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避险》二&（全文精品转载）一口气读完，振聋发聩
人常说病从口入，严重的消化不良与产能过剩，就是填鸭式投资的后遗症。朱镕基的原话是，“几年的投资等于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可怕呀”！国内投资靠盖房子，消费靠买房子已经席卷全国，风行了8年，社会成了一个靠盖房子、买房子过日子的社会。中国GDP仅占全球总量的9%，却连年吞食着超过全球总量60%的水泥，50%的煤炭、50%的钢材，连年新建出占全球总量50%的建筑面积。中国的GDP只占美国的1/2，但一次性耗能24.32亿吨标准油，已超过美国的22.86亿吨，耗能世界第一，碳排放也是世界第一。为什么消化不良、产能过剩？还不是想一口吃个胖子？各地抓时间、赶进度和任务加码，不都是急于增肥吗？
国内的GDP增长，一扣除CPI就大打了折扣。而GDP总量，再一摊到人均头上，变成了折扣上再打折扣。“如果人口实际上增长很快，那么为了保持现有的消费水平，资本的增长率也要很快才行。因而，那些表面增长很快的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增长并没有那么快”（达斯古普塔语）。因而，你也看出来了吧？不怕人多，就怕人少的“人口红利论”，不就是大跃进年月的只求多快，不求好省吗？不也是如今的不怕发烧，就怕降温吗？
超发货币，导致我国经济的浮肿痴肥显而易见：47万亿GDP，约等于我国土地、劳动与资本的年产出。47万亿的年产出，却膨胀出一个总资产120万亿的银行体系，释放出一个广义货币总量90万亿的M2（约合14.2万亿美元，同期美国M2仅有9.6万亿美元），透支出一个28.33万亿（约合4.5万亿美元，同期美联储仅有3万亿美元）的央行总资产。国内广义货币M2超出GDP189%（同期美国M2与GDP的比率仅为64%），超出比率首创世界第一。我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2，各项货币指标反倒超出美国30%以上——广义货币M2（14.2万亿美元）超出美国（9.6万亿）33%，央行总资产（4.5万亿美元）超出美联储（3万亿美元）34%。这些超出，都源于人民币20年间的超发，超过了美元200年来的发行量。
这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除了津巴布韦与战后的德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M2增长是高于GDP增长的。经济总量，竞争实力，居民收入乃至整体社会财富远远不如美国的我国，短短5年内央行总资产暴增为4.5万亿美元，远超过美联储的3万亿美元和欧洲央行的3.5万亿美元，跃居为全世界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央银行。常说什么房价泡沫、资产泡沫的，说穿了，不就是货币泡沫吗？什么是货币泡沫？不就是日夜加班印纸币吗？货币发行是个事前秘而不宣，事后已放大成金融杠杆的过程，离开监督与制约怎么行？
货币本应是一面忠于实体经济的镜像。通俗地说，就是你长的到底有多胖，镜子里的你也应该有多胖。货币被滥印变成放大镜之后，你照到的自己，就是哈哈镜里的浮肿虚胖痴肥了。浮肿，无疑是内分泌亢进的症状，超发货币就是内分泌亢进。内分泌为什么亢进？还不是因为求钱若渴，政府有投资饥渴？
然而正如米瑟斯说的，超发的货币并不是平分给国民的，而是“首先到了政府及相关的利益集团手里”。这个过程，就叫做“通货膨胀被用于形成国家资本”（刘易斯语）。这个因投资饥渴而求钱若渴的国家资本急遽扩张，加速了市场资源与财富的分化，在国家这一头迅速积累，而民间那一头则相对贫乏。正如你所看到的，浮肿或虚胖的病理，就是并存着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这样一副失衡的样子。
先看国家这一头。全国财政收入2000年时突破1万亿，到2011年仅11年间就翻了10番，突破10万亿，这还不包括国企财产收益与土地收益。如果算上国企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了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一个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与最大美元债权的政府，养育着全球“最赚钱银行”“最赚钱石油公司”“最赚钱电信公司”“最赚钱烟草公司”的国企王国。国企总资产，相当于2010年国内GDP的62%，这其中，央企1年的收入，相当于民营中小企业500强1年收入的总和。沪深两市2011年年报显示，中石油、中石化和5大银行这7家上市公司赚的钱，超过了其余1505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总和。看国家这一头，能看出国家的营养过剩吧？
再看民间那一头。10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6倍，农村居民纯收入仅增长1.2倍。国内平均工资仅占人均GDP的25%，不足世界平均58%的一半水平；国内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这两项的排位，都排在全球100名之后。看民间这一头，能看出民生的营养不良吧？国家的营养充足与民生的营养贫乏之间如此失衡，表明国计不能充分惠及民生，不能充分包容民生，表明国计与民生之间的循环发生了梗阻。所谓的“国富民穷”，是不是产生于内循环梗阻？
内分泌亢进与内循环梗阻，像是体内所谓的“任督二脉”，都源于一个“内”字，产生于机体内的病原体，与外部的次贷危机不是一回事。事实也是如此，政府2007年部署“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增长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次贷危机还没有爆发嘛。撤火降温的双防突然180度转向，转为添柴助燃的救市，是由于突发了次贷危机。但吴敬琏一直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不同意2008年的危机是突降灾难。”他为什么不同意说次贷危机是猝不及防的？因为这种说法会误导人，让人以为自己体内的病灶不是土生土长的顽疾，而是传染了欧美的流行病。
总之，所谓的“任督二脉”出问题了，经济体发生了内分泌亢进与内循环梗阻，就不是一般的感冒发烧了。病情被治来治去地治出了顽症，还能再迷信治愈吗？国内信奉“政策市”，说股市是政策市，楼市是政策市，金融市场更是政策市，似乎到处都是市场不灵政策灵，到处宣扬调控无所不能，市场一无所成。你想想看，迷信政策，迷信调控，迷信“征服自然，驾驭市场”，骨子里到底是在迷信什么？不就是权力的自我迷信吗？前边说过热综合症是由于人有盲目信仰，人有自负，其实说到底，不过是权力有自负，权力有自我信仰，权力有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倾向。
什么叫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就是官员自我授权，自诩高明，自封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也就是权力缺乏民意约束，天然地偏向于自身利益。如今股市生的病，楼市生的病，金融市场生的病，无一不是权力搅市场搅出来的病。而实体经济生的病，郎咸平认为是“投资经营环境恶化”和“盲目招商引资”两大病症，也都是权力搅市场搅出来的病。总之，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所能看到的经济病兆，无一不是处方被错开、资源被错配落下的毛病。
你看到发改委昨天批准油价破“8”，今天又约谈企业暂缓涨价。人称“小国务院”的国家发改委，有近40个司局，200个司长，都忙得一塌糊涂。你看到财政部用开征民航发展基金接续了机场建设费，也不用拿去人大讨论一下。你看到权力的野马，不系缰绳、没有边界地纵横于市场并反复践踏。马蹄之下，能不留下了伤病？每当经济体生了病，人们总以为是市场有病，权力没病，只有调控才能治愈市场。实际上病兆在市场身上，病灶是在权力身上的。权力生了病，反倒给市场灌药，去整治市场，对吗？按理说权力出错，正要靠市场去纠正它、喂它吃药才对。市场没错，是由于市场有自我修复、自我纠错能力。而大多数人却不相信市场比政府更正确，不相信市场能矫正政府的出错。
发烧为什么久治不愈？因为“膨胀的货币政策使投资者混淆了人为制造的需求和自然的市场需求”（哈耶克语），出现了“荒谬、妄为和极度违背常理”（斯密语）的非理性繁荣。国内市场的持续发烧，不但不是市场生的病，恰恰相反，发烧是市场对权力的排异抗拒，是市场对于外部病毒入侵的自我保护反应。“荒谬、妄为和极度违背常理”的投资行为，都属于资源错配，也都是市场被侵害后的纠错反应。可喜可贺，市场如今退烧了，表明病兆缓解了，市场的纠错反应生效了。
前边说过，衰退是对发烧的纠正。消费萎缩，是对投资膨胀的报复。货币贬值了，则是超发货币招致了惩罚。基建的大面积停工，是对产能过剩的纠正。市场失血，是投资过度透支的结果。实体经济很受伤，则是房地产一花怒放百花残、一业兴盛百业凋的后果。总之，还是前边那句话，衰退，是市场的休养生息，是市场的自我疗伤与自我康复。权力设置的路障，最终要靠市场来清障。权力搅市场搅出的病，只有放权让利，放市场一码，让市场生态恢复，病体才能缓慢自愈吧？
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朱厚泽
经济增长，是个各国爬楼梯的竞赛。18世纪爬楼梯最快的，是英国打头的12个欧洲现代化母国。19世纪，12个母国的4个儿子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赶了上来。20世纪，日本与东亚4小追上来了。进入21世纪，是起步较晚的金砖5国赶上来了，其中，中国的攀登速度最快。但我国国民收入33年来的增长，远不如战后德国、日本快。德国用了15年，日本用了13年，人均收入就超过了3千美元。而我国人均收入超过3千美元用了30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仅用了7年，我国刚才提出收入10年倍增的目标。其实，不是依靠收入高，而是依靠大宗商品进出口的总量大，我国才由外围圈走进世界经济的核心圈的。由此可见，国内的GDP增长虽快但收入提高并不快，爬楼梯的两条腿不在同一个台阶上，是错位的。
青木昌彦认为各国爬楼梯时分为五个阶段：人口过剩拖累人均增长的马尔萨斯M阶段（Malthusian
phase），政府主导产业升级的“赶超”G阶段（G-phase），资源环境限制增长的K阶段（Kuznets-phase），人力资本为引擎的H阶段（Human
capital-phase），以及“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Post-demographic phase）。与日本处在post-D阶段，韩国处在H阶段不同，由于“非自然发展路径”，中国虽已处在K与H阶段之间，但仍有M阶段与G阶段的特征。仅从这个阶段性的混杂，也能看出国内的发展是错位的。
金砖5国里比较起来，“增长最快的国家，并不总是那些自然资源最丰富，教育水平最高，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刘易斯语）为什么？因为存在“落后的优越性”（维布伦语）。所谓“落后的优越性”，是说穷人最多，工资最低，潜在市场最大，反倒最能吸引投资。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潜在的人力资本也最丰富。中国以别国难比的巨量劳力与巨量市场，换取来巨量投资与技术。得益于人力资源资本化与市场国际化：我国已经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贸易顺差国与外汇储备国，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
我1987、1990年两次出访日本时，正值日本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之时，也是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计欧盟）之日，与今天的中国全都相似。不同的是，日本不是靠巨量劳力、巨量资源透支和巨量市场崛起的。仅这一点，决定了当时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不同在于，日本当时还是世界最大技术进口国、最大资本输出国和国际竞争力最强国，当下的中国显然不是。两国的这个差别，意味着日本当时是靠“技术立国”的制造业崛起的，是靠比西方还过硬的“短、小、轻、薄”的日本货崛起的。如你所知，是丰田、日产、本田、三菱、松下、索尼、东芝、日立、夏普、任天堂、尼康、佳能、精工、卡西欧、西铁城、雅马哈、富士、三得利等压垮了欧美品牌才崛起的。“技术立国”是贯穿战后70年的日本基本国策，当年日本GDP的“60%靠科学技术取得，劳动、资本只占40%。”（《经济企划厅报告》）
但同是跃居第二，中国GDP的60%是支撑建筑业的劳动、资本的高投入取得的，技术创新也远远达不到40%。你看到全球市场上，能与日本货竞争的中国品牌少而又少。所以，中日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呢？同是供给全球的制造业大国，日本主要靠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取胜，而中国主要靠薄利多销取胜，靠劳动与资本的高投入取胜。有数据显示，年间，国内企业在美国一共获得3447项专利，而同期来自日本的专利是24.1万项，台湾是3.9万项。可以看出，日本的GDP第二，是跃居了食物链上端的第二，是靠智能劳动拿大头的第二，也是劳心者治人的第二。而中国眼下的第二呢？只是屈居食物链下端的第二，是靠出卖苦力拿小头的第二，也是受治于人的劳力者的第二。
这也就是说，日本跃居第二时，已经是个高度技术化、工业化的国家。不同于中国目前的“无技术工业化”。什么叫赶超？对于后发劣势国家来说，残酷的竞争规则是：超过了才叫赶上了！作为后发追赶国家，日本没有中国这样的劳力、资源与市场的数量优势，假设不是在技术与效率上超过了西方，就不可能跃居第二。1990年日本平均月薪已达2.5万人民币，跟美国平均工资持平。日本制造业的出口，一直是在满足内需之后，产能溢出，才供给全世界的。而我国则不同了，我国制造业出口的背后是内需不振，是在国内市场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三低”基础上去供给国外市场的，不是吗？
市场竞争为什么残酷？因为市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掌控智能劳动也就占据了食物链上游。提供代工服务的国家受人掌控，不得不屈居食物链的末端。从“8亿件衬衫换回一架飞机”，到一部卖360美元的苹果iPhone手机，富士康仅赚6.5美元，表明同为“世界工厂”，中日两国的确大不相同。国内2011年平均月工资不足3千元，几乎是同年日本平均月工资的1/10。所以，同是跃居第二，日本是跃居为“治人”的劳心者角色，中国还屈居受治于人的劳力者角色，不是吗？近年国内“不做富士康，要做苹果，不做5亿件衬衫，要做1架波音飞机”的声音多了起来，让我联想起那段不做1万桶红油漆，要做画龙点睛的那一小桶白油漆的相声了。
其实，相对于人口过多的资源基座过小，日本的倒金字塔比中国还严重：日本97%的资源依赖国外，国内只能提供3%的资源。人口超多但资源基座窄小？没错，这不但是中国国情，更是日本国情。当年日本人自己总结的比这悲观绝望，说“日本国命中注定该是不幸的”（林雄二郎语）：1．日本资源贫乏；2．日本岛国山多平地少，供人居住都拥挤；3．日本人多密度大。这三个原本决定日本贫穷落后的因素，后来反倒助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起飞：1．民生消费一旦被开发出来，人口众多反倒成了市场广阔；2．国土狭小便于建设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车，投资少但效率高；3．资源依赖进口，多山的岛国正好建设临海工业区，两头在外。你看，因祸得福，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恰好助推了日本超前转向再循环经济。
日本发掘出人的智力资本这个现代经济最可贵的资源，替代了自然资源，突破了瓶颈约束。土光敏夫早就说过，日本没有资源，没有军事实力，却拥有创造发明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无限的。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什么本质？就是主要不是靠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而是靠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中国跃居第二，靠的不是这个，而缺的正是这个。
国内这8年来的高增长，靠的是银根（货币超发）、地根（地价虚高）的杠杆撬动，缺的正是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国内地产泡沫虽然与日本当年相似，但通胀比日本严重，因而，高增长其实没那么高。GDP必须减去CPI，才是实际的增长率。举2011年6月的例子，名义上GDP增长，但减去了的CPI，实际GDP只有。但实际GDP仍不是税后的净收入，还得扣减税负。世行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超过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增长的里扣减掉45%，才是税后净收入。这么算下来，正好与前边所述10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6倍，农村居民纯收入仅增长1.2倍吻合，证明国内GDP高但收入低是个事实。
即便回溯过去63年，也能看出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了一半，从1952年的69%直线下降到目前的35%。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了一倍，从1952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30%左右，翻了一番。这种“国富民穷”的趋势，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与后33年市场化期间，始终没有改变。而后33年来的实际通胀率高，购买力低，甚至贪腐高发，福利保障低下，都加剧了GDP高但收入低的增长畸形。总之，占人口90%以上的中低收入人群被侵占了应得收入，牺牲了应有利益，表明高增长具有惠及民生不够，包容民生不足的弊病。
距离产生美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被隔海遥望的外部世界当成了神奇故事与宏大叙事，然而“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全国”（温家宝语）。金字塔式的资源集权结构，派生出国富民穷、城富乡穷、上富下穷甚至官富民穷的格局。这就像沿街的高楼大厦，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背后的穷街陋巷一样，艰辛困苦的大众民生，被遮蔽在楼高车快之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吃不起肉的弱势群体，被遮蔽在包装绚丽的面子工程之后。正如朱镕基早就抨击的：“一方面职工拿不到工资，农民穷得要命；另一方面，到处要建大城市，大搞国际化都市，高楼林立，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一场财富膨胀的泡沫盛宴，只有在散席后才能盘点出谁胜谁负。从分配结构看，权力是赢家，市场是输家；政府是最大赢家，百姓是最大输家；从产业结构看，银行业赢了，制造业输了，农业输了；从企业看，国企赢了，民企输了；从游戏规则看，投机者赢了，投资者输了；贪腐的潜规则赢了，诚实敬业规则输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它“谁赢跟谁走”。前边所说资本被滥用了，资源被错配了，都是上述有输有赢的结果。市场原本就有“1个巨富背后必有500个穷人”的逻辑，因而，8年来的胜负博弈，变成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变成了穷人通胀，富人通缩。8年来的游戏结局，加剧了财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推高了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巩固了一个“强政府，半市场，弱社会”的不良格局。
一听到有人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就笑了：明明有个中国模式，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笑我们不能幼稚到变成鸵鸟，用情感判断替代了事实判断：不喜欢的东西就当它不存在。明明是你不喜欢这个模式，却不敢直陈其弊，把头插进沙堆里说没有这个模式。就拿经济的“中国模式”说吧，国家对于社会有“四重赋敛”，明摆着是个举世无双的模式嘛。什么叫四重赋敛？四重，直说是四遍。赋敛，直说是收钱。四重赋敛，是说国家收了社会四遍钱。收税一遍，收费又是一遍；国企强迫交易一遍，土地与房产交易又是一遍。这四重赋敛，全是市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政府成了大政府，市场成了半市场，官员成了经理，经理成了官员的下属。要说有中国特色，这些就是。政经合一、政企不分，就是中国模式的总谱。
政治上以权力为主导，经济上以国家资本为轴心的发展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看似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其实不是。中国近代年的洋务运动，就是个官督商办，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民国政府年间，也是个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当时的中国模式，也不是自创的、独有的，而是在走德国、日本式自上而下的强权现代化道路。俾斯麦式的国有银行主导的模式，日本明治政府“利用农民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摩尔语）的模式，都是南京政府的榜样。至于后来的全盘计划指令、全盘公有的苏联模式，更是个政府取代市场的失败模式。
国内的官商结合程度，似乎比拉美还紧密。以前讲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西非模式”等，国内都与之相似。腐败成了发展的瓶颈，人治成了法治的障碍，是这类模式的共性。吴敬琏认为：“中国的发展历程向我们表明，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所以，放大市场，缩小政府，才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语）。“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的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周其仁说的没错。但做对的是什么，做错的又是什么，众口不一。欧债危机与美债危机的蔓延以及政府的救市干预，给了一贯怀疑自由市场的人更多理由。然而，中国33年的经验恰恰相反，不是政府调控的成功，而是放权让利的成功。要说还有教训，反倒是政府扩权，国企争利的教训。有人说，政府全盘掌控、国企全盘垄断的模式，不是被证明是成功的吗？陈志武反驳说：那前30年掌控更严紧、垄断更集中，怎么会弄到连个温饱都混不上呢？可见，做对的不是政府扩权，国企争利，而恰恰相反，是放权让利。要说33年来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那就是放权让利，给人民自由，给市场自由是做对的。要说还有什么事情是做错的，那就是改革流产了，重返了扩权争利是做错的，不是吗？
中国33年变革的实质，其实是悔过与改错，重温与补课。改革是去私有化之后的再私有化、去市场化之后的再市场化、去资本化之后的再资本化、去国际化之后的再国际化，是历史在补课，对吧？之所以说放权让利做对了，是因为它是个打破集权，打破垄断，打破政经一体、政企不分的制度桎梏的进步过程。之所以说扩权争利做错了，是因为它是个向前30年的回归、倒退、复辟过程，不是吗？
国内这种政府经济特权与官商利益一体化垄断的模式，权力主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够造成大规模错配与大规模浪费。为什么高增长要不住地保“8”？为什么大众消费总也形不成市场驱动主力？为什么GDP高却工资收入低？为什么高增长却没有高就业？这些资源错配，都是由四重赋敛的模式派生的。“强政府，半市场，弱社会”的经济模式，对于政府行使权力来说，倒是言出法随、简便易行，但对于发育越来越复杂细密的市场来说，对于维权意识高涨的各个利益群体来说，却越来越不适应，产生了一连串的社会政治隐患，已经不改不行了。
学小提琴、学钢琴的孩子，都知道与国际接轨的、普世通用的记谱方式是五线谱。五线谱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易学，小蝌蚪似的音阶，能直接对应键盘或琴弦指法。但是，看惯了简谱的我就不行，非得把五线谱翻译成简谱才能弹琴。“你不是能看懂五线谱吗？翻译成简谱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常有人问我。我的回答是：我有我熟悉的路径依赖，走惯了的熟路，哪怕复杂繁琐，你也总想走。谁都知道，简谱看似简捷，其实麻烦得很，全然不如五线谱精确明了，但错误的路径依赖，会导致我弃简求繁，自找麻烦。
霍布斯有个“麻雀入屋，无法逃出”的比喻，说一只麻雀从烟囱钻进屋里，就会失去路径依赖，只知道朝着明亮的窗户上撞去，忘了自己是从烟囱里误入室内的。大政府、小市场的模式，是沿用了前30年熟悉的路径。像是人用惯了简谱，自以为它简便易行，其实复杂繁琐，出错概率高得弊端丛生。而“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模式，像是普世通用的五线谱，看似复杂，其实精确明了，不易出错。但熟悉会排斥生疏，把生疏的翻译成熟悉的，就像把市场模式变通成中国模式一样。随着五线谱的普及，喜欢简谱的孩子越来越少，不招人喜欢的中国模式还能走下去吗？
中国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政府在坐庄，财富和资源最后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有钱，财政富余很多，最后总有办法买单。
——谢国忠
改革初期有个说法，把放权让利叫做放水养鱼，好像政府是个养殖户，放水养鱼是为了等到菊花黄、膏蟹肥的收获季节下手的。事实上，财政部官员也是这么说的：“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放水养鱼，培养税源。1995年以后，放水养鱼就进入了收获期。”（贾康语）听他这么说，像是把市场当成了自己家的养殖网箱似的。其实，假如征税权不受限制的话，官员还真的像个撒网的渔夫。你可以先看一组数据：2010年香港GDP是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是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是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的45%；而广、深两市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仅占税收的3%。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1倍。再来看一组数据：从北京开车到武汉约1400公里，收费700多元，从北京开车到大连约820公里，收费400元，都是平均每公里0.5元。而在美国，中西部自驾游大约3000公里，全程高速，过路费一共10多美元。国内不堪收费重负的运营车，无奈之下只能冲卡。深圳盐田坳收费站平均每天冲卡的车辆在2000辆以上，大多集中在夜间，大多是大货柜车。最疯狂的时候，50多辆货柜车排着队冲卡，就像过火车一样。2011年5月5日凌晨，一辆货柜车冲卡时将收费员胡某撞倒，碾轧致死。
公平感的丧失，利益被牺牲、被剥夺感的上升，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紧张与冲突的根源。穷人不高兴，富人也不高兴，老百姓不高兴，官员也不高兴，老年人不高兴，年轻人也不高兴，白领不高兴，蓝领也不高兴，平民不高兴，知识分子也不高兴。花在维稳上的钱，成了个天文数字，也已构成为国内增长模式昂贵的制度成本与道德成本。布坎南曾经指出：“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增长替代发展，增长替代变革是替代不了的，“强政府，半市场，弱社会”的经济模式，也是个权益之计的过渡性安排，有着饮鸩止渴的潜在风险。诺斯曾经分析过熟悉的路径被锁定带来的风险：一旦熟悉的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更不可能陡然切换，就如“麻雀入屋，无法逃出”一样。我国经济面临的，就有这样的社会政治风险。
有学者用“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把中国政府比作一个大公司，惊叹其有非凡的盈利能力。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是GDP增长的3.25倍，是居民收入增长的2.36倍。更令人惊叹的不仅是财政收入远远超过GDP与居民收入的增幅，而且，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的增幅又远远超过了税收增幅。譬如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增幅近25%，其中非税收入超过1万4千亿，增幅高达40%。政府的盈利能力之所以非凡，从非税收入的暴增就能看出端倪：的确存在着超限赋敛、超限剥夺的“四重赋敛”吧？
陈志武发现：“2003年之前，每隔一段时间，政府都会对过度膨胀机构进行一次缩减，而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机构人员过多进行调整过。”最近的这一次，就是朱镕基“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把国务院机关干部从33000人裁减为16000人。为什么2003年之后不再压缩了？因为政府非但没有了紧缩开支的财务压力，反倒有大把大把的钱给行政事业体系涨工资。举一个例子，上海城管2011年由事业编制转入公务员编制后，工资福利普涨40%。一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干部高兴地宴请亲友，庆贺自己月收入破万了！
“上下交征利”，事业单位与国企的角色，像个影子政府似的。什么叫影子政府？就是被政府授权变相纳税与变相收费的派生机构。事业单位与国企的改革与转型，为什么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因为它们原本是政府的分支机构、派出机构或孳生机构，他们的坐堂收费，跟变相纳税是一样的；他们的强迫交易，又跟变相收费是一样的。所以，管政府派生出来的事业单位与国企叫做影子政府、小政府，也不是不可以。他们的改革转型为什么那么难，总是无果而终？因为他们是四重赋敛模式的组成部分，也是前边说的撒网的渔夫。不革除扩权争利的模式，事业单位与国企就无法转型。
2011年全国财税收入突破了10万亿，增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则只分别增长了和。拿10万亿这个政府收入总额与城乡居民收入相比，要么，相当于4.5亿城镇居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总和，要么，相当于14亿农民1年的纯收入总和。然而你看到，用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比重仍旧很低。温总理说他卸任前这一年要做好的5件事，全都是财税收入亏欠民生后补偿民生的，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征地补偿、提高养老覆盖、连片扶贫、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等等。温总理为什么有紧迫感？还不是因为政府欠账太多，国计惠及民生不够，国计包容民生不足？就不说福利保障过低了，仅仅看到公园里的椅子或树木上栓上个“&&&认建、认养”的牌子，不知你想到没有，连公园里的一座铁椅子、一棵树都要纳税人出钱养活，那些烧纳税人钱摆阔的官员，脸红不红？
斯密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市场自由的副产品，因而，他认为一个国家要脱贫致富，首先要“请女王陛下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只做一个守夜人”。与斯密相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市场失灵政府显灵，主张政府以干预经济为己任，自己则以给政府干预经济支招为己任。市场真会失灵吗？不会。“追求满足”与“避免牺牲”（马歇尔语）是人的本能，只要不受干预，经济人永远都会避高就低地消费，嫌贫爱富地迁徙，趋利避害地投资；这个市场法则，就像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一样不可抗拒。
因而，认为市场会失灵，跟认为人脑子会进水一样。为什么？因为不相信市场，就是不相信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却相信人会“避免幸福”“追求牺牲”——进入我们当红卫兵时，被忽悠的五迷三道的崇高境界——脑子的确进水了。所以说，相信市场失灵，相当于你相信消费者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投资者只求冒险，不求安全；经营者不愿稳稳当当地挣钱，就愿意亏本砸钱一样。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王小波说过，就跟你相信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是一样的，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斯密总结说：“一个国家从蛮荒时代上升到最富裕社会，只需具备三大要素：即和平，轻税赋和一个公正廉明的政府。”这里说的三大要素，除了停征止伐，罢兵休戈，铸剑为犁的和平之外，另外两个要素，都是指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经济，要放权让利，要一碗水端平。斯密说的“轻税赋”，就是中国历代反对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倡导的“时务之要，在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霍光语）。他说的“公正廉明”，则是指政府不但自己不能食利自肥，也不能厚此薄彼、亲此疏彼地偏袒利益集团食利自肥。从发生学上，权力的本性是保护而不是偏袒。即使偏袒，也应当是靠谁养活偏袒谁，吃谁的饭偏袒谁，政府本应偏袒老百姓，而不应当偏袒公务员，偏袒事业单位与国企。为什么，因为政府是吃老百姓饭，靠老百姓养活的，不是吗？
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历史性课题，从头到尾，不过就是那4个字：“放权让利”。但放权让利一直在与“扩权争利”较量，互有胜负，只打成了平手。说两者打成了平手，我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改革吃了夹生饭，半途搁浅在半市场上了。什么叫半市场？半市场就是脚踩两条船，左手有权力，右手有资本，权力与资本双管齐下。你常见“一个萝卜两头切，两头都是它得”，就是权力资本成了唯一的赢家。一直以来，政府权力越俎代庖，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充当着经济大合唱的总指挥。指挥棒难免出错，大规模集权的资源也会被大规模错配。改革的蓝图，原本是用市场配置资源取代政府配置资源。1993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提出突破体制障碍，完善市场体制，都是要政府把看得见的指挥棒移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要改什么？要改的是“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然而强化政府、强化国企，弱化市场，弱化民企的趋向，近年来有增无减。突破体制性障碍的改革流产了，体制性障碍成了一堵高大坚实的城墙，城墙内是经济特权与官商垄断。你常见进城的农民工下意识地穿一身仿军警衣服，也常见小货车风挡玻璃里搁着一顶大盖帽。你意识没有？那就是常被交警罚款、常被城管收摊子的弱者无以自卫，也戴上特权的面具替自己壮胆的。
总之，在强权面前，公民维权的抗争，脆弱得像是与高墙相撞的鸡蛋，令人同情。你以为我仅是同情弱者？不是的。我发现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正义常常在弱者一边。我早就写过《别以为正义一定在民众一边》一文，说正义本应在政府一边。纳税人养活政府，就是要它替老百姓来主持正义的。本应主持正义的政府，一旦偏袒了一方，跌落到了弱者要自己出来给自己一个说法的地步，这事儿是不是麻烦了？
又不是要保留文物古迹，干吗总要修补那一堵人见人厌的体制旧墙？还不如拆解它，打开通向市场的坦途。正如温家宝所言，政治改革，是保障经济改革结果不至于得而复失的唯一路径。铲除特权，打破垄断，是走出半市场困境的突破口。诺斯著名的“政府悖论”指出：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周其仁则说，“来自政府权力的过界侵犯，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想免于过界侵犯的恐惧，不是你我也学进城农民那样，弄身制服穿穿，弄顶大盖帽戴戴，意淫一下特权。也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进公务员队伍，更不是宁当掏粪工也要挤进事业编制，去投靠财政供养。
出于个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上述行为也无须承受苛责。但特权是一块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的臭豆腐，每个人趋之若鹜，它不就臭遍大街小巷了？围剿特权，扭转扩权争利的倒退，把它拨正回放权让利的改革正途上来，需要政治改革。只有深化政改，用法治取代人治，才能让政府去做一个守夜人，去做保安，也才能讨回自己作为业主的终极主权来。但政治改革难以启动，难在改革已错过了最好时机。政府目前已进入历史上财富最肥厚、利益负载最沉重、割肉补疮最疼痛的状态，改革成了自我手术，难不难？
出错就像扣外套的纽扣。虽然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不愿解开重扣的原因是：一刻都离不开这件暖和的外套了。
啃老（百姓）的国企
利润是他人的成本。天下所有的利润，统统构成为别人的成本。政府垄断行业的巨额利润，需要千家万户买单。现在以千亿元人民币计的燃油、电力、通信等国有部门的巨额利润，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因而，行政垄断利润不是国民经济之喜，而是国民经济之忧。
——周其仁
油价破“8”后，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被反问：“我能说脏话吗？”记者明白他的意思：“你比较愤怒是吧？”路人的回答像是愤怒被一口痰噎住了：“不能说脏话吧？那我就没话好说！”没话好说的不止油价了——始自1992年的机场建设费收了20年，机场建设得过剩了，大家不愿缴了。但一不听证，二不上人大审议，一个通知就开征民航发展基金了，收费变成征税了——路人也没话好说吧？为了避开七嘴八舌，民航基金是在两会闭幕1个月后出台的。13年前向所有存款人征收利息税，是等到两会闭幕3天后出台的。
不听证是罔顾民意，不上人大审议是不受制衡，看来，征税确实失控了。征税本应经由纳税人同意。324年前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未经议会投票表决，不能从老百姓兜里拿走一分钱的法规。而征税与收费作为行政部门的特权，至今在国内还通行无阻呢。陈志武说：“2011年陕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各项税收增长。这是荒唐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生态问题，任何良心社会都不应容忍。”不应容忍什么？不应容忍税收与预算不受民意制约，人治压倒了法治。
显然，备受其排他特权的挤压，也备受其垄断暴利的盘剥，如今，民众对于国企的寡头独占与食利自肥，已经到了“没话好说”、人人侧目的地步。一贯为国企护短、护犊子的前国资委主任，认为国企是主力队员，是场上核心。他把国企比作湖人队里的科比，说湖人队离不了科比，网友反驳说这不可比。为什么？因为科比并不像国企那样，是裁判的亲儿子，更不像国企那样靠特权独占鳌头——“科比运球时，没有禁止别人抢球；科比投篮时，也没有禁止别人盖帽”（徐小平语）。不是靠排他特权，央企能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最赚钱石油公司”“最赚钱电信公司”“最赚钱烟草公司”吗？仅损害国民健康的烟草行业，2011年的工商利税就高达惊人的7529亿！
前国资委主任早先说过，央企是“共和国长子”。如今他又把国企比作父亲，说：“一个家庭如果父亲下岗，那对这个家庭是灾难，孩子的命运从此会发生重大转折。”把国企比作爹，把民企、外企都比作啃爹的儿子，说这话的人像是喝的不止二两。事实是，与自己养活自己的外企、民企恰恰相反，国企被政府当成亲儿子，一直是“拼爹”“啃老”也“坑父母”的。涨价像刘翔一样快，降价比蜗牛还慢。有报道称，毛利率高达的重庆水务集团，还要借亏损涨水价。市场都变成蜗牛了，涨价还在快马加鞭地跨栏，油价决心要飞跃10元大关吗？
如你所知，一路上涨的油价，自己就戳破了与国际同步调升调降的什么“窗口期”童话。你知道国际市场每桶原油6年内有过从160美元跌回48美元的跌幅，而国内6年内油价从4元一路涨到了8元。说是与国际油价接轨，有这么满拧了接的吗？任何商家，都怕客户嫌他的货品贵。不等顾客张嘴，他的辩解张嘴就有：“我进价高了！”对吧？可是，你啥时候听过中石油、中石化公布过他们进口原油的价格？啥时候见过他们公布国内采油的成本？他们抱怨炼油赔钱，有民企老板调侃说，那就把赔钱的炼油业务剥离出来，让给我们做嘛，我们能扭亏为盈！崔永元还逗他们说，让我来当“两桶油”的老总行不行，试试看能不能扭亏为盈？
透过财务报表分析，张宏亮发现中石油与中石化涉嫌转移利润制造亏损，再向政府索要巨额补贴。他发现“两桶油”将自采的低成本原油对外销售，以赚取巨额利润，而用于国内提炼的原油，大部分对外采购以抬高成本。假如真是这样，亲儿子就涉嫌吃里扒外，父母该管一管了。
国企老总任志强，明说自己是亲儿子。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高薪，也不掩饰对政府的不满与批评，像是亲儿子也不领父母的情一样。我说过政府才是真正的开发商，房地产公司不过是代理政府房地产事务的掮客，是替政府打工的。打工的不应冒充老板，事实上，他们也不敢冒充，只敢时不时地表达对老板的一肚子怨气，任志强的抱怨就是证明。证明什么？证明啃老的亲儿子并不孝顺，像是俗话说的“女大不中留，留了反结仇”似的。2011年4月12日，上海一个啃老的留学生从日本回家要钱，没出浦东机场就持刀捅伤了自己的亲妈，不是啃老啃出的悲剧吗？
国企这个宠儿，啃的看似是政府，其实啃的是纳税人。全民被迫充当了国企的衣食父母，国企其实是啃老百姓的“啃老”儿子。外企、民企无老可啃，只能自己挣饭吃。国企离不开母乳的哺乳，优越感、依赖症与软骨病，造成了它的低能。你知道真正的成人仪式，不是什么16岁，而是“30而立”，不再啃老。一个人开始自己养活自己，父母如释重负地把他推进市场去谋生，市场就成了每个人真正的成年仪式。国企30而立了，早该自力更生了。
都说管制经济年代，人像是被圈养的，市场经济就像人被放养一样。圈养状态，人像宠物乖乖；放养状态，人就像野生动物。我发现人与动物的本性一样，喜欢吃野食而不喜欢被喂养。别说人了，我家的宠物毛毛，一条从英国带回来的小狗。它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饭后总要扒倒垃圾桶——无论是吃欠了还是吃撑了。我们老两口感觉扒垃圾不是个体面事，想纠正毛毛这个毛病。于是，每次抓个现行后连骂带打，想让它痛改前非，但全家人的努力都失败了——小狗变成了两面派：当面不扒背后扒。饭后散步回来，你总能看到垃圾桶被扒倒在地。其实，垃圾桶躺在地上，是小狗在向主人显示：除了吃嗟来之食，我还能自力更生！总之，与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样，毛毛总想做一条自己养活自己的小狗。
国企也算个食肉动物，但却不能自力更生，靠啃老百姓为生。岂止是食肉动物，央企简直就是动物界的恐龙，肩负着“控制命脉、占据上游、优化整合、做大做强”的伟大使命。但如你所知，“控制命脉”，不过是卡住消费者的脖子，扼住刚性需求的瓶颈。“占据上游”，不过是占据食物链的顶端，大鱼吃小鱼。“优化整合”，不过是挑肥拣瘦地兼并与排挤同行。而“做大做强”，不过是寡头独大，利益独占地满汉全席通吃。所有这些，都是特权企业的赢家通吃，独吞暴利。看过《人与自然》的观众都替角马或羚羊惋惜，说它们只知自保，不懂互助，结果被狮子或猎豹逐个吃掉。如果当孩子要被吃掉时大家一齐上阵，那豺狼虎豹也不一定能得手。但其实，谁都知道，老百姓都是被扼住喉咙强迫消费的，除了被罚，被断电、断水、断油、断气或停了暖气、停了手机、停了电视，怎么可能抗拒垄断国企呢？
总之，与自食其力的外企、民企相比，改革30年的国企还没有“30而立”。靠啃老做大做强了，做大做强了仍在啃老。回到我的问题，国企为什么咬定青山不放松地啃老？因为不啃就活不下去。至于前国资委主任硬要把国企比作外企与民企的爹，硬要说“孩子命运重大转折的家庭灾难”，似乎也发生了：“如今我到广东、浙江，看到民企开始抱国企的大腿，很多的民营企业家和资本都流向国外了。一个国家，民营企业家都跑完了，谁来搞经济？”（郑永年语）
在国内，凡是限制外企、民企进入的领域，都是国企在“控制命脉、占据上游、优化整合、做大做强”。这些堂皇的文件语言，护佑的是严酷的市场垄断事实。对外，国企靠排他性特权，实行自然垄断、行业垄断或行政垄断；对内，国企通行的是内亲外疏、上肥下瘦、厚此薄彼的利益分配原则。备受诟病的国企病，如资产负债高、收益低，运营成本高、净利低，灰色收入高、纳税低等顽症，已经开始传染为国内企业的流行病，成了国内市场的病原体了。
俞正声曾批评说，与外企、民企相比，上海国有企业享用的无偿、有偿的各类资源，占有的无形、有形的各类资本，与他们的产出与贡献不成比例。岂止上海，全国不也如此？前边提到，政协发言人赵启正用来反驳“国进民退”的数据，是全国私企效益远高过国企。他的数据有点震撼，能对公众振聋发聩：原来国企的效益还是这么差呀！大家还以为他们真像自己展示给社会的外表那么辉煌呢。31750家国企绝大多数要么亏损，要么产能过剩。包括1631家央企在内，国企利润的80%，其实是靠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寡头赚取的。
为什么国企大面积亏损，寡头暴利的痼疾依旧？因为除了排他特权与垄断独占，国企根本无法靠自由竞争生存。“在任何情况下，垄断价格都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斯密语）。因此，最大的10家垄断寡头，兼有自然垄断、行业垄断与行政垄断的3重垄断，才有暴利滚滚。国企扼住了民生刚性需求的咽喉，像渔夫扎紧了鱼鹰的脖子。“垄断者可以通过使市场的货物存量不足来控制价格”（斯密语），故意制造短缺来维持高价的要挟手法，油价不涨就会缺油，就是个例子。要挟成功，油价破“8”，逼停了东莞的公交车，甚至上海殡仪馆也叫苦，说火化1具遗体要亏损260元。
所有投机性投资潮的共同特点，就是用于投机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为什么借来银行的钱更容易造成风险？因为，假如我是个聪明的穷光蛋，那么，哪怕借来10亿，哪怕1年还款，哪怕利率极高，对我也很划算。我可能赚大钱，也可能赔的精光。我只管听天由命：或者发财了，或者破产了。反正我稳赚不赔，破产的只是银行。
——保罗·克鲁格曼
前些年流行官员傍大款，近些年反转过来了，流行老板傍官、傍权。前些年流行政府官员去当国企老总。近几年又倒流过来，流行国企老总当政府官员。且不说倒流预示了什么，只说国企老总与官员之间能兼容互换，就显示出政府与国企的一个共性。什么共性？不惧风险不怕亏的共性。国企为什么傍官、傍权？因为只有破产的公司，没有破产的政府。傍上永不破产的政府，国企就如同上了只赚不赔的保险了。譬如上任42天即被双规的漯河市长吕清海，曾经面对神马集团要上马一个年产100万吨、投资20至30亿的化工项目。原集团一位老领导找到吕，私下表达了忧虑与担心：“搞不好，会拖垮整个集团的！”你猜吕清海怎么回答？他的回答让这位老领导大吃一惊：“反正都是国家的票子。拖垮了神马，吃不了这碗饭了，去别的地方还不照样吃饭？”
“不惧风险不怕亏？”你质疑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投资人？没错，投资人都想盈利，只是后果可能不盈则亏。假如代理人全权包揽了投资人的一切权利，却不必承担投资失利的一切责任，那么，投资就变成了只负盈不负亏：只要赚了就有好处，亏了却没有坏处，代理人就会不惧风险不怕亏，对不对？那么，谁是只负盈不负亏的代理人呢？用不着猜测，政府与国企明摆着是全民资产与投资的代理人。
之所以说国企的终极产权悬空，是指全民所有的财产与投资，像是个丧父又丧母的孤儿，只能托付给代理人去监护。烹饪公有制的大锅饭，只能靠厨师全权料理。你试想一下，没有店主授权，没有菜谱也没有监厨的，更不受理食客投诉，掌勺人一手遮天地烹制大锅饭，他能怕什么？掌勺人就是郎咸平说的保姆，保姆成了管家后可能反仆为主，就像《水浒》里霸占了女主人，赶走了卢俊义，照单全收他家产的仆人李固一样。
一路走来，国企的负盈不负亏成了历史污点，“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为什么现今亏损的央企越来越少，而亏损的股民却越来越多了？还不是因为国企开始吃股民了？谁能否认，上市国企的盈利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股民的亏损上的：盈利了，它不向出资人分红，亏损了，却要出资人填窟窿。股市上圈钱的募资公司负盈不负亏，投资的股东却负亏不负盈。你看，上市国企的负盈，对应的不正是大多数股民的负亏吗？
其实，国企的负盈不负亏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吃财政，吃银行，吃股民地一路走来，免费的霸王餐早都吃惯了，总有纳税人在替它买单。比如，起先是财政赔钱它赚钱。财政赔不起了，把它推给了银行。银行接手过去也是赔多赚少，继续替赚少赔多的国企买单。当国企要拖垮银行时，不保企业但要保银行了。为什么？因为银行是更大、更重要的国企，是控制金融命脉的国企。怎么办？由间接融资改为直接融资吧，把接力棒交给股民吧，由前仆后继的亿万股民接手过去继续替国企买单。股民前仆后继的精神，表现在街头那条大红标语上。看了这张照片，你能不感动吗？
于是，“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吴敬琏语），成了国内股市的主旋律。岂止股市，国内楼市的存在，也是替地方政府圈钱的。“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为地方政府融资的。”（谢国忠语）既然“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成思危语），谁替儿子买单，就全靠父母来安排。从财政到银行再到股市，无论政府安排谁买单，最终都是纳税人掏钱。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记住，政府的所有支出，都是要靠纳税人买单的”（黑兹利特语）。股市就不说了，财政、银行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财政、银行为国企买单，实际上是全民间接买单。如今买单的钱不用拐弯了，轮到股民直接来支付了。什么叫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这就是。总之，国企始终在靠全民替它买单。怎么买？就是如果它盈利，利润与你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它亏损，对不起，你得替它填坑，眼下掏钱填坑的就是股民。负盈不负亏是一部新编历史剧，国企只负盈的旧脚本，演成了股民只负亏的新戏码。
前边说到，国企的真正主人、投资人是全民。政府监管国企，像是代理全民监护其儿子的养父母，全民才是国企的亲爹妈。为什么？因为所谓国有资产，只是全民所有资产换了个名称而已。政府与国企之所以负盈不负亏，根源在于公有制有优越性。什么优越性？别人替自己买单的优越性，白吃午餐的优越性。最常见的免费午餐，“就是通过通胀来变相地向全民加税，然而通胀是一种最有害、最恶劣的加税，是对全民的超额榨取”（黑兹利特语）。
市场经济与产权悬空，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谁都不难想象，没有主人的瓜田李下会是一幅什么风景：不等瓜熟，李子还青涩，就已一抢而空了。从发生学上，市场与政府都起源于财产权。假如产权虚空，财产属于全民，那还需要什么市场交易呢？也没有财产纠纷了，更不需要政府裁决了，大家只需要无政府主义，争着抢着去摘瓜、摘李子，行吗？不行！怎么办？只能交予一个守夜人去严密看守。而当官员成为公有财产的唯一守夜人时，“肥水不落外人田”，不受监控的掌勺人私吞大锅饭还奇怪吗？
我们为什么一直装睡叫不醒地要装“天下为公”？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卸任何个人负责、问责、担责、追责的可能，置资产于无主状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让财富成为权柄的囊中之物。这个过程不是推论，而是事实：把原本全民所有的公产，暧昧不明地变成了国有资产，变成政府权力支配的资本，不是事实吗？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这两个不能，指出的正是财产公有必然孳生权力私有的内在逻辑。
总之，归属全民也罢，归属政府也罢，之所以养着国企，父母本是想靠它养老的，对吧？然而这个儿子始终不争气，被娇惯成了个坑爹的。所谓坑爹，就是以全民为衣食父母的国企，不但不回报亲爹妈，也不孝敬养父母。习惯于做假账的国企，赚了钱瞒着父母归自己，赔了钱哭穷找父母。其实，最糟心的还不是父母贴钱给儿子，而是儿子玷污了父母的形象与声誉，有损于政府的公正廉明。对于政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本应一碗水端平，对国民一视同仁。而“共和国长子”的称呼本身，就与小儿子、干儿子、女婿拉开了距离，对不？由此可见，国企的坑爹，是父母偏心眼、护短护犊子招致的报应。
抓大放小，有进有退，就是典型的政策偏袒。“放小”成了放弃竞争，“抓大”成了扩大垄断。“有进”成了进入垄断，“有退”成了退出竞争。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差别化、特殊化对待的政策。什么才是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政策？那就是全放、全退：只要是企业，全部撒手放生，全部靠竞争谋生；而政府要公正廉明，必须全部退出企业经营，放弃特权袒护。然而抓大放小，有进有退则背离了这个非歧视性国民待遇原则与公平竞争规则，所造成有主有次、有强有弱、有亲有疏、有肥有瘦、有厚有薄的权利不公与特权偏袒，不亚于城乡有别、官民有别的权利不公与特权偏袒。国内如今的半吊子市场上，通行着垄断与非垄断两种资源配置，市场与超市场两套规则，自由交易与强迫交易两类价格，供养财政与财政供养两种生存方式，根源在哪儿？根源就在于这个差别化的二元政策所维护的二元制度上，根源就在于特权剥夺了平权，强权制造了弱权。
不知你有过“孩子闯祸，父母赔钱”的经历没有？譬如2008年8月2日，贵州5个山村顽童扔石头玩，砸坏了路过拖车上的4台新宝马。司机坐在地上大哭：“这叫我怎么赔得起吆？”修复费用需要30余万，经过一番交涉，村里只赔了5千：闯祸闯成了谁受损，谁自担。为什么受损者得自担损失？因为山寨没有赔偿能力，负盈不负亏。这个“顽童闯祸，受害人赔钱”的例子，在交通肇事上叫做“肇事人免责，受害人自担损失。”想必开过车的人都见过这种“事故怪圈”——引发事故的司机，连身后出事都不知道就扬长而去了，其实，正是刚才他的急变道、急穿插或急刹车，才导致别人紧急避让撞成一团，撞出大祸。犯错的司机扬长而去，完全免责，这阵子可能还胳膊搭在车窗外吹着口哨呢，哪晓得身后人仰车翻，自己害得别人家破人亡！
这个事故怪圈，就叫做“肇事者不追责，受害者认倒霉”。我敢打赌，当年各家国有银行那2.3万亿呆坏账，主要都是国企的亏欠。上世纪末的那次补窟窿买单，就是一起“肇事者无损，无辜者受害”的灾难赔偿案。当年全国人民为国企偿还欠债时，买的是全单，连个折扣都没给打——年政府给银行注资1.71万亿，剥离出1.4万亿不良资产，用的全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修补了资产负债表，各家银行才够格戴上商业银行的帽子，上市直接圈钱。
你知道国有银行原本不是商业银行，而是政策银行。你也知道，上海磁浮列车原本不是商业投资，而是政策投资。然而，上海磁浮列车招徕游客时，一直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浮列车”。商业运营的本质是竞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叫什么商业运营？假如上海磁浮列车真的属于商业运营，那么它的赔钱生意，只能叫做商业运营的失败，而不能说是商业运营的成功。有人算过，即便按照旅客仍嫌过高的40元折扣票价计，上海磁浮收回投资也得上百年。赔来赔去，总有赔不起钱的时候。届时，这条所谓的商业运营线，还得被打回到技术实验的政策投资原形吧？与此相似的，就是商业银行。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补了资产负债表，才戴上“商业银行”帽子的4大国有银行，所作所为仍是政策银行，一定要戴上一顶商业银行的帽子干嘛？
同样的道理，没有自由竞争，哪儿来的商业银行？我原本指望国内银行入了世，与跨国银行竞争起来，会大有改进。但跨国银行被落地玻璃隔在门外，国内仍旧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常登门办事的储户，期望过高的失望也多，想必你我都有同感吧？如今，作为储户你一跨进门，先就碰上推销理财的。银行总想把你没风险的存款，忽悠成有风险的理财品种。你到银行汇款，排队半天却白排了，要么是没带身份证不给你办，要么是没有本行账户不给你办。异地取款收费，跨行查询收费，这管理费那管理费的，你卡上不明不白地常被扣钱。总之，国内银行效率低、服务不佳却收费高、获利丰厚，令任何商业银行都望尘莫及。明明是世界上最具特权与暴利的垄断银行，却化妆成了商业银行。有名无实的商业银行，不是个仿真体、近似值吗？
铁路也是国企病的一株标本。铁路“跨越式发展”留下的后遗症，是故障、腐败、债务与烂尾工程。凡烂尾工程，都是亏损窟窿。谁来补？没有伏笔与悬念，舍我们其谁？最终还得纳税人买单。国企病的病理，在于企业是不完全企业，不是独立的公司实体；市场是不完全市场、不具备真正的营商环境。也因此，索罗斯认为，缺乏公司制度与商业运营的中国市场，不如印度市场让他放心。
索罗斯说：“我什么都不害怕，不害怕赔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在他眼里，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呢？是“比美国更为热闹的‘寡头独占化’的并购狂潮，是超级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导力量。”索罗斯害怕的我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寡头独占化’可能导致坏局”。的确，遗传了历史上全盘公有、全盘掌控资源的先天优势，依仗无人能比的政策偏袒，兼有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三重叠加垄断，又超常享用着金融信贷资源，一个尾大不掉的超级垄断寡头统治国内市场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形成为市场上谁都难以撼动的利益托拉斯，形成为“国中之国”。为什么撼山易，撼垄断寡头难？因为国企傍官、傍权，是最大最强的红顶商人！
斯密界定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要件：自由竞争与私有产权。缺了这两个基本要件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缺了这两个基本要件的市场，也不是真正的市场。老实说，国企主导的国内市场，顶多算个近似值或仿真体。出于贸易利益，外交上我国总在争取欧美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反观内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差200年”（张维迎语）。怎么办？争取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努力，是主攻外交，还是主改内政？
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真正的基础。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的侵害。
——张维迎
为国企辩护的人，用“国企强则国强”的理由，挑战“民富则国强”的逻辑。国企总资产相当于2010年国内GDP的62%，国企确实又富又强了。但如前所述，国内人均收入排位全球100名之后，表明民生是又贫又弱的。《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以央企为主的国企依然是绝对主流。占据500强收入74%的前100家公司，90%是国企，中石化、中石油和中移动稳居前3。据统计，央企1年的收入是中小民企500强的总和——国企又富又强，民生又贫又弱，国家展现给世界的是一副富强的样子么？恐怕是一副“国富民穷”的样子吧？环顾全球，回眸历史，民富则国强的，比比皆是，而靠垄断企业富强起来的国家，没有一个。企业竞争力不强而经济强大，市场不发达而国家发达的，谁听说过？
国企的实质，仍旧是“政府经济特权与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事业单位与国企是党政治理体制的肢体延伸，可以被视为政府的左膀右臂，或影子政府，小政府。陈志武说“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靠的就是事业单位与国企的赋敛功能。与政府收税、收费的强制性一样，国企实行的是强迫交易。前边说政府收税一遍，事业单位收费又是一遍；国企强迫交易一遍，卖地卖房又是一遍。为什么经济下滑税费反倒猛增？为什么税费收入会脱离市场荣枯周期而盛开不败？因为事业单位与国企是政府赋敛的两条唧筒。
中东与俄罗斯等依赖油气资源出口的国家，也被称为食租国家。但这些国家依靠资源垄断提升了本国居民福利并降低了税负。国内财政也靠资源垄断食租，但并未降税减费，也没有大幅度提升居民福利。一个萝卜两头切，倘若两头都被政府拿走了，民间不就两头都落空了吗？这不由人不发问：“一个国家，要么是经济以国有为主但社会没有税负，要么是经济以私有为主但社会为政府公共产品交税，而绝对不应该经济以国有为主同时社会税负又很重，因为这导致社会财富与收入过多流向政府，导致国富民穷。如今，经济越来越私有后，国有企业继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是为谁服务，为什么要继续发展？”（陈志武语）
张文魁认为，国企的存在对于国民的意义，已经变成了“它们赚钱的时候与你无关，它们亏本的时候要你输血”，这怎么可以？国企的何去何从，为什么被一再质疑？国企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会弄到与市场格格不入，对民生处处不利的地步？对照普世法则，你不难发现，国企的确不是真正的企业。虽然大都有着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外表，但显然不具备现代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
1.&前边说过，国企产权悬空，没有终极产权，也就没有最终的受益主体。尽管原本全民所有的资产被界定为国有资产，但真正的产权人仍旧缺位。国企仍是以行政、事业管理机关为母系统的子系统，享有国有金融、投资机构的近亲哺乳。2009年放出的超10万亿贷款中，80%以上被国企获得，由他们吃了偏饭。
2.&国企没有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其经理人都是官员、准官员，是统一调派的“统管干部”，由组织部任免。国企管理的潜规则是“内部人控制”，底层员工的薪酬偏低。我就纳闷了：怎么国企高管给自己上百万、上千万地发年薪，保密就保得那么好？我去找每月只拿两三千元的底层员工，打听他们老总的年薪，收获的全都是“不知道！”
从有限责任，自负盈亏与独立法人三个公司制度的要件看，国企一概缺如。如前所述，国企并不是真正的公司，而是某种仿真体与近似值。其资产负债表、财务损益表等，在本质上很难真实可信。国企靠强迫交易生存，不靠降低成本生存。按理说，“交易成本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并替代市场的唯一原因和动力”（科斯语）。而国企呢？与现代企业的生存法则恰恰相反：内部人控制的分肥与管理层的裙带风，导致交易成本高企；高成本成了国有企业产生、存在并替代市场的理由和动力，离开高成本它养活不了自己。
占领华尔街的美国抗议者们相信富勒说的，华尔街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管理者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他们靠榨取同胞的财富来养肥自己。比较之下，腐败丛生的国企管理层，不也是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特权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孳生贪腐。这其中道理，浅显得如张五常的比喻：“如果你将一个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难乎其难矣！”
霍布斯有“麻雀入屋，无法逃出”的比喻，不是说鸟进笼子，而是假设一只鸟儿从烟囱钻进屋内就逃不出去了——它只知道撞玻璃窗，忘了自己是从烟囱里误入室内的。国企改革为什么总也逃不出体制的桎梏？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反省一下，国企是怎么来的，应当往哪里去？
上点年龄的人都知道，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原本是三位一体的，事业单位与国企，都是党政机关的下属。国企原本是政经一体，政企不分的，是集权体制下资源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生产组织形式，甚至被编成营、连、排、班过。1997年始，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国企，开始退出竞争性领域，在兼并、重组中占据、扩张垄断领域。一路走来，“抓大放小”的重组政策，“3年脱困”的改造政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产权多元化政策，“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政策等相继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最大成果，就是国企退出了竞争，强化了垄断。“放小”的转制，放生的几十万濒临死亡的中小企业，大多是资不抵债的破产者，是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失败者。而“抓大”呢？抓住的却是掌控初级产品、稀缺资源与上游产业，统治市场要素，垄断关键行业的约3万个大型国企。
前边说过，国内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民间，而在政府与民间这两端；政府把征税权、收费权让渡给事业单位与国企，因而，事业单位与国企的角色，仍旧是抽取民间财富给政府的两条唧筒。国企的强迫交易，实质是变相收税，变相收费。因此，维护国企王国的实质，是维护其作为政府左膀右臂的这两个特权。国企为什么专捡必需品垄断，专拣刚性需求涨价？因为它被赋予了排他特权，能够把只增不降的成本转嫁给民生，用只涨不跌的收费吃霸王餐。你常看电视新闻能看到吧？上一条刚报道完养老、医保或义务教育的覆盖面，下一条马上为没钱看病、没钱上学或老无所养的人募捐。两条新闻之间，你有没有穿越感？再比如，退休金、低保标准、医保报销比例提高几十上百块钱的报道，你常能听到，公务员、事业单位或国企每月几百上千地涨工资的新闻，你听到过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起来还没有现在难度大。为什么？因为那时权力的油水不如市场大。重商主义大潮里，干部曾纷纷下海。改革坐失良机、半途搁浅后，下海的又都纷纷上岸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的油水又不如权力大了。市场上官员唱主角而企业家跑龙套，许小年认为经济就没戏了。改革30年了，大学生又趋之若鹜地争考起公务员来，不是官本位驱动是什么？在市场与官场之间，国企的大半个屁股仍旧坐在官本位上，财大气粗牛皮哄哄的，谁能惹得起呢？不信你批评国企一句试试，人家有10条理由在那儿等着你呢。
所以，国内市场不公平的答案，非常简单：市场盛行垄断，缺少竞争。作为政府的嫡亲长子，大公子，国企继承了超经济、超市场的特权，也继承了政府多年积累的全部财产。国企财产原本是全民所有的公产，通过股份全民化还原产权，物归原主，本是一件顺水推舟的事儿——绝大多数国企已有了股份制外壳，把外壳坐实了即可。可是，这个物归原主的产权改革被绕来绕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口号多变，招术迭出”（周为民语）。33年前就开启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设计蓝图，被尘封了，产权改革被搁置了起来。国企仍被政府牢牢握在手里。而与此同时，“仅仅从减轻、摆脱国家财政负担的目的出发”（同上），医疗、教育、住房这类公共福利却被甩包袱、卸担子似的卸责，由医院、学校凭借政府让渡给它的特权，凭借定价特权与收费特权去“创收”，导致社会福利机构横征暴敛，食利自肥，令大众备受暴利盘剥，深受“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三座大山的重压。
国企走进垄断体制的安排，显然是走入了误区。但国资委官员曾辩解说，早在朱镕基当总理时，就停止了对于国企的财政补贴。断了奶，国企不就市场化了吗？这种辩解，很难说服谁。为什么？因为政府授予的专营特权是比财政补贴更持久、更稳定、更肥厚的生财之道。在土地、住宅、采矿、铁路、烟草、食盐乃至医院、学校等行业实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排他性专营，给予企业以独占鳌头、独霸资源的特权，正是财政断奶、停止补贴、把国企推向市场去创收的交换条件。什么交换条件？“让渡征税权”（卢麒元语）与收费权的条件。原先依赖财政补贴吃奶，像是隔着衣服间接啃纳税人，难免啃不多，吃不饱。而断奶后推进市场去创收，等于打开隔层直接吸食纳税人，反倒吃得更多、吃得更肥了，这不是事实吗？
还有官员辩解说，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朱总理也不是没想到鼓励竞争。要么，怎么会在石化之外有石油，电信之外有移动，联通之外有铁通，四大银行之外还有个民生银行呢？这么辩解，也说服不了人。为什么？因为同一产权属性、同一特权派生的企业之间，不但构不成竞争，反倒会达成“一荣共荣，一损共损”的联盟。别说两三个寡头会结盟，七八个银行之间，不也结成了暴利联盟吗？所以，垄断是特权的产物，是自由市场与自由企业的天敌。垄断的形成不在于企业表面像不像个公司，而在于它的屁股是坐在官场上，还是坐在市场上？是靠权力挣钱，还是靠竞争挣钱？
国企脚踩权力与市场两只船，左右逢源：一手，靠特权打压同业竞争；另一手，向消费者勒索高价。这一轮国进民退袭来，国企的回马枪甚至杀回了原先已经放开和退出的行业。譬如民营资本被从采油、炼油行业驱赶了出去，被从采煤、采矿行业驱赶了出去。你想到没有，油价、气价、煤价、电价、水价的只涨不降，不正是民企被国企清了场的后果吗？凡是民营企业被驱赶出场的行业，都是垄断价格持续攀升而百姓叫苦不迭的民生必需品，也都是特权独占的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所在。
国内垄断比重这么高，垄断的力度这么大，兼有了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垄断，以及宽泛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几乎所有基础产业，顶端至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产业，几乎全是国企主导的领域，满世界哪儿也没有。最适宜自然垄断的土地，在多数国家是私有化的。最适宜行业垄断的邮政、铁路、航空等，在很多国家也是民营的。最适宜行政垄断的武器装备等军工生产，在欧美也一直是民企在竞争。
人人熟知，垄断被列宁定性为“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理由是垄断产生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但眼下在国内，没人敢这么抨击垄断国企。为什么？因为国企的垄断是有根有据、理直气壮的：文件上赫然写着国企要“主导产权、控制命脉、垄断资源、占领上游、支配关键、掌握要素”。因而，对国企的批评不仅会触碰国企的政治属性，也不符合国企优于民企的价值定性。国企的扩张方兴未艾，已跻身全球企业巨无霸前列，谁敢说人家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但从发生学上寻根觅源，垄断国企还真是那个已没落、已消亡、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管制经济”的遗留物。说穿了，国企是前30年失败了的前苏联模式的遗产，是本该与其母体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残留物。
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国企杀了个回马枪，硬是横亘在市场化变革半路上，在国内营造出一个权贵加裙带的特权王国。看上去，这个特权王国像不像一座抗击市场化冲击的坚固堡垒，一座市场汪洋大海中的特权孤岛？垄断寡头凭什么能吃霸王餐？凭借其耀眼的政治光环，获取了无人能敌的市场霸权。它们打着抽象的“国家利益”“全民利益”的旗号，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目的不过是维护和扩张自己超经济的特权罢了。
垄断是自由的天敌，是反市场的暴力强制，垄断奉行与自由竞争相反的逻辑。自由竞争的逻辑，不仅是企业不盈则亏，还是企业要盈利就得造福社会；也不仅是每个人不敬业则失业，还是每个人要发财就要造福别人。垄断的逻辑恰恰相反，奉行的是强盗的逻辑，靠掠夺社会发财，靠掠夺别人致富。所以说到底，垄断的本性必然向市场扩权，与民间争利。
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坚守街头不撤，是因为“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郭树清语），老百姓觉醒了，不愿“被人家卖了，还要帮人家数钱呢”！破除垄断国企“主导产权、控制命脉、垄断资源、占领上游、支配关键、掌握要素”的特权，推进利益包容、产权多元、资源共享、市场准入的开放竞争，国企改革是突破半吊子市场的突破口。物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重启政改，从哪儿改起？还得从紧迫的还财于民、让利于民改起，而不是泛泛空谈。还原国企是全民公产的本来面目，就要把国企产权还给全民，把原本属于公产的国企股份还给13亿人民。这项迫在眉睫的改革的实质，就是让全民当自己财产的主人。
追溯国企资产的源头，既源于原先的全民私产被剥夺归了大堆，也源于63年来全民劳动的日积月累。前苏、东转型时，各国都遵从了起点平等原则，实现了全民持股，“证券私有化”成为重启私有化的起动方式。虽曾有过股权过于分散、有价无市、入市前投机等弊病，但毕竟公平分配了公产，了断了历史悬案。但在中国，全民所有财产一波三折，最后暧昧地变成了国有资产。在历经了“承包”“租赁”“内部持股”“管理层收购”等巧取豪夺之后，国企变成了与民众私产对应的政府资产，变成了仅几千万有内部人身份者才能受益的少数人的饭碗，这怎么行？打破独食、独享体制，就应当把国企公产平分给全民。这个平分并不是全民分钱，也就不是权益之计的刺激消费，而是物归原主的还财于民——把原本属于全民的资产还给全民。怎么还？有的是国际经验可以借鉴。遵从起点公平原则，实现全民持股或持有基金，可操作性有多种选择：陈志武有个设立国民权益基金，每年给13亿人分红的方案，陈清泰有个国资转入社保基金的方案，张维迎则有个股份转让或半卖半送的方案。难度都不在技术性上，难在理论上要正本清源，体制上要拨乱反正，重拾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改革的初衷与魄力来。
全民财产为什么要物归原主？因为你必须拒绝遗忘，静下心来想一想，起初创立国企的宗旨与诉求是什么？什么是国企的宗旨？难道不是一大二公，天下为公吗？组建国企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全民所有，共同富裕吗？30年前改革国企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不是扭亏为盈，做大蛋糕，全民共享吗？国企能不能还公产于民，“直接关系我们政权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温家宝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语）把国企公产还给全民，就是要打这样一场转败为胜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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