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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机会已经送出，可复制一下链接给好友!我是搬迁了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后来到厂里上班买的社保就把我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整没了，再后来我没有上班了就自己交了几个月医保，现在还没有医保卡，现在我想把我的厂里的社保转成以前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转吗？要是转了，待遇和我之前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一样吗？还有医保又咋办？
我是搬迁了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后来到厂里上班买的社保就把我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整没了，再后来我没有上班了就自己交了几个月医保，现在还没有医保卡，现在我想把我的厂里的社保转成以前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转吗？要是转了，待遇和我之前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一样吗？还有医保又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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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讨论“换社保”好些年了，是老话题。不过时至今日，此建议已不再是学者的纸上谈兵，不少地方有实施。我最早看到的案例，是五年前福建邵武市的试点。那次赴邵武考察，拜访过政府官员，也走访了工家庭，对当时市政府推行土地换社保，赞成者明显地多。既然大家都拥护，我一个旁观者当然不好反对。改革总得往前走，而自己又拿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可取的吧。　　实话说，我当初赞成土地换社保，主要的考虑有两点，一是土地要适度集中。关注“”多年，有个观点我始终坚持，那就是农民致富必须规模经营。粗略算账，当下农民人均不足２亩，每亩净收益不过５００元，满打满算，收入人均也就１０００元。这是说，人均两亩耕地维持温饱可以，但却不能大幅增收。然而困难的是，现有耕地皆已承包到户，耕地很难集中。曾到豫东作过调研，发现有的农民进城务工已近１０年，可耕地却不肯让出，自己广种薄收；而留守的农民想多种地却又无地可种。二是从的保障看。众所周知，进城务工农民由于没有社保，有后顾之忧；加上工作朝不保夕，不稳定，万一哪天在城里呆不下去最终还得回乡下去种地，所以在农民眼里，耕地是最后的防线，其实也就是他们的保障。所谓“宁可抛荒，不肯失土”，不是说农民与生俱来就恋土，而是进城农民没有安全感。要是农民工有保障，在医疗、养老等方面能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可在城市长期扎根，安居乐业，他们为什么还会不放弃土地呢？这样看，让农民用土地换社保也就不失为一个办法。　　当然这是我原来的看法。最近有两件事对我触动较大，不得不反思：一是金融危机。有目共睹，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说是“重创”并不过分。由于出口受阻，去年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企业）倒闭６．７万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农民工也因此大量下岗，据官方的数字称，去年下岗返乡的农民工达２０００万。当时有人担心，这么多人失业会不会酿成社会动荡，可事实证明却有惊无险。何以会如此？关键原因还是农民工在乡下有块地。谢天谢地，当初他们没拿土地换了社保，否则下岗后没退路，后来的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另一件事，就是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着手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且说做就做，年内已在百分之十的县（市、区）先行试点。为农民办养老保险是好事，我当然赞成；何况关系到社会稳定，政府也该出力。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政府有意为农民办保险，那么就不应该让农民用土地换。不必深想，假如留守农民的养老保险是由政府出钱，而进城农民工则要用土地换，都是农民，怎可以厚此薄彼呢？再说，若进城机会成本太高，谁会离乡背井去务工？而农民不进城，土地不也照样集中不了么？　　从理论方面看，我不同意土地换社保，是因为社保不是商险，在某种程度上，社保其实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所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社保都是政府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而且大头皆由政府出。如此，若让农民用土地换社保，这明显与社保的公共服务性质相抵触。我不是说农民不该缴费，该个人出的部分当然要出。我的意思是，个人缴费不至于要用土地换。一般地说，进城务工比种地的收入更高，若留守农民交得起费，进城农民工不会交不起，为个人缴费是用不着放弃土地的。　　再从操作层面看，农民用土地换社保，交易的一方是农民，而另一方是政府。且不说这交易的理由是否成立（因为社保本应由政府提供，无需交易），而我要问的是，政府换土地做什么？是筹集社保资金吗？如果是，那么耕地卖给开发商用途就会改变，此例一开，不仅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而且也背离了规模经营的初衷，直接后果必危及国家安全。相反，政府若不是为筹资而是为了推动规模经营，则“土地换社保”就纯属多此一举。事实上，规模经营只需土地使用权流转，大可不必将耕地一次性买断。　　是的，只要将耕地产权界定给农户，土地如何集中农民会自有主张。我曾赴山东枣庄市考察过，当地的做法是组建土地合作社，农民用耕地入股，入股后既可参与经营，也可进城务工，即便不参与经营，年底仍可分红；而滕州的做法是转租，租期长短不等，但最长不过八年。值得一提的是滕州设立的土地流转中心，看上去，就有点像城里的证券交易大厅，有电子屏即时显示土地的租期与价格，信息公开、转接自由。表面看，两地做法有所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产权归属皆不变。　　写到这里，我的观点很明确：第一，社保主要应由政府提供，若让农民用土地换社保不仅有悖于公平原则，而且后患无穷；第二，规模经营必推动土地流转，但土地流转未必需要卖断产权，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第三，即使有农民要卖断产权，政府也得从严掌握。除非户口已迁进城市，有住房，有稳定收入，否则只要还保留农民身份，在城里无相对稳定的职业，耕地产权就绝不可轻变。
（责任编辑：陈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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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吴江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土地换社保)政策问答(二)
　　6、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遵循原则？
　　答：（一）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二）资金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三）有利于推进城乡统筹就业的原则。
　　（四）整体设计、互相衔接、统一管理、协调
发展的原则。
　　7、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是什么？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制定政策、组织实施；国土部门协助当地政府负责被征地人员的核实和所需资金的测算和解缴；市财政部门负责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财政专户管理；市审计部门负责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监督；计划、公安、建设、监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各镇人民政府、吴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规定和要求，积极开展宣传发动、组织申报工作，并协助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负责本镇、区范围内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组织实施。
　　8、农村村民及被征地人员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
　　答：农村劳动者享有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人员享有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并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并有权向经办机构查询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有关情况。参保对象应当根据政策规定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或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履行缴费义务。
　　9、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
　　答： (一)
缴费基数：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费基数原则上按照上年苏州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最低缴费基数的50%确定。2004年为每月400元，今后每年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
　　(二) 缴费比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25%，今后随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调整作相应的调整。
　　10、农民缴费时政府是如何补助的？
为鼓励农村村民积极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对参保人员实行市、镇(区)两级财政补助的办法。即参保人员的缴费，由个人负担40%，市、镇（区）两级财政各负担30%。
　　凡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参保个人不缴费，由市、镇（区）两级财政各负担50%。
稿件来源：
吴江市劳动保障网
06-0906-0906-0906-0906-0906-0906-09一项调研：“土地换社保”问题不少--中国土地流转网|农村土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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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研：“土地换社保”问题不少
<font color=#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国 时间： 08:01:53
　　21岁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学生柯力涵下乡调研之初并未意识到，在农村，征地与养老之间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
　　在天津的一个村庄，土地被征用以后，村委会要求失地农民必须参加正在推行的天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一次性缴纳保费15900元，直接从土地征用补偿款中扣除。年满60岁以后，他们预计每月领取大约300元的养老金。
　　而邻近的一个村子，村委会计划从土地征用赔偿款中每人扣除69960元给村民投保，以使他们60周岁以后，每月可获近1000元的保障。
　　可柯力涵听到，也有一些人抱怨，“感觉自己的钱被政府强行拿走了”。
　　“‘土地换农保’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存在操作粗糙、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令失地农民不太满意。”柯力涵说。更关键的是，这种强制参保的做法，违反了国务院提出的自愿原则，损害了农民自主选择参保和缴费档次的权利。
　　随机抽取200多人，参保率仅为15.9%
　　柯力涵所在的一个课题组，将“土地换农保”归纳为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
　　为了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我国自2009年10月起，在全国838个县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将扩大至全国40%的县。在天津，与新农保对接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针对试点情况，南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李俊青及柯力涵等5名学生组成了“城市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状况分析”课题组，选择当地的一些村镇进行调查。
　　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天津市滨海新区，该课题组随机抽取5个村，访问了208位村民，发现在适保人群中（即18~60岁农村居民和未享受养老保障的45岁以上城镇居民），缴费参保率仅为15.9%。
　　这一调查结果与他们从政府部门获取的统计数字相符。滨海新区中塘镇2009年度的统计数字显示，全镇24个村的适保人群缴费参保率为15.0%，最高的杨柳庄村为41.0%，最低的十九顷村为4.7%。
　　而在天津市静海县梁头镇，这个城市化进程较慢、农业人口占到95%以上的农业乡镇，截至2011年5月，两万多人中，有4037人参保，其中除去领取老年人生活补贴的2681人，缴费参保人为1356人。
　　柯力涵等人的调查发现，对社保政策表示“完全不知晓”的占总人数的21.2%，“不尽了解”的占43.7%，“深刻了解”的占35.1%。
　　“多缴多得”没能充分体现，多数人低档投保
　　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不高还体现在另一项数字上――天津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分为4个档次，每年分别按天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10%、20%、30%缴纳保费。但在两个情况大不相同的乡镇，10%的缴费比例都成了最多人的选项。
　　中塘镇2009年的3996名缴费参保人中，高达97%的参保人选择了10%的缴费比例，选择5%的没有，选择20%的占2%，选择30%的占1%。
　　而梁头镇除1人参保30%的档次外，其余1355人都选了10%的缴费档次。
　　南开大学课题组指出，参保率低的一个因素是，许多农民参加了其他保险。但需要注意的是，参保率低、缴费比例低，都与新农保政策激励机制不足有关。现有政策基本没有体现“多缴多得”与“长缴多得”的优势，抑制了参保积极性。
　　天津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按月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基础养老金则由政府统一补贴，起初定为每月补贴150元，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刚刚公布，上调为180元。
　　虽然分为4档，但每个档次的参保人获得的政府补贴是相同的。李俊青认为，这会使参保人认为，既然自己的钱“钓”回的政府补贴都一样，那么缴费比例高低并不重要，于是根据经济承受能力，选一个较低的缴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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