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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相信眼泪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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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动
北京不相信眼泪之四
　　林绿儿到北京寻找生母刘拉索，一直找不到她，就好象有人要得奥斯卡――那是因为存在一个奥斯卡。如果想得奥斯卡的人一觉醒来，发现奥斯卡已经完全没了，这就等于失去了目标，失去了目标就容易随波逐流，一随波逐流，你就会发现原来随波逐流的人如此的多，而且随波逐流的人，彼此都是对方的安慰，所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生活就是随波逐流。
　　大作家王动也随波逐流，但他换了一种方式说话，比如他煞有介事地说：生下来以后活着，就叫生活。所以他就成了作家，所以我们要轻视作家，至少要轻视作家王动。找不到刘拉索的生活，也叫生活。
　　不仅是鱼，人活着同样至少需要空气和水。自从到了北京城，林绿儿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沙漠里变成木乃伊，就是人缺水造成的结果，人上吊，就是利用了“人离开空气就不能活”这个原理。所以人的基本需要是空气和水，人活于世，首先要感谢的也应该是空气和水。因为空气和水是自然界随便供给的，所以很少有人想倒过要去感谢自然界――随便得到的不知道珍惜，这是人的一个习惯性毛病。实际上，假如地球再靠近太阳两万公里，地球上的水就会全部蒸发，假如地球再远离地球两万公里，地球上的水――甚至所有一切都会结成冰。而两万公里对于浩瀚宇宙来说，短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人的生命对于宇宙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人的处境，或者说人类所处的位置。在北京城林绿儿同北京人讨论这些问题是没人爱听的，北京人从周口店开始，从来没有觉得空气和水是一个问题，林绿儿不一样，她觉得空气越来越少，所以她总感觉呼吸急促，她觉得水越来越来少，所以她总喜欢泡在水里不愿出来。
　　自从离开了古玩大街，跟着聂楷聂大博士开公司，我好象拉开了很多生活的另一些拉索，看到的是另一些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乾隆曾经问纪晓岚“为什么东西叫东西东西不叫南北呢”，纪晓岚说东西属金木南北属水火，金木人人都喜欢，水火则不好办水火难容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拉开拉索，见到的不止是东西，还有南北。虽然我的生活已经进行了若干年，在我当上了公司的专车司机后，我意识到我已经“正式”开始自己的生活了，也就是说我似乎过上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虽然使我很陌生，很难受，多少也属于无奈之举，这也要归功于“人”无比强大的同化功能。我“正式生活”的标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名片，有了身份，有了“单位”，有人给我定期发工资，当然这些不算什么，我的意思主要是我有了“成人”的意识，成人的意思主要是说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成熟的女人就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对于我，就是一些词语开始成为高频词，比如渴望，我开始渴望，渴望什么呢？我想到的往往是通奸、不忠、欺骗、死亡、变形、丑陋等等，渴望的东西往往就是得不到的东西。得不到的东西我从来不会指望别人给我，我就只能拷问自己，希望我能说出自己的秘密，我就只能沉入自制的大水缸，期望非常态的身体给予自己非常态的答案。出了大水缸，我就不是我自己，至少不完全是自己，比如聂大博士眼中那个活泼伶俐风行无阻的林绿儿，常常引起我深深的怀疑。
　　“聂”字就是双耳。聂大博士不愧姓聂，他的两只耳朵很大，但比大象的耳朵要小。在我眼里，他的脑袋，就是一个平面的双耳茶壶。我很想揪下这两只茶壶把一样的大耳朵拌成辣椒小凉菜，但我不敢，也不是我不敢，是我怕失去工作，也不是我怕失去工作，是我心疼我不断增加的工资，也不是我心疼我不断增加的工资，是因为我也长了俩耳朵，虽然这俩耳朵小巧玲珑，也能凑合着用，我经常牵着我自己的耳朵，说“大博士，走走走，哎，听话，走走走”。聂大博士也不准我叫他聂大博士，让我叫他“聂总”，聂总的意思就是“聂总裁或者聂总经理”。依次类推，我应该叫“林副总”，可惜没人给这个头衔，也没人这么称呼我。我自封“林副总”不是吹牛，我应该是“中楷实业有限公司”的元老之二，因为最初，公司就我们两个人。我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是起车，车是一辆尼桑。我虽然坐过许多车，包括唐狗蛋儿的七轮车，但这辆尼桑确实让我发了一阵烧。在北京我没有地方没有熟人可以显摆，也就只能开着它到鲁提辖那里吓唬吓唬他。
　　看样子鲁提辖确实是草原来的人，骑马他可能擅长，车他就不行了，连尼桑的名字他都叫不出来。他围着我的车问我是从哪借的，我说是我的，恐怕打死他也不信，我体会到了对牛弹琴的滋味儿。鲁提辖打探“牧马人马上飞”的结果是：跟马上飞一起生活的那个北京女人不是刘拉索。但马上飞传递过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令人震惊实际上是令鲁提辖震惊，我没有被震惊，我被震糊涂了。马上飞说：“他去年夏天在草原上见过刘拉索！”
　　如果真如马上飞所说，刘拉索就没有死，因为车祸发生在七年前。我兴奋得直拍鲁提辖的脑袋，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跟我差不多，我的手拍到他的脑袋很容易。“哎，你别没大没小好不好，我这个专家脑袋能乱拍吗？”“你是我哥嘛，自己家的脑袋何必见外！”我想起了鲁提辖他妈想让我当鲁提辖妹妹的典故。“你高兴啥呀，你怎么就认定刘拉索是你生母？马上飞最爱胡诌八扯了，我还得好好问问他呢？”“你怎么问？”“我已经托人找他了，让他把见到刘拉索的经过好好写封信过来。”“这就对了，哎，马上飞识字吗？”“你到底是笨呢还是聪明，马上飞不识字，草原上就没有识字的啦？”“你聪明！所以你没有房子，母鸡下蛋一样窝在窝棚里。”“哎，你别说，我真快下蛋了。”鲁提辖眼睛贼亮，也许他真的快要下蛋了。
　　自己锅里的往往不如别人锅里的东西香，自己庙里的往往不如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发现聂总就犯这个毛病。比如我给自己印的名片，我觉得我已经够谦虚了，我自己给安排的头衔是“公关部经理”。聂总仍然大笑：“谁给你任命的公关部经理？你这不是自做多情吗？”我心里很不高兴，嘴上还得无所谓：“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这个大实业集团里，你是领导，我是群众，但你别忘了，群众路线是个宝啊。”聂总说：“群众路线的结果就是人人一杯羹，平均主义，这是自由竟争的大敌！明白吗？”这让我发现在外国学习的东西跟中国确实不一样，中国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人家往往不以为然，到底是金科玉律有毛病呢还是中国有毛病？我承认中国有毛病，但我认为外国同样毛病很大。聂总不喜欢走群众路线，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开展群众运动了。我这个“群众”相当不高兴，因为聂总开始招聘，招聘本身没毛病，问题是招聘的事我插不上手，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让我插手的意思。一会儿一个部门经理，一会儿一个注册会计，还召了两个衣冠楚楚扭扭捏捏的“小秘”。
　　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个小秘开始印名片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我自印的名片成了垃圾，等同于林绿儿成了垃圾。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司机，地位基本等同于公司的清洁工，而清洁工是用不着名片的。我开着车打算钻进松树林子痛哭，到了松树林子我却哭不出来，我拿松针给自己针灸，还有不少麻雀看我的笑话，朝我不停地叫着“林司机！林司机！”我就拿松针当暗器射麻雀，但我的功力不到，如果松针换成飞镖，麻雀势必要遭殃，如果松针换成弓弩，遭殃的就不只是麻雀了。
　　就连公司名都是我起的，难道聂总忘记了？他起的公司名叫“正楷”，是我改的“中楷”。都怪我随便那么一说，没有卖个关子，收个“起名费”什么的，须知国际咨询公司的“起名费”很高的。实际上那个名字我琢磨了一夜，但我非要表现出轻描淡写“妙手偶得”：“正楷，别人还以为是练毛笔字呢，不如叫中楷，中华的中，正中的中。”虽然聂总说了“有道理哎，有点道理”，他好象没把此事的功劳挂在我头上。事多着呢！很可能我已经功高震主，或者说才高压主，这时候就是考验“主”的度量胸怀的时候，聂总没有经得住考验。人家赵匡胤还知道“杯酒释兵权”呢，聂总连“杯酒”也没有，他比不上赵匡胤，比不上皇帝有情可原，他似乎连平民高大金都赶不上，这无情可原。所以我这个“元老”的状况就是连圆白菜都不如，整个一个白干了，好在历史上跟皇帝打江山的“元老”大都下场悲惨非发配即抄斩，这对我多少有些安慰。我不能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开始琢磨“林绿儿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呢？因为那个胸脯里垫了三四斤棉花充大个的“宋小秘”每次看到我在聂总旁边，她对聂总报告就不再说汉语了。这让我想到了一只老鼠学外语的故事，老鼠学的外语叫“狗语”，老鼠的狗语还是很有用的，能把猫吓跑。我不是猫，我愿意记住的东西很容易记住，当我也学会了外语的时候，我听见宋小秘的外语说的也不过就是“客人来了你要约见吗？传真已经发了，聂总你还有什么指示”等等，实在不值一提，而我林绿儿日常所说的汉语，就是最大的翻译家来，也未必能用英文翻出它的十之一二，这说明汉语在语言中的地位堪称武林盟主，但汉语喜欢奉行“韬光养晦、不爱出头”八字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不喜欢汉语。当然这都是后话。
　　聂总的抽屉里，一直有一张报纸《北京日报》始终埋伏在里面。聂总对它的重视程度，超过一切。他经常独自对着那张报纸发呆。一张报纸能让蹑总发呆，那张报纸就不免引起我浓厚的兴趣。那张报纸从质地到排版，实在乏善可陈。而且这张报纸基本上已经皱皱巴巴了，只有一个地方还平整，平整的地方位于一个介绍“十大杰出青年”的专版，其中赫然印着一个名字：欧阳白云！
　　欧阳白云在报纸上的照片，活脱脱展示了一个飒爽干练的女强人。我不由的就想起了高大金跟聂楷喝酒时说的话，高大金说：“欧阳白云变了，咱同学谁也不认了，嘿，厉害着呢，一门心思往上爬，我劝你别死心眼，为了一棵树，拒绝一片森林，实在是太不值了！咱聂大博士是谁呀，姑娘都排着队等你体检呢！”根据报纸的提示，我很快就调查到了有关情况：
　　欧阳白云，女，中共党员，38岁(年纪不小了，还杰出青年呢)，原北京市××区计委副主任，现任“云河工业开发区”党委书记兼开发区副主任。
　　这些情况，实际上报纸上都有，我也知道机场高速路边上，有一个著名的工业开发区，就叫“云河工业开发区”。上了报纸的，能有什么好人？问题是聂大博士感兴趣，所以除了报纸上的情况，我还打电话通过朋友了解到以下情况：
　　欧阳白云，三十九岁，未婚，住扬林别墅，人称欧阳书记，外号“欧铁腕“，外引内联，精明强干，荣誉等身，名震一方。
　　我相信欧阳白云就是聂总当年的“偶像”，现在我们认为偶像就是“呕吐的对象”，但聂总对着照片无数次地细细瞻仰，没有一点要呕吐的意思。我推测这就像聂总当年记忆里的“卤煮火烧”，怎么想怎么美味，多年后再来寻找记忆，记忆会被现实无情击碎，记忆中的美味只在记忆之中。寻找记忆就是寻找失望，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同情那些漂泊多年后回国重温旧梦的老华侨。看样子欧阳白云比“卤煮火烧”景遇要强许多，聂总找不到“卤煮火烧”就改吃别的了，找到了欧阳白云聂总没有改找别的女人，他照样对着那张报纸发呆，而且发呆的强度并不因为时间而减弱。
　　当我兴致勃勃地把有关欧阳白云的“情报”报告聂总时，他竟然一反常态，冲我大发脾气：“林绿儿，你以为你是谁？谁让你调查她的情况了？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到底要想干什么？走走走，你给我走远点，离我远点！”我委屈至极，但我不可能像什么“小女子”哭哭啼啼地离去，他一反常态，我要保持常态，我的常态就是强力姿态。我提高了嗓门：“我干嘛要走远点？谁刚开会说的，要注意信息，信息就是效益，信息就是金钱！免费提供信息，你发的哪门子火！开发区的信息最值钱，你知道吗？还董事长呢，还总经理呢，一点都不知道善纳忠言！”聂总被我的机关枪地毯式扫射，干瞪眼没脾气，他还笑呢：“我说林绿儿，我可爱的大小姐，你都把我气迷糊了！你这是什么信息呀！还让我善纳忠言，驴唇不对马嘴，哪国的忠言啊？”“要不人家说忠言逆耳呢。”“我相信了！哎，林绿儿，听说你把古玩大街的两个老板整得够戗，一个还吃了你的弓弩，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那叫罪有应得！”“我这个老板什么时候估计也得被你给害喽！”“有这个可能性。”“你说，你说我怎么提防你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防不住的。”
　　实际上我知道，聂楷喜欢我和他斗嘴，也许是他回国后文娱生活单调的缘故，问题是他把斗嘴当作他工作的“调料”，虽然一盘菜没有调料不行，但菜谱上从来不写调料，这说明调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聂总拿我当调料，就是不拿我当盘菜，属于可有可无，这很伤我自尊。我开始体会到“跑官要官”的难处，当公司有了四辆车时，连一个小小的“运输部长”还是没把我考虑在内，这岂止是大材小用？简直就是大才没用。我真想拿弓弩射他，考虑到射死他我也不能取而代之成为“林总”，所以至今没有付诸行动，倒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暗箭伤了我。所以我暗伤遍地。
　　也许我可以“跳槽”，之所以我还没有跳槽，也许是因为我还没看见一个更好的“可跳之槽”，另一个原因只是作为一个原因客观存在，我是不承认的，这个原因就是符合我要求的人不多，我的要求是，副司机坐上坐着的这个人，必须有身份，比如是董事长，是总经理，是大博士什么的，也可能是我可以免费抽他的烟，还可能是我们彼此可以各自躺在车子的皮椅上，吞云吐雾，听他一会儿骂中国的体制，一会儿骂某个官员的操蛋，一会儿骂某个商人混球，一会儿又说老子不干了，我最高兴的是他说“林绿儿，找地方吃饭”，那时候我就可以由着自己满北京乱开，一会儿到五星级饭店吃个外国人把馅搁在饼肚皮上的馅饼，一会儿到街头吃碗过桥米线，如果他说吃卤煮火烧，我就会左开右转，最后他就会骂娘：“找不着算了！卤煮火烧都他娘的失传了！”你别看聂总在我的车里老是骂娘，出了车门，那叫一个“道貌岸然”，他也就是只敢当着我的面骂娘，我如果把我听到的说给旁人，恐怕没有一个人相信，甚至怀疑我是诽谤聂总。这让我很看不上他，所以想让我像其他员工那样对他毕恭毕敬，实在困难。
　　林绿儿到北京寻找生母刘拉索，大家都知道，她一开始的战略是“一网打尽”，现在她改变了战略，开始实施“定点爆破”，如果她一个一个单位地过，想必终会找到刘拉索，北京一共有二十九万个单位，一个单位查三年，二十九万个单位就得用八十七万年，因为有愚公做出了榜样，所以林绿儿已经算好查完二十九万个单位时，光荣正好落在了她第一万代子孙的头上。如果林绿儿的生育计划按照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的几何规律繁衍后代，定点爆破的速度将会大大提高。为此林绿儿绘制了一张图表，为此她也理解了中央为什么老是制订三年计划五年规划，有了计划，就会胸有成竹，谁胸有成竹的样子好，谁就能做领导，现在林绿儿已经看到了八十七万年以后的事，所以她的样子已经很像领导。一个卓有远见的领导是根本看不见眼皮底下鸡毛蒜皮的事的，刘震云看到了《一地鸡毛》，所以他当不上领导。
　　中楷实业早期的业务是做展板，前期制作依赖德国机械，后期制作遵循日本风格。那时候有活大家上，我活跃其中堪称骨干。后来公司的分工越来越细，我越来越无事可干。非常奇怪在那种情况下，我能坚持干到两三年，在一切新鲜感逐渐消失的时候，我内心越来越不安，有一个东西在体内蠢蠢欲动。
　　聂楷令我失望的地方有很多，比如我以为他从海外回来创业，我以为他至少已是百万富翁，其实他的资金，很可能连五十万都不到，所以一开始我跟着他，别说是酒席，连烤鸭也经常吃不上，五块钱一盒的盒饭，他还跟人家斤斤计较。穷人反而经常喝酒，比如洪胜。我就经常找洪胜他们喝酒。
　　事实上洪胜他们如果找到一个喝酒的借口，就会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他们喝酒当然不用借口，他们的借口主要用来说给我听，我基本上是每叫必到，跟他们喝酒的还经常有一些别的北京姑娘，但她们往往不能来的长久，可以说，跟洪胜他们喝酒的姑娘，是“铁打的林绿儿流水的北京妞”。按说洪胜他们对于我更是一点新鲜感也没有，但我就是喜欢同他们一起，有时候我也去找鲁提辖喝酒，但跟鲁提辖喝酒，经常喝得太沉重，比如他经常给我发书看，我不喜欢。在我看来，鲁提辖有病，他有太多的压抑感，以至于他会当着我的面发表政见，激动万分，长篇宏论，甚至失声痛哭，他一哭还会问一些小儿科的问题，比如“林绿儿，你能告诉我，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就回答说：“你是鲁提辖，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更多的是去找洪胜他们，他们从来不问我“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种问题，他们都很爱我宠我，我可以在他们尽情痛哭，受鲁提辖的传染，我也会边哭边问他们“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洪胜他们异口同声：“你是林绿儿，你想干什么我们都支持你干什么！”所以说，在一些文化人那里的问题，在大老粗那里往往能找到正确答案。当然我不能老哭，这不是扫人家兴吗？事实上我也没有老哭，倒是老笑，我有很多办法能把洪胜他们灌得酩酊大醉，我的办法不是耍赖，而是提倡公平竞争愿赌服输，有时候我们不仅赌酒，还赌菜，谁输了谁就得把盘子里的剩菜舔个干净。我最喜欢赌吃辣椒，因为他们在吃辣椒方面，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的车是聂总的专车，但他在周末基本上是不用车的――在这一点上，他跟“国产”老板大不相同，国产老板周末最忙，他则坚持周末休息，甚至耽误了生意在所不惜，所以多年以后，他还没有爆发成暴富人物。周末他经常缩在他的公寓里，那个公寓似乎是他的密室，因为他从不让别人进去，他也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倒是进去过几次。那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要说有特别之处，就是特别荒凉，毫无生活气息，类似于庙里方丈的修行处，满墙满地的经书，至于电脑和跑步机，这些玩意儿也许现在的方丈房里也不缺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决定真的离开聂总，离开中楷实业。这件事也许不是根本原因，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跟随聂总的每一天，都在耳边响着：“离开聂楷！离开聂楷！离开他！离开他！”在聂总面前，我的内力虚弱，要真正离开他，也许需要外力。那件事是这样的，洪胜的那个老母亲突然在夜里摔了一交后，开始等死，她拒绝治疗，认为自己寿数一到，该“走”了。洪胜悲痛欲绝，在执拗的老太太面前，他一点招都没有，他的朋友们也都没招――一个打定了主意要死的人怎么说都是值得敬佩的，她把死当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普通事情去做，就像她“天天做好了饭等待洪胜回来吃饭”这件事一样普通，也许她一生中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但她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她做得很好的标志是独立自主与人无干。在一个执意要死的人面前，原来再“坚强的活着”都是“苟延残喘”，再真挚的“孝道”都是无能为力。终于，一老一小在阴阳两间的交汇处洒泪而别。这样的老太太是我没见过的，所以我很是对她仰慕，十分后悔没有同她聊过天，没有得到她精神的精髓。比如我想问问她，什么时候会让人察觉到“自己的寿数已到？”
　　我和洪胜的那几个哥们儿承包了老太太的丧事，我积极性很大，决心让老太太死的有面子――也许老太太没有这么办丧事的要求，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打算把我们公司的两辆中型面包借用一下，在我找到聂总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这也是一个少见的现象，昨天晚上他一定是喝醉了。他跟谁喝的呢？我很少见他醉成那样，直到早晨还没醒过来，我看到他的身旁有一张报纸，报纸上有欧阳白云，是欧阳白云陪他喝的？怪不得喝成这个模样，面对欧阳白云，酒不醉人人自醉。也许聂楷还在做着好梦。我叫了他几声，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在他专用的信笺上写了几个字：
　　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车辆归林绿儿调遣。聂楷。
　　模仿聂总的笔记，对我来说同眨眼挠耳朵一样容易。
　　两辆中巴和一辆小卧车，我们用了两天，中间没人给我们打电话。洪胜老妈的丧事办完后，回到公司，公司的人都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也不一定是他们异样了，而是从火葬厂回来的我的眼光异样了。因为意识到异样后面隐藏着某种危险，所以我非常得意，刺猬只有在炸起刺来的时候才会得意。看到聂总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个客户谈话，我说“聂总，我回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刺猬，因为我正准备回击他的任何批评指责。聂总笑着，笑得我浑身的刺没地方搁，这种感觉很不好――很可能是我自做多情，把“私自用了几辆车”当作危险，这说明我希望把聂楷拖进危险的生活，问题在于聂楷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显得很没有意思了。聂总指着那个客户说：“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日本的川雄先生，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林绿儿小姐。”原来那人是个日本人，他的汉语说的不错：“林绿儿小姐，你好漂亮！”聂楷说：“我们正在谈合作的事，你做个记录吧。”
　　后来聂总又让我陪他们吃饭，我有些丈二尼姑摸不着头脑。不过也无所谓。饭后，聂总又让我陪川雄先生唱卡拉OK，我来气了：“你不陪，干吗我陪？”“我陪有什么意思？漂亮小姐陪着多来劲！”聂总笑嬉嬉地，“陪客人很正常嘛，我又不是让你当三陪小姐，至于吗？”“不行！除非你也留下唱歌！”
　　起先，他俩还唱了几个歌，聂楷的男中音还真不错，就像一台用久了还运转正常的质地不错的老马达。他俩甚至还合唱了一个《四季歌》，后来就成了我的独唱音乐会，在我的伴唱下，他俩喝了不少酒。
　　送走了川雄先生，我送聂楷。聂楷在车上突然说：“绿儿，你是个人才呀！”“才知道？主席早就说人才难得。”“你模仿我的笔迹很厉害啊。”――他终于发难了，真好。“那当然，我是谁呀。”“可惜我不是王羲之啊。”“模仿王羲之我也不在话下。”“你怎么不学点正而八经的东西呢？”“你的意思是你的字不正经？”聂总苦笑。“不但你的字不正经，我看你的人也不正经。”“这从何说起？”“假正经也是不正经。”“我怎么假正经了？”于是，我又模仿他开会时的讲话。聂总哈哈大笑。“绿儿，我送你上电影学院学表演怎么样？”“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只会模仿你一个人。所以只能演关于你的电影，而关于你的电影恐怕一个拷贝也卖不出去。”“谁说一个也卖不出去？我倒贴钱还不行吗？”“那我也不演，我年轻漂亮，你老态龙钟，我的牺牲太大。”“我有那么老？”“比老态龙钟还老。”
　　他沉默许久，叹口气，“唉，光阴似箭呐，年青真好。”他满嘴感慨万千的酒气。“老大徒伤悲了吧？”“我并不伤悲以前，问题是现在我还在继续伤悲！”“我认为你是自找伤悲，这可怪不得旁人。”“是，我自找。”“我真可怜你。”“我也可怜我。”说得我真有点可怜他了，于是我就跟他打气：“老爷爷你也不必太悲观，起码欧阳白云不会嫌你老。”也许一替欧阳白云他就烦，烦我也得提，更提。“林绿儿你别老欺负我不行？哪有司机欺负老总的？无组织无纪律。”“我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我炒你的鱿鱼！”“先炒为强，后炒遭殃，我先炒你，爆炒。”
　　聂楷看着我，脸上有了笑意：“林绿儿你是不是早就不想干了啊？”我最烦他看着我居高临下地笑：“笑什么？我早就不想跟你卖命了！”“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吗？”“你有什么地方对得起我吗？”他大笑，开心地哈哈大笑。“你以为你笑起来很好看？”我认为笑是对人的蔑视，他老是对我笑，说明他老是对我蔑视。聂总笑得更欢，“我笑的虽然不如你好看，但我有笑的权利啊。”“明天我不来了。”“我早就找好了新司机。”这一下轮到我笑了，笑可以掩饰我的愤怒。笑够了以后，我猛地刹车，让他在座位上颠起多高。我跳下了车，笑嘻嘻道：“聂大博士，我现在想请你吃一道菜，保证你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菜？”“林绿儿辣炒聂楷。”聂总又是一阵大笑，好象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他从副司机座吃力地挤到了司机座上，那辆宝马一起剧烈地晃悠着，绝尘而去。我在夜色之中，哭了好一阵子，没人理我。最后我一身轻松，漫步大街，满街的灯火，我不停地走下去，并且使劲吆喝“上好的辣炒聂楷谁吃啊，刚出锅的辣炒聂楷味道好极啦！”
　　后来我开始跳着走路，虽然我没穿弹簧钻天鞋，但我跳的比任何时候都高，警察都管不了我。不知道跳了多久，我看见了一所大学，雕像大学，看见雕像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天已经大亮。鲁提辖并不住在大学里，他租的房子在校外，但不远。把鲁提辖从他的床上赶走，我倒在他臭烘烘的床上大睡，但愿长睡不复醒。但愿长睡不复醒。我睡着了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那个人流泪也好，狂笑也好，我控制不住她。
　　林绿儿到北京寻找生母，来的时候她像个刚出水的红鲤鱼活蹦乱跳，又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拳击手乍上拳击台，原本她是希望她的生母刘拉索早已戴着拳击手套在台上正对她虎视眈眈，事实上林绿儿打遍京城不是无对手而是找不到对手，拳拳都打在了棉花套子上――刘拉索连棉花套子都不是，这就导致了林绿儿的重拳只好打在空气上，而再伟大的拳击手也是打不过空气的，所以她现在不像拳击手了，像一只懒猫。大家都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林绿儿现在就是一个孤独的巴掌，刘拉索做为另一个巴掌，总也不现身，所以即使林绿儿这个巴掌练成了铁砂掌，照样无济于事。后来她索性把这个巴掌收起来。这时候她还是像一只懒猫。
　　此刻，这只懒猫就睡在雕像大学不远的一个铁架床上。睡在铁架床上难免做出与铁有关的梦，她梦到自己的手臂变成了铁臂，类似于铁臂阿童木的那种，她站在一个高高的旗杆上，铁臂一挥，天下响应，于是她发出了最高指示：打倒刘拉索！把刘拉索批倒批臭！如果林绿儿真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相信即使刘拉索钻进耗子洞，也会被革命小将揪出来。但林绿儿即使把铁臂挥成麻花，也没有一个北京人听他指挥。所以她只能挥着手臂，口中嘟囔着自编的革命口号，踯躅在雕像大学里。
　　我在昆明的家，在搬入烟草店之前，也是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当然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虽然广为人知但是毫无特点，根据它的特点，我为它起的名字叫做“狗屎大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所大学里遍布石头，这些石头不是天生的，是学校花了巨款购来后安放在这里的。我曾经数过很多次，但总是没数清到底一共有多少块石头。如果采取分区累积的办法，相信我是应该数得清数目的，但是，往往数着数着我就数不下去了，因为越数越觉得这些石头，像一墩又一墩黄不溜啾的大狗屎厥子。既不圆，也不方，更没有一块称得上光滑平整，特别是它们一个个坑坑洼洼，面黄肌瘦，奇形怪状，更兼窝脖缩腰，忸怩作态，还无处不在，充斥校园。这些石头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了字。实际上时间长了，有些石头上确实盘踞了一些狗屎，但狗屎毕竟不能长久，永垂不朽的还是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字又以“狗熊校长”的得意之作居多，之所以称他为狗熊校长，除了他长得胖外，还因为他的两只胖手上都长着长长的毛。这位狗熊校长对数字特别有研究，比如经常在学校里郑重颁布三关心、四不忘、六规定、七庆祝、八不准等等等等。据说为了凑足这所大学的“十大建筑”，他亲自给室外唯一的一个公共厕所设计了一个大鹏展翅式的门脸，这个十大建筑之一被命名为“清风夕照”，果然太阳经常斜照在那个大鹏的翅膀上。所以这所大学的人管上厕所不叫上厕所，叫“清风夕照”。据说狗熊校长的独巨匠心不仅仅在次，如果你乘座飞机俯瞰校园，这些石头就是一个巨大的繁体“学”字，狗熊校长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在太空中看地球上的人造奇迹，除了看到长城，大概就数得着这个由狗屎石头组成的“学”字了。
　　对于狗屎，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实际上通过这些狗屎石头我认识了不少汉字。有一些石头上字的意思至今我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望月有德”，“坐看云起”，“有真意”，“草自青”，“神有觉”，最奇怪的在我看来有两块石头上的字：一个是“眯”，另一个是“苟拾”。可见，想到狗屎的不光我一人，之不过“苟拾”比“狗屎”的境界强老鼻子了，这就是教授与文盲的区别，实际上我也经常奢望能到教授的高境界里参观学习。
　　在苟拾大学里还有一个妙处所在，我称之为“变态园”。变态园实际上叫“松园”，松园并不大，估计连泰山上“五大夫松”的一大夫也装不下。实际上这里装了四十棵松树还多，这些松树无一例外地变态，而且是极度变态。它们没有一棵是好好站着的，不是九曲胳膊麻花腿缩头藏脑，就是背锅腰头点地委曲求全。变态园虽然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一看到这些松树，如果不放声大哭，我就会无比难受。但这并不防碍无数人在此流连忘返――如果“物以类聚”成立，这些人一定也是些极度变态之人。我的这些看法并不能招致这些人生气，因为他们在数量上远远大于我，在有一点上他们不用开会就能取得惊人的一致――“林绿儿才是一个变态的小混蛋！”
　　难以启齿的是，在松园里那种“无比难受的感觉”，在另一个地方我也有，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在我家里，我认为我的姥爷林教授和我的母亲林雨书是变态，我的姥爷林教授认为我和我的母亲是变态，我的母亲林雨书认为我和我的姥爷是变态。这倒符合社会现状，人人都认为除了自己正常，别人都或多或少地变态。所以医院里急需的一台仪器，也许是“变态测定仪”。因为没有这台仪器，到底谁变态，难有公论。比如我们家，1：1：1，大家打个平手。如果有人说“是啊，文革时要是有这么一台仪器，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此言差矣，这么说显然是低估了“革命人民”的能力，这台机器和发明机器的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很可能比垃圾的命运可怜十倍，被测出“变态”的“革命人民”会豪情满怀地说：“如果革命需要变态，我们就一辈子变态！”所以，如果以为一台机器会轻易改变人，显然属于十分幼稚的看法。
　　我的母亲林雨书在我看来变态十分的严重。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她偏要说是，这显然是不顾客观事实，落入了想当然的唯心主义泥沼。我根本不爱学习，她偏要说我天赋极高，清华大学一定会聘请我入学。如果我要天上的月亮，相信她也会学习嫦娥奔月――在我身上拼命地做她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变态。她的变态还是双重的，在我身上大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她又拼命地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本来力所能及的是把姥爷这个“包袱”推给学校，但她非要大包大揽。她本来力所能及的是能当上图书馆的干部，却甘心情愿地只当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本来力所能及的能把那个冯主任搞臭，却自己更委屈地被冯主任陷害，降格当了图书馆的清洁工。我对她的变态极不满意，甚至到了满腔愤恨的程度。所以，跟她对着干，成了我的一项基本生活原则。如果我的母亲林雨书往东走，我一定会往西走。如果她说西瓜是圆的，我就会说西瓜是方的――多年后，我在北京就见过方型西瓜，可见我的母亲林雨书是多么的孤陋寡闻。我的母亲林雨书的可怜之处还在于她一辈子没有发现或者说承认“我跟她对着干”这个事实。她如果是个聪明人，她如果真想让我上清华大学，她就应该说：“林绿儿你千万别再学习了，你永远也不可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因为要和她对着干，也许我就考上清华大学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她有多么笨。她总是那样，一刻不停地关心我，絮叨我，这招致了我更大的厌恶。
　　历史一再证明我对她的鉴定无比的正确。在她一辈子路过的任何一个路口，她都做出了不正确的选择。就我所知的事实，我可以大概叙述一下：林雨书应该说是很有来历的，她出生在美丽的莱茵河畔，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是一个荷兰籍华人，我的姥爷林教授看来是有一套的，他在德国留学时泡上了我的姥姥，就在我的姥姥生下我的母亲林雨书之后不久，他们一家三口就兴高采烈地回了国。我的姥爷为此在苟拾大学心高气傲，趾高气扬，我的姥姥在苟拾大学教外语也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我的母亲在苟拾大学什么也不干还蹦蹦跳跳嘻嘻哈哈。这还不算，我的姥姥的父亲，也就是我母亲的姥爷――我是不是该叫老姥爷――一个荷兰籍华人老头白闯了一辈子世界，死后还把自己的存款捐献苟拾大学建了一个新图书馆。瞧这一家子，不管是身在中国，还是身在欧洲，全都鬼迷心窍，心向苟拾。心向苟拾能有个好吗？最后他们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狗屎命运。
　　就我们一家三口的形势来说，类似于三国演义，我的母亲林雨书如果往东走，我就会往西走，这一点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姥爷林教授往哪走就不是肯定的。他可能往东，也可能往西，还可能往南，我认为这说明他没有原则，他自己说他得审时度势，他管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惜这个识时务的俊杰，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狗屎命运。我的姥爷是地质学的教授，说他识时务，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他总是带着我美丽的姥姥游山玩水，然后还能想办法公费报销，据说我姥姥为此很不高兴，我的姥爷就拿出那些十分吓人的关于中国地质变迁的论文来加以炫耀，这些论文的作者署名不只是有我姥爷，还有我姥姥。我姥姥虽然对此更不高兴，但却养成了关心地理的习惯，她不光关心地理，后来还对天文兴趣高高。我的姥姥毕竟是外国长大的女孩，她不懂“一荣俱荣”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十分浅显的道理。所以，当她看到自己翻译的两本关于天文学的科学小册子上，翻译者的名字一栏列有三个名字时，几乎闹翻了天。尽管那两个名字不是外人，一个是他的丈夫，一个是她的女儿。她指着我的姥爷林教授的鼻子几乎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串德语，翻译成北京话的意思大概是：“怪不得你丫这么热心给我张罗出版的事呢，原来你惦记着剽窃我的劳动成果！”这同样让本来兴致高涨的我的姥爷大为光火，但他明白要让我的姥姥――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自私自利的女人明白这些道理，还需要做艰苦卓绝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所以他以极大的耐心把博大精深的道理尽量说得具体，比如：“如果把林雨书的名字加上，林雨书就会成为全国，至少是云南最年幼的翻译家，这对于林雨书将来上大学的帮助作用将会无可估量。”我的母亲林雨书虽然在我的姥姥的教导下，外语练得同汉语一样溜，但她基本上也属于“不识时务”。她同我的姥姥一起，跟我的姥爷开始冷战――正好同当时国际上东西两个阵营的冷战相映成趣。
　　同日新月异连攀新高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起来，资本主义思想实在是难以理喻不可救药，这从我姥爷对我姥姥的教育效果就可看得出来。当一场风暴来临时，我的姥姥坚持错误冥顽不化，还自作聪明指点东西，连我姥爷的“揭发帮助”她都置若罔闻，其可悲之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她最终以“割腕自杀”的形式表示自以为十分强烈的抗议，但她的抗议在大家看来只能是螳螂挡车垂死挣扎，更能招致最终的身败名裂。关于我的姥姥割腕自杀的故事，虽然我知之甚少，并且少有人提――苟拾大学里似乎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或者说好象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这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我也是经常可怜巴巴地被自己置于广大人群的对立面，所以我对同样可怜巴巴的她有了一种认同感，我经常想象她割腕自杀的场景，我很想找到她的感受。所以割腕对于我，类似于遗传的效果，有了一种强烈的诱惑力。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姥姥，我也不是她的亲外孙女，但我把割腕当作了一次对她的纪念。这就是说，我也割过一次腕，但我没有死，这说明我不如我姥姥这方面的信心足、水平高。我多少体验到了，那是一种强烈的快感，虽然伴随着一种强烈的凛冽和寒冷。
　　我的母亲林雨书对我姥姥的死最有发言权，但她从不发言。甚至当她从内蒙回来后，对于给我姥姥“平反”这样的事都无动于衷，也真对得起苟拾大学众人给予她的“傻瓜”称号。她祭奠我姥姥的方式，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每逢我姥姥的忌日，她就会一个人关在屋里，虔诚而且不停地朗读英文，就像一个圣教徒朗读圣经一样，一开始她的朗读会持续哽咽，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流利异常，那时候，我母亲林雨书朗诵英文的声音，我觉得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女播音员的声音更清晰，更动听。实际上我姥姥的英文不如德文好，遗憾的是我的母亲不会德文。
　　我的姥爷林教授并没有因为站在我的姥姥的对立面而混入“革命队伍”的行列，他以“牛鬼蛇神”第一名“牛”的身份被关进了牛棚。关于他的故事倒是也有很多版本，但我不知道信哪一个。我只知道他在图书馆的顶层，在一场“斗争现场会”上，被热烈的群众“挤”下了图书馆大楼。要知道，那座图书馆正是他的资本家岳父捐赠建立的。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善于自食其果，资产阶级建立的任何东西都是为自己掘墓。我的姥爷没有完全享受他的岳父为他掘的“大墓”，他被“挤”下图书馆大楼，只是落了个半身瘫痪的结果。所以当后来在北京听到鲁提辖说广西某地让“牛鬼蛇神”挖完了树坑后，直接让“牛鬼蛇神”们自己躺进了自己挖的树坑，我是相信的。
　　我的母亲林雨书没有因为自己的大名上了我姥姥的翻译作品而被任何一个大学看中，相反她到成了下乡知青中需要被“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物，所以她在知青点的工作就是掏粪。实际上我的姥爷林教授以自己的瘫痪身体为要挟，痛哭流涕地对校方要求过挽留我的母亲在他身边。我不知道是校方的意思还是我母亲的意思，反正我的母亲还是去了哈桑音草原。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哈桑音草原掏粪掏到了什么，我只知道她在草丛中捡到过一个弃婴――林雨书说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但也值得怀疑，因为鲁提辖说我是他老妈捡到的，综合起来看，我只能告诉自己，我是被人――不是鲁提辖他妈就是林雨书捡到的，如果这个事情还不是真的，就无法解释我的来历。我如果被抛弃到了粪池里，林雨书捡到我的可能性最大，为什么都说我是从草丛中捡到的呢？是不是出于卫生考虑？我怎么对粪池一点印象没有，而对草丛念念不忘呢？
　　因为我没有来历，所以我很可能没有去向。对于我来说，“从来的地方来，到去的地方去”这样一句妙语，实在是一句最大的屁话。
　　林绿儿到北京寻找生母，认识了不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之所以叫做“知青”，是因为他们有了知识，因为他们有了知识，他们缺乏的当然就是没知识，所以他们应当接受没知识人群的再教育。这个事情比较新鲜，所以叫革命，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叫大革命。因为他们有幸参加了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所以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当然包括革命高潮时期在草原掏粪的林雨书和在草原当模范的刘拉索。一场伟大的革命之所以伟大，通常有一个硬指标，那就是必须有成千上万的人牺牲或者被牺牲。本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是鲁提辖帮我提高了认识。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很多关于那场革命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但那上面死一个人很不容易，还往往引出情节的高潮部分。对此我感到十分的神往，比如有一个反映那场革命的电视剧，一开场就是暴风骤雪跌宕起伏，还有一个苍凉的声音唱着什么“下雪了天晴了出门别忘戴草帽”什么的，真是有点动人心魄，让我顿时感受到了发配沧州的豹子头林冲在风雪草料场时的感觉。
　　有一个问题是，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革命的肇事人所说所讲，跟我所想象的又完全不同。比如高大金做为北京知青，我无数次听到他和他的朋友特别是知青朋友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们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故事，但主要内容似乎都是――如何采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等等战术偷取牧民的鸡鸭牛羊――如何在各地知青的打架中比勇斗狠以少胜多――如何唆使一头马强奸一头骆驼以及如何偷看女人洗澡――之类的革命故事。这伙北京知青还有一个故事，总是男知青们每见必提的故事，那就是“比武拉灯绳”的故事，说的是他们把宿舍里的灯绳系在家伙上，比谁的家伙拉灯的次数更多。――这就是革命？所以每次看到“革命”这个词，我就如同看到一个撅着屁股的屎壳郎，对林雨书和刘拉索参加革命的羡慕也因此大打折扣。后来阿富汗有一个叫“拉灯”的恐怖分子头目，把美国的世贸大厦撞烂了，高大金他们拼命地互相打电话，在电话里“拉灯！拉灯！”个没完没了。高大金在我心目中雷锋的形象也一落千丈。
　　看样子鲁提辖真是进了城忘了本，他忘本的标志是他忘了自己是谁，更忘了他要干什么。相信他依旧在草原上辛勤劳作的老母亲会因此抽他两鞭子，说这些话，是因为我在他的《采访札记》的扉页上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那句屁话：“我是谁？我要干什么？”
　　虽然我出生在文革时期，除了憧憬，实际上我对文革毫无知觉。凭当初纯自然的感觉，我到是很喜欢文革，现在他们管文革叫“动乱”，不动不乱就不好玩，不动不乱就不可能有我林绿儿，所以我希望文革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至少还会出现一个或者一些像我这样的文革中的弃儿，我们的队伍就会壮大，我们很可能呼啸成群，甚至改朝换代。
　　鲁提辖似乎并不这么看。我在他的床上醒来后，先是回忆梦里奇怪的景象，梦里我看到聂楷的大皮鞋在使劲地踩油门，但油门就是没反应，那是因为他的大皮鞋已经被我架在大火上烤成了酥煎饼，酥煎饼当然踩不动油门，我当时隐在暗处，笑翻了天。一边回忆梦中景象，我一边扫视鲁提辖满屋子的东西，主要的东西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大都是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籍，材料，录音带和照片。
　　随便打开鲁提辖的本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极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一九六七年十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同年十一月，某县民兵枪杀六十九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是一百七十六户灭绝；同年八月，军队和一群众组织进攻另一群众组织，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二人，俘虏八千九百四十五人，光天化日之下，又枪杀俘虏二十六人；同月，军队联合十县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抓捕一万余人，枪杀一千零一十六人。”
　　“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脔割肢解、煮熟分食牛鬼蛇神’，仅在武宣县，被吃者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被挖心肝的五十六人，被割生殖器的十三人，被全部吃光的十八人，被活割生剖的七人。武宣中学在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被批斗者煮熟分食。”
　　“一九六八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顷刻间杀人达三百多名，一个公社将选定的三查对象派上山去挖树坑，挖完树坑后一阵乱棒，将三查对象打死在自己刚挖好的树坑内。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二百七十余名。”
　　“一九七七年，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被处以极刑后，暴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其同案犯钟海源遭遇尤其惨烈，一九七八年，她在被押赴刑场前，被兽针注射了三剂特种针药，刑场上她又被打了不能致死的一枪，枪响后，三四个军医把她抬进了车蓬，刀光下，她的活体肾脏被取出――据说是为了某高级军官的儿子治病用――血肉模糊、白骨森森的钟海源随即被弃之于地……”…………
　　我实在翻不下去了！鲁提辖的《采访札记》，想必是一个杀人狂编出来的。杀人狂不愧是杀人狂，饶是见多识广、胆大妄为的我，照样被杀人狂唬得后脊梁冷风飕飕，脑瓜顶毛骨悚然。――同那些人札记中的人比起来，文革中我的姥姥、姥爷、我的母亲林雨书甚至高大金刘拉索之流的遭遇，实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采访札记》的最后一页，是歪歪扭扭的两行红字，不像是用笔写的――莫非，鲁提辖也会割指血书？
　　三十年无祭！强烈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本来我是边骂着聂楷边到鲁提辖这来寻找僻静的，他这里不但不僻静，反而血迹斑斑，杀气腾腾，现在看来满世界真是没有一个干净地方了。白茫茫大地真不干净！
　　唉，人人都和我做对。――鲁提辖，到底你想干什么？那些过去的事情，究竟跟你有嘛关系？我很想扯起鲁提辖的耳朵――瞧瞧你混的这个样子，还大学教师呢，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妞无一个。整天捣鼓这个，一分钱挣不到不说，还搭进去不少钱，搭进去不少钱不说，还耽误了青春大好时光！耽误了大好青春时光不说，还落了个万人嫌，落了个万人嫌不说，还让我林绿儿再也不想到你这里来了。哼，你这个样子还去教学生？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人放心。啊，不服，这还用讲道理吗，道理在马路上明摆着很明白吗？我还可以给他举一个例子：我刚刚在马路上亲眼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辆车和一辆自行车相撞，一死五伤，当然现场会有黑鸦鸦一疙瘩人，还有一些人感叹“真是惨不忍睹！”但等我从邮局里呆了没十分钟再出来时，那个地方的一切，已经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了，车水马龙，人欢马叫，如果有一个人这时候还在那里杞人忧天式的妄图恢复刚才车祸的状况，他就会被认为是傻逼，是白痴。鲁提辖，莫非你就是真的想做那样一个傻逼，一个白痴？搞这些玩意儿的时间，你出去卖卖假文凭盗版书什么的多好！
　　谁知道这时候鲁提辖成了敲不动的羊脑壳赶不走的马拉车，把他放在雕像大学真合适，他不就是一个雕得不怎么成功的雕像吗？――连蔫不拉几的鲁提辖我都说不服，气得我都说不下去了。
　　似乎他把我还给说服了，因为我张口就来的是他札记上的那句话：“我是谁？我要干什么？”
　　“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前文说道，林绿儿人生第一个大问题是考虑“是人还是鱼的”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考虑“人是什么？人要干什么？”的问题，她虽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但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搪塞自己的答案：“我是林绿儿，我要寻找生母。”
　　现在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林绿儿除了发现原来鲁提辖也有同样的问题外，对自己原来的答案也产生了某种疑惑。事实上这几年林绿儿更多的是考虑她人生的第三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对别人未必是问题，或者说别人未必把它排名人生问题第三大，这个问题是林绿儿自己想出来的，林绿儿想出来的问题经常是没有答案，或者说有答案又经常被她推翻。这个问题就是“是非”问题，或者说是“什么对什么错什么不对不错”的问题。也就是说林绿儿妄想让自己“明辨是非”。
　　鲁提辖曾经给林绿儿开了不少书单，让她好好学习，在鲁提辖的眼里，林绿儿就是一个不能明辨是非的人。如果一个人判定你不能明辨是非，那么这个做出判定的人一定是明辨是非的，实际上鲁提辖并没有给林绿儿留下明辨是非的印象。林绿儿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自己真的不能明辨是非，否则她一定会知道鲁提辖的道理对不对。为此她偷偷地钻研了不少书本，也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著名人物或者高级领导的所言所为。但她没得到结论。林绿儿经常为此想入非非，从穿衣戴帽嬉笑怒骂想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从人类整体到张三李四个人，特别是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思来想去，如何为是，怎样是非，是是非非，一会儿是，一会儿非，非连着是，是连着非，似是而非。一方面林绿儿为没有机会遇见明辨是非的人而惶惑，一方面林绿儿为自己不能明辨是非而苦恼，这好象也是一个迷宫，林绿儿尽管自己可以建造迷宫，但她又不能像建造迷宫一样随便开一个口说“这就是走出迷宫正确的道路。”林绿儿认为这也许要归罪于人的大脑，一个人只有一个大脑，除了白痴植物人，人与人大脑的区别，大概只是量与量的区别，莫非大脑只有在上帝那里发生了质变？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上帝的大脑同样值得怀疑，除非上帝知道明辨是非的道理而故意不告诉我们。
　　林绿儿到北京寻找生母，据她的推测，她的生母应该是这个模样：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体重在五十公斤上下，头发黑似鞋油，皮肤白如酸奶，五官像“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孟广美，身材像“新丝路”的模特陈娟红。按这个推测去找，虽然找不到这个人，但不能说就找不到与之相象的人。比如欧阳白云，她就像极了这个人，虽然现在她已四十出头，但还是能把她扣在这个模子里，并且基本合适。林绿儿很想告诉自己，“就拿欧阳白云当生母得了！”这样林绿儿就能安下心来，考虑找到生母以后的下一步行动。这时候，她就越想越觉得欧阳白云就是她的生母，从眼神，到动作，从知觉，到感觉。如果把欧阳白云当做生母，妄想跟欧阳白云咪西咪西的聂楷就可能处在了可以当林绿儿“父亲”的地位，这难免会让林绿儿哑然失笑，“气死父亲”，对于林绿儿来说，既是所愿，又是所能。这其中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足以让林绿儿大失所望。欧阳白云和刘拉索本来就是当年北京四中的绝代双娇，高大金说聂楷当时同样是男生当中的佼佼者。这伙人弄在一起本来应该发生一些故事的，事实上确实发生了一些故事，比如欧阳白云和聂楷这一对金童玉女郎才女貌，在当时四中就人人嫉妒得要死，俩人也许是为了平息众人的嫉妒之火，后来终于遂了众原分道扬镳――聂楷不死心，就闹成了现在剃头担子一头热的状态。刘拉索和欧阳白云做为绝代双娇，她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几乎等于没有关系，据说是因为我的生母刘拉索心高气傲，她不把所有的同学放在眼里。我认为这么说同样是嫉妒的表现，也从侧面说明我的生母刘拉索志向远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聂楷和欧阳白云虽然没有上山下乡，但是聂楷出了国，他就和欧阳白云分开了，高大金虽然和刘拉索一块上山下乡去了草原，但回城后他们就再没互相见过面，这就是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真实写照。我也问过高大金当年有没有追求过欧阳白云或者刘拉索，高大金说“她们哪看得上我呀，我出身贫寒，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按照高大金的说法，当时的欧阳白云和刘拉索对他来说，相当于猴子看月亮，即使他想捞一把，结果也不过是水中捞月。
　　聂楷很懒，他从不打听别人的事。所以至今为止，他还不知道我来北京是为了寻找生母，他更不知道我要寻找的生母，就是他的中学同学刘拉索。我曾经问过他关于刘拉索的情况，他好象提不起什么兴趣，可见，他当时满脑子只有一个欧阳白云。我问他“你看我长的像你的同学刘拉索吗？”他想了半天，摇摇脑袋说“不像！”所以说，在这些人的生活里，好象已经把刘拉索择了出去。聂楷对刘拉索的漠视和无知也让我感觉受了侮辱一般，这是我很不愿看到的，所以我要离开他。
　　危难时刻见真情，高大金总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实际上他长的也像雷锋，他俩的共同点都是因为爱帮助别人而显得无比高大。在我动了离开聂楷的念头时，他就带着我离开了。高大金还是开着那辆银色松花江小面，当初他还说是借的车，原来车就是他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爱露富，有的人不爱露富，中国人似乎后一种人居多。我跟着高大金驶进了“云河开发区”――就是欧阳白云所在的地方。开发区内的气派果然不同，大片的绿地，宏大的厂房，工业重地却不见一根烟囱，像一块块干净的大蛋糕。“林绿儿，你想要哪一块地啊？”
　　林绿儿24年秋，开发区里热闹非凡，热闹总是有缘由的。这次热闹的缘由就是开发区招商引资第二十一个项目正式投产。开发区第二十一个项目是一家中日合资项目――生产专门外销的“JVC电器合成外壳”。这个公司的名称叫做“楷得JVC有限公司”。
　　剪彩仪式的主持人，是一个靓丽夺目的小姐，她光鲜的衣着，光滑的皮肤，皎洁的面容，青春的身材，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对这个人相当熟悉，因为熟悉，我对她装模做样的姿态甚感可笑，甚至多少有些陌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人名叫林绿儿，而林绿儿不是别人，就是我，我有时候会装出一幅样子，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这时候我的称谓叫做“楷得JVC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本来高大金是想让我担任“副总经理”，但我改了主意，没有胡子我也要谦虚一把。对了，高大金就是公司的中方总经理，日本人川雄叫做日方总经理。
　　剪彩仪式上还有一个人惹人注目，她的名字叫欧阳白云。她跟我的关系是老美女和小美女的关系，就她现在的样子看，当年她的容貌绝不在我之下。作为开发区党委书记兼开发区副主任的欧阳白云，代表官方出席了我们公司投产的剪彩仪式。她的威望和声名甚至在那个原来担任副县长的开发区主任之上，从现场就可以看的出来，她威严而得体，见多而识广，特别是她偶尔扶腰一动时洋溢出的动人风姿令人恍惚，也难怪整个开发区的工作人员都以她为骄傲。只要有开发区的人出席的酒会上，大多会谈到她，欧阳白云，欧阳书记，欧铁腕。作为一名老处女，谈到她的时候很少流言蜚语，这一点殊为难得。难得归难得，大家不免还是多少会有所揣测――这也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养成的互相关心的好习惯。有的人说“她一定是左挑右捡耽误了”，有的人说“人家想的都是大事，男女之事根本不在人家的考虑之内”，有的人说“听说她曾经爱过一个人，那个人死了，她就终身不嫁”。这些传言多少说明，聂楷为她至今未娶是值得的，因为她一没嫁人，二没乱搞。至于“一没嫁人二没乱搞”值不值得，只有欧阳白云自己知道。我认为不怎么值得。
　　惭愧的是，楷得公司实际上中方的投资来自于聂楷和他的中楷实业，也就是说楷得公司还基本上算是中楷的分公司。这种状况就等于是我并没有离开聂楷聂大博士，如果我是孙猴子，他算得上是如来佛，我没有跳出他的手掌心。虽然我转了好几回心思，但我还是决定屈尊进入楷得公司，也就是说没有跳出聂楷的手掌心是我自找的。但我有一个野心，要跟高大金一起，把楷得公司办好，最好是超过中楷，反客为主，让聂楷尝尝我小司机的厉害。
　　作为中方投资人，聂楷没有出现在剪彩仪式上，这可以理解为他对高大金极其信任，或者说想突出一个事实，就是高大金就是中方唯一的最高统帅。其中还有一个理由我隐隐约约觉出来了，那就是聂楷和欧阳白云之间的渊源，这个渊源阻止了他们的面对面，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只能出现一个人。这是很奇怪的。我不知道原因。我的看法是“有什么不能面对面的？”看样子成熟的人做事未必成熟。高大金高总经理完全没有了一个文物贩子的面貌，他甚至还弄了副银丝眼镜戴上，似乎要显示现代跨国企业的高层次高品位。日本人川雄似乎并不像我和高大金那么激动，他好象在看一出戏，尽管他表现的很谦恭有礼，日本人骨子里的那种傲慢还是感觉得出来。
　　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生产十分简单，依据日方的定单，把日本的机器开动起来，就成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的状况按洪胜他们的说法就是“条顺”了。产品全部外销，产量依据定单，定单有日方提供，所以我们不很忙，很不忙。公司的头等大事就是质量。我们有十位质量员，分管十个关口，最后的质量的由川雄和他的那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外号“武大郎”的日本人把关。说起来中国人都会觉得可笑，公司最后一位质量员的任务是教育员工如何扛箱子，他就像军训一样训练员工在扛箱子时，左手以什么角度托箱底，右手在什么位置以多大的力量按住箱子的哪个部位，往集装箱里放箱子时候的标准是没有一点声音，质量员测定没有声音的标准是他要听得见他手表的秒针响，否则，违规，违规就要处罚，违规次数一到三次，开除。当对公司的来料、生产、审质、审计、报关等等都无比熟练的时候，我除了担心国际市场上日本电器的行情外，无事可做了，连担心都是多余，因为国际市场不在我的操纵范围之内。你可以想象我又开始觉得乏味了，连高大金都经常做在总经理椅子上东张西望。高大金一段时间内对绿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东跑西颠，广引博种，弄的公司像花园一般，他的办公室成了花房。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拿个水壶给花草浇水。我则对公司的形象产生了兴趣。公司的标识和大门的设计都是日本的泊来品，我知道日本人固执，不敢轻易下手，我先在工人的工作服上动脑筋。我偷偷地请教了不少设计师，最后从太空人身上取得了灵感，设计制作了一种银色太空服，男员工穿上潇洒大方，女员工穿上清爽利落，再配上公司的胸牌和职务臂章，在整个开发区引起了轰动，员工们下班后都舍不得脱了。川雄和武大郎对这款工作服极为赞赏，“腰细腰细”日本话一大堆，这俩人高高兴兴地一人做了三套，有事的时候穿，没事的时候还穿，日本人就是团结，他俩人老在一起，就跟一对同性恋似的。他俩除了周末爱去打高尔夫球外，还爱练太极拳，不但自己练，还动员了不少员工跟他们一起练，后来川雄还带领楷得公司的太极拳队在开发区文化节的开幕式上露了一脸呢。日本人武大郎对我格外友善，他的办公室是个套间，里间里全是他画的油画，我对没干过的事情都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我跟他学了不少画油画的本领，顺带着我还学了不少“鬼子话”，当然他也不亏，跟我能学到十分地道的汉语。我从油画中获得启发，认为楷得公司建筑形象没有做到与众不同，淹没在开发区里千篇一律的齐刷刷一片白里，对于我们领导来说实在是一个失误。为此我给公司设计了四种颜色，院墙和绿地地墙用鲜绿，办公楼用天蓝，厂房用银白，附属设施用粉灰，有了工作服的先例，再加上武大郎的极力赞成，川雄没有反对，高大金更不用说了，他比聂楷好说话多了，“你林绿儿想干的事，我什么时候反对过？”真有老总的气派！公司的“颜色工程”完毕后，效果很好，还在开发区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些其他的公司也纷纷效仿，气得我够戗。我开始琢磨还有什么招数能出奇制胜，我决定开办公司电视台，办公司日报，后来我又否定了，我开始觉得楷得公司太小了。我们公司第一年纯赢利是二百四十七万。中方所得是八十二万。第二年，扩大了规模，又上了一条生产线，预计利润至少可以翻翻，这都是看得见猜得着的，所以依然没什么意思。
　　高大金经常带领我去向聂楷汇报工作。那时候高大金就会穿上最贵的西服，我会穿上最漂亮的套装，聂楷看到我们就会眉开眼笑，仿佛老家来了亲戚。看得出高大金对聂楷相当尊重，作为发小、同学，从不抢聂楷的先，但他也会忍不住和我一唱一和，把公司的情况从生产到管理到运转到兑现，说的一片大好，没法再好。高大金总是不忘夸奖我，把我说成了开发区的区花，公司的骄傲，生产的能手，改革的先锋。高大金对聂楷的尊重和我对聂楷的不尊重相映成趣，我颐气指使，胡说八道，为了压制聂楷，我就会说伟大的高大金高总是多么得知人善任，英明果断。可惜聂楷一点也不生气，总是说“好好，我给你俩加薪！”高大金就说“你老给我加薪，我就得老请你吃饭。”吃饭的时候，高大金就会把眼镜摘下来。自从在公司剪彩的仪式上弄了副象征文化的银丝眼镜戴上，树立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后，那副眼镜日后就成了他的负担，摘了吧，不好，不摘吧，难受。这时候我就忘了跟聂楷的对立关系，一同猛烈地嘲笑高大金和高大金的眼镜。
　　进入楷得公司，我认为是聂楷事先安排好的。也许他早就把我当成了一个“棋子”，我在中楷实业的三年，什么都干过，就是没干过领导，他可以说这是有意识的“锻炼”我，“培养”我。莫非他早就预见好了有一个日本公司会来和他合资办厂？所以当我进入楷得公司的领导层以后，他认为我一定应该对他的“知遇之恩”感激涕泠。现在离中楷有了距离，我从局外一看，果然发现自己在中楷像一个傻乎乎的“棋子”！向哪前进，什么时候前进，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如果说聂楷就是那个棋手，公司的另一些人则像观棋之人，作为棋子的我竟然懵然无知！实际上这些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但我何必跟聂楷一般见识？我同样有很多办法可以制他，只是在制他的“度”上难以把握，如果一不小心把他制没了，我不就没车开，没工作单位了吗？
　　不制他，不能说明不耍他。离开了中楷，我现在可以自由地进入中楷，如果看到那些人，我就会给他们嬉笑一番。那个老当着我的面对聂总说英语对我不屑一顾的小秘，被我指出了她的英文应该从头再练，因为她学的英文是阿拉斯加的渔民口音，类似于中国胶东的渔民说汉语的口音，因为聂总点头称是，那个小秘小脸彤红，夹着文件落晃而逃。这算不了什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又告假休息了，再见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不戴后帮的皮鞋惯常发出的骄傲清脆的声响已经韵律全无。看样子大家说的是真的，她真的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摔了一跤，以至于她娇嫩的尾骨被坚硬的大理石撞碎。我可以想象她那精巧的无后帮皮鞋飞向空中的画面，但我不能说那个位置是她惯常行走的所谓捷径，我也不能说那块大理石花面上有我涂的润滑剂。我也知道那名一直以自己的突兀的胸部而自豪的女公关部经理曾经在联谊会上出的洋相，她不戴胸罩的习惯公司的男女都有所熟悉。我不能说是我在她的吊带长裙的吊带上做了文章，我也没有亲眼看见她长裙以自然落体的姿态蓬然落地后展现出的乱七八糟。当然这都是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事实上我也经常逗聂楷玩儿，比如登有欧阳白云的那张报纸，我安排六个“臭大姐”在上面打了一架，如果聂楷还要坚持端详欧阳白云，他如果不戴上防臭面具，就必须以臭为香。还有聂楷最喜欢的那柄欧式金刚剑，我已经改造了里面的机关，所以只要一碰，剑就会自动从剑匣里弹射出来，保证吓人一跳。
　　这些“逗你玩儿”的事，实在是无聊至极，所以我总是边干边有一搭无一搭地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干什么？”
　　林绿儿到北京寻找生母，实际上她还有很多方法没有用，比如悬赏捉拿、网上通缉、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寻找刘拉索的秘密组织等，她甚至想做一个巨大的渔网把北京人一网打尽，然后再一个人一个人地往外择。但这些都需要刘拉索做出某种程度的配合，而一个死人是不会做出任何配合的。林绿儿越寻找发现越简单，那就是她的生母已经死了，死了就叫一了百了，除了没见到尸体和墓地外，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林绿儿她的生母确实已经死了。林绿儿如果还想继续寻找，她必须死，然后才可以在“鬼世间”再行排查。当然那是绝望的说法，如果说林绿儿现在还有希望，那就是希望北京是一座永远找不着出口的迷宫，这样她就可以永远寻找。现在林绿儿也许已经彻底绝望了，她只是不愿承认这个现实而已。比如她本可以问问欧阳白云的，因为做为刘拉索的同学，欧阳白云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但林绿儿认定从她那里问到的情况绝对不会比从高大金这里问到的情况多。所以她没有问――如果不问，说明或许还留有一丝希望，如果问了，只能在失望的篮子里添加更多的失望――林绿儿的篮子里，失望已经堆积如山了。
　　林绿儿曾经是一个“整蛊专家”。比如她曾经烧掉苟拾大学图书馆，她是怎么烧的呢？她把一个聚光镜搁在了一个书架上，大家知道，聚光镜聚集的焦点可以烧死一只大蚂蚁，当然它也同样可以把一些焦黄干燥的书点着。当然那次大火并没有把整个图书馆夷为平地，而林绿儿也没有第二次尝试的兴趣。按说那个聚光镜应该是一个破获纵火案的线索，但学校除了颁发了一个《关于加强火灾事故预防的通知》外，并没有其他的行动。除了火烧图书馆，林绿儿还曾经水淹翠湖餐厅，在冬天来临之前，也就是在暖气开供之前，她把牛老板办公室的暖气管出气口的插销拔掉，封上蜡就可以了，持续的暖气总是可以把蜡化掉的，所以有一天牛老板还在睡梦之中，就被人叫醒说：“你们餐厅发洪水啦！”至于她箭射四季青旅店王老板的事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整蛊专家，林绿儿已经没多少心情整什么蛊了，因为无论她怎么整，还是整不到她的生母身上。这说明她根本不是什么专家，顶多是个小玩闹。小玩闹还不如不玩不闹。还是那句话，那句话真让我害怕：“我是谁？我要干什么？”
　　所以当有一天，高大金说要跟我谈谈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我立刻觉得很有道理。原来我要干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无论干什么，你不能说我忘记了寻找刘拉索的事儿，正因为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寻找刘拉索的事，所以我才拼命地干什么。高大金说：“绿儿，我种花，你刷墙，这玩意儿可不来钱啊。”我立刻来了神，是啊，我心说“不来钱，什么时候有实力能吓住聂楷聂大博士啊！”“咱们得在开发区想想办法。”“你有什么高招？”“这不正在想吗？”“我还以为你已经有什么高招了呢？”“你有？”“我也正在想。”“那咱们都好好想想吧。”
　　当你注意的时候，不用找，机会就会来。开发区综合服务中心盖了一座圆形大厅，准备开办超市，据说超市正在招人承包，想承包的人也不少。这时候我想到了欧阳白云。因为有聂楷存在，聂楷跟欧阳白云有关系，就等仪我跟她也间接的产生了某种关联。虽然我早就想逮住欧阳白云问问她和聂楷之间的事情，但她的嘴想必比聂楷的嘴还严。再说，想见到她也不是很容易，我拿着棍子也不一定能逼她开口，所以我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审问她。在开发区近两年了，我也只是在公共场合见过她几次面。如果我跟她点头，她也会跟我点头，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跟她点头呢，所以我根本没向她点过头，她会不会跟我点头也就不得而知了。
　　秘书打电话说：“欧阳书记，楷得公司的林绿儿小姐想见您。”后来我就见到了欧阳白云。欧阳白云向来镇定自若的目光在我面前竟然有些闪躲，大大出乎我之意外。我认为这反而说明我对她有一定的影响力。“林绿儿，我们开发区的小伙子都很注意你啊？”她不问我来干什么，到和颜悦色地说起了闲话。“注意你的也不少。”她笑了，谁说难得见她一笑？这不是很容易吗？“听说你一概置之不理，我们开发区很没脸面啊。”“欧书记，听说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你，你不是也一直不理吗？”她勃然变色。但马上，她的脸又恢复了开发区人都非常熟悉的那种脸色，“林绿儿，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想承包综合服务中心的超市。”“啊？”她看来很吃惊，可见，印象归印象，印象是靠不住的，印象中她总是胸有成竹，安然自若，实际上在我面前，她一惊一乍。“好啊，好事啊，你为什么要承包超市？”“赚钱呐！”“奥，对了，当然都是为了赚钱。你有方案吗？”“有。”“有就好，我们会把所有的方案汇总，研究确定谁来承包。”“你们为什么不招标呢？”“我们并不看中经济效益，我们重视的是符不符合开发区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更看中服务功能。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方案的特点吗？”看样子她这个书记不是白当的，看问题直接准确。每个方案的特点一摆，很容易就比出孰优孰劣谁更符合开发区的要求。“我的超市除了具有超市一般功能外，另有两个特点，一是内设快餐制作和小吃部，可以辅助解决开发区员工和开发区小学学生的就餐问题，第二个特点是一个秘密的点子。”“什么秘密点子？”欧阳白云很有兴趣的样子,“还怕泄密啊，我给你保密。”“在超市侧门建一个迷宫。”“迷宫？”“这个迷宫实际上是一个公益项目，挨着小学，招了孩子，自然大人就来了，不光超市受益，服务中心也受益，估计开发区广场上的人气会大幅度上升，咱开发区的人性建筑太少了。”“什么样的迷宫啊？”“你没见过吗？就是跟电炉子差不多的构造，很容易建造，砖和水泥，用不多。”欧阳白云恍然大悟的样子，“这个点子太新鲜啦！也就是，也就是你林绿儿想的出来！”“不好吗？”“不是不好，是很好！这些年我老觉得咱们开发区缺点什么，但是就是想不出具体还缺什么，对，缺少人性化的东西！唉，看样子，我的脑袋真实僵化了。”“你说好就证明你的脑子没僵化！”“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那这个超市能承包给我吗？”欧阳白云略一沉吟，“我只能说你的希望很大。”“那就拜托欧阳书记了！”“你是要走我的后门啊！”欧阳白云的笑容中，似乎是真正的开心。“我林绿儿志在必得。”“这得等研究后才能决定。”“我的方案写的很详细，不打扰你了，再见。”
　　“林绿儿，”我转身正要出门，欧阳白云叫住了我。我看到她的眼神中有一种异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的迷宫太好了！我这个书记的脑子里好象一下子又开了一扇窗户，你，你还有什么别的点子什么的吗？”“点子我多得很，不过我的点子都是要卖钱的。”她好象很想跟我多聊几句天。但我认为到此为止最好，吊吊她的胃口，以后再套出她跟聂楷的秘密，可能就容易多了。“哈哈哈！”她笑起来，你看她又笑了。“好好好，你去吧。”
　　能吓着欧阳书记，我以为我的计划同样会吓着高大金，没成想高大金毫不惊奇。“你算清楚了吗？有多少钱可以赚？”“多少钱我没算清楚，但有一点――赚钱是可以肯定的，至多是赚多赚少问题，你知道吗，现在的商品供大于求，进了货，都是卖了以后才付成本，卖不出去可以退货，几乎没有风险。”“你想的太简单了吧？”“不干永远也赚不了钱，摸着石头过河嘛。”“楷得你不干了？”“谁说的？咱把超市弄下来，聘个经理就没咱们太多事了，经理我都有选好了，现成的。”“现成的？”“我有一个朋友，叫洪胜，他就可以，诚实可靠。”“奥，你那个迷宫，太小儿科了吧？”“不信你就等着看吧，老百姓就喜欢小儿科的玩意儿，全北京就一个地方有迷宫，在圆明园，咱这是第二家，保证聚人。原来我也以为迷宫很复杂呢，实际上简单得很，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只要流出一条通道，而且那个通道可以随时变换。”“绿儿，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虽然大棚是开发区的，商品可以免费进货，但总需要一定的先期投入吧？”“先期投入我算了一下，简陋型投入七万，普通型投入十五万，豪华型投入三十万左右。”“先期投入的资金你有吗？”“对呀，要不我怎么这么向你汇报呢？我没有，你有啊！”“我有？谁说我有？”高大金坐不住了。“你没有谁有？你那一个雕花大床不就值个七万八万的吗？”“奥，你是冲着我来的啊，你还没问我加入不加入的问题呢？”“什么？加入不加入？你不是说咱们捆绑赚钱吗？”“绿儿，问题是我对你这个超市不感兴趣啊。”我傻了。“你，你别不感兴趣啊，我跟你说，干什么事不能好高务远，从小慢慢地做大才行！”“我发现了大家伙。”高大金说。“什么大家伙？”“还没确定呢。”“没确定你说啥？你就说，你就说超市的事你干还是不干？”“干我可以帮忙，但是我没钱。”“没钱你帮什么忙啊？你必须有钱！”“你以为我真有钱？你开口就是十万二十万的，你以为我开银行啊？”“一句话，你掏不掏钱？”“你看我值多少钱，你把我卖了吧！哎，我跟你出个主意，让聂总投钱怎么样？”“聂总？不行，那不还是受他控制吗？”“你现在不就是受他控制吗？人总是要受人控制的。”“我不能受人控制。”“没钱就要受人控制。”“我有钱。”“你有钱？”“我当然有钱。”高大金思索了一下，“绿儿，超市呢，我的意思是别干了，不过如果你真愿意干呢，我也拦不住你，一条，社会复杂，到处都是骗子，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到时候，你可别说老高我没提醒你。”“那赚钱的时候，可就没你的份啦。”“听说你找了欧阳白云？行啊，知道走上层路线了。”“我觉得欧阳白云挺好说话的。”“是吗。”高大金若有所思，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你好说话，聂楷想给她说话都十年了，也没说上半句话。”“你们这些同学都是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好不好？”“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高大金点上一支烟，“在中学的时候吧，聂楷和欧阳白云确实好过一阵子，不过后来聂楷出了国，后来欧阳白云也变了心，就断绝了跟聂楷的关系。”“为什么呢？总得有个具体的原因吧？”“那谁知道啊，女孩子的心说变就变，感情的事谁说的清楚？”“他俩似乎也挺般配的，郎才女貌，女才男貌，都有，我觉得肯定有原因！你跟欧阳白云也是同学，你怎么不问问她？”“他连聂楷都不理，你以为她会搭理我？”“奥，哎，当年你是不是也追求过欧阳白云？”“嘿，这话怎么说呢，要说我没动过心思呢，你肯定是认为我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其实几乎所有男同学都暗恋她，对了，准确地说，男同学分两拨，一拨暗恋欧阳白云，一拨暗恋刘拉索――也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妈。”“豁，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说明有一大批失意者呀，这么说当年你可不怎么起眼啊。”“那是！我出身贫寒，学习一般，长相也不出众，跟白天鹅一比，不是癞蛤蟆也是青蛙一只，当然入不了人家两位美女的法眼啦。我自觉没希望，从来就不妄想。”“欧阳白云当时真的喜欢聂楷？”“是啊。大家都嫉妒的够戗，所以评选班长的时候，聂楷只得了两票，一票是欧阳白云投的，一票是聂楷自己投的。”“那谁当了班长？”“刘拉索呀，我跟你说，刘拉索心高着呢，哪个男同学她也没看上，这样好啊，大家都吃不着天鹅肉，也就心理平衡了，再说刘拉索上层路线走的顺呐，天生就是干部的料！”“那，那聂楷和欧阳白云，你看他们还有戏吗？”“有什么戏？别看我跟聂楷哥们儿，这事他从来不说真心话，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着，他也真够倔的，真实浪费了大好青春啊。”“就是！你们这些人都怎么想的？说傻都不傻，经干傻事，还以为要留下是美丽的传说呢。你看，欧阳白云，老处女，聂楷，大单身，还有你，独一根！”“怎么转到我身上啦！这是赶巧了，我是离婚，跟他们不一样。”“你离婚又是为得啥？”“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离了婚。”我咯咯笑，“你看上我了？”“我看上你了。”“你看上我我可没看上你啊，二锅头。”“我有什么不好，不是金牌王老五，也是银牌王老六啊。哎，绿儿，你是不是爱上了咱们的聂总聂大博士啊？”“胡说九道！欧阳白云老太太都看不上他，我怎么能看上他？”“你甭给我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我看得出来，你一定是爱上他了。”“你看出什么来？看我关心他的事是不是？我就是觉得他跟欧阳白云的事奇怪，而已！”“就是嘛，你说，我是不是比聂楷好多了？”“对呀，要爱我也得爱上你呀，你多那个，那个什么呀是不是。”“就是！这么说，你爱上我了？”“我爱上你了。”我们哈哈大笑。实际上我能感觉的出来，高大金大大咧咧表面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对我细致入微的体贴和照顾。但我每次看着他，总是想到聂楷，聂楷那个可恶的样子，像个幽灵，挥之不去，赶之不走，杀之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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