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借到朱亚军现金借一万块钱二千元整 怎么修改

没按手印的欠条有效吗? 欠条是这样写的;今借到某某现金一万元整(10000) 借款人:某某 担保人_百度知道
没按手印的欠条有效吗? 欠条是这样写的;今借到某某现金一万元整(10000) 借款人:某某 担保人
1。说的是三分的息钱也没写在上面?我跟他不认识是担保人介绍的.1 是他本人写的欠条。请问有效么没按手印的欠条有效吗;今借到某某现金一万元整(10000)借款人?欠条是这样写的:某某
2015:某某担保人
最终可能会被认定为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具备必要的民事行为能力。且对于利息的约定没有明确到借条之中,否则超过部分不予保护,意思表达真实,不符合合同法52。但是关于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的4倍,就应当视为合法有效、54条规定的情形!只要对方在签订借条过程之中手印不是必须有的,依据合同法211条
主要对方想烂帐。不想还。
借钱本身就有风险,你应当有充分的预知。这样说 即便借条本身足以从法律层面证明你们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对方无偿还能力,你不但需要起诉,还需要申请强制执行,最后还得由法院执行局的人找被告来执行,确实无执行能力,将会分期偿还,那么从对方的月度收入中,扣除对方生活费等必要开支,剩余部分一点点还给你。这就是所谓的风险。如果借条不足以证明你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可能还会面临败诉的危险。不过 你现在手中有借条,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你可以去起诉债务人要求其履行债务 !别在这里问这问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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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写三分利,担保人是否负责偿还你一个问题发了好几遍了。你没有写明如果欠款人到期不归还。不然就成了高利贷了。你很聪明。不过欠条还是合法有效的
主要是对方不想还。。。现在又找不到他人。
有效吧,有信誉的没借条也还,没的有什么正规借条都没用
那他不承认呢
只要是他自己写的
以后不要办这样的事了,不太靠谱,不要想利息,踏实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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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紫藤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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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网络征文一等奖
苟贵的故事
 岁月蹉跎,人事沧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离开下乡当知青落户过的寨子村已经三十年了。
  当我于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今天终于回到早已在梦中回了多少次的寨子村之时,那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浓浓眷恋之情,便如窖中储存的老酒,愈来愈浓。
  魂梦中总是萦绕的第二故乡的田野竹林、小河茅舍、泥土清香……呵!我终于与你们重逢了呀!
  寨子村,最具川北山区特色的是那竹林丛。如今,在那层层叠叠已种植着红心猕猴桃的梯田上和坡地边,仍然是这儿那儿都点缀着一簇簇绿茵茵的竹丛。由几十支翠竹组成的簇簇竹丛,枝枝叶叶,错落有致,密不透风,简直就是一个绿色的世界。
  我下乡当知青后寄住的孙大伯家就座落在一簇簇竹丛之中。青青的翠竹俨然一堵天然的围墙,将这幢茅舍装裹得分外秀丽。和我朝夕相处的是孙大伯的独儿叫孙苟贵,俗名叫“狗儿”。乍一听,感到是非常可笑的。这却是当地农民的一种习惯,怕自己的孩子娇嫩养不活,便给自己的孩子起些贱名,诸如“牛儿”,“狗儿”,“猪儿”之类的。
  “狗儿”苟贵是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十六岁,刚好与我同岁,几年相处,和我亲如兄弟。春天,我们常常相邀钻进竹丛中去谈天说地。每当“青黄不接”时,我们又在一起刨笋子,挖野菜,共度荒月。夏天的傍晚,我们又常坐在竹丛边的大青石板上纳凉,望着夜空中那闪来闪去的莹火虫,天南海北地吹着“龙门阵”。
  我最喜爱的还有寨子山下的那条宋江,它是嘉陵江的支流,传说是一个美丽的仙女不慎失落的裙带而形成的。那江水清澈透明、碧绿幽幽似镜似玉,夏日的午后,我和苟贵一道到江水中去游玩嬉戏。我们在洁净的水里“扎猛子”,让碧蓝的江水作掩护,出其不意地从对方面前钻出水面,真惬意极了!游累了,我们便赤身仰在沙滩上,凝神听着枝头的蝉叫。那蝉声伴着江边船工的号子声和远方修水库的夯歌声,组成了一支和谐的田园交响曲。此时,我那联翩的思绪便随着蓝天上的白云飘到遥远的城市――我的第一故乡,我的父母和兄妹居住的地方去了。
  由于闹粮荒,“狗儿”常常在傍晚收工时出去逮鱼补救,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终于有机会和“狗儿”同去逮鱼。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寂静的夜晚,只有田野上传来阵阵鸟鸣和路旁蟋蟀的低呤。蓝天上,繁星灿烂,小河睡得安安祥祥的。从树梢偶尔漏下来的星光映在河面上,微波一闪一闪的,好象一匹墨涤色的长绸。我们穿过竹林丛,沿着河岸走去。“狗儿”一边走,一边将一米长的竹竿插在河边,让鱼钓浸入水中,每隔一来米便放上一根。“狗儿”把二三十根竹竿插完,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这时,“狗儿”慢慢梭下河,摸着竹竿,忽地一下提起来,只听得水中“扑哧”一响,星光下,便见钓在勾上的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了。等我们收完最后一根竹竿,鱼笼已装得满满的,而天边,却出现了鱼肚白了……
  寨子村是美丽的,回忆常能激起我对它的思念。当我面对虽已有几丝渐白鬓发但脸色却健康红润的挚友“狗儿”苟贵之时,当我与爽朗健谈的他彻夜长谈之后,我发现自己面前站着的早已不是30年前的那个憨实土气的“狗儿”,而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成长起来的一位成功的现代农业红心猕猴桃种植专家了。
  苟贵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仍在担任村支书的这个寨子村,红心猕猴桃的种植面积已达85%以上,全村早已形成以红心猕猴桃为支柱产业的生态农业产业结构了。由于这个海拔500米、远近闻名的“旱扁扁村”很适宜猕猴桃生长,所以村子里培育的红心猕猴桃品质特别好,不仅味道好,而且营养高,没有任何污染,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水果。
  苟贵还告诉我,过去,由于寨子村7个组果农生产分散,信息不灵,果品质量不高,增收效果不明显。2005年由他带头发起,成立了寨子村猕猴桃产销公司,建专业冷库6个,设销售网点3处,公司坚持标准化,无公害生产,以“产品名牌化,名牌国际化”为宗旨,通过几年的努力,培育出了“红阳牌”红心猕猴桃,并注册了商标,年产商品果达100吨,仅此一项,村民人均收入3000元。如今,红心猕猴桃已成为猕猴桃果类中的优质名牌,成为寨子村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说话间,苟贵还让我品尝了一盘切开后红鲜鲜、软绵绵的红心猕猴桃鲜果。他边让我品尝边介绍到:“红心奇异果通常从树上采摘下来就会有一点变软,吃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软。而且只有变软才好吃,就象甜柿。红心奇异果在软硬方面与普通猕猴桃有着本质差异,因此,不可把普通果与红心果同等看待。虽然红心果和普通果是同一类植物的两个族,就象人一样,同样是人,但是,女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混为一谈。”
  为此,苟贵还颇风趣地进一步解释说,他把猕猴桃的普通果与红心果还特别做了一下区分:如果把单果较大的普通猕猴桃看成是高大雄壮、坚挺硬朗、浑身长毛、阳刚无限的男性的话,那么就可把单果较小的红心猕猴桃看成是娇小玲珑、外表光泽、内心善良、温柔可人的女性。因为,普通猕猴桃食用时有一种酸酸的味道,这是男人的劳碌辛苦的生活写照;而红心猕猴桃食用时甜甜的,清纯无限,显然是一种美丽可爱的女孩子。
  听着苟贵风趣地话语,品尝着红心猕猴桃鲜果醉心的甜味,望着苟贵两年前新砌的这幢两楼一底的砖房和这两年来先后新添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大货车――我不禁由衷地感叹到:呵!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不断深入,寨子村再也没有“青黄不接”,家家户户不仅仅是猪满圈、粮满仓,更是楼高窗明、电器满屋、电动车辆满坝了哩……
  啊,寨子村!我常常思念的但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宽心的第二故乡呵!
我是七十年代生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就是从母亲那一盏晃悠悠的油灯开始的。
  小时候爸爸总不在家,夜晚,床上躺着我和弟弟,母亲则点亮油灯,坐在床头做鞋子。她每次抽线都会发出一声哧响,这声音让我睡不着。油灯在床头高高的吊着,那一小簇火苗轻轻窜动,让人心安。
  母亲的油灯是自制的,一只废药瓶子,上面插一根铁皮卷成的细筒,装入棉芯就成了。灯光很暗,灯头火忽呀忽呀的闪。母亲每次穿线的时候,总要把头紧贴着灯火才能看清,以至于多次被烧着了几缕头发。母亲额前的碎发燃着的时候很亮,小火苗顺着发丝迅速上窜,有点象过年时的烟火。母亲这时总会吃惊的“啊”了一声,然后摇摇头,苦笑着说:唉,又忘记了。昏黄的光晕里,她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
  1980年我上小学了。母亲买了一只“罩子灯”,高脚油瓶,蛤蟆嘴一样的灯口,可以调节灯火的大小,最重要的上面加了一个玻璃罩子,比以前亮多了,能在这样的灯下写字,那时感觉真幸福!
  我和弟弟总是抢着替母亲去打灯油。村子东头有一处“供销合作社”,高高的青石门台,高高的柜台,高高摆着花花绿绿的布卷,毛巾。柜台西头放着盐巴和红糖,东头放着有怪味的煤油。那时红糖算是“高级营养品”,只有走亲戚时才会买上一两斤,灯油可是家家都得买。我和弟弟总是先在放红糖的柜台边磨蹭一会,使劲吸吸鼻子,闻闻糖和新布发出的甜香味道,最后才打两毛钱的灯油回家。
  回到家,我和弟弟在灯下做功课,母亲则在一旁做鞋子。“罩子灯”不会再烧着母亲的头发了,但还是会冒黑烟。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和弟弟的鼻腔里总会有些黑烟泥。但是我已经很感激这盏罩子油灯了,因为它能抗住一些风。每次我放学晚回家的时候,母亲就端着油灯在门口张望。我从学校出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母亲灯光。这灯光让我心安,走夜路也没有了恐惧。
  1985年,在母亲灯光的接送下,我升入了初中,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学校有一台发电机,每天晚上会轰隆隆的响起,整个学校都开始震动。那时家里还没有电,母亲买了一支手电筒,晚上接我回家。每晚放学的时候,路上这儿有手电晃动,那儿有手电晃动,还夹杂着呼喊。那都是些接孩子的母亲。
  1989年村子通了电。母亲终于用上了电灯,不过,为了省钱,家里总是用那种瓦数很小的灯泡。农用电要比城镇用电贵,还经常停电,所以母亲的煤油灯还得时刻准备着。不过电灯的出现,让我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6年我出嫁了。母亲给我的嫁妆里,有一盏漂亮的台灯。夜晚的时候,台灯在床前发出桔黄色的灯光,柔柔和和的,就象浓浓的爱意在无声中弥散开来。而母亲自己,却还是用那种小瓦数的灯泡。第一次回娘家,我给母亲装上了日光灯,一支乳白色的灯管,带着淡蓝色调子,一下子把母亲的屋子照着雪亮,连她脸上的纹路和发丝都看得清清楚楚。油灯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母亲再也不用担心烧着头发了。不过大人都开始穿买的皮鞋,母亲也不用再那么辛苦做针线活了。但她闲不住,硬是给未出生的外孙子做了一箱子的鞋。明亮的灯光,让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分外细致,那漂亮的绣花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针一线都含着情。
  1997年,我的孩子出世了,我也成了一个母亲。我买了一件纪念香港回归的漂亮饰灯。那些流光溢彩的荧光把屋子里装饰得喜气洋洋,轻柔的音乐声中,我摇着着孩子入眠。我们把结婚时的黑白电视给了母亲,又买了一台25寸的彩电。那时村子里新结婚的家庭都要要买彩电,但母亲一直没舍得买一台电视给自己。我和丈夫把旧黑白电视给母亲送去的时候,她很开心,说以后你爸爸就不用总去别人家看了。这让我很惭愧。电视调好了,蓝荧荧的光照着母亲的白发,当年那个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美丽女人,已经在岁月中苍老了。
  三年后,我给母亲买了一台新的彩电。母亲窗口的灯光,从此有了从电视里散射出来的七彩光线。家里盖了新房子,村里更是多了很多二层小楼。一到晚上,雪亮的灯光和斑斓的电视荧光从一个个的小院子里透出来,交相辉映,农村亮起来了。
  2008年,母亲的灯,又换成了沼气灯。这种灯不用电,不用油,垃圾柴草、畜禽粪便一股脑地进了沼气池,产出来的沼气不但能照明还能燃火做饭!母亲一生爱节省,用上这免费的能源,母亲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我们这里是新农村试点村,政府不但帮村民建了沼气池,还辅设了自来水,通上了柏油路,装上了路灯,还建了一个体育场呢。夜晚的时候,体育场上热闹极了,孩子们在水泥操场上滑旱冰,溜滑板,那些母亲们则靠着场边的栏杆,看着孩子们微微的笑。母亲们的目光,同着这明亮的路灯一起,溶化成浓浓的爱意,照耀着孩子们幸福的成长。
  三十多年来,母亲的灯越换越亮。小小一盏灯的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幸福与日俱增,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祝福天下伟大的母亲,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的残疾人大学梦
人都是有梦想的,我也一样,尽管肢体残疾,架拐走路,可也有大学梦想,我实现了我的残疾人大学梦想。
  我珍藏着一张北京市1985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报名号200557,那是我参加1985年高考的见证,也是我实现残疾人大学梦想的一份佐证。我还珍藏着一本北京农学院的成绩册,编号8560128,那也是我实现了残疾人大学梦想的一份佐证。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不足周岁时患病脊髓灰质炎双下肢落下了残疾,双腿畸形,不能走路。父母是农民,家住深山区,大人们去劳动,兄长姐姐们去上学、去玩耍,我白天在家,脚脖和窗户棂用带子拴在了一起。我有时就自己解开带子,爬到外边去玩。从周岁左右开始会爬,爬到外边看世界,一天到晚灰头土脸,满身脏兮兮的,有时身体被树枝、玻璃划破,满是血痂,就更是让人看不下去。母亲无奈,只好将厚厚的口袋片缝在我的裤子膝盖上,任由我去爬去玩耍。七岁那年,五叔为我做好了一副拐杖,经过艰难的摔打练习,我终于学会了架双拐走路。架着双拐,我在本村读完了小学,后来又去离村三里路的中学读书。也许是出于残疾人的一种天然的求生和自我保护本能,我从小就生性倔强,对于学习一直很认真,见到书本就想读想看,读后想评论想讲给人听,是一个爱说的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喜欢与同学们探讨,热心给人讲解,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大家也热心帮助我。
  记得是1978年冬季恢复高考,我在1979年7月初三毕业。1979年的北京市中考时间是7月4、5、6三天,高考时间是7月7、8、9三天,被当时的老师和同学们称为攻克“456”高地、攻克“789”高地。我们的初中在校读书时间是三年半,此后就统一由过了春节新学年开始改为了每年的9月1日新学年开学。我们的中学读书时代流行着两句话,一句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老爸”,另一句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是坚信后一句话的。自从恢复高考以后,我的心中就开始孕育了大学的梦想,越来越浓烈,激励着我更加发奋苦读,为实现大学的梦想积蓄力量,奠定基础。
  记得教授我们语文的老师叫乔仲田,他同时也教授高二语文。他曾将高二的语文试卷也让我们初三的学生做,高二与初三同场进行模拟考试,结果我得了第一名。真的,那时说到学习知识,还真是有一股不含糊的劲头。
  身体的残疾,肢体的缺欠,似乎注定了生活当中要有更多的磨难。1979年中考以后,我是当时我们全公社中学生中唯一一个达到县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的人,可是,因为身体残疾,没有被县重点高中录取,我只好又在原来的中学读高中。两年以后的1981年我参加高考,又成为了全公社唯一一个超过大学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还是因为身体原因,我的大学梦似乎夭折了。高中毕业后,我开始通过找老师请教、看电视节目、听录音磁带等方式自学英语。后来,我被一家中学聘请为英语代课教师,那家中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曾经是我初中高中时的校领导。教和学相比翼的进程中,我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其他文化知识也得到了更多地积累。
  我在1981年大学梦搁浅的苦闷日子里,曾经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写过一封信,信中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反映了渴望求学的心情,表达了要求对残疾人一视同仁的心声。虽然,我没有收到给我个人的回信,却迎来了残疾人上大学体验标准有所改变的新政策。伴随着1984年春节后学唱歌曲《我的中国心》的喜庆,欣喜地听闻高考录取体检放宽的消息。我在短时间内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备考,虽然体检还是不合格,但是毕竟见到了希望的曙光。磨砺中的积聚,坚韧中的等待,终究会迎来了梦想变现实的转机。难忘的1985年新春,改革开放的鼓点,终于在我的生活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春节晚会后开始传唱《万水千山总是情》、《万里长城永不倒》和《龙的传人》等歌曲,真的是让人心胸开阔呀,我的大学梦在这一年实现了。
  实现残疾人大学梦的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是终生难忘的。记得是5月28日体检合格,从那一天算起,到7月7日参加考试,屈指可数整整40天,那是终生难忘的40天。40天中,我除了去学校澡堂洗澡时脱衣服外,根本没有脱过衣服睡觉。每天三个初中一年级和一个高中一年级共四个班的四节英语课,我必须给上好课,早读每天去两个班进行领读或指导,课下还要对作业进行批改。正常的教学和批改作业外,其他时间一律用于高考复习。困了,不知不觉趴在书本上就睡着了;实在累了,用自来水的凉水冲头洗脸,用毛巾蘸凉水罩在头上提神。40天中我的体重减了将近10斤,5月28日高考体检时称体重不足45公斤,参加高考后称体重不足40公斤,人就剩下了肉皮包着的骨头,瘦得脱了相,而读透的教材和参考书、做题后的本、油印的复习篇子、模拟考试的卷子等等,码起来是一大堆,超过了我的身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耕耘才有收获。参加高考后,我经过反复多次对记忆中的题目和答案进行核对,做出了我的高考成绩最低分数的预告。后来,高考的实际得分比我的预告还多出了10分。经过面试和口试,我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残疾人大学生。据听说,那一年北京市录取的残疾人大学生不足20人。
  有人做出过一个人才的成才公式。成才等于先天素质乘以后天努力乘以机遇,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我本身的经历就是很好地说明。先天素质、后天努力、机遇这三者之间真的是相乘的关系,任何一个条件为零,相乘的结果必定为零。
  参加中考和高考快接近30年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整整30年了。30年来,我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学有所专,用有所长,业有所精,成为了一名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的专题工作成果曾经被评为北京市星火科技奖,企业产品被评审为部级优质产品,我自己也多次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文明职工、和谐员工。
  有时走在街上,曾有人问过我,现在每月能领到多少残疾人扶助金补助金等。我也对问话者解释过,正常工作正常领工资,不领残疾人扶助金补助金等。静下心来,我常常想,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残疾人上大学的政策,才有了我的今天,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残疾人领取扶助金补助金,这些都是3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我还更想说残疾人每月正常工作正常领工资,就更应该是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中最辉煌的一章。我有幸融入了这辉煌一章之中,我要珍藏这难忘的记忆,我要讴歌这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中最辉煌的一章。
2009 紫藤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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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嫂”的后幸福生活
前几天听侄子说,街口新开了一家“苏北面食馆”,里面的馄饨特别好吃。这两天开车路过,等红灯时注意看了一眼,里面生意还蛮红火,总是人头攒动,有时还排着蛇形的长队。
  昨晚从医院回来,大约已经是9点多的光景了,路过这家店时,看见里面仍然灯火通明,有不少食客,估计离打烊还有一段时间,索性靠边停车,进去买点面食作明天的早餐。走进店堂,迎面便看见一尊“财神爷”,我知道一般生意人都愿意供着他盼望生意兴隆;服务员们都穿着扎染的蓝布中式小褂,挺有乡土味,店堂里回响着“桃花谣”的背景音乐,看看收银台上方两块图文并茂的卖品列表,呵,种类还真不少,我有些目不暇接了。买什么好呢?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背后传来低低的男声:“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您是军姨吗?”“军姨”?这个既亲切又遥远的称呼,让我迅速地转过身,看见一个敦敦实实,个头不高的年轻人。
  “是军姨,没错,我是小勇,苏北嫂的儿子。”他一口气的解释,让我几乎叫了起来:
  “真的啊?你真是小勇?你妈呢?她好吗?她在哪?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一连串的发问,逗得收银小姐都笑了。
  “来来来,军姨,里面请,坐下来慢慢说。”小勇把我引进大厅边的小包间里,落座后,小勇说:
  “军姨,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我独自欣赏着包间的装潢,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从部队出差回来,偶然发现公共汽车站附近,多了一付卖馄饨的挑子。好奇地走过去,随风飘来一阵小磨麻油拌着葱花的香味,勾起了我的食欲,那就来一碗尝尝吧。来到挑子前,有三两个人围在挑子边的小方桌吃馄饨。挑子边站着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一边麻利地包着馄饨、一边和食客们答着腔,听口音是苏北人,食客们结完帐,都招呼她“苏北嫂”。等我站在挑子前,才发现“苏北嫂”脚边的,小凳子上还坐着一个小男孩,昏暗的路灯下,看不出他有多大。“苏北嫂”热情地招呼我:“解放军大姐,吃碗馄饨吧?”(大姐,是苏北人对所有年轻女性地尊称)“好啊!”说话间,水开了,馄饨下锅后,她又往炉子里添了一根柴,噼噼啪啪地响声,旺旺的炉火,我都看“呆”了。
  “啊要辣油啊?”她问。
  “什么”我没听懂。
  旁边的食客帮着解释说:“她问你要不要放辣油。”
  “噢,谢谢,不要辣油。”我答道。只见她飞快地往大海碗里放着葱花、紫菜、小虾皮等配料,再用一个竹子的笊篱捞出馄饨,又加了些麻油和汤水,我吃了一个馄饨,发现馅挺大,味也好,汤更是鲜,比正规饭馆里的馄饨要好吃很多。回家的路上,我想明天一定带一个保温瓶来,多买几碗,让家里人也尝尝。从这天后,我隔三差五就来买馄饨,一来二去地和“苏北嫂”熟了,知道她是泗洪人,独自带着五岁的儿子小勇,到城里来摆馄饨摊,生活地很艰难,看着他五岁的儿子,身高和我三岁的儿子差不多。当年正是冬天,我就送了几件小毛衣和一件小大衣给孩子,没想到,“苏北嫂”竟拉着我的手哭了,不断地让孩子给我鞠躬致谢,弄得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从那天起,小勇就管我叫“军姨”了(解放军阿姨的简称)。后来,我知道“苏北嫂”喜欢军装,正好那年换新式军装,我又送了她几件新的旧式军装。她也是千恩万谢地,让我很不好意思。几个月下来,我和“苏北嫂”熟得就像老朋友了,可她从不打听我家里的事,也不说自己的事,我想她一定有难言之隐,也就不便多问了。当时,老公的奶奶还健在,和我们一起生活,特别爱吃“苏北嫂”的馄饨,老太太总说:“柴火煮的馄饨,味道比煤气煮得好。”所以,有一阵子,我不出差,天天都去给奶奶买一碗,当夜宵。“苏北嫂”知道后,总是买“梅条肉”专门包给老人吃,她的善举让我十分感动。
  后来,我去基层部队搞调研两个多月,正好此间,市政部门对小马路进行拓宽。回来后,就再也没看见“苏北嫂”的馄饨挑子和小勇。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吃馄饨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苏北嫂”娘俩儿。
  “哎呀,真是解放军大姐啊,二十多年了,你一点也没得变啊”!一声叫喊,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我看见,站在我面前是一身时装打扮,身材丰韵的中年妇女,完全找不到当年“苏北嫂”的一点痕迹了,只有从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中,依稀能辨认出她就是“苏北嫂”,如果走在街上,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的。
  “苏北嫂”告诉我:那年因为修路,她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家庭详细住址,曾去部队大院门岗打听过,可因为大院里家属太多,也没找到,就无法与我告别了。
  之后,她回到家乡,赶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好时代,享受了党的惠农政策,日子越过越好。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和灵活的头脑,先是养猪后是办养鸡场,发家致富了。她还想干一番再大一点的事业,就是用自己特色馄饨的手艺,来南京开店。到了南京后,看了好几处地点,最后选在了这个街口。
  “真不骗你哟,大姐,我把店开在这块,就是想说不定真能见到你哟,小勇啊,妈没得说瞎话波哦。”我笑了,相信“苏北嫂”说的是都是真话。
  “苏北嫂”变了,不仅仅是外表的穿戴,听着她爽朗的笑声,和记忆中不一样的“多言多语”,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快乐和幸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仅从这300多平方米的面食馆,就不难体察到“苏北嫂”的后幸福生活该有多么甜美。
  “苏北嫂”的后幸福生活,是60年来广大农民生活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我真心地祝福“苏北嫂”的生意兴隆,也祝愿所有的农民朋友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舅家的厨房革命
头几天,我携妻带子回家去看望娘舅,正赶上舅和舅妈老两口子在栽树,我们也加入到栽树的行列,帮着提水培土。一个中午我们栽下了三十多棵杨树。
  回到家,洗漱完毕,舅给我们沏好茶,舅妈忙张罗着炒菜做饭。妻子要去帮忙择菜,舅拦住说:“你们歇着吧,菜很快就做好了。”真如舅所言,才半个小时的功夫,舅妈就把六个香味扑鼻的菜端上了桌,我给舅斟满酒,随口问:“舅,以往上您家来,做饭烟熏火燎,等个菜慢的黄瓜也会变凉,今天咋没见冒烟就做好了,还这么快。”听到这里舅哈哈地笑起来:“你这孩子,你舅家可不比从前了,俺家的厨房经过恁多年的革命,也是鸟枪换炮了,来咱爷俩喝了这杯,我领你看看俺的厨房。”
  干了杯中酒,我随舅到了厨房,呀,这是舅的厨房吗,雪白的地板砖,雪白的墙壁和灶台能照出人的影子,两个灶口,有一个正哧哧地冒着蓝色的火苗,钢精锅里热气袅袅,馒头的香味已经漾满了屋子。
  看着舅家厨房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思绪如潮,牵出我脑海深处的记忆。舅家最早的锅灶是用土坯垒成,用风箱吹风助燃。那时候柴禾少,舅妈用竹筢到路边沟里镂柴禾背回家储存起来。即使舅妈起早贪黑的拾柴禾也是常常烧了上顿没下顿。做饭时,引着火“呼嗒呼嗒”拉起风箱,一顿饭要烧掉好多柴禾,还要一边拉风箱一边添柴,又脏又麻烦。有一次,舅下地没回来,舅妈忙里忙外的,就让表姐拉风箱烧锅,我也在一旁看着,那会表姐才八九岁,还不大知道锅开是啥样子,光使劲拉风箱了,一锅玉米粥溢出半锅。气得舅妈拿起笤帚抽了表姐好几下。
  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舅家种了十多地,生活稍微富裕了一些,舅在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后,请来村里的泥瓦匠砌了一个带烟囱的节柴灶,灶面还抹上了水泥,光溜溜的。引着柴禾就呼呼的着,再也不用拉风箱了,让舅妈着实高兴了许多日子。可是那年的春节,节柴灶差点给舅家酿了大祸。过年家家都要蒸馍馍炸菜,舅家也忙的热火朝天的。二十八晚上舅家蒸馍馍,蒸第二锅时,忙了一天的舅妈烧锅时打了一个盹,就这一两分钟,差点酿成灾难。节柴灶的优点是灶堂小,省柴禾,缺点是烧剩的柴禾容易掉下来。舅妈打盹的时候,锅底没烧净的柴禾掉出来引着了旁边的柴禾堆,剧烈的疼痛疼醒了舅妈,睁开眼,火苗子有半米高,好在舅妈临危不乱,更好在锅旁有一大缸水,才及时扑灭了火,一锅馍馍蒸了个半熟,更不幸的是舅妈的右小腿被烧伤一片,到现在伤疤还触目惊心,那个年舅一家人过的疙疙瘩瘩。
  后来,舅家还用过煤球炉,煤气罐都不是多满意,煤球炉火势小还容易毁锅底,煤气价格高用起来心疼。新农村带来了舅家的厨房革命,舅家建造了沼气池,除上级给补贴,村里又给买来地板砖、沙子、水泥、涂料等材料,几乎没花钱就用上了干净卫生的沼气灶。
  舅喜滋滋地说:“春节前就用上了沼气,蒸馍、炸菜、煮包子都用它。不仅火势旺盛,还可以用两个灶台同时开火,一边蒸着馒头,一边炒上几碟小菜、煮上几锅热腾腾的饺子。忙活完了,简单清理一下灶台就可以了,既方便,又干净,心里舒坦着呢。”
  回到堂屋,舅端起酒杯“来,咱爷俩再干两杯。”舅一脸的幸福。
日子,总是要过的。人总是要在不断迁徙的生活中有些变化,生活,像一张网,如心之千千结,其中蕴含了春播、秋收、夏放、冬藏。一些也许不应该发生某些联系的事物,也会凑在一起享受生活,过日子,有春的姹紫嫣红、夏的激情奔放、秋的恬淡冷静、冬的思考与探索,这其中,就包含着共和国60年的脚印……
第一章 春•书
  因春挥笔书胸臆。我把春和书连在一起。70年代初期,第一眼看到的书,是上世纪爸妈用枕巾包裹的“语文”和“算术”。
  “孩子,你明天就要上学了。”爸妈只一句“教诲”就忙别的了。临春时节开学,我5岁,学的第一节课是语文:毛主席万岁;学的第二节课是算术:1加1等于2。每天上完一页书,我就用手从书角卷起,慢慢的两本书就不成形了,到放假,连书毛也没有影儿了。
  1985年,考到省城“读书”,一下子发了19本书。不过,再也没有用过书包。搂着书放到床头,上啥课拿啥书。那时,我特别爱看书,也特别爱惜书。沐春陶冶情操,读书洗心清脑,呼吸新鲜的春光,非常惬意。
  现在,有了书房,靠墙的书架排满了书。虽然儿子经常向我推荐电子书,但我还是愿意到书店去,淘几本自己喜欢的带回来。
第二章 夏•车
  中学时代,骑着单车,“永久”牌的,到杉木林读书,不用下车,一片腿,坐后座,俩脚一支,伏座读书。一垫脚,就可“打道回府”。
  我们家和车有缘。1973年以前,爸爸拉板车,据说,东家借西家凑,买了辆板车,有时一趟“活”,来回需要好多天,用双脚踩出300多华里。后来,爸爸开上了小江淮,成了当时县城里第一批驾驶员。再后来,爸爸不停换车:小江淮、罗马布切奇、大江淮、大黄河,到当时他所在单位唯一的一辆小车,“飞虎”牌小货车。
  1992年,我想要部好一点的车子接新娘子,排队将近一个月才有机会,当时全县才两部桑塔纳。
  今夏,我拿出了积蓄买了辆“斯柯达”,停在机关大院,望着它,我想起了当年的“伏尔加”,想起了开了一辈子车的爸爸。
第三章 秋•桥
  只要在秋,就能想起疼我爱我的外婆。幼年,我和外婆就在涡河的一个小叉叉上,一个被称为渡口的地方摆渡,其实渡口旁边有座木桥。
  只要下雨,那座千疮百孔的木桥,肯定遭受“灭顶之灾”。即便天朗气清,好多老人和孩子也是坐船。
  1976年,我上初中了,木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栏杆的水泥桥,连架车、拖拉机、甚至大汽车都能过了。
  好多年后,旧地重游,我发现那水泥桥旁边多了个伙伴,当时人们称之为“双桥”,一条东去,一个西来,桥上车水马龙。见到儿时玩伴,他现在高速公路的收费员,伙伴告诉我,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风景了,中央财政拨付了14个亿的资金专门治理涡河。是啊,秋风和煦,恬淡平静。桥上车多了,人少了,我心里也在祝福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第四章 冬•房
  当年,爸妈用几个藤编的煤筐,在板车棚里把我和全部家当圈起来,成了小屋。小屋的旁边是个很大的花园,爸妈出门拉车,我每天就和邻居在一起,听故事,学象棋,采草药,捉迷藏……
  一段日子过后,爸妈每天下班拉一车土,慢慢的我们在坑边有了一间土房,慢慢的我们又有了一间砖房,旁边还多了一小间我的小屋,那时被叫做“防震庵子”。直到改革开放,那三间屋才重新翻盖成了一体。
  有儿子那年,我们家盖了个两层小楼。去冬,在市里又买了一套房子……
  闲时,我总是有一种冲动,喜欢用文字来表达一种成就,一种个体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成就,我想,千千万万个人应感同身受吧。
一个农民父亲的思考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就是我的父亲。
  包括我都曾根深蒂固的认为,我的农民父亲,一年能有多少颗稻谷收入,就得有多少滴汗水落下,父母的每日每餐都是他们实打实的自我劳作得来的,他们就这样苦过了六十多个年头。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我的父亲居然得到了一张国家给予的镇保卡,当时是每月近四百元。这张卡呀,可算是真的神奇了,年年“涨价”,越刷越多,到如今,每月可从该卡里刷出六百多元钱了。
  父亲,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他放下了手中的锄头,点了跟大前门牌的香烟,对着田野里正在冉冉升起的旭日开始思考起国家大事来。他纳闷了,国家打哪儿来那么多钱?我这农民一个,就是一年四季啥活都不做,也能拿八千元钱啊。八千元呀,八千元是个什么概念?1988年时,我们家造了三间开的两层的楼房,总计就用了八千多元钱,也就是说,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妻,几乎得用一辈子的农务劳作才能盖起一幢属于自己的乡下楼房。而如今,父亲一年就可以“白拿”国家一幢楼房。我理解父亲,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农活,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想一想共产党,想一想改革开放的好处。
  有一次,父亲终于忍不住问我说:“国家哪儿来那么多钱给我们老百姓用呢?”
  我说,国家有专门管理养老金的部门,那养老金从哪里来的呢?养老金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每月从工资里交给国家的。国家负责叫年轻人每月按时缴纳养老金的同时,每月按时把这些养老金划到老人们的养老卡上(养老卡有几种,比如,社保卡、镇保卡等),所以,可以说是年轻人在养老年人。
  我本想大致应付一下就算了,哪想到他认真的,还真不好对付呢?
  父亲说,那也不对呀。就拿我们父女俩来说吧,你每个月交给国家管理的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但阿爸我每月要拿六百多元啊,不是差一点点哦。
  我只得向父亲再作解释说,我每月是只有交给国家一百多元钱,但我的单位还要为我交给国家好多养老金呢。父亲说,就算“你一个娃能养一个爹”,那也不够啊。你瞧,咱们村上有一半的老人有镇保卡,可只有几个娃像你那么有出息。父亲把范围扩大了,从“一个孩子养一个父亲”扩大到了“一个村庄的孩子养一个村庄的父亲”了。
  我的回答随着父亲的思路推进说,我们村上这些镇保卡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农田被国家征用了,国家征用了我们农民的田地,就给了我们镇保卡作为生活费。国家征用我们农田做什么了,引进外资企业了,我们村上这家外资企业里的年轻人,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他们每月交给国家的养老金,国家会统筹安排的。
  我的解释或许与事实上的农民镇保卡的资金来源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对于农民父亲来说,我是无法用十分专业的语言让他明白的,所以只能是大致形象的比喻说明。父亲终于肯定地点头认可了我的回答。
  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回乡下老家探望父母时,父亲又提出了困惑说,这钱还是不够呀。他说,村上的健身房、篮球场、还有环线车……
  父亲说到“新农村”了。
  我开始感慨,几乎与此同时的沉浸到了“我们国家打哪儿来有了那么多钱”的问题中;我更开始感叹,感叹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如今生活在新农村里,过上了新生活的同时,他们一个个史无前例地仰起像干裂的农田一样的脸来思考“这样的好日子究竟是怎么来的?”
  谁说咱农民没有思想,以前只是没到那种令他们万分激动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农民在思考,就是整个国家在思考,农民幸福了,就是整个国家强盛了。
  正巧,我是个在外资从事财务工作的来自农村的娃。出于对父亲不断思考的敬意,更出于对国家确实富裕了的肯定,悄悄拿出了公司里的一张税单,盖着国家税务局大红印章的税单给父亲看。父亲不识字,但不知是这张税单本身具备了引力,还是他看到上面的五百万元而惊呆了。阿拉伯数字父亲还是认得的,我说:
  “阿爸你数数看,5下面有几个0”
  “有六个0。”
  “那就是五百万元。”
  我们公司一年仅仅企业所得税就交给我们国家五百万元,还有他们外国老板及干部每月的工资也要交税给我们国家,有一个外国人,他每月的工资税就达到六千多元……
  这些可都是女儿我亲手做着的工作,不是听别人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外国人的工资税金那可是实打实的把他们的钱划到我们国家的税金库里去的,这些个划账的银行单子可是女儿我亲手填写的,每月都划。
  父亲拿着那张五百万元的税单看不懂还是看的同时,听我说着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听的入了迷。
  我说,咱们这个村上是只有一家外资企业,可是在我工作的工业园区里,那外资企业可多了去了,一家挨着一家的开,现在都有银行,可以划帐,如果都用现金付的话,那我们国家税务局收款处是点钱都来不及哦。
  父亲放下了税单,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红双喜”牌的香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吐出一口香香哝哝的烟雾,说,这个就是你们一直挂在嘴上说的“改革开放”吧,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即使啥活也不干,一年也可以“白拿”国家八千元钱!
青春中国的色彩记忆
姥姥今年80岁了。
  她最爱穿红色,红色的外套、红色的毛衣、红色的袜子,并常常兀自对着镜子“臭美”。我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是个美丽的女人。
  现在,她已有些轻微的老年痴呆。从最初叫混几个孙辈孩子的名字,到现在几乎大部分的人和事都记不得了。可唯有一件事,她却记得非常清晰――她曾经是厂里评的劳模,那是她的荣誉和信仰。
  那个时候,她在厂里的工作是烧锅炉。不论春夏秋冬,都裹上厚厚的棉衣,在锅炉房里费力地铲煤。火光印红她的脸,红彤彤的,如同那个年代。
  姥姥不识字,这是她一辈子的痛。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学写字。至今家里的抽屉中还保存着她练字的田字格本,歪歪扭扭的字体透着用力刻画的痕迹。
  从我记事起,就是姥姥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身影,她是忙碌的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人过于注意她的内心。直到她老了、我长大了,才渐渐体会到她的心底一直有一个关于红色的追求和记忆。
  妈妈上山下乡的时候才18岁,青涩稚嫩如田地里的麦苗。
  一直对那个年代充满好奇。看过很多描写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但看得越多就越困惑,那个年代的知青究竟是积极还是迷茫、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一直没有答案。
  妈妈的描述却是轻描淡写:吃红薯,挣工分,积极争取入党和回城,迷惘而倔强。
  我似乎能够看到三十多年前的妈妈,戴着大大的草帽,挽起裤脚,像农民一样在地里劳作。有时候,她会抬起头看一看天空,眼神中有一些惆怅;大多数的时候,她只是干活,心底装着一个“回家”的梦想。
  妈妈常说,插队下乡的日子教会了她很多东西,包括如何独自生活、如何为人处事。她就像一株小小的野草,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最终闪耀着翠绿色的光芒。
  也许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幸福或不幸,只是不同的青春记忆而已。
  也许越是艰难的青春,就越值得怀念和记忆。
  我今年25岁,正处于属于我的青春年代。
  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没有火红的运动,也没有远离和漂泊,只有静静地读书和工作,为心中的那一点小理想而奋斗,平淡却也真实。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可以看到奥运会的火炬在自己的国家点燃,可以骄傲地迎接全世界的目光。这曾经几代人的梦想,有幸在我的青春时代得以实现。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记忆中的皮筋和沙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匆忙的脚步和地铁呼啸而过的痕迹。
  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可以有自己理解的成功模式,张扬而多彩。我看到姚明耀眼的辉煌,也看到“钱小样”平淡的坚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一直在想,应该用哪一种颜色来描述这个时代呢?
  最终,选择了橙色,黄澄澄的耀眼的橙色,像阳光一样的橙色。
  没有红色激越,没有绿色清澈,但橙色却是一种快乐张扬的颜色。它更自由,更生动,更绚丽。
  这就是80后的青春吧,没有所谓的伟大与渺小,只有认真简单快乐的生活。
  就像现在的中国,在平静中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秋天的故事
时间被定格在十六年前秋天的一个早晨。那时,我哭了,那一年,我读二年级。我清楚的记得,那是我上学唯一的一次迟到。
  读小学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因为学校离家并不远,我从来都不担心自己会迟到。那时,迟到是要罚扫地的,而从不迟到的我也成为老师树立的榜样。只可惜那时我不懂得“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道理。
  那天,母亲早早的做了早餐,然后就与父亲一起去镇上“交粮谷”。在南方,地里一般是种水稻的,待到金秋时节,农户们热火朝天地收割着沉甸甸的稻子,稻谷晒上几日便可入仓。只那时,收割的谷子要留出一部分上交给国家,在家乡,这个上交谷子的过程便叫“交粮谷”。趁着早上凉快,父亲和母亲各挑了一担沉甸甸“粮谷”便直奔镇上粮站。那时时间尚早,我吃了饭就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待我准备上学,这时才猛的发现父母把我的书包锁在卧室了。于是我跑到镇上,终于迟到了一回。
  老师或许被我委屈的眼泪打动了,那次迟到居然没有罚我。只是,从此我对“交粮谷”便记忆深刻、没齿不忘了。其实对于我这个年纪农村出身的人来说,“交粮谷”应该都不陌生。我家在通往镇上的马路边,每当那个时节,在清爽的早晨,总能看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络绎不绝的农夫,他们挑着刚刚收割的稻谷。为了把“粮谷”交到镇上,有的农户天还没亮就要起床然后赶上十几里的山路。那时,镇里好些村子还没通公路,物资运输大部分只能是肩挑手提。
  后来几年,“粮谷”渐渐被“统筹款”取代,那些距镇里较远的农户终于不必挑着稻谷赶上十几里地了,只是对于农民而言,每年几百元的支出依然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可那时谁都认为给国家、给政府交“粮谷”、“统筹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谁都不敢想象再过几年这种思维居然被颠覆了。
  时间的齿轮停在了四年前秋天的一个早晨。那时,我笑了,母亲也笑了。那一年,我读大一。金秋时节,南方的农村正是一番忙碌的景象。对于身处远方的我唯有打个电话问侯一下忙碌的父母。
  一阵家长里短之后,我终于又提起了十几年前的那次迟到。我问母亲:“现在还交粮谷吗?母亲传来喜悦的声音:“早不交了,现在种地国家还发补贴呢!你还记得那次‘交粮谷’啊!”母亲在电话那头开心的笑着,我亦舒心地笑着。虽然自己早就知道国家要取消农业税,可是当这项政策落实在自己的身边时我还是有点惊喜。
  其实,这几年在外求学每次回家都会有惊喜,我家门前的那条马路现在已经拓宽硬化,马路两旁又新修了不少民宅,电视电话已是百姓寻常的电器,有的邻居家里已经装配了电脑……
  二十三年的人生阅历并不算长,二十三年的故事并不多,但历史却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出生之后的二十三年,神州大地风云激荡、日新月异,中华儿女描绘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书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篇。
幸福路上的“四大件”
前些日子邻居的儿子结婚了,在县城里买了楼。儿子开出租车为业。新房的家具、节电环保冰箱、超薄液晶彩电、豪华婚纱照等等自不必说,还有电脑,也是超薄液晶的。人家还去了大连旅游呢!
  看着那对帅气光彩的新人、来来往往贺喜的人们和兴高采烈的热闹场景,我在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太幸福,太时尚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塞外小镇上的普通人家里,儿女结婚“必备”的“四大件”全齐了,而且是纯“21世纪”的,一点不落伍:楼房、轿车、电脑、新婚旅行!
  听奶奶讲过,她和爷爷结婚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房子是和爷爷的兄弟一起住的三间草房,中间的外屋共用,锅碗瓢盆都是左邻右舍“添箱”送的。家具是一口笨重的红色老躺柜。到后来觉得最有纪念意义的,就是那已经发了黄的四张不同尺寸的黑白照片了。有时候,奶奶一个人默默地翻看着那四张照片,神态安详,仿佛在回味她当年嫁给爷爷时的甜蜜与幸福,亦或是在感叹岁月沧桑,韶华已逝。她说那是她和爷爷结婚时的合影照,照片上爷爷好像很严肃,而奶奶则甜甜地笑着,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两条不长的麻花辫搭在肩前――敢情奶奶年轻时还是个大美女呢!她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寄托在了今天看来毫无浪漫气息却有些大男子主义的爷爷身上,以后的几十年都是为他喜,为他忧,伺候他一直到老,但她是那么满足,从无怨言。是啊,在那个一切提倡简朴的年代,人们的爱情,乃至结婚礼俗都是朴实无华的。
  我的父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结的婚,据说那时讲究的人家结婚都必需要买自行车、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似乎从那时起,就渐渐形成了“四大件”这个词,而且这个词在所有成年的人心中深深地扎了根。父亲兄弟多,母亲只得到了以上“四大件”中的一台缝纫机,其他“三大件”是后来自己攒钱买的,连房子都是自己建的,母亲依然没有什么不满足。当时的“四大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自行车是唯一的代步工具;手表戴上可以随时自行掌握时间,提高生活、工作效率;“半导体”是唯一的接收外界信息的媒介;家庭大人小孩做衣服都要靠缝纫机,几乎很少有人家买现成的衣服,谁家没有缝纫机可“缺手”了,记得母亲当年就曾多少次一连几天夜以继日为别人家做衣服。现在不用自己做衣服了,但母亲对那台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的感情可深呢,很感激它在当时为家人和邻里穿衣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把它擦得干净放亮,用漂亮的台布罩好,放在家里不易触碰到的地方。可以说这个年代的“四大件”依然很朴实,毫不奢侈,但它们像伙伴一样伴着父辈人度过艰苦年月,帮他们向着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目标一步步迈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大件”变成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石英表。我的三姨是1984年结婚,我至今能清晰地记起三姨结婚没多久时,戴着婆家给买的“琼花”牌机械表来我们家,无意间在腕上露出来,又不好意思地藏进衣兜里,跟她一起聊天的她的(女)同学赶紧连翻带拽地掏出了三姨的腕表端详着,惊讶地问她:“你结婚啦?”三姨笑了,年轻的脸上泛起了粉红的飞霞,幼小的我看到那同学立刻显出无比羡慕的神色。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她是羡慕三姨比她先嫁,更羡慕三姨婆家舍得给她买那么好的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显示着出了嫁的姑娘在婆家人心目中的分量,它让新嫁娘很风光,有面子――在“四大件”中,手表比其他三件的代表意义更大。“四大件”的“幸福”内涵升级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摩托车、手机、电脑和空调成了结婚“四大件”的主角。如果谁家儿女结婚没有这些,很多时候会被笑话的。条件好一些的娘家也会陪送其中的一两件。刚结婚的小两口骑着摩托车外出兜风,临时分开时用手机传情达意,电脑网络视频聊天,回到家里空气冷热能换,酌度自调,多浪漫、多轻松、多惬意的日子!成家不再是辛苦、负担和劳累,“四大件”带着父母和亲朋好友的祝福,陪伴着人们越来越舒心地走向结婚的红毯,走进多姿多彩、美满醉人的婚姻生活,这也迎合了当今人们充分释放自我、享受个性的时代需求,人们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一大截!
  新世纪的今天,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贷款买车、购房,预支消费卡,让人们提前过上“小康”,之后再分期付款。从奶奶的四张老照片,到母亲的上海产缝纫机,到三姨的“琼花”牌手表,再到摩托车、电脑,直到而今的楼房、新婚旅行,无一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成为时代的象征,留下时代的轨迹,印证着60年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追求和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重天地的坎坷而辉煌的历程、满怀的信心和坚强的决心。结婚“四大件”的“含金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步步升级,内容及内涵的不断翻新,人们的生活状态、消费观念的变化日新月异,让我们在心中暗暗称奇的同时,怎能不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大、人民的福乐安康!
  在这丰收的金秋时节,谨以此文献给祖国60华诞,祝福亲爱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江山更加美丽多娇,社会更加康泰和谐,人民更加富乐幸福!
母亲的粮仓
今年六月,带女儿回了趟乡下老家。
  正逢麦收时节,没见过这么多粮食的两岁小女,看到母亲堆积如山的麦粒,欢喜地总要把自己的小脚踩在上边来回走着玩耍,当母亲把丰收的麦粒装进粮仓,女儿也不放过,还要外婆抱着她在那满满的粮仓里来回走走。
  望着母亲粮仓里一季满满的收成,泪水不尽溢满眼眶,曾经往事沥沥在目。
  三十年前,自己比女儿要大些。记忆之中,每到三夏大忙季节,大人们早早就磨刀嚯嚯,准备打响“虎口夺粮”的战斗。那时,村子中央古槐树上的那口破钟,被老队长当当敲响的声音,时常弥漫整个村子,经久不衰。
  老队长是个急性子,只要看见谁走路稍微磨矶,就会对谁瞪着两圆眼珠子,吼道:混球东西听听,鸟在树上都急疯似地叫,人还敢偷懒,想颗粒无收啊?!
  那时,因为仅仅施些粪肥,最多就是施氨水,所以庄稼长势就不怎么样,一亩小麦人们用镰刀一镰镰收割,不多时就抢收完。老队长指派些人用架子车拉一捆捆捆扎好的小麦,一车车倒在场子里,部分的男劳力还要把一捆捆的麦子堆成垛,怕下雨把麦穗淋湿出芽子,一季的辛苦就白费。
  孩子们也不让闲着,要到拉完麦子的地里去拾遗落在田里的麦穗,那麦茬总是会把嫩嫩的小手小腿戳得到处都是口子,可是,心里却是欢喜的。就因为喜欢在堆成圆锥形的麦垛里捉迷藏,感觉仿佛就如同身处在“碉堡”似的。
  在修好的“碉堡”旁没玩几日,大人们又拆了。逢着晴好的天气,得赶紧把麦子平摊在场子里,用牛拉碌碡来回的轧,轧一阵,停下来,人们又用木制的多股叉,把麦秸来回的挑翻身,接着又轧,来回几十趟,子粒完全从芒壳里脱离,还没有彻底的完工,等有风的时候要把麦粒从麦糠里扬出来。
  扬场这事儿一般都是男劳力干的,熬到后半夜起风了,一直睡在场子里的人趁着风得加紧把麦子扬出来。
  这下总算一切工序都暂告结束,小山似的麦粒便被堆在场里。
  那口破钟又被敲响,吆喝着让各家各户拿上口袋分粮。母亲就让我拿着一条长长的帆布口袋去排队。好不容易念到父亲的名字,我把口袋递给队长,我们一家四口人的夏粮就是一口袋的麦子。
  堆在我眼前小山似的粮食,也就是你家一口袋,他家一口袋,如同蚂蚁搬家似的分完。
  那年月的“粮仓”就是每家那长长的帆布口袋。自然多数人家是青黄不接的。
  当我上小学后,农村的土地包干到户,家里的粮食渐渐多起来,母亲让镇上工作的父亲买回圈粮的席包,我们家里才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粮仓。
  丰收后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之外,剩余粮食都是自家的。我们家的粮仓也一年年丰盈起来,终于不用顿顿吃那胃里老冒酸水的玉米面和黑面馍,一年四季白面馍和面条变着花样吃,粗粮渐渐地成了生活中的奢侈品。
  母亲用她的粮仓供我上完高中,又送我走进军营,当了一名共和国的女兵。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这些恐怕都是想都不敢想的美梦。
  如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越走越宽阔。到了麦收时节,联合收割机早就替代了镰刀。麦子熟透,联合收割机轰轰隆隆就被开到田边地头,母亲的四亩小麦用不了半小时就收割完,干净的麦粒只等着母亲装进粮仓里去。
  三十年前,田里所有的麦子收割完到分给各家各户要折腾长长的一个月,亩产量却仅仅几百斤,现在,全部的麦子收割完只用几天功夫,人们更懂得科学测土施肥,一亩地产量达到了一千多斤。农家户户都有了自己殷实的粮仓,母亲的粮仓也由原来的常被老鼠光顾的土坯房搬进了楼房,粮仓里总是满满的储存着粮食。
  曾经记忆里,粮仓就是长长帆布口袋的日子已经离我远去了三十年。
  国家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取消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民地里的一切收成都是自己的,国家还会发给种粮贴补,农民脸上谁能不乐开花!相信,母亲的粮仓会越囤越满;相信,天下的粮仓一定会更加的充盈!
  仓禀实,天下定;粮食足,民心安。
女孩和她的故事
女孩一出生,就注定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她出生在她的国度;其次,她和她的生日,是同一天。
  女孩的一声啼哭,沙哑而洪亮,像个男孩子。
  很多叔叔阿姨前来祝贺,他们为这个小生命喝彩的同时,还会夸赞女孩的母亲,为她选择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降临人间。
  正因为这样,女孩那像极了男孩子的名字,和她有关。
  正因为这样,女孩在每一次自我介绍时候,习惯地说上自己名字的来源。
  正因为这样,女孩在上思想品德课的时候会挺直胸膛,比任何小朋友都有激情,特别是当老师指着黑板上她的旗帜和徽章的时候,女孩想,自己和它们的关系,比其他小朋友都会接近!
  正因为这样,女孩在每次升旗的时候都会把那首代表她的歌唱到最大声,虽然她的嗓音不怎么动听。
  女孩的成长路上,和她有关的记忆,总会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11岁的春天,女孩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用她小小的身躯冲破一道道人墙,站在了看升旗队伍的最前方,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她又激动起来了,甚至有些发抖。感觉离她好近,仿佛能触摸到她的呼吸。
  那时候,彩绘在公交车上的“新北京新奥运”标志,穿梭在北京大街小巷,也深深吸引着女孩的眼睛,她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
  11岁的夏天,女孩和爸爸妈妈一起熬夜看“申奥”,家里突然停电,爸爸又扭开了收音机,终于等到了萨马兰奇的那声“北京”。在黑暗中,女孩欢呼雀跃,竟从床上跃下,幸好那床不高……从那时起,考上北京的大学,做一名奥运会志愿者成为了她的梦想。
  11岁的夏末,女孩升入市里最好的初中,那年冬天,她写信给校长,要求做一名每周一早晨都出现在操场升旗仪式上的护旗手。却很不幸的得到校长的安慰――升旗手和护旗手都是男生,而且是初二,你要好好学习。
  好吧,那就好好学习,女孩一直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好好学习是爱她的最好表达。女孩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考上了市里最好的初中,然后是市里最好的高中。为了她,也为了那个梦。
  女孩是个乖孩子,一直很谦逊,但也曾经在高中的政治课上跟同学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力挺她的前途,她的制度……
  别人都说女孩是个很“红”的孩子,女孩想了想,说,是因为自己出生的日子吧,她认为,那应该是让她与众不同的原因。
  17岁的夏天,女孩来到了北京,在一所团中央直属的高校读大学。但是,圆梦不太完美。由于太重视奥运场馆志愿者的选拔而在面试官前紧张的发抖,18岁的夏天,女孩只能作为一名奥运城市志愿者,地铁站的客流量很大,工作很忙,每次回学校,她都嗓子沙哑、腰酸背痛。因为她有一个习惯――站起来微笑着回答问路和咨询,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于自己工作的负责。为了盖过地铁的轰鸣,她必须很大声;为了应付不断涌现的乘客,她没有时间坐着。
  但是,即使如此,女孩也很快乐,她对生活,有着打不死的热情。
  成绩不再是生活的中心,女孩参加活动,参加社团,读书看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她逐渐变得成熟,学会了思考,学会了面对人生,学会了看事物的两面性,学会了挖掘背后的为什么。
  19岁的夏天,经过层层推选,女孩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大学前两年,她上党课、自学党的理论、关注时事和社会、关注民生,有一些疑惑,也有一些感慨,她试着去感受和体验外面的世界,去探索自我人生的价值和她的关系。特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的谈话和帮助,使女孩对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坚信自己更爱她,只不过,是更理智的爱,更深沉的爱。
  一切都只是因为女孩和她的生日都是10月1日,女孩是八零后的尾巴,比她小整整四十岁。
  女孩就是我,而她,就是我的祖国。
  依然习惯于在每一次自我介绍时说“我叫张庆华,庆祝的庆,中华的华,爸爸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是国庆节出生的”。
  我很爱她,一直都爱她,虽然我只是她13亿个儿女中的一员,和她同一天过生日的人还有很多人,我微小到她丝毫都不会知道我的存在。
  不,她一定知道的,因为,我一直认为跟她同一天生日很重要很重要,我很用心很用心的去爱,去付出,去为她做事情,她肯定会感受得到!
我的交通工具四步曲
一、儿时玩不够的杠铃车
  如今,四五十岁左右的人谈起少年时代所玩的游戏,可以说是有讲不完的情趣、道不尽的欢乐,而最令人动心的回忆其中就有玩杠铃车。
  所谓的“杠铃车”其实就是我们用轴承自造的3轴承或4个轴承的可以制动方向的一种极其简陋的俩人互相配合的赛车玩具。这种“杠铃车”的大小如同当今少年所玩的踏扳车,其后两轮子固定;前轮子固定在一根比较长的木秆子上,木秆子一端固定在左前方可以前后摆动,以确保“杠铃车”在被动前进时操作者能够用脚掌握方向。
  玩“杠铃车”的具体规则是;一人端坐“杠铃车”上当操作者,另外一位在其背后推动是为副操作者。
  “杠铃车”在行进中操作者用脚掌握方向,副操作者全力以赴推动操作者驱“杠铃车”前进。这时“杠铃车”就会与地面发出十分响亮的金属摩擦的轰隆隆的声音,(也许这种十分响亮的金属摩擦的轰隆隆的声音就是“杠铃车”名称的来历)。伴着孩子们的一阵阵的欢快的笑声,呼啸而过的“杠铃车”成为我们孩子快乐的每一天。
  玩“杠铃车”最苦的就是副操作者推动着操作者上高坡。每次上高坡,副操作者都得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奔跑,往往是“杠铃车”上高坡,副操作者也累得气喘吁吁了。
  当然,有苦必有乐。玩“杠铃车”最惬意的莫过于“杠铃车”下高坡。这时副操作者可以双脚踏在“杠铃车”的后尾,两手扶着操作者的双肩,半蹲在操作者身后,借助惯性“杠铃车”顺坡而下,副操作者此时此刻就可以尽情享受不劳而获的兜风乐趣。玩“杠铃车”最骄傲的就是谁的“杠铃车”轴承大,谁的“杠铃车”马力就大,跑得就快,操作者便可以驱车横冲直撞,而那些小轴承的“杠铃车”往往会因为地面不平整(那时基本是土路)跑得又慢又累,还得东躲西避以免遭到碰车之苦。的确,别有一番情趣。
  我小时候经常因为贪玩“杠铃车”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埋怨。由于我太原意玩“杠铃车”了,一直想着有个大轴承的“杠铃车”,而且还是4个轴承的。于是,自己竟然瞒着父亲和母亲在自家的小院里悄悄地制作一个4轴承的、可以把握方向盘的“杠铃车”。比起3个轴承的“杠铃车”,我当时制作4个轴承的“杠铃车”已经是很先进的了。甚至,我连车号都制作了,那是在一块三合板上我用刀子抠出来的一组“5461”。这个车号的意思就是“54”代表青年;“61”代表儿童,我想玩得更开心。
  正在我满怀希望地已经将“杠铃车”整体车架子完工的时候,被父母发现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坚持完成“杠铃车”的制作任务。眼看着即将完成的“杠铃车”,我实在舍不得放弃,可是,父亲和母亲又是那样十分坚决地要让我把已经快完工的“杠铃车”整体车架子劈柴,父亲和母亲甚至对我采取了皮肉和“不许吃饭”进行惩罚。那个年代我是绝对听话的孩子,我是在很伤心、很不情愿又很违心地情况下放弃了已经快完工的“杠铃车”。可是,那个刻骨铭心的用三合板抠出来的一组“5461”车号,我便留了下来,以此记念我的“杠铃车”未了梦。这个孩子年代把玩的东西至今我还保留着,从此可以看出我对“杠铃车”是多么的“不了情”。
  二、我与烟台自行车和青岛火车站的缘分
  随着城市交通和建设的发展与改造步伐的加快,过去曾经引以为豪的老建筑正在逐渐消失。然而,旧时的记忆却会随着当年无意留下的照片而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深处,难以忘却……
  1977年,属于10年“文革”结束之际,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时。21岁的我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那年我刚刚由知识青年的角色从农村走进城市,成为钢厂的一名工人。由于钢厂处于城市郊区,当时交通并不方便,我乘车上班中间还要倒车,最终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一直希望父亲和母亲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可是,那时买自行车可是家庭大件消费,我也只是希望而已,后来姐姐托人从烟台买了一辆20式的“飞蝶”牌自行车,价钱是82.20元。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相当于我两个半月的工资。的确是高消费了。姐姐知道我愿意骑自行车,就送给我了。
  由于这辆天蓝色的“飞蝶”牌自行车属于紧俏商品又十分小巧玲珑,在青岛当时还没有第二辆,的确十分招惹人喜欢。骑在大街上,回头率还是很高的。想当年,每到工厂休息日,我便骑着“飞蝶”牌自行车出去神溜,很是得意洋洋。父亲和母亲总是叮嘱我“小心”。
  一天,我兴致勃勃地骑着骑就来到了青岛火车站。当时青岛火车站附近有不少个体照相的,我便以青岛火车站为背景,依靠着“飞蝶”牌自行车为道具留下了一张“我与烟台自行车和青岛火车站”的合影。
  如今,20式的“飞蝶”牌烟台自行车在青岛早已经没有销路和其踪迹了,往日的风采也是荡然无存了。然而,青岛火车站的面貌也是今非昔比了。照片上的青岛火车站早已经成为人们记忆里的东西。照片上的青岛火车站为地道的德国“文艺复兴风格”作品。整个建筑以钟楼和候车室(“青岛站”名下建筑为候车室)两部分为主,钟楼高30米。其中,钟基、窗边、门边以及山墙和塔顶的装饰都是用花岗岩石砌成。
  现在的青岛火车站已经是在1988年进行大规模改造后的基础上,又一次规模更大的扩建与改造。
  自从1977年我开始骑自行车上班一直到1997年,这期间我一共骑破了4辆自行车,除了“飞蝶”其中有两辆“大金鹿”和一辆“海德曼”。尽管如此,其代价自然是我的身体得到了无微不至的锻炼。
  三、骑摩托车上班潇洒不忘安全
  后来,我从1997年开始骑摩托车上班,至2001年我骑了4年摩托车。我从1997年2月开始终于可以结束已经骑了10余年的自行车经历,改成十分潇洒地骑摩托车上班了。
  骑摩托车上班最让人高兴的是,过去“出大力流大汗”地骑自行车时的那种“磨练”感觉没有了,有的尽是轻轻松松“兜风”的快感。更令人欣慰的是,原来骑自行车即便快速也需要40多分钟到达工厂。骑摩托车上班时间相对地已经可以固定在了20分钟之内;过去一趟自行车运动“夏天浑身是汗;冬天寒风刺骨”的遭遇,也在骑摩托车上班之后大大改观。
  每天只要把摩托车发动起来,自己就不用再“手忙脚乱”如登自行车那般费力了。大大地提高了我上班的速度和奔波的效率。上下班奔波的效率提高了,心情自然也精神爽了。至2001年我骑了4年摩托车。
  4年车手经历,1400多个日子。在车水马龙中川流不息地循环来循环去,也许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自己当然不会全是“一帆风顺”。在我4年车手经历中,潇洒着的我记忆深刻地是发生在2000年农历八月十五、我下班途中遭遇的一场车祸。
  那天下班,我象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一路驰骋着。当我快接近李沧区飞机场加油站附近的时候,突然一辆从飞机场加油站逆向急驶而来的“小公共”迎面向我扑来。我当时就慌张了。刹车不及已逃脱不掉的我,当即与“小公共”发生正面撞击。我被撞出四五米远,摩托车歪倒在地,头盔飞出10米之远……
  当时我与车体猛烈撞击的刹那间,头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死定了”。
  在噩梦一般的现实中,我本能地从地下挣扎着爬起来,迎着我的是围观者惊恐万状的脸。第一感觉“我没有死”;那惊恐的目光,使我不由自主地、也是下意识地摸向后脑膜,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血迹、脑浆;我长吁了一口气,再揉揉摔疼的腿,也没有站立不稳和动弹不了的感觉;再环顾左右,自我感觉一下周围环境,很熟悉,没有意识不清的糊涂状态。那一刻“死里逃生”的恐惧经历,真得让我刻骨铭心地由心底给自己“庆幸”――上帝保佑。我还活着。
  庆幸的是我一直坚持佩带头盔,所以应该说是头盔救了我一命。
  经历了这么一场因为自身遵守交通规则都能发生的“死里逃生”车祸,更使我对交通安全有了深刻认识。因为我知道,这场车祸,我若不戴头盔,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说,无论什么条件下行车,都要坚持戴好头盔,按照交通规则走正确路线。
  四、班车就在家门口上班方便下班快捷
  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单位的班车也在不断更新并提高档次。我终于可以放弃摩托车,在上班和下班的时间舒舒服服地坐上了班车上班了。有班车在老地方等着。自己仿佛感觉班车与我约好了,它很守时,总是默默无语地来接我。每天,只要我看它从来路上显露出那熟悉的身影,我仿佛就开始为一天的工作进行热身运动了。
  班车来了,由远及近。让我由朦胧的感觉到新颖的身姿。它敞开胸怀迎接我。有了它,从此我上班不再担忧迟到;不再劳神倒车;不再牵挂路途遥远;也不再担心遇到小偷……因为“班车无贼”尽可以放心,“抬头不见低头见”,再生疏的面孔,坐班车也难逃熟悉的过程。
  有班车真好,载着我,也捎着我的心一路迅跑。有班车陪我走在上班的路上,我可以一路舒畅地看着路边各种风景并浏览各色行人;或一路陶醉地沉浸在构思着感兴趣文章的思路里。
  下班的路上,班车在老地方等我。远远地看见它,它静静地不事张扬的个性让我感觉亲切。我不紧不慢地走向它。因为一天工作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有班车作伴真得让我很开心。
  上班的路上,班车在老地方等我。春夏秋冬我不怕风吹雨打。
  下班的路上,班车在老地方等我。一年四季我无畏路途遥远。
  坐班车上下班的日子,有时真的觉得挺有趣的,来去匆匆。班车里也是一个小舞台,各种各样的人,每天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故事,让这个小小的空间来点缀生活,让人们有时会忘却疲惫、忘记烦恼。
  人生如歌,经历过了的事情也许是从低级到高级。就象我这《我的交通工具四步曲》,不正是从“杠铃车”到自行车又摩托车至班车吗?那整个小路径到大马路又道路至高速公路还不更是由羊肠小道到康庄大道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吗?
  下一步,城市地铁,空中交通,海底隧道……为期不远,我们也在积极准备着,拥有着自己的高级轿车当然不会是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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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人。本文首先通过简要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情况,论证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真理;同时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的构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内涵及其特点作出了概括;接着指出,毛泽东所阐明的中国必须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必须走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等的思想,保证了中国胜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本文最后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论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论断。194910119211927__197812“”219941481948919493619499195441“”&5199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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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F基其人,颇有魅力。之一,是说话非常有特点,且不说其办事作风,嘁哩喀嚓,雷厉风行,只要一开口讲话,就会把人。所以,当今中国,喜欢朱F基且拼命他摹仿他说话的人,不在少数,惜乎不得其门而入,可望而不可及,学不到手也。
  现在好了,《朱F基答记者问》终于问世。
  说是终于,是因为此书收录了朱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期间60篇精彩的答中外记者问和境外讲演,其中大部分内容,系国内首次公开发表。
  欲学朱F基说话,此乃绝好教材。那日购得一册,认真推敲,仔细研读。愚以为,朱F基的魅力,体现在说话之中,有以下3个特点。
  魅力之一,坦诚
  人之交谈,贵在交心。说话一有诚意,魅力油然而生。朱F基回答记者提问或接受采访,很少说套话,打官腔,总是以坦诚之心,与对方。所谓无之技巧,乃大技巧也。
  ――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退休之后做什么”时,朱F基说: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0年11月23日,在新加坡谈中国证券市场等问题,在回答“厦门远华走私案查处有没有困难”时,朱F基说:没有困难。无论涉及谁,我们都要一查到底,都要把他追查出来。没有任何困难,不会碰到任何阻力。如果有阻力,我们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你希望中国人民在你离任之后最记得你的到底是哪个方面”时,朱F基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F基还是办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以上三问,答得何等直率,多么痛快!
  答问者,沟通也。你的心敞开有多大,对方的心,也就打开多大。越是直率的人,越容易与人迅速沟通,越能在最快时间赢得对方好感。
  魅力之二,睿智
  坦诚不等于别人问些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什么问题,都要按提问者的要求作答,那就难免有时钻进某些人的圈套,陷于被动。当然,问题既然提出来了,总得有个呼应吧,切不可装聋作哑,避而不谈,这就考验答问者有没有政治家的智慧了。 
  ――1999年4月13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时,伍问道:有个问题是关于你自己的经历的。你曾两次被下放,我知道你在养猪场干了很多年,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你的经历是否告诉你,中国不怕不同政见?
  朱F基回答:我不认为我个人经历的细节值得在这里讨论,但我认为,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个人经历。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为我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毕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斗争的人会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
  ――2000年10月14日,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主持人筑紫哲也问: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被人威胁。据说,你有过4次险遭暗杀的经历,祖先的坟墓也被炸了。你自己也说过走在“地雷阵”上,听说还准备了棺材,是吗?
  朱F基回答: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得一谈。
  该详则详,宜简则简,这是朱F基答问又一特点。细心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在不止一次两次回答关于个人遭遇问题时,朱从不详述,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魅力之三,幽默
  幽默,乃人类谈话处事之最佳境界,一个人能随时随地不知不觉而又非常自然地表现出幽默感,必然大受各方人士欢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说到幽默,朱极擅长,其幽默感几乎如影随形,看似信手拈来,却又处处精彩。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在谈到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时,朱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在谈中国加入WTO组织时,朱说: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当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
  ――1999年4月9日,在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思考克罗夫特谈中美关系时,朱说:中国是不是美国的威胁?我说,我们能威胁什么呢?克林顿总统不是讲了,中国只有20多件核武器,美国有6000多件,那你们怕什么呢?我必须声明,中国是不是有20多件核武器,我确确实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克林顿总统是通过什么方法知道的。
  ――1999年4月1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和答问时,朱是如此开头的: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MIT(麻省理工学院)来,使我能够有机会会见这么多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友。昨天在纽约,我的好朋友达克特克森杰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作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作学术演讲。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是我70岁了,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也拿不到你们的学位了。
  ――2000年10月14日,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朱自我介绍:不久前,日本执政三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向我提出忠告:“届时你无论如何要保持满脸笑容,越是对你提尖锐的问题,你越是要笑。”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平常讲话的时候,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今天我要努力去做,尽量保持笑容。希望朋友们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勉强,更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可怕。请多多关照。
  类似例子,俯拾皆是。最后,摘录朱接受同一采访中几个即兴问答,以飨读者。 
  筑紫哲也(主持人):听说朱总理只怕劳安,她什么地方可怕?
  朱F基: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
  筑紫哲也:假如劳安不在演播厅,你是否会做同样的回答?
  朱F基:当然,表里如一嘛。
  一位女大学生:我正在学中文,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唱歌。总理最喜欢什么歌?能不能唱一段?
  朱F基: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国歌。如果我现在要唱的话,你们都得起立,我想我还是不唱了。
  幽默,常常能化干戈为玉帛,融僵持为沟通,变沉重为轻松。在巧妙的自嘲和搞笑中,大大缓解气氛,拉近人的距离。所以,在西方,倘若某人演讲中缺少甚至没有幽默感的话,人们就会说,这家伙完了,他失败了。
  朱F基说话的魅力,还可概括若干,但择其大要,在坦诚,在睿智,在幽默也。
  其实,任何人说话,若能大体做到以上3点,虽不能说一定非常精彩,但招人喜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确定无疑的。
  当然,朱的魅力是其特殊经历和天赋秉性使然,一般人想学,是学不来的。&
文章录入:朱亚军&&&&责任编辑:朱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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