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广州位于祖国大陆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北缘，为东、北、西三江的汇合处，背靠白云山，西临珠江，素以“负山险，阻南海”的形势见称。历史时期，一直是我国南部出海的大门，也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和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之一。　　一、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番禺港　　1.番禺古城的变迁　　番禺的名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山海经》及《淮南子》两书。《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山海经》：”桂林八树在贲禺东‘。郭璞云：“今番禺’。”《淮南子》在叙述秦军分五路进攻南越时，也云及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①。又《水经注》：“疱煞渡胶＞肺街谪咭病雹凇　　早在四、五千年前，今广州地区已出现原始聚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东郊约十五公里的飞鹅岭发现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③。从发掘出的石斧、石■、石凿、石■等磨制精细的工具，以及刻有精致的夔纹和雷纹的陶片，反映了在番禺古城诞生之前，早期居民已由渔猎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情况。　　先秦时期有不少关于番禺古城的传说。早在西周时期，番禺属楚国的势力范围。据《广东通志》记载：周夷王八年（前862年），“粤服楚，有楚庭，即今郡城”①。《羊城古钞》亦云：“越时事楚，有楚亭郢”②。说明西周时长江中游的楚国，在今广州有“楚庭”之建③。春秋时期，吴国在今广州建有南武城。据《羊城古钞》卷七《古迹》记载：“初吴王子孙避越岭外，亦筑南武城”，又引《吴地志》云：“吴中有南武城在海渚，阖闾所筑，以御见伐之师”。后“吴王子孙避越岭外，迁南武城于越”。说明吴人始筑的南武城，乃引用原吴城地名。战国时期，周显王三十至四十年（前339-前329年），“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④，谷萃一作谷穗，故又称穗垣，简称穗。“楚亭”　　即“楚庭”，所增筑者当即吴国所建“南武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入始兴（今广东韶关市东南），令师隅修吴故南武城”⑤。根据以上五仙骑羊①《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　　②《水经注》卷三七《■水注》。　　③李始文：《广州东郊飞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4期。　　①郭：《广东通志》卷之三。　　②仇池石：《羊城古钞》卷四。　　③屈大钧：《广东新语》认为楚庭非城，乃系宫室。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　　⑤《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引《吴越春秋》。《羊城古钞》卷降临楚庭及吴筑南武城，楚增筑，越重修等传说，番禺古城有了楚庭、羊城、穗城、仙城、南武城等名称。今广州越秀山脚百步梯东侧还竖立着“古之楚庭”的石牌坊；惠福西路有一座五仙观。但前者建于清代，后者屡经迁址重建，现存者为明洪武十年（1377年）所迁建，并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推行郡县制于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辖区在今广东中部及东部。任嚣任南海郡尉⑥，郡治设在番禺。《读史方舆纪要》称：“嚣初居泷口西岸，入治番山隅，因楚庭之旧名”，即入驻越南武城，乃称“任嚣城”。据《水经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　　今入城东南偏有水■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①。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说：”按《寰宇记》南海县引姚文感《交州记》，式、感形近，盖一人也。然则注引此及下条皆姚氏《交州记》中语，其书之体盖设为问答耳“。说明秦时南海郡和番禺县治的番禺城，修筑在番山之禺（隅）②。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转引北宋初郑熊的《番禺杂志》说：”在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盐仓必择地势较高处，据后人考证，宋代盐仓在今中山四路仓边街以西的旧仓巷。旧仓巷以西与北京路之间地势较为高仰，咸认即古代番、禺二山所在。按宋东城计，则任嚣城北到越华路（古濠弦街），西到北京路，南到中山四路南，东到仓边路。当时珠江三角州大部处于水下发育时期。建立在越秀山前，面临辽阔海湾的任嚣城，还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城池。　　秦末，“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可以立国“③。赵佗建立南越国，即遵从任嚣遗言，以番禺为都，并将任嚣城扩大，建成”越城“，亦称”赵佗城“。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骘修之“④。说明赵佗在番禺所筑越城周长十里。根据宋代位于甘溪下游以东的东城，周长四里，以西的中城周长五里，二者合共九里的记载，古越城的垣址当在甘溪下游东、西两侧，故城垣所在大约北起今越华路北侧，南抵西湖路北，东起农民运动讲习所西，西达黄泥巷华宁里东侧。　　汉武帝时，南越内部发生吕嘉之乱，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分兵进击，咸会番禺“①。　　楼船（将军）攻败越人，纵火烧城“②，越城毁于兵燹。1974年10月，在广州市中心中山五路文化局院内，距地面4.9米以下发现秦、汉船台及赵佗称帝后的越王宫遗址。其中刻有七《古迹》记载略同。　　⑥尉为秦南海郡的最高长官，据阚S《十三州记》：“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①《水经注》卷三七《贰　　②关于番禺县名的来由，另有一说乃源自番、禺二山。　　③《史纪》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广州？南海县。　　①《史纪》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②《史纪》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秦小篆“万岁”字样的瓦当，和陕西咸阳出土的秦瓦当完全相同。又大量炭屑层及红烧土的堆集，正与越王宫毁于火的记载吻合①。　　汉平南越，毁越城后，史载：“改筑番禺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坝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②。龙湾、古坝之间在今番禺县沙湾附近，其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曾昭璇经实地勘查，提出汉番禺城为咸宁县附近乐从河下游的“独州”③。汉时，珠江三角洲海岸线的顶点，从东北的黄埔经石楼、市桥、沙湾至陈村、伦教一线，说明汉武帝平南越后，新置的番禺县和南海郡治已迁至南部的海边。　　番禺城外西侧的泥城，是见于史籍记载最早的码头，在今东风西路西端的西场。《元和郡县志》称：“贾之来也，佗不即前，贾故为城以待之”④。　　汉大夫陆贾受汉高祖之命出使南越，在此登陆，筑城以待佗。“泥城”之名即由此而来。　　2.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市――番禺　　先秦时期，番禺已开始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有岭南向商汤进贡象齿、文犀、珠玑、玳瑁、翠羽等方物的传说⑤。仇池石《羊城古钞》说：战国时，“越王与魏通好，使（公师）隅往南海求犀、象、珠、玑以修献”⑥。秦始皇仰慕“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⑦，成为其经略岭南的目的之一。可见这时番禺跟海外很早已有贸易往来。　　到秦、汉时期，《史记？货殖列传》已将番禺列为全国九大都会之一。　　《汉书？地理志》也称：“番禺，其一都会也”，由于“处近海，多犀、象、玳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从“处近海”　　一语，说明以上集散于番禺的商品，大都来自海外。汉初与南越通关市铁器①，供应岭南以先进的铁制生产工具；同时，海外的特产也通过番禺转输到内地。　　前述1974年10月，在广州市文化局院内发掘出的秦初三个并列的造船台。　　其中一号船台据测算可建造6―8米宽，30米长，载重50―60吨的木船。从番禺当时能造如此规模的船舶，也反映了秦、汉之际航运业的发达。　　秦、汉时，番禺作为沿海的港口城市，拥有最辽阔的腹地。它通过南岭的几个低平的隘口沿着河流的谷地，北达长江以至黄淮流域，第九章第二节根据《淮南子》记载的秦征南越的进军路线，由越城岭、萌渚岭、大庾岭及湟溪、阳山、横浦三关进入番禺②。其后，汉武帝进兵南越时，又增加一条由巴蜀、夜郎经柯江以达番禺的新路线。东汉时，章帝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③，又再一次打通进入湘江上源谷地的过①参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4期。　　②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同治《番禺县志》古迹。下记载亦同。　　③曾昭璇、潘国[：《宋代以前广州城历史地理》，《岭南文史》1984年1期。　　④《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陆贾故城。　　⑤《逸周书？王会篇》。　　⑥《白云、越秀二山合志》亦有相同的记载。　　⑦《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　　①《史纪》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②本书上册页401―402.③《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　　岭山路。番禺正是利用以上几条线路，南运丝绸、铁器，北输象牙、犀角、珠玑，沟通内外贸易的。　　汉武帝平定南越吕嘉之乱后，建立交趾刺史部。又建日南郡于西卷（今越南顺化西北），岭南的政治中心暂时移到交趾郡（今越南河内西北）。第九章第六节所述《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出航的港口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其中合浦郡的治所合浦（在今广西合浦东北）及徐闻（今广东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距南海郡番禺较近。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印度）来献犀牛”④，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罗马）安敦遣使日南徼外来献，？？。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①，及“旧交趾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②等记载，说明日南的西卷港已发展成为凌驾番禺之上的对外贸易港。但据西汉桓宽《盐铁论》云：蜀郡以蜀锦至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品，《后汉书》称：“交趾（部）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即南海）出入”，以及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八的记载：“桓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贾蕃自此充斥于扬、粤矣”，说明番禺港仍为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继续发挥其重要的贸易港的作用。　　二、三国至隋、唐广州港的繁荣　　1.广州城及港口的变迁据《水经注》记载“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③。又《太平寰宇记》记载：”初尉佗筑之，后为骘修之“。说明三国时东吴步骘在察看了越城故址后，见其负山面海的有利形势，又修复尉佗旧治，将交州治所从广信（今广西梧州）迁此。从前引姚文式”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一语，可见三国时已将汉武帝时移至今广州城南六十里的番禺县及南海郡，再度迁回今广州的前身越城了，岭南的政治中心又回到番禺。步骘并曾”扩番山之北以广故城“，但经其重修的城垣范围大小，史籍失载。　　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因岭南地区辽阔，不便管辖，“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①。广州治南海，“以其徙自广信，因改交州为广州。此广州之始也”②。后陆胤（允）任交州刺史时，以“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③。陆胤凿甘溪引④《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　　①《南史》卷七八《夷貊传》上。　　②《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　　③《水经注》卷三七《贰　　①《三国志》卷四九《吴志？士燮传》。　　②王范之：《交广春秋》。　　③《三国志》卷六一《吴志？陆胤传》。　　水入城北，并建水塘储水，解决了广州城的用水需要。　　从两晋到隋、唐时期，北部中国战乱频仍，岭南地区相对安定。目前发现晋墓砖文字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语句。这一时期的广州城垣，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州城三重”，具体不详。当时以今北京路为中心的主城为广州官衙清海楼（即以后的拱北楼，位于今青年文化宫附近）所在。主城是用以保护官衙的，范围不大，当为第一重城。据宋人余靖“千载犹存古越城”一语，推断宋时古越城东部残壁可能即唐代第二重城。又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谓“化外人”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的记载，怀圣寺以南今光塔路一带唐时外商所居的蕃坊，有类似城堡的围墙以资保护，成为第三重城④。　　两晋时，今惠福路以南地面尚未成陆，惠福西路的坡山古渡，以及位于今下九路北侧的西来初地，是广州两个主要的水陆码头。唐时，今光塔路一带的光塔码头，以及今流花湖公园附近的兰湖码头代之而兴。《元和郡县志》记载：“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⑤。古斗村又名扶胥镇、波萝庙，在今黄浦南岗庙头村，唐时正处于广州漏斗状海湾口，“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成为广州优良的外港。　　又地扼珠江口外要冲的屯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因外有大屿岛作为屏障，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外海船舶来广州多先集屯门，然后驶进广州。　　《舆地纪胜》引《城冢记》称：“郡南城步骘迁州时尚隘，黄巢焚之。　　到刘隐更筑，凿平禺山以益之。宋增筑子城“。此事发生于唐末天v三年（906年），唐亡前一年。”凿平禺山以益之“，当拓展至今大南路、文明路，即宋子城的南界。当时，担任岭南节度使的刘隐为保护城南商业区而兴筑，并开有鱼藻、安阑二门。又据刘应麟《南汉春秋》：”凿山城以通舟楫，开兰湖，辟药洲“，说明南汉时对兰湖内港码头进行过疏浚，并对纵贯全城的甘溪下游（文溪）凿池五百丈，成为西湖，辟为黄鹂港，即今黄泥巷。药洲，即今华宁里。南汉在西关广建离宫别苑，如荔枝湾有昌华苑，泮塘有西御苑，流花桥附近有芳春园等。　　2.广州港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　　三国时期，林邑国兴起于越南中部，领有汉代日南郡地。交趾郡的郡治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北）代替日南西卷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东吴黄武五年（226年），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统率船队出访南海诸国，就是从交趾郡出发的。同年，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来中国，也是先到交趾，由龙编港登陆，再到建业晋见孙权①。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乱，东南经济得到开发。由于进口物资从广州港内运比交趾便捷得多，对外贸易中心又逐渐由交趾转移到广州。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使者循海道由广州登陆，到达京城洛阳②。同年，印度僧人迦摩罗尊前来广州，在西濠街（今海珠中路西侧诗书路南端的尚果里）建造了第一座佛寺――仁王寺；东晋时Y宾高僧昙摩耶舍由海道来广州，又建立了第二座佛寺――王园寺，即今广州光孝路北端的光孝寺。此后，中④参见徐俊鸣等：《广州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13.⑤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南海。　　①《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　　②《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　　外僧人往来南海的络绎不绝。昙无竭（法勇）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远适天竺，即取道海路由广州归。印度僧人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拘那罗陀、菩提达摩等也先后由海道前来广州。其中菩提达摩于梁大通元年（527年）　　在其登陆地点“西来初地”（今广州西关下九路北面的西来直街）建有西来庵，清初改称华林寺，至今古迹犹存。　　在这期间，广州海上贸易兴旺。南朝宋时，各国商船“汛海陵波，因风远至”，“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①。南齐时，各国满载“宝”的“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醺雹冢形剑骸肮阒莅酱＃湟焖觯惑嬷Γ勺适馈Ｇ昂蟠淌范圜蚧酢雹郏挥帧笆涝疲骸惫阒荽淌返敲乓还愕萌颉病阿堋９阒荻酝饷骋字比伲诖丝杉５笔笔淙氲纳唐分饕校合笱馈⑾恰⒅殓帷㈢殍！⒘鹆А⑺蘸稀⒂艚稹⒓吹取　　输出则以绫、绢、丝、锦、为大宗⑤。　　隋王朝虽为时短促，但对海外交通和贸易也不遗余力。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曾从海上进兵林邑。大业三年（607年），又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⑥，即由广州出发。当时广州与南海通商的还有真腊（今柬埔寨及越南南端）、婆利（今印尼巴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半岛中部）等十余国。广州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极为密切。　　唐朝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和对外交往极为频繁的东亚大国，自中唐以后，通往西亚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梗阻，海上丝路代兴。与当时在亚洲西部兴起的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国之间，通过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频繁的交往。德宗贞元间（785―804年），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的“广州通海夷道”，即记录了由广州出发，南行至新加坡海峡，或由此东南往爪哇，或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绕过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如换乘小船，可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到达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今巴格达）。伊本？考尔大贝所著《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也有类似阿拉伯至广州航线的记载。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船深六、七丈”。　　大历五年（770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时，海舶岁至四千余艘①。其中“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②。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很发达，能够制造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的“苍舶”，船体坚固③。曾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中提到，中国海舶特别巨大，只有中国船才能在风浪险恶的波斯湾畅行无阻。大食商人多“向中国舶商租①《宋书》卷九七《夷蛮传》。　　②《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　　③《晋书》卷九○《吴隐之传》。　　④《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⑤《梁书》卷五四《南夷诸国传》。　　⑥《隋书》卷八二《赤土传》，赤土有苏门答腊、马来西亚等说，尚无定论。　　①《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　　②李肇：《唐国史补》。　　③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　　赁或迳向中国造船厂定造泛海巨舶④。　　唐时广州与腹地的交通多数取道北江，以韶关为枢纽。正如时人所云：“岭南之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贡朝之所途”⑤。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从广州北上韶州后有两道：或过骑田岭，经郴、衡、潭、岳、襄、邓过蓝关至长安；或取道大庾岭经虔、吉、洪、江、池、宣、润，溯汴河北上，经汴、洛出潼关至长安。特别是后者，除越过大庾岭需要陆运外，余均有水路可通。而大庾岭自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令整治后，使“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山岭小径，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　　的大道⑥，交通运输更为利便。　　唐政府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外商可在中国自由贸易。聚集在广州的外商，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有十多万人，集中居住于城西的“蕃坊”。　　当时广州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也是世界性的贸易大港。“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海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使焉”①。广州港“环宝山积”，“珍货辐辏”，其主要输出商品是丝绸、陶瓷、纸、铜钱、铁器和金银；输入的商品则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苏方木、乳香、没药、苏合香等。据《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记载：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市舶使周庆立与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②，说明开元以前广州已有市舶使的设置，这是我国建立市舶管理机构的最早记录。时市舶所入，已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③，皇帝多派心腹太监充当广州市舶使，可见其对商舶之利的重视。　　五代十国时期，广州处于南汉割据政权统治之下，仍以市舶收入作为其财政的重要支柱，南汉统治者常向内地来广州的商人“示以珠玉之富”④。但由于南汉政权极端腐朽，刘晟曾派兵“入海掠商入金帛作离宫游猎”⑤，使外商裹足不前，据阿拉伯史家麻素提《黄金牧地》记载：外商船舶只到苏门答腊“中间港埠相会，交易货物”。　　三、宋、元时期广州港的盛衰　　1.宋代广州三城　　在两宋三百多年间，广州的城垣扩建和修缮达十余次，《广州府志》、《番禺县志》均云及明初将宋代三城合一，但宋代三城的城垣所在则不详。　　近年徐俊鸣根据元人陈大震《南海志》残卷及明初《永乐大典》引用该书的内容，将宋代广州三城复原①，大体如下：（1）子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经略魏谠虾盒送醺某洽芩占：《岛夷志略校释？叙论》；《中国印度见闻录》。　　⑤皇甫：《韶阳楼记》。　　⑥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①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　　②《新唐书？柳泽传》亦有相同记载。　　③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④《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⑤《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①徐俊鸣：《宋代的广州》，《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4年2期。　　址基础上增筑子城，又名中城。城址略无变动，东至文溪下游，即今仓边路一带，西止西湖，即今教育路、西湖路一线，南达今大南路、文明路，北抵今越华路北，周长五里。城北部为经略使署，主要起保护官衙的作用。全城开四门，南为镇南、冲霄二门，东为行春门，西为有年门。　　（2）东城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转运使王靖主持在古越城东部的基础上修建东城。“广袤四里”，略小于中城，东至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西，西接子城东部城垣，南抵文明路与子城南垣连接，北达濠弦街，即今豪贤路以南，与子城北垣连接。共有三门，东曰霞东，南曰迎薰，北曰拱辰，西与子城行春门合一。　　（3）西城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经略使程师孟主持增筑西城，周十三里余，规模最大。其东与中城以西湖相隔，西抵今人民路，南起今大德路，北达东风路。共有九门，顺时针方向，南有航海、素波、朝宗、善利、阜财五门，西有金肃、和丰二门，北有威远、朝天二门。　　南宋时对城垣继续有所整修。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经略使方滋修中城及东、西二城以御寇”②。嘉定三年（1210年），“经略使陈岘以城南aa稠密，无所捍蔽，乃增筑两翅，以卫民居，东长九十丈，西五十丈，谓之雁翅城”③，即在南城墙东西两翼增筑城墙至海边，使城南区域也处于围城之中，得到保障。　　宋城外东、西分筑有东濠与西濠，城南则为沟通东、西濠的玉带濠。发源于白云山东麓的甘溪，其下游又称文溪，南流分作东、西两支纵贯全城，其东（主）支沿今仓边路至东澳附近注入玉带濠；西支则南流经大石街、华宁里至教育路、西湖路一带的古西湖，再南入玉带濠。西支华宁里中段今中山五路北，南汉时在西湖上建有宝石桥，南宋末李昴英又在大石街西南双槐洞口建狮子桥，在东支今中山四路和大塘街交接处建文溪桥，今法政路西口与小北路相交处建状元桥，以沟通城内交通。陈大震《南海志》还记载有城内六条自北南流称为“六脉渠”的小溪，也注入玉带濠。　　宋三城南临于海，当时珠江还很宽阔。有“小海”之称，为保护海舶不受飓风的侵袭，于城外疏浚内濠，包括东、西濠及横贯于城南的玉带濠。其西端为内港码头西澳，在今南濠街一带，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处，“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①，最为繁荣；东端为东澳，在今清水濠街一带，是广州东部的重要码头，也是盐船集中的运盐码头。镇南门外市舶亭旁建有海山楼，为招待蕃商宴会之处。　　宋代除扶胥镇继续作为广州的外港外，由于珠江三角洲的逐渐成陆与开发，在珠江南岸又形成了大通港及琶洲码头两个外港。前者在今花地附近，与广州隔江相对，当时从西、北江航抵广州的船舶，咸先抵此港，然后由澳口、兰湖登陆；后者原系一个琵琶形的小岛，在与南岸相连后称为琶洲，在广州城东南三十余里，也是海舶前来广州的碇泊之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曾在此修建海鳌塔作为导航标志，至今犹存。　　南宋末景炎二年（1277年），“蒙古攻广州，州将张镇孙以城降。明年，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下引《城冢记》。　　③《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下引《城冢记》。　　①《羊城古钞》卷七濠畔朱楼条。　　蒙古毁天下城隍，广州子城及两翅城无恙。明洪武三年，复因旧垒修葺“②。　　元代广州城无大变化。　　2.宋、元时期广州与泉州的竞争　　两宋时由于中西陆路交通几乎陷于停顿，海运因而代兴，再加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造船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据《梦梁录》记载，远洋海船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利用信风航行及开始运用指南针于航海，使海外交通与对外贸易大为发展。北宋时仍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海港，前来广州贸易及“朝贡”的国家超过唐代，达五十余国。由广州启程的中国商船远航达阿拉伯及非洲东海岸。在广州、明州、杭州三市舶司中，以“广州最盛”③，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广州城外蕃汉杂居，已达数万家之多④，中国丝织品、陶瓷、茶叶、铜钱等从广州大量出口，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数量的98％①。　　宋王朝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即于同年六月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通商事宜。时舶货运送路线，“自广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今江西大余）”②，复由水路经赣江、长江、扬楚运河、淮河、汴河以达开封。仁宗嘉v四年（1059年），于英州（今英德）浈阳峡至洮口之间修筑栈道③，以改善广州至韶州（今韶关）　　之间的交通。八年（1063年），又修治大庾岭道，使“南北三十余里，若行堂宇间”④。　　北宋后期，福建泉州港兴起，初仍属广州市舶司管辖，哲宗元v二年（1087年），泉州也设立市舶司，但对外贸易仍以广州为主。南宋时，由于泉州的地理位置距离京城临安府较为近便，南宋政府对舶货纲运至首都的限期，泉州仅及广州之半，前者三个月，后者六个月，广州港的重要性已逐渐让位于泉州港。北宋末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市舶司用于博买舶货的资金，广州、泉州各十万缗；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泉州市舶司即增至二十五万贯⑤。南宋末，阿拉伯人蒲寿庚任泉州市舶提举时，更是“擅利三十年”，几乎垄断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对外贸易，最终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宋、元交替之际，广州成为两军最后争夺之地，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对外通商陷于停顿。元朝政府在取得浙、闽等地后，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　　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先在泉州、庆元（即宋代的明州，今浙江宁波）、上海和澉浦（今浙江海盐澉浦镇）四处设市舶司。至元十六年（1279年）崖山之役元政府完全确立了广州地区的统治以后，同年，即派广东招讨使出使俱蓝，招谕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国家前来通商朝贡①，直至至元二十三年（1286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　　③朱：《萍洲可谈》卷二。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戊子。　　①梁廷楠：《粤海关志》转引毕仲衍《中书备对》。　　②《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　　③《宋史》卷三三二《荣湮传》。　　④王巩：《闻见近录》。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九。　　①《元史》卷二一○《马八儿等国传》。　　年），广州始恢复市舶司的设置。以后，随着对外港口的变动，市舶司屡有兴废。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仅有泉州、庆元、广州三处，以泉州为最盛，广州次之，庆元则以朝鲜、日本为主要贸易对象，规模较小。　　元代广州海外贸易虽退居泉州之后，但据《南海志》记载，元代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一百四十余个，并云：“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著录与元代有交往的国家与民族更达二百一十个，并记载了由广州通往占城（今越南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及莆家龙（在爪哇北岸）的三条航线，在顺风情况下航期分别为八日、半月及一月。　　元代广州海港的规模之大仍闻名于世。西方旅游家伊本？拔图塔在其《游记》中称广州为秦克兰城：“世界大城中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磁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②。另一元代自欧洲来华的旅行家鄂多立克，在其所著《东游录》中，称广州为辛迦兰大城，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③。　　四、明、清两代广州港的复兴　　1.明、清时期的广州城及港口　　明代，广州城垣的建设又进入大发展时期，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建。　　（1）连三城为一据《读史方舆纪要》：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等以旧城低隘，乃改筑府城，连三城为一。东北包粤王台上，北连马鞍，至于白云山之麓，冈阜相连不断。又建五层楼于北城上，名镇海楼，称为雄胜”。“有门七，惟东南曰定海，西南曰归德，余各以方位为名。　　北枕三阜，三面环濠，城周二十一里有奇“①。新城把宋朝的三城联合为一，并将城区向东、北两面扩展：东边拓展到今越秀路，北包越秀山，西至丰宁路（今人民中路）。其以方位定名的五门为正东、正西、正南、小北、大北，其后，正南门以东又辟文明、小南二门。镇海楼即建于越秀山上。　　（2）加筑外城据阮元《广东通志》记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为门八：其东曰永安（小东），西曰太平，南曰水南（永兴）、曰永清、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栏”。外城以宋南城雁翅角楼为起点，临江兴建至永安门一带，当时又称为子城，周长六里多。后人称洪武年间所筑为“老城”或“旧城”，嘉靖时所筑为“新城”。老城南界今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新城南界今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路。明时城南濠畔街一带，成为“十里朱楼，商贾云集”的对外贸易的繁华区，新城即为保护这一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区而建。　　清初，广州遭到空前浩劫，老城被充作兵营或马厩，一度官署也移址于②转引自张星R《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　　③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页6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下。　　新城内。清顺治四年（1647年），在新城南增修东、西两翼城达珠江边，各长二十余丈。此后，广州城只有修缮，未有扩展。　　明初三城合一时，甘溪尚在小北圈附近穿城而入，复由天关（天官里，今东风中路）穿城而出，后因每逢白云山洪水暴涨时，城内小北街（今小北路）常因天关宣泄不畅而泛滥成灾。明成化三年（1467年），在小北门外凿断朱紫岗，引甘溪水东南入东濠涌（今越秀北路以东），从此，甘溪不再流经城内。明清广州老城的“六脉渠”，已不同于宋、元时期，其左一、二脉正渠及右一、二脉正渠均南流入玉带河；左、右第三脉正渠则分别流入东、西濠（现六脉渠及玉带河均已改作暗渠，成为市区重要的地下排水渠道）。　　明朝随着珠江的日益束狭和广州陆地向西南扩展，古西澳及内濠日渐淤塞，昔日繁盛“过于秦淮数倍”的濠畔街，“今皆不可问矣”①，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城外的西关。明永乐四年（1406年），根据我国自古以来“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惯例，在广州蚬子步（今十八甫路怀远驿街）设立怀远驿，建屋一百二十间以供外商居住，从此西关南部即成为中外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及聚居之地。清代江岸继续南移，清政府指定专负对外贸易之责的十三行商以及专门招待外商的“夷馆”设在明怀远驿即十八甫以南。据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一书指出：今十八甫以南的十三行路一带，是外商设行馆居住的地区。魏源《海国图志》说：“十三间（行）夷馆，近在河边”。当时江边码头多在今文化公园内，至于商行的分布则远及西濠口（今人民南路）以东至清代外城的油栏门（今海珠南路）一带。　　广州外港波罗庙，清初因码头淤浅，不堪使用，位于波罗庙上游的黄浦港代兴，成为清政府指定的外来船舶碇泊之所。　　2.明、清曾长期处于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港　　明初一改宋、元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实行海禁，“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①只允许有限制的朝贡贸易。当时广州被指定为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苏门答腊、苏禄、古麻剌、履唷⒖轮А窀窭肌⑽忌健⒐爬锏裙娜刖晨诎叮萦肽ㄔ蚍直鹬付ㄎ髑颉⑷毡镜娜刖晨诎叮锌焙厦骋住：槲淠昙浜＝希阒荨⑷荨⒛ㄈ胁八旧瓒闯贰　　永乐至宣德年间，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海禁较为松弛，又于永乐三年（1405年）恢复三地市舶司的建置，并分设招待外宾的怀远（驿）、来远（驿）及安远（驿）。郑和七下“西洋”，远航西亚及东非，虽非取道广州，但也促进了广州与海外各国的往来。正统年间，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再次执行，朝贡贸易又趋衰微。孝宗“自弘治元年（1488年）以来，番舶自广东入贡者，惟占城、暹罗各一次”②。武宗时，采纳广东人王希文坚决主张海禁的上疏，更是“番舶几绝”①。嘉靖元年（1522年），因倭寇猖獗，为严申海禁，罢浙、闽二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此后，广州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有明一代，虽实行海禁，但私人以“走私”形式从事海外贸易从未间断。　　①屈大钧：《广东新语》。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　　②《明孝宗实录》卷七三。　　①任光印、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王希文《重边防以苏民命疏》。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下禁海令时即云：“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蕃，贸易香货”。屈大钧在《广东新语》中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②。时广东“豪民造巨舰向外洋贸易”③者极夥。如琼山人海瑞之孙海述祖，即曾出资造大船，经营海外贸易，成为巨富④。不少商人为对抗朝廷的“海禁”，采取武装“走私”，因而被视为海寇。正如时人谢杰所云：“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⑤。　　明代后期，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以其海盗式的舰队，打破了明王朝在广州的所谓朝贡式的贸易。佛郎机（葡萄牙）人占据满剌加后，封锁了印度洋航线，广州出海的商船“率被邀劫，海路几断”⑥。嘉靖年间，葡萄牙舰队入侵广州，发生屯门及西草湾之战，明政府在战败葡人后封锁了广州。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人贿赂明地方官吏，得转泊于濠镜澳（今澳门）。　　三十二年（1553年），又“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曝诸水渍贡物”，取得地方官员同意，“久之遂为所据”⑦。葡人占据澳门后，因地当珠江口外“海舶出入噤喉”，也就成了广州的外港，“闽、粤商人，趋之若鹜”⑧，葡人逐渐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隆庆元年（1567年），由于沿海倭寇逐渐平定，明朝开放了海禁，默许私人进行对外贸易，广州海外贸易有了发展，广州专门为外商服务的牙行也不断扩大。万历以后出现专门代理外商的买办商人“十三行”，市舶司的外贸具体业务也为牙行所操纵。　　清初，因郑成功仍据守台湾继续抗清，清政府为切断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在顺治、康熙年间厉行海禁，并一再迫令沿海人民内迁。清初四十年间，对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几乎停顿，惟广州港仍维持少量的朝贡贸易。时广州未设市舶司，所有贡舶贸易事务“兼领于盐课提举司”①，对贡期有固定规定，贡舶一般不得逾三艘，贸易量很小。清政府下迁界令后，因澳门为葡人所居的“化外”之地，准予“免迁”；又在葡人的要求下，康熙十八年（1679年）批准广州与澳门开放陆上贸易②，但贸易额不大，而藩商及沿海民间走私却十分活跃。　　台湾平定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二十四年（1685年）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镇江市）分设四个海关，仍如明制，对外开放有限制的朝贡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因对船坚炮利的欧洲殖民者怀有戒心，并以广州远离北京，设防又较完备，下令关闭江、浙、闽三关，独留粤海关，广州成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从此，广州以其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进入海外贸易的繁盛时期。外商进入广州的商船，乾隆二十②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一四。　　③《澄海县志》卷七。　　④钮L：《觚剩续编》卷三《海天行》。　　⑤谢杰：《虔台倭纂》上卷。　　⑥《明史》卷三二五《满剌加传》。　　⑦任光印、张汝霖：《澳门纪略》。　　⑧《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②李士祯：《抚粤政略》卷三二。　　二年（1757年）只有七艘，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增加至一百九十九艘③。　　至于船舶的规模，“凡上舶容人千余，中者数百”④；通过广州出口的中国船舶，仅每年往来新加坡一地者，便有九十余艘。嘉庆十八年（1813年），进出口总额2，556万余两⑤。道光十七年（1837年），即增至5，523万余元⑥。　　中国输出商品中，以茶叶为首位，通过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输入英国的茶叶，在十八世纪初尚不过五万磅，到十八世纪末达两千万磅，“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茶叶的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①，东印度公司每年为购买华茶即耗银达四百万两左右。丝绸在广州的商品出口额中占第二位，十九世纪初每年生丝出口不到一千二百担，到三十年代增至八千担以上。中国土布也深受国外市场欢迎，嘉庆三年（1798年）出口额曾突破二百一十二万五千匹。　　当时，英国除因广东沿海城镇纺织手工工场发展迅速以及为包装出口茶叶箱的箱皮而输入棉花及铅外，只有依靠白银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支付手段。正如一个清朝官员所述：“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②。英国为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地位，转而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弥补其贸易逆差。罪恶的鸦片贸易，毒害了我国人民，使大量白银外流，最终导致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五、“五口通商”后的广州港　　1.广州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化的港口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即失去了对外贸易的独立地位。本来外商来华贸易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半官方半商业性质的公行“十三行”来进行，《南京条约》取消了这一制度。此后，英国“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为外国在穗的洋行所控制，广州港的外贸自主权逐步丧失。又广州港航运及对外贸易征税事宜本属粤海关管理，《五口通商章程》规定由外人任粤海关税务司，并确定了“值百抽五”的原则，使关税固定在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税率标准上，海关自主权也随之丧失。接着，外国殖民主义者又取得了广州港的引水权①。　　殖民主义侵略者凭借其所取得的外贸、海关及引水等特权，进行掠夺性贸易，大量倾销棉、毛织品等消费品，而运走生丝、茶叶等农副产品，特别是使鸦片走私合法化。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的二十一年内，输入中国的鸦片估计消费量达91.9万箱，较战前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十年间的估计消费量51.5万箱增长了78％②。　　③据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四、卷一七。　　④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一八。　　⑤据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四、卷一七。　　⑥魏源：《海国图志》卷二。　　①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页27.②《文献丛编》第十七辑，福建巡抚常赍奏，雍正五年七日十九日。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页60，265.②根据莫尔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B.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　　第一卷页626统计表数字估算。　　殖民主义者并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大量掠卖华工到海外，把华工当作活商品，进行惨无人道的“猪仔贸易”。　　西关最南面离岸较远的中流沙，清咸丰九年（1859年）经运石填海，修筑石堤，成为一衣带水的岛屿，称为“沙面”。因其围绕深水良港白鹅潭，成为各国互市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政府迫使清政府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秘密交换了《沙面租界协定》，取得沙面为租界地③。西方殖民主义者即以此为据点，进一步控制了广州港。　　《广东新语》所云广州附近江中的三座石岛：其中位于今人民南路以东的海珠石已接近珠江北岸，清代仍是海珠岛，至1931年始由人工扩筑新堤（即今沿江路），与北岸相连；位于东濠口以东（今广州铁路东站附近）的海印石，清末已与北岸相连；原在清老城西门外的浮丘石，宋代以前还是一个海岛，康熙年间屈大钧撰写《广东新语》时，已与陆地联成一片，现已完全埋在中山七路地下。　　民国七年（1918年），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后，开始拆除城墙，改作马路。　　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城墙全部拆除，仅有越秀山上五层楼附近一段城垣（已无雉堞）尚存，供后人凭吊。　　2.广州港外贸中心地位的逐渐衰落　　五口通商以后，广州港居于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首先，由于上海港的崛起，使广州港的外贸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上海港地处中国海岸线的中心，且扼长江入海之咽喉，交通方便，腹地辽阔，特别是长江三角洲资源丰富。以当时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一的生丝为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以前，中国生丝全部由广州出口；二十五年（1845年）起，开始同时由上海港出口，分别为包，数字即已接近；二十六年（1846年），广州出口3，554包，已不及上海15，192包的四分之一；咸丰三年（1853年），广州出口4，577包，不及上海58，319包的十二分之一；四年（1854年）以后，中国生丝即完全由上海港出口，并为上海港所垄断了①。另一大宗出口商品茶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前，也全部由广州出口，次年起有少量茶叶经上海港出口，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上海出口数字即高于广州，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年），广州出口茶叶1，670万磅，不及上海8，022.1万磅的四分之一②。　　再从英国经由广州港进出口货物的总值来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为3，840万美元，同年上海为1，110万美元。以后广州几乎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但仍然超过上海。到咸丰三年（1853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该年，英国经广州港进出口货物的总值为1，050万美元，而上海却上升至1，720万美元，广州仅及上海61％。咸丰五年（1855年），广州更降至650万美元，仅及上海2，330万美元的27％。以上说明，从咸丰三年（1853年）　　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已大部分转向上海，广州港在外贸上的中心地位，已为上海港所取代。　　厦门、宁波、福州的相继开埠，也削弱了广州港外贸中心的地位。原来，③见《沙面特别区署成立纪念特辑》，页26―27，1942年4月。　　①据莫尔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366页计算。　　②据莫尔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366页计算。　　福建的洋货进口，“专有闽、广商舶赴粤运销”①，自厦门开埠后，洋货不再由粤转运，迳直运来厦门，“充积于厦口”②。广州茶叶出口市场也逐渐让位于福州港，如咸丰六年（1856年）福州港出口茶叶40，972，600磅，即比同年广州港30，404，400磅高出34.8％。　　至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由于它地扼广州港进出口贸易的孔道，经英国锐意经营，辟为自由港后，逐渐代替广州成为货物的集散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香港被割让后的第一年，广州港进口外国货总量为11，976万余磅，及至二十八年（1848年），即降至3，817万余磅，五年之间下降了三分之二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增开琼州、潮州（后改汕头）、台南、淡水、登州（后改烟台）、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等七处沿海通商口岸，以及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四处长江内河港口。从此，其经济侵略活动遍及中国从南到北的全部海岸线，并从沿海深入到内地，广州港的外贸地位又受到一定影响。咸丰十年（1860年）广州进出口货值3，460万元，至同治三年（1864年）即降至2，170万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百分比也由33.59％降至22.87％④，广州港的海外贸易更一落千丈。　　①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第一卷，页494.②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第一卷，页494.③莫尔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411.④据张仲礼：《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与背景》，《学术月刊》196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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