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经济影响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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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__失业与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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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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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 教学课件 作者 杨洁 方欣1 第十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ppt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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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划分 按通货膨胀的成因划分 按是否可以预期划分 按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划分 按照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划分 爬行的通货膨胀 又称温和的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较低,一般在10%以下,而且比较稳定。 加速的通货膨胀 又称奔腾式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较高,一般在两位数以上,而且还在加剧。 超速通货膨胀 又称恶性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较高,一般要超过100%,价格持续猛涨,而且完全失去了控制。
按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划分
公开性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是可以通过价格指数或通货膨胀率公开反映出来的一种价格上涨。 隐蔽性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是指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压力,但由于政府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与实物配给制,通货膨胀并没有发生。一旦解除价格管制并取消配给,就会发生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是否可以预期划分 预期到的通货膨胀 如果通货膨胀事先被完全预期到,那麽各经济主体就将按照其预期来调整其行为。 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 如果通货膨胀事先未被预期到,经济主体没有按照预期来调整行为,就会出现物价的上涨率超过工资增长率的情况,从而导致厂商利润上升,会在短期内出现一种扩大就业、扩大总产量的效应。
按成因可分为 供求混合推动型通胀 成本推动型通胀 需求拉上型通胀 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当商品与劳务的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不能很快地增加,从而引起一般物价水平持续、显著上涨。“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
P 4 P 3 P 2 P 1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AD 2 O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的增加,使总供给只有在高于以前的价格水平,才能达到以前同样的产量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我国1992年和2003年两次通货膨胀的比较研究_教育学习-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我国1992年和2003年两次通货膨胀的比较研究我国1992年和2003年两次通货膨胀的比较研究(原作者:陈颂东)摘要:1992年的通货膨胀和2003年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两次通货膨胀,但其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调控方式?方法却不尽相同。通过对这两次通货膨胀的比较,便于我们根据通货膨胀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关键词:通货膨胀; 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稳健型财政货币政策中图分类号:F01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7)05-0138-04一、通货膨胀表现形式的异同(一) 经济增长率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我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举扭转了自1989年以来低速徘徊的局面。在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3%的基础上,1992年经济增长率越过两位数,达到14.2%;1993年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第一季度为15.1%,第二季度为16.4%。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即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紧”,即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即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形势非常严峻。政府被迫于1993年6月实施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以使超过潜在增长率①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随着1998年以来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实施和世界经济的回暖,进入2003年,我国经济结束了多年来“七上八下”的增长格局,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9%,由于受“非典”疫情的影响,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降为6.8%,第三季度恢复为9.1%,第四季度高达9.9%,全年经济增长为9.3%,为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粮食生产相对不足,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紧张等瓶颈约束和资源约束现象,表明经济增长已接近潜在增长率上限(10%)。中央政府审时度势,见微知著,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就在经济一再“被调控”的背景下,2004年第一?二季度经济增长又分别高达9.8%和9.7%,全年为9.5%,经济增长过快已成事实。(二) 物价上涨率伴随着经济的过快增长,从1992年10月份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加快。1993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4%,3月开始突破两位数,5月份为12.5%,其中35个大中城市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9.5%。上半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3%,农村上涨11.5%。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4.7%。物价快速上涨主要是由于投资需求过大,使得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1~5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43%,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建设项目造价大幅度提高,导致下游企业产品价格不断攀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11.2%,严重影响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7.2%,以及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使部分职工和离退休人员难以承受。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4.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21.7%,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已威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社会稳定。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价格先行指标上涨加快,2003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2.3%和4.8%,2004年进一步上涨6.1%和11.4%。生活资料价格指数同比只上涨了0.6%,粮食和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0.7%和7.2%。经济运行已进入轻度通货膨胀区间,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危及经济的正常运行。(三) 城镇登记失业率在1992年通货膨胀时期,199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6%,到经济“软着陆”的199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就业弹性系数由1993年的0.074上升到1996年的0.135,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提高。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就业弹性系数由2003年的0.103下降到2004年的0.101,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综上所述,1992年通货膨胀期间,经济增长率年分别为14.2%?13.5%?12.6%和10.5%,均超过潜在增长率8~10%的上限。CPI上涨率分别是6.4%?14.7%?24.1%?17.1%,均超过1~5%区间的上限。这表明我国当时已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比较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5~6%,就业压力并不大。虽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两者关系仍和菲利蒲斯曲线相一致,但就业弹性系数提高了。200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却不同,年经济增长率接近10%的上限,分别为9.3%和9.5%,物价上涨率仍在1~5%的运行区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是轻度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成反向变动,但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了。二、 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的异同(一) 经济发展阶段年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当时我们仍处在短缺经济时代,社会有效需求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很大,通货膨胀率高,引发经济全面过热。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经济后,绝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不大,导致2003年以来物价上涨率仍在5%之内,没有出现全面的大幅度的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率仍没突破10%,经济生活并未出现全面过热而只是局部过热。(二)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双膨胀”是引发1992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199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破了1988年以来低速增长的局面,迅速增长到23.9%,然后一路攀升,1992年为44.4%,1993年为61.8%。投资的增长由国有经济投资和非国有经济投资双向拉动(见表1),直接导致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的全面上扬。同时,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居民消费增长率由1991年的13.2%上升到1992年的20.78%,1994年达到消费增长的高峰32.7%(见表2)。由于社会总需求过度扩张,而有效供给又不能相应跟进,拉大了社会总供需缺口,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商品价格飞速上涨,通货膨胀由此而来。2003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过大的投资需求引起的,消费处于低迷的状态。在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9%的基础上,2003年继续增加到27.2%。到2004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超过50%,创同期建国以来之最,其中中央项目投资仅增长12.1%,而地方投资增长却高达64.9%。2004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27.2%的基础上,增幅达43%,创历史新高。即使扣除一季度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也高达35.5%。而在1993年经济过热时,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因素后,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也只有35.2%。这就是说,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已经超过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与上次不同的是,在投资需求膨胀的同时,消费需求却没有相应的启动起来,消费增长率从2001年开始一路下滑(见表2),出现“投资热?消费冷”的局面。(原作者:陈颂东)(三) 农业丰歉在我国,农业丰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凡是农业生产丰收的年份,经济就平稳运行,物价就保持稳定;反之,经济就波动,物价就上涨。上次通货膨胀前期物价上涨较猛,固然反映出社会总需求较多地大于社会总供给,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总供求的不合理。突出表现是粮食?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导致粮价?菜价首先上涨,接着与粮?菜有关的商品价格也上涨,从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大幅上涨。粮食和副食品价格的上升,成为物价上涨的“领头羊”。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21.7%,食品价格上涨的比重就在70%以上。1999年以来,由于退耕政策的实行?农业结构的调整?粮食价格的持续走低和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到2003年,已从1998年的17亿亩降为14.9亿亩,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跌破了有关专家提出的粮食播种面积不得低于16亿亩的警戒线。2003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为8600亿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比产量最高的1998年减少了16%左右。粮食产量的下降导致2003年粮食价格上升20.2%,2004年由于粮食价格的上升推动CIP上升1.7个百分点。(四) 净出口和外汇储备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在上次通货膨胀期间,外贸顺差较小,净出口并没有对物价上涨起什么作用。外贸顺差1992年只有43.5亿美元,1993年逆差为122美元,到1996年外贸顺差为122.4亿美元。外汇储备数额也不大,由此而增加的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不会对物价上涨造成什么影响,到1996年底才超过1000亿美元,而这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尤其是物价上涨最严重的1994年,外汇储备年底仅500亿美元(见表3)。200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却不同。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需的拉动,外贸依存度在70%以上,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上升,导致基础货币投放量迅速增加,推动了物价的上涨。贸易顺差激增,主要是因为国内各种产品大量过剩,国内企业不得不在国外找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国内价格仍有小幅上涨,意味着我国经济并非全面过热,而是结构性过热。(五) 通货膨胀前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政策1992年通货膨胀之前,我国经济萎靡不振,处于三年紧缩性宏观调控之中。随着宏观调控方向的逆转,紧缩政策的放松,经济立即进入全面过热的阶段。1992年经济增长率突破两位数,高达14.2%,RPI1993年达13.25和1994年达21.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也是建国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经济已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调整。2003年通货膨胀之前,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困扰,经济持续低迷,政府从1998年连续6年实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拉动经济增长。2003年,经济增长加速,全年增长9.1%(尚未超过10%的增长上限),物价上涨压力显现,部分行业投资过热。政府主动调控,未雨绸缪,以防止经济“大起”导致“大落”。三、宏观调控方式和方法的异同(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针对1992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着手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以货币政策为主。这次通货膨胀的治理,政府却采用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面对的都是通货膨胀,政策选择的宏观调控政策类型却不同。1. 经济冷热程度的差异。上次宏观调控,政府面对的是经济的全面过热。从1992年开始,经济增长率超过10%,物价上涨越过两位数,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社会总需求严重大于社会总供给。有鉴于此,政府必须采取紧缩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但又加上“适度”二字,力求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既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以往经济发展大起之后的大落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开始时,经济只是局部过热或者是过热的苗头,政府及时实行宏观政策从扩张型到稳健型的转向,防患于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健型政策也就具有了“紧缩”的含义。2. 调控时的经济体制基础差异。上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短缺经济时代,经济波动剧烈。市场机制刚刚建立,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较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实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短缺经济结束,市场机制较为成熟,内在稳定器作用明显,政府干预力度应该降低。这是实行稳健政策而非紧缩政策的原因。3. 财政货币政策的功能差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调节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功能,但调节范围和重点有所不同。财政政策侧重于调节经济结构,货币政策侧重于调节经济总量。上次宏观调控针对是经济总量过热,政府因而采取了以货币政策为主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措施。在政府1993年6月实行的16条调控措施中,大部分是货币政策,涉及整顿金融秩序和加强金融管理。这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结构性的经济过热和轻度通货膨胀,因而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稳健型宏观控制措施,拉长经济的上升阶段,调节经济结构,避免出现大起大落。(二) 着眼改革两次紧缩性宏观调控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力求以改革消除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隐患,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条件。1992年宏观调控期间,在实施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同时,出台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物价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的近期效应和长远效应结合起来。特别是,这次物价涨幅的持续回落,是在连续三年提高粮食定购价的同时实现的。这是通过改革促进发展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最好例证。2003年的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就包含体制改革的内容。将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提高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体制基础,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推进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等改革,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三) 调控手段政府调控一般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上次宏观调控时,不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在此轮调控的初期,也采取了较多的直接行政手段,如通过从严审批新开工项目?严格控制社会消费增长等办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尽快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但随后逐步转向采取较多的间接调控手段,如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进行调控,达到控制总需求的目的。如在政府1993年出台的16条调控措施中,有14条属于经济手段。在2003年宏观调控开始,政府注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减少国债投放?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回收基础货币?提高存贷款利率等。同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如开展土地市场治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清理在建项目等。(四) 调控方式1992年宏观调控时,在政府做出宏观调控的措施后,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并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就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双高”的危险境地,平稳地走到了高增长?低通胀“一高一低”的安全地带,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原作者:陈颂东)2003年宏观调控一是见事早?动作快的调控。早在2003年第一季度,中央就觉察到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所以,月,国家从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相继采取了措施。二是调控方式是渐进性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2003年8月中旬和10月下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就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投资过热问题发出“黄色信号”,希望引起各方重视。2003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特别强调,“对新出现的苗头性和局部性问题,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采取果断措施,努力加以解决”。总体上看,这次宏观调控力度掌握得较好,用的是“点刹”而不是“急刹”。三是区别对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既严格控制钢铁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又切实加强和支持农业等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发展;既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于采取了有保有压的调控,经济保持在适度增长区间内平稳?较快?持续增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得以延长。四是注意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灵活性的结合。2004年以来在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微调,既控制了通货膨胀,又防止了通货紧缩,表现出较高的调控艺术。四、启示我国的1992年?2003年两次通货膨胀都是由投资需求过大引起的,因此,防止通货膨胀也应该从控制投资需求入手。投资需求过大直接导致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紧张,“瓶颈”制约加剧,迫使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对失调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近年来,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汽车热?电子产品热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原因,是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对此要时时加以警惕,防患于未然。深化改革,构筑经济平稳运行的体制基础。无论是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调整经济结构,都需要深化改革。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切实将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避免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干预,实现政府职能的“归位”。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消除企业的投资冲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明确投资主体的责任,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的投资体制,根除“投资饥渴症”。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启动消费需求,构建促进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参考文献:[1]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J].经济研究,2004,(3).[2]刘树成.繁荣与稳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刘树成.我国五次宏观调控比较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4,(9).[4]夏杰长.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5]陈东琪.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M].人民出版社,2005.[6]金人庆.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7]高善文.在周期的拐点上―从数据看中国的经济波动[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8]刘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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