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绸——知青岁月(1—15）
博主按：最近，央视播映电视剧《知青》引来热议，不少人质疑《知青》的真实性，指责梁晓声违背史实，说上山下乡是“青春无悔”。那是演戏，哪能当真。要想了解真实的知青生活，就看我的《知青岁月》。这是我去年12月以来写的回忆录，反映的是真真切切的知青生活。我把这些文章汇集一起，方便网友阅读，敬请关注。
知青岁月（1）
踏上征途，有欢歌也有悲凉
196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般燃烧，数百万红卫兵像穆斯林信徒到麦家朝觐一样虔诚，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而我，一个未满15周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却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雷州半岛务农。
我因出身剥削家庭被赶出校门。我的父亲，因是“黑五类”被红卫兵勒令滚回乡下。我的继母，怕受牵连也跑到她的姐姐家避难。我的哥哥姐姐，个个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走投无路被迫“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
10月10日，是我出发的日子。一大早，继母特地回家为我煮了早餐，为我送行。几件衣服和自认为贵重的东西装在一个黑色的旧木箱子里。这个木箱子已传了两代三人，开始是我最小的叔叔读书时用的，后来传给我哥哥，哥哥毕业后又传给我。原以为将来考上大学再用，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将梦想彻底破灭，只好陪伴我到农村去。其他行装是政府发的，一张单人棉被，一张草席，一个铁桶，一顶草帽。草席将棉被打成背包跨在肩上，草帽绑在背包上，铁桶装了一些日用品提在手上。继母一手帮我提着木箱子，一手不停地擦眼泪，领着我到街道办事处，然后又到赤坎区政府集合。
继母见到同街道的一位婶婶，平日挑水经常见面，她也是为女儿送行。她女儿比我大两岁，但比我高了半个头，我那时身高只有1米58，体重86斤。继母拉着她女儿的手说：“我儿子才15岁，就要到那么远的农村去，好凄凉啊，但没有办法。他在家只知道看书，很少干家务，连衣服都不会洗，麻烦你日后关照帮助他。”她母亲对女儿说，大家都是“二仔底”，同病相怜，以后就把他当弟弟看待。继母连忙把我拉过来，让我叫她DM姐。DM姐是个比较爽快的人，她拍拍我的膊头笑着说：“记得我系大姐哦，唔听话就打你屁股。”
在区政府，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然后就按不同的安置点分别乘车。我们这辆车总共21人，11男10女，最大的24岁，最小的是我15岁。车外面的亲人，个个都含着泪水依依惜别，车厢内的知青有人哭也有人笑。
汽车离开湛江市，向南一直奔驰，目的地是祖国大陆最南端——徐闻县。
车开出不久，不知哪位女知青，带头让大家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有几个女知青响应，于是，嘹亮的歌声在车厢里荡漾。这是一首节奏明快，激情澎湃，催人奋进的歌曲，诞生于60年代初，它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上山下海，赴汤蹈火，勇闯地狱。你看那歌词多么美妙多么崇高，多么蛊惑人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祖国啊祖国，养育了我们的祖国，要用我们的双手把你建设的更富强。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但这首歌还没唱完，一位男知青就发火了，“唱什么唱！我心都难受死了，你们还唱。你们以为去淘金吖，是去锄地球，日后你们哭都没眼泪。”歌声马上嘎然而止。
大家都掉转头站起来，目光聚焦在这位知青的身上。在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像汽油般浓烈，革命意识如喷泉般汹涌，他敢于大声斥责高唱革命歌曲，敢于直言上山下乡是受罪，是要冒很大风险，是要有很大胆魄的。他个子不高，但脖子较长，后来大家都叫他“长颈”。在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他和母亲都泪流满面，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出身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斗死，他也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在日后艰难的知青岁月里，我们结成最好的朋友，至今仍常来往常挂念。
歌声消停后，大家陷入静默沉思。此刻我的心情，没有那几个高歌的女知青那样欢乐，但也没有“长颈”那么悲凉。因为我已到了有家无亲、无路可走的境地，或许到农村去还有所寄托有所希望。另外，长期因家庭出身问题受拖累受屈辱，现在离开家庭，真有点挣脱樊笼飞向蓝天的感觉。
知青岁月（2）
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
贫下中农把我们视作天之骄子，大城市来的，又有文化，又有组织纪律，个个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不少年轻的农民都争着与我们交朋友，向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听我们讲城里的故事。“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当时深信毛泽东这句话很正确。
徐闻县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据县志介绍因“以其地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其徐徐而闻乎”而得名。但当年我们听到的解释是，因其地处省尾国脚，交通、信息闭塞，什么新闻到了那里都变成旧闻，所以叫徐闻。
从湛江到徐闻仅150多公里，但当年途中要过好几个渡口，走了大半天才到徐闻地界。徐闻最大的特点是红土地，公路都是红土铺就，汽车开过红土飞扬。所以在湛江，如果看到汽车尾部是红色的一定是从徐闻来的。但这种红土地很适合种植经济作物，香茅、菠萝、橡胶是当年徐闻三大经济作物。徐闻没有什么河流，没有多少水田，也没有高山峻岭，大部分是台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可以种庄稼。
长期以来徐闻地多人少，60年代全县只有30多万人，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从高州、信宜、化州等地移民去的，形成很多农场。大的国营农场有南华、五一、红星、友好农场，都是解放初期建立的。1969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农场隶属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农场都成了团建制，1974年撤销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农场归属粤西农垦局。
我们下乡的安置点不是国营农场，是曲界公社一个大队农场。这个农场有总场和分场，我们在总场。总场有100多人，大部分是从各生产队抽调的青壮年，一批大约干一年半载又轮换，因为生产队都不想让好劳动力为大队干活。我们的到来无疑为农场增添了新生血液，又有文化，上面又给安置费，还给半年工资每人每月25元。这些工资都拨到了农场，但农场并不是如数发给我们，还要扣除伙食费，要钱花可以预支，每次不能超过5元。
农场用上面拨给的安置费为我们这批知青兴建了一栋房子。总共7间，其中6间做宿舍，1间做农场的小卖部。每间安排4个人，但因人数不够，有3间住3个人。房子不大，安放4张床后中间仅剩下1米多宽的空间，每个人的行李都放在自己床顶架上，铁桶等日常用品放在床底下。
我们21名知青，构成也比较复杂，有学校代课教师，有工厂临时工，有刚毕业的学生，也有在校学生，还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大部分是初中毕业或初中学生，有5个高中毕业，还有几个小学毕业。县安置办和农场协商，成立了知青小组，指定了两名组长，正组长是女的姓刘，副组长是男的姓林，都是高中毕业生。
我和副组长同住一间房，我的床头顶着他的床尾。林副组长很关心时事政治，每天6点半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有时候6点钟就收听革命歌曲教唱节目，他还跟着学唱，同房间的人想睡个懒觉都不行，很烦他。有时候声音开的很大，连隔壁的人都提出抗议，但他我行我素，谁让他是副组长呢！但他工作责任心很强，7点钟就起来，挨个房间敲门叫大家起床。他对我很关心，每天都提水回来分一半给我洗脸刷牙。
7点15分，大家集合排队，到农场文化室前面毛主席画像前搞“三忠于”祈祷活动：振臂齐声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忠字舞。那时候，这种“三忠于”活动风靡全国，从国家机关、部队营房、工厂企业到广大农村，无一幸免。
7点30分，到农场饭堂打饭。农场其他人是各备饭钵，提前按自己的饭量将大米放在饭钵里，饭堂一个个放在大锅里蒸熟，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我们是统一煮饭，你要吃多少就打多少。菜一般是一个青菜，一个星期可能有一次肉，也就是几片猪肉。尽管是这样，大家感觉挺不错，在城市里每人每月定量24斤大米，哪能填饱肚子。特别像我这样的家庭，早餐都没得吃，到农场一日三餐干饭，而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简直是换了人间，所以我下乡一年体重就增加了10斤。
每天7点45分出工，11点半就收工；下午2点半出工，5点半收工。我们知青都是排着队唱着歌，由农场一位负责人带领，到指定的地点才分工。开始干的都是比较简单轻松的农活，种树、除草、浇水、施肥之类，大家有说有笑，也不感觉得累。
晚上7点又要向毛主席汇报。知青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谈一天工作的体会，查找思想深处的缺点，与贫下中农的差距。有时我们还分头到贫下中农宿舍教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教唱革命歌曲。
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贫下中农把我们视作天之骄子，大城市来的，又有文化，又有组织纪律，个个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不少年轻的农民都争着与我们交朋友，向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听我们讲城里的故事。
那时候，毛泽东还没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我们学习的是他早期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当时深信毛泽东这句话很正确，在短短的日子里就觉得大有作为。我们还根据上面的要求，狠批刘少奇早期实行的“户口保留证”，认为是毒害知识青年的资产阶级产物。
“户口保留证”是60年代初实行的，当时因为三年经济困难，国家很多项目纷纷下马停建，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为了解除这些人的后顾之忧，下乡知识青年都发给“户口保留证”，下去锻炼几年后又可以回城。按照当年刘少奇的思路，这个策略是可行的，既可以减少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又让知识青年得到锻炼，还把城市里的新思维新文化带到农村去，这是一举多得的举措。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好的东西变成反动的“封资修”，极左的没有人性的东西变成革命的“伟光正”，历史就是这样冷酷无情。
知青岁月（3）
炼狱的囚徒，汗水和泪水相伴
天之骄子没当多久，我们就变成炼狱的囚徒。农村是一个大课堂，但不是读书写文章，而是让你体验生活的艰辛，让你懂得一日三餐来之不易。
我们知青每天集合排队搞“三忠于”活动，打着红旗唱着歌出工，干农活时说说笑笑的美好景象，没过多久就烟消云散了。农场毕竟不是演戏的舞台，而是靠种庄稼获收成的集体企业。我们的浪漫情调虽然让年轻人羡慕，却让老农民反感，领导也无法容忍。
农场领导召集我们开会，场长亲自参加。场长姓黄，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个子比邓小平还矮小，如邓小平一样机灵，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记忆力非常好，去公社大队开会从不记录，回来说得头头是道。分管知青工作、平时带领我们劳动的副场长，说了我们一大堆存在问题，如出工一长龙，收工一窝蜂；有些女知青工间去小便，三五成群像赶集一样来回半个小时；种树将树尾种在地里树根露在地面；挑水一半洒在路上，半桶水全倒在一棵树上；除草只除叶子根留在地里......
黄场长最后发言，首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后面两句他不念了，接着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应该懂得不出力没收获不得食的道理。不管是知识青年还是农村青年，都要好好劳动，为农场作贡献。你们已经学习了一个多月，不能老是学习，从现在开始就要像贫下中农一样，出大力流大汗，干出一番成绩来证明自己。”场长这番话，让平时满口政治的林副组长也哑口无言，也让我们对这位小个子场长敬畏三分。
为了不让知青成群结队，农场每天把我们分到各个作业组，跟贫下中农一起干活。真枪实刀去干，我们立刻败下阵来。冬天一般不种庄稼，就去炼山。当地有很多未开发的处女山，长满灌木林，要人工砍伐，然后放火去烧，再用拖拉机去犁耙，最后种庄稼。我们每人拿了一把长刀，跟着农民砍伐灌木、荆棘、长藤。我没砍几棵树，突然一条黑灰色的蛇从树上伸出头来，嘴里吐着长长的舌信。我平生最怕蛇，一看它那样子，吓得哭了起来，把长刀一扔赶快跑。旁边一位农民不知他是怎样把蛇抓住的，他说这是无毒蛇，煲汤最好吃。天哪，我怎么知道它有毒还是无毒呢，即使无毒看它那样子都怕。我怎么也不砍了，跟着农民后面，把他砍下的稍大的树削去枝叶，然后捆起来拿回饭堂当柴火。
没过几天，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女知青砍树时碰上马蜂窝，她的眉心给马蜂蜇了一下，脸马上肿起来像舞狮队摇扇子的男童面壳般大，她痛得喊妈叫爸，高烧不退昏昏沉沉，几个女知青连续两天两夜守护，大队赤脚医生又打针又用山草药敷，最后还是治好了。
农场领导也怕出更大的事故，除了几名体魄强壮的知青外，其他也不安排炼山了，安排去砍甘蔗。砍甘蔗还好，虽然甘蔗叶子割手割脸，但有得吃。
我们就盼天下雨，下大雨不用出工。但徐闻的红土一下雨就很滑很粘，我们开始都是穿拖鞋，踩在地上根本拔不起来。后来个个都去买一双长筒水鞋，但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个四脚朝天。常常是刚洗完澡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摔跤又是全身泥巴。后来，我们也学当地农民，用木头做一双高跟木屐，这样走起来虽然比较慢，但不会摔倒。
夏天，所有农活都不轻松，但最怕的是割香茅。香茅是当地一种主要经济作物，也是农场主要的经济来源。香茅草经过高温熏蒸提炼成香茅油，香茅油是各种香精的主要原料，那时主要给外贸部门出口，一斤香茅油可卖50元人民币。香茅种下后可收割3年，一年可收割好几轮，一亩香茅年收入可达千元以上。
割香茅是非常辛苦的活，要全副武装：双手要戴手套，裤子最好是几层补丁，小腿要套一双草席编织的长筒，身上要披挂一条麻袋做成的长裙，一把磨得锋利像蒙古族打仗用的长弯刀。香茅草长的半人高，两年以上的草丛直径有五六十公分，熟练的一般两刀就要将一丛香茅草割完，然后夹在胳膊底下，一直夹到收不拢了才搁下。大热天，干不到1个小时全身就会被汗水湿透。而且那把锋利的长弯刀，一不小心就会割到手指或大腿、膝盖。鲜血，汗水，泪水，几乎每天都伴随着我们。
&知青岁月（4）
违抗圣旨，偷跑回家过年
文化大革命风暴，农村比城市足足晚了半年，也终于刮到了。
农场也开始贴大字报，但跟城市比，革命性政治性就差多了，都是揭发农场领导生活作风问题，矛头自然都对准黄场长，并封给他一个“打井队长”的称号。也难怪贫下中农，文化水平不高，平时也不大关心政治，他们哪知道你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那时候也没啥好贪的，他们看到的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而且黄场长这方面也确实不检点，经常把其他地方来农场打工的女青年安排在他宿舍旁边住，搞到人家肚子大了，给点大米和白糖就把人家打发走，连农场其他领导背后也议论他。但这些生活“小节”问题上面也懒得去管，被他搞了的也不敢去告，他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打井”不止。
贫下中农写的大字报不同城里，不会上纲上线，不会长篇大论，都是跟小人书一样画画，很形象但很低俗，不堪入目。大字报就贴在饭堂门口的公告栏上，每天打饭社员都津津乐道：“啊，好多水哦！”“哇，打得好深哦！”我们男知青在旁边哈哈大笑，女知青都低着头遮住脸不敢看。
没过多久，中央有文件发下来，对农村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作出部署，同时又有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如何加强管制的通知。农场领导宣读完第一个文件后宣布，凡是“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都退场。我们21名知青一下子走了18个，还有两名不是“黑五类”子女，但看我们都走了也跟着走。只有一个知青留在会场，他家庭出身小商，但继父是地主。这个场面令农场领导也很尴尬，本来按上面的精神，知青是可以例外的，但我们不等他说“例外”就全跑了，领导怎么叫怎么喊我们也不回头。但从此以后，我们的形象在农场社员的心目中也矮了许多，“原来他们都是黑五类。”
不久，同一公社的知青开始串联。大家互相传播消息，诉说所在农场对知青的不公和政治上歧视，号召要联合起来跟当权派斗争。虽然没有成立什么组织，但知青串联到哪个农场都集会发表演说。有一次，邻近一个大队的知青到我们农场串联，晚上在晒谷场上集会演讲。农场领导把其他社员都赶走，汽灯也拿走了，我们知青就把自己的煤油灯全部拿出来，围成一个大圆圈，像烛光晚会一样。我们知青中最敢讲话最敢跟领导对着干的“长颈”，演讲滔滔不绝：“我们都在城里长大，十五六岁正是上学长知识的时候，却被赶来农村，仅一个月就要求我们跟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干活。我们一名女知青被马蜂蜇了，差点没了命。我们割香茅，一条裤子没割几次就穿窿了，谁给我们买新的？我们的大腿膝盖都被刀割得鲜血淋淋，谁给我们疗伤？”“长颈”的演讲，慷慨激昂，催人泪下。
1967年春节快到了，我们从附近国营农场听到消息，中央要求所有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国营农场的干部职工和上山下乡知青，都要留在当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一听个个都着急了，有几个女知青还哭了起来。离开家庭虽然仅有三个多月，但好像过了几年一样，个个都想回家与亲人团聚，向父母诉说在农村的喜怒哀乐，谁想中央却要求在农村过什么革命化春节。“长颈”第一个反对，“过年就过年，难道在农村过就革命，在城里过就不革命？管他那么多，不给也要走。”连平日里最讲政治的林副组长也赞成要回家过年。几个年纪大点的知青商量谋划，准备悄悄地走，要大家对谁也不许说。
年廿八，我们天不亮就动身，分两批悄悄地开溜。上午8点到了曲界公社汽车站，但是等了半天也坐不上车。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走路去县城。从公社到县城有30公里，走路要6个小时。我们一边走，一边拦过路的货车。那时车不多，再加上我们一大帮人，人家也不敢停。后来，我们改变策略，远远看到有车来，男的全部躲到路边的树林里，只留下几个女的向司机招手。这一招果然灵验，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几个女知青眼含泪水央求，司机看她们也挺可怜的就让上车。她们一招手，我们呼啦啦全部跑了出来，爬到车厢里，只有两名女知青坐在驾驶室里。
到了县城，我们去找红卫兵联络站。那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到处串联，有上北京的，有到省城的，中央要求各地都要做好接待工作，确保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我们谎称是湛江一中的红卫兵，准备到海南串联，宣传毛泽东思想。联络站也没细问，就安排我们吃住。
第二天，我们乘坐一辆“猪笼车”（即货车载客），从徐闻回湛江。“猪笼车”上面有帆布盖着，但后面是敞开的，一路上红尘滚滚，回到湛江个个都像是从红泥堆里爬出来一样。但总算在除夕回到了家，与亲人一起过了一个“不革命”的春节。
知青岁月（5）
争夺花魁 阳谋阴谋
“他叫你小白菜是赞美你丫，白白嫩嫩水灵灵多好啊。”知青哄堂大笑，同房间的L更是拍手叫好，“小白菜，白白嫩嫩挺好吃。”小芹很委屈，眼里闪动着泪水，生气地对着我喊：“你小孩子懂什么，他们两个都是咸蛋、坏蛋，你跟着他俩会学坏的。”我知道里面肯定有蹊跷，伸伸舌头不敢吱声了。
前篇说到我们集体偷跑回家过年，此事惊动了县里。一个知青点21名知青集体违抗中央精神，这在当时确实不是小事情。可能县里批评了公社、大队，年初五大队就派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干部赶来湛江，挨家挨户劝说，年初六我们又全部回到农场。
农场要我们每个人都在大会上作检讨，除了“长颈”极个别外，其他知青都老老实实作检讨。个个都往自己头上扣帽子，什么革命意志不坚定了，政治觉悟低了，思乡观念重了等等。我没有那么高姿态，我说看到林副组长走也跟着走，林副组长也说是他带着我走的。农场也就是按照上级要求，走走形式而已，说句实在话，他们也并不想我们在当地过年，搞不好我们都到他们家去吃年夜饭，他们怎么办？如果真想拦我们，当天一个电话打到公社去，派几个民兵就可把我们赶回来了。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林副组长，而没有提组长，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组长姓刘，是个女的。上面为什么指定她当组长，我不知道。她是高中毕业生，据说当过临时教师，当了组长后也不怎么管事。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一次在清理水塘劳作中，不知什么原因她跟林副组长吵架，两人打了起来，互相用塘泥掷，弄得污秽满面，狼狈不堪，后来两人都在知青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下乡时就没见到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林副组长却相反，他虽然是副的，但日常生活中啥事都管。他瘦瘦的个子，五官菱角分明，走路办事风风火火，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说话比较直爽。他也有才华，美术字写得不错，农场墙壁上的标语口号都是他写的。他把我当成小弟弟，他要我跟他住同一个房间，说好照顾我。他喜欢唱歌，总是让我用毛笔帮他抄革命歌曲，然后去教大家学唱，而且很讲究，歌谱要用红色，歌词用黑色。他还教我学骑自行车，还用自行车载我到公社到县城去玩，我把他当大哥一样。
但他在知青中威信并不高，他说话有点口吃，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哑吉秀才”。他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咸蛋”，主要原因是他到农场后不久就看中了最漂亮的女知青小芹。小芹脸蛋长得不错，眼睛不大不小，含情不露，笑起来腮边有两个小酒窝，右嘴角上方还有一颗美人痣。身材很匀称，该凸的地方凸，该细的地方细，按现在的说法是三围很合理，特别是那滚圆微翘的屁股，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令人垂涎三尺。农场有个当地农民是典型的咸虫，对谁都动手动脚，他经常鬼鬼祟祟地围着小芹身边转，趁人不注意就拍一下小芹的屁股，然后嘻嘻地笑着溜走。这时林副组长就会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那位咸虫。听说林副组长给小芹写了一封求爱信，小芹明确拒绝了他，他心有不甘，说小芹是“小白菜”。
知青小组为此事还专门开了个会，很多人矛头都对着林副组长。这也很自然，一朵花谁都爱欣赏，为何让你林副组长独占花魁呢？但我对林副组长有感情，又不知道“小白菜”背后的含义，所以我在会上力挺林副组长。我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叫林组长咸蛋就不好了，你是骂他咸湿，可他又没像那个咸虫一样动手动脚。他叫你小白菜是赞美你丫，白白嫩嫩水灵灵多好啊。”知青哄堂大笑，同房间的L更是拍手叫好，“小白菜，白白嫩嫩挺好吃。”小芹很委屈，眼里闪动着泪水，生气地对着我喊：“你小孩子懂什么，他们两个都是咸蛋、坏蛋，你跟着他俩会学坏的。”我知道里面肯定有蹊跷，伸伸舌头不敢吱声了。
后来林副组长才跟我讲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而且还告诉我，那个杨乃武就是同房间的L。
这位 L也是高中毕业生，之前在一间小学教书，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才下乡。他个子不高，很文雅，经常用一把小梳子把头发梳成小分头，生活上有条有理。他很圆滑，见人先笑，说话很幽默，也会讽刺挖苦人，林副组长经常给他挖苦得说不出话来。他很有文化，我非常尊敬他，日常都叫他
L老师。他把我看成是他的学生，教我学英语，每天都要我背几个单词。他有个妹妹，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在家没人照顾，春节后把她接到农场来。L老师见我勤奋好学又天真无邪，经常让我跟他妹妹一起学功课，也想让我们培养感情。他妹妹性格很开朗，人长得也蛮好看，波挺大，就是个子矮了点，我不大喜欢，加上又是老师的妹妹，连玩笑也不敢开。有一天就我和L老师在房间里，我就问他；“你真的喜欢小芹吗？”他用手轻轻地刮了我的头，板起脸孔说：“做你的功课，小孩莫问大人的事。”
我知道林副组长和L老师都在争小芹，一个是公开地争，一个是偷偷地争，一个阳谋，一个阴谋。小芹出身资本家，在我们那么多知青中，她的家庭算最好的，住在最旺的中华路口，自己的楼房，应属大家闺秀，眼界比较高，他们两人可能都没入她的眼球，但凤凰落入鸡群也无可奈何。
林副组长和L老师在明争暗斗，我们小字辈的在看戏。谁料想后来一件意外的事情，让林副组长颜面尽失，彻底退出竞逐场，我也因此蒙羞。网友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林副组长干什么都喜欢带着我。67年夏天，我们俩到农场的香茅厂干活，是晒香茅渣。我前面说过，香茅草割下后要经过高温熏蒸才出香茅油。蒸香茅是用一个大甑，把香茅草弄进去踩实，然后反扣在一个大锅上，其实就是一个锅炉。炉底下用大火将大锅的水烧开，蒸汽将香茅草熏蒸，冒出来的蒸汽经过水冷却，油浮在水面，顺着一条小渠留到一个池里，然后用小勺子轻轻地将香茅油舀到一个小铁桶里，过完秤后装到一个容积200公斤的专门油桶里，再给外贸部门出口。蒸过的香茅渣晒干后当燃料，香茅渣含油烧起来很旺，但烧火的人就很辛苦，要不断地添加到炉子里，蒸一锅香茅要4个小时，两个人轮流干，经常是烤的汗流浃背，头昏眼花，这都是身体很壮的人才能干的活。
有一天早上，我和林副组长跑到香茅厂附近的防风林里大便。两人面对面，不停地说笑话，说着说着，林副组长却说我的JJ比他的还大，我说你扯淡，你大人肯定比我小孩的大。两人争着争着，他说要不比一下。我说比就比，谁怕谁啊。两人擦干屁股，然后拔了一条狗尾草来量，结果还是他的大一点。他搂着我的肩膀，嘻嘻哈哈地走回去。我感到好笑，小时候游泳或者拉尿时，小伙伴们经常干这种事，他是老大哥又是领导，也跟我玩这个，我更喜欢他了。
谁想到没隔两天，我们比JJ的事情竟然在知青中传开了。我回农场拿大米，小芹见了我就说：“我早就说过，你跟咸蛋在一起肯定学坏，这下给我说中了吧。”DM姐把我叫过去盘问，我老老实实把经过告诉她。她说是lu大姐悄悄告诉小芹几个女知青的，lu大姐一再叮嘱她们不要说出去，但这么精彩的故事怎能不传开呢。lu大姐是知青中最年长的一位，下乡时就24岁，也是小学教师，也是出身不好被迫到农村。她在香茅厂煮饭，那天刚好也在防风林里大便，我们没有发现她。
我听了火冒三丈，回到香茅厂也没告诉林副组长，直接找lu大姐兴师问罪。我说，您是我们敬重的大姐，这样的事情你碰上了也应该赶快躲，怎能到处传呢，你不配当大姐。lu大姐被我说的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一再向我道歉，还让我转告林副组长，实在对不起，是她一时兴起，没管住自己的嘴巴。
我把这件事告诉林副组长，他说你做的对，lu大姐该骂。他说是小芹搞的鬼，是要千方百计诋毁他，这次终于给她找到机会。后来lu大姐把小芹她们大骂一通，女知青也不敢再说了。小芹见了我，也向我道歉：“小孩子不懂事，我们当大姐的也不懂事，请不要记恨，呵呵。”男知青却认为小事一桩，只是当开心的调料。
这件事情让林副组长很没脸面，见到女知青都低着头，过了好久阴云才散去。他对小芹确实很痛恨，但仍不死心，只是不敢那么公开张扬罢了。现实总是作弄人，三年后他和小芹都被招进同一个单位，小芹后来嫁给了一位长得很帅的大学生技术员，林副组长自始至终都没沾到边。
知青岁月（6）DM姐说：你真系细劳仔！
我那时真的很单纯，连她的手都不敢拉，更不用说拥抱，只是感觉两人在一起很开心很温暖。第二次下乡不久，为了早日脱离苦海，DM姐的母亲给她找了一个比她大好多的工人。我听说后好伤心，问她：“你为什么要嫁人？”她说：“谁叫你是细劳仔呢？”我那时不大明白她的意思，现在明白了可是老了。
几篇文章已说了好多事说了好多人，也该说说我的DM姐了。
DM姐在出发那天，当着她母亲和我继母的面，保证要把我当弟弟对待，到农场后她确实信守诺言。每到星期天，她就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洗，而且还手把手地教我。她说，洗衣服不要抓得太紧，搓洗的时候手掌要一张一合，这样搓起来不累，还有叽叽声，听起来也舒畅。这一招我到现在也没丢，已经成自然了。
我最喜欢跟DM姐一起洗被子，她用洗衣粉浸泡后放在铁桶里，让我用脚不停地踩，涌起很多泡泡，我就用手捧起来吹到她头上。她说，“你真系细劳仔。”广东话“细劳仔”就是小孩子，大知青都这样叫我。我那时确实就跟小孩子一样。饭堂有个煮饭的农村大姐，还没结婚，她挺喜欢我，经常留点锅巴给我吃，我有时会搂住她脖子要她背我，她也高兴地背着我转几圈。
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干，打水就比DM姐强。打水可是技术活哦，当地打水可不像北方摇轱辘，是用一条长长的竹竿，粗的那一头凿一个孔，用一块竹条斜斜打进去成L型，铁桶就直接挂在上面，垂直下到井里，快到水面的时候晃一晃，把铁桶侧扣进水里，装满水又垂直地提上来。如果操作不当，不但没打到水连铁桶也掉到井底。女知青的铁桶经常掉下井底，都是让我下去打捞，她们说，你小孩子脱光了也不怕。那是说笑的，因为我家后面有一条小河，我经常在河里游泳，还会扎猛子，打捞铁桶都是等夜里没人打水了才下去。
DM姐经常胃痛，她胃痛的时候，不管白天黑夜，我都会跑到附近的国营红星农场十三队卫生所买药回来给她吃，有时还用自行车载她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知青出工了，我也守在她床前给她倒水喂药。她还让我给她按摩，我用手在她的心口窝轻轻地揉，她说再往上点，我不小心碰到她的波波就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她呵呵地笑：“真是细劳仔。”
有一天下雨不用出工，DM姐和我到县城去玩。我们在县城逛了一圈，两人都买了一双长筒水鞋，她还买了一支口琴。到旅店去住宿，服务员不想开两间房，就问我们一起住行不行？我说，一男一女怎能住一间房呢？DM姐却很干脆，“没问题，我们是姐弟俩。”结果服务员真的让我们一起住。那时候，旅店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间隔的，大约两米多高，上面是通的，隔离房间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躺在被窝里大气都不敢出，DM姐却拿刚买的口琴学吹《东方红》。她叫我过去跟她一起学，我摆摆手指指隔壁，她说：“嗨，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呢？”但我怎么也不敢过去，她又说：“你真是细劳仔。”回到农场，知青们逗我们，“你们两个昨晚是不是住一起啊？”我脸唰地红了起来，赶紧说，“不是，我和其他人住，她一个人住。”DM姐却说：“是同住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
1967年底，我们这批知青又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打回城市复课闹革命”为理由，到军管会去吵，结果又全部回城。此事在“我的父亲（5）”里已细说，这里就不再重复。回城后，我和DM姐好亲密，晚上经常成双对去公园湖边慢慢地走，两人有说不尽的话。我那时真的很单纯，就把她当姐姐，连她的手都不敢拉，更不用说拥抱，只是感觉两人在一起很开心很温暖。我自小没有母亲，亲姐姐一天到晚为三餐搏命，哪有空管我。自从认识DM姐后，才真正体验到爱，但这种爱在我的心中是高尚的纯洁的，我很珍惜这份爱，不敢亵渎，更不知道什么姐弟恋。
第二次下乡不久，为了早日脱离苦海，DM姐的母亲给她找了一个比她大好多的工人。我听说后好伤心，问她：“你为什么要嫁人？”她说：“谁叫你是细劳仔呢？”我那时不大明白她的意思，现在明白了可是老了。
知青岁月（7）
大寨式评工分，勤劳的人吃亏
好几个月没写回忆录了，春暖花开，春意萌动，又想起我的知青岁月。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1966年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除个别需要照顾留城外，全部要到农村去。
我的不少同学，包括在文革中风光一时的“红尖刀”造反司令部的骨干，都被发配去了海南，一些出身不大好的就到雷州半岛的生产建设兵团。那时候，海南行政区归广东省管辖，海南和湛江地区的国营农场都归属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农场就是一个团。临走时几位要好的同学还到西山公园（现寸金桥公园）相聚，大家互祝珍重。有的人大发感慨，原以为造反派推翻了走资派，夺了权可以当政，没想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还要发配到天涯海角，想回趟家都不容易。
我出身不好，不敢发什么议论，但心里暗暗发笑，让你们这些红卫兵掌权，天下岂不大乱。想当初你们戴着红袖章束着军皮带，喊着“造反有理”口号，到处抄家劫舍，抓人批斗游街，何等威风。但有多少风光就有多少折堕，把你们发配到海南已经不错了，想想那些出生入死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那些无辜的“黑七类”及其子女，被你们斗的家破人亡，向谁申冤？不过今天回想起来，他们也是被蒙骗被愚弄，十几岁的学生他懂啥，你伟大领袖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响应号召投身革命而已。就跟当年共产党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谁知道你毛泽东玩的是借民众力量推翻政治对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们这批1966年下乡的知青，上面规定必须回到原来安置的地方，别无选择。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们个个都是“孬种”，没有办法只能吃回头草。回到原来的农场，贫下中农也没有另眼看待，挺热情的，但我们个个心里都很明白，又要重吃二遍苦了。而且没了当年刚下乡时有固定工资，全靠挣工分吃饭，处境可想而知。
那时候全国农业学大寨，农场也实行大寨式评工分，最高10分，最低5分。每个月底都选一天晚上，大家在晒谷场上站队，从高到低分成10行，一等劳力站在10分上，老弱病残的站在5分上。我们这班知青，个个都不甘示弱，男知青都站在9分上，个别的还站在9.5分；女知青大部分站8.5分，有个别站在8分上。这时候，农场领导就会站出来维持公正，把一些不自量力的人往下拉，拉下来的一般也不敢争辩，而“长颈”经常都要跟领导较劲。“长颈”干活确实不咋的，但他却要站在9.5分的行列，领导有时候故意把他拉到8.5分，争吵了一番再给他站到9分上。农场其他员工看到知青评得过高有意见，也经常往高分挤，领导就会训他们：“人家是城市里来的，上面有政策保护，你们有什么好比的，靠边去！”
工分是跟报酬挂钩的。那时候农村各个生产队收入差别很大，好的每分值1毛多钱，差得1分仅值两三分钱。农场大概1分值1毛钱，也就是说，你评上9分，干一天有9毛钱。如果出满勤，扣除了伙食等费用，一个月也能剩10块8块钱，这在当时也算不错的了。
这样的大寨式评分确实挫伤勤劳的人。你想人家一等劳力干的什么活？春耕夏种时要犁耙田，开荒炼山时要砍树挖树头，蒸香茅要烟熏火烤，150斤重的稻谷人家可挑十几里路，而我们跳一担水还晃晃悠悠。即使平时干活人家一个也顶俩，可他仅比我们高1工分，每天仅多1毛钱。一等女劳力最高也就评9分，可是人家插秧每天可插8、9分田，而我们插不了4、5分田。所以这种老实人吃亏、滑头人占便宜的大寨式评分维持不了多久，就被计件计量式的工分制替代。
我们知青的生活面临危机。不少知青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年底结算一分钱也没剩，连回家的路费都要家里寄来。这样的日子确实难熬，有些知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附近国营农场去撑饭吃。“长颈”有时候还以母亲病重为由跑回家，或到其他地方打临工。我还比较老实听话，什么农活都乐意去学，尽力去干，领导也经常安排一些好差事干干，比如跟汽车去海边运沙子，到香茅厂晒香茅渣，到淀粉厂晒淀粉等。凭着能写一手好毛笔字，也经常得到领导赏识，到场部抄写“两报一刊”批判文章。农场领导有时宵夜煮糯米糖粥、炒花生喝酒，我也能沾点便宜。年底回家过年，虽然没剩几个钱，但总能带点大米、白糖、花生之类回去，也挺有成就感。呵呵，那个年代个个都有阿Q精神。
知青岁月（8）
知青偷渡，被迫无奈的选择
阿伦的人生真是一出戏，悲剧、喜剧、闹剧他都演了，而且演的相当精彩。
1970年9月，广州市12名初中毕业生也下到我们农场，8男4女，最大的跟我同龄，最小的是1954年出生。因为我们湛江知青第二次下去后少了好几个，4个广州女知青分散住进我们的宿舍，8个男知青住在另一栋房子。
这批生力军的到来，让我们增添了战斗力，却让农场领导伤透了脑筋。他们可不像我们，虽然家庭出身也都不太好，但他们毕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书没读好可胆子却练出来了。男知青个个都不是孬种，大白天拿弹弓打鸡，黑夜里到附近农村打狗。经常三五成群到公社去趁墟，到附近农场去会友。下雨天不出工，天冷也不出工，半夜还大合唱。有个知青下去不到3个月，就跑回广州偷渡去了香港。
不到半年，农场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7个广州男知青和“长颈”等4个湛江男知青分到了各生产队插户。这就遭罪了，在农场不管怎么说，集体饭堂一日三餐还有保证，到生产队插户，人家不可能让你白吃，只好自己单独开伙。没有自留地连菜都没得吃，没钱连豆腐乳也买不起，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逼得没办法，有的跑回农场撑知青的饭，有的只好偷鸡摸狗，有个别冒险去偷渡。
阿伦是广州知青中身体最壮实最帅气的小伙子，足球篮球都很棒，我们经常在晒谷场上打足球，我和他配合可打对方三个人。他被插队后熬不过去，就去偷渡，但偷了三次都没成功，每次回来都到农场跟我们说偷渡的经历。他说每次都从宝安（即现在的深圳宝安区，原来是宝安县）出发，带上两天干粮，跑一天的山路，到边境线躲在树林里，夜里才行动。树林离边境线有一片沙滩，边境线筑起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每隔1千米就有一个士兵带着一条警犬来回巡逻。树林离铁丝网有好几百米，偷渡者看到士兵走到最远的地方，就来个百米冲刺，爬过铁丝网跳到海里要游几千米才能到达香港境地。
第一次没经验，到边境线就被抓了。第二次因太困白天睡着了，被搜山的民兵抓住。第三次已冲到铁丝网，因要帮助另一位患难女友，延误了时间，他刚爬上铁丝网就被扑上来的警犬咬住，小腿被咬掉了一块肉。被警犬扯下来后，警犬两只前爪抓住他的肩膀，稍微一动就咬脖子，他只好乖乖地就范。偷渡者被抓住全部集中到东莞樟木头收容站，收容审查半个月后，通知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把人领回去。阿伦说，在樟木头收容所那半个月里，比坐牢还苦，伙食很差，又要受审挨打，每次被押解回来，县知青办、公社保卫组、大队革委会都要对他进行一番训诫教育。
经过三次偷渡失败，原来壮实的阿伦身体全垮掉了，胃病经常发作，身心疲惫不堪。每次来农场，我们都弄点好吃的，他要喝酒我们也陪他，喝了酒又说又唱，唱完又哭，我们知道安慰他没用，有时候也陪他一起醉一起唱一起哭。后来知青都被招工回城到工厂，他因偷渡一直到1980年后才离开农村，回到广州一家工厂。到工厂后他判若两人，入了党还当了工会主席。前年退休了还到一家私人企业打工，当技术指导。
我们每次知青聚会，阿伦都到场而且充当主角，诉说知青岁月的苦楚和偷渡的艰险，畅谈后来“重新做人”的体验和风光。他还要亮歌喉唱上几首粤曲，拉上一位女知青跳舞，有时还带上一位女友显摆，我们都爱拿他逗乐。他每次酒不喝够都不走，喝够了又会惹事，有一次喝完回家在公交车上跟人吵架，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过后又不思量。阿伦的人生真是一出戏，悲剧、喜剧、闹剧他都演了，而且演的相当精彩。
知青岁月（9）
初恋，激情的诗篇
究竟写不写恋爱的故事，我犹豫了好久，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写，如实地记载。知青岁月，正是风华正茂、青春如火的年纪，你说没谈恋爱，没有女友，没有情史，那不很失败！
我的初恋情人不是原来第一批下乡的知青，是第二次下乡时，由林副组长一手操办，从另一个农场迁过来的。她比我小一岁，1米63的高挑身材，长得不是很丰满，但脸蛋确实很漂亮，在所有女知青中绝对出类拔萃，连花魁小芹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她原来有个很好的名字叫鹂鹇，可在文革中却改成咏冰（谐音）。与她一起过来的另一位女知青叫红兵，也是改了名字。那时潮流兴改名，什么红兵、永兵、向东、卫东之类的，认为很革命，但我听这些名字就有点反感。
第二次下乡后，住房自由组合，我和另一名叫择生的同龄知青住在一起。择生比我大几个月，人长得帅也很厚道。我俩回城一年都一起玩，他家住在赤坎运动场附近，我们经常到运动场踢足球，星期天就从我哥单位借一辆大板车到郊区去挖树头回来劈开晒干，那是上等的柴火，为家庭省了不少钱。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咏冰和红兵也经常过来一起学习、唱歌，本来红兵想跟择生好的，但择生看不上红兵，暗恋着咏冰（这是咏冰后来跟我讲的）。
开始我也不敢对咏冰有奢想。因为是林副组长相中的，费了不少心思才把她弄来，我岂敢夺他所爱。他追小芹不成已够憋屈了，我跟他又有兄弟情谊，决不能干对不起他的事。可是，没过多久，咏冰对林副组长越来越疏远，而跟我却越来越热乎。我后来也问过咏冰，为何不喜欢林副组长而喜欢我。她说，本来就没想到要跟他好，只是想离开原来的农场，因为原来农场的知青个个都说她清高，不大合群，林副组长年纪太大根本不合适。而我很单纯，勤奋好学，年纪也差不多，有共同语言。
我能讨咏冰喜欢，除了单纯忠厚、勤奋好学外，还有一道绝招，就是会雕刻印章。这是我读小学时向一名同学拜师学会的，这名同学的父亲是专门雕刻印章的。我父亲看我学到这门手艺也很高兴，说以后没有其他生财之道这也可以养家糊口。下乡时我把整套工具都带上，每个知青和农场很多社员的私章都是我雕刻的。我喜欢哪位知青，不管是男是女，都很认真地用篆书或隶书帮ta雕刻。咏冰长得漂亮，我自然也很用功，她很欣赏我的手艺，经常坐在我的身旁一声不吭地观看。
我在情感方面醒悟较晚，DM姐就老说我“细劳仔”。但经过回城一年和DM姐嫁人后，我开始懂得女孩子还是要大胆去接近，所以当咏冰投来脉脉含情的眼神，我也不退缩，迎情而上。我们真的就好上了，俩人经常一起去赶集，晚上一起到茶园、胶林去“打雾水”，让那些大哥们嫉妒恨。
我们两人在一起确实很快乐。咏冰有副好嗓子，唱歌跳舞都行。她欣赏我的字，经常要我帮她抄歌曲，我也特别认真，红笔抄曲蓝笔抄词，歌谱的线都用尺子来画。她唱粤曲特别好，很多曲目都会，我跟她学了不少曲子，《平湖秋月&寒梅赞》至今仍记忆犹新：
严寒冬至凛冽北风彻夜鸣，
深秋过后万里冰封雪未晴。
园林尽落影，
飞花多泥泞，
你看槐和柳与共桃和李，
纷纷败落庭阶铺芳径。
远看悬崖尽，
飞花败絮百草凋零,
独有寒梅傲雪，
不怕霜冻与寒风争胜。
霜冻，霜冻不损你花枝盛，
与松竹比苍劲，
奋身偏向疾风迎，
岂惧寒潮示威令，
百花最是寒梅胜坚贞。
梅枝，寒霜，松劲，
深冬过后报春声，
人间倍添春意笑盈盈。
这首粤曲我牢记心上，既是好听，也含深意，我把咏冰比作坚贞报春的寒梅。
农场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知青是骨干力量，经常排演一些歌剧到农村去演出。咏冰长得标致，经常担任女主角，《沙家浜》她饰演阿庆嫂，每次演出都赢得一片喝彩。我演戏不行，只能帮刻印剧本抄写台词。有一次排演《收租院》，咏冰饰演女佃农，小芹饰演奶妈，“长颈”饰演刘文彩，咏冰硬要我饰演管家，我也只好充当配角。在大队演出时，佃农拿着一根长棍追打刘文彩和管家，结果一棍把吊着的麦克风打飞了，刚好砸在台下看戏的一个小孩头上，鲜血直流，演出只好停止。后来我责怪咏冰：“你还真打啊，如果打到我头上那不完了。”她笑着说：“要打也先打刘文彩不会打管家。”
我和咏冰相好发展迅速，69年春季认识，到70年春节回家就互相登门认亲。她到我家来轰动了街坊邻里，没想到长相平平出身地主的我竟抱得美人归。咏冰嘴巴很甜，见了我父亲就亲切地叫伯伯，见到我哥哥姐姐和我一起叫。我家里人挺喜欢她，特别是我二姐，见了她就问长问短，眼含泪水诉说我过去的凄凉和读书的勤奋。咏冰身世也很惨，她出生在广州，但因父亲解放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镇压，母亲也被遣送到农村，几姐妹受株连各奔东西，她年纪小被送到湛江外家抚养，一直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她外公家庭出身好，二姨在市委是个科级干部，四姨在剧团工作，两个舅舅和小姨都是工人。他们对我都挺好，四姨两个小孩对我特别亲，每次到他们家都把好吃的全拿出来，就跟自家人一样。
我与咏冰的爱情是真挚的，也是罗曼蒂克的。我当年写了好几篇情诗，虽然显得稚嫩但也是真情的流露，就用这些稚嫩的情诗来表达吧。
赞美我的恋人
——1970年春徐闻
什么最珍贵？
我们友谊的明珠；
什么最可爱？
我们爱情的花朵。
她如春天杨柳婀娜多姿，
她比夏天荷花笑得灿烂，
她像中秋月儿明朗可爱，
她似严冬寒梅坚贞顽强。
她那明亮的眼睛，
好比茫茫大海的灯塔。
她那清脆的歌声，
胜似荒山野岭的童笛。
她那纯洁的心灵，
犹如晶莹剔透的雨露。
她那火热的青春，
给我追求幸福的梦想。
——1970年秋 湛江
十五的月儿多么明朗，
寂静的湖边更叫人留恋异常。
月儿多明，湖边虽美，
怎比得上身边的姑娘可爱漂亮。
热烈的接吻像电流贯通全身，
温暖的胸脯使我紧抱舍不得松放。
多少年来朝思暮想，
如今才能满足我的愿望。
可恨那无情的时光，
迫使我放开可爱的姑娘。
我还有多少情意要向你倾吐，
我还有多少知心话要对你讲。
千言万语倾吐不完心底话，
千歌万曲道不尽爱情的欢畅。
明月映照着湖面向我们微笑，
晚风吹拂着柳枝为我们颂扬。
甜蜜的爱情化作美丽的花朵，
在寂静的湖边盛开怒放。
纯洁的心灵结成欢乐的小鸟，
在明朗的夜空自由飞翔。
知青岁月（10）
失恋，悲怅的结局
我慢慢地抬起头，留恋地望着将要消逝的晚霞余辉。微微的晚风从窗户中吹了进来，驱散了脑海中的愁云，渐渐地清醒过来。虽然，往日的爱情像那晚霞的余辉，已消逝在昏暗的夜色中。但，明天将有一轮朝阳，又会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和咏冰的恋爱让不少大哥们嫉妒恨，也让个别大姐转变对我的看法，我已不是“细劳仔”了。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往日的花魁小芹对我亲热起来，居然主动地与我们合伙开灶。自从我和咏冰好以后，就不到饭堂打饭，而是自己开灶煮饭，择生也沾了光。小芹加入以后，四个人一起更热闹了，两位最漂亮的姑娘被我们两个年纪最小的占有，令所有男知青眼睛直冒火。有什么办法呢，我有艳福啊！其实，小芹是想躲进避风港，我已有所爱，择生厚道也不会打她的主意，多安全啊。
然而，这样美好的日子不长。1970年开始，招收知青的序幕拉开，最先被招的是红兵，她出身手工业者，成分较好，她被安排到徐闻县国营理发店。当年冬天，小芹也走了，她出身资本家，但不知为啥那么幸运，被招到徐闻盐场。
这下人心开始浮动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林副组长不久也被招到徐闻盐场。咏冰自然不甘人后，她那姿色那口才，加上她二姨在湛江市委组织部工作，帮她一把水到渠成。1971年8月，她被招到粤北某钢铁厂。消息传来，一瓢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在此之前她一点信息也不透露。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难道3年的感情一钱不值？她说，上头要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两人默默地坐着，谁也不想说什么。
咏冰就这样走了。我像丢了魂似的，每天干活无精打采，经常拄着锄头发呆。我那时已到后勤组种菜，和我一起劳作的老农看我这样，每天收工就拉我到他家喝酒。他是个酒鬼，肚子没填饱也要拿米酿酒喝。喝到半醉就说：“咏冰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无情无义，靓女人又不能当饭吃。改天帮你找个当地农村姑娘，保证跟你一辈子。”我只有苦笑，陪他喝醉了才走。
咏冰到了工厂，很快就给我来信，她安慰我，她已跟县知青办领导说了，有机会一定安排我到粤北去。我半信半疑，给她回信时写了一首诗，表达我的痛苦和思恋之情。
悲哀的呼唤
——71年秋徐闻
霹雳一声祸从天降，
无情的打击使我悲欲断肠。
可恶的狂风
卷走了我爱情的欢乐，
无情的恶浪
淹没了我美好的愿望。
我挣扎，我彷徨，
但有谁了解我的痛苦和悲伤。
远隔千里的情侣啊，
你可听得到我的哀鸣与呼唤。
老天爷啊，发发慈悲吧，
我渴望得到重逢的温暖。
海鸥啊，托你捎个信，
让她早日回到我的身旁。
等到欢聚的那一天，
我们将献上一杯人间佳酿，
你们的恩情，
我们将永远牢记心上。
老天爷啊，救救我吧，
海鸥啊，帮帮我的......忙！
1972年，又有两位知青走了。每次招工，大队和公社都推荐我，但人家一看我出身地主就把档案扔在一边，就连湛江港务局招码头搬运工也不敢要我。我非常苦闷憋屈，但能向谁倾诉，只有跟往日情人说。她每次来信都鼓励我，不要灰心，一定要争取，只要能跳出农村离开徐闻，到湛江也好，到粤北也好，就有可能重逢。她的鼓励又让我看到一丝希望，我又在回信中附上一首诗：
生命的火焰
——72年春徐闻
不屈的生命在拼命地挣扎着，
爱情的火焰在炽烈地燃烧着，
情侣在高声呼喊着——
跳出来把，幸福是属于我们的。
困难像重重高山，
阻挡了前进的道路，
但，我怎能相信——
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
我渴望那一天，
旱天及时雨将我这株枯苗沐浴，
我要在雨露的滋润中获得再生！
经过半年煎熬，我的心态回复了平静。我是现实主义者，从不对未来寄予过高的幻想。虽然永兵每次来信都表示珍惜过去的感情，希望我坚守信念。但一个在广东最北，一个在广东最南端，远隔千山万水，谁知道何日才能相逢。经历过爱情滋润的日子，一下子形只影单，实在难熬。我的眼睛从仰望星空转回了地面，开始寻找第二个恋人，目标瞄准广州女知青。
我在前一篇《知青偷渡，被迫无奈的选择》中曾说到，1970年9月，广州12名知青下到了我们农场，其中8男4女。8个男的除了1人偷渡香港，7人被分到个生产队插户，4个女知青仍然留在农场。这4个女知青还是很听话，全都被安排到农场的茶厂，采茶制茶，工作比较轻松。
这4个女知青中，最大的阿英名花有主，男朋友下乡到了海南。最小的紫卿思想很激进，连香皂都不用，说用香皂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和一名从北京来镀金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女知青住在一起，谁也不想招惹她。还有一位叫阿兰，性格好开朗，人长得蛮好看，特别是那双眼睛会放电。我挺喜欢她，经常爱跟她开玩笑，但择生对她有意思，我就打消了追她的念头。
最后剩下的一位叫阿玉，是4名女知青中最安分守己的，从不掺和是是非非，自爱自重。她1954年生，人长得一般，但1米60的身材很匀称很结实，特别是胸前两个桃子般的东西在薄衣底下随着欢快的脚步轻轻跳动，散发出青春活力，吸引了不少眼球。她干活勤快，煮东西吃也勤快，每天煮5餐，除了早中晚正餐，下午出工之前和夜里还煮小餐，是个持家好手，就是她了。主意已拿定，目标已选定，于是写了一篇《恋爱的道路》向昨日告别。
恋爱的道路
——72年秋徐闻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三年又过去了。前天，我好像还走在初恋的林间小道上；昨天，我正热恋在姑娘的怀抱中；可是，可是今天那，我却是懊悔地坐在桌前的失恋者了。
当我翻阅那记载三年爱情的诗篇，又感到爱情的道路是那么曲折漫长。我不觉地回头望着，望着那曾经不畏艰险攀登过的崎岖山道上，哪一处不留下我染着鲜红血迹的脚印。我仰望着山顶上那盛开的花朵，她向我不停地招手，给我力量给我勇气。劈荆棘，越山涧，攀缘着爱情的绳索，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期盼摘取那绚丽的花朵，盼望那幸福的到来。
谁料到，忽然间，那爱情的绳索断了。当我再抬头朝山顶仰望的时候，那绚丽的花朵却高昂着枝头，露出冷淡的笑。顷刻间，我那美好的愿望，也随着半空的浮云飘向远方。我失去了勇气，失去了力量，瘫倒在半山腰。朦胧中，一个声音唤醒了我——勇敢的小伙子，你虽有胆量，但还欠智谋，回去吧，重新寻找新的道路！
唉，我用剩下的一口气，硬撑着站了起来，最后望一眼那隐没在云雾中娇艳的花朵，无可奈何地掉转了头。啊，这就是我三年中走过的恋爱的道路，这就是我恋爱的幸福与悲伤。
我翻出往日常看的照片，再瞧一眼那张熟悉的面孔。啊，不禁令我惊讶，为何这熟悉的面孔，此刻既不像初恋时那么热情，也不似热恋时那般温柔，显得是那么自负那么娇吟。唉，我伤心地丢掉了照片，随手拿起桌上的镜子，瞧着自己忧郁的面容，不觉地露出一丝苦笑。往日那熟悉可爱的面孔，在我脑海中渐渐地淡去，终于消逝在落日的晚霞中。
我慢慢地抬起头，留恋地望着将要消逝的晚霞余辉。微微的晚风从窗户中吹了进来，驱散了脑海中的愁云，渐渐地清醒过来。我不禁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难道你不知道，这就是恋爱的逻辑吗？虽然，往日爱情像那晚霞的余辉，已消逝在昏暗的夜色中。但，你不会想到明天，明天将有一轮朝阳，又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我走出房间，迈出门口，仰望天空。一颗颗星星在向我眨眼，好像在告诉我：不要彷徨，不要悲伤，忘记过去，养精蓄锐，迎接明天新的爱情的曙光！
也不知道是我有艳福，还是我有魅力，不到三个月，阿玉已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很坦诚地跟她说，我们现在相好，不一定将来就能成为夫妻，还要看前途和命运。她也赞同。
这一切，往日的情人都了如指掌，因为我身边有个余则成，择生经常把我的情况通过书信向咏冰报告。72年冬，永兵专程回了一趟农场，看到我和阿玉已经同煲同吃，打得火热。她问我是否主意已定，再不回头。我说，你能向我保证，不管我在何处，你的心都不变，三年后跟我结婚吗？她摇摇头。我说，那就随缘吧。咏冰说，她来之前到过我二姐家，二姐让她转告我，最好跟她一起回趟湛江好好谈谈，但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了。她只逗留两天就走了。
我同初恋情人的戏已经落幕，但情义未了，40年藕断丝连直到今天。但绝对是友情，不是爱情，否则我也不敢那么坦然地写在博客里。
知青岁月（11）
保管员也是个官，上大学却是一场梦
随着一个个出身好、学历高的知青被招走后，我这个出身地主剥削家庭，初中没毕业的小知青也开始崭露头角。
1970年我加入了共青团，1972年进入农场领导班子，当上了仓库保管员。可能有不少网友会笑，仓库保管员算啥领导啊，是领导老鼠吧！别笑，真是领导。你想那时候农场有什么财产啊，不就是几万斤粮食和千把斤花生，还有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把这些财产都交给你保管，责任重大啊，咋不是领导呢！农场领导班子成员，除了场长、副场长外，就是三大员：会计员、出纳员、保管员，还有几个生产组长，我还兼任后勤组长呐。
说是领导，其实是个苦差事。每天照样要干农活，早上各生产组要领种子化肥农药，晚上要收拾农具，还要给饭堂、社员秤大米。尤其是夏秋稻谷收获季节更是忙的团团转，水稻收割上来，要打禾脱粒，要晒谷扬场，要过秤入仓，经常每天忙到夜里10点才吃晚饭。雷州半岛的夏天一日三变，上午太阳热辣辣，中午突然电闪雷鸣，晒着的谷子赶快收拢归堆，用稻草覆盖，下午天又放晴，又要摊开来晒，经常反复几遍，弄得你累个半死。
秋收天气会好些，但有一年（好像是1972年）也反常，11月初还刮台风，成熟的稻子都泡在水里发芽，收割上来又没太阳晒。用茶厂的烘干机来烘更糟糕，烘得不干又堆在一起，结果全部沤坏，碾出来的大米一股霉味，连续吃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变质大米。这年收获的芝麻也被雨水浸泡，长出一堆嫩黄嫩黄的芽甚是可爱。我想芝麻也是油料作物，花生芽可以吃，大豆芽可以吃，绿豆芽也可以吃，芝麻芽肯定可以吃。我拔了一大把，炒熟了还叫几个知青来品尝，没想一进嘴巴又苦又涩，赶紧吐出来，好在没毒，所以有些东西不可类推。
农场吃的大米都是拿稻谷去粮所换，但连续一个星期下雨，眼看大米快吃光了，就去借附近农村的碾米机来碾。一天夜里，连接碾米机的开关保险丝烧了，我自己逞能独自去换。其实自己从来没干过这活，根本不懂电的知识，光着双脚站在湿滑的地面上，用嘴巴咬着手电筒，右手拿着螺丝刀，左手拿着保险丝直接捅上去。380伏的高压电啊，瞬间感觉“轰”的一声如雷贯顶，脚下也跟地震一样，螺丝刀不知扔到哪儿去了，脑袋嗡嗡直响好久没清醒过来。全场的电都跳了闸，农场领导和电工赶来，一问情况吓得大家一身冷汗，差点出大事故啊！领教了“电老虎”的厉害，从此对电有一种畏惧感。
又一次，农场试种了一些小麦，收割了晒在文化室的楼顶上。一天下午出工看要下雨，赶紧收起装在一个谷箩里，大约有五六十斤。本来可以用绳子吊下去，但我嫌麻烦就把谷箩扛在肩上，沿着木梯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往下走。开始很顺溜胆子也大起来，就一步一梯，谁知单脚支撑不住，连人带箩栽了下去，腰挫伤了。但那时年轻不当一回事，拿点跌打药酒搽了搽，晚上照样到河沟里洗澡。30多岁后开始腰痛到医院检查，说我腰椎曾经损伤过没处理好，加上工作经常伏案，变成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后遗症给我留下永远的痛，每次发作都要卧床一个星期，痛的直不起腰，翻个身都要咬着牙，打个喷嚏像抽筋一样。奉劝年轻人吸取我的教训，千万别逞能。
当保管员也经常要得罪人，有一次连知青也得罪了。春季要种花生，花生种子要剥壳，每天晚上全体社员每人都要剥两斤花生。几个知青一起领了10斤花生去剥，可他们不是用手来剥，而是用脚来踩，开瓣的花生仁留着自己吃，完好的交给公家。按规定10斤带壳的花生要交7斤花生仁，可他们仅交了5斤，没办法我只好向领导反映。场长把几个知青勊了一顿，还在大会上公开批评。几个知青对我很大意见，背后骂我是“小爬虫”，我也只好忍气吞声。其实我对知青还是挺关照的，有好的大米都告诉大伙，有新榨的花生油芝麻油都及时通知他们，每次秤大米秤杆都往上翘。但是2斤的花生仁我没办法处理，而且我对他们几个的工作态度也无法容忍。
我当保管员令农场领导特别放心。以往的保管员都是当地人担任，免不了会利用工作之便弄点大米花生油回家，每年清仓查库都会少个几十斤大米几斤油。而我家在湛江没法弄，而且每月40斤大米我也吃不完，每年都剩余好几十斤换成粮票拿回家。有一年盘点居然还多出上百斤大米，大米只有损耗怎么能多出来呢，其实这是无意中偷来的。
我们经常用手扶拖拉机拉谷子到邻近的前山公社粮所换大米，开车的也是一位知青叫瑞聪。粮所的人对我们很放心，因为我们从不弄虚作假，谷子晒得干保管也好，谷子过完秤后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大米，连麻袋都不用换，直接把每袋200斤的大米扛上车。有一次没留意多扛了一袋，回到农场知道搞错了，准备下一次去才扣回来，没想他们根本不提，我们也装懵懂。瑞聪已成家，老婆是外地人，加上他母亲也来，粮食不够吃，他每次来秤米都多给他十来斤，到年底盘点仍多出上百斤。此事我只跟清仓盘点的会计说，连场长也瞒住，会计跟我挺好，也知道瑞聪家里的困难，就作平仓处理，剩余的大米就让瑞聪慢慢消化。
说到瑞聪我还要写上一笔。瑞聪是1972年后农场仅剩的一位高中毕业知青，他因出身不好人又老实，一直没被招工，农场就培养他当拖拉机手。1973年8月，好运降临他的头上，广州华南农学院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大队和公社极力推荐瑞聪，县里经过考察和政审，各方面都过关了，通知他到县里报到。大队和农场极为重视，因为这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农场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可是瑞聪去报到后又回来了，他垂头丧气，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摇摇头一句也不说。后来才知道，上面经过调查发现瑞聪的父亲解放初被镇压的，但他一直隐瞒这段“罪恶”履历。最后上大学的名额被当地一名回乡知青顶替了。
瑞聪跟农场一位女知青谈了两年恋爱，但这个女的一直没明确表态，不冷不热。当听说瑞聪要去上大学后，她却如漆似胶，山盟海誓。我们都劝瑞聪，这样的女人靠不住，可瑞聪太仁厚，认为不管怎么说都谈了两年，这个时候甩掉她不仁不义。可是当瑞聪被打回头后，她立马翻脸不认人。双重打击彻底摧垮瑞聪的信心，他对前途看的一片黯淡。他那年也27岁了，经别人介绍跟湛江市郊区一名不到20岁的农村姑娘结婚。婚事都是我们知青帮他张罗，大伙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们住，我买了一张奖状纸写上“新婚誌喜”四个字贴在他房间里，农场也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结婚不到9个月老婆就生下一个男孩，个中的蹊跷只有瑞聪自己知道，我们也不好再伤他的心。
瑞聪因为结了婚成了家，招工没他的份，所有知青都走完了，1980年后才被允许迁会湛江，安排到一个不景气的区建筑公司开手扶拖拉机。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开始都没户口没粮食，生活十分困难，知青们都尽力帮助他，我每次回家都去探望他，给点钱和粮票。后来建筑公司也倒闭了，他和妻子什么都干，好不容易才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他2000年后曾到广州花都一家私营企业打工，因为噪音太大把耳朵也震聋了，要戴助听器才勉强听到别人说话。现在他回去湛江了，有一千多元的退休金，两个儿子都在珠三角打工，孙子也十几岁了，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每当提起当年上大学的事，他的双眼都盈动着泪水，叹一声：“过去了，别提他！”
知青岁月（12）
徐闻南北渠，功过谁人评说
我在“知青岁月(2)”中已介绍过，徐闻没有什么河流，也没有高山峻岭，大部分是台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可以种庄稼。但1970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搞“以粮为纲”。什么叫“以粮为纲”，就是不管你是北大荒还是黄土高坡，都必须以种粮食为主，考核一个县的农业，首先看你的粮食是否增产。
徐闻的田大都是山坑田，就是两个山坡之间有一条山坑，有一条小溪，沿着小溪的田可种水稻。但都是望天田，半月不下雨水田就干涸，连下三天雨又出现洪涝灾害。我们所处的曲界公社在徐闻的中部，条件相对好些，粮食基本可自给自足，但在东部和西部，好几个公社都缺粮。
当时的县委书记白俊峰，是从湛江地区水电局局长调任的，他很重视水利建设。为了战胜干旱，他提出“把天上降的雨水蓄起来，把地面上的溪水引过来，把地下的水提起来”，实行“蓄、引、提”三管齐下，大力兴建山塘水库和引水工程。1972年10月，一场轰轰烈烈的修建“南北渠”水利大会战打响。“南北渠”北起于海康（今雷州市）与徐闻交界处，途径和安、锦和、下洋、曲界、龙塘、南山6个公社和勇士、海鸥、红星、友好及大水桥5个农场，全长84.2公里。
为了修建“南北渠”，全县齐动员，任务分到各公社各大队，除了集中力量修水库和主干渠外，各大队还要修建引水渠。1972年冬天，我们农场承担了一段引水渠工程，有几处低洼地段，要打低井。打低井真不容易，还没挖够深水就涌上来，我在井下半身浸在水里，用一个竹筐装土，提上去的时候，泥浆从头上直淋下来，那活真不是人干的。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吃了点宵夜，男男女女钻进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倒头便睡。连续干了一个星期，人都瘦了好几斤。
南北渠主干渠要经过我们农场一片茶园，那是种了好几年的老茶园，是农场的命根子。挖渠的土要掩埋不少茶树，大家都很心疼，更恼火的是隔壁一个大队，他们不按画好的红线倒土，把一大片茶园都掩埋了。农场每天都派人到现场监督但不管用，农场领导没招了，说要教训教训他们。
于是，农场派人到湛江市郊区请来一名功夫头（懂武术的），挑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每天晚上偷偷跟这名功夫头学功夫。我小时候也吃过夜粥学过个把月功夫，会耍单头棍和豹拳，功夫头很赏识，手把手教我几道实打实的招数，我也老老实实拜叫他为师父。练了几个晚上后，农场领导决定第二天去教训一下那帮家伙。我那时是领导班子成员，自然要挺身而出。
到了工地现场，先由一名个头大的上前制止对方倾倒泥土的人，争执中就打了起来，然后双方人马蜂拥而上。我紧紧跟在师父的后面，对方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条扁担朝师父劈来，只见师父一侧身，双手接住扁担，抬起右脚朝对方下档踢过去，对方赶紧松手，师父一个反劈，扁担正好打在对方的膝盖上，那个年轻人马上跪在地上。对方好几个人手拿锄头扁担朝师父围拢过来，但师父手上的扁担挥舞得呼呼响，谁也不敢上前。我在旁边看的入了神一个劲叫好，没想一个家伙手拿一把铁锹朝我劈来。我也学师父空手夺棍术，一下子就将对方撂倒在地上。
对方见势不妙，纷纷拿泥块向我们掷来，师父也不敢恋战往后撤，可是我的脸上被泥块击中，眼睛睁不开。这时被我撂倒在地的家伙，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朝我左大腿猛刺一刀，鲜血喷涌而出，裤腿都被染红。我只是感觉腿上有点刺痛，但眼睛睁不开看不见，是两名知青看到赶紧把我救了出来，农场领导看到此情景也赶紧收兵。
一名知青撕开一条毛巾帮我包扎伤口，农场用牛车将我拉到附近国营农场卫生室救治，但他们看到伤情严重，让我们赶紧到公社卫生院。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清洗了伤口，缝了十多针。医生说，好在刺伤的是大腿外侧，如果刺到内侧大动脉就完了。那时年轻身体好，虽然流了不少血，在卫生院住了三四天，伤口愈合后就回农场。
回到农场，我才知道这事可闹大了。县委书记白俊峰亲自下令将凶手缉拿归案，认为这是破坏水利建设，故意伤害下乡知青的事件。白俊峰书记曾在我们农场住过十来天，对我还有点印象，他看过我出的黑板报，还连声称赞我的字写的好。他的司机兼警卫员和我们几名农场干部混得也挺熟，我还拿他的手枪来玩。
县知青办负责人也到农场慰问，了解情况，还准备把我树为“保护集体财产勇斗歹徒光荣负伤”的典型。可是后来有人反映，说农场请了功夫头当教练，是有组织的蓄谋动武，我是骨干之一。县公安局和公社保卫组经过调查证实后，性质马上变了，要将功夫头捉拿归案，好在功夫头在我出事当天农场就把他送走了，刺伤我的凶手没关多久也放了。先进典型我也当不了，农场只是补助了20元营养品，大腿上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
但经过这次考验后，大队和农场对我倍加信任，不久我就当上了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兼农场团支部书记。大队党支部还要发展我入党，党支部副书记、农场场长亲自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当然不是那位小个子的黄场长，他因犯男女关系问题被免职）。可是，到了党员大会却通不过，贫下中农一听是地主仔就坚决反对。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总长84.2公里的南北渠终于建成，另外还修建了3座中小型水库，6个公社受益。南北渠引水工程通水发挥效益后，使下洋、附城、迈陈、西连等四个公社基本上改变长期干旱的状况，曲界公社田洋和龙塘公社西洋两大片洋田减轻涝患。
修建南北渠全靠人海战役，很多工程不经科学论证，没有专业人员指导，搞土法上马，也带来不少灾难。我们农场附近的石海水库，刚建成就遇到大雨，蓄水不到三分之二就垮了，几百万立方的水倾泻而下，冲毁了上千亩农田，也不知是否有人员伤亡，后来又动员民众重建。
日，一场大雨把南北渠柑园水库的一段堤坝冲垮，南北渠出现了险情，当时缺口处的附城镇槟榔大队，迅速召集青年突击队到一线进行抢险。载着55人的大货车赶赴柑园水库，在经过大水桥曲界公路堤坝时，因为路滑等原因大货车栽进了水库，车上17位女青年突击队员和司机葬身水库中。我们农场一位副场长，也在一次巡查险情中失足淹死在南北渠中。这样的灾难，当时都被封锁的严严密密，除了当地人谁也不知道。
南北渠建成通水后，很多地方就学大寨以粮为纲，我们农场也干了不少蠢事。有一片地势平缓的坡地，平时都是种菠萝。南北渠修成后，就引水灌溉搞水田种稻谷。可是连续半个多月天不下雨，南北渠也没水可引，一百多亩的水稻变成了干稻，颗粒无收。
县委书记白俊峰因带领群众“学大寨修建南北渠”政绩显著，全省闻名，1973年出席了中共十大，不久又当上湛江地委副书记兼海康县委书记。可是他后来官当大了却骄横跋扈，不顾群众利益，严重违法乱纪，蜕化变质，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迫害干部群众的事件。1978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还判了5年徒刑，成了当年广东官场影响极坏的典型，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白俊峰案件告诉了我们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修建南北渠是徐闻县可载入史册的大事，当年动员了几十万劳力，确实是一大壮举，我也为这一壮举付出了汗水和鲜血。后来由于实行联产责任制，分田到户，集体经济削弱，各公社大队集体农场解体，南北渠年久失修，变成了废渠。据悉，2011年，徐闻县投入1300多万元，修复南北渠，使这项工程恢复功能惠及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感到一丝欣慰，毕竟我的汗水和鲜血没有白流。
知青岁月（13）
“知青岁月”我已经写了12篇，写了不少人也说了不少事，但都是与我的成长和我的爱情有关。而有些人和事与我成长无关但挺有趣，令我久久难忘，所以用独立的一篇专门说说这些人叙叙这些事。
黄场长的风流韵事
我在“知青岁月”第三、第四篇中说到了农场场长姓黄，是个很精明的小个子，我们知青都有点怕他。还说他是“打井队长”，生活作风很糟糕，利用职权与外来打工女青年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但没人敢告他。但物极必反，太过分了也是不行的。
记得有天夜里，我们都睡着了，被一片吵闹声吵醒，我们都跑出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黄场长住的房子前面聚集了一大帮人，有一个人在那里骂，说黄场长不是人，连当地人也不放过。原来他是附近农村的，他的女儿被抽到农场干活，还不到20岁，还没出嫁，却被黄场长搞了。黄场长在屋子里就是不出来，据说他的女儿也在里面，是有人通风报信他专门来捉奸的。副场长在旁边劝说，但也不敢敲门。僵局没坚持多久，那位屈辱的父亲无可奈何地走了，人们也纷纷散去。
这个事情闹大了，还有前不久，他把一个外来女工的肚子搞大了，生下一个男婴扔到一个枯井里，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上级不得不管，撤消了他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农场场长职务，被贬到公社农场当一个生产队长。黄场长虽然生活作风差劲，但他确实是个有智慧、懂经营的人才。他跟外贸部门关系特好，不久公社又起用他，专门负责外贸出口业务。
改革开放后，他更是风生水起，他承包了农场（分场）上千亩土地，专门种菠萝，成为徐闻的“菠萝大王”，威名远扬，连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都报道他的事迹。他的两个儿子也跟他一起干，不仅在徐闻，还到海南去种植菠萝。发了财，买了小汽车，还在深圳买了别墅。
2002年春节期间，我们几名湛江知青专门回农场看看，黄场长热情招待我们。黄场长已经七十好几了，满头白发，牙齿也没剩几颗，但还是那么精神。他跟我们侃侃而谈，说当年农场把他贬了搞得一团糟，畅谈他改革开放后敢闯敢干发家致富。这时，一名四十多岁的女人进来给我们斟茶倒水，我看她不太像农村妇女，人长得还挺不错，就问黄场长：“她是不是你的儿媳？”黄场长笑了笑，很坦然地说：“她是我爱人。”他老婆在厨房里煮饭，他爱人在客厅招待客人。
他告诉我们，这个爱人是当年他被贬到公社农场时认识的，她是农场的出纳，经常跟他跑出口业务，慢慢就相好了。现在他到海南岛到深圳，都是爱人陪同，老婆一直在家里，大家和睦相处，从不吵架。我们都给他逗乐了，也笑谈起他当年“打井队长”的风流韵事。他哈哈大笑，说：“男人嘛，免不了的。”我们连连夸奖他事业爱情双丰收。
傻和与泰公
傻和，是农场最自由的人，他是抗美援朝复退军人，据说在战场上受了伤，脑子有点问题。傻和的尊姓大名我忘了，因为农场所有人都叫他傻和。其实傻和一点也不傻，我们说他傻入不傻出。他不用参加集体劳动，专门单干，在那个时候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挨批挨斗的，但傻和有这种特殊待遇。他自己有一辆牛车，每天到山上砍一车柴火拉到圩镇去卖，换回大米和鱼肉，生活过得很滋润。
傻和第一次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家伙很会勾搭女人而且很没谱。那时我们刚到农场不久，早上在毛主席画像前搞“三忠于”活动，这时从傻和屋子里跑出一位只穿内衣的女人，哭哭啼啼。原来是傻和不知到哪里弄了这个女的回来，做爱时女的不顺他的意，竟然把一个鸡蛋塞到女的阴户里。农场领导批评他，他却不当一回事，只是呵呵傻笑。我们知青看到这些场面，真是大开眼界，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什么乱象都有，如果接受这样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麻烦可大了。但傻和从不吃窝边草，农场里的女人绝对不勾。
泰公，是农场小卖店的营业员，按现在的说法是士多店的老板。但那时候是没有老板的，他是供销社的代销员，按规定的价格批发日常用品回来卖给农场的社员。那时候，能有这份工作是很舒服的，不用日晒雨淋，要喝点小酒随便在酒坛里打就行，反正卖给人家的时候手抖一抖就赚回来了。
泰公的小卖店就在我住的宿舍隔壁，我也经常跟他聊天，我当保管员，也常常跟他打交道，他批发回来的大宗商品，也放在农场的仓库保管。他50多岁，单身一人在农场，家在大队所在地，每个星期回去一趟。他有个女儿，在县城当教师，女婿是县知青办公室主任。由于这个背景，大队和农场很关照他，我们知青也不敢得罪他。有个知青喜欢开玩笑，没菜下饭到小卖店花4分钱买个腐乳，他说：“买个妇女笃笃。”讲湛江白话，腐乳跟妇女差不多。泰公马上板起面孔训斥他：“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知识青年没点正经。”知青们对他又怕又恨，背后骂他“泰公，瓜局”，雷州话“瓜局”就是死了的意思。
泰公跟傻和本来没啥瓜葛，傻和经常到泰公的小卖店买酒喝，泰公也常常数落他，但傻和当他放屁。可是有件事情把他们俩纠结在一起，又是一件风流韵事。
傻和在县城勾搭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并带回农场过日子。这个女人不寻常，估计解放前就是妓女。她很讲究穿着，整天穿一双白鞋子，衣服也很紧身，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很风骚。平日大家都出工了，农场里没几个人，这个女人就常常到泰公的小卖店抽水烟筒，时间长了就混熟了，也经常打情骂俏。有一天晚上，当农场召集社员开大会时，这个女人跑来对大伙说，泰公调戏她，想勾引她，被她扇了一巴掌。
泰公很气愤，他跟我说，是那个女人主动勾引他，她说要一块钱，泰公说不值，问五毛钱干不干。结果这个女人生气了，就造谣诋毁泰公。泰公受此侮辱，有口难辩，大病一场。本来他就有慢性肺病，这一气病情发作。一天夜里他跑来敲我的窗户，我赶紧起来问有什么要紧事。他说被那个臭婆娘气坏了，刚才咳嗽吐了血，估计命不长了。他说相信我，把代销营业款全交给我，让我盘点时替他做主。我赶紧向场长汇报，连夜派手扶拖拉机将泰公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后来也没事了。他回来后，拉着我的手感激不尽，说我救了他一命。而且悔恨自己没把住，给那个女人毁了名誉。我劝他不要把这件事老挂在心上，大家都知道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好货色，她说的话也没几个人相信。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傻，跟泰公那么好，虽然不算救命之恩，也算帮了很大忙，如果我向他提出，帮我在他女婿面前美言几句，或者带我去见他女婿一面，我恐怕早两年就可以脱离苦海。咳，广东话说：有早知就无乞儿。
知青岁月（14）
长颈仗义又重情 高佬潇洒走江湖
我在好几篇“知青岁月”中都提到一位知青“长颈”，他给人的印象是干活不咋的，不服管，老跟领导作对。可是我在开篇中又说：“在日后艰难的知青岁月里，我们结成最好的朋友，至今仍常来往常挂念。”这究竟是咋回事？在这一篇里，我要重点说说长颈仗义又重情，还要说说高佬潇洒走江湖。
我在开篇中描述：大家都掉转头站起来，目光聚焦在这位知青的身上。在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像汽油般浓烈，革命意识如喷泉般汹涌，他敢于大声斥责高唱革命歌曲，敢于直言上山下乡是受罪，是要冒很大风险，是要有很大胆魄的。他个子不高，但脖子较长，后来大家都叫他长颈。
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是建立友情的基础。长颈的大名叫礼纯，他跟我一样也是出身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斗死。那时候，家庭出身是一道分水岭，“黑五类”跟“红五类”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交为朋友。我们这批知青，大多数都是“黑五类”，“红五类”成为少数派，所以谁也不敢拿家庭出身来说事。唯一一位不识相的，他生父是小商，继父是地主，他经常说自己出身“红五类”。农场开会，说贫下中农留下，我们所有知青都走，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会场，礼纯每次都讥讽他：“那你干嘛还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
礼纯很孝顺母亲，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虽然有两个姐姐在湛江，但每次听到母亲生病，他不管农场批不批准，都要回去探望。礼纯很仗义，知青有谁受到不公他都挺身而出，所以经常跟农场领导较劲。他身子瘦弱，干不了重农活，他也反对知青去搏命。择生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什么重活都争着去干，他是知青中唯一学会犁耙田，唯一敢去蒸香茅的一等劳动力。礼纯经常劝他，不要拿命去搏，多挣两个工分值不了几毛钱，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吃亏一辈子。这真是苦口良药，可是择生不听，结果中年以后一身是病，他经常后悔不听礼纯劝告。
礼纯因为不听话，爱惹事，1971年和广州7名男知青一起，被分到生产队插户。虽然被安排的农户对他不错，但他也不想经常麻烦人家，就与同队的广州知青阿忠一块开火。阿忠是懒鬼加缩骨（广州话爱占人家便宜），所有知青都讨厌他。有一次，广州知青阿英母亲托阿忠带20元和一些食品给阿英，他回来竟然一声不吭，将钱花掉食品吃掉，阿英春节回家才知道。但就是这样的瘌痢头，礼纯仍像兄长一样对待他。我们不解，礼纯说，都是天涯沦落人，何苦让人见笑。
礼纯在生产队生活很困窘，经常到农场来找我，每次来我都想办法弄点好吃的。他是烹饪高手，什么东西到他手上都弄得有滋有味。
有一次，我在菜地里劳动，和我一起种菜的老农家里有点事没来，就我一个人。这是一块冬瓜地，冬瓜收完了，准备收拾干净种其他蔬菜。我正在除草，忽然听到“吱吱”声，像是老鼠叫。我悄悄地走近观察，原来是两只田鼠在谈情说爱呐。看到有人来，两只田鼠赶紧钻到洞里。我观察了周围环境，都是平整的菜地，没有其他渠道可走。抓田鼠一般都要用火来熏它才出来，但我站在旁边还听到里面吱吱声，证明洞穴很浅。我用锄头柄捅了两下，听到里面痛苦的叫声，我继续用力地捅，直到不叫为止。我用锄头挖开来，看到两只田鼠已一命呜呼。两只田鼠好肥好大，像两只小兔子，每只约有两斤重。
刚好礼纯来，他高兴的要命，说他真有口福。他用稻草烧起一堆火，用手抓住田鼠的尾巴放在火苗上烤干净鼠毛，烤过的田鼠皮黄黄的还有稻草的香味。然后宰杀干净，用点姜蒜再加点乳腐，焖起来香喷喷的，买了两斤米酒，几个知青大刷了一顿。
他炒糯米饭更是一流。人家糯米饭都是煮的，但他却是炒熟的。我在仓库精挑细选了两斤糯米，都是细长细长油光滑亮的。我大姐在廉江学校刚寄来几斤腊肉，他拿一块腊肉和一块萝卜干切碎炒熟，又拿半斤花生米炒脆。他将糯米放水里浸泡一个小时，然后放在锅里用油炒，干了加点水，一直将糯米炒熟，然后再将腊肉、萝卜干、花生拌在一起，再加点葱花，这样的糯米饭只要吃过一次永远回味。他这道手艺我也学会了，几十年来成为我最拿手也仅有的烹饪好戏，凡贵客来访或者喜庆，我就会露一手，吃过的都啧啧称赞，其实跟礼纯比起来还是有差距。
我在农场养了不少鸡，有时候没有其他东西，也会杀个鸡招待礼纯。说起养鸡也有好多故事。在农村，鸡是不用喂的，野外有虫子、草籽之类，根本不用管它。母鸡生蛋有时生在窝里，有时生在野外，想找也找不到。有一次，一个母鸡好几天没露面，我还以为给黄鼠狼叼走了，没想到过十来天它竟然带着十几只小鸡回来了。我在香茅厂干活时，养了一只公鸡，是一窝小鸡里出类拔萃者。那只公鸡可厉害了，养了四个月竟然有四五斤重，脖子抬起来有四五十公分高，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那些生蛋母鸡见了它就乖乖就范。但这只公鸡也不安分，它会钻到人家的床底下，用嘴把人家的米桶盖叼开然后偷吃大米，经常被投诉。有人提出拿一只母鸡跟我换，我觉得吃亏不干，因为太大了又不能骟成阉鸡。礼纯说，干脆杀了它够知青吃一顿的，我也只好忍痛割爱。杀它时两三个人才把它制服，可是吃起来一点也不好吃，礼纯说它精力太旺盛了，哈哈！
礼纯后来回城，开始被安排在湛江钢铁厂，后来钢铁厂下马，又被安排到卷烟厂。1980年代，卷烟厂并不算好，1990年代到了烟草公司，后来当上销售科副科长。这下子他风光了，全国各地都跑遍，一年收入十几万，2000年代以后更不得了，光住房公积金一年就上十万。每次他到广州，都给我带几条好烟，我每次回湛江，他都把知青们召集来欢聚一堂，吃顿饭千把块对他来说真是湿湿碎。
湛江知青里面，礼纯也不是最威水的。当年我的同房L老师后来当上了一民主党派主委，20年间从一位中学老师升到市政协副主席。L老师每次到广州来开会，都约我和广州知青聚一聚，但在湛江却很少跟知青相聚，他怕麻烦事缠身。还有那位自称“红五类”的，听说当了房地产老板，身价上千万，但从不与知青来往，怕知青们沾他的光。只有礼纯念旧情，不管湛江知青，还是广州知青，他都热情相待。
顺便再介绍一位知青高佬。高佬其实也不很高，也就1米75，但在知青中算他最高。他是书香门第，家庭出身也是地主，父亲原是湛江一中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长期在农村改造，母亲在湛江一所小学当教师。高佬初中毕业下乡，比我大一岁，长得很英俊，性格很开朗，如果不是因文化大革命，他肯定是个英才。在农场他也算是个乖知青，跟谁都合得来，也有女人缘，但他都是寻欢作乐，从来没有认真爱过哪一个。
高佬在农场知青岁月中没有什么惊人举动，但回城后干的事情却令人瞩目。他开始被安排在一家区属建筑公司，后来企业不景气就下海经商。他什么都干，到海南经销汽车配件，将徐闻的菠萝、蔬菜贩运去东北，20多年走南闯北，吃了不少苦但钱没赚到多少。他娶了一位好漂亮的老婆，比他小10岁，在湛江当小学教师。生了一个男孩，那绝对可以跟潘安比美。儿子喜好美术，后来考上大学读服装设计，现在搞得风生水起。
高佬2005年干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花了3万块钱由中介一手操办，跟老婆搞假离婚，与香港一个女人搞假结婚，拥有香港居留权，可经常到香港打工，在茶楼当服务员，每月有七八千港元。他跟那位香港女人都没见上一面，几个月后又离婚，又与老婆复婚。这事只有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才知道。我们说，你都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这么折腾，累不累。他哈哈一笑，说：“人生就应该多姿多彩，要不白活几十年。”真佩服他！
知青岁月（15）
终于脱离苦海，告别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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