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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产品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碳金融是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一项重要金融创新，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基于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包括远期产品、期货产品、期权产品及掉期产品不断出现。
　　2.6.1现货交易工具
　　碳信用的现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对排放权交易的时间、地点、方式、质量、数量、价格等在协议中予以确定，并达成交易，随着排放权的转移，同时完成了排放权的交换与流通。在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最初出现的就是这种碳信用的现货交易，主要包含EUA现货、CER现货和EUA/CER差价现货。自2008年起，现货价格呈一路上涨态势，以BlueNext交易所的现货交易为例，BNS EUA08-12在日更是创下了28.73欧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影响，现价价格呈一路下降趋势，2009年2月触底反弹，目前维持震荡整理态势，2009年12月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无功而返进一步加重了现货价格的盘整趋势。
　　图2-5 BNS EUA和BNS CER现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http：//www.bluenext.fr
　　2.6.2衍生碳金融工具
　　碳信用交易中，排放权是原生交易产品，或可称之为基础交易产品。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IET市场，主要从事AAU及其远期和期权交易；EU ETS主要交易EUA及其远期和期权交易；原始和二级CDM市场交易的主要是CER相关产品；JI市场交易ER相关产品；自愿市场则交易自行规定的配额和VER相关产品。所有这些产品，在减排量上都是相同的，都以吨CO2当量为单位，但基本都还不能进行跨市场交易。
　　衍生碳金融工具是在原生碳金融工具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金融产品，包括远期、期权、期货、互换和结构化票据等。衍生碳金融工具的价值取决于相关的原生碳金融产品的价格，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调剂资金的余缺和直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是管理与原生碳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暴露。
　　国际排放交易下的AAU、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EAU、联合履行机下的ERU、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ER等都属于碳信用范畴，都具备金融衍生品的某些特征，在发达国家的碳金融市场上被广泛采用。从交易形式来看，EUA由交易所结算，可以采用场内和场外两种不同交易方式，CER则被更多场外交易所采用；从产品形态来看，EUA更多地表现出期货、期权合约的特征，CER则更具有远期合约的特性。多样化的碳金融交易工具大大活跃了碳金融市场，满足不同的投资者和企业得需要。
　　1．碳远期交易
　　CDM交易本质上是一种远期交易，具体操作思路为买卖双方根据需要签订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目前，有限排、减排需求的国家参与CDM项目多属于CDM远期项目，因为在双方签署合同时，项目还没开始运行，从而也没有产生碳信用。
　　碳信用远期合约的定价方式主要有固定定价和浮动定价两种方式。前者表示在未来以确定价格交割碳排放交易权，后者表示未来交割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并不固定，或者在最低保底价基础上附加与配额价格挂钩的浮动价格，合同中同时列出基本价格和欧盟参照价格。
　　2．碳期货、期权交易
　　碳期货和期权交易合约与传统的期权、期货合约相比只是基础资产不同。碳期货和期权交易共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第一，由于碳期权合约的基础资产是碳期货合约，所以碳期货合约价格对期权价格以及期权合约中交割价格的确定均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另据BlueNext统计，碳期货价格与碳现货价格的周期波动如出一辙；第三，在碳期货交易中，一般会收取管理费、交易费和清算费，如BlueNext交易所的管理费为7500欧元/年，场内和场外交易费分别为0.002欧/吨，场内和场外交易费为0.0015欧/吨。
　　《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信用之类的环保衍生品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目前，全球主要的期货和期权产品为：
　　? 欧洲气候交易所碳金融合约（ECX CFI），欧洲气候交易所的碳金融和期权合约是在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下的高级的、低成本的金融担保工具。
　　? 排放指标期货（EUA Futures），该商品由交易所统一制定、实行集中买卖、规定在将来某一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质量和数量的EUA futures的标准化合约。其价格是在交易所内以公开竞价方式达成。
　　? 经核证的减排量期货（CER Futures），欧洲气候交易所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CER市场的需要，在ICE Futures推出了经核证的减排量期货合约，以避免CER价格大幅度波动带来的风险。
　　? 排放配额/指标期权（EUA options），欧盟排放配额期权赋予持有方/买方在期权到期日或者之前选择履行该合约的权利，相对方/卖方则具有履行该合约的义务。
　　? 经核证的减排量期权（CER options），其发行通过清洁生产机制获得的CER看涨或者看跌期权。
　　3．碳结构性产品
　　自2007年4月起，荷兰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和东亚银行等几家外资行和中资的深发展银行先后在市场中发售了“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挂钩标的多为气候指数、气候变化基金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揽子股票。[1]
　　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碳原生金融工具价格技术回调影响，挂钩标的的价格自2008年中后期以来呈一路下跌趋势，从而导致了部分结构类产品挂钩标的与支付条款的错配，到期取得了零收益或负收益。相比较而言，深圳发展银行的两款结构性产品取得较高的到期收益。
　　2.6.3衍生产品创新方向
　　一个成熟的市场一般要经历七个演化过程：第一，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创新对资本的需求；第二，形成对一种商品(或权益)的统一标准；第三，发展一种法律手段以明晰产权关系；第四，该商品(或权益)的非集中的OTC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的发展；第五，证券和商品交易所的出现及场内集中交易的诞生；第六，该商品(或证券)有组织的期货和期权市场的诞生；第七，场外交易市场的繁荣和交易工具的解构。全球碳金融市场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七个阶段的演化历程，日益迈向成熟，而碳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正是推动市场逐步深化的重要原因。从目前掌握的数据和文献来看，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方向基本遵循了从传统衍生品，如期货、期权开始，到新型衍生品的规律。
　　其一，基于EUA的传统衍生产品。由于EUA目前还是全球碳金融市场上最大宗交易的“权益”，所以最初的“碳衍生”自此开始。欧洲气候交易所于2005年4月推出了与EUA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了其期权交易。这使碳排放权益如同大豆、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客观上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其交易数量详见表2-3。
　　表2-3 基于EUA的传统衍生产品交易数量
　　年份欧盟排放配额（EUA）平均每日成交合约张数核证减排（CER）平均每日成交合约张数
　　期货/远期（合约）现货（合约）期货/远期（合约）现货（合约）
　　不适用96
　　057235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其二，基于“核证减排量”的衍生品。关于CER产品的创新，最初也是基于CER和ERU的传统衍生品，比如CER远期合约、CER期货合约、CER期权合约、ERU远期合约、ERU期货合约和ERU期权合约等。2007年9月，与CER挂钩的期货合约面市，而2008年下半年一个CER的期权市场也开始出现，但期权合约主要在场外的柜台市场(OTC Market)交易，所以很难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
　　其三，碳金融市场的新型衍生品。这类产品一般包括：基于投资碳资产未来应收账款的证券化产品、碳保险以及各类挂钩碳资产的结构性产品或结构性证券。另外，将碳资产挂钩传统的气候衍生品，比如气候看涨期权、气候看跌期权、重灾保险、重灾债券等，而形成的结构性产品，也在不断开发和设计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CER的衍生产品远比EUA更加丰富。因为CER是基于某个特定项目的“碳资产”，同政府直接分配的“排放权益”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产出周期长、“核证”后的产量高度不确定。这就对拥有“碳负债”而通过购买这类“碳资产”实现“碳中和”的“终端用户”提出了更高的“碳风险管理”要求，同时也触发了金融机构在两个方向上进行衍生工具的创造。
　　第一个方向是针对CER一级市场产出不确定而设计的产品，其产品是经过“承兑”的CER，通常称为gCER。经担保的CER，就像经承兑的汇票，信用级别有所提高。早期参与这种产品研发的是在一级CER市场上进行开发的CDM项目商，他们针对不同项目提供CER担保。随着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很多著名的商业银行也加入到CER的二级市场中，有些是为一级市场的CERs提供担保，有的则在一级市场上出售CER的现货合约而在二级市场上出售gCERs的远期合约，尽管中间差价不大，但却能通过大规模的交易量创造可观的利润。由于二级市场上的CER具有相对更高的价格透明度，所以这些gCER合约在大部分主要的气候交易所都挂牌交易。
　　第二个方向是针对EUA和CER之间的价格差异而设计的产品。由于基于项目的碳资产存在较大的交货风险，不仅包括项目的国别风险、项目的种类风险，也包括审批过程过于繁复、注册周期过长所导致的“提前流产”的风险。因此， EUA的远期价格与各类同期的CER合约价格都存在价差。因此，金融机构设计了不同碳资产之间的互换产品，比如CER与EUA的互换，以及基于CER和EUA之间价差的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等产品。
　　[1] 王增武，袁增霆.推进碳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中国经济报告[EB/OL].[]./manages/pic/.pdf.&请选择&|&&继续访问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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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 21:39世界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与启示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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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碳交易市场形成了两大类型：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JI和CDM是其最主要的交易形式；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可分为强制碳交易市场和自愿碳交易市场，ETS是其主要的交易形式。强制碳交易市场是由强制性减排指标产生的，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自愿碳交易市场是基于一些国家或组织自己确定的减排体系，并没有得到《京都议定书》的认可，其参与者是自愿作出减排承诺并出资抵偿其超额的排放量，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有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各国的碳排放额开始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因而也具有了商品的价值和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并最终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全球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标的的交易总额从最初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00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了60倍。交易量也由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27亿吨。巴克莱资本环境市场部总监预言，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碳交易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搭建全球交易平台日，新近完成合并的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与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展开合作，宣布共同建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全球交易平台。这个被命名为BlueNext的交易平台以二氧化碳排放权的现货交易为主，并计划在2008年的二季度设立期货市场，最终涉足各种与环境有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2月18日，作为首个交易京都议定书碳排放配额的平台，BlueNext开始正式运作。这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无疑也是对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一种肯定。事实上，早在BlueNext成立之前，甚至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区域性的“碳市场”已经开始运作，二氧化碳排放权早已在多个交易所里登堂入室。时值今日，以减排二氧化碳为主要标的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 ETS）已经顺利运行了三年之久，欧盟内的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北方电力交易所(Nordpool)、未来电力交易所(Powernext)以及欧洲能源交易所(European Energy Exchange)等均参与碳交易，欧盟的碳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这其中欧洲气候交易所专门从事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而由于二氧化碳为矿物燃料的衍生品，欧洲其他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合同则多数在现有的能源交易所挂牌，这些交易所希望借由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来套利，从客观上也促进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量的增长。此外，加拿大、新加坡和东京也先后建立起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在亚洲，碳交易所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来买卖由清洁发展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如果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等同于给二氧化碳标上了价，那么在不同类型的交易所内挂牌交易使得二氧化碳排放权迈出了市场化的第一步。以欧洲气候交易所为例，欧盟实行的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机制，每个成员国每年先预定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相一致），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被称为“欧盟排碳配额（EUA）”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每个配额允许企业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如果企业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出售”套利。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所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中购买配额。类似银行的记账方式，配额能通过电子账户在企业或国家之间自由转移。BlueNext的基本功能也是如此，只不过交易的商品变成了联合国分配的排放量（AAU）。除了这种最基本的交易方式，欧洲气候交易所还于2005年4月推出了与欧盟排碳配额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了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大豆、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客观上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9月，与核证减排量挂钩的期货与期权产品也相继面市。交易产品的丰富使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成交额与成交量逐年稳步攀升。2005年，欧洲气候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7亿吨，价值50亿欧元；2006年交易量攀升至8亿吨，交易额突破100亿欧元；2007年15亿吨，成交额接近200亿欧元。金融机构介入做大规模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不断加强以及市场的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中了碳市场的商业机会。除了最早规定的造纸、金属、热能、炼油以及能源密集型五个行业的12000家企业积极投身其中，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最初金融机构只是担当着企业碳交易的中介机构，赚取略高于1%的手续费。也有一些基金看准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升值潜力而直接投资。欧盟排碳配额从2004年12月的不到9欧元上扬至2006年4月的最高32欧元，虽然中间也经历了较大的震荡，但是16个月里250%的增长幅度也让基金尝到了甜头。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市场也愈发透明；而一个迈向成熟的市场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甚至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且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二氧化碳排放权批发市场的日益壮大让私人投资者对二氧化碳排放权零售商品的兴趣也与日剧增。2006年10月，巴克莱资本率先推出了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2007年，荷兰银行与德国德雷斯顿银行都推出了追踪欧盟排碳配额期货的零售产品。除了单纯地进行配额交易和设计金融零售产品外，投资银行还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碳市场。2006年10月，摩根士丹利宣布投资30亿美元于碳市场；2007年3月，参股美国迈阿密的碳减排工程开发商，间接涉足了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项目；8月成立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咨询以及融资服务。气体排放管理已经成为欧洲金融服务行业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业务之一，各机构都竞相招兵买马。私募股权投资的新乐土从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演变中不难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最初的以配额为基础的排放交易向减排项目融资转变。在碳排放交易如火如荼，碳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的同时，被称为“碳资产”的减排项目正成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追逐的热点。投资者往往以私募股权的方式在早期既介入各种减排项目，甘冒高风险的代价期待高额回报。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发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减排项目，并用由此而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履行机制的运作基本相同，只是减排项目多设立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从经济角度分析，无论是清洁发展机制还是联合履行机制都有效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而从环保角度而言不仅实现了减排温室气体保护环境的最终目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双赢”甚至“三赢”的合作方式受到了各方的认可。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显示，自实施之日起，每月由清洁发展机制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持续攀升。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成本要低于本国，但由于项目建设的周期长且申批手续繁复、项目初期的不确定性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碳资产的成品或是半成品，缩短资金投入周期。而对于基金而言，一方面，“碳资产”像传统风投或是私募所投的项目一样本身就能带来收益，另一方面，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的减排量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又能再次创造利润；因此当碳市场的流动性加强且价格波动趋于平稳之后，“碳资产”的双重收益模式自然赢得了基金的青睐。此外，“碳资产”的价值与传统的股票债券市场几乎完全不相干，与非能源类的商品市场也关联甚微，基金也完全可以利用它来对冲传统投资的风险。2000年，世界银行发行了首只投资减排项目的原型炭基金（Prototype Carbon Fund），共募集1.8亿美元。根据法国Caisse des Dépots银行气候部的统计，自2003年以来，类似性质的基金以每年10只的数量在增长。世行与各国政府联手推出多只基金，私人投资公司MissionPoint于2006年12月发行的首只碳基金在12个星期里就完成了3.35亿美元的募集指标。截至2007年11月，专门投资于碳资产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58只，规模超过70亿欧元。尽管如此，项目供应量仍然无法满足形形色色的投资需求，仅仅只有半数募集的资金实现了投资。这些基金的资金来源同样也能说明碳交易，尤其是碳资产越来越多地受到私募资本的关注。法国Caisse des Dépots银行气候部的数据显示，直到2004年末，类似世行基金这类由政府机构或组织主导的资本所投的减排项目仍占到了总项目的半数以上。私人资本出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一般只是小规模地参与这类基金，形成所谓的公私混合型。然而，随着2004年底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政策障碍进一步扫清，私人资本开始大举投资减排项目。2005年4月，欧洲首只私人资本组成的欧洲碳基金从14家金融投资机构中募得了1.42亿欧元。同年底，私人资本在减排项目上的投资总额已经全面超越了政府机构主导的资本。并且在2007年，私人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也超过了后者。私人资本的踊跃参与加快了整个碳市场的流动，扩大了市场容量，使碳市场进一步走向了成熟。
巨大商机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碳交易市场为中国带来巨大商机。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由此形成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未来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在我国，‘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更加巨大。”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表示。其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如果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CO2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艰难前行尽管如此，“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依然磕磕绊绊。这首先来自人们对C DM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同时，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是另外一个原因———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而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也是一只“拦路虎”。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开发C 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主要有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和CDM特有风险等，政策风险来自于国际减排政策的变化，如2012年后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决定了2012年后合同的有效性；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在项目运行阶段，还存在监测或核实风险，项目收入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支持。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商业银行在此领域的探索。以兴业银行为例，该行于2006年5月，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首次合作协议，国际金融公司向兴业银行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兴业银行最高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国际金融公司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国际金融公司为整个项目提供技术援助。截至2007年底，兴业银行发放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达到38笔，金额达6.63亿元，远远超过了双方一期的合作额度。2008年2月，双方签订二期合作协议。与一期相比，除了贷款总额度扩大外，单笔贷款额度也从不能超过1600万元人民币变为没有上限。结构调整尽管如此“碳金融”在中国发展仍有待政策呵护与机制构建。对此高建平认为，搭建交易平台、加强宣传推广、推动政策研究、培养中介市场、构建激励机制五个方面有待重点关注。“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应借鉴国际上碳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高建平表示，加强宣传推广则是要让企业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价值，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扩大国际合作，积极开发CDM项目，力争国家环境资源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政策研究方面。CDM机制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于自身参与C DM项目的潜力及规模尤其需要认真研究。培养中介市场是因为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者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 M项目。构建激励机制“碳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等特点，发展“碳金融”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支持低碳经济。“碳金融的发展依赖于低碳经济的规制建设。低碳经济的三大领域包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碳素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和汇储技术开发、碳交易市场发展等。碳金融创新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修院(上海)高级经济师邵伟表示，分析碳金融模式、碳银行运作方式和碳金融监管等金融业务管理流程，是结构调整期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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