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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
&&非常十年&第十八章(6)
曾志用深情、忧虑的目光瞧着自己的丈夫，慰藉他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
二人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曾志又坦诚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而这一天正是毛泽东的73寿辰，晚上，在游泳池的的小餐厅里，毛泽东主席临时宴请了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端坐正中，陈伯达、张春桥、关锋、王力、戚本禹、姚文元等围席而坐。在桌面上摆着滚沸的火锅，几盘烤白薯、煮玉米、几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以及每人一小碗面条。
在开饭前，毛泽东侃侃而谈：“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开饭时，一位腰间系着绣花围裙的主妇双手端着一盘菜走出来了，她不是别人，正是江青，只见她把菜放到桌上，笑吟吟地道：“这是我亲自做的‘松鼠黄鱼’，大家尝尝我的手艺，这还是在上海拍电影时学的咧，主席最爱吃这道菜了，你们尝尝怎么样？”
毛泽东首先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边嚼着边赞扬说：“嗯，味道不错。”
客人们只是笑着点头，但是谁也不肯首先动筷子。
江青为大家斟了茅台酒，自己却倒了半杯葡萄酒，又矫揉造作地笑了笑说：“我害怕喝烈酒，只能喝点甜酒。你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功之臣，今天是主席的寿辰，主席破例请你们坐一坐算是慰问吧。”
这时，所有客人刷地站起身，必恭必敬地举杯同声道：“祝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而毛泽东也举杯一语惊人地答词：“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
在酒席间，毛泽东夹了两只辣椒放到姚文元和戚本禹面前的碟子里，诙谐地说：“你们二位江南才子也要学会吃辣椒，敢吃辣椒的人才敢革命，当年在保安时，我就和斯诺说过。”
姚、戚两人才咬了一口辣椒，就辣得直咂嘴，但嘴里却还连声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看着他俩的狼狈相，哈哈大笑道：“你们还不行呀。”又掉头问张春桥，“春桥，你怎么样啊？”
张春桥毫不迟疑地夹了一只最大的辣椒，大口吃着说：“我在青年时代读了‘西行漫记’就学着吃辣椒，锻炼意志，跟着主席革命么。”
在张春桥的心里最佩服而又最畏惧的莫过于毛泽东了。这个在“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的穷乡僻壤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天才地将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植到我们这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古国，是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他是一个叛逆者，是原动力，是创造家，是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一代伟人。张春桥觉得自己在气质上和毛泽东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决心要博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只要他能够影响毛泽东，就可以纵横天下，他可是一个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啊。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开怀大笑道：“自古齐鲁多豪杰。春桥，你果然不失齐鲁之风啊！”
江青冲张春桥一笑说：“春桥，这回你要用鲁国之火，煽文革之火啊！”
“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张春桥连忙抓紧机会探问。
毛泽东给客人们递了香烟，张春桥连忙为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毛泽东吐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道：“这半年来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好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名声大得很哟。相形之下，国务院的好多部，却没有做多少好事，这些人跟修正主义跑得太远了，不能再让他们跑下去了。”
&&&&“他们都是刘少奇的人，要把权力从他们手里统统夺回来！”江青抬高嗓门嚷起来。
“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挥挥手。
“这些走资派非常顽固，至今仍在坚持反动的刘邓路线！”江青仍不善罢甘休。
毛泽东倏地收敛笑容，不满地注视了她一眼说：“你们也不要忘乎所以，权是要夺的，但对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绝大多数我还是要保护的，全打倒了，我岂不成了孤家寡人。就是走资派也不全是坏人，烧一烧，批一批，只要改正了错误，还是要让他们站出来工作，我已叫陶铸过了新年，外出走一走，凡是能保的都要保！”
&&&&众人一下默然了，张春桥小心翼翼地问：“主席，各地的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夺权斗争是不是统一进行？”
“那倒不一定，桃子熟一个摘一个么。从目前运动的发展情况看，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了，我是寄希望于上海的。”毛泽东韬略在胸地望着张春桥，又问，“春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我和文元同志过几天就走。”张春桥回答。
“上海一千万人民决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姚文元现出一副表决心的表情。
“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呀，造了半天反，连一块可靠的根据地都没有，就是占了紫禁城，也会被人家轰出来。”江青插嘴说。
毛泽东端起酒杯道：“我在北京等候消息，祝你们成功！”
众人碰杯。
27日下午，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议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间，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出来叫唤：“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
徐景贤赶紧回办公室，他抓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徐景贤连忙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而姚文元在电话里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徐景贤一边听，一边嗯嗯个不停，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他最后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他问道：“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例吹吹风吧。”
他接完电话后，激动万分地奔回草坪，告诉诸“战友”道：“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
当晚，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徐景贤主持召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热泪，有的庄严宣誓，每个人的神情都异常忠诚、庄重、肃穆。
&& 在会上讨论中，徐景贤又强调道：“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 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郭仁杰也道：“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徐景贤赞同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
　　这个会一直开到深夜，他们对着毛主席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因为隔壁楼里还住着一位市委书记和部长，他们不想惊动那些人，歌声只在室内回荡着：
亲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啊，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
27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晚上，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张春桥以及刘志坚同志接见了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地质朱成昭、北航韩爱晶等人。
江青照旧要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长达七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毛主席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也是假的。……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我在上海，她对我说，她要戴上项链，作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最后答应了，她说：‘我接受了你的意见。’结果到了印尼后又戴起来了。”她说到这里时，脸上无不含着女人的妒忌之意，她身为“第一夫人”、“红都皇后”，却没有机会出国到处出风头，这个好处倒让王光美尽占去了，让王光美穿着旗袍、戴着项链陪苏加诺总统一起跳交际舞，她论相貌、论身材、论舞技……哪一点都比王光美要来得强，可是，她竟然要居于别人之下，没有机会抛头露面充当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为此，她恨透了王光美。
这时，戚本禹插话道：“凭她那金项链就不能革命，她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余恨未消地又说：“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是大毒草，电影为什么不放呵，到清华放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提问道：“江青同志，您在十二月十八日的讲话，说刘少奇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现在揪不适合，不策略，您如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江青不满地乜斜着眼睛，出尔反尔地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都可以。”
2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是的，我的确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陶铸坦率地承认。
“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炯炯目光扫视了江青一眼，严肃地批评她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你也太任性了！”
　　会后，毛主席把陶铸单独留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对陶铸道：“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嗯。”陶铸点了点头。
接着，陶铸又直言不讳地向主席面陈他心中的焦虑，他认为目前从经济建设到党的作用，从干部的思想到社会风气，都处于严重危急状态中。
而毛泽东在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中夹着的香烟已挂上长长的灰蒂，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然漫不经心地问：“你今年虚岁是五十八，实岁应该是五十七？”
“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陶铸心中好像搬掉了一块青石板，感到一阵轻松。
“选你来中央工作，这也是一条。”
“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说罢，他仰头哈哈大笑起来，陶铸也跟着笑了起来。
而后，毛泽东主席又收敛笑容，语重心长地对他道：‘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又猛抽了几口烟，有些不满地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陶铸急忙解释道。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说着，又亲自拟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其中有上海的陈、曹、江苏的江渭清、云南的阎红彦等，他把名单递给陶铸道：“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仔细地过目名单，毛泽东又叮嘱他道：“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他突然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在这次接见后，陶铸连忙整理了谈话记录，当即向总理汇报，总理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而林彪得悉这件事后，当天他也将老部下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说：“你呀，现在就被动。”
他见陶铸不解地直视着他，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为了陶铸南行之事，周恩来又谨慎地请示了毛泽东主席说：“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正式宣布了毛主席指示，并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也许，搞平衡是一项绝妙的政治艺术，毛泽东听汇报总是把陶铸、总理和江青、陈伯达分开听的。
毛泽东主席又在书房里接见了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明年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的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发布。
同日晚上，陶铸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红卫兵，本来约定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出于无奈，他只好去接见。
陶铸一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就感到场上的气氛很紧张，那些大学生们的眼睛一个个都燃烧着一团团的怒火，愤怒得像一群饿狼。陶铸见状就说：“同学们，我今天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李一清同志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好不好呀？”
可是，那些大学生们不答应，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一个武大造反派头头高声叫嚷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陶铸这个刚烈汉子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那些造反派学生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像一头狮子一样被激怒了，他眉一竖，气一喷地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还没有撤职，我提出抗议！你们对我太不信任了，你们要相信我么！我是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那些大学生们鼓噪起来，并企图揪走陶铸，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便进入会场执行任务，由于他们都带着枪，于是，学生们就狂呼口号：“陶铸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决没有好下场！”
会场顿时大乱，惊动了正在隔壁房间坐着的陈毅、李富春等人，陈毅一听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气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我要保卫陶铸同志！”
后来，陶铸勉强承认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结束了这一长达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接见，此际已是凌晨4点钟了，陈毅和李富春这才放心地离去。
这事一发生，江青马上就向毛泽东告陶铸的状，说陶铸镇压了革命群众云云。江青与陶铸之间的隔阂主要是由吴传启的问题引起的。吴传启是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质问陶铸说：“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挑衅地乜斜了他一眼。“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立刻火起来了，他高声地道：“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江青的脸上起了痉挛，胸脯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恼羞成怒地说：“不管怎么说，你非去支持吴传启不可！”
陶铸的愤怒以几何级数增大着，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吼了起来：“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向是没什么人敢惹她的，她见陶铸居然敢对她如此无理，她气得哭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你欺负我！镇压我！”
一天，陶铸曾向他的妻子曾志倾吐他的内心的痛苦与委屈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那次吵了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等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碴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地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又如纪念鲁迅诞辰三十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一百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一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1967年的新年钟声响了。《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社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想法，提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北京20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师生统一行动，举行了大规模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游行集会，那示威进行了一整天，游行的队伍走也走不完，经过了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门、王府井，行进复行进，无数面旗帜在空中摇曳飞扬，那无数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振臂挥动着语录本，宛如一片红色的森林，一双双眼睛射出了狂热而愤怒的目光，他们在咆哮着，在怒吼着，“打倒”的巨大声浪一浪盖过一浪，震撼了神州大地。
&&&&同日，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等乘飞机抵达北京。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是工总司的常委。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廖祖康是其手下的民兵。在六六年盛夏，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在黄浦江里游泳，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鬼使神差他竟爬上了轮船的舷梯，谁知这乃是一艘外轮，廖祖康当场就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押回国棉十七厂，幸亏王洪文保了他，不然，他若落了个“偷渡”的罪名，将永世不得翻身。从此，他对王洪文感激万分，跟定王洪文，成为王洪文的心腹秘书。
王洪文一行人一到北京，就直奔北京大学找老熟人聂元梓，自然聂元梓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里，并随即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挂了电话，说王洪文来京请求张春桥接见他们。王广宇随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同意接见。
次日晚上，王广宇乘一辆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来到北大招待所，由于只有一辆小车，王广宇只带着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几个人乘上吉普车来到了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当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就来了。
王洪文一看见张春桥，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伸出手热情地同张春桥握手道：“春桥同志，您好！”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说，“这是王洪文。”
王洪文也介绍道：“这是陈阿大，这是小廖。”
他们互相握手寒暄。
他们坐定后，王洪文就向张、姚汇报了近来上海的运动情况，并恳切地道：“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现在是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了，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难以挽回局面。”张春桥吸了一口烟。
“你们也应该马上回上海去，现在上海到了关键的时刻。”姚文元也对王洪文他们说。
“好，我们也准备马上就返回上海去。”王洪文道。
同日，上海《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造反派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造反派，接管了《文汇报》，夺取了报社的大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革命”的序幕。次日，《文汇报》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3日，由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战斗联队等单位发起组成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把队伍开进了中宣部，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到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大楼里设立了“联络委员会”的办公室。
这一天，周总理找毛主席汇报情况，突然，毛泽东问他说：“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镇压，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接着，周总理就把事情的经过向他叙述一番。
“哦，是态度不太好。”毛泽东也不再说什么了。
在同一天，中央文革江青一伙人正为陶铸即将出巡伤透了脑筋，张春桥沉吟了片刻，道：“我和文元就动身回上海，先堵他的去路，别的地方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派人跟着整他的材料，以后有机会再说。”
康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江青叮嘱张春桥说：“你们这趟去上海可能要呆上二十天，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月。过渡一下，将来再回北京，我对上对下都好说话，特别是对主席。”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道：“有一个‘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求见，已经等三天了。”
“他们揪去就是了，表示支持，我们不见了。”姚文元摆摆手说，他的脑筋还没转过弯来。
“慢，我们还是去见见。”江青到底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对，见！”康生也一拍即合。
这当儿，有一位工作人员进来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首都教育、文化、新闻、体育界的革命群众代表的时间已到。”
江青瞥了他一眼，吩咐说：“请那个‘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人到大会堂去等候。”
“是。”那位工作人员退出了房间。
在接见活动结束后，中央文革一伙人和周总理、陶铸在休息室里还有说有笑的。
江青不愧是一个演员，她一生都在演戏，在舞台上演戏，在银幕上演戏，在生活中演戏，在政治生活中也演戏。此际，她故意走到陶铸的旁边，询问他说：“你择好了日子吗？什么时候动身出巡呀？”
“一、两天吧。”陶铸也以礼相待。
可是，谁料到过了一阵子，她的态度完全变了。下午5点，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人大会堂某厅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学生。
江青拿腔拿调地道：“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我们收到了，我们中央文革正在研究整理，重要的整理出来，还要送给中央，送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参考，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
接着，陈伯达用难听的普通话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了。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他独……”
“独断专行！”江青插话。
而陶铸就在隔壁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竟然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江青又发表讲话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而后，那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刘志坚。
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动身前往上海，他们乘坐的是空军作战部的军用专机――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式飞机。当这架喷有“八一”军徽的飞机冲下虹桥机场的跑道降落后，立刻就有几辆小轿车迎了上去。
舱门打开了，走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都身穿草绿色军大衣，戴着单军帽，下了舷梯后，徐景贤、朱永嘉和工总司的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迎了上去，他们亲热地握起手来。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同志们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好！”
以后，他们就钻进了轿车，在三辆满载着工人造反队员的帆布篷大卡车的护送下，车队风驰电掣地疾驰向市区，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是比高级宾馆还高级的“招待所”。
再说陈伯达、江青等人下午的讲话像02病一样迅速传播后，“联络委员会”的造反派闻风而动，联同北京和外地造反派一千余人，在晚上7时半，排成5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上大街，朝着中南海的方向进发。
1月的北京夜晚是异常寒冷的，迎面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割着人们冻紫的脸面，无情地撕扯着他们的衣帽。那些造反派们心中燃烧着一团团怒火，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不断地高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誓死捍卫毛主席”等口号，决心不捉拿住陶铸誓不罢休。
转眼间，中南海西门就到了，一千多人秩序井然地在门前就地坐下，领队一面让警卫传达他们的要求，一面组织人们高唱造反歌、语录歌和念语录。
这当儿，大批人马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北医“八•一八”、“井岗山”战斗团、北地质“东方红”、人大“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中国医大“红卫兵”、“红旗”、西苑医院“红旗”战斗兵团、北工大“东方红”以及浙江美院、广东粤剧院、南京大学造反派约三千余人闻讯纷纷赶来支援。
11时，警卫传来的消息说：“陶铸离不开工作岗位，已将此事向中央汇报。”
这下子可不得了，在场的那些学生们怒不可遏，如疯如狂，他们挥动着拳头咆哮如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快快滚出来！”
12时50分，警卫又传来消息说：“总理有指示，派三五个代表入内谈。”
于是，静坐示威的造反派推派师大井岗山等5单位各派一人进入中南海里面谈判。
夜深了，这是滴水成冰的寒夜，刺骨的寒风正酿着严寒，地球就像冻死了一样。但是，饥饿和寒冷吓不倒据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狂热的红卫兵们，他们斗志昂扬，当场写下了“敦促陶铸投降书”、“陶铸论陶铸”等稿，由三辆宣传车轮番广播，歌声、口号声、语录声此起彼伏，彻夜震荡在中南海的夜空，搅得中南海不得安宁。
5日凌晨6时50分，周总理出来接见了，他一整夜也未合上眼，那布满红丝的眼睛里充满着焦虑和忧愁，他对学生们说：“天气这么冷，你们等了一夜，我心里非常难受。陶铸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不能答复，需要请示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这里不好谈，最好把代表留下，坐下来好谈。”
闹事的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总理的意见。
在5日的首都街头，声讨陶铸、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标语满城都是，造反派的宣传车纷纷出动，北京城鼎沸了。
康生、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
康生瞅了毛泽东一眼，进言道：“现在已经查明，几次接见红卫兵，报纸、电影、电视上中间都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有意安排的，他管中宣部咧。”
江青也说：“熊复按照陶铸的旨意，伪造了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其实，这事是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摄影部的同志说可作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头隐去，将邓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所谓“换头术”事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那张照片，与陶铸是毫无关系的，是江青子虚乌有地加在陶铸头上的“罪名”。
毛泽东抽着烟，皱着眉头听他们的汇报，久久地沉默着，不过，他显然是被他们说动了心，他是不能容忍有人背叛他，而站到刘少奇一边去。
话分两头说，这几天，上海的形势乱极了，大批工人赤卫队员也大造其反，纷纷上京告状，沪宁线上，有57趟客、货车停驶，黄浦江上，有一百多艘轮船停在码头无人卸货，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仅够用两天了，若煤再运不进来，发电厂只好停电。设在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一座黑石砌成的大厦，在银行大厦宽阔的石阶下面挤满了卡车、吉普车、小轿车、三轮卡、摩托车、自行车，不计其数的各色造反人员，诸如“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个体劳动者”、“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即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等，他们为了自身的各种经济利益纷纷起来造反，还有各工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还“补发”好几年的工资，这些人手持他们逼迫当权派签字的纸条，疯狂地敲打着铁栅门，海潮般不断地冲击着银行，声嘶力竭地喊着：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不许扣压我们的血汗钱！开门！快开门！我们要领钱！”
莎士比亚说：“黄金对于人的灵魂较诸任何毒药更有毒，而且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杀人更多。”在这黄色的奴隶面前，什么廉耻、天良、正义、真理都沉溺在里面，这些捞钞票的各色造反人员都发了疯，他们为了钱――万恶的钱――就不顾一切了。
但是，那些单纯的学生们是不能容忍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的，决心要刹住这股可怕的经济主义歪风。
当新年刚过，零点十分，张春桥即从北京给徐景贤挂电话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不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而周恩来也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陈丕显满腔委曲地对周总理诉说道：“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
他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了。总理听着我的诉说，沉默了一会儿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听了周总理这极为恳切又有难言之隐的回答，他一时语塞。于是，他换个话题：“总理，您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
　　“总理，您多保重！”
当即陈丕显召集上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开会，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他向与会者传达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说：“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着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继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说，“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有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这时，徐景贤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钱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他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他的电话内容。大家一听，感到他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学生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
而徐景贤又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这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起，并肩战斗！”
&&&&众人同意他的建议，上海红革会学生代表提议就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以煞住这股经济主义歪风，这一提议得到许多与会者的支持。这时，徐景贤又逼问陈丕显道：“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他们当场进行了分工，推定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兵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而徐景贤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则带了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立即奔赴昆山。
3日，告上海人民书初稿打印出来了。4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工总司”、“红革会”、“反到底”等11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他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20万份，在市内广为散发。
再说张春桥、姚文元4日飞抵上海后，就来到武康路二号的小楼――这是“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秘密据点，徐景贤、朱永嘉、郭仁杰、王承龙（《支部生活》造反派头头）等一班秀才早已等候在那里。
张春桥对他们说：“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是作为中央文革的调查员，想多听听多看看。一月，是关键的一月。陈、曹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上海将建立起崭新的革命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上海最近的形势很好，1月2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徐景贤说着，从军用挎包里取了一张报纸递给张春桥，又道，“这是新生的《文汇报》《告读者书》。”
张春桥手捧着《文汇报》，浏览着套红的《告读者书》，激动地连声赞叹：“《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干得好！造反派以他们惊人的创造性暴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党的行政领导并不是党领导的唯一方式。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什么思想家发明的结果，接管只是一种必然，是从我国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产生的。因此，它终究不会迁就一切感情的力量，传统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
“《解放日报》怎么落后了？”姚文元也关切地问。
“《解放日报》明日下午8点也宣布接管，有20多个组织参加接管大会。”徐景贤说着，又从军用挎包里掏出几张打印稿补充道，“这是准备以《解放日报》、《文汇报》两报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发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致敬电。”
张、姚各接过一张打印稿看着，张春桥看着又兴奋地说：“很好！很好！马上向钓鱼台汇报！”
1月5日，“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报社大权，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了。
6日，灰蒙蒙的天穹开始放亮起来，突然一阵朔风呜呜地吼了起来，无数晶莹的雪粒劈里啪啦地掉落下来，掉落在瓦上，玻璃窗上，马路上，它带来了是阴沉与严寒。而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上，百万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位俏丽的女青年站在麦克风话筒前，不断振臂高呼口号：“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场上传来了巨大的闷雷一般的呼应声。
一身戎装的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主席台正中，还有王洪文、陈阿大、徐景贤等也庄严而兴奋地端坐在台上，在他们前面，站着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还有马天水、石西民、杨西光及数十名部、局长，四周是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
张春桥发表演讲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愧为伟大的工人阶级，不愧为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你们的胜利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他站起身模仿列宁的动作，戏剧性地张开双臂，场上爆发出了一阵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无数盏闪光灯对着他在乱闪着，骤然间，在他的心中升腾起一种伟大感和自豪感，俨然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左右一切、主宰一切人命运的伟大的领袖人物。
同一天，在北京，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16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下午2点30分，一辆吉普车由清华园开出，3点30分，清华园又开出了一辆大轿车，这些车辆坐的是井岗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40人，他们出动计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他们准备在其检查后设法拖住她，使她不能按时回家。而两辆车将战斗组成员送到交通队和北京医院。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平平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学生们陆续离校了。而在一间教室里，清华井岗山的几个人却正在和刘平平“座谈”。
当6点10分时，在刘少奇的家里一阵电话铃声响了，王光美走过来接电话。
“喂，你是刘平平的家长吗？”
“是呀，你是谁？”
“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平平今晚五点四十分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啊――她人怎么样了？现在什么地方？”
“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紧接着，又一阵电话铃声叮叮叮地响了。
“喂！你是刘平平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平平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一次电话比一次电话急，真把刘平平的母亲王光美急坏了，她的爱女突遭车祸，哪个做母亲的心里能不急呀？
在北京医院，那些井岗山兵团战士控制了所有电话和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过了一阵子，出乎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卫士李，小女孩是刘少奇之女刘亭亭。
“刚才平平送到医院了吗？就是被汽车撞的。”刘亭亭焦急地问急诊室的护士。
“没有。”护士回答。
“噢……”亭亭和军人若有所思。
那军人立即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在一旁的井岗山学生把电话按断了，说：“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那些井岗山学生把他看起来了，然后，再做年仅十四岁的刘亭亭的思想攻心。
“亭亭，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你爸爸刘少奇一边？”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十四岁的刘亭亭多单纯呀。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她回答。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几经说服，刘亭亭终于拿起了电话筒说：“妈妈，平平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电话里传来了王光美的哭泣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造反派的医生接过话筒道：“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亭亭他们签？”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让刘亭亭再帮忙，刘亭亭又拿过话筒呼唤道：“妈妈，妈妈。”
可是，对方接电话的却是刘少奇的秘书，他传话说：“王光美已去了。”
8点时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想不到走下车来的竟是刘少奇，随后，王光美也下了车。刘少奇的脸上充满了悲伤，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着鼻涕。
“平平在哪儿？”刘少奇闯进急诊室就问。
“你们受骗了，他们要揪王光美！”军人李和随着而来的刘少奇之子刘允真（源源）不约而同地喊起来。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井岗山大学生喝令道。
这当儿，王光美变了脸色，脸色苍白得吓人，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她知道自己这下子逃脱不了可怕的厄运了，嘴唇儿打着颤，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的两眼射出了愤怒的目光，如若铁匠的熔炉那样往外冒着火苗，鬓角里的筋嘭嘭地跳着，满脸是郁怒和怨愤，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被几个大学生戏弄了，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同时，又为自己无能为力保护自己的妻子而感到屈辱和内疚，他的脸上又充满着忧郁的神色，为王光美的命运担忧，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他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步履，在他卫士的护送下先走掉了。
惠特尼说：“女人像芦苇，在微风前摇曳，但在风暴下也不会摧折。”王光美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虽然她已参加革命多年，但仍摆脱不了女人的天性。她在那些无法无天的井岗山学生面前，一时失去了主张，瘫在长凳上，右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 “跟我们去清华！”学生们口气强硬地说。
她只好站起来，走了几步，一屁股又坐到了楼梯上，道：“咱们谈判，谈判……请坐。”
“你去不去清华？！”学生们可不想坐到楼梯上跟她谈判。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使起缓兵之计，这时周围观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
那些井岗山学生知道拖延下去是没有好处的，他们一面大声吆喝着：“走，快跟我们去清华！”一面强行将她连拖带拉押上了吉普车。
“砰――”车门重重地关上了，几乎同时，车子像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起来。
晚上10点，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怒吼声中，她向全校师生做检查，并在逼迫下写了四点保证。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返回中南海家中。
1月8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据传单上说毛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后来，曾志看到这份传单，她不相信毛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她写信给毛主席询问此事，而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个“？”号，然后，将信退还给她。
然而，不管“不老实”也罢，“不老成”也罢，陶铸终未能够出北京城，他也交上了多米诺骨牌的厄运。
9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坐在正中的单人沙发上，他双手拿着一张《文汇报》在细细地浏览着，那报纸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是：“告全市人民书”。在他的两旁的沙发上分别坐着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和关锋，他们俱默默地注视着他，目光各含着复杂的成份，恭敬、兴奋、激动、不安、忧虑、担心、急切。
毛泽东放下报纸，他的面容骤然舒展开来，突然一亮，宛如太阳穿过云彩放射出光芒一般，他微笑地连声称赞：“好！好！上海形势发展之快，出人预料，令人鼓舞。”
江青瞥望了关锋、戚本禹一眼，彼此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得意的笑容。
毛泽东扫视了众人一眼，兴奋像沸水似地洋溢在他的脸上，他又开口道：“《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四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写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制造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的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上海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的问题，有全国性的意义。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０年起，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又接着道，“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你们中央文革马上起草一份贺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向他们表示坚决的支持，热烈的祝贺！要通知北京的各家报纸，要发社论，要让全国人民懂得：这场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接着，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一边踱着步，一边挥动着手臂大声说：“我们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后来，毛泽东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行人送出书房，一一握手道别。当客人们还没走几步，毛泽东忽然又叫道：“恩来，请你留一下。”
周总理闻声转过身，又同毛泽东一起返回书房，而康生和江青彼此相视一眼，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毛泽东用金刚钻一样明亮、锋利的眼睛审视着对方，询问道：“恩来呀，你对上海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上海夺权斗争必将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总理的表情是坦然、拘谨、谦恭的。
“其实我这也是违心而论，言过其实呵！权不夺不行，全夺也不行。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全国夺权必然会引起全面大乱，这也没什么可怕的，乱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由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呀。”
“主席，对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处理呢？听说上海一月六日百万人大会上，把陈丕显、曹荻秋和四十多名市委干部连续批斗了四个多小时，有许多年高体弱者当场昏倒。”周总理谨慎地进言道。
毛泽东默默地听着，埋头抽着闷烟。
周总理犹豫了一下，又从文件包里抽出几张照片来说：“现在有些群众组织在批斗干部时，不认真执行主席的指示，随便搞体罚或变相体罚。”
毛泽东接过照片一一过目，气愤地道：“太过份了，对走资派，也要讲人道主义呀，我历来反对戴高帽、挂牌子，可他们就是不听。”他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又说，“为了安全起见，是不是把上海的陈丕显和各省、市的头头们接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先避避风，造反派还不敢冲中南海吧？”
“好，这样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周总理的两眼为之一亮，好像点燃了两盏充满暖意的神灯。
“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林彪同志向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军委文革小组，他建议由关锋同志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同志任顾问，不知你意下如何？”毛泽东望着他问说。
“我对军队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主席是不是再征求一下老帅们的意见？”总理很有分寸地道。
毛泽东摇摇头说：“让关锋同志当组长，众心难服，恐怕老帅们没有一个买他的账，我看还是让徐向前来挂帅吧。”
“好，帅才难得，理应重任。”总理一拍即合。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话：“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同一天晚上，一辆红旗牌轿车停到了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的门口，康生拖着沉重的步履走进了自己的书屋，将公文包随手一扔，疲惫不堪的身子瘫到了皮沙发上。他的妻子曹轶欧手捧两只盘子走了进来，一只盘子放着块热毛巾，一只盘子放着个细瓷通花盖盅，她将盘子放到茶几上，接着，随手按了下一尊人体铜塑像上的电钮，刹那间，红色灯罩的吊灯、壁灯、台灯、落地灯全都亮了，满屋子尽是柔和的红火，康生对光线的敏感和林彪、江青是大同小异的。
曹轶欧望着他，关切地道：“你累了吧，快擦擦脸，这是我刚炖好的冰花雪耳羹，你快趁热喝了吧。”
可是，康生仿佛没听见似的，闭起双目，像一尊塑像一样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是不是生了病？”曹轶欧又问。
康生沉默了半晌，才说：“主席表扬了上海夺权。”
“这是大喜事呀，你干吗愁眉不展呀？”她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是大喜事，但没我们的份，将来写中共党史，编中国现代史，这一切功劳全记在江青、张春桥名下。”康生愁眉似锁，“苦在心兮酸在肝”。
过了一会儿，康生站起身，走到书橱前，似乎在欣赏摆在书橱里的各种古玩，忽然他道：“我有个想法，把子石召来……”
张子石是康生和前妻生的儿子，他的年龄比曹轶欧小不了几岁，他现在山东省工作。
当曹轶欧一听把张子石召来，她再也不像刚才那般柔情似水了，恼怒地嚷起来：“不，不许把子石召到北京来！”
“又是妇人之见，你莫急，召他来是为公不为私。”康生急忙解释起来。
“你和他怎么样我不管，就是不得在这屋里。”她的口气稍缓和，但仍不想全部让步。
“唉――”康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11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电贺上海32个群众组织。同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发布了。
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32个组织发表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这一天，在上海人民广场上，数十万上海及外地造反派举行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身穿军装，挥动着红色塑料皮的语录本登上了主席台，在万众鼓噪声中，大会主持人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又在大会上讲话说：“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姚文元也在会上发言说：“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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