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8-11次报告会简报（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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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次报告会（2007年2月4日）简报之一：
2007年第8期（总第645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胡大源教授和卢锋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巴克莱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卢锋、周其仁分别就“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分析”、“”、“”、“”和“”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7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的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易纲教授的发言内容。
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近几年来成为国内外关注焦点，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更加深了对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看法。。如果币值严重低估，国内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强，出口就会多，同时国外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国内就会高，进口就会少，因此，经常账户盈余的绝对量和经常账户盈余相对于贸易总量以及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都很大；反之，如果币值严重高估，经常账户盈余的绝对量和相对于贸易总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都很小。
当国际上开始热炒我国人民币升值时的2003年，我国贸易盈余的绝对额255亿美元少于年国际上热炒我国人民币贬值时的435亿美元和292亿美元。即使2005年我国的贸易盈余增加到1020亿美元，贸易盈余占进出口总额比例只有7.2%，低于年13.4%和8.1%。虽然2006年的贸易顺差为1775亿美元，绝对量很大，但汇率如果真的低估，贸易顺差的相对量也应该大。1997年进出口总额只有3252亿美元，2006年有17607亿美元，但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1997年为12.4%，2006年只有10.1%。人民币是否低估还可以从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国际比较中得到印证。如果我国人民币的币值比其他国家低估，那么我国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应该比其他国家高。但是我国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东亚经济中处于最低水平，以2004年为例我国比例只有1.7%，远低于日本的3.7%，新加坡的19.8%，台湾地区的6.6%，韩国的4.2%，马来西亚的13.7%，菲律宾的3.2%，泰国的4.5%，香港的8.1%。如果国际上金融炒家真是以币值偏离均衡作为汇率投机的依据，那么这些炒家炒的对象应该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地区、韩国等的货币而不是人民币。从上述贸易盈余情况的比较来看，合理的推论是人民币的币值并没有严重低估。
最早提出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不是学术界、经济界，而是政治界。2003年日本政府指责我国人民币币值低估，出口产品便宜，导致国际上出现通货紧缩。但是，2003年我国贸易量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而世界贸易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也就是我国的贸易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左右，即使我国出口的产品全部免费赠送也不能引起国际的通货紧缩。日本政府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出现连续10多年的通货紧缩。小泉首相2001年以治理通货紧缩为号召上台，到了2003年尚未能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的困境，看到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就以人民币的币值低估导致国际和日本出现通缩为借口来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指责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币值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产品，抢走了美国的市场和就业机会，造成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增加。实际上我国生产和出口的主要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在美国基本已经不生产，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完全是互补的。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是原来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我国来生产，属于美国进口来源地的调整，并没有挤占掉美国自己原有的产业和市场。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不是需要以比较高的价格继续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就是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产品，而他们的产品必然比中国现在的产品价格高，美国总的贸易逆差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美国提出人民币币值低估同样是国内政治的需要，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激增，经济疲软，在期中选举时找一个替罪羔羊。
国际上提出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并没有严重低估，不过外汇储备在急剧增加。1996年到现在扩大10倍，但这是有外部因素的。美国自1990年代中以来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增加，以2004年为例，比例达5.6%，总量为7000亿美元。美国是当前世界第一大经济和贸易国，美国贸易赤字的激增必然使和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
在外部因素不改变的状况下，即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外汇储备还会急剧增加。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238.05日元兑1美元大幅升值为1986年的168.03日元兑1美元时，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从1985年的491.69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858.45亿美元，外汇储备则从1985年的265.1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422.39亿美元。1987年日元汇率继续升值到144.52日元兑1美元，贸易顺差则继续增加到870.15亿美元，外汇储备增猛增加到814.79亿美元。贸易盈余一直到1988年才开始有所下降，而且，经过二、三年调整后，到了1991年外贸顺差又大幅攀升。外汇储备变动的趋势基本上和外贸盈余变动趋势相同，1989后有所下降，但是从1992年开始又大幅攀升。
在汇率调整期间，许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可以以低报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高报出口最终品的价格，来虚增贸易盈余以套取汇率升值的收益，在汇率升值期间或是预期汇率会升值时，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会扩大，外国资金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套利，使资本账户出现更多剩余。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顺差都扩大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会更增加。在上述的套利期过后，汇率大幅升值将会降低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的竞争力，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而降低经常账户的盈余，但是，将会伴随着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产能过剩的情形，而使物价下跌，抵消掉汇率升值的效果。所以，在一轮调整过后，经常账户的盈余很可能依然如旧。
而且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情形已经相当凸显，如果汇率大幅升值，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雪上加霜，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通货紧缩。企业利润将大幅下降，好不容易压下来的银行呆坏账可能又会迅速反弹，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如果幸运地在大幅升值后没有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经过一轮调整后我国经济会继续持续发展，外资仍将会为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制造业上形成的卓越群聚效应，而把我国作为出口加工基地，以及为了进入我国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而继续大量涌进，资本账户仍将会有巨额的盈余。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则将继续快速增加。
我国外汇储备在2006年已经过万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对挑战，必须以实际行动稳住预期，抑制外汇升值投机。从日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开始，最初人民币升值2%，到去年底累计升值4.5%，今年1月份升值速度加快，累计升值0.6%。我们应该坚持有管理的小额浮动。因为人民币如果大幅升值固然可以打消投机压力，但是，很可能还会诱发金融经济危机，此时，国际金融投机家很可能反过来炒人民币贬值。对于我国来说，应付升值压力只要增发自己能够印制的人民币即可，相对容易；应付贬值压力则需动用外汇储备去稳定币值，外汇储备总有用完的可能，应付起来相对难。所以，在人民币币值没有严重低估，国内经济承受能力不高的情况下以大幅升值去消除国际炒家的投机压力，国民经济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投机者的目的是试图从汇率的大幅升降中获取暴利，如果他们认为我国汇率有可能按他们预期的方向和幅度变动，就会加大投机的压力；反之，如果确信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升降的可能，投机者自然会离开，投机压力就会消失。我国目前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外国的金融炒家投机人民币的成本很高。只要我国坚持目前所采取的自主的、灵活的、可承受的原则，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以行动表明每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只会是在3%左右，投机者在赚不到钱而且亏本的情况下就会走开，人民币投机的压力就会消失。
当然，也要抓住这些机遇进行改革。第一，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体制。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1985年开始我国政府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以多赚取外汇。同时，给外资企业许多政策优惠。现在外汇已经不再短缺了，外贸政策应该以鼓励我国企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目的。外资政策应该改为以吸引国内所没有、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和鼓励到我国亟待发展的落后地区投资为主要目的。
第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改善宏观管理能力。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还应该防止投资过热的不断出现，避免产能过剩的情形继续恶化和向更多的产业蔓延。
第三，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满足储备资产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对外汇储备实施分档，将富余储备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进行管理，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例如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增加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储备，或者与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的生产国合作，投资战略资源的生产、储备的基础设施，争取这些战略资源的稳定供给；或者成立专门的管理国家外汇资产的投资公司，进行海外股权投资、战略投资者投资；或者可以用来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
易纲：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分析
过去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10%以上，从1978年到2006年GDP平均增长9.7%。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约在8%-10%之间，1978年约为1000元/人，而2005年快到了6000元/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也有显著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反映了体制激励机制和管理上的全面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推动产出快速增长，使得资本产出比没有因投资率上升而过快增加。目前资本回报还是很高的，大约在年率20%左右。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主流看法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和环境容量超过极限。外汇储备在2003年后增长比较快，2003年到2006年四年共增加了外汇储备7799亿美元，每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0%、51%、34%和30%。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对应应有8万亿人民币发放出去，导致流动性过剩。
在1998年到2002年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时，货币当局想办法投放基础货币放松银根。1998年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到8%，一下降低了5个百分点。1999年又从8%降到了6%，降低了两个百分点。当时外汇储备的增长率很低，1998年和1999年只有3.65%和6.69%。通过购买外汇放出的基础货币是比较少的，主要是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反通缩。2003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不确定的。不过那个时候货币当局已经发现，流动性是偏多了，所以在2003年4月份开始用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收回流动性。8月23日央行宣布9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从2003年到2006年外汇储备共增加7799亿美元，吐出基础货币大约64000亿人民币。同期央行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计3个百分点，收回流动性约1万亿人民币，2006年底央行票据余额为3万亿元。也就是说在吐出的64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收回了1万亿的流动性，通过央行票据收回了3万亿的流动性。虽然央行票据可以随时抵押随时变成流动性，但这3万亿从总数上是减少了，市场总的流动性减少了。在6.4万亿的流动性中收回了4万亿的流动性，而且每年经济增长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约5000亿元基础货币，这4年经济增长要求2万亿的基础货币。所以，目前流动性虽然还是偏松，但并没有有些人想像得那么大。
观察世界各国的汇率和物价，会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的GDP都会比较高，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都会有个购买力平价的折扣。这个折扣有很多原因，除了商品质量、货币可兑换性、关税、运输成本外，法治环境、产权保护、治安问题、人口素质和自然环境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这么“火”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依法治国、保护产权、《物权法》即将出台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有这些都起到稳定预期、提高信心的作用，从而改变世界对中国产品、不动产、人力资源的价值评估，中国的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值钱。例如房子产权、一手房二手房交易规则都越来越清晰，使得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产权得到了保护，人们得到了稳定的预期。这些进步和改变使得同一套房子现在的价值要比十年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进步，正是这些进步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印象。一个东西值多少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觉得值多少钱。如果中国的形象在改变，那么中国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值钱。
现在我们还在改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现在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差得很远。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人口素质的问题、法制精神不强的问题和不尊重别人的问题等。如果国民的素质在提高，环境污染治理得更好，那么中国的东西就会更值钱，原来的价值评估就显得中国的东西太便宜。中国的商品、能源、不动产、劳动力都物美价廉，全世界的需求就高，就会出现不平衡，出现贸易顺差、投资过热、外汇大量流入、货币供应量偏多等。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高投资回报率是在造成了大量负外部性情况下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这种不均衡做出调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涨价，另外一种是人民币升值。我们的商品和要素价格已经对不均衡做出了调整。过去十年除了CPI上涨较慢外，多数资产和要素价格上涨较快，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不均衡。最重要的要素价格——工资快速上涨。年一个普通干部的工资是一百多块钱，现在同样的人同样的职务大约5000元，城里人的工资年均上涨约10.5%。如果工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那么汇率可以不升值。能源、原材料、大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的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相对几年以前离均衡点更加接近。
严格执法等于涨价。中国的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因为没有达到排放的标准，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成本，最终这些成本要由政府和纳税人买单，治理环境会使得这些企业成本上升。整顿市场秩序也意味着价格上涨。中国有个顽症是公路超载，2/3的恶性交通事件和公路超载有关，如果打击公路超载就意味着运费要涨。提高劳动标准，实行最低工资制，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少休息时间的要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在成本中。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要么利润减少，要么涨价。
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需要采取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实行“走出去”战略及汇率等多种综合措施，而不能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随着贸易多元化和国际货币间汇率波动的加剧，看待人民币币值需要从对美元的汇率转向有效汇率（即一篮子汇率）的视角。名义汇率不考虑通货膨胀，实际有效汇率是一篮子汇率考虑了各国通货膨胀。1994年开始汇率改革合并了市场调剂汇率和官方汇率，变成了一个汇率。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都是升值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直是盯住美元的，那段时间美元处于强势，人民币跟着美元也走强。2002年以后美元走软，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跟着走软。走软的谷底一直到了2005年年初。在2005年7月实行了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总体上都在走强。据BIS测算，2006年末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为97.18和93.51，比2005年7月汇改前上升了3.7%和4.8%。
中国向美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据美国学者估计，中国每年补贴每个美国家庭500美元，每年补贴美国约4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而从其第二进口国进口，要多花4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使美国长期利率降低了20-25个基点，降低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水平。粗略估算，利率的下降使美国家庭总共少付200到400亿美元的利息。两项加总，2005年中国对美国补贴约600到800亿美元。但是美欧日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这种策略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其他国家在面临和我们相似压力时的做法值得借鉴。日本用了两年多完成了汇率的大幅升值，日本的货币政策有些小地方有失误，但总体来说宏观政策还是使日本国民的福利最大化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间也是德国马克大幅升值的时期，德国处理得很好，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资产泡沫。新台币也是用了大约5年多的时间从大约40新台币/美元升值到26新台币/美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做法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总结来说，看待问题应该用一篮子的视角。很多事情实际上和货币升值是等价的，比如保护环境、提高劳动标准、加大社保力度、严格执法。这些都意味着提高成本降低竞争力减少利润，往均衡方向调整。当然这些都是慢变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事。在经济分析中我们要把价格变量和其他实质变量，快变量和慢变量这些工具组合运用好。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前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日本、德国、台湾的经验。通过经济观察的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未来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上犯错误的概率将进一步减少，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赵洪岩、李旻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第8次报告会（2007年2月4日）简报之二：
2007年第9期（总第646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林毅夫、易纲、黄海洲、宋国青、卢锋、周其仁六位教授分别做了演讲。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报道黄海洲教授和宋国青教授发言内容。
黄海洲：全球流动性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流动性问题与全球流动性问题紧密相关。全球化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深刻变化，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虽然有诸如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经济依然呈现快速的增长，其中中国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我们预测中国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8%左右。
2005年之后，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产生了根本性变革，重要原因是全球的流动性今非昔比。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流动性加大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并且已经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从2002年开始，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2006年第四季度，仅中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和韩国五个经济体，就新增了1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新兴市场国家变成资本输出国的背景是由于过去二十年来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官方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参与者。这些输出资本的特点是数量很大，对冲不足。过去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不够，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过去发生的几次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使得这些国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结果导致这些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导致这些国家金融风险发生了结构型变化。以前风险在负债方，流动性冲击导致货币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而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着新的危机，即风险从负债方转移到了资产方。由于美国利率调整或美元下跌，新兴市场国家没有对冲的投资可能面对大量的损失。有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本面很强，有的不是很好，经济不好的国家就可能出现隐患。当拼命增加外汇储备的时候，资本缩水的风险也随之而生。负债方的风险正在降低，而资产方的风险却逐渐在增加。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在投资资本，基本上是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导致了固定收益产品供给相对不足。
在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也是私人资本输出最快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例如1998年。但是当全球流动性整体增加，2007年私人迅速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很多在国外的固定收益证券上，导致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
充足的流动性在各个货币之间分散化的投资，引起了外汇汇率波动的增大。对中国来讲，如果仍然盯住一个货币，风险会大大增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支持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外汇改革，多元化投资外汇储备，来保护国家经济。同时中国也在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到海外投资。这其中包含了“藏汇于民”和“藏汇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老百姓懂得在海外投资，“藏汇于民”是好事情。否则就不一定是好事情。例如日本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投资是老百姓出去投资的，主体是日本的私人企业，但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因此，如果老百姓投资水平不高，“藏汇于民”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了老百姓，我们要警惕类似日本的情况发生。“藏汇于民”还是“藏汇于国”很值得思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有多大，二是其中有多大的比例应该放在老百姓的手里。
全球流动性增加，使得多元化国际投资增加，引起汇率波动增大，而固定收益类产品短缺，收益率较低。从这个角度简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占GDP的40%。简单估算，假设中国外汇储备60%投资于美元，如果美元贬值10%，资产的损失是中国GDP的2.4%。如果这个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将会导致很大损失，所以中国需要进行积极的外汇管理。怎样实现资产从美元资产转换为其他货币资产，这需要高超的艺术。从金融的角度，需要改善投资组合，除了投资债券之外，也要投资于股票、商品、石油和衍生品。
汇率制度方面，中国很有必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同时让人民币升值。要发展新的对冲工具，即汇率方面的避险工具和在岸市场。进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更加成熟，2006年是中国政府货币政策非常积极的一年。从货币状况指数来看，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中性的。不过，中国的流动性仍然是过剩的。从银行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来看，2006年十月以前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会导致银行间利率的提高，但是2006年十月后这种关系不存在了，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并未导致银行间利率的同步提高。央行的紧缩政策并没有导致资金成本的相应上升，说明货币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仍然是过剩的。流动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净出口都增加得很快，几乎是以前没有的速度，新增加的流动性部分冲销了央行回收流动性的努力。
由公式X–M ＝ (Y–C–G)–I 可以看出，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等于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对中国来说，流动性过多是由于出口过多或者说储蓄过多。不过中国不一定有过度储蓄。公认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快。最近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应该继续扩大投资。从全球流动性的角度看，我的结论和他们是一致的。为什么流动性这么多？为什么投资不足？过去二十年，发达国家把工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工比较便宜，全世界的资本净投资量在下降，但是产出没有下降，整体资本品的量在下降。因为真实经济和金融经济没有很好的匹配，结果是全球已有金融资本过剩。
从宏观政策角度，在全世界投资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继续投资，如投资各种不会引起产能短期过剩的行业，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如技术原材料、能源，即增加实物资产，而不是金融资产。发展经济有两种办法，“砍树经济”和“种树经济”。从代际迭代模型来考虑，2020年之后，中国老龄化现象很严重。这种情况下，最优的选择是做出对子孙后代有利的长期投资，保护资源和环境。消费问题，会随着投资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的。
总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推动的，而城镇化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稳投资、促进口、带消费，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改进国际资产投资，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中国这样的大国，面临跨地区跨时间的风险，全球化降低了跨地区的风险，但是跨时间问题需要中国自己解决。
宋国青：人民币升值效果显著
报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外汇收入增长的一些情况，贸易条件与汇率，出口数量指数、顺差与汇率以及从分析中得到的一些结论和看法。首先是外汇收入增长的一些问题。问题的提出，源于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对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估计，2006年货物贸易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估计为2176亿，海关口径是1775亿，由于海关口径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存在差别，平衡表按货物的离岸价格，而海关按进口商品的到岸价格，两者大约相差进口额的5%，所以估计2006年平衡表口径的顺差，要增加400亿，约为217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630亿美元，两者相加估计为2806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却只增加了2473亿美元。现在的问题不是热钱流入，而是钱往外流，原因是什么？
去年外汇收入3000多亿，中央银行增加了2400多亿，还有600多亿在商业银行里。商业银行用这些外汇储备到外面投资，可以看作是第二外汇储备。如果这种现象完全是商业银行的私人企业行为，则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政府行为的话，只是外汇储备换了个名称，所以还是应该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并表来看。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全部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一直在增加，去年增加了2.78万亿人民币（约3490亿美元）。从中剔除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去年是快速增加的。从金融机构的外汇信贷收支表中可以看到，有价证券及投资2006年比上年增加573亿美元，外汇买卖（余额）比上年底增加728亿美元。总体的外汇增加还是很多，只不过有一些放在其他金融机构，并没有放进中央银行。
金融机构的外汇资产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商业银行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收益按美元利率5%多一点算，如果人民币兑美元一年升值5%，那么收益为0，而成本方面，人民币存款利率2.52%是基本成本，再加上其他交易成本，总成本约3%左右，这样净亏损3个百分点。虽然美元利率的收益可能较低，但即使其他资产期望收益率高，由于风险较大，去掉风险贴水，期望收益率是差不多的。现在金融机构的外汇资产还不多，大约2000多亿美元，按2006年的速度猛增，2007年外汇收入（不扣金融机构外汇投资）可能超过3700亿美元，到时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人民币不升值反而贬值，那对商业银行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情。
不过另外的情况是，如果利率稍微上调，商业银行亏损更多。同时上调存款和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来说收益和损失基本持平，因为虽然贷款数量少，但还有债券、央票等其他金融资产，与存款利率基本一致，所以同时提高存贷款利率，资产和负债的价格同时上调，影响不大。但外汇储备这一部分在提高利率的时候只有亏损。因此商业银行将成为反对升息和调整利率的有力大军。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对人民币升值3%-5%的预期是确定的，升值5%商业银行会亏损3个百分点，升值3%勉强不亏损，那为什么商业银行还要持有外汇储备呢？如果让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可能会全部卖给央行。
其次是贸易条件与汇率。季节调整(Tramo/Seats)后货物进出口价格指数在2002年前猛跌，2002年后猛涨。现在进口价格大概恢复到1997年水平，出口价格比1997年低了18%。当谈到出口额增长时，要看在什么情况发生，如果在出口价格上升10%的情况下发生，那么实际出口增长了10%，如果出口价格下跌了10%，实际出口数量则增长了30%。中国这几年来的出口额看起来很稳定，但实际出口量的增长率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出口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分析时直接采用名义出口额有时会引起很大误解。
考虑影响贸易条件（出口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例）的因素，一个是大商品价格，例如石油涨价，对于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贸易条件会发生很大变化，不过计算的结果是大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即使石油涨价，还有数量上的弹性等问题。对影响贸易条件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效率、真实汇率的变化、资源产品价格（采用CRB指数，由于中国进口结构与CRB指数结构有很大不同，这个指标并不好）的相对变化作些分析，结论是由于生产效率的上升，贸易条件每年下降1.2；CRB指数上升，贸易条件恶化，弹性约0.1（可能低估）；真实汇率上升，贸易条件改善，弹性约为0.35。真实汇率每年上升3%可以抵消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也即保持贸易条件不变，技术进步等效率的提高变成了汇率升值。如果汇率不变，那么效率提高只有通过降价转移出去了。
第三是出口数量指数、顺差与汇率问题。在贸易基本平衡的时候，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例基本上可以说明问题，出口价格上升10%，进口价格同时上升10%，对顺差并没有什么影响，基本是中性的。如果贸易顺差或者逆差很大，贸易条件就不能反映贸易价格的全面信息，进出口价格同时上升10%，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赚钱，逆差的情况下就亏损。
根据货物出口名义值和价格指数计算数量指数，将货物出口数量指数平滑后，计算比上月增长年率，结果显示从2002年到现在不是上升，而是一路下降。出口额在此时段内并没有下降，差不多走平，主要原因是出口价格从原来的下跌到上升。谈到外汇多的时候，是说买外汇的成本多，外汇本身从来都不会嫌多，同样的物品卖的价钱越多越好。贸易价格指数的变化，会使成本和收益发生变化。要想减少贸易顺差，降低买外汇的成本，就要使出口数量降下来。从现在的现象来看，出口实物量增长率相对下降，贸易额不变，是很好的事情。当然从成本的角度看，绝对增长率还是挺高的，出口年率大概为20%，如果能控制到10%左右会更好，不过总体来说情况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再看真实货物贸易顺差，这里不是分别做出口实物量和进口实物量，然后相减，而是简单用名义顺差除以出口价格指数得出真实顺差。从平滑后其月增长年率来看，实物量顺差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剔出资源型产品价格上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汇率升值后贸易条件改善，顺差的实物增长率下降，2006年下半年下降的很快。
最后从数据分析中得到的一些结论。货物出口数量指数环比增长率大幅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升值对于抑制实物量出口和顺差效果显著。真实汇率年升值3%嫌弱，扭转不了真实顺差上升的趋势；升值5%大概可以扭转真实顺差上升的趋势，但仍然太慢，整个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其间外汇储备将继续大幅度增长，达到四五万亿美元，所以最好升值速度再快些。目前汇率是总纲，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对汇率和利率两个选择，应该坚决确保汇率升值，利率可以从属，甚至可以降低利率，打击热钱，用其他的手段控制贷款等等。现在刚开始出现了扭转顺差的有利时机，应该好好把握，否则等到一年外汇增加五千亿的时候再来考虑扭转顺差问题困难会更大。
(郭小波、赵洪岩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第8次报告会（2007年2月4日）简报之三：
2007年第10期（总第647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易纲、黄海洲、宋国青、卢锋、周其仁六位教授分别做了演讲。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报道卢锋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发言内容。
卢锋：我国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
如何看待投资增长是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关键问题之一，观察资本回报率变动是认识投资增长机制关键问题之一。针对前一阶段媒体有关争论，“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对改革开放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专题研究，元月11日召开研讨会发表初步研究结果。今天一方面汇报研究结果要点并回应讨论中对数据误差的质疑，另一方面探讨如何看待资本回报率增长与投资增长关系问题。
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估测主要结果
对九个资本回报率系列指标仔细估测得到几点初步发现。第一，资本回报率大体从1998年呈现强劲的趋势性增长。如19982.2%200613.4%0.8%5.5%1978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走势，经历先降后升趋势性变动，似乎正在演绎出一个V字形态。
第二，对会计利润率进行物价变动因素调整，近年真实回报率仍维持在10%左右较高水平。
第三，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高出国有企业3-4成甚至7-8成，说明私营企业效率较高。过去8-9年国有企业回报率增长幅度较高，2005国企74%利润来自石油、电力、黑色冶金、烟草制品等四个垄断和管制程度较高行业，仅石油行业就占全部利润43%。民营企业利润主要来自纺织、非金属矿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高度竞争行业。这又提示
样本企业数量变动对资本回报率影响问题
上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大体认同上述估计结果，不过有专家提出企业样本数据不断“优化”可能高估回报率问题。依据统计局相关指标设计，样本企业目前是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规模以上”的标准是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该指标从1998年开始实行，此前对应指标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近年样本企业确实在增加，年间样本企业从16.5万个增加到27.2万个，占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从57%上升到94%。不过用一个选择数量决定多少企业进入样本，并不等同经济学意义上相对某个目标函数的优化问题。这一因素是否必然高估回报率？如果样本选择标准是利润率：利润率较高企业进入，较低企业退出，那样会导致平均回报率系统高估。然而实际选择标准是销售额，略加思考可以看出它并不必然高估样本企业平均回报率。
假如企业销售额与利润率没有正向关系，样本数量变动导致更多500万销售额以上企业进入样本对回报率肯定没有系统性影响。提出上述质疑潜在假设是利润率与销售额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不过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更多企业达到500万元门槛进入样本，通常会处于样本企业平均规模以下，这样反会降低整个样本企业平均销售额规模并进而降低样本企业平均利润率。这样看来，样本企业所谓“优化”问题似乎更可能低估而不是高估回报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观察样本企业数据进一步研究，然而逻辑推论不支持必然高估回报率的结论。
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初步讨论
此前媒体有关争论存在一个被各方潜在接受的假设，就是认为资本回报率高低是资本投资增长合理性最重要判定标准，因而回报率水平对评估投资是否过热以及相关政策具有借鉴意义。阅读文献可以看到，世界银行研究员和单伟建博士都接受这一假设。讨论我们研究报告时，有专家提出需要重新探讨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之间关系，媒体有关评论意见也提出类似观点。
资本回报率与合意投资增长关系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投资理论标准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以资产或财富现值最大化为前提，通过比较资本边际收益与投资边际成本来判断均衡资本存量水平，从而对均衡投资水平提出解释。无论是最简化两期决策模型，还是净现值（NPV）多期决策模型，比较股票未来收益贴现值与重置成本的“q理论”，都体现上述分析思路。如资本边际收益高于投资边际成本，则说明均衡意义上资本存量不足，较快投资增加资本具有经济合理性。资本回报率持续增长通常与资本边际收益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因而可以推论近年回报率持续增长对投资增长具有重要解释作用。这应是此前争论各方接受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分析立场的学理性依据。
困难在于处理和估计投资机会成本不存在简单答案。先看资金利率这个基本指标，然后再讨论其它因素影响。近年我国存款和贷款名义利率分别为2%和5%左右，利用适当物价指数调整后实际利率都不到1%，远远低于目前资本真实回报率10%左右水平。再看国外利率，美国过去近半世纪长期债券年实际利率平均值约为3%，也远远低于我国目前资本真实回报率。如果把利率看作投资机会成本，我国投资较快增长无疑具有经济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投资可以更快增长。
问题在于用利率表示投资机会成本存在多方面局限性。例如我国利率管制没有完全放开，如果利率浮动可能会提高投资机会成本。这一观察有道理，同时提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应更好利用利率工具。不过结合美国利率看，即便利率放开管制上述结论不会根本改变。另外考虑预期和风险因素也会使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关系更为复杂。不过无论是采取“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甚至“傻瓜预期”等预期形成机制假说，都有理由假设近十年回报率趋势性增长必然会转化为预期收益率增长从而推动投资增长。从风险角度看，随机性风险可以通过分散化措施规避，只有系统性风险才会影响上面讨论。不过并不存在有说服力证据，能证明我国经济系统风险近十年来持续增加。因而风险和预期因素不足以显著改变上述结论。
还有资源、环境等社会成本问题。虽然钢铁等部门经验证据显示单位产出能耗等环境成本较快下降，然而由于我们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环境成本总量不可避免仍在上升。从经济学角度评估环境成本需要注意几点。一是环境成本不仅影响利润，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劳动者收入，因而即便对讨厌利润然而同情劳动者人士，提高环境成本也具有双刃剑含义。二是好环境具有较高“收入需求弹性”属性，因而简单把发达国家环境标准运用到我国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可能不符合和谐社会方针。三是环境成本缺少市场评估标准，因而难免产生任意性和主观性。从逻辑关系看，如果无穷夸大环境成本，会在根本上质疑我国经济有无可能实现持续增长和追赶目标。
部分环境成本可能已直接或间接反映在利润率数据中。例如近年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可理解为通过价格机制使部分环境成本在多数企业资本回报中得到反映。政府加大执法力度的工作成效，也使环境成本在价格和资本回报率信息中得到部分反映。当然不排除环境等社会成本尚未充分反应，对充分反应真实环境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资本回报率以及投资增长合理性依据问题，还需要专门研究深入探讨。不过考虑资本回报率与可观测投资机会成本之间巨大落差，有理由相信考虑经济学分析意义上真实环境成本后，我国目前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投资机会成本判断仍然会成立。
医疗卫生服务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活动的特殊性。不过它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即医疗卫生服务同样要通过特定的体制，来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首先来看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资源动员的实际状况以及变化趋势和特点。
2005年，我国共有医疗机构29.9万个，其中包括1.87万家医院，4万家卫生院，20.7万个门诊部所；共有卫生人员542.7万，其中包括193.8万医生和134.9万名护士；拥有313.5万个床位。年，我国医疗机构数增长了76%，卫生人员数增长了74%，床位增长了43%；诊疗人次增长了40%。这其中，护士数量增长最快，2005年护士数量是1978年的3.5倍，但医生人数反而比历史最高数还低。同期我国GDP(现价)增长了50.5倍，卫生总费用增长约70倍，其中个人现金支付医疗费用增加了197.2倍。相比之下，医疗资源增长显得微不足道。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个人医疗支出比例是偏高的，政府支出比例是偏低的。卫生总费用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个人现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增长也比GDP的增长要快，这里边包含了人口的因素，人均增加比率会小一些，但是仍然是很快的。卫生机构、人员、床位和诊疗人数均增长不到1倍，这表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动员，严重跟不上社会对卫生医疗服务的需要。医疗卫生领域，尚保留鲜明的短缺特征。在需求增加这么快情况下，医疗卫生资源动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所有医疗卫生系统组织特征具有以下特点：96%的床位按非营利机构注册；82.8%的医院、95.1%床位、90.4%卫生人员(88%执业医生)属国有和集体机构；52.8%的医院、 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74.2%执业医生)归政府办医疗机构；人事控制方面，绝大多数医院院长由政府任命，医生执业资格、医疗服务人员编制由政府控制和审批；新设卫生医疗机构必须经由行政审批；价格机制：所有医疗服务、药品和用品的价格受行政管制；政府出资少(17%)但是管事多。
96%的床位是按照非营利来设置的，是不征税的。民间机构要进去，如果按照营利机构设置，则要缴纳所得税。如果按照非营利机构设置，就遇到投资回报问题。很可能出现“捆绑”现象，例如用批地作为建立非营利医院的条件。非营利的情况就不能动员很多的资源加入到医疗服务当中来，当然不排除慈善的动机。上述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非营利的医疗机构很多。显然，这种情况不能应称为“过度市场化”。相比较而言，教育解决的就要比医疗好：根据教育法，教育是非营利的。但是在民营教育法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取得合理回报。这样就可以动用很多社会资源参与教育，但是在医疗行业，由于缺少相应的政策诱导机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人事任命方面，医院的人事由政府任命。这有很多含义：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为了领导看病，医院进口大量的医疗设备。层层的服务与领导的医疗小组所耗费资源可能比公费吃喝要严重得多。对这些阶层，看病很容易。据统计，公费医疗中百分之八十用于行政官员。人事任命问题，在很多的讨论中被回避掉。而这个问题，却正是问题的核心。
新设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报批导致新增医院的数量不足，审批制度对很多地区民营医疗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
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也是由政府管制。复杂的医疗服务价格，是由物价局控制，并不是市场决定。所以医疗行业的特点是，政府出钱很少，但是管制很多，即“包而不办”。医疗行业比教育和其他领域都要困难得多。现在政府控制的医院，非常像八十年代的政府招待所，利用对外经营所得，来维持政府领导的需要。
人力资源方面更加离谱，1978年到2005年，我国卫生人员中医生增加了85%，护士增加了2.5倍；同期我国高等医药专业人才招生增长了11.5倍，中等医药专业招生增加了6倍；2005年全国医生人数比1997年减少了4.7万人，同期全国累计毕业的高等医学专业人才达85.4万人。一个需求猛增的部门，却难以动员人力资源进入服务，这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很难看到类似的现象。
从这些角度来看，医疗行业并没有市场化。市场化的定义，通俗地讲，就是“你挣钱不能妨碍别人挣钱”。有效的市场竞争，才能使社会资源达到优化配置，以最好的价格最好的治疗为国民提供服务。以餐饮业为例，需求者也是有收入差距，有钱有势者在餐饮上的高消费并不妨碍别人的消费。只要准入放开，就会有各种各样餐饮企业为消费者服务。从来没有听说过吃饭难，现在同样的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却出现看病难的问题。根据韩启德院士报告中的数据，肿瘤医院的病人平均每个患者和医生讲话不超过六分钟，可见服务质量不是很好。因此，医疗行业，与邮政、铁道类似，是市场化很弱的部门。
现在以卫生部主导形成的医改方案，主张政府主导，为医疗服务买单。我不会反对。但是这样能不能调动资源来参加服务？首先，政府买单会导致需求更大，但是由于政府主导，相应供给不足，没人愿意提供服务。其次在中国政治情况下，政府买单最终还会导致税负增加，最终仍然是老百姓买单。卫生部倡导的“社区医院”本身是好事情，但是怎么具体实施，仍然是一个问题。义务教育虽然在农村免除了学费，但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子女却不能享受这个政策利益。“社区医院”同样面临如何解决流动人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对老百姓提供医疗券（coupon）直接补贴。老百姓走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使用。
基本医疗的计算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举个例子，全国高血压病人1.5亿，高血脂患者1.5亿，这些人每人每天至少需要1块钱的药物，两类患者一年就需要1000亿，如果再加上分配费用1000亿，仅这两类病人就需要2000亿元。而卫生部有些专家建议中央政府出资3000亿就可以建立全面医疗保障体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资金不足最终仍然会导致管制，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源动员不足。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分之一受过高等医学教育专业人才到美国就业，原因是由于“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资金不足，从而政府不得不对医疗行业进行管制，结果导致医生职位不足。这些情况，最终迫使英国最后发展出私人医疗卫生系统。英国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卫生部的“全民医保、免费看病”宣传会对医保缴纳产生负面影响。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合作医疗，很多人担心这种宣传导致老百姓缴纳相应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费用减少，所以劳动保障部不同意卫生部意见。
老百姓无钱看病和看病的财务负担过重，是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问题；社会已形成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未能有效动员资源投入卫生医疗服务，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能针对性地解决后者，就难以解决前者。政府“包而不办”是医疗卫生资源动员能力低下的病根。“政府主导”的医改模式在国家财力实际上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价格管制、市场准入和医疗资源的行政配置，从而进一步减弱医卫系统资源动员能力。同时，“政府主导”、特别是所谓“靠税收建立全民健保”的构想，容易刺激更大的医卫需求。由此可能出现公众预期被调高、原有筹资动力(社保、合作卫生)减弱、多部门行政扯皮增加、医卫服务供不应求矛盾更为加剧的后果。
(董兵兵、郭小波依据录音整理)
第9次报告会（2007年4月28日）简报之一：
2007年第22期（总第659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7428CCERCCER
林毅夫：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与出路
10%6.3%2%4%1%10%1%9%3%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Angus Maddison
50%Maddison2030
1800GDP4-5%7-8%10%
10%GDP8%GDP36%20-30%
第9次报告会（2007年4月28日）简报之二：
2007年第23期（总第660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428CCERCCER
施建淮：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及评论
10020041.9200157%20041.22001112%
120057212WTO370%45
TCLQDIIQDIIQDII
卢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调整问题
outsourcing(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service outsourcing)
noffshore outsourcinginshore outsourcing
目前我国服务和软件外包正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强劲，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对软件和服务外包提出了更迫切要求；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发展服务业，明确提出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针。应当利用这一时机，通过综合政策调整开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新局面。对此
第9次报告会（2007年4月28日）简报之三：
2007年第24期（总第661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428CCERCCER
诸建芳：警惕“要素红利”的逆转
80200050200020051010.5
6.43.91.10.8
宋国青：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
160024001GDP1.3%GDP2004GDPGDP
200410%20042004
198419851988198919931994200419982004
2001199719981994CPI20%19972002200320042004
GDP0.210.23%5%6%7%GDP
第10次报告会（2007年7月29日）简报之一：
2007年第43期（总第680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 2007729CCERCCER
(一)林毅夫：内外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 GDP11.5%2006729
200325%GDP200160.1%200650%120060019841.8:13.3:11.8:10.4GDP5.5%15%30%54%
&&&& 2006GDP39.5%53%7%3%
&&&& 1.8%90
&&&& 80GDP19921%7%30%
(二)宋国青：货币过快增长引起通胀趋势
&&&& 619.4%200432003362004619.4%124.5%14.1%30%10
62.5%200433.9%628.5%27.4%20041253%
&&&& GDP1-2%1978GDP5%1%30%GDP18-20%
&&&& 628.5%1219971235%10% 121212200445%
&&&& 12250%60-70%312200420041GDP-2.3%274.6%GDP4.3%200416.6%GDP42%GDP6.6%15.7%
&&&& M2M24531M2M254
&&&& 62.5%20046
&&&& 1%CPI 56
第10次报告会（2007年7月29日）简报之二：
2007年第44期（总第681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729CCERCCER
(三)陈志武：从“钱化”和资本化看流动性问题
1980M2GDP20%2003198%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那样，我们还不能立刻就下这样的结论，还要深入了解中国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资本化进程背后的机理，包括经济变迁、社会转型、政治制度变化等。
190064019452006129GDP18802.219003.210
26recession16261
2.0-2.21-2%1990
GDPGDPM0M1M2
19281920Julian Goldman Stores IncGMAC1927SeligmanSeligman
(四)周其仁：小产权，大机会
19821997203030
第10次报告会（2007年7月29日）简报之三：
2007年第45期（总第682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729CCERCCER
卢锋：近年棉花进口增长与滑准税争论
89.4100200300200640%
&&&&2006200612482006700
&&&&19804%199023.7%32%
&&&&708019780.6/19871.6/11.5%19971.7/1987199020063/
&&&&19802000253657204044.89%2005141275516.5%
HS19928119991042.7%1999200410425320061000
&&&&7530090%
&&&&2005540%
&&&&variable import levyWTO
&&&&200735-402
第11次报告会（2007年10月28日）简报之一：
2007年第51期（总第688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71028CCER11-CCER
易纲：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传导与启示
primealternativesubprime
13.33%1730
900600900600300AAA
汪同三：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turning point1111.210.911.50.311.610.9
GDP2003GDP101020032004200420042005200420052006200710.9200620081111.5
2003200327200426200525200624200820082003
CPICPICPI2005200612006PPICPI22006GDPGDP34GDP201020062007590CPI2008
2005200620072500200820082600
（谢亚、董兵兵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第11次报告会（2007年10月28日）简报之二：
2007年第52期（总第689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1028CCER11CCER
肖耿：中国股市的社会与个人风险及回报
卢锋：粮价走势观察
20064.9715%5
200520062000200625005005
198020068-92020061980420
800.3905.5-6.077.5
196070019993.220061.15
197812819986622005535200641-200741201.8%
1995200320051995199531995901995
（王惠整理。肖耿教授发言内容未经主讲人审阅）
第11次报告会（2007年10月28日）简报之三：
2007年第53期（总第690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1028CCER11CCER
宋国青：总需求增长渐缓、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67-893GDPGDP7
9CPI10384%93%5.1%1092.7%200410%
2%60-70%4.5%CPI7%
910200810.5%
2007GDPGDP2.1
199270%200458%200650%1994200420%200420%GDP11-12%70%
2002200672004
周其仁：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选择
4004040375
198012198510%1985121201993
（刘鎏、谢亚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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