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黄豆收获的季节，请问哪里有收购大豆秸秆的企业？_百度知道
又是一年黄豆收获的季节，请问哪里有收购大豆秸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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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奖励20（财富值+经验值）+难题奖励20（财富值+经验值）[转载]国际粮商精密布局大豆价格&中国企业任人宰割
　　编者按/
国际贸易方面的争端日益剧烈，尤其在关乎本国产业发展的基础生产资料领域。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美国正在使用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保护本国产业。两会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对1930年关税法的修改，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被写入美国贸易法案，一旦奥巴马签署该法案，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双反”调查将变得“合法化”，并且更加有恃无恐。除此之外，日，奥巴马总统指令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进一步加强对贸易领域的执法和控制，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
　　而作为美国最大的采购国，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在长期承受着卖方条约的束缚。(4515,29.00,0.65%)产业便是这种不对等国际贸易关系的牺牲品。渗透全产业链的跨国粮商巨头不但牢牢控制着定价权，还控制着质量标准和交易细则，并且通过源源不断地入股中国粮油企业控制后期加工环节。
　　　　更甚的是，跨国粮商控制粮油加工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依靠这些加工企业挣钱，而是通过控制这些加工企业最大限度地出售其大豆原材料，进而利用中国需求概念提高大豆价格。
　　中国仅仅是其倾销地。
　　一线调查
　　国际粮商玩转“中国需求”
　　“不但能够控制进口大豆的定价机制、质量认证标准以及签订保护卖方利益的条款，还能通过参股下游生产企业让中国买家不得不高价购买其原材料。”国际粮商的精密布局让何勇(化名)苦笑不已。
　　目前，四大传统国际粮商“ABCD”(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垄断着大豆贸易80%的资源。中国进口大豆有80%通过这四家国际粮商进行采购。与此同时，国际粮商还通过种种方法在期货市上时刻关注着中国国家储备的消息，无时无刻不准备炒作中国需求，进而迅速反映在价格上。
　　更甚的是，当前大豆进口合同中的许多条款根本不考虑进口商的基本权益，如装运港检验条款、争端解决条款等，这直接导致目前大豆进口不合格率高居80%。另一个有意思的表现是，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以及以它为定价参考值的大豆国际贸易市场的现货价格，涨跌往往根据“中国因素”表现出奇特的“规律性”。如美国大豆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市场上就会有“利多”消息，CBOT大豆价格上升；中国大豆采购团的每一次购买，CBOT价格也涨。
　　失去谈判能力的中国大豆进口价格只能任人宰割。
　　杂质双重标准
　　刚刚从南美和北美大豆产地考察归来的何勇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运到中国的美国大豆会有那么多的杂质。
　　何勇是国内一家粮食央企的高层，此次出行，他考察了大豆最主要的产地巴西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田间，他看到类似的场景，大豆收割全部采用收割机机械化收购，“从田间收割的大豆，杂质率不足0.5%。”
　　但是，美国产的大豆运往中国后，杂质率已经精准地达到2%，“恰恰，我们合同上签署的杂质率就是2%。”何勇表示，同样情况下，巴西大豆运往中国，杂质就比美国大豆少得多。何勇观察，美国大豆的杂质，“主要是(2459,-6.00,-0.24%)、粉尘、秸秆等等，我们统称为码头经营性杂质。”
　　此次考察之行，何勇非常注意观察了美国和巴西的码头，“巴西码头的设备很简单。”而相比之下，“美国码头很发达，设备齐全，有一些设备是不对外参观的。”何勇向记者表示，“美国设备更先进，能够更准确地控制杂质的比例。”
　　有这种质疑的不仅仅是何勇所在的一家企业，大豆产业协会副会长刘登高向记者表示，“我听很多企业都反映这一问题，美国卖家利用合同上的优势，在大豆中掺进杂质。企业反映，有一些是明显的人为加进的杂质。”
　　因为没有看到掺杂质的现场，刘登高表示也“不太清楚国际粮食是在哪个环节做了手脚”。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另外一家央企身上，“我们考察的时候了解到，国际粮商在收购的时候，与豆农签订的合同是，杂质率不到1%，而与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杂质率3%。”一位央企负责进口大豆购买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从1%到3%，国际粮商便已经赚了2个百分点。”
　　想改变有关杂质率的合同条款又并不容易。据了解，目前中国有60%以上的压榨工厂，被国际四大粮商持股，“因为存在着持股关系，购买大豆的压榨工厂不会对股东提出这样的要求。”刘登高透露。
　　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多年，“进口大豆的不合格率非常高，我曾经见过。”行业专家夏友富向记者表示，“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据了解，2003年曾有几家中国企业组织在一起，商谈过此事，“当时，已经有人说过，美国企业用鼓风机蓄意在大豆中吹进杂质。”曾经参会的人士向记者回忆。
　　期货市场“追杀”
　　在期货市场上，中国和美国企业的话语权同样不对等，国际粮商还多次炒作中国需求。
　　记者从粮食央企人士处获悉，“在日和11月初，国家物资储备局(简称“国储”)委托中储粮分别两次向国际大豆市场询价，两次询价都造成了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的暴涨。”上述人士透露，“国储对这种情况非常苦恼。”
　　由于国储委托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简称“中储粮”)进行采购，而中储粮在国际市场上很少露面，因此国际市场对此非常敏感。
　　期货分析师李墨达向记者证实，“当时，国际市场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匿名询价者，外界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国家粮食储备机构在询价，因而当天的价格出现了大涨。”
　　资料显示，在国储日向国际市场询价的当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暴涨。其中，交投最活跃的CBOT
11月大豆期货收盘攀升58美分，涨幅4.9%，报收于12.35美元/蒲式耳。
　　中储粮在询价后，市场立即做出了上涨的反应，国储不得已购买了价格上涨的大豆。作为决策机构的国家粮食局也非常无奈。一位国家粮食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我们也参与到国储进口大豆的政策制定中，采购大豆的时间是机密。”该人士强调，“解决出现的问题，还是要将保密工作做好。”
　　但是中储粮一位内部人士认为，这并不是中国这一方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在国际上卖大豆的企业就那么几家外商，询价也只能向他们询价，很难不被别人知道。”
因为中储粮大豆压榨业务较少，很少向市场询价，一旦询价，“市场就很快知道是中国国家储备在采购，不管采购量的大小，都会引起期货市场的上涨。”一位粮食央企高层向记者表示。
　　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国家储备，还有经常在期货和现货市场上出现的中粮和中纺粮油等国内企业。“原有的储备体制形成了一个缺陷。”前述粮食央企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国储在国际上的询价和收购是机密，中储粮在国际市场上出现，大豆价格暴涨，而我们央企又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甚至还是从国外卖家那里知道这个消息。因此，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蒙受损失。”
　　2011年，中储粮已经申请了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席位，但尚未获得批准。
　　定价条款
　　在期货市场价格屡被推高的时候，现货市场也在承受着巨大的损失。
　　“我们和美国粮商签署的协议被称作是‘卖方协议’，即条款都是保护卖方利益的。”央企高层何勇向记者透露，“我们几次都想修改的一个条款就是定价条款。”
　　据了解，目前中国企业与四大传统国际粮商“ABCD”签订的是卖方协议，这四大粮商都是美国企业，因而中美双方大豆交割价格依据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制定。
　　中国企业认为这一定价方法并不合理。“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大豆产量不好，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大涨，而此后，预计大豆的另外一个主要产区南美大豆将会获得丰收，价格应该下降，可是卖家还是要求以涨价后的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结算。”上述人士表示，“这样的价格偏离了真实价格，我们遭受了损失。”
　　2011年8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大豆就从1300美分/蒲式耳一举上涨至1450美分/蒲式耳附近。而此前，美国各种调查机构密集发布报告，称美国大豆减产，从而导致价格上涨。
　　据了解，每年秋季冬季，是南美大豆的播种季节，美国大豆的销售旺季，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此时连创新高使得美国豆商获取了高额的市场利润；而当4、5月份南美新大豆上市之后，就会赶上CBOT大豆期价快速大幅下挫，这样，以CBOT大豆期价为基准价格的南美大豆的国际市场定价自然下降。
　　但是，当中方提出改变价格制定方式的时候，“卖方非常敏感，并且坚决反对。”目前世界大豆产量是2.6亿吨，美国产量9000万吨，南美产量1.6亿吨，中国产量为1000万吨。
　　据透露，中国买家曾经提出过自己的结算方式，“按照产量占比，美国芝加哥期货价格占50%，巴西价格占30%，大连期货交易所价格占30%。”在与ABCD讨论的时候，“受到了他们的抵制。”
　　保护卖方协议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法律体系，很难适应对方的法律。”上述人士表示。
　　不久前，何勇亲身经历了一件事情。“我们和卖家签好协议购买大豆，但是我们签的是卖方已经写好协议，即保护卖方的协议。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个条款，即大豆品质以‘装港时的证书为准’，这就是说，以美国的检测标准为准。”
　　中方与美国企业签署协议购买美国品质好的2号大豆，“实际上，等我们看到的时候，运来的大豆是品质差的4号大豆。”何勇透露，“两者价格相差较大，我们要求索赔。”
　　可是，“对方拿出协议，写着以装港时的证书为准，而美国装港证书就是写着2号大豆。”何勇无奈地表示，“企业只能承受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家粮食央企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不公平的协议还有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船期延误等问题，需要买方承担损失，此外，双方一旦发生争议，解决争议的归属地由对方定，一般是英制法律标准，裁决归属地不在中国。”
　　并不是所有的国际买家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据了解，目前中国台湾和韩国就是对外招标，使用的就不是供应商条款，而是买方条款。唯独面对中国这样的大买家，供货商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卖方合同。
　　大豆产业协会副会长刘登高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大豆买家是一盘散沙，不能够团结在一起，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够争取到话语权，用买方的垄断才能够应对卖方的垄断。”
　　据了解，在中国进口大豆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更改这种卖方合同的最佳时机——2003年，当年曾经有多家中国大豆企业提出集体修改合同，“当时，中国有70%的大豆压榨工厂是内资企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回忆，“大家已经草拟了一份合同，通过相关协会，计划推广。”2004年，大豆价格巨幅波动，“参与更改合同的很多企业倒闭了，或者被外资收购了。”程国强感到十分痛心。
　　目前，国内70%以上的榨油企业被跨国粮商或控股或参股，已经形成了四大粮商控股或参股福临门、鲁花等主要品牌的局面。“外资并不在乎这些压榨工厂是否盈利，他们只在乎通过股份控制，让中国压榨工厂买他们的大豆。”九三油脂集团田仁礼曾经表示。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样的现状让中国粮油的市场价格越来越高，一些外资控股或民营的压榨企业要么选择提高成品油价格，要么选择停产，而承担保持供应任务的国资背景企业却只能在亏损中艰难运营。
大豆产业暂无能力推动铁矿石式谈判
　　索寒雪
　　无牵头企业，亦无有竞争力的交易中心
　　截止到2011年，国际粮商通过对国内油脂行业的两次大洗牌，已经占据中国全部大豆压榨产能的70%。与此同时，中国大豆消费量2011年增至6000万吨，而国内大豆供给量仅在1400万~1600万吨上下。巨大的供需缺口加上巧妙地布局，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国际粮商产业链中的终端消费地。
　　中国大豆产业已经沦为了另一个无话语权的“铁矿石行业”，比铁矿石行业更加困难的是，由于缺少龙头企业，大豆产业连启动谈判的机会都难以拥有。
　　格局难动
　　《中国经营报》：作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企业在大豆价格话语权方面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这种状况还有机会改善吗？
　　程国强：早在8年前，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就疾呼要取得国际大豆市场定价话语权。那个时候，中国大豆压榨产能中有70%以上是内资企业的。有关部门当时还组织大豆行业内的企业家、学者等讨论如何利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优势，联合国内企业，争夺大豆定价话语权。8年过去了，国内大豆行业境况每况愈下，现在60%~70%的大豆压榨产能被外资控股或参股，外资真的能为中国市场利益代言？所谓“南美种大豆，美国定价，中国买大豆”的格局目前看起来还不具备动摇的市场基础。
　　夏友富：大豆产业丧失自己话语权的结果损失惨重：进口价格成倍上涨，使我国多付出巨额外汇；大豆种植业不断萎缩，豆农损失惨重；豆粕价格猛涨使畜牧业成本高升，提升了消费品价格指数；豆油价格上升使消费者利益损失巨大；大量不合格大豆进口使我国贸易基本权益不能得到保障；5000万~6000万吨转基因大豆进口对我国的生物安全乃至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潜在影响也不容低估。
　　李墨达：正是由于国内油脂行业大部分被以“ABCD”为首的四大粮商所垄断，国内油脂企业话语权较低，面对外资粮商强大的资金实力与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中方企业在大豆贸易当中始终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而持续支撑外资粮商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于中国庞大的消费需求。自从中国从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国内大豆需求量每年始终保持8%~9%的增长率，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大豆需求量也维持了3%以上的增长。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一大大豆进口国，中国进口大豆八成以上来自美国，以“ABCD”为首的四大粮商实际已控制了我国进口大豆80%的货源，以及70%的大豆实际加工能力。并且通过收购、参股，跨国粮商已经渗入到了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领域。国内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少。
　　《中国经营报》：中国大豆企业已被迫沿用了很多年保护卖方利益的合同条款，这在国际贸易中很少见，中国大豆产业是否还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签订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约？
　　程国强：这个问题在2004年初业内曾经有过一次广泛的大讨论，有关行业协会也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买方合约的初稿，虽然最终没有与卖方达成共识，但大豆卖方合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已昭然若揭。由于这个合约是商业条款，必须经双方讨论谈判才有可能修改，而谈判取决于市场博弈的实力，有实力才有话语权。但目前我们有什么实力可挑战这样实质上不合理的合约？尤其是，当年许多参与讨论的企业，有的已破产消失，有的已成为外资企业的一个工厂。
　　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这个不利的格局，但目前机会并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或许还需要等待，等待一个时机。
　　夏友富：按照国际惯例，大豆贸易应遵守公平交易的原则，在贸易合同中充分考虑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但是，中国在大豆进口方面所采用的合同条款都是只考虑卖方利益的霸王条款，没有考虑买方的基本利益。这与美国跨国粮商寡头垄断操纵有关，但也与我国企业、行业协会和一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直接相关。在过去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所以导致目前畸形的合同法律状态。当前的大豆进口合同许多条款不考虑进口商的基本权益，如装运港检验条款、争端解决条款等都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也是大豆进口不合格率一直高居80%的重要原因。
　　缺乏强有力的牵头企业
　　《中国经营报》：业内对中国大豆产业的危机讨论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根源问题在哪里？
　　夏友富：我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在大豆产业链发展上存在严重的指导思想、决策和政策失误，主动牺牲了大豆产业；二是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政府和大豆协会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寡头垄断操纵市场，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李墨达：我国大豆产业自加入WTO、2002年取消大豆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之后便面临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正是那一次产业危机使得中国丧失了大豆产业的半壁江山。目前沿海地区的油脂加工企业大部分基本已被外资企业所垄断，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大豆产业的最后一道堡垒，而目前最主要的危机就在于东北地区这最后一道堡垒随时存在沦陷的危险。
　　《中国经营报》：大豆产业对目前的局势是否还有解决的办法？中国企业是否有可能团结在一起与国际粮商博弈？
　　程国强：与铁矿石谈判不一样，铁矿石谈判，宝钢可以代表中国企业进行谈判。但是在大豆行业中，有没有哪个可以带头的企业，有能够“一统天下”的能力。当前的状况是，在大豆原料和终端产品价格基本一体化的背景下，每个企业的内部运行管理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各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酷的竞争，大豆加工或许是利益分化最严重的一个行业。因此，团结、联合的利益或许大家可以共享，但风险谁愿意承担？因此，所谓联合、团结的谈判思路，这是一个理想的愿望而已。
　　夏友富：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团结起来维护合法权益，关键是它们是否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利益。我认为只要中粮集团、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集团三家国有企业真诚团结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跨国粮商为所欲为的局面。国家有关部门、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土畜产品进出口商会应会同有关企业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包括修改不合理的买卖合同。
　　李墨达：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牵头企业。政府应鼓励大型的央企、民营企业控股或者并购小型粮油企业，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彻底改变过去的“小、乱、散”的格局；其次牵头企业应当包括中储粮、央企以及正在逐步崛起的民营企业。
　　国内需竞争性的商品交易中心
　　《中国经营报》：从国资委或者发改委的角度出发，政策上还应该有哪些支持？
　　程国强：若从政府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许会演绎成一个所谓的国家战略问题。所有的企业都希望借政府之手来缓解目前的困难。我以为，定价话语权之争，应该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如同我最近讲的一个观点，要抓紧谋划在国内现有商品交易所的基础上，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其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的战略资源作用，发挥中国南北市场交汇、东西市场24小时交易的区位优势，逐步形成全球大宗(11.90,-0.29,-2.38%)定价话语权。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需要从现在开始谋划。
　　夏友富：大豆产业的现状是我国玉米、小麦等产业的明天，应深刻总结其教训。尽管由于盲目进口使我国大豆产业链面临严重危机，但我国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是应统一认识，各个部门都有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本义务，即使需要进口也应努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制定大豆产业链发展全球战略，要积极支持国内种植业的发展，通过科技进步和政策引导，在维持现有种植面积的前提下使大豆亩产由目前的100多公斤增至180公斤，使总产量达到2500万吨，增加市场影响力；要发挥高蛋白优势，发展特色大豆；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拉美和非洲开发大豆种植业，增强国际市场掌控力；支持中国跨国粮商的发展，勇于与美国跨国粮商进行合理竞争。三是采取系统措施，从良种开发、农田水利设施、种植、加工等各个环节支持中国大豆产业发展，要建立中国大豆产业发展基金会。同时积极推进不合理进口合同的修改，规范进口，反对跨国粮商垄断操纵，通过技术型措施提高进口大豆的合格率。
　　李墨达：相比较美国政府对本国农民的补贴力度，国内在大豆产业方面的补贴力度还远远不够，就目前情况而言，黑龙江省原本大豆主产省，由于近些年受到进口大豆冲击，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农民种植大豆意愿逐步减少，改种玉米、水稻的明显增加，因此在对种植大豆农民的补助上仍有一定的提高空间，另外补贴上不仅要对豆农直接补贴，同时要照顾到相应的粮油企业。相比较国际粮商，国内粮油企业生存压力较大。
　　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
　　2004 年5 月，处于高位的大豆每吨3720 元，到2006 年6 月仅为2600 元，下降了30.1 %；2007 年8
月，大豆价格同比上涨20 %以上；2008 年全年均价高达4550 元/ 吨，创历史新高，较上年上涨41.5 %。
　　在2004
年的大豆风波中，国内油脂加工行业亏损严重，压榨企业被迫出让股份或出售，进而失去了进口主动权及国内市场份额。
　　2004 年12 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了黄大豆2 号合约，为争夺国际大豆定价权投下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为应对中国的挑战，2005
年5 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推出了巴西大豆期货合约，使大豆定价权的争夺愈演愈烈。
　　2005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2 号合约的成交量为1082186 手，2008 年为85582 手，萎缩到2005
年的7.9 %，中国在争夺转基因大豆定价权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国大豆进口关税调整情况
　　1996 年，大豆作为中国关税配额制度管理商品，享受配额保护，普通关税税率为180 % ，优惠税率为40 %，配额内税率是3
%。1999 年，中国取消了大豆的配额限制，实行3 %的单一关税政策。2001 年12 月加入WTO 以后，大豆进口只征收3
%的关税，豆粕关税为5 %；同时逐步增加关税配额，到2006 年以后则取消关税配额，只征收3 %的单一关税。这远远低于加入WTO
时17 %的农产品平均关税率。
　　随着国内大豆市场准入门槛的一降再降，导致大豆及其制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内价格，甚至低于国内生产成本，对国内大豆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为应对2006
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从2007 年10 月至2008 年9月，中国将大豆进口关税由3%下调至1 %。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该项税率实施当月，我国共进口大豆619.9 万吨，价值26.6 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和1.2
倍。2008 年我国共进口大豆3744 万吨，比2007年增加614 万吨，增长19.6
%。降低关税对大豆进口增长的拉动效果非常显著。印尼是亚洲主要大豆进口国，为保护国内种植户利益，该国自2005 年起到2010
年，将大豆进口从零关税提高到10 %。2007年，欧盟的大豆关税为40 % ，日本为9.8 %，阿根廷为34.6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2年1月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1月，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32.5亿美元，同比下降5.3%。其中，出口54.6亿美元，同比下降4.2%；进口77.9亿美元，同比下降6.0%。贸易逆差为23.3亿美元，同比下降10.0%。
　　2012年2月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
　　国内大豆价格与上月持平。2月份，黑龙江国产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1.96元，环比持平，同比高1.6%；山东地区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2.09元，
环比持平，同比高1.6%；山东地区中等豆粕出厂价每吨3022元，环比涨2.6%，同比低11.9%。
　　国际大豆价格上涨。2月，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平均价为每吨457.8美元，环比涨3.4%，同比低10.8%；豆油均价每吨1172.3美元，环比涨3.2%，同比低7.8%；豆粕均价每吨361.1美元，环比涨3.5%，同比低12.3%。
　　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低于国产大豆价格。2月，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为每斤1.92元，比当地国产大豆价格每斤低0.17元；美国墨西哥湾大豆离岸价每吨483.6美元，折合人民币每斤1.52元，比山东地区国产大豆采购价每斤低0.57元。
　　1月大豆进口环比下降。据海关统计，1月份我国进口大豆461万吨，环比下降15.0%，同比减10.3%；进口金额
24.2亿美元，环比下降15.9%，同比减15.5%。进口大豆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2011年我国共进口大豆5264万吨，比2010年下降
216万吨，降幅3.9%。
　　预计全球大豆库存下降。据美国农业部2月份预测，受干旱天气影响，预计年度南美大豆产量减少较多，全球大豆产量约为2.51亿吨，减幅为4.81%。全球大豆消费2.58亿吨，增幅2.5%。库存下降为6028万吨，降幅为12.5%。宋哲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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