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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投行启动中国资本输出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1966年，日本经济 总量超越英国，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也于当年成立。而如今，GDP和外汇储备双双位居亚洲第一的中国也正着手推动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成立。
　　和各方股东“势均力敌”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比，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亚投行，其“中国色彩”将更加明显。考虑到中国当今的世界地位和国家战略，可以说，亚投行正式启动了中国资本输出的大幕，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将迎来新的可能性。
　　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资本输出的效率和经济结构的质量，这两者有着天然的正相关联系。美、日等国过去的经验说明，只有“公私并进”地输出资本，同时不断抢占全球产业链制高点，和输入地形成产业链互补效应，才能在全球资本输出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另起炉灶
　　显然，这是一家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更有“中国色彩”的资本输出机构。
　　10月24日，亚洲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次签约后，各国将启动章程谈判和磋商。预计2015年内，各方将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这家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后最新诞生的跨国金融机构得以顺利投入运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签字仪式后会见创始成员国代表时说，这个新银行“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外界认为，除了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筹建亚投行的更重要目的是，中国将抛开亚洲开发性金融的“旧秩序”，开始“放手自己干”。
　　中国似乎并不掩饰“放手自己干”的积极性。相比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过程中旷日持久的谈判，亚投行从最初的倡议到签约，推进速度快了很多。亚投行的最初设想由中国财政部于2013年初提出，当年10月，习近平出访印尼，在与时任总统苏西洛会谈时正式提出这个倡议；一周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峰会上再次提出该倡议。2014年，在财政部推动下，亚投行筹备进入加速期，直到近期签约，历时两年。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概念早在2012年便已经提出，签约也在今年完成。
　　从某种程度上讲，亚投行对中国的意义超过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事实上，金砖国家银行参与国都属于“大国”，不论是从股权占比，还是人事安排上，中国尽管是首要的发起者，但并不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按照协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但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而亚投行的主导者是中国，参与者的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都远逊于中国。
　　此外，亚投行较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具有更明显的区域性，而这一区域就在“家门口”，有利于中国在这一地区把影响力推向深入。仅以东盟为例，中国与东盟2013年的贸易额已达4436亿美元，截至2014年9月底，双向投资累计1231亿美元。此外，双方自贸区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于2014年9月举行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首轮谈判。预测显示，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有望在2020年前达到1万亿美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南风窗》表示，简单来说，在国际上，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扶贫，而IMF主要是处理紧急事件和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原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则主要针对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还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对之进行融资支持。“亚洲基建落后，经济增长快，人口红利明显，需要亚投行这样的新型金融机构。”郭田勇说。
　　成立亚投行，中国选对了时机。在2013年启动亚投行筹建计划之时，美联储QE政策已在收紧，量化宽松规模正在不断缩减。而今年10月，美联储又正式宣布QE将退出舞台。而QE退出，等于说美联储对美元“注水”将告一段落，那么，新兴市场的资金将必然大幅回流美国，购买美元资产。按照国际金融协会的预测，2013年和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将增至1万亿美元。随着外流造成资金稀缺，亚洲地区的融资和借贷成本将普遍上升。
　　目前，尽管回流美国市场的资金都以短期游资为主，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元资产的看涨，资金大范围地回流美国将成为趋势。对亚洲而言，那些资金密集型的基建项目将可能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而亚投行也应运而生。
　　日系资本
　　不少观点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其对抗亚洲“日系资本”的意图相对明显。目前，亚洲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亚洲开发银行，其总部位于马尼拉、拥有1650亿美元资本金。美国与日本是最早成员国和最大股东，两国出资各占15.65%，并各自拥有12.82%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目前为亚行第三大出资国，出资份额占6.46%，投票权重为5.47%，均不及美、日两国的一半。这种地位与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地位极不相称。
　　实际上，以目前中国的实力，特别是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而言，增加对亚行的出资，从而扩大话语权并不难，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此。目前，世界三大金融机构业已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明规则”，即世界银行、IMF和亚行的一把手必然分别由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把持。以亚行为例，从上世纪60年代成立至今，历任8位行长，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人。
　　而根据目前信息，亚投行的“中国主导”色彩极为明显。亚投行的总部预计设于北京，其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规模相当于亚行的2/3。在亚投行初期1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中，中国独占500亿美元，是第一大股东，话语权不言而喻。
　　尽管亚投行的成立多少有些对抗“日系资本”的意味，但换个角度看，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和亚行有着某些相似性。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11%，和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就在亚行成立的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1967年更超过了联邦德国和法国，经济规模居“资本主义阵营”第二的位置。彼时，日本的私营部门也加速了海外扩张，其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纷纷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投资设厂，而亚行的宗旨也在于对日本企业的扩张进行“配合”。
　　亚行的贷款既基于日本形象的建设，也基于日企战略的考量，贷款对象既有基础建设，也有实体私营企业。实事求是地说，近半个世纪亚行对亚洲的开发性金融贡献良多。与此同时，通过数十年的扩张，日本私企部门也几乎将东南亚的制造业纳入了“日本制造”的纵向产业链。
　　但近年来，随着欧美资本向亚太的流动以及中国的崛起，亚行的重要性开始降低。一般来说，亚行贷款往往和世行、IMF的“救助”一样，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换言之，要获得亚行的援助资金便要接受其开出的“药方”，例如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等。与此同时，亚行贷款的方向也越来越逼仄，偏好于低碳、环保类的方向。事实上，不少亚洲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级阶段”，它们目前最大的资金缺口仍在“铁公基”方面。
　　以印度为例，目前其拥有国道9.2万余公里，但其中高速公路仅1000公里。而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6.03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印度政府曾表示，未来5年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缺口达1万亿美元。显然，亚行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去填补这样的巨型“缺口”。亚行现任行长中尾武彦曾透露，亚行预估亚太地区2010年至202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8000亿美元，而亚行每年能提供的新项目贷款仅有约130亿美元。
　　按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描述，亚投行在成立初期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但融资模式方面将有创新。今后，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分担风险和回报。同时，还将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杠杆效应将更明显。”郭田勇认为，亚行等旧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其融资的主要模式是贷款，这种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而新成立的亚投行必然会在融资模式上有所创新，从而调动亚洲更多资金进入基础建设领域。
　　竞争的悖论
　　尽管亚行的运作模式似乎略显“落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亚洲开疆拓土的日系资本并非亚行一家。实际上，日系金融资本在东南亚的扩张一直采取了“公私共进”的模式，除了国家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外，包括三菱等私营金融机构也加入了扩张的大潮。目前，它们都已成为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重要金融力量。在印尼，日系银行一直稳居外资银行资产规模首位。相比而言，中国银行业在东南亚扩张的广度和深度都和日系银行有明显差距。
　　还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对亚洲输出过剩产能。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的基建领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表率，同时还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培育出了拥有全球竞争力的施工建设能力。近两年来，不论是在非洲、拉美，还是中东地区，这种产能输出的意图都若隐若现。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将有助于中国过剩的产能走出国门。
　　但对这个看法不能过分乐观。必须看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东南亚很大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举例而言，在20年前，日系电子产品的工厂都位于东南亚，其后，日系制造商掀起了北迁中国的大潮。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部分日系制造商再次南下。甚至可以说，东南亚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工一直都在“抢饭碗”。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主导的亚行，其对东南亚国家的贷款很大一部分也是出于技术援助的目的。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和东南亚的产业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那么日本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对之进行技术输出，而资本输出也容易搭上技术的“便车”。但对中国而言，很多产业与东南亚处于同一环节。这样一来，中国对东南亚单调的金融输出，显然难以获得技术输出的配合。
　　与此同时，产业链上的竞争关系还会反作用于中国的金融输出。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是基础设施世界第一，但最大的软肋是劳动力的老龄化，这种局面刚好和东南亚相反。
　　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2年出现了首次下降，而反观东南亚，其人口红利似乎刚刚起步。按照柬埔寨官方统计，15至64岁的劳动人口占其1400万总人口的63.8%。据美银美林的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菲律宾劳动人口将增加31.3%，达到7500万，马来西亚将增长18.7％，至2200万，印尼将增长11.2%，达到1.8亿，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这东盟七国的劳动人口要到2042年才达到顶峰。
　　近年来，不少中国老板已经察觉到，尽管一些制造业基地正在向东南亚地区回流，但落后的基础建设仍是该地区短时间内难以补上的“短板”。那么，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能够补上这个“短板”吗？
文章得分：
&/&韩毓海北
&/&唐世平复
&/&张慧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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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推动“亚投行”走多远？
今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时首次公开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愿意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习近平的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对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视，愿意掏出真金白银来支持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这也表明中国在有意识地运用金融力量来推动周边外交，并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货币互换的规模。
从公开信息来看，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如果能够建成，将是亚洲地区第二家区域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第一家亚洲地区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是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在已经有亚洲开发银行的情况下，作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家的首脑，习近平主席的这一提议自然会引起关注，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要提出成立专门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亚投行”？中国想通过“亚投行”实现什么目的？
要分析“亚投行”，必须先了解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于1966年11月正式成立，迄今有67名成员国。截至2009年5月，日本和美国同为亚行最大股东，各持有15.571%的股份和拥有12.756%的投票权。日，亚行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亚行成员国。目前，中国是亚行第三大股东国，持股6.429%，拥有5.442%的投票权。很显然，作为一个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亚洲开发银行的决策权在日本和美国手里。在全世界大多数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洲开发银行等，美国都是单一最大股东，保持着对多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
在二战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主导权。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人民币开始国际化进程，中国也在努力寻求增大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多边金融体系中，增加话语权除了政治因素，还要靠真金白银来说话。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宣布，将向IMF注资4300多亿美元，防范可能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据称，当时欧元区承诺注资2000亿美元，日本承诺注资600亿美元，英国、韩国承诺注资150亿美元。据透露，中国当时可能注资了600亿美元，与日本的注资额相同。而中国得到的回报则是，在IMF的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原来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原来的3.65%升至6.07%，仅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
亚洲开发银行曾在日宣布，该行增加资本金2倍的计划已获理事会高票批准，这意味着今后几年亚行资本金将从目前的550亿美元逐步扩充至1650亿美元。增资的1100亿美元中仅4%需要每个成员按照持股比例交纳，其余96%将作为待缴股本由亚行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集。在公开信息中，我们并未看到中国想增加在亚行份额及投票权的意图和行动。我们估计，即使中国有此愿望，在美日双双控制的亚行之中，也不会向中国出让有意义的份额和投票权。
如果在原有的格局很难提升影响力，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呢？有理由相信，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是希望利用金融力量另起炉灶，在自己相对擅长的领域中建立自己控制性的影响力。中国也许还有更多的目标，比如，在中国设想中的“亚投行”的资本构成中，人民币应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便于使用人民币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贷款和投资，形成以实体经济为后盾支持人民币走出去，又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杠杆撬动需求的良性循环。
亚行方面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亚行研究所所长河合正弘表示，（中国）要建立一家新银行，首先要说明现行的亚行制度有什么不好，还应明确它与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现有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的关系。否则有些亚洲国家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不通过亚行来更多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河合正弘表示，在中国解释清楚此点后，如果中国还是要建立新银行，这家银行应该比已在国际社会受到极高评价的亚行更加有效。河合正弘表示，认为“有钱，就可以建立投资银行，是一个太简单的想法。”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倡议后，未见中国官员对建立“亚投行”有详细的解释和进一步的行动。有中国财政部的官员低调表示，目前这一倡议仅仅是概念性的。“亚投行”从倡议到落实当然还需要走很远，未来的真正运营更是充满挑战。不过，中国的倡议显示，对以金融力量来推动多边外交与合作、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充满了兴趣，未来在这个领域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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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访华 缓解美方抵制亚投行印象
　　核心提要
　　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申请在3月31日截止时，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这被看作是中美今夏6月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演。雅各布?卢未在北京就是否加入亚投行做出清楚的说明，而以美方愿意与之展开合作的表态暗示美国不会加入。
　　特派记者 陆振华 华盛顿报道
　　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始成员国资格申请在3月31日截止时，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这被看作是中美今夏6月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演。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公开信息，中美双方在战略与经济对话、贸易与投资关系、人民币汇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等多项议题上展开磋商，同时还包括亚投行和业安全新规等敏感问题。
　　雅各布?卢未在北京就是否加入亚投行做出清楚的说明，而以美方愿意与之展开合作的表态暗示美国不会加入。此时，已有超过40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缓解美方抵制亚投行的印象
　　新华社30日晚援引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的话报道，美国财长周一在与李克强总理约一小时的会谈中表示，美方期待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展开合作。合作可以通过由两国认可的机制来实现，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制等。
　　美国财政部网站30日就此发出的官方声明中也说，在中国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更多地融入和承担更多的责任之时，美方期望与中国展开合作。
　　此种表态可能有助于缓解美方此前给外界造成的一味抵制亚投行的印象。英国3月12日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时，美国白宫罕见地批评盟友英国几乎未与之商量就做出决定，还不断迁就中国。
　　“美国针对亚投行的处理方法令人费解且前后矛盾。白宫对英国的公开批评也被认为无疑是受到了错误的建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秩序与战略项目主任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在官方博客中说，“这加强了美国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印象，而不仅仅是其(亚投行的)设计是否糟糕。”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雅各布?卢在与李克强会见后说，中国的发展繁荣和深入参与国际体系符合美国利益。欢迎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愿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加强相关合作。
　　铺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雅各布?卢还表示，美方期待习近平主席年内访美，愿同中方办好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活动，增进对话，在全球经济框架内加强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期待两国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
　　有关中国银行业安全新规的分歧，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雅各布?卢时被更多提及。《华尔街日报》31日报道说，中国已同意延后实施被美国公司视为在中国经商障碍的安全新规。
　　中美双方还重点讨论了贸易与投资议题。李克强在会见雅各布?卢时表示，即将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谈判是双方近期工作的重点。中国政府将重点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把外商投资限制类条目缩减一半。中国开放的大门将开得更大，市场会更加开放、透明、可预期，各类投资者在中国将享受更好的投资环境。
　　李克强强调说，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解决中资企业赴美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快批准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支持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编辑 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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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访问股人民财评：亚投行，中国的“顺风车”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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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亚投行比作一辆刚刚上路的车，中国毫无疑问是推车人。有人刚刚赶上了车，有人站在车旁犹豫要不要在最后时刻跳上去。当然，也有人在挡车。
3月17日，在截止日期前两周，法、德、意三国表态，将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
如果把亚投行比作一辆刚刚上路的车，中国毫无疑问是推车人。有人刚刚赶上了车，有人站在车旁犹豫要不要在最后时刻跳上去。当然，也有人在挡车。
3月12日，在得知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后，美国恼怒了。日本则重申其“审慎态度”，质疑亚投行能否秉持“公正的治理结构”。
按照经济学概念，中国推动建立亚投行，本质上是提供“国际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就像修路架桥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走。美日又为什么要什么反对呢?
其实，所谓“国际公共品”的提法，最早恰恰来源于美国。公共品的对立面是“搭便车”，而这恰恰是美国指责中国的言辞。在很多场合，美国不断在呼吁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早在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就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2014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谈及中东问题时说，中国已经搭了30多年的“便车”。
对“搭便车”言论，近两年来，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很多回应。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总理也表示，中国在越来越多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不是在‘搭便车’，而是和大家一起推车。”
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亚投行的建立，旨在为亚洲国家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公共品”。
然而，吊诡的是，明明是美国不停地呼吁中国“提供国际公共品”，“承担国际责任”;现在，中国提供了，承担了，美国却带头阻挠。正如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贝格斯滕(Fred
Bergsten)所说，这使美国外交显得“虚伪短视且自相矛盾”。用时下流行的话说，美国这就是“自己打脸”。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如此自相矛盾?一个说法是，美国有自己的“公共汽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这两者构成了美国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在亚洲，则有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
不过，正是这些“旧车”的不作为，使得亚洲国家，包括新兴大国和中小国家，对旧秩序产生深深的失望。
事实上，这些已有的“公共品”并不真的“公共”。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把持，内部潜规则是世行高层要由美国内政的小圈子决定。亚行行长则全部来自日本，按照美国的标准，服务日本的海外利益。
有的“旧车”不载客。世界银行，顶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名头，却对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熟视无睹，还经常设置各种条件。世界银行经常自称“高标准”。不过，究竟是不是高标准，不是靠自称，而是要问问资金需求方。笔者曾在非洲、拉美多国调研，在底层听到的反馈多是对世界银行的抱怨而非褒奖，尤其是在有了比较之后。
有的“旧车”开得太慢。据亚行自己测算，21世纪第二个10年亚洲基础设施资金需求约为8.2万亿美元，平均每年8200亿美元。然而，2013年亚行仅提供了210亿美元，其中还算上66亿美元的联合融资。显然，对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来说，这是杯水车薪。
不载客，开得慢，却拒不“修车”。IMF于2010年通过改革决议，其实并未触动美国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国会却至今未批准，是唯一一个尚未批准IMF改革的国家。2013年前亚行行长黑田东彦被调回日本，很多国家包括印度、泰国等都有意推出自己的人选，但日本执意指定中尾武彦接任行长。墨守成规，不思改革，使不少国家寒了心;他们加入亚投行，与其说是中国做了工作，不如说是对既有体系失望。
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力推的亚投行“顺风车”即将上路。前路漫漫，也必然曲折。不过，只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宗旨，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品”，即使顶风，这辆大车也将继续前行。
(作者陈晓晨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晨阳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
4月14日，央行公布了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15...奥地利政府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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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外交部发言人2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奥地利社民党和人民党执政联盟当天在政府闭门会议上决定，奥地利将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 奥新社当天报道说，奥地利财政部受政府委托，将参加与加入亚投行有关的谈判。
&&&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向亚投行认缴的资本可能在3000万欧元至5000万欧元之间。从对外政策角度看，加入亚投行将加强奥地利与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联系；从经济政策角度看，加入亚投行将使奥地利在亚洲的企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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