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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题来自：（2011年专业知识与实务模拟试题，）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各选项中，只有1个选项最符合题意)对个人劳动力供给而言，工资率上升的收入效应会导致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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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与实务模拟试题最新试卷
专业知识与实务模拟试题热门试卷第A03版：焦点
用工总需求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 多种原因，令劳务大省安徽遭遇“招工难”
　　■探因　　安徽省是中部劳动力资源大省，全省６７００万人口中，长年外出务工人员约１３００万人。近年来，这个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开始遭遇“招工难”。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长刘晓燕告诉记者，产业转移带来的用工需求激增和新生劳动力增量减少是安徽省遭遇“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根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此前的调查显示，随着安徽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逐渐加快，特别是去年国家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后，产业转移加速，企业用工需求激增。　　而与用工需求增加相对应的，却是城乡新成长劳动力供给呈下降趋势。据统计，安徽省２００８年新增１０８．９万人，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２８万人。预计“十二五”期间，安徽城乡新成长劳动力仍呈震荡下行趋势。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多元化，加剧了企业“招工难”。如今，“８０后”“９０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６０％以上，他们对就业环境、收入待遇及自身价值实现的要求更加多元化。部分缺工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密集型劳动来带动，企业缺乏凝聚力，职工缺乏安全感和职业前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到这类企业，导致劳动力供需紧张。　　另外，由于网络化建设相对滞后，公共就业信息传递渠道单一，很多都不能及时传达到基层农民工手中。同时，安徽劳动力人口多数来源于农村，其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且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不能适应企业需要，造成劳动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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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量
劳动力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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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供给与劳动力比较优势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能否持续、如何挖掘与升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科学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实现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强化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与升华的效应，进一步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容”的效应。为此，中国政府需要结合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扮演积极的角色，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挖掘和提升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 中国论文网 /2/view-460282.htm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 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3)有利于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升级，为知识经济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劳动力丰裕，不仅是发展传统加工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也是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这是因为知识经济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而人力资本是进行了相对更多投资的劳动力。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与此相对应的产业层次必然得到进一步升级、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改进。再者，社会保障带来的成本压力一方面将减缩企业原有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将促使和推动企业的技术与产品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安排合理适度、技术高效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实现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强化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与升华的效应，而且进一步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容”的效应。巴尔认为社会保障不仅是收入分配的工具，更是一个对付市场失灵的技术手段(尼古拉斯?巴尔)。科学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一方面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缓解“社会排斥”等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可以激励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既实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配置，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创造的收入以缴费或者税收形式对社会保障提供物质支持。二者的互动，实质上说是效率与公平协调发展的关系，也是国家与市场互补递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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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P：目前还不可能通过延长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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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杨迪）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2”在京召开。本次年会以“十八大后的中国：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为主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发表了讲话。
& & 蔡P表示，中国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有一个突出特点，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低，从24到60岁阶段上受教育程度可以降低一半，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存量受教育程度是比较低的。它决定了我们目前还不可能通过延长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这部分人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不仅要解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量问题，还要解决存量的问题，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从国家到社会，以及到企业来解决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技能的不断培训和再教育。
& & 全文如下：
& & 大家下午好！首先我祝贺财经院建院一周年，同时祝贺财经战略论坛的召开。我给大家谈一点就业的问题，看上去我们的就业好象没有问题，大概五年前我们还总在谈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最担忧的问题，但是最近这一两年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特别是我们过去两届政府总理都曾经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提出了要保八的目标，在亚洲金融危机97、98年，还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年都提出要保八，如果不能实现8%的GDP增长，就业就不能得到保障，新增就业不能得到保障，老百姓的收入就不能持续的增长。但是，今年我们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且是年初国务院有意识的把增长目标定在了7.5%，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就业出现任何问题。为什么？是就业没有问题了还是发生了其他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从那之后是减少，也就是劳动力总量是减少。与此相应的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 & 当我们谈到就业和经济增长是有关系的，或者是经济增长与失业率有一定负相关关系，但是它不是直接的两个指标的对应，而是经济增长实际上和周期性失业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当劳动力总量不增长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只要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还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话，不会产生周期性的失业。
我们一般认为失业是三种类型的失业，一个是周期性的，是和宏观经济紧密相关的。还有结构性失业，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和企业发展的需求之间不匹配造成的失业现象，还有是摩擦性的失业，就是我也想找工作，老板也想找工作，但是还没有见面。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合起来叫做自然失业，自然失业的意思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类失业现象都是存在的，和经济周期没有关系。
& & 目前来看，我们做了一个推算，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约是在4%到4.1%，这个数字大家会觉得很熟悉，基本是我们城镇登记失业率。换句话说，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是4.1%的话，我们基本就处在自然失业的状态。有的时候也会有周期性的失业，通常不会反映在失业的数据里，但是由农民工承担了。换句话说，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和去年是持平的，同时我们没有看到显著农民工失业和返乡现象的话，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失业没有什么问题。到9月份，我们已经完成的全年的新增就业目标的114%，已经超额完成。因为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我们估算了今年的潜在增长率就是7.5%，大部分人都承认今天实际GDP增长率应该在7.5%到8%之间，因此很显然实际增长率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不会产生周期性的失业现象。这是目前的就业现状，大部分人会认为看样子就业形势已经改观了
& & 接下来就要问你为什么还要讲就业？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就业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潜在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了我们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了，看上去总量的就业问题相对缓解的时候，其实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未来的比如说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处在经济增长适度的放缓，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但是结构调整是飞速的加快时期。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就是劳动者从某些部门，在中国最典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从这个部门转向比如说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二产转到劳动密集型三产，还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都是相对低端产业，也要求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要提高半年。如果要转向更高一级的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大概需要提高受教育程度超过四年。但是，半年也好，四年也好，我们在十年里过去看三次人口普查，90、年，十年中中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平均十年里只能提高1.3年，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是那么快，过去这20年是高校扩招重要的教育大发展机遇。未来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这个阶段过去以后，未来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是艰难的滑坡的过程，是一个攻坚站，还往往是容易提高向下滑坡的过程，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都成立了人力资本滑坡的现象
& & 第二个挑战是未来的劳动者可能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过去我们也有一个4050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积累的一批职工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的，没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的需要，因此他们在就业的脆弱地步。目前教育激励保持下去的话，我们预计未来还会出现新的4050人员，而且4050人员实际的生理年龄可能是3040人员，也就是说目前在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更快的情况下，人民经常不读书，而不读书的结果是产业结构一变，他就不能适应新技能的需要。因为目前城市就业群体里有1/3是农民工，新增就业群体里有2/3是农民工，而农民工中有60%到70%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倾向是工作保障，待遇不低，因此他们就不再读书了。不仅不去读高中，很多人连初中都没有读完，这一代人也许到他们30岁、40岁的时候又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上不能接受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这部分人在老家没有认同，因为在老家从来没有务过农，没有想过土地上去，因此这部分人如果当他们就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会变成社会不安定。
& & 同时从积极的含义上来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说我们还有大量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从需求刺激的办法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不是潜在增长率，而是要超越潜在增长率，而超越潜在增长率可能会导致很多错误。比如说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要素价格扭曲，在日本的情况下是泡沫，泡沫之后就是日本失去20年，因此我们不需要犯这样的错误，不需要人为刺激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包括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我们通过改革，通过制度调整来提高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提高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来自于就业。潜在增长率说穿了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就业，资本的积累，还有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提高了就业率，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就意味着改善了生产要素的背景，就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
& & 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到了峰值，已经是负增长了，总量不会增长，这时候提高劳动力供给来源是提高劳动者参与。劳动年龄人口固定的话，希望有更多人有就业意愿，同时他们能够得到就业岗位。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在年期间，如果每年能够把劳动参与率只增加一个百分点，目前大概是60%到70%之间，如果每年只增加一个百分点，都可以使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从积极和消极的和未雨绸缪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要重视就业。
& & 我提出两个政策性建议：第一是现在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扩展到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内涵上应该有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在典型的二元经济来源下，我们就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缺的就是就业岗位，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能够创造岗位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在新的形势下就业岗位不是一个主要的矛盾，而结构性的就业矛盾，也就是劳动者的技能应该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需要，这个匹配成为了首要的就业工作。因此更加积极政策一个转变是专项以结构性失业为主攻方向新的就业政策。
& & 第二，改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过去我们人力资本增量是不断提高的，因为大学扩招了，高中的普及率也提高了，义务教育完成水平也非常的高，基本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100%。但是这个时候似乎找不到方向，如何进一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必须坚持目前趋势，高校需要扩招，因为只有更多人上高中才能有创造力，劳动者素质才能显著提高。另外高校的积极扩招能够为高中教育提供一个激励，否则不知道读高中是为什么，当他还不知道的时候拿一个高等教育的机会去引导他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从增量上来看。从增量上来看有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经过扩招之后，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下降，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等等问题。社会舆论跟今天一样提出了批评，日本停止了高校扩招，在80年代后期日本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缩小的，这也是日本进入到成熟的社会必须靠创新才能得到继续发展的时候，他的人力资本是不充分的，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 & 同时，美国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美国到今天仍然有最好的高等教育，但是美国今天几乎在发达国家中成为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大概有适龄青年有50%多人连高中都不上，这是在发达国家当中很少见的，而恰恰这些人拱手把自己能够做到的岗位而让给其他国家，他的劳动者根本就不适应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苹果的新总裁也说了，总统让我们把岗位从中国拿到美国来，不在于工资高低，这不是主要的，而是美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工程师和合适的工人，这个是说到了点子上。中国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低，从24到60岁阶段上受教育程度可以降低一半，也就是说我们劳动者的存量受教育程度是比较低的。第一，它决定了我们目前还不可能通过延长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这部分人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第二，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不仅我们要解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量问题，还要解决存量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从国家到社会，以及到企业来解决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技能的不断的培训和再教育问题。关于就业的问题可以提很多，但是今天我们抓住第一结构性的就业问题越来越重要，第二是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本是关键。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杨迪、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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