采的总结，远不如采访结束时王强的一句话，更能让多年来缠绕在新东方3位合伙人之间的妖怪显影。“想想老俞也挺心疼的。”王强突然说。他强调，这句话，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当面告诉俞敏洪。第一，所有的事情如果做的时候，最好你一个人开头先做，哪怕你先做一个月。比如做一件事情，成立一家公司，干一件事情，你先自己做一个月、两个月，做的时间越长越好。如果一个公司有几个合伙一起也可以，在合伙的时候已经明白这些朋友，这些兄长、或者是很厉害的角色。对于我来说，如果是我跟这些朋友一起合伙创业的话，最后一定会出问题，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徐小平是我大学文化部长，王强是我大学的班长，他们一直认为他们从才华到眼光到能力都远远高于我之上，后来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头?重要的原因其实不像电影中写得那样我们三个是一起干起来的。而现实中间我已经自己先干了五年。我是从1991年从北大出来，干到1993年成立新东方，1993年到1995年，1995年年底才到国外找到这些朋友，那个时候我知道，如果我要再干下去的话，必须要有一帮能人和我一起干。我也估量了，通过我这五年的努力，在中国创业能力方面比我大学这帮朋友强，但是这些朋友在某些方面，包括他们的英语水平、对于西方的文化了解一定比我强，所以这是良好的结合。我们合伙的时候通常想的比较简单，我们三个人一起合伙，一个人拿33%的股份，合起来变成100%，我们一起发财。一年以后，你会发现有的人干的活多，有的人干的活少，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机制，必须要有一整套考评机制，说明这些合伙人和合伙之外的人，到底怎么确认他们的业绩。对于我来说，我在这个方面，最后新东方也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的。因为新东方刚开始所谓的合伙，其实就是包产到户，我只是把新东方分成几个板块，比如王强干口语，徐小平干出国咨询，我来干考试。最后就是我拿我的钱，他拿他的钱，都是在新东方下干，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合伙制。把一个松散的合伙制度变成一个非常严格股份制结构的时候要合在一起干，最后出问题了。第一，到底谁占多少股份?这个东西到最后新东方为了占多少股份的问题，每个人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除了王强和徐小平以外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人。最后我们划分了原始股东，我们划分了11个人，但这11个人拿多少股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按照对于过去大家在这个领域当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但是到底谁贡献大，谁贡献小?确实花了不少的力气，当然最后还是分配完毕了，因为大家都要东西往前推动。合伙人在一起，大家平起平坐，很容易出现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规范，大家互相抢的是面子，而不是抢着该怎么做事情的问题。这些种种问题，到最后大概花了4年的时间才解决掉。当然解决到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我们变成了一个确确实实的股份制公司。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如果这些人在内部打的话，最后会干没掉了，因为合伙人之间形成一个封闭系统，把其他有才能的人排除掉，所有的利益都先占了，其他有才能的人进来没有利益。所以当时分股份的时候我比较聪明，因为他们给我分了55%的股份，我也是值得的。说到分股份，我也要纠正电影中分股份的插曲。电影中成东青一个人，没有为新梦想做什么事情，完全在两个朋友帮助下做起来的，最后在办公室自说自话分股份，给自己分了51%，另外一个是25%、24%，这样股份就分完了。如果真出现电影中这样的场合，这个合伙制当天就会散架，因为占股份是多少，是根据人的贡献来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自说自话就自己分了，除非这个老板是100%股份是自己的。其实新东方在分股份之前100%都是我自己的，分股份的时候，新东方的净资产有1亿人民币，因为这1亿人民币都是我的投入，他们真的没有投。如果把股份分给他们，无论如何把这个钱给我吧。比如你拿10%，给我1000万，很正常，这是原始股价，但是这帮小股东联合起来跟我说，俞敏洪，我们股份是要的，要钱没有的，如果你不给我们股份，我们就要走了，然后只能送了，把股份送了。当时所有利润拿走的，坦率来说就我自己的一个人利润放在新东方进行发展，其他人的利润每分钱都拿回去了，现在合伙以后目标是要做大、要上市，假如原来一年可以拿回去200万，现在利润一年只能拿50万回去了，大家突然发现收入减少了之后，他们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所以就说利润也继续分，公司也要发展，那拿什么发展，没有什么发展了，所以要把利润按在公司，大家又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大家觉得要把钱分走。后来又出现了利润分配的矛盾，到最后他们想想，新东方打架了两三年，好像股份也挺不值钱的，我说你们觉得不值钱，可以把股份还给我，他们说还不行，你要想把股份收回去，要出钱。后来讨论多少钱收，咱们原来净资产是1个亿，我还是以1个亿的价格回收，你们每1%的股份还给我，我给你们出100万，10%给你1000万，现金交易，你把股份分给我，我现金拍给你，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从朋友身边调了3000、4000万人民币，我自己的事情不够。结果，他们定完这个价以后，他们就不给我了股份，他们说，反正已经定价了，最后我们什么时候给你，你至少出100万的1%，股份就拿在手不放了。一直到上市，现在新东方每股1%值3个亿人民币左右。所以，中间会发生很多、很多这样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在改革过程当中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分股份的时候，我当时多了一个心眼，因为我被分到55%，这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我比较大度拿出10%作为我代持股份，我自己拿着45%，为什么拿出10%?因为我知道新东方必须要有后来人，要有新的管理者进来才行，这个股份就是为新的股份留的。这10%留下相当于1000万股，新东方上市按照1亿股上市的，这1000万股最后出来以后，放在那儿，最后真的是吸引到了新东方第二代管理者，我和王强、徐小平三个是第一代管理者。在上市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分50万股、100万股，甚至10万股就可以招到非常好的管理者，现在整个新东方第二个管理梯队，几乎都是那1000万股招进来的，现在留了一个发展空间。后来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对于再后来上市的管理者的发展空间，再上市就比较好办了，为什么?每年都有期权，我每年申请期权，发给能干的人，谁干的多，就发给谁，这些人就不断地能拿到新东方的股权。其实合伙制企业也好，或者创业也好，一开始要设立一个股权激励机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如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违反商业原则的事情，因为成东青不想上市，所以他为了不想上市希望拉一些合作者，就自说自话增发了30%的股份，给周围公司的合作者，这是违法行为，股份可以增发，但是必须取得全体股东的通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你只有80%的股票都不能增发股份，必须要问小股东同意，因为增发是为了所有的人利益都好，为什么要增发股份，是因为我增发股份给有才能的人，是想把公司做好，绝对不是说不想上市，就更多的合作者，所以要增发股份，这是完全违反商业原则的，电影中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东西。实际要有这样一套机制，既可以合伙不散，也可以让内部干的人慢慢的在公司权利不断增加，这样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这是我的第二个启示。在现实中间，新东方在上市之前没有增发股份，因为我预留的10%正好在上市之前用完，上市以后就开放了公开的期权发放机制，也不再需要我再去重新内部增发股份。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大家在一起合伙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机制，先上来大家分好股份，紧接着设置一个对干得最多的人增发机制，后来我有几个大学同学，他们也合伙，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套增发机制，他们到今天也没有打过架，因为每到年底的时候，就会根据谁干活干的多少来进行增发，比如其中有一个人刚开始占了40%左右的股份，现在已经稀释到了20%，因为他占了40%股份，除了投钱什么都没干。但是另外的人在那儿干，那每年就要增发，增发到最后，原来占的很少的，一个占到10%几的人，现在已经被增发到了30%几，因为整个公司作为CEO是他一直在干的。第三个要素，一定是要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运用不同的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新东方我用的都是家族成员，家族成员很便宜，比如我的姐夫，我老婆的姐夫等等。我在用的过程中，当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现代化结构，但是非常好用，为什么?你财务都可以乱七八糟的，不需要监控你的财务，天天贪污你的钱，反正贪污也是贪污在自己家里。干活不用计算时间，因为都是家庭成员，但是，如果在这样的家族一直做下去的话就会出大问题，为什么?因为首先没有办法管，企业大了会引进很多外面的人，你家族成员都在里面干，最后结果是家族成员文化水平不够、管理经验不够，最后还到处乱插手，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会有尊严感，你请来的不管是职业经理还是老师都会部分有尊严感，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从1995年以后，我就深刻意识到，家族成员再在新东方，会形成新东方的发展障碍，就是因为基于这个前提条件，我到国外把这些大学同学、中学同学招回来，他们一进来从才气上到能力上，都文化盖过了我的家族成员。所以，我的家族成员就只能退守一边。我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见势打势，我自己要把家族成员赶不走，当时我老妈都在新东方，我老婆走就说要自杀给我看，我赶老婆的姐夫赶走，老婆说半年不跟你上床，我一想这个很有麻烦。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我还必须让他们走，他们不走的话，新东方没有办法走下一步。最后我让我的大学、同学倒过来，要求我把企业带向正轨，第一步就是要把家族成员清理到。我借助了这些大学、中学同学的力量，把我的家族成员清理出了新东方。当然清理过程很痛苦，但是我知道不清理掉，现在不可能有发展，所以必须要清理。当然代价也是比较惨重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付得起这个代价，因为请来的不少都是农民兄弟，给他们一个10万、20万、30万，再给一些股票，他们走了。这是一个过程。我用了一帮我的农民亲戚兄弟帮我把学校做起来，然后给了他们一个好的安置，让他们走了，然后用了这帮留学生回来，慢慢搭建了一个现代化的结构。所以，新东方现在内部没有任何家族成员的，只要有血亲关系三级管理干部以上被发现的连干部一起开除。这里要有一个转型，要根据不同的阶段发展来做你自己的事情。从包产到户到雄心壮志我喜欢跟一批人干活，不喜欢一个人干。创业初期，环顾周围的老师和工作人员，能够成为我的合作者的几乎没有，看来合作者只能是我大学的同学。我就到美国去了，跟他们聊天，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回来。当时王强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年薪8万美金，他一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老俞，我现在相当于60万人民币，回去了你能给我开60万人民币的工资吗?另外你给我60万，跟在美国赚的钱一样，我值得回去吗?”当时新东方一年的利润也就是一百多万，全给他是不太可能的。两个因素导致他们都回来了。第一，我在北大的时候，是北大最没出息的男生之一。我在北大四年什么风头都没有出过，普通话不会说，考试也不好，还得了肺结核，有很多女生直到毕业还不知道我的名字。直到二十年以后的2000年，全班同学再聚会，全班女生恍然发现，我是我们班男生中挺有才干的人之一，才过来握住我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我去美国时中国还没有信用卡，带的是大把的美金现钞。我偷偷地带过去，规定是2000美金，我带了8000美金，分别装在不同的口袋里，我在美国只能花现金。这一花现金就给他们带来了震撼性影响。在美国一百、一百美元地拿出来花，这是超级有钱的标志。大家觉得俞敏洪在我们班这么没出息，在美国能花大把大把的钱，要我们回去还了得吗?因为他们都觉得比我厉害。我用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如果我回去，我绝对不雇佣大家，我也没有资格，因为你们在大学是我的班长，又是我的团支部书记，实在不济的还睡在我上铺，也是我的领导。中国的教育市场很大的，我们一人做一块，依托在新东方下，凡是你们那一块做出来的，我一分钱不要，你们全拿走。你们不需要办学执照，启动资金我提供，房子我来帮你们租，只要付完老师工资、房租以后，剩下的钱全拿走，我一分钱不要。”他们问：“你自己一年有多少总收入?”“500 万。”他们说：“如果你能做到500万，我们回去1000万。”我说：“你们肯定不止1000万，你们的才能是我的十倍以上。”我心里想到底谁能赚 1000万还不知道呢!就这样，我把他们忽悠回来，到2003年新东方股份结构改变之前，每个人都是骑破自行车干活。第一年回来只拿到5万、10万，到2000年每个人都有上百万、几百万的收入。所以大家回来干得很好、很开心。因为是朋友，大家一起干，要不然一上来就确定非常好的现代化结构。但是在当时我根本不懂。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就有了“包产到户”的模式，朋友合伙，成本分摊，剩下的全是你的。公司发展时期的三大内涵，第一是治理结构，公司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治理结构，第二是要进行品牌建设，品牌建设不到位的话，公司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第三是利益分配机制一定要弄清楚，到第三步不进行分配是不可能的，人才越聚越多，怎么不可能进行分配呢。▌改革改的不是结构而是心态 实行股份制前，新东方每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股份分完第二天一人配一辆车，一下子配了11辆车，特别有意思。改革改的不是结构，而是心态。心态不调整过来，结构再好也没有用，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能完全搬到中国来的原因，制度可以搬，但人的心态不往上面走，文化组织结构不往上面走，是没有用的。新东方股权改革后，两个问题出现了，第一个，原来的利润是全部拿回家的。新东方年底算帐，帐上一分钱不留下来，都分回家了。现在公司化，未来要上市，就得把利润留下，大家心理马上就失衡：原来一年能拿回家100万，现在只有20万，80万要留在公司，而且公司干得成、干不成不知道，未来能不能上市也不知道。眼前的收入减少80%。怎么办?不愿意。第二，合一起干之后，本来我这边100%归我，现在80%不是我的，动力就没有了。又要成立公司，又要分股份，又不愿意把股份留下。新东方人荒谬到什么地步!大家觉得股权不值钱，拿10%的股份，不知道年底能分多少红，开始闹。我就给股份定价：“如果大家实在觉得不值钱，我把股份收回来，分股份的时候，这个股份都是免费的，现在每一股一块钱收回来，一亿股就值一亿人民币，我把你们45%的股份收回来。”我说收，他们不回我。我又提议：“我跑到家乡去开一个小学校总可以吧?”我不干了，他们也不敢接。最后我说：“我把股票送给你们，我持有的55%股份不要，我离开新东方，你们接。”
结果他们也不讨论，他们想：我们现在联合起来跟你打，但你走了，我们是互相打。我向他们收股票，他们虽不愿意卖，但这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表明我是真诚的，更重要的是给股票定了一个真正的价格，他们原来觉得定一块钱是虚的，“你定一块钱，这个股票值不值钱不知道”，现在我真提出用一块钱一股买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股票是值钱了，因为最多分到10%，10%等于1000万股，如果10%买回来，相当于1000万现金，他们觉得值钱了。▌股份比领导地位具有话语权 大家不愿意把股份卖给我，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新东方之所以这么乱，俞敏洪缺乏领导能力，最好的办法是俞敏洪你不当领导，我们自己选领导。我说“行”，就从董事长、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们开始选，每个人都想当，他们想得很简单，只要俞敏洪离开，一上去就能整理得干干净净。他们开始做领导，我退出来。我拥有新东方创始人的头衔，而且拥有55%股份的人，结果董事会都不让我参加。说你往我们这么一坐，我们不知道怎么开会了，不知道怎么批判你了。总裁办公会不让我参加，新东方校长联系会也不能参加，我变成新东方普通老师，拎着书包上课去。从01年底开始一直到04年10月份，他们每个人都当过董事长和总裁了，结果谁上去都整理不好，最后把我叫回去：“董事长、总裁这个位置不是人做的，还是你来做。”我04年的9月份才回到总裁的位置上。这有一点儿像小孩过家家，其实主要错还在于我，如果我以现在的本领去管新东方，两天的时间就管完了。我当时连有限公司跟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自己搞不清楚还请好几个咨询公司。我们先请中国咨询公司，给我们咨询半天，说：“新东方这一帮人没法弄，你们一开会就说感情多么深厚，也不谈管理，算了我们不咨询了!”咨询费都不要了。我们想国内咨询公司不行，又请了国际咨询公司，请普华永道，给他们300万。他们说“太简单了”，弄了无数的报表，但是没有一个人照着做。新东方11个人全是董事会成员?那也没事，按照规矩，11个董事成员就某一个问题解议，只要6个人同意就算通过，5个人反对也没有用。实际操作时却是一票否决制——大家都是哥们，只要某个人说这件事不能干，其他10个人同意也没有用。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下去的。董事会从早上开到晚上2点钟，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普华永道调了三个月，说：“我们不要钱了，我们走。你们新东方是不可能干企业的，你们都是北大的书呆子，个人感情非常容易影响情绪，感情怕受到伤害，不可能干成事情。我们不管了，钱也不要了。”其实后来我拥有新东方45%的股份，并没有到55%，因为我把这10%留下来作为发展人才的股份基金，之后用三年的时间把那个股份稀释掉了，资本又来稀释，新东方上市的时候股份只有20%。新东方到05年融到国际资本之后，就开始做上市的准备。实行股份制后，原来的人员从出纳、会计到财务经理全部放光，一个不留。这不是表达对我的不信任，他们认为我跟这些财务人员的根基太深，创业开始就跟着我，俞敏洪下个命令想贪污一二百万，他们还不就拿出来。所以绝对不能让俞敏洪的财务人员控制新东方，从2001年开始新东方财务人员就变成外勤的财务人员。而且从那开始我就不当董事长了，带来的好处是新东方的财务结构必然正规化。我不当董事长，我也要看帐，他们也想看帐，帐目必须永远公开，永远只能做一套帐，不能做两套帐。新东方进行上市筹划的时候，财务结构相当完整。不过当时我生气得想自杀：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把你们这些哥们请回来，最后迎来的是对我的强烈不信任，恨不得把我弄死，还是人吗?他们倒过来也觉得我不是人，等看到后来的新东方才知道，这一帮人真的给新东方带来很大的发展。你手下的人跟你吵架，你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他是站在更高的高度，或者更正确的角度跟你吵架的话，你应该接受这种吵架，否则你一生气说：“你们都回去，我一个人干新东方!”他们肯定背着包就走了，新东方肯定也是一个家族企业，说不定都已经没有了。（来源：七八点，《人物》杂志2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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