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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出资金一方出技术并参与管理合伙办公司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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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是可以的，但为了你们双方的权利，建议写一份专业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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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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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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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合伙开手机店，一方从未做过这个行业，让另一方负责经营管理，双方共同出资协议该怎么写？
提问者采纳
有可能最后连朋友都没法做了，这样的合作方式我认为是最不理想的，挣了钱就会出现大问题的，最好还是借钱，如果做过的想做最好还是不要合作
我也是这样想的
做事要看的长远一点，不要等到做大了，再闹分家就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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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共同出资的话，可以写进去，可以协商好给经营管理的一方多一份工资收入，如果初期缺少资金。以后具备其他条件的时候再行协商。其余的按照投资分成；还有个办法。好比是管理入股吧，可以给负责经营管理的多分成一些协议其实也就是个利润分成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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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另一种典型——鲜为人知的罗辀重和曾备受称赞的陶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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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种&&& 典&& 型——鲜为人知的罗辀重和曾备受称赞的陶龛学校袁昌强当今，社会呼唤着教育的公平，国家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操作已引起热议，而学校（无论公立、私立）该如何实践也在向各个方向探寻、创造，真正解决问题尚需时日，但如能依法办事，尊重和保护受教育权的同时，也尊重和保护人们的办学权，则我国教育发展的规模可能更大、成效可以更快、更好。本文介绍一所曾备受称赞的乡村学校——陶龛学校，讲一讲那位已鲜为人知的办学人罗重的往事。他们坚持50多年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立足本地，借鉴欧美，力主创造，&用最经济的方法办好一所小学&，&以供当局和教界同仁参考&的实践，也许可以为&千方百计&扩大视角，提供借鉴，增添些方法。<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罗重文集》。本文中未加说明的引语均选自《罗重文集》，不另加注。&奉献精神传承不止&陶龛学校位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偏远山村（今属娄底市），自1901年创办起，其发展过程就是一部为乡村基础教育而奉献的传承史。&<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湖南教育》发表一篇题为《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的文章，文前的《编者识》有这样的句子：&我省费少效宏者，首推陶龛学校。&第二节介绍了设校原委：&咸同年间，湘中名流辈出，先生（指罗信南，他自号陶龛）独隐居山中，以赋诗讲学为事，四方从学者甚众，常有设校施教之志，终于赍志以殁，后先生之子罗申田继承遗志以历年游宦薪俸所入，捐田租240石于前清光绪辛丑（1901年）创设义学，取名陶龛。&又据校史记载，初无校舍，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时，按章改名为陶龛两等小学堂，而以罗申田的太史第——画竹园为校舍。1911年罗申田在西藏为响应辛亥革命，反对驻藏军队抢劫、撤离而惨遭杀害。1912年其子罗重只身入藏，收集文牍资料扶父柩返乡，在负债甚多的情况下，接办陶龛校事，并依民国学制，改名为陶龛学校。1915年罗重去北京为罗申田事呈诉民国高等法院，未等法院宣判，即自费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小学教育。校事由留日归来的堂弟罗季则主持，罗季则让出自家的抚余山庄作校舍，后即以捐半兑半的方式使之成为陶龛学校的永久校舍。&<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罗重自哥大学成归来，&政府先欲借重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嗣更希望他去中央有所献替。&（见《教育之神罗重·序言》）但他坚辞，仍返回陶龛学校主持校政，并加捐田租100石为建校预备金，1922年即按新学制系统编定为六级制完全小学（后又增加幼稚班和升准班成为八级制小学），开始了他以一校为基地的发展基础教育以改变乡村面貌的实验，由于办学规模扩展，人数日增，而年成丰欠难以预期，罗坚信&一乡村教师能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在一钱有一钱之用的节俭和计划之余，他采取办好学校来争取政府补助（当时有此规定）和社会资助的思路，专心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先在聘请名师、开展劝学（尤其是劝女童入校）方面取得成绩，1923年获省教育金色二等奖章，1925年获县教育补助金，1926年获省三等补助金，次年即提升为二等。在校内亦从向师生、家长征集动植物标本、义务扩建操场入手，1929年借参加全省教育成绩展览会的机会，首次向社会进行募捐图书的活动，除收集书刊外，并以筹得的善款购置了《万有文库》全套，设立陶龛图书馆并举行开馆典礼，公谢各方人士。1931年省补助款提升为一等，历时三年筹款建成的集博物、手工、活动、教学多用的新校舍落成，取名&爱迪生院&。为此，发出征信录一份，公布捐款者及数额、新校舍图式和费用结算，以取信于社会。&<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罗重应邀出席在山东召开的全国小教专家研究会。是年底教育部首次派遣视导员吴研因到校督导，在他写的长篇《视察湖南教育的报告》中介绍了陶龛特点，肯定在湖南乡村小学中，陶龛“可称为首屈一指者也”。在评定时，将考察过的10多所城乡学校分为三等，陶龛为唯一的甲等。并建议“此校可为白鹭湾一带地方小学之中心，如能一方领导地方小学研究教育，一方试办'小学区'之义务教育，则得益者，当不止一校儿童也。&&<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罗的堂兄罗仲渊（旅法学者）辞世，他遗言将已交学校使用的上万册古籍捐献给学校，并加捐稻谷100担购置新书，为此陶龛建立了第二个图书馆，命名为&仲渊图书馆&。&<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为褒奖陶龛学校30年的成绩，湖南省政务会议经多方考察拨款3000元作特别奖金，同时各地校友响应贵阳校友会的倡议，筹款建卅周年纪念堂，1937年在向社会发行的第18、19、25期《陶龛旬报》上，公告捐款人名单，即使仅一角、几分的也列名其上，学校为答谢社会，特增设免费生学额30名。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陶龛学校题写&教泽世延&四字。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则为新落成的三十周年纪念堂题写了匾额。&这显示获得政府补助和社会募捐都是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且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完善、公开的制度。罗重进一步以一贯倡导的&血性&校训，带领师生身体力行，其活动方式、捐助钱物之多，参与和涉及范围之广，实无法列举。&战时的陶龛师生以他们的热忱和创造吸引了更多的社会捐助，各种抗战书刊来自全国各地，收到的捐款也更多，他们秉承专款专用，帐目公开的原则，为抗战军人子女、为难童、也为学校的发展作了更多的事情。时任军长的宋希濂将军有感于陶龛学校接收了数以百计的抗战军人子女，特以父亲的名义向学校捐赠教学楼一栋，后命名为&樾山学舍&（即造血楼）。1945年校友会又捐款出版了罗重自选的教育言论集——《老青集》。&校内外捐助的互励互动，师生校友奉献观念的形成和制度的完善，使一颗颗真诚的心超越时空汇集在母校。到1949年，陶龛学校拥有的340石田租，30多年中至少提供了办校基金80000担稻谷。校区占地80亩（含校外足球场、实验农场），有房舍10栋99间，藏书（不算期刊）2万多册，亦多是罗氏家族、校友或社会人士捐赠、积累而成。而罗重在校工作的36年中，纯尽义务，从未领过分文薪资，罗氏族人在校工作，也无报酬，只是在校与师生一样用膳而已。在校园的绿树红檐间，还有每个班留下的纪念物，如&念念亭&、&三益路&、&鸟的家&、&总理遗言纪念碑&、&抗战胜利塔&等。沉寂了30多年后，当海峡两岸刚刚开始交流，散布各地的校友在台湾校友会的倡议下，又为复校建房，建罗重纪念馆，设奖学金而奉献起来，那热情、那气势不减当年。仅旅台校友的捐款就超过了1万美元，虽说他们已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值得借鉴的是，在这传承不止的奉献过程中，他们并不是特别关注某些个别的捐助者，而是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奉献者群体的整体形象和奉献观念、信任制度的培养过程。&教育之水流淌不息&是什么能使奉献精神传承不止？有人可以说是那特定的时代造就的，这不可否认，但就陶龛学校的个案来看直接的答案该是流淌不息的&教育之水&。&教育之水&出自夏尊先生译《爱的教育》的序言中的话：&教育之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1946年为纪念夏先生的逝世，陶龛学校出版该书的节选时就以&教育之水&为书名。罗重反复强调&教育不是冷冰冰的东西，要使教育充分地发挥效能，需要热、需要力。一个优良的教育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教育爱，应能同情儿童的困难，了解儿童的错误，以儿童的安全为自己的安全，以儿童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教育家之爱儿童，不是爱他们既成的价值，倒是他们还未成价值而欠缺价值，因此，对方越丑、越愚、越不成熟，而教育家越爱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就因为他爱的是未来的可能的价值，换句话说，他爱的是人类要生长的价值。&&一个教师，若按感情说，应当把儿童看成是自己的子女去爱护他，若按理智说，应该把儿童看成是国家的儿童。&&小学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儿童良好的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实际的活动中养成。&从理论上谈论教育的情与爱已不大容易，他们怎样实践，后人怎样表达这情和爱就更不容易，因为它真如水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洋溢在人与人的瞬间接触和永远的记忆中，有很多事例可选，限于篇幅只好选几个小例：沅江校友金耀彩回忆他1940年与三个同伴步行几天到陶龛求学，烈日炎炎的中午到达校门口，罗重有接待每一位新到校的学生的习惯，他看了看三个陌生的孩子。金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先生打来一盆凉水叫我们洗脸，然后问我们吃了饭没有，我说'吃了……'先生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皱着眉头，态度严肃地说：'细伢子说话要诚实，不说谎话，你们进校门时，门上&血性&二字看到没有……做事要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能骗人，骗了别人就骗了自己。'先生的话说得我们满脸通红，不好意思，要想重新照实说，又怕别人笑话。先生发现我们情绪不安，便和蔼地说：'食堂饭菜已备！'于是让我们和教师们同桌共餐，饭后才办报名手续。&浙江农大教授蒋次升有《涟水长清，师道永垂》的文章回忆在陶龛求学时的一件事：&一个秋天的日子，我感冒发烧，没有告诉哪位教师和同学，就昏昏入睡了，次晨起来发现不是我的房间，而是睡在师宿舍的床上，我迷惑不解……后来他也从未提及这件事。&他还提到1945年到1948年在美国留学时，《陶龛旬报》也寄到我手中，&遥居异国，获悉家乡情况，实在感动万分&。1948年在校的彭义福写&试说我的将来&的作文时在纸上涂抹了一颗受到创伤的、苦恼的心灵：&我梦寐以求的继续升学，可家里无钱供我念书，我也幻想投笔从戎，可年龄还小，想外出谋生却无人携带……&罗重从教国文的先生处看到这篇文章，曾与这个学生有过三次谈话（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后来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在部队度过了43个春秋，已成为省城警备区参谋长的校友写道：& 师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十分仔细，他老人家在时刻关心着时局的发展，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关心着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前途，我这个普通学生，佃农的子弟，竟在他老人家心上占有如此多的份量，师那颗挚爱仁慈的心，是何等地坦诚伟大！&台湾校友会会长李如初曾在台湾报刊上发表文章10多篇回忆陶龛求学经历，先后回大陆主持参与陶龛学校的活动三次，每次都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生于闭塞落后的农村与非常保守的贫寒家庭，管教又严，小时候见了生人都害怕，天生鲁钝、木讷、寡言。得益于'抢救年长失学者活动'，我进入陶龛学校的乙种补习班。时值'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重先生挑选我们二十位年龄较大、体力较好的男生，个个自背行李，脚穿草鞋，随他到各乡镇作抗日救国宣传……。先生随处演讲，即使数百人也鸦雀无声，个个专心听讲，人人泪流满面……我也就学会了演讲。&安徽校友戚鸿志回忆说：&重先生称我们难童为义童，他说你们不甘心做日本鬼子的亡国奴，跑到我们湖南来，不是义童吗？每逢过节，他特别办一桌丰盛的菜请我们吃，而地方乡绅、部省督学来校都要在离校很远就下马下轿，也只能与师生一样用餐，设酒席招待的只有每年秋天来送田租的农民。&&寥寥数例难以说明一切，下面摘录1936年来校当教员的***地下党员李品珍后来发表的长文《罗重论》中的一段话：&罗先生不取分文，纯尽义务，每天做10小时以上的工，生活于孩子群中……从来不说疲倦，不要求休息。如果逢到什么纪念日，那便是他大忙特忙的时候到了……去年黄花岗纪念日的前几天，他便向导师和同学征求纪念方法，后来一位导师贡献了这样一个意见，上午举行仪式，下午演大舞台剧，表演黄花岗事迹。所谓大舞台剧就是不要舞台，不要分开观众和演员，大家做，大家看，演员观众都须随时走动，那天他当导演……跑来跑去指挥，弄得汗如雨下，衬着张严肃的脸，分外感人，忙过一场之后，大家疲倦了，但大家都快活、轻松。每一个纪念日……都是在一种创造出的纪念方法下过去的……一年的时光全在突击式的努力之下……必得从清早到晚上12时才止。他这么努力、这么不知有自己，他却还惭愧。&李还引用罗先生公开发表的&虽备尝酸盐苦辣，然而认为比较满意的成绩尚渺不可得&的话指出：&这些话……实在可以表现出罗先生的精神的伟大，在举世混浊中，罗先生的精神是值得仿效的。&&这大致概括了陶龛学校的奉献者形象。而罗重则说：&要用自己的鲜血去补济后一代。&他办公室里悬挂的最后一幅对联是：&为新中国开道，替小朋友当差。&读这本收录并不完整的文集可知他反复强调得最多的是公民的职责：&我们一个国民分子的责是应尽的，我们所积欠社会给与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帐是应要还的。&&……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你不要问别人去不去，别人不去是别人的不对，这是天职（天赋予的职责）……则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愤气不平，也只能苦干、实干、硬干下去，不容许发牢骚，向后退。&&一个士兵作战，一个学者研究学问，或是一个普通公民勇于尽自己的职责，向一切邪恶引诱说一个坚决的'不'字，向一切应该做的事说一个坚决的'干'字，都需要一番奋斗的精神，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人的一生都应实践&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便要将个人的生命融化到民族生命一起&。这些意思概括起来就是，作为教育之水的情和爱，是以对社会的责任、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报答整合起来的人与人的融洽相处，具体到陶龛学校，则它维系了6000多师生的心，使这个学区30年中人人都上了学，且诚如周邦道先生所言：&学风蔚变，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陶龛学校就这样塑造着自己，同时也敦促着它的先生和学生一起学着做人，&做现代化的'集团生活'下的社会能员”。&这里倡导的是创造传承不止的奉献精神，流淌不息的教育之水，已很见特色，但这远不是陶龛学校的全部，更不是罗重办学精神的根本。&陶龛学校最大的特色应是倡导创造，并在一切活动中培养创造精神及其基础——民主意识。罗重说：&民主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民主的、科学的、艺术的、劳动的、健康的教育；是'各学所需'、'各教所长'的教育，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创造教育。&他从保证本学区的孩子都能入学做起，无论男女贫富智愚贤不肖都一样对待，初小免费，高小则交学费七斗，家中困难的还可以做工、交瓜菜代替学费，还对年长失学者进行抢救，在校学生回家则要负&教三&（即教三个文盲识字）之责。影响扩大后，远至百里来求学者也不少，到抗战时期更是广收抗战军人子女、难童免费入学。学校聘请教师也是先公开聘师条件，要求签具列举有共同遵守之信条的聘书方能入校任教，而不问党派信仰、地域远近、有无背景之类。这样形成的各地区、各族姓、各阶层的群体就为以民主修养为基础的创造教育创造了条件。而教育、教学中的创造性体现在办学的全过程乃至每一个细节上：&入学并不考试，分班也不依男女有别、年龄大小之陈规，而是按学生的程度，语文可以编在高年级，而算术可能编在低年级。这正适应了当时农村私塾盛行与新教育衔接之需要。&考虑到乡村学校学生住地分散、远近不一的情况，为增加学生集体活动的机会，除要求学生住校外，1932年起还改星期制为旬制。每旬一至八上课，旬九有各种比赛活动，旬十休息，如遇大月，则31日为特别日，举行远足、野营、竞技等特别活动。每期办足15旬，每旬结合各种节日或教学计划设一旬之中心，20年中不断更新，效果显著。&制定校训，是当时各类学校的时尚，然选择的内容和实施的方法也是可以体现出创造的。1920年罗重留美归来，有感于讲求诚信对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遵循罗氏家族乃至我国传统对“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与在校同仁商定，取“血性”二字作校训，它不仅书写在墙上，挂在胸前，更从最实在的行动如“陶龛学生是不扯谎的”抓起，又用罗申田在辛亥革命中为保卫西藏边陲舍生取义的事迹时时引导师生，明确并实践“血性”二字的含义：即“血性的人非常本色、非常老实、心地光明、行为正大……做错了的事能自己承认，决不嫁祸于人；答应人家的事决不失信，决不失约。”“血性的人富于牺牲精神，见义恐后，见利恐先，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难时，能尽力去救助……”并以参赞公罗申田的话“为人最尚信义，苟做事不向诚实一路，即非成就远大之器”，告诉人们“血性”育人首先就要诚实，要敢作敢为。30年中“血性”校训形成了“陶龛风”、薰陶了一代代师生，影响极为深远。&陶龛学校本来就处在画的环境中，四面青山环绕，前临涟水露湾，诚如校歌所唱&山明水秀，是求学的好地方！&。这首先得益于自然的赐予，但真正的美却是罗重和师生在几十年中不断创造的：不论绿树红檐和点缀其间的各种纪念亭台，还是墙面上不断更换的壁画、墙报，都凝聚了代代师生的心血，河对岸的巨幅标语&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和菜园后墙上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遥相呼应，使自然的美、创造的美融合成一个整体，给人警醒，促人奋进。即使是每个房间（都有很美的名字）的摆设，也要一期一换，充分展示作为房间主人的创造品格。&教材的选用除按部颁标准由教师自选外，平时先生、学生也可以自编自选加以补充，特别强调师生进图书馆，为满足这种需要校内的两个图书馆、一个阅览室都整天开放，据《陶龛旬报》96期刊布1939年订有11种报纸，19种刊物，而这时学校还只有600多名师生。抗战时期，更编写、发行了“抗战教材”，著名作家张天翼也应邀到校指导并亲自编写。&办《陶龛旬报》是创举。这始于1931年为宣传国难而办的手抄报，贴在校内墙报栏上，后来学生们竟相传抄带回家去作宣传。<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18日改为石印，始编期，在发刊词《前奏》中说，&就是要把我们工作的园地变成一小小的号筒，愿从这里吹奏起民族的自由解放的雄歌，响遍在怒吼的中华民族人人的耳里。&开始主要是靠收音机接收战况消息进行编写，后也配发报刊文章及学生习作。供学生阅读后赠送给家长、校友及附近学校。两年后获内政部批准作为一类新闻纸公开发行，范围遍及南方各省，还远传到美国、印度。后来该报主要刊发校内外师生的作品，同时刊登自编自选的抗战教材。对及时传递抗战消息、学校活动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了学生与校友、与社会交流的渠道。该报连续出版14年（后几年曾改由长沙铅印）无一缺期误时。现在湖南省图书馆还将该报作为馆存报纸，供人查阅。&课程安排也是创造性的，或者说是有助于创造性的发挥的，以语文、数学为例，每次都集中连上三节，以利于学生按不同需要自主选择班级或先生，而先生则根据内容可进行集体教学、分散讨论或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有时则到田野、山林进行现场实践。抗战时期，灯油奇缺，经费也拮据，晚课先是分班组织活动，每室只需一盏灯，后来采用全校集中的大课，会场点一盏雪亮的煤气灯，各年级的师生聚在一起或演讲、或辩论、或讲故事、或猜谜语、或文艺演出……这些活动准备充分气氛热烈，各种类型的人都有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师生间互相激励、各年龄段的儿童相互竞争，这无疑使课堂学习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而得事半功倍之效。&职业陶冶的设置又是一种创造。为此学校逐步设置了菜园、花圃、畜场、各种小工场、实验室，配备了工具，据1931年教育部视导吴研因的报告列举该校&在正课之外，有理发、印刷、照相、烹饪、缝纫等组，由学生选修。&后来扩展到30多个项目，规定师生每期可选一项以学会常识常能。下一学期可以另选，也可继续原项深造甚至当&师傅&。同时又开设打破班级界线、自主参加的选修课，如国音、应用文、游泳、救护、手工、漫画、画像等，充分发挥先生的特长，也促进了学生爱好、才艺的实现，到抗战时期，则进行行军、野营、防毒、防空、防化、抢救伤员乃至使用枪支的训练。由于地处农村，植树、抗旱、捉虫是每年都有的课程，在校园试种各种新品种蔬菜、旱稻也颇有成效。罗重指出：&新教育是为增强整个国民的力量的。增强他们的生产力、组织力、政治力、社会力、知识力、生活力，一切力量的总和，就是国力。&&与&职业陶冶&相适应的还有各种服务制度、组织的设立，同要担负一定工作量的工读生一样，每个学生都得担负一项服务性劳动，如打水、扫地、管理花圃、菜园等，人人要劳动，互相服务成为一种基本的规则。校内组织了食事经理处，消费合作社、学生服务团、陶龛亲师会、陶龛乡公所、抗战时期还有抗战建国工作委员会，这些组织都先制定章程，经过讨论后大家认可了再按规则进行竞争、选举，由被选出的人主持工作，参与管理，互相配合形成组织严密的整体，在这些组织中，先生当然也可被选出或被聘请作指导，但学生是绝对的主体，主人。而每旬的旬会，多种多样的节日活动也都要通过班级或个人的竞争或随机抽取方能获得主办、主持资格。&如何评价学生的成绩也突破了以分数为标准的传统办法，罗重纪念馆收集到的几份学生成绩报告单使我们有可能很真实地看到，他们评价学生确实没有用各科的分数（个别的学期列有各科平均分一项），其评价项目从早期的&性行、学业、身体&三大项到后来的按&群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五项分设有30个以上的小项：德育有&行动、仪容、言语、守约、生活习惯、用钱、特殊个性等项&，是根据长期推行的&血性&校训和基本守则评价的。智育则注重能力和兴趣、习惯的指导：如国语分为&领悟力、发表力、阅读力、书法、查字典、是否常去图书馆等项&，其他学科则评价有无兴趣、记录作业评价，有的还列举假期应补习的科目。体育评价除传统的身长、体重、营养、疾病外，特别增加了姿式、整洁、癖性兼及晨操步法、球类、游戏、劳作的参与情况。美育按美术、音乐、手工、情感分项，突出其是否喜爱及表现水平和欣赏水平。群育是陶龛学校针对当时社会情况和学生未来发展需要而逐步实施并且特别强调的项目，罗重认为：&本来学校的重心应在群育——即处群的教育。&他指出：&在家庭教育中群育的范围太狭，在社会教育中，群育的范围又太泛，惟有学校，聚各阶层、各族姓于一堂，倘能确实善为领导，毕业后加入社群应能知道'人情'，应付裕如。&故群育的评价侧重于&合群、交际、同情心、公德心、服务能力&等，还特别列入&组织力，领袖才&记录学生在校担任的服务职务和服务、生产劳动的情况。每个小项都只以三五个字加以评价，每个大项下面则要记载一期内获得的奖励和导师的观察批评。其评价过程据旬报刊载的个别学生的自我评价表明是以学生的自我评定为基础，由相关导师做出的，由于有广泛的交际活动和各种展示兴趣、能力的机会，学生和导师易于达成共识，也有极高的透明度。在这种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的模范儿童的奖励也是多种多样的，奖励方式也别出心裁。这对引导学生全面认识自己，提高素养有积极作用，也比单靠分数和评语更便于家长了解情况，配合教育。&还有必要介绍校友服务制，这是1927年开始实行的，本意在为部分品学兼优又无力升学的毕业生找出路。即挑选毕业生先由学校出资送师范学校深造，然后按契约回校服务若干年；也有的是先在校工作，与罗氏族人在校工作一样，只提供膳食，不拿薪俸，但可一边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一旦考入新校，学校提供部分学费。此举的作用大大超出了本意，首先是为解决乡村学校师资不足提供了办法，陶龛学校每期公布账目，查1943年上期有学生560人，收学费稻谷261.8担（每生0.7担，免费生、工读生不收）是期聘请教师就用去314担（为聘到名师，学校不惜重金）。但所聘教师无法满足正常工作的需要，校友服务制就是补充办法之一。而校友在校工作，因教师的年青化使师生关系更融洽，使陶龛校风得以保持和发扬，对与社会的联系也有促进作用。&还可以列举下去，如陶龛的聘师方法、各种节日活动、保证学生健康的种种办法以及珍爱生命、直面死亡的教育等等。纵观这些办学方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用罗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见的事实，是占全国十分之九的乡村中的事实&就是&跟迷信、片面、公式三大敌人同时宣战，战胜的武器是'实践'&。二是让师生全体参与、全程参与，在共同的努力下创造&画的环境&、&诗的生活&，体验&血的结晶&的艰难和幸福。对学生而言，他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技能、胆量、快乐，不止于有了&人生最美好的开始&，他们真正认同了基础教育是一种义务，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国家已给了你一种受教育的机会……你比别的未受教育的人，应多负一些报国的责任呀！在建国的时候，需要千千万万的新式农人，需要千千万万新式的工人，这些人就在你们这一群中。&&在目前，尽力做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为将来，则把开拓新中国命运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上。&&教育的创造性不能是灵机一动，随心所欲的，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并以真诚为基础的，而真诚的引导，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全面素养，从而成为真正的创造者。&反思，为推动教育民主化&罗重有句名言：“生为教育，死为教育。”他也确实在“用自己的鲜血补济下一代”的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靠的是他不断学习，不断反思来创造的。<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罗重首次担任陶龛学校校长时，年仅23岁，虽有浓厚的办学兴趣和服务桑梓的责任感，也可以从祖父办陶龛私塾中吸取传统教育的经验，还可从父亲主持江南学政、编写《江苏仕学馆学案》、《江苏法政学堂学案》以及主办江南将弁学堂、陆军学堂获取办新式学校的方法，但他面临的必竟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从全国来说，当时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及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都刚刚颁布，罗重接办学校后，首先做好的只能是接新学制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完成学校的转型，在稳定中扩展学校规模以求发展。但要确定办学方向，进行教育探索，他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因而有了外出求学的打算。此时适逢堂兄旅法归来，堂弟留日返乡，他们都支持罗重远赴美国求学，1915年罗重趁去北京为父亲申诉之机，未等高校法院宣判，他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儿童教育，不同于依靠官费入学的陶行知、晏阳初等的留学，罗重是在半工半读中完成学业的，这使他一面在学校获得了系统的知识，更有机会接触美国社会，考察各种类型的学校，其效果是大大加深了办好小学的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没有文字资料可以说明他的求学经历，但他回国后的言论和行为无不印证了他这些方面的提高。<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回陶龛学校后，他就是在不断反思中努力把西方的教育观念与我国乡村的实际结合起来，于是有了“旬制”、“校友服务制”、“旬报”等一系列办学创举，以校训“血性”为例，就是在坚持我国传统上把“血性”理解为“血气”，其含义侧重于刚强正直的品格或任侠好义的行为的同时，引申到西方市场经济社会所形成的讲求信实待人，乐于守法处群的方向，并从细小处做起，以培养儿童诚实的品性。更能说明他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的是他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敢于抨击社会的积弊，并事事注意倡导加强基础教育。<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8月29日《大公报》上有他具名的文章《废除中元烧包之我见》，文章解剖了这种迷信行为长期、普遍存在的根源是无知，更从教育的角度指出中元烧包既为“昭示后人纪念祖先”，那么就“要用一种适当的暗示，怎么反用万恶的金钱做暗示呢？他们以为死了的人尚且要钱，何况生（活）人呢？他们将来在社会上除了要钱之外，再不知道有别的事情了。那末这成了一种什么样子的社会呢？”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世上的事情，总要求个真理，其理不当，就不要迁就习惯。”并以放足、剪发两件事作比，希望大家即知即行，不要做习惯的奴隶！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就此停止自己的思想和申述，而是立即把基础教育的事提了出来，“吾国四万万人，即以至少限度计算起来，有半数烧包的，平均每人每年烧包要破费钱一串，即为每年二万万串，把这笔款子，立即可以添办中心小学至少二十万所，普及教育不是很容易的事么，只看大家的决心何如？”在当时，这篇遭人忌讳文章的结尾算出的这笔帐，提出的这个主张，实实在在表现了罗重在与迷信作斗争和致力于乡村基础教育的决心和智慧。也具有持久的震聋发聩的力量。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是我国教育史上乡村教育最活跃的时期，很多教育工作者、社会学家希望以此来改善农村生活，稳定并改造社会。据《简明中国教育史》的资料，从1925年到1935年全国有民众教育实验区193处。在这个时期，外国的教育学者如麦柯尔（心理测试）、柏克赫斯特（推行道尔顿教学法）、杜威（主张教学做合一）等相继来华讲学，指导实验。国内不少试验者大多参与接待，帮助宣传。罗重却从不跟随，而是坚信必须按我国乡村的实际，认定“吾国是穷国，我们要以经济的方法，办最有效率的事。”这正是罗重多次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供教育当局和教界同仁参考的大背景，也显示了他的追求：承古不泥古，学洋不崇洋，更善于学习时人的经验，吸纳各方的建议，返校后，他即开始“小学区”的义务教育（四年）的试验，后又按乡村的实际情况将学制改为八级（含招收幼童的幼稚班和帮助小学毕业生补习的中实班，特科班），以扩大招入学生的年龄和服务范围，同时陶龛学校的影响也超越了本乡本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还有一种反思，来自于对教育的公正性的认知。1930年国民政府规定中心小学的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罗重没有依例加入，而是主动辞去校长职务，以后一直担任校董会主任并主持学校工作(校长一职由其堂弟、留日学者季则先生担任）。这才为1931年到1945年陶龛学校的大发展，教育、教学改革的大创造奠定了基础。到1943年，得到校友鼓舞和资助，罗重出版了他的教育言论集，以总结陶龛学校40年的办学经历。可说是前段反思和实践的成果。由于未能找到当年出版的这本书，无法评介。但从《陶龛旬报》刊发的《老青集的前置词》中可知当时罗的心情，他写道：&这是一件矛盾的事，我无意且无力，更且不配编印什么集子，但又不愿在我校——陶龛学校——受过基础教育的校友，出校门便将小时所受训练完全忘却，故收集整理出这本书。&并自我评价&这里征集的是些幼稚的作品，多半是对青年以下的人说的，就取了‘老青’二字来名本集。&再一次的反思从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开始，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侵略者于1944年6月入侵湖南乡村，湘乡县城陷敌，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陶龛学校师生响应&青年从军&的号召，20多人集体从军，罗重亦以&老青年&身份进人73军，从普通士兵受训开始，直到担任军法处处长。日他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立即返回学校并主持抗战胜利的庆祝活动。离开学校的这一年多，由于有了距离，有了在社会实践中新的认识角度，罗重进一步反思学校的教育，结合国际国内民主化的新形势进行重估，他还注意到战败的日本克服种种困难全力对儿童进行教育，更让他感受到儿童教育的重要。于是他一面抓紧教学，一面对教学内容和方式，教育理念和目的进行评估。《五育价值重估》是重要文章之一，该文首先对体育重估，指出&现在学校是近视眼养成所，是弯腰驼背训练班，是传染病媒介处。&以&选手锦标（评价体育成绩）更是摧残青年儿童心身的，是反体育的。& 他认为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而&充分注意儿童的日常生活，使之正常发育，如姿式、营养、衣服、卫生、习惯乃至便溺等等，才算是实施了身体的教育。&在德育方面，他认为&不是在功课表上加一些什么'修身'、'公民'、'公训'等科目，以演讲式所能奏效的&，而&打骂、惩戒、体罚等更是反德育的，其结果反而造成学生一些'作假'、'应付'的恶德。他主张&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可言。&他以刀的制成、用处、使它锋利的方法与怎样利用刀、控制刀为例，指出前者是知识但不一定要老师教，后者则&是教育的所有事，刀愈快于愈便用，但拿去伤人，则不如钝一点还好些。他指出&智育就是控制知识，导它于正轨的东西&，智育的重点&在教给受教育者以求学的方法，指出求智的径途，给以开启知识宝库之钥。&&至于知识本体应该让他自己各自去求自己所需要的。&他指出美育的效果不是学会唱歌，学会画画（造成一些艺人）所能包括得了的，他列举了当时学校教育种种反美育的现象，指出作为美育的组成部分的艺术，&可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应用于日常生活，则物我对敌之势可去，自私自利之欲可息，而平等博爱之心可畏，一视同仁之德可成，故美育最重艺术鉴赏，尤其是教师的模范行为的引导。&他说：：&美不假外求，即表现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他继续对群育进行探讨，面对我国踏上民主道路的现实，他指出：&究竟人民是不是够得上民主——这靠真正实施群育的学校。&&本来学校的重心在群育，即处群的教育——其余实施的德、智、体、美 四育应都是为着群育而有。&他分析惟有学校聚各阶层、各族姓于一堂，有实施群育的最好条件，而目前的学校大多未能实行或不善于引导，使学生觉得学校和社会是两个世界，格格不入。他指出了实施群育的目的在：&第一在使他肯出力，知道出一分力，就有一分效果，力决不会白费的——尤其对国家民族。第二在使他眼光远大，知道向正确的方向用力，不致因用力不一致而抵消他力。第三在使他知道人人正在为我出力，故我应为人人出力。&纵观罗重对五育价值的重估，可以看出这是陶龛学校的经验总结，更是他对社会，对教育现状的深刻分析，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使教育向民主化发展的一些新主张：求学——应成为师生的共同行动。在陶龛学校，一向都不说上学、读书、教书，而说是来求学的。“人与人相处，当然彼此都是指导者，而同时就是被指导者&(于是在陶龛学校，历来只有两个称呼：先生、学生，只要在陶龛工作的无论校长、校董、教师、工友一律称作&先生&。大小事情学生同先生一样可以发表意见，进行议决)。”从1947年在校的刘子良同学的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罗重关于求学的基本论述：&求学是寻求真实的学问，向有学问的人求，向实验室求，向大自然求，向工厂农场求，也向书本上求，但只限于用书而不是死读。&&学校是专为求学而设的——他要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如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农圃、工作场、运动场等。&陶龛学校的招生广告的标题就是&愿入本校求学的请先认识本校&。他们使用经费的原则就是将一切能用的钱都用在方便求学上。这是陶龛师生的远见和献身精神的基础。罗重强调：&求学应包含一个人整个的全生命，没有什么毕业。&要&天天进行再教育，还须站在最前线。&在这点上，支撑他的是&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的观念，他说：&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约束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当然还包括着他宣传的科学态度，即要&跟迷信、片面、公式三大敌人同时宣战，战胜的武器是实践。&追求光明应成为教育的基本目的。罗重曾历数学校教育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每期课程多至十几种，每周上课钟点多至三四十小时。教员力疲于讲，学生力疲于听。于是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就是退一步谈知识，也只一味灌输死板材料，把脑筋看成垃圾箱，尽量地装，尽量地挤塞，全不管它能否消化启发。从前有人讲读书变化气质，于今人读书越多，气质越顽梗不化。这种教育只能产出一些以些许知识技能博取饭碗的人，决不能培养领导社会的真才。&那么，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以最好的开始”。怎样开始，什么才是最好呢？罗重指出：&我们所以指导小朋友的，正是要他们面对着现实，怎样去应对现实，因人生之路，光明还是黑暗，就不是单纯的凭感觉器官所能认知得了的，有时还免不了盲从。所以我觉得单靠眼去看，靠耳去听是不够的，而要通过理智去判断，诉之良知——心——才不会怎样错了。&诚如他在论陶龛校训——血性教育的真谛时说的：&人类的同情心、真性情与理智融合为一，使多数人成为正气磅礴、生机盎然、有光有热、有血有泪的人。&这就是人人追求的光明，或者说是每个儿童脑子里的天生存在的，表现各异的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兴趣与亲近。关于追求光明应成为教育的基本目的的思考，缘起于关于光明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农民的看法。当时罗重为回答一位小朋友关于光明在哪里的问题，罗写了一封公开信在《陶龛旬报》72期上刊出,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当你回到家里,遇到一些农人野老,他们讲话粗痞,毫无新知,如果你心里觉得乡中这样不开通,真是黑暗透了,心里觉得黑暗,就尽是黑暗的现象.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完全是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造成的,他们潜藏着无限大的力量,则你对他们只有钦敬,只有佩服了.&由此他用了&境由心造&的话作结论,从而收到一位校友的反驳信,认为先生是在污蔑农民粗鄙,宣扬惟心论，于是《陶龛旬报》以关于“光明”的讨论为题刊发了这封信和罗的答复。可惜这组文稿未能收全，也未编入《罗重文集》，故无法复原全部论述，也未见到其他教育家的相似论述可资比较，只好如实介绍到这里。民主是要修养的。是罗重分析了传统教育和近代科学民主教育观念的关系后提出的,是在重视对学生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即鼓励学生从小参与学校的、社会的各种活动、各种组织,实践通过竞争表现和提高服务精神、组织力、领袖才,致力于培养学生做自己的主人,也尊重他人的精神)的前提下,把重点放在教师和社会这一面。罗重认为&现在的教师，他们当日所受的教育，是反民主的，今日自己当了教师，自然是因袭从前的。&&最怕思索，文章则人云亦云，做事则随波逐流，一遇困难……不愿去想一种积极应付之方法，所以对科学很少发明，对事业无法推进。&他力主&青年要善用其精神于创造上——创业、创作、创学。&他告诫&教师不是一个万知的人&，应“自己学习，学习别人。”“教育自己，教育别人。”“跟人民学，跟小孩学。&。先生&首先应给学生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二解放他的双手，三解放他的眼睛，四解放他的嘴巴，五解放他的空间，六解放他的时间&。靠集体的倡导和同事、学生的督促，真正&把民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学习民主态度，实践民主的作风&。这就是&民主是要修养的&在教师身上的基本体现。也是促进创造的基础。罗重对我国国情有深刻认识和反省，又曾受到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启发。他强调：&教育是浸润的，靠潜移默化，不能立见功效。&&教育之范围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并不应仅指形式上之施教与受教。且须包括平时言谈讨论、彼此知识交换、社会领导共事及种种模范作用。社会风气所尚，无异于暗示趋向。间接关系远过于直接关系之重要。&他勇于面对现实，他以自己办学的经历，指出当时师范教育的种种弊端，提出改进办法。他对社会的贪污现象深恶痛绝，发表《贪污甚于打劫》的比较表，指出根源在于按律裁判的不公。他分析&熊（指苏联）与鹰（指美国）之斗，不是人民有什么仇恨，而是制度不同，国策相反，从中揭示美国援华的真意，指出：&我们倘不自力更生，则只有在两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等死而已，大家愿意不？&罗重就这样看待社会，要求他人，更着重自己的实践并以此启迪他人。从社会现象，想到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说：&今日，我们感到头痛的，是人人只知有小我，只图利己，全不顾及国家民族之大我，这一代国民已成顽固的习性，积重难返，要求改革是艰难的，唯一的希望是好好教育后一代国民。&&倘他们小时候所耳濡目染的是'老师们只要钱多就教课'，否则就放弃职责……试问撒下这样的种子，那不会陷我国于万劫不复吗？&而&凡属好教师，有他们理想的精神生活。他所选择的，是哪里可以遂行其志，扩大他的服务范围与能力。一经选定，即锲而不舍地工作着，他的眼光较远，投射到10年、20年后，常愿牺牲个人生活，来顾全民族生存。&他从&民主是要修养的&的角度出发，即一方面减轻甚至放弃教师利用分数、评语来约束学生的做法，另一方面却倡导并实践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理解后的评价，指出：&怎样叫'好教师'，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至少要学生以为你是好。单单博得视学员、指导员、教育行政者或参观人的称赞是不可靠的。单单得到父母、地方人士的颂扬，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教的是学生，学生说好，才是真正的好教师。&于是，他以公开应聘条件的方式招聘教师，以签订双方商定的契约的形式来约束教师，他创造条件帮助和促进教师自身的成长，主动投身于民主的修养之中。但他认为培养好学生的公民意识更能促进教师的民主修养。是教 育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保证，也是“民主是要修养的”的重要内容。罗重的民主教育理念日渐明确，并致力于宣讲传播。但陶龛学校却陷入了困境，与艰难的抗战时办得红红火火不同，1946年以后学生一期比一期减少，教师也越难挽留……<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罗重送自己的五个儿女和学校的部分师生去长沙参加革命工作，而自己仍坚持留在学校。&罗重的死与陶龛学校的复校<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楷体_GB年清明节，大雨滂沱，涟水陡涨。&罗重突然选择了死。他死在他泣血服务了一生的校园里，他是沉塘自尽的，或者说，他是真正投身“教育之水”了。&他的死是个意外：当时，他刚刚从益阳参加湖南省教育工作会议回来，他自己编写，自费印制的为翻身农民学文化、学习新社会知识的《冬学课本》还没来得及使用，他对陶龛学校的未来还没有作出安排……他是因为土改工作组的人找他，说他办学四十年，收了那么多学租、学费，要他立即交出黄金来，不然就要开大会斗争他这个“善霸”。他拿不出黄金，他的财产连同心血全凝铸在这所学校里了，他更不愿被辱，还连累已在革命队伍中的儿女。于是他写下了几十条关于校事、家事的遗嘱死去了，他希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唤醒校友，说服群众，以保住陶龛学校——这是大家的财产，更是未来的希望。&他的死有着必然性：他太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了，他见证了1927年的农民运动，他从曾在赣南作妇女工作的长女那里知道了收学租就是地主的政策，他甚至听闻了陕北的李鼎铭、刘少白等的最后遭遇，他担心那种侮辱人格的事落到自己身上，且将祸及家族和学校,他才选择有尊严的死，他相信他的同志者，他的学生，甚至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一定会善待他，事实也真是这样：尽管事发突然，河水暴涨阻碍交通，还是有2000多校友来为他送葬，并将他安葬在校园里。当地政府人士也表示了惋惜。他去世后，据说香港的报纸报导时用了&教育之神死了&的标题，后来台湾出版的《我国近代教育先进传·续集》（周邦道著）刊入罗重的略传时，也称他是&教育之神&，这个称号一直流传着。其实他不是神，我们不必神化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所做的是&笨牛式&的努力，又是快快乐乐地做的，他自己说的是&日杂儿童群中，而不知老之将至&。尤其在抗战胜利后，他得知日本为了未来狠抓儿童教育的消息，他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未来尽责……这些确是每个人都应做且可以做到的，只要他想作，愿做、乐意去做。&历史不容许假设。如果他挺过了当时的诬陷和威胁，他必然还要直面学校被分割到两个县、书籍被运往省城的场面，他一定会大声疾呼，甚至阻拦，因为他一生就是在做着通过书报把文化带到乡间的事业，就是要扫除文盲。他会大声再大声地说出：&睁大眼睛，你们自然需要更多的教育与更多的文字！&&因为文盲之所以成文盲，正因为政治盲、经济盲、社会盲、卫生盲、自卫盲——尤其是理盲（即见理不明，患着瞀病。）&&他也许会以过了60岁的理由而被迫离开他心爱的学校，可他的心永远不会离开。如果他活到古稀之年，以他的健康的心态和长期劳累炼就的身体，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会看到那些前人的、校友们集资建起来的校舍被拆得片瓦无存……这时的他会怎样呢？也许会象曾经到娄底采访、参观过罗重纪念馆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所写的那样：&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不说话。他在苦思瞑想。他的眼神安然，可是安然的背后又有几分惶惑。风清月朗，万籁俱寂的午夜，他的心在涟水畔哭泣……&（刊《当代》1993年第6期）卢先生描述的是罗重的塑像。塑像安置在1986年恢复并由校友集资重建在原址的陶龛学校三楼的罗重纪念馆内。而一年前，湘乡市亦由省、市出资，校友支持也建了一所陶龛学校。1988年经省教委协调，确定湘乡的办中学，娄底的办小学，然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管辖的缘故，同住白鹭湾的湘乡儿童不能就近入陶龛小学部读书，娄底的小学毕业生亦不能进入湘乡的陶龛学校求学。虽说两所陶龛学校近在咫尺，都办得不错，但校友们多方努力，直到2003年也未能解决这样的难题，导致罗重奖学金也只能分开发放。这是当地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是积极参与复校的校友们所没有估计到的。&罗重以全部家产、毕生心血办好一所学校是人人可学，人人可做到的，而他坚持不懈地在陶龛学校推进&创业、创学、创作&的努力，对&民主是要修养的&的实践和宣传以及对自身、对传统的反思精神，则直到今天，还未为社会所重视。罗重一生不求名，我也无必要为他扬名。本文介绍陶龛学校的办学实践，是想对我国新教育史研究陈述一些意见，是为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关于&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提供的参考。必竟在教育外部环境逐步改善的今天，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教育内部，在一所所学校的努力。&联系地址：421002&&&&& 衡阳珠晖区广厦里215—3号&联系电话：&&&
个案对比呈现我国基础教育曾达到的水平&袁昌强&提要：本文将罗輈重与世界著名的教育学者苏霍姆林斯基的生平、著述、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教育思想以及办学成果(狭义的)作了个案对比，以陈述罗輈重主持陶龛学校教育试验时不同于苏氏的特点，即他关于群育的论述以及在解决办学经费、选聘教师、处理学校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所建立的三个良性循环，探讨我国乡村基础教育发展时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才能以及曾经达到的水平。&苏联乌克兰一所农村十年制中学——巴甫雷什中学的校长苏霍姆林斯基，直到1970年去世时始终没有离开这所学校，然而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教育学者，在我国也广为人知了。本文拟以《苏霍姆林斯基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简介》为线索，对比介绍一位现已鲜为人知的我国乡村基础教育的试验开拓者——曾闻名一时的陶龛学校的主持人罗輈重，期望引起读者的关注和研讨。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苏氏的文集已大量出版故引文不另加注；罗輈重生活的年代比苏氏早20年，且是在私人办学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的；由于连年战争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所撰文稿的发表、保留、收集、整理的条件比苏氏差得多。&&&一、生平“简介”以工作刻苦、学习勤奋概括了苏氏的日常生活情况，相映成趣的是，当年报刊上评价罗輈重的有关内容主旨是：“春驭先生秉承乃父遗志，努力教育事业，其办学精神殊令人敬佩不置……他除捐产兴学之外，校务、教务尤多亲身任之，劳苦终日，毫无倦色，尤时以不虚假、不欺诈、忠实诚恳、以身作则授示于学生之前。”②“罗先生不取分文，纯尽义务，每天做十小时以上的工，生活于孩子们中……随时随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努力。稍暇即坐下来阅读，他的阅书报不是单为自己求知，乃是有主义的：他一面看，一面拿支红笔圈点他所中意的地方，然后放在公共地方供全校的人阅读。晚上要到十二点方就寝，就寝之前必巡寝室一遍，为学生盖被、放帐子等……一年的时光全在一种突击式的努力之下过去的。”③“校董罗春驭能抛弃自身利益，专致力于教育事业，教员偶有缺课，即自行代之，以留学美国大学，复肯研究，故教授各科无不如法。”④二、著述“简介”介绍苏氏一生著述极丰，仅专著就有41部之多，并流传至广，已译成英、德、日、中等8种文字发行，确实是教育界的泰斗。限于社会条件，罗輈重的文稿多发表在报刊上，近年来根据校友提供的线索，我们在有限的几种报刊上已查到70多篇，约25万字。最早的论文见于长沙的《大公报》日，题为《废除中元烧包之我见》，明确提出了破除迷信以聚集资金发展教育的主张；最晚的是他去世前两个月主持编印的《农民冬学课本》；目前已整理出的最长的教育论文是同时被《长沙市教育》、《江苏教育》连载的《师范教育放言》。据陶龛校史记载，1944年校友会曾集资编印了《罗輈重教育言论集》，该书由他本人自选自序并题名为《老青集》，其中《老青集的前置词》一文已找到，而原书尚在寻求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陶龛学校自1937年“九一八”起，创办了《陶龛旬报》，并经内政部批准作为一类新闻纸发行到半个中国，并流传到日本、印度、欧美等地，在从未脱期、误期的十三年旬报上，罗輈重的大量文稿得以发表。现在湖南省图书馆亦将该报作为馆存报纸。199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罗輈重文集》。罗輈重的教育言论如引自该文集，也不另外加注。三、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苏氏热爱教育工作，对儿童充满了无限深厚的感情。他说：“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是最大的幸福。”罗輈重在《老青集的前置词》中说：“我虽年已半百，日杂儿童群中，不知老之将至。”他不仅在陶龛学校倡导并实行“三血主义”、“三爱精神”⑤，而且明确提出了“教育爱”这一概念。他认为“教育是施与爱的”，在分析教育爱的特征时更特别强调“教育家之爱儿童，不是爱他们既成的价值，倒是因为他们还未成价值，还欠缺价值，所以要把自己浑身的力量献给他们，帮助他们成长价值。因此，对方越丑、越愚、越不成熟，而教育家越爱他们。”罗輈重不只是这样说，而且一生都这样做，还能带领陶龛的师生也这样，使学校充满爱的温馨。四、教育思想“简介”以“见解精辟、独到”概括苏氏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的理论。罗輈重也是善于进行理论总结的实践家。若论他的特点可概括为“独创、超前”四个字。他善于学习和吸取前人和同代人的经验和理论，但不照搬，而是重视对乡村现状的调查、分析，并能从当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创造性地进行基础教育的试验和理论探索。如苏氏提出：“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就要尽量发现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财富……每个教师只有这样去理解和认识儿童，才能真正了解儿童、教育儿童”，而“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渡过自己的一生”这正是苏氏的教育理想。罗輈重则主张：“小学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教人做人，做现代化的‘集团生活’下的社会能员。”为达到此目标，他和所有的教职员工一道“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个别地加以诊断。”“以循循善诱代替严辞厉色，使儿童自由生活于乐园之中，不要妨碍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在安排学生的活动时他提出了“为儿童所有，为儿童所治，为儿童所享”的原则⑥当时陶龛学校实行旬制，学生大多住校，每日早操后即到大自然里去自学，上午上课试行选修制，图书馆、阅览室整日开架借书，下午有“打破班界，各就志愿”参加的职业陶冶活动，晚上(为省灯油)往往是全校大课进行演讲或辩论；旬九则为校外活动时间，特别日(31日)全校集合做特别事，如开运动会、模拟选举、戏剧节等，这种安排对学生愉快而竞争性地学习，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发展特长是十分有利的。苏氏提出：“儿童的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习惯是教育和培养的结果。”并强调“要把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和感情的基础。”罗輈重指出：“儿童良好的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发现，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实际的活动中训练。”他十分注重校风的培养，早在1920年即提出以“血性”为校训，经长期认真实践，培养出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陶龛风”，即“处群时做到喜欢为群服务，遇事肯替他人想，肯帮助任何人”；“行己时不假做作，不扯谎，高兴劳动” 。他解释说：“血性教育的真谛在人类的同情心，真性情与理智的融合为一，使多数人成为正气磅礴、生机盎然、有光有热有血有泪的人。”为了保证这种要求的实现，陶龛学校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成绩考查方式：从收集到的各个年度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到：报告单只保留了一个分数(即各科平均分)，其它按德、智、体、美、群五育分65项考察学生的品性习惯、知识水平、特长爱好、身体发育以及劳动服务等，采用客观记载的方式，虽只三言两语，却能使学生本人、家长乃至社会看到实实在在的情况，因而对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品性，习惯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陶龛办学的40年中，师生爱班级，爱学校，以各种方式帮助学校发展蔚然成风，爱家乡、爱祖国，抗战时不仅参军参战的校友多，校内校外各种宣传、募捐活动也赢得了“足列全国之冠”的声誉，即使在学校停办近40年的1987年，校友们又从世界各地回到母校，探望儿时师友，支持陶龛复校，并捐款建成了罗輈重纪念馆。在智育方面，苏氏提出要把智力培养放在首位……对初学者来说，发展智力还需使知识转化为技能，这就需要加强基本训练。罗輈重明确指出：“智育重在教给受教育者以求智的方法，指点求知的途径，给以开启知识宝库之钥。至于知识本体，应让他自己去求自己所需要的。”于是陶龛学校的学生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程度的班级，可以选修不同老师的课程，鼓励学生充分运用图书报刊扩大知识面，自己选择编写教材，更注重利用墙报、集会、演出来培养发表能力，表现个人的潜在才能。罗輈重断定：“我们的教育应是各学所需，各教所长的教育，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创造教育”而“智育就是控制知识，导它于正轨的东西。”苏氏把美育视为与知识、劳动并列的第三种教育因素，并论述了“没有美育就没有什么教育”的观点。在实践中，苏氏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即将各种艺术教育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结合起来。罗輈重认为“美育是和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美不假外求，即表现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怎样才能使儿童分别美恶，使他们爱美呢？则全靠平日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陶龛学生是在“画的环境”中，过“诗的生活”。这是几十年里各级督学考察时的共同评价，而罗輈重则不独让儿童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欣赏美、追求美，而且总是把美育和培养儿童的创造力结合起来，教室、宿舍每期让学生自己布置成新样子，校园里处处可见学生表现自己才能的作品，从壁报、画廊到园林、小品、建筑装饰，班歌、班史自己写，自己编剧自己演，孩子们在实践中懂得了美，发挥了创造性，更锤炼了参与群体性活动乃至救国、建国工作的责任心和能力。苏氏认为关心儿童健康是校长的重要职责。罗輈重在《五育价值重估》里将体育置诸首位，指出“充分注意儿童的日常生活，使之正常发育，如姿势、营养、衣服、卫生习惯乃至便尿等都加以指导，才算是实施了身体的教育。”同时他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上体育课就认为是打球时间，以选手制开运动会来衡量体育成绩加以批评，提出应“将体育伦理化，使体育卫生化，使体育经济化，使体育中国化，使体育普遍化……正式体育课时必须讲授运动道德，运动卫生、运动技术，再加锻炼。”苏氏强调儿童的劳动教育应从学习开始，从小开始……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要任务是要使劳动成为表现学生创造精神和培养自尊心的手段，成为发展个人多方面兴趣的中心。罗輈重也十分重视劳动技术教育，而且把它当作学校与社会联系、基础教育为乡村发展服务的重要项目来进行试验。在陶龛的招生广告上就明白地写着：“本校教育为适应当前环境，向主活动，尤其注重‘学了就做’、‘学了就用’，故劳动服务常比读书之课更多。凡是想读死书而不愿劳动做事的，请莫加入。”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就注重手工课，1930年又将其改为职业陶冶，据历年到陶龛学校考察的部、省督学记载，适应乡村发展需要的活动小组不下30种，“学生打破班界，各就志愿学习，在校即养成了一点常能，他日出校就业，自然就比较顺利了。”学校也组织师生参加植树，“救青”等农业劳动，在校内每个学生也必须担负一项诸如打开水、扫庭院、浇花、种菜的服务劳动，并进行考查以增强公益心、责任心，而除去其依赖性。“使不要再存轻视农工之心理。”为了帮助学生向职业青年过渡，陶龛学校添办了招收不能升入中学的小学毕业生的特科班、农村中学实验班，学习专门技能，陶冶职业青年的品性，以应国家社会各部门之迫切需求；特别注重作田、养猪方法的试验，这虽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但陶龛学校所办的职业准备教育不仅“以试验结果供教育当局一种有力的参考”，而且对正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形成劳动就业观念，培养劳动习惯技能，稳定职业陶冶小组极有益处，因而也是基础教育与乡村发展相适应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除此之外，罗輈重还从办学实践中总结了儿童群性心理过程的形成特点，并按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需要提出了“群育中心论”，即“学校的重心应该在群育——即处群的教育——其余实施的德、智、体、美四育应都是为着处群而有。”在论述群育的中心地位时，他强调这是针对当时学校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而必须采取的对策，是发展学校聚各族性、各阶层于一堂的特点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沟通的关键，并指出现代社会的群育完全不同于过去培养群从的奴化教育，而是要培养所有的人具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从而让“一切以前人的忌讳、猜疑、欺诈、虚伪、面子等陋习不能再作怪，那么，人与人相处，当然彼此都是指导者，而同时又是被指导者。”1946年，罗輈重更提出：“民主是要修养的”倡议，说“我们要做‘现代人’，我们要做‘民主人’，就得把民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学习民主态度，实践民主作风，”而“重心在教师先有民主态度”。并肯定这才是群育的根本。五、教育管理苏氏强调要用科学的教育理论领导管理学校，管理的重点应该放在教育和教学工作，要突出人的培养，其它行政事务工作都应以此为中心，并且服务于这一中心，苏氏指出：“一个好校长，首先应是一个好的组织者，好的教育者，好教师。”这表明了苏联公费办学的特定要求，也揭示了教育管理的一般规律。罗輈重是好教师，好教育者，似可不用复述，作为私立学校的校长或校董主任，他却有着自己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乡村中用最经济的办法，在不花钱的范围内埋头实施新教育”使乡村的基础教育能与乡村的发展相适应，并促进乡村的发展，这也是他可以与苏氏媲美之处，其突出表现是他维持并发展了三个良性循环：首先是面对乡村的贫穷，维持着办学经费的良性循环，陶龛学校是靠罗氏家族的学田办起来的，办学必需的房舍、图书、用具、常年的办学预备金是由罗氏族人捐出的340石田的租谷来供给(40多年按最差的年成算也在80000担稻谷以上)然而学校的发展却是以创造优良的办学成绩来争取政府的补助、奖励和社会的资助、捐赠才实现的。罗輈重认为学校是专为求学而设，所以它要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如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农场、工作场、运动场等。因而陶龛学校用所得的捐赠不断扩大校舍，十多年里修建了爱迪生院、三十周年纪念堂、樾山学舍等，使可用的房舍达100多间近10000平方米；图书馆也扩充为两个，藏书达20000多册，每年订有全国各地的报刊30份以上，一切都为创造更好的求学条件服务，学校也就越办越好，于是经费积聚、使用的良性循环形成了。其次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实现选聘培养师资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良性循环。当时罗輈重提出了“师资必须慎选”的原则，坚持按“注重人格”；“以身作则”；“一面勤于进修，一面从教学上不断求改进”；“随时、随地、随人负教导责任”；“循循善诱，不行体罚”；“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为诚聘条件广邀良师。同时罗輈重又抓住“好教师有他们理想的精神生活，他所选择的是那里可以遂行其志，扩大他的服务能力和范围，一经选定即锲而不舍地工作着”的特点，创造良好的教学效果和优越的学习、工作条件来留住好教师。有了好教师就能培养出好学生。于是他总结1924年办乡村师范班自己培养教师的经验于1927年起实行“导生制”、“校友服务制”即选择品学兼优而又无力升学的学生留校服务(或由学校出资先送去学习再回校服务)，这种方式既保证了当时学校所需教员的数量、质量，又有利于融洽师生关系，培养校风，也给贫困的农家子弟增添了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这样一套一举数得的好办法实在是当时在乡村普及基础教育所必须的。第三项是针对乡村十分闭塞的特殊性，着力于把附近的居民的眼光、思路引向全国全世界，引向社会发展的需要，强调办好学校、让学生学好本领去推动本乡本土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从而使社会也关心学校、支持学校。具体做法是陶龛学校不设围墙,人们随时可以入内阅读报刊,观看并参于师生的教学活动,而校内装设的收音机、电话机，迅速获取了外面的信息，即通过由师生组成的“通讯网”传达到各乡镇村落，每到节假日都要求学生参与扫盲，“教三运动，把文化科学知识传播到全社会。也不失时机组织师生参加抗旱救青、植树造林、丈量估产的活动；自办的《陶龛旬报》更是及时传递了全国抗战的信息，沟通前方后方，这充分利用了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影响教师，鼓舞学生，动员家长。同时引导师生通过调查、访问、讨论、辩论社会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使学生在当时、在离开学校后的社会实践中敢于“向一切恶引诱说一个坚决的‘不’字，向一切应做的事说一个坚决的‘干’字”。正是一批批这样的学生使陶龛学校出了名，显示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因此，当年视察过陶龛的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不仅留下了“以陶龛精神救中国”的题词和文章，四十年后他又在为罗輈重作传时特别肯定“学风蔚变，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⑦的事实。当地的人们懂得了要受教育，要办好学校的道理，也就更爱护陶龛学校了。正如罗輈重所指出的：“文盲之所以为文盲，正因为政治盲、经济盲、社会盲、卫生盲、自卫盲——尤其是理盲(即见理不明，患着瞀病)，只要在这几方面能使他们睁大眼睛，他们自然需要更多的教育与更多的文字。”罗輈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几十年里每年从国家所得到的补助不足办学经费的十分之一，却实现了初小阶段的四年全免费的义务教育，高小阶段每人每期也只收七斗谷，还招收免费生、工读生，从而使学校所在地的儿童全都读完了小学，还帮助抗战军人子女、难童有了人生最好的开始。六、办学效果“简介”本未列入这个项目，但借助苏氏本人的叙述可以知道：“从1949年到1965年，我们这个村子约有611人受完了中等教育……我们村里约有居民6000人，其中出了工程师84人、医生41人、农艺师39人、教师49人、其他专家30人、个别家庭一家就出了好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我们的10个毕业生在读完高等教育后，又回到母校来工作。”由于社会条件和学校程度的差别，虽然难以直接进行比较，陶龛学校50年中有60个班的学生在校高小毕业，加上各个时期办的“特科班、“先修班”、“中学实验班”等，至少有6000人在这里学习过。由于年代久远，社会动荡，资料散失，如此多学生的来源和去向有待今后查考，然而能提供的几个统计数字也还是有意义的，据可查到的《陶龛旬报》的报导统计，陶龛校友中从军抗日的相当多，1937年到1939年在旬报上可查到姓名的就有200多人，1944年罗輈重以“老青年”入伍抗日，同去的师生达28人。1987年罗輈重纪念馆开幕式上，调查到会的校友情况，具有高级职称者就有100多人，且分布到21个省市以及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包括联系上的校友)。娄底市人民医院一位主治大夫介绍说，她的一家同时有12人在陶龛就读，现在这12人中有5人评有高级职称，至于回母校工作的陶龛校友因实行校友服务制的原因，人数当以百计，其中罗氏族人在校工作更是纯尽义务没有薪酬的。综合上述对比，可见苏联重视基础教育，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向世界宣传自己国家的教育成果和教育理论，今天当我们向国内传播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比，罗輈重面对十分贫困、落后、闭塞的我国乡村(人口占十分之九)的事实，用全部家产，穷毕生精力，致力于小学教育试验，独立地探索乡村基本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其成绩可以与苏氏相提并论，而理论上的阐述则早已达到甚至超过了苏氏20年后才达到的高度。这似乎只是个案，然当时有志于乡村教育的人士遍及全国，促成了教育实验的开展，成效也显著。“教育救国”亦曾成为一时的口号，这是很多教育史论著和知名学者都肯定了的事实。可是后来的政治斗争把“教育救国”的行动与革命运动对立起来，把我国长期以“学田”办乡村教育的制度划入地主剥削，将“学田”予以没收。到解放后更进一步全部取缔私立学校，因而使我国的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的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不仅未能持续发展，反而使教育思想、教学体制都走进困境。今天，我们反思这段历史，如能对“教育救国”论持宽容的态度，对过去为我国教育发展而竭尽全力的先行者尊重些，不再自眨前人，自虐己族，在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发展上更理性地认识曾经达到过的水平，那么对今天如何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必有裨益，谨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及教界同仁。&注释：①罗輈重的祖父罗信南，自号陶龛居士，著有《陶龛语录》二卷，《陶龛诗抄》八卷，其父罗申田，字长奇，清光绪21年进士，长期主持江南法政学堂等校校务，著有《江南学政》五卷，辛亥革命时在西藏遇难，被追认为烈士，《清史稿》有传。②刘亭斯：《读了〈血性〉以后》(载《湘乡民报》日)③李品珍《罗輈重论》(载《楚风》1937年二卷18期)④《省督学报告记要陶龛学校》(载《湘乡民报》日)⑤“三血主义”指磨尽我们的血，呕尽我们的血来创造我们的新血液，“三爱精神”指爱儿童、爱学校、爱教育事业。⑥《陶龛四十年》第3页(陶龛校友会编，1946年)⑦周邦道《罗春驭先生传略》(载台湾《华学月刊》141期1983年)&&邮编421002 地址衡阳珠晖区广厦里215–3号 电话号码0734–831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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