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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中国管理学术
　　“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一直不是，有用的。”詹姆斯 ? 马奇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课程初始常常如此开场。在他看来，学问美不美比是否有用更重要。
　　2003年，麦肯锡的咨询顾问罗伦斯-普赛克和托马斯-戴文波特制作了一个大师排行榜，然后问榜上有名的大师们―你心中的大师是谁？公众度极低的马奇教授在这个“大师中的大师”排第二名，高于其合作者―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 ? 西蒙，仅次于彼得 ? 德鲁克。有人评价道：在学术领域，引用马奇教授的文章成为一种时尚礼仪。
　　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学人来说，“无用”这个词别有一番滋味，既不是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更不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之风。在这个词背后，是被国外管理学者及其思想、研究、著作“占优”的尴尬，是被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抛弃”的孤寂，是一群闭门造车、不得不以制造论文为己任的管理学人的满腔愤懑。
　　当然，这背后有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管理学术甚至中国学术的历史沉疴，也有中国管理学人本身研究技能欠缺，心态浮躁，更有制度性环境的扭曲―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升迁机制，不那么公平和完善的研究经费申请体系。
　　我们想知道，是什么阻止了中国管理学术有用、有市场、美？中国的管理学术何时才能取材于中国的管理实践，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行为，并为世界管理学术做出贡献？何时才能透过咨询者之手作用于企业实践，启迪企业家和经理们不再拘囿、执拗于经验、以成王败寇为要，并做得更好？
　　幸运的是，许多管理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探讨中国管理学术的问题和出路。
　　迷失与反思：有用否？
　　作者 邓中华 《管理学家》编辑部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有些事未必不是确定不疑的。譬如，中国的经理们对中国管理学术界存有不满和轻视，相对而言，他们更渴望得到经济学家的教诲。经理们抱怨学者们未能及时地挖掘其行为背后的真正逻辑，不能对他们的问题给出良方，为其迷惘指引方向。在用的层面，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借鉴其他经理的做法，更愿意拜“洋和尚”为“导师”，甚至还有企业家公开收徒，传授中国式创业、管理和领导的秘籍，诸如此类。
　　毋庸置疑，这背后当然也有经理人和中国商业生态的种种是非。许多企业家绝非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型企业家，充其量是大企业主，他们在“台风来了，猪都会飞”的年代，所获得的成功即便未必不是暂时的，也多少不能毫无遮掩地自以为是（譬如，《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主人公学历造假这个“小”背后所揭露出来的荒唐故事）。
　　学术与实践：“双轨”运行
　　中国的管理学术和中国管理实践者，从大数上说，即便未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在“双轨运行”。
　　不过，据詹姆斯 ? 马奇的观察，在诸如医学、工程学、法学、教育学、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学院以及管理学院（）都存在着如是争论：学术的有用性。马奇描绘道：管理学院（商学院）的争论分为两派：一派为管理学教育冥顽不化，追求学术纯粹性、牺牲有用性而痛心疾首；一派为管理学教育目光短浅，重视实际问题、轻视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而扼腕叹息。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 ? J. （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 ? A. （Christopher Sims），由于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而获奖。有记者问向来犀利的教授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有何现实价值，他“毫不客气”愤然答道：“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管理学界，却显得颇为紧迫。并不老练的中国管理学术界正在企图寻找自己的价值，他们必须因为这样一些问题而挣扎、纠结：中国的经理们是自己的客户，还是学生？如果是客户，他们能为经理们提供什么具有价值的“服务”，仅仅贩卖国外的管理思想、研究，并以此发展出对企业管理的工具，甚至连工具也直接“拿来”？他们能深刻洞悉客户的需求吗？还是像一样，信奉“顾客多数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学生，他们又能培训经理们―尤其是开着宝马、奔驰从“恩师”的自行车旁边疾驰而过的“学生”们―何种思维、技能，启发其何种蒙昧？
　　在中国文化体系里，会使用“既又”句式和思维的人十有八九。对于原本应该“相互纠缠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经验知识和学术知识的“恩怨”，任何一个智商在60以上的人，特别是有些官员们，会急不可耐、脱口而出地告诉你这样一个答案：平衡和整合。 知易行难。平衡点在何处？如何整合？请你不要往下问。
　　美国商学院里的“河东河西”
　　我们可以稍许安慰的是，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商学院历史上以及现在也同样存在着。
　　20世纪上半阙，商学院的用处在于为想靠管理为生的学生提供敲门砖，其博士点几乎不为学术谋，它们聘请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做教授，“企图通过案例教学法、老师参与咨询法、课程论文结合公司实习法复制经验，力求成为"最佳实务"的传播者”，这让人想起职业技能培训和那个业已古老的制度―师徒制。据马奇介绍，连哈佛商学院在哈佛也是被瞧不起的二流学院。这就是代价。
　　赫伯特 ? 西蒙如是写道：准确也好，不准也罢，我们认为那个时期（二战刚刚结束），美国的商学院教育还处于洪荒的职业主义（vocationalism）阶段，需要开垦，以及尽快进入基于科学的专业主义（science-based professionalism）阶段，就像医学和工程学在之前一两代所经历的转变一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变革发生了，就朝着西蒙所描绘和“建议”的方向发展而去。基础学院（譬如数学、哲学等等）的教师被抽调到商学院，以支持商学院的变革和“求上进”。商学院减少了直接与实务挂钩的研究项目的支持，转而强调通过研究产生知识，提高治学严谨性，多用数学模型，多应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用正式的分析代替经验法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90年代，商学院的学术化、脱离实际被部分“革命者”（其实是回归传统的“保守派”）嗤之以鼻并猛烈攻击。的确，你很难想象，一个经理人会轻而易举地应用博弈论、混沌理论、进化论、图形学等等来管理他们的下属和负责的事务。
　　“双十主张”，“吹响面向实践的号角”
　　类似的声音，在中国也有，起先还算稀落，渐强，渐强。
　　2010年11月号的《管理学报》发表了一篇有三十九名学者联署的倡议书―《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在分析了中国管理学术之弊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科学未来发展的10项倡议和10个方面的突破。
　　该倡议书由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齐善鸿教授领衔。其余三十八人分别是：白长虹、陈春花、陈劲、程新生、韩德强、焦媛媛、李德昌、李季、李莉、李新建、林润辉、刘广灵、刘云柏、罗纪宁、罗永泰、彭贺、齐岳、申光龙、沈超红、石鉴、孙继伟、王芳、王学秀、吴晓云、武立东、武亚军、邢宝学、许晖、薛有志、严建援、杨坤、于斌、袁庆宏、吴剑峰、张永强、周建、周建波、周晓苏。
　　文章的核心是，呼吁管理学者“走出书斋，投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这10项倡议是：（1）研究者要深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寻找问题，寻找实践给理论的挑战和启迪；（2）研究者要以职业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知去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主动与实践结合；（3）管理机构要注重成果评价中的实践导向，如何评价也需要规范化并使之科学化；（4）研究者和实践者要积极地靠近，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管理中困境的解决办法，相关机构也应该支持；（5）基金资助机构和管理者，要引导理论和实践结合型研究，不再单纯看文章数量和质量，而要加大评测实践效果的比重；（6）真正的研究者要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7）教育机构应积极提倡和鼓励研究者深入实践，积极创造机会；（8）学术期刊要大胆关注实践类探索文章、反思和思想争鸣文章；（9）研究者要勇敢突破学术研究小圈子，跨专业合作、融合；（10）企业要注重人的成长和发展，关怀员工和顾客内心的幸福感。
　　10大突破是：（1）加强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2）未来要在管理的根本问题上实现突破，而不是就细枝末节进行原有理论的阐发；（3）未来的研究成果一定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不再是文献堆砌和自言自语的大部头；（4）未来的管理研究是基于经验又跨越经验、具有理论高度和对现有理论具有突破性的管理新命题；（5）未来的管理研究会重新定位企业的性质，并将走出单纯经济组织的藩篱，重塑一个有机系统的思想体系；（6）对人性认知的改变将为新的思想和理论的诞生敲开管理智慧之门；（7）将在企业家的人格塑造方面产生新的视角，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将成为引领；（8）将循管理思想的逻辑演进方向向前推进，并借助哲学和数学等实现突破；（9）外部约束性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在心灵契约高度的突破将完善其效能；（10）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将成主流，造就员工幸福快乐，关心社会民生，环境优化，更好的人文、自然和生态，这是未来管理研究的价值取向。
　　躁动“挤兑”严谨
　　这个“双十主张”，涉猎甚广，而且对管理学及管理研究的未来言之笃笃，在观点上必然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被“发难”之处却是起于青萍之末。
　　这原本是一个倡议书，却又“穿”着它颇有些不屑的“学术八股文”的外衣，发表在一本学术杂志上。这种“悖论”为它所遭遇的质疑与批评埋下了伏笔。旋即，它就遭遇了来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巍博士近乎调侃又近乎吹毛求疵的“挑战”。
　　韩巍以“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为题，指出齐善鸿的“宏文”的三点事实错误、两点逻辑错误。具体此处不赘表。但是，韩巍以“以小见大”的方式，指出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呼吁同侪严谨者自己为文著述颇不讲究。曾记否“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相对而言，徐淑英教授在2009年以来不断向中国的管理学人亦呼吁面向实践。她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说：“我们要争取做一些符合实践的研究题目，就是取题不要从文章里面去取，应该从实践中取―在管理上有一些不能解释的操作，怎么样的操作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针对问题来做研究，用实验的方法去看怎么操作，能够对企业有更大的帮助。”
　　这部分反映了中外学者的差异。徐淑英教授接受的是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她对同一问题的阐释就大小得当，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concept to concept）同义反复。
　　本质上说，齐善鸿们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当下学术圈的不满，倒不如说更多是一种莫名的躁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伴随着欧美经济和公司接二连三的丑闻和失败，一股子“先生也不过如此”或者“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的心态，在国人中油然而生。原本就有的、在近代受到严重伤害的大国心态和大国崛起的“复兴之梦”再增砝码。正是裹挟着这样复杂的情愫，政治家、科学家们都以在某领域或者学问打上“中国”烙印而自豪并大肆张扬。我们以各种证据来证明这个民族具有的优越感，这与孔子教诲的“君子坦荡荡”真有些相去甚远。莫名躁动的另一份底气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滔滔历史江河之中，人来人往，英雄迭出，王朝更替，各色组织并存，你唱我演。
　　学术需要激情，但是更需要严谨，需要“双十主张”中的“冷板凳”精神。学术界的真正领袖从来就无法指定或者行政任命，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倡议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必然适得其反。学者之高，是因更接近真理，是因为立在著述之上，而非权力之阶和自我拔高。
　　马奇论“有用性”
　　我们无意，亦无能为力为管理学术的有用性问题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詹姆斯 ? 马奇对此问题的思考。况且，正如马奇所分析的，“明里争的是理，暗地争的是利”。
　　如果谁要请益于詹姆斯 ? 马奇，他会对前来的经理人说，“我几乎肯定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可说”，但是，“我也许能从一个十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给管理者提供一些"边际"帮助”。
　　现实中有许多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也没有出现新变量，纯粹是出于无知的前赴后继，如果要有用，那么就意味着管理学者也要重复。
　　何为有用无用？“管理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个体和集体的需求。”然而，这是个主观概念。也就是说，“客户”首先要明确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它才能给“产品”一个打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自知之明”的人未必常见。除了前述乔布斯狂言――“不用做调查，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也有一句名言：“如果当初我去问顾客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会回答说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人们经常因为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而忽略了真正的需求，譬如回答“之问”―作为人何为正确？
　　这也正是马奇引用穆勒对边沁的批评：边沁没有领会或者表征一系列基本的人类情感，这些感情更少地来自关心人类机构和实务的有用性，更多地来自要求人类机构和实务确认、表彰、复制人类精神的关键元素。人的行为不是基于预期的结果，而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
　　即便我们秉持有用性的标准，也面临着两个难题：定义模糊、含义复杂、难以精确测量；在实践中，有用往往意味着短视，大多数人都懂鼠目寸光的可笑，却又对“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样的论调在行为上趋之若鹜。商学院不能只培养解决当下或者三到五年内的问题的管理者；否则，二十年后的企业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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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研究的关键时刻：专访徐淑英教授
　　本刊记者 邓中华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毫不费力地看轻甚至否定管理对于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在他们看来，研究一个流程再造，不如一个批文更货真价实；殚精竭虑地设计一句好的品牌宣传口号（slogan），不如和某个领导人合影更有号召力；谈领导力，不如随手拈来权术、厚黑各种“营养”；谈公司治理，不如请个有官方背景的经济学家谈宏观大势，透露玄机。
　　“中国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不可否认，经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企业操作（管理）就完全没有贡献吗？我觉得不可能。” 唯一同时获得《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最佳论文奖的华人管理学家徐淑英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
　　但是，中国的管理学术和学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被国外管理学者及其思想、研究、著作“占优”，被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抛弃”，闭门造车、以制造论文为主业。倒是许多“江湖郎中”，贩卖中国人的人性弱点及其对策，兜售以权谋为核心的“中国式领导”，推介向历史帝王将相学管理之类管理故事读本，反而能大行其道。
　　当然，这背后的原因还有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管理学术甚至中国学术的历史沉疴，也有制度性环境的扭曲―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升迁机制，不够公平和完善的研究经费申请体系。或许是我们的焦虑过于急迫，活像那揠苗助长的农人。
　　然而，本着反求诸己的精神，我们相信，中国的管理学人亦有必要深刻反思下列现象：研究技能欠缺，心态浮躁，好大喜功（譬如急于构建“中国式管理”），缺乏科学精神，好奇心钝化，官本位思想，诸如此类。
　　徐淑英教授与我们分享了她对上述现象和问题的看法。
　　管理学术之用与美
　　管理学家：在中国，经济学家比管理学家似乎更受企业界的欢迎。在国外也是如此吗？
　　徐淑英：这个现象在美国也是如此。管理学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都不如经济学。从1978年开始，我就是全球最大的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的会员，到现在已经有33年，并且有很多次都是它的理事会理事。目前，我是该管理学会的会长。AOM 的理事会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增强管理研究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管理研究者似乎都是在为其他的管理学者写文章，专注于验证和完善理论，而不是开发和运用理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自然的结果：缺少切题性。而经济学家，至少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也更大胆地推广自己的想法。有一种可能性是，管理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缺乏信心，或者是他们太忠诚于他们的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严谨性而不是实用性。这也让我们的名声没那么高。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时注重了严谨性和实用性。现代管理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管理研究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相对来讲，严谨性弱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严谨性的追求逐渐成为趋势，而对于实用性的追求却越来越弱化。
　　管理学家：詹姆斯?马奇教授认为，理论和思想的美不美比它是否有用更重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淑英：研究是要了解企业中的管理活动，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操作？为什么他们成功或者失败？这样对于很多企业问题就可以给予解释。假如研究者观察到企业的某种管理实践觉得真的很有意义，查阅现有文献，发现没有办法解释这种实践，就说明它是值得去研究的。要试图了解它的根是怎么样的，内在逻辑是怎么样的。最美的理论也是最实用的理论。
　　管理学家：实际上，国外管理研究的范式也不是同一的。比如，德鲁克的方式、波特的方式、明茨伯格的方式，他们并不一致，为什么呈现出这种多样性？
　　徐淑英：“范式”是托马斯 ?S. 库恩 (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影响了管理学的发展阶段，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学家群体。不同的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学者们的意向和假设不一致，例如上述学者，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诸如问题中所列举的多元化特征。
　　波普尔（Popper）认为，理论只要是合理的、可以证伪的，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从哪里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并不关键。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强调证伪是一种证明理论价值的方式，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大部分中国学者也是波普尔主义者（Popperians），他们关注如何使用现有理论，而没有关注这个理论的适用程度，或者相关理论的发展。即现在中国管理研究学界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着常规科学范式。这种科学范式只是引导学者去研究已经成功运用该范式的现象和理论，因此，在这个范式内的科学家并不以创造新的理论为目的，甚至不能容忍其他人创造新理论。这样，科学家就变成了范式的奴隶，而不是主导者。我并不是说中国管理研究应当彻底抛弃常规科学范式，而只是想提醒同侪，在中国或其他情境下研究一些重要现象时，应能批判性地运用西方范式中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管理学术之殇
　　管理学家：目前中国管理学术研究有什么典型的不足？您所接触的管理实践行为，又存在什么样的典型问题？这能否解释中国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巨大的鸿沟？
　　徐淑英：一些学者对全球管理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他们观察到了国际学者一种明显的偏好：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中借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詹姆斯 ? 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当然也是存在的。
　　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有限情境化地使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进一步来说，很少有研究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以发展新的含有丰富情境信息的理论。
　　我对中国的管理文献做了两个回顾。第一个是与香港科技大学李家涛教授合作的 。我们分析了20个顶级管理期刊中的226篇文章。我们发现只有一个概念具有中国的特征：关系。几年以后，我又修订了之前的文献回顾，并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们分析了106篇发表在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期间的、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论文，发现只有两篇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没有被研究人员关注，他们从来没有再次在文献中出现。最近，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回顾了七本顶级的管理期刊中的文献，发现280篇论文中只有10篇具有高度的中国情境。也就是说，这10项研究给出了中国管理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但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管理的新理论。我不是说学者的目标就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想说，令人惊讶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
　　另外，大部分的中国学者迫于日益增加的制度压力，以及“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具有的对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偏见”，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成为发表文章，而不是获得重要的科学发现；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也去选取那些在流行杂志上所流行的研究题目、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不去关注这些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
　　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严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其另一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也是所有的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relevance）标准。目前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关心严谨、忽略切题。另外，中国学者的开发性研究多于探索性研究，他们对于科学的哲学观和科学的意义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整个环境尚待发展出有关评价和奖励科学努力的制度规范。
　　我想对于如何打造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给出几条建议。首先，对于中国管理或组织现象的理解和正确解释，需要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国家情境。其次，有必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改变现有的制度，我们需要鼓励学者研究一些在西方不一定流行、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且相关的问题。有必要提醒大家，现有的常规科学范式在研究新问题、寻找针对偶然事件的新解释时，是有局限性的。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管理研究界应当把发展有效的知识、为科学进展做出贡献当做自己前进目标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时满足一个好的应用科学所要求的严谨性（rigor）和切题性 (relevance) 的双重标准。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讲：中国的很多管理者是从实际中摸索管理经验，缺乏理论基础。
　　一般的实践者很难将普适性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知识。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高于实践，与具体的情境之间存在距离。需要实践者根据具体的情境、行业、企业等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改良。有些管理者只是了解理论的表面意义，不知其精髓，难以进行真正意义的调整应用。管理者在理论的产生过程中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在知识转化和传递环节也缺少兴趣。
　　管理学家：此外，国内的学者在研究能力方面，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欠缺？
　　徐淑英：这是很普遍的问题，中国大部分管理学院的老师，他们研究方法都未有专门的培训，这不能怪他们。就像做家具，没有系统学过，怎么去知道这个做得好？一定要去学这个基础，研究方法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一定要去学。
　　我自己是做实证研究的，主要的工具是问卷调查。这些问卷的设计思路，我们起码要花一两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去做研究。一个问卷的背后有研究问题、研究框架、研究理论、研究的概念。不可能今天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去问卷调查了，太仓促和草率了。
　　管理学家：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徐淑英：研究人员有两层含义：一是科学家，一是研究助理。科学家就是设计研究，问出好的问题，他的人生目标应是像牛顿一样，一个很大的、创新的想法，实现知识创造。一个研究助理就是帮助这些科学家去做辅助的工作：文献回顾、研究设计、面谈，并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去做。
　　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会变成一个科学家，但是每一个研究者都需要有科学家的精神，这个科学家的精神就是保持客观的态度，不断地努力去学习，让自己研究能力不断提高。要懂得研究思路，这个框架里面要求的严谨性是什么意思。一定要非常有耐心，研究不是说一天半天出来的，好的研究成果是几年，几十年都有的，一定要有这个耐性。为什么大学有终身教授制度？其目的是保障你有工作安全，可以放心去做一些大的项目，让研究者有自由度。
　　卓越的科学家必须有无穷的好奇心，要将寻找答案的科学过程把握得非常好，去追求真理，因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到真理。这个态度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态度，研究完全是为了符合一些外在的要求，这就失去科学家的精神了。
　　关于“民间管理学家”
　　管理学家：在中国，有许多民间管理学研究人员。他们可能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却乐此不疲。比如，他们从中国的国学中断章取义、从各种存在过的组织（比如“向王熙凤学管理”、“三国演义”等等）活动去挖掘符合现代管理活动的东西。您怎么看这种努力？
　　徐淑英：研究人员应该使用各种想法，去表述他们对一个管理问题的分析。要从事情境的研究，人们必须去到情境中观察并思考。过去的情境可能影响当前的行为。从历史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文化是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的观念、习俗、价值观和实践的积累。要了解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回顾过去。因此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来了解现在的行为模式是有价值的。正如波兰尼、观察到的，“知识是情景化的”。知识有多种来源。知识可以来自观察，体验，或权威资源。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来获得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知识，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知识，科学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一些智者的思想，也可以是我们的另一种知识来源，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或者耶稣基督。即使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也相信《圣经》中的智慧，相信《圣经》是关于人类发展的最好的知识来源。例如，所有的社会都信奉金科玉律、互惠规范。金科玉律是“你希望别人善待你，你必须善待他人”；互惠规范是指人们会善意地响应彼此的一种社会期望。
　　历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基础。历史是知识的来源之一。实践或观察则是另一种方式。我们通过观察或研究过去和现在的伟大领袖而获得知识。作为管理研究者，我们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知识。这种科学的方法，包括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数据来获得有效的证据支持我们对于主题知识的判断。用过去的知识来解释现在的实践是一个有趣的而且非常有前途的方法。这样做的挑战是要确保证据符合严谨性的标准。严谨性有两个标准，有效性和可信性。我们需要提供证据来使读者相信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的和可信的。对于定性的数据，这通常是指文本数据，当你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有效性就存在。不同的人的结论之间具有一致性（预测符合率），那么可信性就存在。我鼓励那些运用历史或者案例资料的研究人员阅读大量的优秀的定性研究书籍或论文，比如Yin、Miles 与 Huberman和Eisenhardt等人的。
　　中国管理研究的关键时刻
　　管理学家：您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 （即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 （即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做出了积极探索。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前景？管理理论是这样一种缺乏通约性的“理论”（而非科学）吗？为什么中国的特殊性会“催生”出“管理的中国理论”？如果他们要继续努力，是不是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由此衍生的范式进行彻底的创新？方法是什么呢？应该借鉴国外同行什么？
　　徐淑英：现在，中国的管理研究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所面对的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
　　套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的研究主导了中国的管理研究领域。Barney 和Zhang 认为这些研究是为了寻求一种“中国管理理论”。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的杂志上，许多也被发表在国际顶尖的杂志上。这种方法的主要成果是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但是其对现有的理论发展提供的贡献是有限的。大部分采用这种“借用”的方法的研究也都倾向于弱化情境因素。
　　同时由于前面提到的制度的安排，使中国学者选择了一条更流行的路―中国管理理论，而使得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管理的中国理论，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现在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鼓励学者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羊肠小道，一条可能会使中国管理研究更进一步的可行道路；这也将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和管理实践的改善。
　　Von Glinow和Teagarden 提醒我们说，那些严谨但走题的研究是造成第三类错误的主要原因 (Type Ⅲ error)很好地解决了错误的问题。这两位作者鼓励我们“首先明确"意图（purpose）"问题，再着手研究设计”，并且一定要清楚这个意图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组织的绩效（满足了切题性标准），还是可以重复、延伸以及完善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理论（满足了严谨性标准）”。他们认为“应用型管理研究的长处在于允许我们创造那些同时满足严谨性和切题性标准的知识”。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首先要在所有的中国研究中认真对待情境因素；其次要改善研究现有的制度环境。
　　情境可以改变概念的涵义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于比较性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普遍性理论(universal theories)也是很有用的。因此，发展有关于中国的、包含“组织与情境的共同进化”的动态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转变中的经济体，变化是定义中国的关键性特征。实际上，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社会实验，它为管理与组织动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情境。
　　制度设置的改变需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上同时进行。在国家层面上，Zhao和Jiang极力建议“基金组织，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应该在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两者间取得平衡。实际上，考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基础知识，它应当更多地资助那些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在学校层面上，晋升和终身制的标准，以及博士生毕业的标准都应从对数量的关注上，转到对质量的关注上。
　　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源于科学研究团体本身。每一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技能和愿望，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应当鼓励中国的学者抵御走平常的路所带来的诱惑，去追求更高荣誉的研究生涯。
　　中国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他们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选择一条羊肠小道，而是“他们有没有勇气去对抗现实”。同样的，Leung指出，“做本土和整合的研究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中国管理学者真的想要对学界和实践界有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小道。
　　国际性的研究组织非常欢迎有新意的管理的中国理论。
　　管理学家：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确存在管理思想和管理活动，尤其是古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行为，但是，缺乏管理学。许多美好的蓝图都从未实现过。在做中国管理理论的创新努力时，学者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思想？
　　徐淑英：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些过去的管理行为和模式，以了解其内在逻辑，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在当时产生好的结果。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背景，当时的情境，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做法是可接受的而且是有效的。是什么情境假设支持当时建议的或使用的管理模式？然后，我们回到现状，看看有多少的情境假设今天仍然有效。让我们用一个小例子去解释一下。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情境假设之一是，学者们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是在农民，工人，和商人之上的。因此，社会上最聪明的人就努力学习，以便在官场谋得一个职位，成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是在军队中的官员。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成为各个朝代的“将军”。在复旦大学的一些同事试图使用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来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商人）希望在他们成功后得到政府的任命（例如，人大代表）。物质财富是不足以诠释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当代的趋势有可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给了特定的一群人一种价值评价。因此，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我也看到一些将过去的管理模式引入现代管理的可能性。
　　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应是最好的朋友
　　管理学家：管理时尚现象应该不是中国独有的。管理时尚的价值是什么？给我们的感觉是，一方面它们对管理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具有较大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
　　徐淑英：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种管理时尚。其一是，经理们渴望尝试新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直觉和经验，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第二种方式是，这种方法可能不适合所有组织，所有的工作，或所有员工。这就需要进行调整。
　　我的建议是，企业不应该马上全盘接受任何新的方法。它们必须在小范围的员工或者部门先进行试行并进行客观系统地评价。负责评估的部门必须是独立的，不是未来做出广泛应用决定的部门，它必须有良好的评估研究的知识。该公司应该考虑让大学里从事研究的人员参与到试行阶段。它就像在做一次实验。在采用了这一新方法的组和没有用新方法的组进行比对，尽量保证两组有尽可能多的东西具有可比性。一些新的项目失败，不是因为项目本身不好，而是由于执行不当。有时它会遭到员工的抵制。许多很好的项目都是因为执行不力而以失败告终。
　　管理学家：管理实践者应该如何学习管理，才能有效地与学术界互动起来？两者才不会彼此隔阂，甚至相轻？
　　徐淑英：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应该是最好的朋友。
　　这是因为管理研究的目标是产生有助于管理实践的知识。管理者们向管理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的经验和做法）。管理研究者把这些经验和做法组织成有意义的框架，解释它是什么，它的效果，以及它从何而来。我鼓励每个管理研究员花一段时间待在一个公司里。在他们设计一项研究之前，必须和他们即将研究的人们聊聊，去了解这些经理和员工们工作的情境。同时，我也鼓励每一位经理都学一点研究方法，能够去欣赏科学方法中的严谨性。这样一来，经理也可以有一些知识，去评估他们即将采用的方案的质量。是什么证据能证明该方案将带来预期的效果？
　　管理者和研究者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得到最好的研究。但是两者必须有一个共识：研究是一项科学的活动。科学是追求真理。因此，研究可能会揭示一些经理人可能不喜欢的真理的。所以，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研究者是一名科学家，而不是一个经理聘请的研究助理，研究员。换句话说，在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即使由公司资助，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之间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管理的真理以为实践服务。
　　管理学家：管理学是离实践很近的一门学问。管理学学术研究应该和实践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比较好？
　　徐淑英：管理学研究必须兼顾严谨性诉求和切题性诉求。严谨性诉求是要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切题性诉求则是根据实践的需求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知识。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经样本验证性等特征。实践知识具有具体性、情境嵌入性等特征。管理研究来源于管理实践，但超越管理实践。因此在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是维系管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但是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距离不能过大，这是由于管理科学的属性决定的。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在关注其理论科学价值的前提下，还需要关注其实践价值。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的理论贡献，也在于它们对实践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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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安身立命之地，走继往开来之路
　　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管理学界，一直存在着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对接问题，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过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来的问题更直观更严重而已。所以，对这一问题展开争鸣，不仅是“管理学在中国”所应当关注的，而且也是中国学界与世界同步所必须的。
　　从“三岔口”到“铁三角”
　　英国的厄威克，曾经在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关系上有着长期的思考。他强调，管理学的论著写作进展，要比管理实践进展快得多。为此他揶揄说：“这不是因为企业人愚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经理有每周明确的工作安排要去做，而学者除了思考和写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因此，两者越来越跟不上彼此的步伐。”所以，如何使学术界和产业界保持同等水平将非常重要。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由此，厄威克产生了他的困惑―管理学的现状是一种学术与企业相分离的“双轨制”。双轨的断裂，造成了象牙塔和水晶宫的不相交状态。很显然，对厄威克的这种批评，相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有同感。当然，中国的情况和英国有所区别：在英国，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其实业缺乏进展，所以，学界在不断推出“超越”实业需要却又脱离实业的所谓成果；而在中国，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持，正如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巍博士所批评的那样，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企业界是基本称职的，而学术界没有担当起历史重任。对这种学术与企业的双轨制，国内学界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学界和实践的双轨不相交外，中间还有一个“道岔”，这就是由学界分离出的咨询界。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学在西方是双轨制，而在中国是“三岔口”。这是因为中国的管理咨询业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管理咨询业，尽管同学术界有冲突，但基本上还是一体化的。所以，在西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院派与从事咨询业务的实务派（暂且把西方的咨询业称为“实务派”，把经理人称为“实践派”，以示区别）往往互有贬低，但主要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在思想上和术语上是共同体。比如，在中外都享有盛誉的彼得?德鲁克，作为一位实务派的代表，学院的教授们却讥讽他是“记者”（与德鲁克类似，中国近代有一位十分出色的学者梁启超，也曾受过类似的讥讽。因为梁启超从维新运动开始就投身于政治变革实务，治学完全为社会变革服务。所以被当时的学界所排斥。毛泽东曾经对斯诺回忆说，他在长沙读书时，特别服膺梁启超。然而，国文教员“袁大胡子”（袁仲谦，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师，举人出身，推崇桐城派）却十分看不起梁启超，讥讽梁启超的文章是“新闻体”、“半通不通”，并因此批评毛泽东，认为文章以韩愈为正宗。毛泽东不服气。专门买了一部《昌黎文集》，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古文基础。事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94~P.97）。如果以韦伯所说的学术为基准，梁启超显然从事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实务。这一事例也说明，中外在学术与实务的分野上具有一致性）。汤姆 ? 彼得斯曾经回忆说，他在斯坦福商学院读书时，没有听到一名教授谈起过德鲁克。笔者认为，彼得斯言过其实了，德鲁克受到学院派排斥属实，但要说商学院的教授们压根不提德鲁克则不确切。彼得斯是1974年获得斯坦福商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在这一时期，德鲁克的名字以及他提出的目标管理，已经进入了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材。彼得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咨询界，是为了强调咨询的务实性而刻意要指出学院派不切实际。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西方的学院派与实务派同属一个学科共同体，其对实务派的贬低，不过是认为实务派没“学问”而已。不仅德鲁克，包括争鸣中提到的彼得 ? 圣吉，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影响均很大的查尔斯 ? 汉迪等人，都同德鲁克的命运相似，程度不同地受到学院派的排斥。然而，这些杰出的咨询家都十分注意学界的动态和成果。同时，学院派尽管认为实务派没学问，但也并不忽视实务派的动向。类似于詹姆士 ? 马奇、赫伯特 ? 西蒙式的纯学者，十分关注咨询业的新进展。他们的分歧属于门户之争，并不把对方排斥在学科之外。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管理咨询界并没有起到学术与企业的中介作用，反而处于“两不靠”状态（英国厄威克对“双轨制”的批评，正好从另一面反映出西方咨询业在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的中介作用。厄威克的呼吁，是为了强化这种中介。厄威克本人曾经创办咨询公司，以管理顾问出名，又担任过英国的管理教育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对弥合双轨制不遗余力。而中国对学术与实践关系的批评，既包含学术研究与咨询实务的断裂，又包含咨询实务与经营实践的断裂，至今在弥合这种断裂上没有形成足够的合力）。比如，有相当一批所谓“知名培训师”，并不是在学界兼职，而是靠自立门户赚钱。与西方的最大差别是，在现实中风生水起的培训师和咨询师，往往在学术界没有任何名望，网络上有些所谓“亚洲成功学大师”、“国学应用大师”、“智慧大师”等等，根本与学术界不沾边，颇具“江湖”特色。有些略有学术含量的咨询家，在学界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评价，或者被学界以“不规范”排斥。即便是高校中从事咨询业务的教师，往往也是同学术渐行渐远，偏向于“三十六计”之类学界评价不高的东西。所以，学界与企业的双轨制，在中国还分化出了介于学术与实践之间、而且同学术与实践两不粘连的咨询培训业（其标志是缺乏共同术语，无法进行同一学科的学术对话，三方互相视另外两方为外行，所以也不能构成学术共同体）。这一点，从中国咨询业的现状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咨询业，基本上没有麦肯锡式的组织（是用麦肯锡作为以学术为背景的咨询业代表，而不是说只有麦肯锡在进行咨询），也无力承担麦肯锡式的咨询业务，多从事培训业务或者公司具体管理业务的外包，而不是真正的咨询。而中国企业的现状，使各路“大师”各行其道（这里所说的大师，是guru而不是master，类似于中国满族宗教仪式中的“萨满”）。在学术通俗化的趋势中，民间宗教式的解惑方式也在向大学渗透，致使高校也有了一批向“江湖”靠拢的咨询者，以“草根化”为荣，力求使学术通俗化。这就导致中国的管理界更像三岔口，学术界、实践界、咨询界各有各的路数，各打各的招式。如何形成三者的合力，影响着管理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境，使《管理学报》发起的“面向实践”讨论具有了影响学科前景的战略性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改变“三岔口”状态，力图把互相背离的“三岔口”变成互相支持的“铁三角”。如何使管理学术同管理实践互相支持，如何使学院派、实务派、实践派能够融为一个共同体，这正是争鸣的初衷。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这种知难而进的勇气和胆略是难能可贵的。
　　学术、咨询、实践如何“和而不同”
　　中国学者经常出现评价错讹―学术高于非学术，畅销书水平低于专著。直率地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无意识折射。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职业分野与水平高下无关。所以，学者不见得就高人一等。因此，仅仅以管理而言，学术界有西蒙这样的伟人，咨询界也有德鲁克这样的伟人，实践界更有斯隆这样的伟人。在他们之间，不存在高下问题，但存在分工问题。还要注意，不能把学术与思想混淆了。上述三人只有西蒙从事学术，但三人都是杰出的思想家。思想不一定必须表现为学术，反过来，有学术也不一定就有思想（当然，这会涉及到学术的定义，但按照中国传统而言，学术不一定包含思想，传统的“小学”领域就有这种倾向，当今的实证研究也有这种倾向）。一般来说，学者侧重于学科范式的提出和完善，突出逻辑；思想者侧重于启发性的反省和探究，突出醒悟。
　　学者的价值，是科学式的求真。这一点，从马克斯 ? 韦伯作《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时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国内许多看过并推崇韦伯这一讲演的学者，并没有由此对学术做出类似于韦伯的定位。韦伯的学术概念，显然是把咨询排除在外的。尽管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扬弃（如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就直接否定了价值中立，但坚持科学方法则发扬了韦伯思想），但是，学术与实务的区别却基本传承下来。如果按照这一区分，学者是不从事咨询工作的（哪怕咨询者有教授头衔）。美国大学的商学院教授，诚然有企业兼职并从事咨询，但这种兼职属于“份外”，只有在专业学会兼职（包括杂志编委、审稿人等兼职）才是“份内”。美国的大学固然有咨询人员，但咨询业的主流在公司和相关事务所，而不在大学。咨询工作者的价值，是面向实践的求用。至于实践中的经理，属于更明显的另一类职业。这一区分人人皆知，这里不赘述。德鲁克受到企业的青睐，是因为他在咨询业上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规范化的理论。圣吉的重大影响，是在实务领域，而不是在学术领域。
　　把咨询者和学者分开，有助于厘清易于被混淆的“面向实践”问题。以中国佛教为例，在历史上的名僧中，深究大乘义理的玄奘是当之无愧的学者，而凭借直觉顿悟成佛的慧能则不是学者。后人可以批评玄奘拘泥于教条，但没有玄奘等一大批学者对佛教义理的深究，就不可能形成慧能创立禅宗的学术前提。圣吉在管理领域掀起的浪潮，与当年六祖惠能创立的禅宗风靡中国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圣吉的中国“师傅”是非常有名的南怀瑾。思想文化界的学者多数认为，南怀瑾不是学者，但其普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甚至有人把南怀瑾与讲《论语》的于丹并列。这一点，正好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圣吉的定位。另外，圣吉对中国传统，推崇禅宗，对道家有所赞誉，而基本上不谈儒家，也反映出其取向）。所以，在组织学习方面，阿吉里斯和舍恩属于开创性的学者，而圣吉则是主持洗礼、布道传教的“教父”。阿吉里斯的落脚点在“学习”，而圣吉的落脚点在“训练”（即中文译本的“修炼”，原文为discipline）。圣吉的成就，恰恰建立在阿吉里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国内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解，似乎不同企业打交道，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然而，以有限理性影响了经济学和管理学整个学科发展的西蒙，何曾与企业打过交道？他最钟爱的不过是游戏式的国际象棋。用文学作品做领导力教材的马奇，何曾进行过管理咨询？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更不能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即便是从事咨询工作的教授，情况也各有不同。以在理论观点上最靠近圣吉的阿吉里斯为例，他也从事咨询，但他是以学术为业。所以，他与舍恩合著的《组织学习》，企业领导人几乎是不看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充满了学术术语，如“习惯性防卫”、“行动科学”、“双环学习”、“熟练性无能”等）。但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明显也不是写给学者看的。正是这种分工，缓和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如果认为这种分工导致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则是倒因为果）。我们不能要求西蒙、马奇去“深入企业实践”，但他们的学说，却深刻影响了咨询业。都去当圣吉，是不是就是学术发展的正路？显然不是。如果没有阿吉里斯、佛瑞斯特等学者的潜心钻研，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也就失去了学理支撑。如果圣吉失去学理支撑，仅仅靠自己的感悟谈“修炼”，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江湖术士。
　　在中国，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是介绍圣吉，而阿吉里斯变成了阳春白雪，和者甚寡。但是，国外的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要引证阿吉里斯。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界探究其中的意蕴。管理学如何面向实践，确实是一个值得争鸣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仍然以美国为参照系，那么，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不是学术期刊，而《管理学会会刊》（AMJ）是学术期刊。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哈佛商业评论》的价值。再进一步，就连中国人十分推崇的《科学》和《自然》，实际上也带有非学术性，更偏向于媒介性。明确了这种区分，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学术与实务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缺少了这种互动，学者、咨询家、经理人都在管理领域自说自话。如果说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笔者认为，这种缺乏学术共同体、自说自话的现象，起码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克服障碍的途径就是讨论和争鸣。
　　“走出书斋”的前提
　　管理学确实要面向实践，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立身之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泰罗和法约尔时期管理学诞生于企业，是因为当时管理尚未有“学”。所以，才有法约尔不惜篇幅强调大学应当开设管理课程的呼吁。如果看看《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关于管理教育的论述，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论者往往强调泰罗、法约尔等管理学的前辈源于实践，而忽视了法约尔晚年力求把管理引入大学课堂的意蕴指向（和法约尔大力倡导管理进大学相反，泰罗认为大学是学不到管理的，主张从实践中学。但是，正是泰罗时期的众多研究，促成了美国大学商学院的建立，泰罗本人也从1904年到去世前夕（1914年）每年到哈佛大学讲授管理，说明了当时管理进入学术领域的大势）。
　　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批评教育脱离实际，于是，有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有了嘲笑大学教授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电影《决裂》。如果从动物学、兽医学的角度看，“马尾巴的功能”无可厚非。马尾巴无论是保持平衡，还是生存需要等方面，确实具有它的功能，教授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是正业，丝毫也不值得嘲讽。强调“书斋”的价值，强调学术中人应当选择更学术的姿态，“多观察，多领悟，踏实学理论，认真读文献”，不啻是一种学界的自我觉悟。由于词语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对于“走出书斋”这种呼吁，有必要加以界定和说明。笔者认为，“走出书斋”是有条件的。司马迁的“行万里路”，要以“读万卷书”为前提；《徐霞客游记》能成为传世之作，后期的书斋整理写作功不可没。没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过是个看客。所以，要提防“走出书斋”演变为“读书无用”。笔者以为，更多地从学术与实践的关系出发，反思数理化、模型化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反思主流管理学实证研究在学术与实践关系上的得失，会使学界在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时有更多的自觉。应该说，“工具化”倾向，即实证研究和模型化方法对学术的影响，不仅在管理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中都差不多。如果寻找参照系，格林（Donald P. Green）和夏皮罗（Ian Shapiro）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值得参考。
　　以学术争鸣继往开来
　　学术争鸣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大力鼓励和倡导学术争鸣。在这方面，有一场国际学术争鸣值得我们借鉴。1965年，西方科学哲学界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科学哲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名家。会议上的讨论文章汇编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一书，看看其中的文章，其语言之犀利，夹杂的调侃和揶揄，是会令我们的学者吃惊的。然而，正是这种讨论，使科学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
　　在管理学领域，人们熟知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管理理论丛林”讨论，会议上对哈罗德 ? 孔茨的“丛林”一说，几乎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其批评之严厉和言辞之激烈是罕见的，但其推进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外行可能会看到其中的抱怨、责备，旁观者可能会感受到辩论中的语词机锋和棒喝效应，然而真正的学者却能够从中得到极大教益。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界，需要的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
　　即便在国内，也不乏学术争鸣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学术讨论和争鸣不绝于耳。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使中国学界突破了僵化体制，推动了思想解放。90年代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讨论，但思想“火药味”越来越淡，学术“规范性”越来越强，最后使许多学科都走上了“自说自话”、自我欣赏的道路。学术凸显的同时思想却隐退幕后，这种缺乏争鸣的规范化，有可能缓慢地窒息学术的活力。因此，有必要以学术争鸣的方式“继往开来”，激发学术活力。这种争鸣，需要在反思中表现出深刻，在直率中表现出大气，在犀利中表现出新意，在批评中表现出建设。
　　对管理学而言，笔者认为，学术、咨询、企业这三个方面，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以共同规则、共同术语、公认概念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相比之下，西方这三个群体存在着明显的职业分工，却具有管理学共同体性质。学术争鸣有利于明确各自分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在这一共同体中通过学术争鸣和讨论，建构并演化出接纳新鲜血液、驱逐江湖骗子、提升成员能力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机制。（本文同题原文发表于《管理学报》第8卷第8期，2011年8月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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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本土管理学登堂入室之径
　　作者 吕力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副院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郭重庆院士认为，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才短短20多年，但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
　　郭重庆认为，中国管理学应模仿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
　　那么，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是否存在？它对现实中国的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它能否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
　　非主流的“管理学元问题”
　　刘人怀等提出了管理学需要反思的23个问题，其中包括：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者？管理与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的差异是什么？……提出要对management、administration、science、management science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甚至建议要把“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向世界（包括英语世界）推出，将管理科学翻译为guanli science（GS）。
　　借鉴“元科学”、“元社会学”等概念，可以将这些有关管理与管理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称之为“管理学的元问题”。
　　事实上，这些管理学以及中国本土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很难在当今管理学主流研究范式中得到圆满解答，因为相当多争论已进入哲学层面，此类问题本身就处于主流管理学的问题域之外。例如，“管理”是不是“学”？到底应该称之为“管理学”还是“管理科学”？
　　管理学主流范式的要点主要包括：①不讨论抽象的管理本质问题，而着重讨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管理；②重视管理的科学性方面，管理学主流刊物和正规的管理学学术教育通常并不讨论管理的艺术性，而实际上管理的艺术性是非常重要的；③通常采用实证的方法解决管理学问题。而管理学的元问题则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①关于管理的本质问题；②关于管理学的理论性质问题；③关于管理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两相对照即可发现，管理学的元问题是无法在管理学的主流范式框架中得到解答的。
　　管理学主流研究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元问题”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在其实证主义范式框架中根本没有办法讨论管理的本质问题，因为管理的本质涉及管理的价值理性，人们容易使用实证方法检验某种价值观下的行为方式，但很难理解和评价这种价值观本身的历史及其变化。
　　劳动永远是社会的劳动，人类为了有效抵御自然，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就必须共同劳动，结成一个集体，而集体总是要有组织、有秩序、有分工，也就需要管理。如果没有管理，没有维系一定的秩序和原则，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劳动是不可能的，因此，管理与人类存在方式是同一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管理史。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既然如此，管理就必然包含其价值维度。在经济学家看来，管理是生产劳动的一个条件，没有管理就没有生产，管理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社会学家看来，管理是一种职权系统，透过管理，社会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分工；在政治学家看来，管理可能是一个阶级、地位或权力，它同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联系。 管理的“效果”既然是对于人而言“有用”，那么它对于什么人“有用”？这种“有用”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对于人类的最终幸福有何影响？
　　显然，以上管理价值论的内容是在管理学的主流研究问题域之外的，因为管理学主流研究持有典型的管理工具论立场。尽管管理学主流学者声称管理在于其“效果”和“效率”，但迄今为止著名的管理学家中，很少有人对“效果”作了定义或直接将其简化为企业的经济绩效。泰罗的定义是：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法约尔将管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论―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是一种纯粹的工具论和手段论的定义。孔茨认为，管理是在正式组织中，通过或与人完成任务的艺术，它是在组织中创造环境的艺术，是在组织中能够以个人和合作的方式完成组织目标的艺术，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中消除障碍的艺术，是在有效达到目标时获取最高效率的艺术。尽管孔茨对管理的定义较为复杂，但定义中“组织目标”究竟为何，并没有说明。德鲁克则基本上将其等同于经济绩效。罗宾斯认为，管理是指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使活动完成得更有效的过程―这一经典教科书的定义同样没有明确组织究竟应该追求何种效果。
　　管理的本体价值：关乎人的信仰
　　撇开管理的本质问题，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就不会存在所谓的中国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别；管理根本上就是同质的、就是中性的。而事实上，管理恰恰不是一种中性的存在。管理包含着管理目的的确立，其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管理的目的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管理方式正体现了其不同的人性理想与文化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如果将建筑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则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建筑的实质。与此类似，如果仅仅将管理理解为工具，则我们也将永远无法把握管理的实质，从而也无法把握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实质。
　　进一步来说，人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因此，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从这个基础上来看，中国本土管理思想一定是存在的，它有别于西方管理，也只有把握这个基础，才能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实的中国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以及能否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的问题。抛弃这一基础，将管理视为纯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绝不会有中国本土管理学，正如不可能会有中国物理学与中国生物学一样。
　　管理本体论是解答中国本土管理学元问题的一条可能途径，管理本体论以深入研究管理的本质问题为其要义。事实上管理学主流范式也有其本体论―在管理学主流学者看来，管理的本体就是工具论的本体，管理的价值就是其工具价值。与之相对，我认为，管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管理的本体价值是自足的，它与效用无关，而关乎人类的信仰与文化本质。
　　这种本体价值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所信奉，并给他们以族类认同和情感慰藉，如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以及儒家价值观下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地认为，管理本体价值才是解开一切有关中国本土管理与中国本土管理学问题的真正钥匙。
　　走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陷阱
　　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而且相互对立的实体。余英时指出，所谓普遍性的“现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化”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如中国的、美国的或日本的，而这些具体的现代生活都是具体的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表现。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关于“现代化”的无数讨论主要都是在寻求共同的特征，也就是理想的典型，但是典型如果要使用于一切具体的、个别的现代社会，势必不能通过最高度的概括，其结果则是流为一些空洞的形式，而失去了经验的内容。由此，中国当代管理与传统管理思想也不是相互对立的。从管理的本体价值来看，中国当代管理没有办法彻底抛弃其历史延续的价值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罗家德教授就认为，尽管不断受到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管理组织仍然反映了相当强的传统特质，主要体现为三点：①我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②我们的组织仍然保持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特质；③我们的领导仍要情、理、法兼顾，保有礼治秩序的特色。综上，管理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的、演化的，是传统与现实相融合的，不直面传统，就不可能直面现实；不直面现实，也无法直面传统。
　　管理本体不仅体现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也体现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融合。自法约尔将管理学工具化以后，主流管理一直以来秉持的是工具价值至上的立场。工具价值是指对于其他事物来说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那种价值，正如本文前述，经典管理学家尽管也提到管理的“效果”和“目的”，但他们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很少关注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就工具价值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够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途径，它最大的兴趣在于选择最优方案、决策和手段，它关心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相对而言，本体价值是一种最终价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霍克海姆等认为，内在的价值的焦点“在于一种与至高的善的思想有关的概念，一种与人的规定性以及如何实现最高目标的方式的问题有关的概念。它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了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内在好之物不是派生出来的好，它本身就是好。如果不是内在好之物，那么它就是派生出来的好，它之所以是好的，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好，而是因为其他事物的好，且它以某种方式与该其他事物有关的好。”
　　综上所述，中国管理实践不同于西方之处，主要是其本体价值的不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形成的人文理想在管理中的体现。不从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融合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将永远不会找到中国本土管理学登堂入室的门径；同样，不从传统与现实融合的角度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究竟有用没用”也将只会永远停留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原文以“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发表于《管理学报》第8卷第4期，2011年4月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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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经典为什么长青
　　陈春花 陈鸿志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为什么历史可以不断地重演？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可以在变化中保持其核心价值？因为，即使世界在变、环境在变，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是恒定的。
　　在管理中也有恒定的东西。研究管理学领域的问题，需要了解管理演变的历程，应当不断地回归到管理的基本问题上。而回归经典著作和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管理的基本问题，理解管理本身的作用和价值。
　　管理经典长青之根：实践性
　　我们始终可以受益于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研究成果：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西方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西方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
　　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如何发展，管理大师在那些经典研究成果中所提出来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普遍，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为什么？
　　这些研究都是面向管理实践的。其实践性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研究对于管理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和归纳提炼，从而推动实践成效的提升。因此，实践性是这些经典的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的首要内涵。管理一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没有企业实践的成效，我们无法真正获得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
　　因此，中国的管理学者们需要从事更多的启蒙工作、学习的工作，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传送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先从学习入手，在推动中国企业获得成效的过程中做出努力，而首先需要学习的正是这些管理大师们框定问题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学习他们观察实践与深入实践的能力，学习他们了解实践并与实践互动的能力。
　　管理研究的四项共识
　　在管理研究价值贡献的评判中，实践性的内涵要素要求这些研究成果做出两个方面的回答：“研究问题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是否有问题解决方案的简明概括”。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正构成了这些管理经典的价值贡献的两个重要方面：正确地框定问题、以强大的概念力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坚实的研究基础，而这一切研究上的准备必须服从于一个目的：框定中国管理的问题。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证数据的研究。同时，管理的关键之一就是如何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就是拥有对概念的明确理解，这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正如西蒙所说：“管理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系列概念，让人们能用这些与该理论相关的术语来描述管理状况。”当我们学习并理解这些概念时，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之道，这也是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的根本之处。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希望通过复制管理体系的方式来借鉴先进的企业经验，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效果，根源在于只了解这些优秀企业的管理体系，却没有了解到这些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那些核心概念。而这些经受住时间与实践考验的管理经典理论和经典著作，恰恰为我们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这些强大的核心概念。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需要我们达成四项共识：（1）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期刊；（2）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3）复杂问题简单化而非简单问题复杂化；（4）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
　　在这些方面，大师们的经典研究成果为我们的实践和研究都贡献了巨大的价值：经典都源于实践，经典把握了管理的本质问题，经典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核心概念。而西方的管理经典在这三个方面为我们在探索管理理论和规律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融合全球化的管理知识，并通过深刻把握中国管理实践的特征来推动本土化实践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经典著作与本土实践互为推动：经典著作为本土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启蒙与支持，本土的实践则为经典著作提供了诠释与创新。
　　回归管理的基本―效率
　　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研究，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在尝试着新的管理理论。1940年代，人际关系训练被看做是组织成功的关键；1950年代，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又被视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法； 1970年代，是企业战略方兴未艾；19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新方法层出不穷；21世纪，管理创新理论引领变化。
　　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企业活得很苦，因为付出很多却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理解：管理的基本到底是什么？管理发挥了什么作用？
　　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性就是成就。也就是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是解决效率的问题。那么，效率从哪里来？
　　分工使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德鲁克说：“当我们想要了解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并学习如何提升知识工作的生产力时，我们甚至还要回过头来研读泰罗的著作。”因为泰罗，我们知道什么是科学管理；因为泰罗，我们知道工业化的依据；因为泰罗，我们能够得到流水线的概念和实践；同样因为泰罗，我们发现管理其实是一种分工。泰罗倾其毕生精力所要探讨的问题，恰恰是管理的本质问题：管理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大限度的产出―生产率最大化。
　　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把管理从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科学，并清晰地阐述了获得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四条原理：科学划分工作元素，员工选择、培训和开发，与员工经常沟通，管理者与员工应有平等的工作和职责范围。
　　这四条原理让我们明确地了解，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说，最好的手段就是分工。科学地划分工作元素作为第一条，是告诉我们工作分工需要基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凭借经验。但是做好了划分工作元素的工作还不够，还需要对于承担分工的员工进行选择、培训和开发，这是第二条。泰罗第一次把员工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也是第一次告诉大家劳动效率取决于员工的素质和训练的结果，所以管理者必须和员工进行有效的沟通，必须明确两者之间有着清晰的分工和相应的职责，保持了这四条原则，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实现最大化。
　　海尔的管理实践成效，反映了泰罗的科学管理对于管理实践中“劳动效率”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分工”这一概念在简化复杂问题时的有效性。作为海尔成功的“法宝”之一，OEC管理模式一度成为人们研究与关注的焦点，而这一模式正是从泰罗的分工等管理思想中汲取了智慧。OEC管理方法的含义是全方位地对每个人每一天所做的每件事进行控制和清理，每天的工作每天完成，而且每天的工作质量都有一点儿（1%）的提高。
　　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提高效率，泰罗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视为管理的核心。基于此，泰罗注重操作方法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通过制定科学的作业方法并实施培训、通过建立激励性的报酬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海尔集团在创业初期，也同样面临着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经济效益的问题。在领悟了科学管理思想的精髓以后，根据海尔发展的实际，在创业伊始就在车间流水线上分解操作环节，减少不必要的、赘余的环节，使每条流水线、每道工序上工人的动作都做到最简化、最优化，从而有效节约了生产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美国工业应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训练了大批以前完全不够格的工人，其中不少是在前工业环境中长大的农民，或者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海尔也用了类似泰罗的方法，把招聘的农民在一个月内就训练成合格的流水线作业工。
　　专业化水平与等级制度，使组织效率最大化。在一个高度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中，劳动效率的改善已经成为基本条件，同时因为个人需求的提升，以及满足个人需求的激励手段的不断出现，个人效率的改变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相比较而言，组织效率的改善却不尽如人意。随着环境变化的加剧，对于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组织一方面需要保持与外部环境变化相一致，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组织效率本身对于变化的超越能力。法约尔对于管理实践中的“组织效率”这一重大问题的框定，其实践性与前瞻性不言而喻，而其为简化问题所贡献的核心概念的有效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法约尔在1916年所发表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所提出的著名的“管理要素”和14条管理原则，标志着一般管理理论的诞生。他告诉我们：组织效率最大化的手段是专业化水平与等级制度的结合。而对于专业化能力和等级制度这两个关键问题的理解，构成了组织管理的基础，也就是影响组织效率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方面，我们需要强化专业化的能力，无论是管理者、领导者还是基层人员，只有贡献了专业化的水平，才能算是胜任了管理工作；另一方面需要明确的分责分权制度，只有职责清晰的分工，权力明确的分配，等级安排合理，组织结构有序，管理的效能才会有效地发挥。专业化水平与等级制度的结合正是组织效率最大化的来源。
　　美的集团的实践为这一管理经典提供了完美的注解。美的通过事业部制改革创建了一个稳定、均衡的权力配置体系―集权分权体系，用其总裁所总结的正是“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而这也推动了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并发挥绩效。美的集团的组织管理状态，处于职位明确、责任明确、激励明确的组织管理体系中，事业部经理人所展示出来的良好职业心态正是源于理想的设计权力与职位关系的结果。每一个经理人都很清楚，对于他们来说职位就意味着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权力，他们很好地理解了权力真实的含义，理解了职位和责任的真实含义，并全力地贡献出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基于团队的激励使个人效率最大化。解决了劳动效率和组织效率后，还需要关注人的效率。被德鲁克誉为“管理学先知”的玛丽?福莱特提出了“以人为本；人存在于组织环境中，而不是社会中；人际关系中的关键活动是激励人??”等重要的人本观点，解决了我们管理当中另外一个问题：人的效率从哪里来？
　　福莱特从关注雇员之间的问题解决理论、参与管理、质量范围和其他基于团队的涉及员工在诊断、分析和寻求解决方案等方面的方法入手，研究领导者和权力的作用。她认为领导者应当认同个体的价值，激励创新，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任务，把不同的意愿联合起来成为群体的内在动力，从而使组织管理的对象从个人转到团队；继而，个体需要在团队中进行协作并整合冲突，从而发挥更大的价值。管理必须平衡员工需求与组织发展的目标，以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只有两者都能够得到关注并实现，管理才能够有效。
　　福莱特的研究让我们对管理中“人”的因素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了得到效率，需要服从、规范、严格的约定和控制，但是，这一切界定的应该是“事”而不是“人”。我们需要服从的、规范的、控制的是所做的事情本身，相对于管理者所要面对的“人”而言，是理解、尊重以及责任。因此，管理的基本逻辑是：向上管理，向下负责。让管理产生绩效，最终体现在下属的成长中。相对于管理中的所有资源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人的激励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的具备充足的认识以及行动。
　　华为的狼性文化中所强调的团队协作以及基于团队的激励，正是其实现个人效率最大化的途径。借助以互助为核心的团队精神，在团队环境中释放了个人的效率，从而激发了团队的力量。华为是深圳企业中最早将人才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企业，很早就提出了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的主张。在人才的使用上，华为特别注重员工内在素质与潜能的培养与开发，有效地整合了员工需求与组织发展目标。为确保企业形成良好的学习型组织，华为最早在企业内部建立起适合企业需求与人才成长特点的分层分类的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体系。在《华为基本法》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条例并不是企业对员工“要求”，而是企业对每一个员工的承诺。华为管理层将“我们决不让雷锋们、焦裕禄们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我们强调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作为对每个员工业绩的承诺。当员工从该法则中明确了华为管理层是一个讲求公平、尊重劳动、发展人才的职能部门时，认真投入工作以回报公司对个人的付出就成为了自然的行动。
　　中国管理研究者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回答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管理实践给予前瞻性的指导。今天许多管理研究在检验和修正西方管理理论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得到了西方管理学界的认同，然而，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训练，真正需要做的是获得中国管理实践的认同。如果我们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管理实践的认同，也就意味着最终会获得西方管理学者的认同。
　　为了推动管理研究能够更好地贡献于实践，我们需要“从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了解管理理论经典专著中对人类管理活动的描述、抽象与总结，仔细揣摩经典理论中大师们对管理活动的深刻分析与论证过程”。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这些主要是在西方成型的经典性思想，在中国落地，并使其转化为中国管理者自己的智慧，帮助其在当下的环境中产生价值。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我们依旧需要回归到经典理论、经典著作，从中获取智慧的启迪；回归管理的本质，深刻地洞察那些基本的命题，让管理实践研究具备持久的生命力和价值。 （原文系第四届“管理学在中国”会议论文，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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