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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成功从政之路要点
【习近平成功之路要点：小火温水，常烧不断。具体表现为：（1）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父亲对他最大的教导就是团结他人，多为他人着想，务实工作。（2）走基层，了解民情和国情。（3）接受好的教育，从政之路节节胜利，步步为营，跟他的工作能力和他人扶持密切相关。（4）从不做过激的事情，但办事认真、负责。（5）有为民的情怀。习近平今后的工作任务不轻：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如何调整结构？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如何平衡外贸和内需关系？如何平衡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关系？如何惩治腐败和保证政治稳定？如何保证粮食和能源的安全？如何处理好外交和平衡中国的大国地位？解决这些问题，光靠原来中庸和随和的从政态度，恐怕不够了。他今后如何独挡一面，把中国带入全面小康，没有贫困的社会，13多亿人有很高的期望和期盼。我下面转载一篇文章，让更多的人对习近平有更好的认识。】&　　习近平接受《中华儿女》的采访，表示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不用宣传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所以他拒绝了很多对他个人的采访，但他还是用朴实的语言回顾了自己的从政道路。&　　习近平（以下简称“习”）：欢迎你们来。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　　杨：我们想也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宣传弄不好会引起副作用。&　　习：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写法总要把这个人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先生啊，你要写的是这个人，写这些有什么用再说，这个背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大家都知道，再炒来炒去真没意思。&　　杨：这种宣传确实没有意思，也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你们是群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新闻和出版媒介让人民群众了解你们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宣传还是有必要的。&　　习：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宣传，但是不能多，并要把握好分寸。现在有一种倾向，一写领导干部就要将你写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的，你把一个人写得完美了，人们就不相信了。同时，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离开人民群众，离开领导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认为还是多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领导班子集体为好。&　　杨：我听说，您在宁德的时候，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先要烧“三把火”，要轰轰烈烈干几件“大事”。您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体现出一种滴水穿石的精神。&　　习：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3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盃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曾讲过，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识青年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原文是杨筱怀在《中华儿女》发表的文章，转载于《财经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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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 西安交通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全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和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到过20个亚非欧国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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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时代邮刊】什么样的人适合从政
有很多年轻人向我提问：我是否应该从政?毕业后是否要考公务员？我会不会被体制化？还有：进入体制后，我能否驾驭体制、改变体制，而既不被体制化，也不被体制边缘化？……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很高兴年轻人在思考体制与个人的时候，并不都是从我能够进入体制掌握一些权力换取一些金钱出发的。可我却一次也没有能够对这些问题说“Yes”或者“No”。我不但没有年轻人想听到的答案，反而在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想去问提问者更多问题。
　　我应该首先跟他们解释一下不同体制中关于“从政”的不同定义。在西方，从政者就是指国家最高领导人、各地民选领导人与议会议员，他们才是“搞政治”的，被称为政治家或政客。一般公务人员则不能称为从政的人。而在中国，行政单位中的一把手几乎都是从公务员中挑选的，公务员一般就被认为是搞政治的，“从政”的人选被限制了，“从政”的人群却被扩大了。
　　弄清了这个区别，我们再来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果在西方，你要想从政的话，不一定要去当公务员，美国总统和议员有几个是从公务员做起的？他们有些一开始是商人，或者律师等专业人士，然后就去竞选议员或者州长了。目前在中国从政的途径却只有一种，就是进入体制，当公务员。
　　当路径几乎只有这一条时，你就没有多少选择了。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哪些人适合从政，以及从政后能够做些什么。
　　我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在体制内有所成就，要想比较快地升迁到较高的位置，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被“体制化”，至少假装到体制也以为你已经被“体制化”了。
　　看到这里的青年朋友一定很吃惊，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们面对的一些“体制”和你理想的差距，以及作为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它面前是如何脆弱。刚刚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对我说：我发现自己的领导非常有问题，也发现了一些体制的漏洞，甚至不久就发现这个体制是如何欺负体制外的普通百姓的，还掌握了证据呢……他们来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直面体制的漏洞，是否要把问题捅出去，是否要向有关纪检部门反映情况，甚至去媒体当英雄……
　　这样的问题常常折磨我。按照我个人的追求，如果我不是那么虚伪的人，我当然应该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吧，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管那个贪污腐败的是你的领导还是同事，都不能让他们再犯错误，再让国家和民众受损失。”
　　可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就这些向我提问的年轻人的能力与地位来说，他站出来，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他的领导和同事将会对他另眼相看，立即把他打入另册，“永不重用”。这样的结果，对青年人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了，我“还害了他”，甚至“毁了他”。
　　现在大家看到了我的矛盾心理，也知道我为什么总是无法明确回答青年人这方面提问的原因了。我非常赞同有人提到的“好人一定要从政”的说法，我还加上一句，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人一定要从政，尤其需要他们在中国从政，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需要他们去努力。
　　要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更好一点，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站出来，贡献自己的汗水、智慧与批评。我相信当今政坛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充满理想，抱着要改变某种体制弊端的心思去从政的。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很多从政的人们最终还是被“体制化”了，有的甚至失去了我们应有的政治良知。
　　每年看到有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期盼挤进“体制”，几乎达到疯狂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异样的冲动，我想走上去问这些青年人：你们为什么要去“从政”？
　　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会是：这个工作比较稳定，也有不错的收入。我认为这个答案无可非议。还有些人也许不会回答我，他们心里却很清楚：去从政，去攫取权力，可以给自己带来财富与荣誉……这个无声的答案也无可非议。但他们应该记住，那种能够为个人攫取财富与荣耀的“体制”漏洞不会持续太久，而且，中国当今的体制改革，也越来越让那些靠体制发财致富的人不那么自在，再加上体制外的力量越来越强，公民意识逐渐觉醒，靠“从政”而致富会越来越危险，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依法依纪查处的时代也许并不那么遥远。
　　当然，我也愿意相信，还有为数不少的青年人，怀抱着崇高的理想，走进公务员队伍，我祝福他们在被彻底“体制化”或者“边缘化”之前，能够在重要岗位上有所作为，为体制的变革作出贡献，成为改革英雄。我赞成他们的主张：“好人一定要从政”，让从政的年轻人中，“多一些理想主义者，少一些功利主义者。有着改革意识的青年，会是社会变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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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挺喜欢政治，但现在搞政治应该懂经济我想考人大的经济系不知该选哪个专业望大家给点意见，万分感谢。。。o(∩_∩)o...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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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你毕业的时候，现在热的专业不一定还热。不过，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查看今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表，那里面专业要求出现最多的就是现在党政系统最需要的。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国民经济、国际贸易，都还行。但是现在党政也需要专业人才，如人力资源、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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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哦。。。o(∩_∩)o...
论坛好贴推荐财经作家王法争新书出版 经济学角度解读《水浒传》
[提要]近日，财经作家、《山东商报》副总编辑王法争新书《〈水浒传〉里的经济学》出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作序推荐。
　　鲁商频道2月6日济南讯&（记者 董光强）从经济学角度，以现代思维，全新解读《水浒传》。近日，财经作家、《山东商报》副总编辑王法争新书《〈水浒传〉里的经济学》出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作序推荐。
　　作者笔下的经济学，是活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了宏观角度，也有微观解剖，还有梁山企业组织运营分析以及大宋帝国的管理制度阐述。可以说，从另外一个侧面透露出宋朝的财政税收、房地产、物价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看出《水浒传》中蕴含着很多现代经济学理论，当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再度注视这本小说时，会看到一个被理性思维和数字逻辑充斥着的全新世界&。
　　王法争，1977年生，山东聊城人，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财经作家，经济新闻报道者与评论员。曾在大众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任职，现为《山东商报》副总编辑。主编有《鲁商&&山东商帮财富之道》等书。
　　序：人人都爱读轻松的经济学书
　　梁小民
　　我原来是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但这些年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自1994年从美国回来后我就不敢言经济学了，只能以经济学的&票友&自居。
　　其实无论是做专家也好，&票友&也好，都有一个专与博的问题。记得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要在专业上有造诣，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话正合乎我喜欢杂乱无章地读书的想法，于是就奉其为圭臬，只要有兴趣，就什么书都看。至今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从读书中，我也体会到，这种学法恐怕是攀不上经济学顶峰、拿诺奖的。但对一个&才不过中人&的人来说，这种学法的确受益无穷。
　　当然，一个人的兴趣无论多杂，总是有主线的。我读书围绕的主线还离不了经济学。学经济学应该打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读好的教科书。当年初入经济学门的时候，我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如今常读的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后两本书的中文本是我译的，读得当然甚为仔细。读教科书让初学者掌握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读好了终身受益无穷。一些人讲话、写文章犯常识性错误，还是教科书没读好。
　　在我刚入经济学门时，读的都是一些严肃的著作，读得人&满脸旧社会&。以后读过一些大师写的通俗经济学读物，方知原来经济学还可以这样写、这样讲。最早读的这类读物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书写得如此生动、活泼、充满了情趣，又蕴含了经济学的道理，真让人爱不释手。国外的这类学者我喜欢弗里德曼、贝克尔和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都是我常读的。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香港地区的林行止、台湾地区的熊秉元、澳大利亚的黄有光、内地周其仁的经济散文、随笔也写得极为出色。他们的书，我都买，也都读。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学着写经济学散文、随笔类的文章，好不好要由读者说了算，对我则是寓工作于享受之中。
　　年轻时我也是文学青年，写过不成功的小说和诗。以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当作家的梦没了，但留下了爱读文学书的习惯。无论是名著、畅销书，有争议的还是挨批的，只要能找到就读。进了经济学这行以后，又自觉不自觉地戴上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去读这些书，偶尔也从经济学角度评小说。文学与经济学是相通的。文学是人学，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左拉的《金钱》、高阳的《胡雪岩》、唐浩明的《张之洞》等都值得经济学&发烧友&一读。我还从《红楼梦》和武侠小说中得到不少经济学启示。
　　古人云：开卷有益。只要有心，读什么书都可以帮助学经济学。前一段读了一本中国陶瓷史的书，我从官窑出精品联想到计划经济，还写过一篇小文。读中国国画的历史，总感到我们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别看那些现代美术流派你不理解，其实那是在创新，创新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我曾经在《瞭望东方周刊》开设过一个专栏&&《寓言中的经济学》，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精妙寓言来讲述经济学的道理，诠释经济学的现象。这本《〈水浒传〉里的经济学》与我那个专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看来，经济学用的是逻辑推理或数学工具，分析的是人类，无论在小说《水浒传》中，还是经济学中，人性是相通的，做人或做事的道理也是相通的。《水浒传》用通俗文学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深奥道理，经济学用现代精致的方式诠释了古代小说里的那些简单道理。它们都来自现实生活，《水浒传》的故事生动有趣，经济学也可以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著名大众经济学家，译有《经济学原理》（曼昆著）、《经济学》（迈克尔&帕金）等名著，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谈市场》、《黑板上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等］
　　【出版者的话】别开生面的&《水浒》经济学&
　　《水浒传》是中国街知巷闻的小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这本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读法。2015年已经来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与新常态等概念流行的时代，这本《〈水浒传〉里的经济学》结集推出，可谓当时得令。
　　本书作者笔下的经济学，是活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了宏观角度，也有微观解剖，还有梁山企业组织运营分析以及大宋帝国的管理制度阐述，内容相当丰富，有许多精彩洞见。
　　例如，在作者眼中，如果把梁山泊看作一个公司的话，其发展历程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企业史，有着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特点鲜明的阶段划分。就像通用汽车可以分为&斯隆掌舵前&&斯隆掌舵后&，通用电气（GE）可以分为&韦尔奇上任前&和&韦尔奇上任后&，IBM的历史可以分为&沃森掌权前& &沃森掌权后&一样，宋江到来前后&梁山泊公司&在组织管理上也俨然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确实，对于梁山集团来说，如果宋江和那些后来的新头领一上山就定好了位次，不管先来者还是后来者，大家就不再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因为他们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而在取消排名制之后，就相当于在战将如云的梁山泊里放入了一条鲶鱼&&待日后出力多寡，另行定夺（座次）&&每个人都会想着为自己未来的山寨地位建功立业。这一全新的考核激励体系不但优于&11位头领平均分肥&的梁山旧体制，更是远远强于黑白颠倒的大宋官方晋升机制，必然极大地释放出每一位梁山英雄的内在潜力。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激励机制的确带来了强大的战斗力，后来在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等战役中梁山泊每次都大捷。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还能在近千年之前发生的故事案例之中抽丝剥茧，找到合乎逻辑的经济学思维，很见功力。例如经典篇目《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段故事的精彩描写，恐怕没有一个人有异议。而只要是在中学时代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几乎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印下两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鲁提辖和欺男霸女、恶贯满盈的镇关西。自号&镇关西&的郑屠，毙于鲁智深铁拳之下，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这个&恶棍&罪有应得。可是，当我们再往深处细究时，就会发现&郑屠案&根本的制度原因&&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当然，施耐庵并没有正面描写郑屠与权力之间的交易，但字里行间却有透露。金老汉对提辖鲁达介绍情况时谈到：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老种经略相公的儿子）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由此可见，这个卖肉的郑屠并非一般的街头混混，他之所以能够在当地如此强势，因为官府里有人罩着他，那就是小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是何许人也？正是西北当地最高的军事长官之一，鲁智深的大老板。根据前后文的叙述，大致可知道鲁智深的从政之路：始投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后因渭州小种经略相公处无人帮护，就拨他过来做了个提辖。正是因为&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处于三教九流底层的郑屠才得以把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估计能够垄断整个渭州的猪肉市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A. 克鲁格的论述，像郑屠、王天伦之流凭借某些当权者的保护而进行的财富转移的活动，就是寻租。寻租的主要特征是，某些当权者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的竞争，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可以说，权力寻租才是害死郑屠的元凶。他在靠着权力的魔杖攫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个人欲望也急剧膨胀，并且不受约束的作为也滋生其他恶果，最终被嫉恶如仇的鲁智深打死。《水浒传》并无提及郑屠和小种经略相公的钱权交易，但是粗中有细的鲁智深似乎知道一些，在发觉郑屠被打死之后，施耐庵如此描写鲁智深的心理活动：&俺只指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看官们需注意，在这里鲁智深并不把&杀人偿命&的法则放在心上，而仅仅是担心&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可见，他是知道，即使被抓住，自己也不会有性命之忧。原因何在？因为他知道小种经略相公在此处理亏，肯定不想将&郑屠案&搞得动静很大，大事化小也在情理之中。其实，鲁智深的顺利逃脱，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官家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书中，作者还对个人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例如，城府颇深的宋江对机会成本的把握相当到位。在江州事发之前，宋江上梁山的机会成本超级大。他路过梁山时对晁盖所言：如果不去江州服刑，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这就是那时宋江上梁山的机会成本。在宋江看来，如果付出了这样的成本，对他而言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世虽生何益&。江州案发之后，宋江投靠梁山基本已无机会成本可言，要么去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要么是被朝廷砍头送命，其机会成本已经降至零。此时，宋江上梁山则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
　　在作者看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体验机会成本的过程。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每一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变数，每一天都会面临无数大大小小的抉择。俗话说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这个有准备就包含着知识、经历、机遇等，这些正是核算机会成本的要素，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自然可以准确地做出最为明确的选择，使人生的收益最大化。
　　还有，作者对于《水浒传》里两大超级配角董超、薛霸的经济学分析也颇有喜感。当代诗人聂绀弩曾有诗专门写过这两个人：&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就是说，超霸二公的&能力和水平&，完全符合当时宋朝的人才需求。在以赵佶为班长，以蔡京、高俅、童贯为成员的领导班子治下，出现一些董超、薛霸之类的公职人员完全合乎逻辑。
　　这两个衙役先是受高俅指示，意图暗算林冲，被鲁智深撞破，他们失手后，自然得罪了高太尉，被迫从开封府离职，应该属于摩擦性失业的范畴。董超和薛霸的失业，不是能力不足，不是要求的待遇太高，也不是开封府对这样的员工没有用人需求，仅仅是因为有来自高层（殿帅府）的压力不得不将其解雇。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董超、薛霸被炒鱿鱼属于非自愿性失业。&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后，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于是，此番&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就是说，再次上岗后，董超、薛霸干的还是老本行。两个被&刺配&的囚犯都能够入得了梁中书的法眼，可见这两位还是适合做这个行当，有其过人之处的。
　　如此种种既在情理之中，又能跳出旧有观察角度的思考与分析，在本书之中比比皆是。在当今社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对经济学有更深的认知，对于读者、对于社会都是增加福祉、减少交易成本的好事。
　　用《水浒传》调一杯经济学美酒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水浒》故事在传讲。几乎每个中国人对《水浒传》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记忆痕迹，只不过有的更系统些有的是些片段罢了。武松打虎、林冲上山、杨志卖刀、拳打镇关西、梁山聚义等故事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身为中国教父级的企业家，柳传志至今都能背出108名好汉的外号。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被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封为&第五才子书&。一部大书，就是当时社会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有文戏，有武斗；有智取，有豪抢；有儿女情长，有棍棒刀枪；有村夫无赖，有帝王将相。从国家元首（皇帝）一直写到诸级政府公务人员（如宋江、呼延灼）、小资产阶级（如晁盖）、打工者（如石秀）、企业家（如西门庆）、农民（张青）、行商走贩、、知识分子（如吴用）、妓女（如李师师）、无业游民（如李逵）等社会各阶层，出场人物多达千人，无不惟妙惟肖。
　　在文学与史地之外，《水浒传》还从另外一个侧面逗漏出宋朝的财政税收、房地产、物价、婚姻等社会经济多个领域状况，当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再度注视这本小说时，会看到一个被理性思维和数字逻辑充斥着的全新世界。几百年前的一本小说，说的是史照出的是实，人才、体制、名声，领导艺术、创业经，也是宋朝的一个片段，热闹之外是逻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水浒传&里的经济学》一书，就是在试图理出这个逻辑，戴上&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去研读《水浒传》，把看似专业的经济学名词和原理与小说里的故事进行尽可能有趣和符合逻辑的嫁接与融汇，使之成为一篇篇可读的文字。
　　《水浒传》本是施耐庵等文学大家为我们酿出的一坛愈陈愈香的美酒，&经济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稍显陌生舶来品，《&水浒传&里的经济学》作者王法争则把二者进行了完美的勾兑和调制，成了一杯满含陈香却又现代感十足的经济学鸡尾酒。在回味那些古典小说里的经典桥段时，不知不觉间，经济学原理已经悄悄在读者的心间扎根、发芽。
　　用中国著名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一本给&经济学票友读的书&。在梁先生看来，经济学用的是逻辑推理或数学工具，分析的是人类，无论在小说《水浒传》中，还是经济学中，人性是相通的，做人或做事的道理也是相通的。《&水浒传&里的经济学》则是一座&人性&立交桥，在这座桥上，《水浒传》用通俗文学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深奥道理，经济学用现代精致的方式诠释了古代小说里的那些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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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凡、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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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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