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一度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指路明灯，但如今中国经济的热度已经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由于担心中国央行将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消除资产泡沫，资金正在大举逃离股市。今年第一季度，资金疯狂涌入中国，据称一名政府官员曾表示，资金快速流入给中国央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消费价格加速上升，国内信贷迅速扩张。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消息可能好得难以令人承受……
【博览观察】
清算贪婪资本主义 重建金融监管规则
高盛与大摩等金融机构因其获益与能量之大，成为贪婪资本主义的象征。
美国证交会、检察机关清查后金融危机最强大的两家金融机构高盛与大摩，透露出制度变革的明确信号。证交会主席夏皮罗等人绝不仅仅作为奥巴马的政治盟友出手，更想作为制度的变革者，站立在历史之中。
现在是翻高盛与大摩等旧帐的良机。救急时期已经过去，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复苏已较为稳固，债务抵押证券没有大面积传染的危机，而高盛与大摩拥有巨额赢利，人们担心华尔街很快忘了自己的贪婪之罪，把纳税人的救助视作理所当然。
查处大摩与高盛着重在两点。一是请这些金融机构不要再游走在监管的边缘，二是拒绝无限量推出做空产品。
大摩的交易行为与高盛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监管漏洞进行双面交易。据称大摩设计、推销债券抵押抵押证券产品，而其交易部门则找出漏洞数次做空这些产品，并且与客户进行对赌。高盛则站在做空基金的幕后，与做空者同谋，联手推出产品后推出高风险的做空品种，致使做多者大亏10亿美元。这些行为在泡沫期都成为正常的交易行为，而目前则被视为巨大的风险，有诱导与欺诈之嫌，受到追究。虽然受以往法律不完善所限，有关部门不会对大投行提起刑事诉讼，但他们可能支付巨大的民事赔偿以平息事端。这还不是全部，所有的投行将一一受到清查。
对赌范围不仅仅在CDO等证券化产品上，在风投等业务领域与被投资者全面对赌。投行在风险投资等方面的急功近利令人震惊。投行防范风险的道德防火墙岌岌可危，他们巧舌如簧，将很快会成为废纸的金融衍生品卖给可以找得到的所有投资者，同时设计出大量的做空产品进行对冲，同样行销全世界。高盛被诉所涉及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交易就是典型。
所谓CDS是一种类似损失保险的金融合约，债权人通过购买这类合约（类似支付保险费）转移债务违约风险，一旦债券下跌，购买者支付保费，就可以按照债券面值获得全额保障。CDS是全球交易最为广泛金融衍生品，60%以上的交易不透明。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ISDA）于1998年创立了标准化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1997年规模1800亿美元，2008年全球CDS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交易规模达到惊人的62万亿美元。在泡沫高涨期，发行做空产品的金融机构层出不穷，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承受力，一旦市场逆转，完全没有支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旦市场下行，发行者或者做空者只有破产了事。由于信用链循环，规模巨大，CDS交易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不透明的场外交易与影子产品主导了市场，危机爆发时能量之大震惊了全球。以至于金融危机期间不得不禁止裸卖空，同时清查CDS产品。
清查高盛与大摩，既是清查未来的金融隐患，也是建立金融防火墙的尝试，是建立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开始，更是对贪婪资本主义的清算。
市场尘埃落定之后，纳税人需要了解他们的税金与负债拯救了哪些金融机构，是否有制度可以防止重蹈覆辙。
当年华尔街投行与低息政策一起做大了金融衍生品泡沫，如今不得不采取的多年低息政策遭到批判，而华尔街投行们必须以金钱赎买制造泡沫的罪过。（叶檀/《中国证券报》）
【银行专题】
汇金力促四大行外部审计轮岗 彻查资产质量
5月11日中午，北京金融街25号，建行总行地下一层内部咖啡厅，三三两两坐着数桌访客，他们西装革履、随身携带手提电脑、神色颇显严肃，一望便知并非建行内部员工。其中，就有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谢佳扬—德勤农行审计项目的负责人。
“奇怪，德勤的人为什么此时会出现在建行呢？”一位建行中层人士不禁好奇。
事实上，这一天是建行对2011年审计师选聘的招标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如安永、德勤、普华永道、毕马威，均当日到访建行总行，做技术方面的应标演示。此前，毕马威作为建行的审计师已长达七年，经历了该行的坏账剥离、财务重组、股改上市和战略转型全过程。而“四大”对应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家审计一行的做法，也已沿袭多年。
建行董事会率先决定重新选聘审计师事务所的导火索，是毕马威2009年底的提价要求。2009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激增，而毕马威作为第一家审计国有商业大行上市的国际事务所，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所收取的审计费是三大上市银行年审项目中最低的。
不过，真正的推手来自于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下称汇金）。去年底，汇金提出已经上市的三大行审计师应“轮岗”，今年再提出由建行先行试点，市场化选聘审计师。
轮岗和换审计师有相对较高的成本，而汇金的担心也并非全无道理。在面临经济周期可能出现冷暖交替之际，汇金希望借由轮岗，增强审计独立性，以洞悉银行资产质量的真相。
不过，也有相关审计师持反对意见，称由于各种力量的制衡，“四大”缺乏和银行高管“串通”舞弊的强烈动机。相反，如果给予银行可以随时炒掉审计师的压力，反而可能使得审计师的行为短期化。
建行此次选聘的结果，将完全取决于建行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熟悉建行的权威人士表示，他们支持此次选聘，持开放态度，不会有任何干预。
建行审计委员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四名独立董事中两名具备香港、英国等地的注册会计师资格，主席亦由独立董事领衔，另有来自美国银行的一名董事，并无建行内部高管人员，大股东汇金在审计委员会中只有两票，并不占决定性优势。
2009年底，毕马威提出，将2010年的审计服务价格一次性提高30%，且态度比较坚决。这一要求在大股东汇金看来，颇为突然，银行和股东都陷于被动，有些难以接受。
经过沟通，最终毕马威2010年的服务价格较上年增长4%。
接近毕马威的人士称，毕马威此番提出涨价有其历史原因与客观考虑，并非全无道理。建行是四大行中上市的首家银行，毕马威“做出了巨大让利”。
“虽然中行、建行的规模相当，但负责中行审计的普华永道拿到的费用却比负责建行项目的毕马威高了7000万元。”知情人士称。三大行年报显示，2009年，资产规模最大的工行支付给安永的审计费为1.7亿元，中行支付给普华永道2.07亿元，毕马威从建行取得1.35亿元。
对此，普华永道有关人士解释说：“从中行收取审计费较高是因为，中行上市资产中包括了中银香港，资产规模和业务都相对要庞大复杂。另外中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也比较多，资金交易业务比较复杂，审计成本相对较高。”
业内人士透露，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普华永道主动降低了对中行的审计费用，降幅超过10%，其他三大会计师事务所随后亦采取了相同行动。毕马威对建行2008年的审计费为1.67亿元，2009年则下降了约20%。
此外，审计行业资深人士认为，几家大行在去年不但大规模放贷，而且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等多个风险点，这就需要审计师对银行的风险预估和控制力度加大，从而大大增加了审计成本。
毕马威一位合伙人则表示，任何客户的开发回报都是长期的，项目开始时的让利是为了长期保有客户而付出的开拓成本，并称此次建行重新“选秀”，与毕马威的提价是“两码事”。
据知情人士介绍，建行此番招标分为技术标和费用标两个部分，各大会计师事务所先进行技术和团队展示，然后才递交费用标书。5月11日主要是“四大”所参加技术展示，结果尚未开标，费用标则还未开始竞投。
知情人士透露，建行这次选聘审计师，更深层次的背景是体现了大股东的意志。
对于汇金此举，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汇金主要担心银行管理层与审计师走得太近，从而影响审计独立性。
更换审计师事务所需要经股东大会批准。汇金2009年初提出这一动议时，适逢股东大会召开在即，临时更换已经来不及。
“我们后来数次主动表示，如果下一年有意更换审计师事务所，可以提前着手。”一位国有银行的高管称，为证“清白”，他们后来向大股东表露过可以更换。
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心，贯穿银行改革的全过程，在去年的天量信贷投放之后，包括汇金在内，对此的担心不言而喻。
由于长期审计一家上市公司，审计师可能会产生“钝感”，甚至因为过分熟悉，有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掩盖问题的可能。
以2001年美国破产的安然公司为例，安达信审计多年，但并未指出公司财务问题。因此安然事件后，在国际范围内，业界的争议日盛，即上市公司所聘审计师事务所是否应实行定期轮换。不过，至今英美等国家仍未能推行审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而在新加坡、西班牙、以色列等地，审计师强制轮换制度都曾经被采纳，但又被废止。目前采取这一制度的仅有意大利、巴西等国。
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研究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于2003年发表报告称，“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可能并不是加强审计师独立性和提高审计质量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其“潜在收益难以预计和量化”。
2005年，国资委对央企的审计师事务所提出强制轮换政策，导致2006年有35家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不过，这些被替换的事务所均为国内审计师事务所，并未涉及“四大”。
2003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要求为相关机构提供服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应实行定期更换，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不过，证监会有关规定仅限于更换审计报告签字人，而非整个审计师事务所。
对于轮岗制，“四大”的意见均比较负面，认为在内部更换负责审计项目的合伙人及审计团队的做法，既能实现“轮岗”的效果，又能共享各所的历史经验和数据，更为可行。
一位国际审计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表示，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这一类复杂庞大的金融审计项目，五年差不多是审计师的业务熟悉时间，而刚刚熟悉便要换所，新来的审计师对于客户状况了解不足，必然影响其对风险控制的把握，无论对审计师和被审计对象来说，成本也太高。
此外，审计师事务所的轮岗制，使得事务所不愿对客户投入过多的审计成本与精力。同时也可能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对事务所进行“意向性购买”，自主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将自身不良动机隐藏在制度安排的外衣下，使得投资者无法判断更换事务所的目的和动机。
“在海外投资人看来，更换审计师事务所，通常是因为上市公司在重大问题上无法与审计师事务所达成一致。”上述资深合伙人称，上市公司通常不愿意轻易更换审计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声誉风险。他表示，中国证监会对于凡是要更换审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都要做详细了解。
“一审二”破局
在毕马威涨价风波后，汇金决心推动建行公开选聘，并未把原审计师毕马威排除在外，且同时提出了可以允许“一审二”的模式，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同时审计两家上市银行。由于“四大”行长期以来分别与“四大”固定合作，只要建行选择了毕马威以外的三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就无法避免“一审二”的出现。
接近汇金的有关人士表示，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选聘机制，而非通过一对一谈判形成的僵化的利益格局。在既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银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公开选聘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决定最优价格。
但这次建行选聘提供的巨大商机，并未令除毕马威以外的三大事务所欢欣鼓舞，部分合伙人表示了对“一审二”模式的担心。
其中一位合伙人提出疑问：“农行筹备上市，德勤即便中标，但真能同时审计两家吗？”
不过亦有银行称，未必愿意让同一家事务所审计两家银行，因为毕竟会涉及相关的商业机密。该人士称，在早期选聘审计师事务所时，建行方面曾提出了排他性要求，即审计建行就必须放弃与其他银行接触的机会。但在目前的建行招标书中，排他性条款已不存在。
不过，“一审二”模式在国际金融机构审计中并不少见。目前，毕马威同时担任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审计师，而普华永道亦同时审计JP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等机构。
业内资深人士从银行改革角度提出了担忧：“巩固银行改革成果还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比如各行股改以后发放的贷款还没有走到坏账周期；中行还在实施其IT蓝图；工行也正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等，这时应该发挥现有审计师的作用，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新世纪》周刊）
中投初步同意认购农行IPO股份 金额仍未知
据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投资公司已初步同意认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但由于目前仍未落实招股价、估值等细节，故金额方面仍是未知数。
报道称，由于农行方面未计划在上市前引入策略股东，中国人寿未必会成为农行H股基础投资者。
据财新网此前援引农行高层报道，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外，农行上市前将不再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
而中国人寿一直表示有意对农行作财务投资。4月初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曾在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寿有意参与农行IPO，相关事宜正在正在积极推进中，但何时成行将取决于农行上市的进程。
香港媒体还援引接近上市承销团消息称，农行将于本周上旬与承销团队的分析员会面，让分析员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上市前研究报告。
报道称，农行A+H两地上市挂牌日仅差1天，H股方面由中金、摩根士丹利、高盛、德银、麦格理及农银国际出任承销商；A股方面则为中金、中信、国泰君安及银河证券。
但由于农行及承销团初步意向价约为两倍市帐率，在目前市况不稳下，投资者反应倾向审慎。不过公司仍计划在7月中前挂牌，但具体的时间是“愈快愈好”，故一旦完成准备工作，可能最快在6月中便进行首次聆讯。
交银金融租赁获准发行不超过20亿元金融债
上海银监局上周五透露，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交银租赁”）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20亿元的金融债券。
从交银租赁相关负责人处获悉，获得金融债发行资格后，交银租赁将与央行方面确定具体债券发行期限、利率等细节问题。
交银租赁负责人此前指出，发行金融债对解决金融租赁公司资金错配、解决长期资金来源、扩大社会影响等都非常有利，对防范客户流动性风险和金融租赁公司长期发展有很好的作用。
去年8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公告，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发行金融债券。
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国良表示，金融租赁公司向银行借款主要为不超过1年的短期资金，金融债将增加金融租赁公司自有资金，解决资金来源和一些长期资金运用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流动性管理以及筹集稳定而期限灵活的资金。“现在金融租赁公司发行的金融债只能作项目补充资金，不能用来补充资本金。”
这意味着发行金融债并不能放大金融租赁公司的资产规模。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资质要求的商业银行设立或参股金融租赁公司，准入门槛由5亿元降至1亿元，资本充足率由10%降至8%，单一客户集中度由15%上升到30%。
全国已有12家金融租赁公司，除交银租赁外，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包括工银、建信、民生、国银、招银。
城商行进军私募发行市场 北京银行拨得头筹
近日有迹象表明，城商行开始加入私募产品发行市场的竞逐。由公募经理“奔私”所带来的私募与银行合作的理念，已获得私募业界及相关机构人士的极力推崇，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日前从相关渠道获悉，原广发基金的基金经理何震已携手北京银行发行阳光私募产品。这款名为“汇利3期”的产品，起步投资门槛高达200万元，主要面向北京银行的高端客户发售。封闭期满半年后定期开放申购和赎回，其运作方式与公募基金的“一对多”专户理财十分相似。同时“汇利3期”为该行推出的首个阳光私募产品，全国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不少于1亿元。
北京银行此次首发私募产品，意味着城商行开始加入私募发行市场。部分私募人士已与南京银行等其他城商行进行接触。
对于银行与私募的关系，北京银行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夏远洋认为，银行作为一个企业，所信奉的信条是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产品资讯，并和信托、投资顾问联手为客户提供服务，也是大势所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高端客户会从银行产生。而当高端客户支配的财产越多，其理财意识越强，为了满足高端客户的理财需求，阳光私募自然会纳入银行视野。近两年，随着私募队伍的不断壮大，其联合多家银行发行了多款规模累计数亿的私募产品。
而对于各类型银行陆续介入私募产品的发行，深圳某私募人士认为，相比银行，通过券商渠道销售私募产品，规模有限且增长空间不大，券商客户自行炒股，将资产委托他人打理的意愿普遍不强。拥有良好客户基础的银行渠道的专业度、公信力更高，客户的可信赖度更高一些，借助银行渠道能够扩大阳光私募的社会接受度。且银行长期累积并发展的精准销售功能，使得其产品发行更具效率，有利于私募根据市场环境把握产品发行时间。
此外，该人士认为，私募和银行合作频率的加快，与近两年大批公募基金经理和高管进入私募行业有关。这些原公募人士凭借其以往的口碑以及在公募期间打下的银行人脉，得到银行的认可，是促成了私募行业与银行系统的对接的重要原因。
【新闻视点】
基金投研核心易人 几家欢喜几家忧
“换帅如换刀”。伴随着基金行业人才流动频繁，那些“掌勺”各大基金公司主力产品的高级操盘人员也开始加速流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家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基金公司投研核心的跳槽，将直接对公司投研平台构成明显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投研核心不仅担负着基金公司“旗舰”产品的运作重任，而且也为搭建整个公司的投研平台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当某位“明星”操盘人员离去后，原先基金公司业绩和排名可能会“一落千丈”。
忧：业绩跳水
就近几年来的基金公司投研核心去留情况看，大牌公司旗下的“明星投研人员”离职，对整个公司的业绩排名的确产生了微妙影响，较为突出的例子包括早些时候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的吕俊、景顺长城基金公司的李学文，以及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的李旭利、郑拓等。虽然就基金整体规模论，这些丧失投研核心的基金公司还处于上游地位，但就旗下基金业绩排名而言，是难以与以往的风光相比的。
不过，由于这些公司自身在品牌建设、品牌塑造、客户维护和沉淀方面有着深入的工作，因此，公司规模排名还是相对靠前。当然，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公司业绩还是关键。
“其实，在一家基金公司中，营销团队和投研团队之间的权衡都是公司高管方面最需要权衡的。”上海地区一家合资基金公司高管表示。显然，在“要业绩”还是“要规模”这道简单选择题上，不少业内人士还是愿意给“要规模”，毕竟，基金公司的生存以及未来发展都有赖于基金公司本身的规模。
但对于那些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基金公司来说，通过提升产品业绩以提升基金公司形象，也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中欧基金公司的一位高管称，在近年来基金行业的生存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中小型基金公司所受到的压力将会更大。“在创业期，中小型基金公司可能更需要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投研核心人员。”
喜：排名上台阶
“公司这几年花钱最多的还是招徕优秀的投研人员。”上海地区某“老10家”基金公司负责人认为，对于有实力的基金公司来说，他们已经度过了好几个多空周期，并沉淀了令同行羡慕的客户资源和稳定的投研团队，因此，即便有某些基金经理出于各自原因而离职，但随着进入公司投研团队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多，这令公司在投研方面更加能够巩固原来的优势。
事实上，从去年业绩进步神速的基金公司看，不少基金公司的整体业绩排名靠前，确实与投研团队易人有一定关系，如银华基金、国泰基金、信诚基金、国联安基金、天治基金等。
相对而言，上述基金公司中有不少资产规模在业内靠前，当引入投研“新核心”之后，不仅业绩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基金规模也与日俱增。对于那些资产规模相对落后的中小型基金公司来说，当引入的投研“新核心”到位后，一举将现有的优势推高到较高水平，这也给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与大基金公司相比，中小型基金公司旗下基金规模并不大，在业内看来，更容易做出成绩。上海地区某合资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认为，一般情况下，30亿~40亿的基金因规模适中而更容易提高业绩，而过百亿的基金操盘难度就更大，“尤其在调整市和下跌市中，大基金并不具备优势”。
有上述相似看法的还有信诚基金首席投资官、股票投资总监黄小坚。他认为，在投资领域中，跑得快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跑对方向。“如果你跑得速度很快，但方向却错了，那结局可能更糟糕。”在他看来，基于其较小的规模和灵活的投资策略，中小基金公司可以在去年末以来的震荡市中更好把握机遇。
需要提醒的是，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在相对复杂的2010年，各家基金公司“投研核心”的个人经验和风格将显得格外重要。从相关资料看，不少基金公司所引入的投研“新核心”往往有着不错的业绩记录，且有着丰富的牛熊市场经验，如银华的陆文俊、信诚的黄小坚、国联安的魏东等。
稳定缘于实力
在那些投研核心发生变化的基金公司之中，还有一批公司值得关注：虽然这些公司旗下个别基金经理发生变化，但就整体而言，这些人员离职后，对原先公司的业绩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比如，大牌基金公司中的华夏基金公司有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离职，但就今年以来的业绩排名看，公司在整个基金行业的地位尚无法撼动。这一方面得益于公司强大的投研平台，也与这些公司的主要“投研核心”相对稳定有一定关系。从今年基金排名看，已经更换基金经理的华夏复兴、华夏平稳都在偏股型基金排名中名列前茅。
与上述情况较为接近的是大摩华鑫基金公司。该基金公司在包括投资总监在内的高管核心“换血”后，业绩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稳定。较为难得的是，在今年十分复杂的行情之中，该基金公司旗下的大摩华鑫领先优势一直保持了强势。截至上周五数据，大摩华鑫领先优势今年以来的净值为2.02%，是今年来偏股型基金中为数不多的正收益品种。
需要提醒的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一家公司“投研核心”的确立，往往与基金公司的“掌门人”更替有着重要关系。因此，类似上述大摩华鑫基金公司的今年表现实属不易。同时，有一定相似性的现象也发生在去年就开始“冒尖”的华商基金公司身上。尽管基金公司高管有所变化，但由于公司投研团队和平台都十分稳定，因此这家公司在今年来的行情中仍然有突出表现：截至上周末，公司旗下的华商盛世成长今年来的回报为3.82%，在偏股型基金群体中业绩仅逊色于嘉实主题精选。
毫无疑问，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手中的基金的管理人频繁发生人员变动并直接影响到基金业绩，那么指责普通投资者不长期投资是毫无道理的，毕竟，普通投资者有着“用脚投票”的权力。但如果一家基金公司通过合理的人员变动而达到最优的状态，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却也是一件乐意看到的事情。当然，部分基金公司在引入新的投研骨干后，目前业绩尚未有太大的变化，这可能还需要投资者耐心等待观察。
【热点聚焦】
传IPO门槛飚升：创业板3千万中小板5千万
风起于青苹之末。一则关于创业板上市门槛将要大幅提高的消息正在资本圈内迅速流传，并引起诸多拟上市公司，与投行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一旦此事成行，则意味着即便净利润达到了1000万，一家高成长的公司很可能也暂时上不了创业板。
从投行圈内获悉，证监会发审委内部已提出大幅提高创业板上市的要求，实际上，这一倾向已经在近期的项目审核中得到体现。
业内人士认为，该政策的导向与近段时间以来监管层多次强调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的方向一致。
创业板3000万，中小板5000万
据知悉内情的投行人士介绍，部分发审委委员提出，应将创业板的盈利指标提高到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这与此前公布的500万有了6倍的大幅提高。
“证券发行也要维稳啊，不能说过两年就乱了。”一位供职于南方中型券商的投行人士说。
据其透露，日前证监会发审委内部开会，提出提高创业板和中小板的上市门槛的说法，“中小板3年的考察期，最后一年的净利润要达到5000万，而创业板要达到3000万。”
“我得到的消息是，目前这是个别发审委委员或领导的意见，不过提高创业板的门槛，这个方向在发审委那里是取得一致的。”他说。
提高的说法得到了大部分人士的认同，但金额方面却依然未定，上述只是一种可能的状态。
我的确听到这个说法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文件和通知下来，个人认为应该快了。”兴业证券投行部副总经理顾连书说。其他多位投行人士亦表示收到类似消息，但是具体门槛提高到多少(即净利润提高到多少)，并没有确定的说法。
按照原来的创业板条件。创业板对发行人设置了两项定量业绩指标，以便发行申请人选择：第一项指标要求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第二项指标要求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
显然，目前圈内流传的新标准比上述门槛有了大幅提高。
1亿以下已不建议上报
“实际上，不仅是这么提，已经是这么做了。”一家中央汇金公司旗下券商投行人士说，“现在基本形成了共识，创业板1亿以下营收的项目，最近会里不建议我们上报了。”
齐鲁证券投行部一位高级经理也说：“从过会企业的规模看，标准确实还是很高，都是盈利4000万-5000万。”
据投行人士透露，部分近期被否的公司，即与此相关。
如4月23日被否公司金仕达卫宁软件，近3年虽业绩快速增长，但2007年-2009年营业收入分别为5249万元、1.074亿元、1.134亿元，净利润仅分别为1224万元、1701万元、2616万元。
而年收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9.89%，净利润复合增长132.66%，且主营三维成像颇具新兴产业气息的杭州先临三维亦被否决，原因之一，就是其2009年营收方才4384万元。
而在此前，此类项目有通过可能。
如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汉威电子、上海佳豪、鼎汉技术、华星创业等公司的最后一年营收均擦着1亿的准绳。而年前获批的中青宝，其2008年主营收仅为5367万。
若以净利润做比较，首批28家公司中，就有9家公司未达3000万。而大禹节水，甚至连2000万都不到。
争议：门槛还是监管？
新标准在业内荡起的反响是两个方向。
“这个打击面其实还是蛮大的。”一家内地券商投行高层说，“有些公司培育的项目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前期做的很多工作都要重来，得再辅导一两年了。”
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代价，而是对创业板的理解，“你说什么是创业板？创业板本来就是小公司高成长，风险天然就大。证监会的苦心当然理解，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把好审核关和监管关，比如信息披露一定要客观完整，这个工作做好了，其他都很好解决。”
不过，上述汇金旗下券商投行人士另有见解。
“证监会的考虑的确有其现实必要，毕竟很多项目两三千万的利润，4000万-5000万的营收，抗风险能力确实小了些。尤其是有些公司依附在一些大公司、大项目、大客户上，风险很大。比如说，一张大单子可能给你一两千万，但是万一这张单子违约了呢？或者这张单子消化完了之后怎么办？”
而近期沸沸扬扬的“赛迪”门，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担忧。“中国的诚信环境太差，成本也太低了，很多事情弄不清楚，指不定哪天就踩在地雷上了。”
“所以总体来说，规模稍微大一点，结构稳定一点的公司还是好些。”（《理财周报》）
最后国有银行牌：农行IPO或陷高盛阳谋口实
不管近期A股和H股市场多么低迷，农行7月上市似乎是开弓之箭。农行对具体时间窗口三缄其口。
近日，农行负责上市事宜的副行长潘功胜率领团队，马不停蹄拜见全球各大机构投资者。有消息称，其接触对象包括一些主权财富基金。潘功胜自己则向外界表示，目前投资者反应不错。
“农行管理层始终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希望融资额不低于当年的工行，该公司创下了当时全球最大IPO纪录，农行希望自己也能创下现在的全球IPO纪录；一个是认为自己的定价不能低于工行发行价，不但PB不能低，股价的绝对值也不能比工行当年的3.12元的A股首发价低。”一位接近农行的投行人士表示。
2006年，工行不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A+H就合计募集了191亿美元。
此前市场一直传言，农行计划A＋H募资将超过300亿美元，但潘功胜近期对此作出了否认，“两地加起来最多也就是250亿至260亿美元”。
2006年工行上市时，潘功胜正是工行的董秘，此前曾任工行股改办主任。2008年他从董秘任上离职、转任农行副行长后，一直主管股改上市相关工作。
A股基金经理：农行能和工行比？
而目前市场普遍确认，农行期望的市净率(P/B，股价比每股净资产)在两倍左右。
“农行凭什么跟工行和中行一个估值？”一位北京基金公司的投资副总监表示，因为三农资产的问题，农行在资产质量上，明显不如工行和中行；另外由于担忧坏账率提升问题，他并不看好银行股。如果农行按照传言中两倍PB的价格上市，他不会介入。
而广东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则表示，上市公司管理层希望定价高一点可以理解，但是价格最终仍然需要市场来决定，上市公司不能“硬上”。
2006年，工行上市时，正值全球股市上涨时期，中行、建行上市后的表现也给了投资者信心。市场不但笑纳了191亿的大单，而且其占初始发行规模15%的19.5亿股超额配售权也被全部行使。不管是A股和H股，发行价都达到了招股定价区间的上限。
而自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A股市场金融板块一直低迷，一家上海基金公司专户投资总监表示，一季度尚且认为银行股估值偏低，可以适当买入，但是在新的经济紧缩政策出台后，不看好银行股，近期不会考虑参与。
按照工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工行当时每股净资产1.38元，A股发行价3.12元，对应的PB为2.26倍，H股每股3.07港元，PB为2.23倍，创下了国有大行香港上市的最高PB水平。
2007年，建行回归A股，发行价6.45元，每股净资产1.64元，PB达到创纪录的3.9倍。但当时不少市场机构在询价时，主要是考虑到建行H股溢价影响，与工行A＋H同时上市情况不同。而且当时建行每股收益0.2元，工行上市时每股收益只有0.144元。
在工行A股成功发行中，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功不可没，据统计，当时共有63只基金成功认购工行新股，合计45276.67万股，包括上投摩根、华夏、兴业、易方达、交银施罗德、银华、国泰在内的大型基金公司，都参与了申购。
多家基金公司投研部门表示，还未与农行以及其承销商接触，但是由于下半年预期宏观政策紧缩，而且多家银行有再融资计划，对市场形成压力，对于农行的新股认购会很谨慎。
农行主打概念：最后一家国有大行蛋糕
前述接近农行的投行人士表示，尽管业界也承认以商业银行的标准要求，农行比起其他三大行有欠缺之处，但是农行目前主打的概念是：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
“农行告诉投资者，这是最后一块蛋糕，一定要把握机会。”他说。
同样的话，4年前工行也曾经如此这般告诉海外投资者。当时工行的H股承销团向海外投资者强调，中行、建行、交行、招行都已经在海外上市，而农行股改尚未启动，工行就是最后一块蛋糕。
和A股市场一样，H股市场最近也表现惨淡，5月以来，太古地产、佳通轮胎、天源矿业等内地企业都表示暂时搁置IPO计划。
一位投行人士表示，光大银行IPO迟迟未能推进，除监管层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一直低迷。
北京一位券商投行副总分析，一旦农行过会，就不可能延期发行等待市场回暖，在价格区间下限发行，或者认购较少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逆势IPO或再陷高盛“阳谋”口实
潘功胜表示，关于A股和H股的比率，目前还未最后确定。有市场传言说，两者可能保持1：1的比率。
但一位接近农行的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监管层对于银行融资的思路是，原则上A股融资规模起码不低于H股，但农行盘子太大，几乎已经可以肯定，H股发行规模将超过A股。
农行H股的承销商是：中金、高盛、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麦格理和JP摩根。
其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先后卷入华尔街监管风暴，正在接受美国政府调查。
“这不会影响农行整体发行，但是可能给一些承销商分配的份额会有所调整。”前述接近农行的投行人士说。
但是他提出了另一个担心：“农行没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可能与此前有舆论指三大行被‘贱卖’相关。在市况不佳时，逆势IPO有可能发生大的折价，如果境外某些机构乘机低价获得中国国有银行最后一块蛋糕，舆论会否再起波澜？”（《理财周报》）
【风云人物】
大鳄索罗斯香港招兵买马 已在中资券商开户
被视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索罗斯(George Soros)，今年2月来港出席讲座时，仍对旗下基金在港设办事处一事三缄其口，但原来索罗斯基金近月已积极在港招兵买马聘请基金经理，同时已在包括申银万国在内的中资券商开户。
安排神秘 未披露基金规模
早前有报道指出，索罗斯基金将会从纽约调任两名基金经理来港坐镇，包括曾任Tiger Asia对冲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的James Chang，于去年11月加入索罗斯基金，另一名基金经理则为已加入索罗斯基金服务9年的Dai Jixin。
除“自己人”外，原来索罗斯基金亦属意招聘香港基金界人才，以加强对本地市场的掌握。
来自基金界消息称，自今年初以来，索罗斯基金透过猎头公司及纽约基金界的网络，在港招聘熟悉中、港市场的基金经理，加入其香港的办事处。
有了解招聘事宜的消息人士形容，索罗斯基金的香港办事处的按排极为“神秘”，未有向应聘者披露有关人手数目、基金规模等详细，并且不是在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而是另外安排临时会面地点。
据悉，该基金已经与不少基金经理会面，当中包括有逾10年经验的香港本地长仓基金经理，以及有纽约工作经验华籍基金经理等。
除筹备香港办事处成立后的人手安排外，索罗斯基金亦已在中资行开户，准备香港办事处开业后投入运作。
传开户申银已半年
有证券商消息表示，索罗斯基金已经在包括申银万国在内的个别中资券商开户达半年之久，间中也有进行港股买卖，惟“交易不算太频密”。虽然消息人士不愿透露其具体的投资股份，但表示名单仅限于港股，没有进行A股买卖。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资背景的申银万国，有经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业务及股指期货业务的牌照。内地传媒早前对于索罗斯来港设办事处一事甚为关注，其中一个论点是目前正值股指期货推出的初期，忧虑被视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可能有所动作。
其实索罗斯基金在中、港活动早已有迹可寻，市传基金去年以Soros Fund之名，无限价入飞认购龙湖地产(00960)的新股上市，而上周阿里巴巴亦“自爆”获索罗斯青睐，成为其第三大流通股东。
不过，一切猜测可能言之尚早。基金界消息称，近日仍不时听闻索罗斯基金在市场上招聘的消息，故相信招兵买马的行动仍在进行当中，香港办事处仍未开始运作，即使有建仓一类交易活动亦可能是透过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亚洲(Soros Fund Management Asia)进行。
【观察与思考】
华尔街无法再指望中国股市照亮前程
中国经济一度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指路明灯，但如今中国经济的热度已经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由于担心中国央行将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消除资产泡沫，资金正在大举逃离股市。
今年第一季度，资金疯狂涌入中国，据称一名政府官员曾表示，资金快速流入给中国央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消费价格加速上升，国内信贷迅速扩张。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消息可能好得难以令人承受。
自2009年8月份中国股市触顶后，上证综合指数的表现一直不及美国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这并不足以让华尔街感到担忧。据EPFR Global数据，截至5月12日，中国股票基金已经连续第二周出现资金净流出，导致今年迄今为止股票基金的资金净流入出现负值。
上证综合指数上周跌破9月份低点，从而确立了更长时期内更低的高点和低点，即使这不足以构成下行走势的充分条件，但也是一个必要条件。该指数还跌破了50周简单移动均线，目前该均线已经低于200周移动均线，这两条均线构成了股市长期疲势的信号。如果考虑到上证综合指数上周五收于2696.63点，较8月4日收盘点位3741.44点下跌了22%，那么可以说熊市已经完全展开了。
不要忘了，上证综合指数上一个牛市开始的时间是2008年11月，比美国市场早了四个月。华尔街如今还需要中国的引领领，但这一次却不可能得到了。
道琼斯指数上周五后市下跌了205点，至10578点，较4月26日创下的近期高位低5.6%。道琼斯指数目前仍在位于约10，272点的200日简单移动均线之上，但已低于始于2009年3月的上行趋势线。
金砖四国(BRIC)中的其他市场可能也不会给道琼斯指数带来太大帮助。EPFR Global称，俄罗斯股票基金连续12周资金入流势头到上周戛然而止，而近来印度股票基金的赎回也达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巴西股票基金也出现了资金外流，专注于金砖四国的股票基金的一周资金外流速度创下了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巴西Bovespa指数本月再创新低，已经跌至200日简单移动均线下方。俄罗斯RTS指数的高、低点虽未创下新低，但却低于始于2009年2月的上行趋势线。印度BSE 100指数也是如此。
由于原材料类股从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张中受益最多，因此美国股市受中国股市下行趋势拖累最大的也可能就是这类股票。
【聚焦海外】
由三个女人组成的整治华尔街新团队
5月24日即将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向读者介绍了当前对美国金融业改革有着重大影响的3位女性。她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像以往的高官那样世故，她们勇于挑战社会迂腐和偏见，为公众利益尽职尽责。此外，她们还能充分利用妇女的团结力量。
人们很少意识到金融业的危难都是男人，而非女人们的“杰作”。这也难怪当今各大金融企业最高管理层鲜有女性。《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强企业中仅3%的企业聘请妇女担任CEO。大衰退(GreatRecession)的出现，让这个由睾丸激素文化起作用的令人尴尬故事，逐渐从对以前出错的调查中显露出。
妇女担任服务于社会的高级公职在华盛顿并不鲜见。此前已有贝尔(SheilaColleen Bair)出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主席。她还是首位3年前就公开对此次市场崩溃发出过警告的联邦监管者。夏皮罗(MarySchapiro)是美国证交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的首个女性主席，正是她近期签发了决定起诉高盛的指令。沃伦(ElizabethWarren)担任着负责挽救银行，监管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委员会的主席。她还是新型消费融资监管的倡导者。她的设想遭到华尔街大银行和盟友花费数百万美元来阻击。她们现在共同在做的事情是随时提醒华尔街应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SEC现任的5位委员中有3位妇女，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也是一位有3个孩子的母亲。妇女们还在负责参议院的更严格监管上承担重要角色。阿拉斯加参议员林肯(BlancheLincoln)4月在写给参议院的大多数为女性议员的信中提出了更严格监管金融衍生产品意见，她让华尔街受到惊吓。
与她们监管的华尔街众男性不同，新执法者从未热望获得8位数的薪酬，或豪华办公套间。贝尔、夏皮罗和沃伦的职业生涯远不止像在华尔街任职，并对男下属发号施令那般简单。她们不愿意循规蹈矩，要挑战现状，让自己能够成为与前人们不同的人。她们在政府推行保护投资者的新监管制度上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3位女性力促的金融监管改革中，SEC和FIDC将获得制约违规者的新授权。沃伦设想创建的，现正在参议院论证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onsumer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将起到防止银行在信用卡协议和按揭贷款合同中藏匿陷阱。
在有人问沃伦为何要与夏皮罗和贝尔联合起来时，她认为，妇女应面对金融行业的问题，因为妇女在金融业只是局外人(outsider)，因此能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贝尔负责的FDIC成立于70年前的罗斯福总统时代。国会顶着当时全美最大一些银行的巨大压力通过了成立FDIC的法律。它让政府有权接管破产银行，并保护存款人的财富。
贝尔在接手工作之初就听到银行业的许多严格贷款标准已被破坏，贷款合同暗含着陷阱的说法。贝尔从市场上获得的信息印证了她对银行的严重问题的怀疑。她2007年初就约见过各大银行高管，私下敦促他们重新调整和改正各类贷款合同问题，以避免出现可能会让房屋价值暴跌的大规模的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问题。当银行对她的提醒充耳不闻时，贝尔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发出警告。但银行对她的警告满怀敌意。
随后在2008年出现的危机印证了贝尔的判断，25家大银行破产，并由FDIC接管。到去年底，全美共有140家银行倒闭。她力求防止的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事件大量涌现。她抵制了让FDIC承担所有银行债务，要有效挽救无担保的债券投资者的建议，她还常与与华尔街有密切关系的前任财长保尔森和时任美联储纽约地区分行行长，现任财长盖特纳发生冲突。
因敢于发表不同看法，贝尔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在媒体上都受到指责。尽管如此，她仍无所畏惧，坚持主见。她现在继续推动国会，让FDIC监管像保险公司这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清算程序，因这类机构在危机中呈现出了巨大系统性风险的根源。贝尔满怀着国会能在自己2011年卸任前批准此建议的希望。
沃伦大学毕业后曾在华尔街的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在此遭遇了人生首次性别歧视的经历：该事务所从不打算接纳一位女性合伙人。沃伦在离开华尔街后选择了在休斯敦教授法律。
沃伦在接手TARP委员会工作之前已在哈佛法学院教书。她接手工作后一直主持着发布包含财政部提供的信息、借款银行投资收益情况和对借款人提供帮助等各项内容的月度数据。
沃伦与财政部和各大银行间的工作关系并不轻松，后者时常对报告中的直白评价语句不悦。报告中的用语甚至也让国会的一些大人物不满，其中一位曾直截了当地对沃伦指手画脚，称报告不应以这种形式出现，因语言太直白。
但奥巴马总统决定接受沃伦2007年发表在一份学术报告中的提议，即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由此让消费/投资者免受狡诈的金融产品的欺骗。贝尔和夏皮罗两位同行都对此表示支持。由此引得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当即宣布愿以任何代价来挫败此建议。它目前至少已花费300万美元，但进展不大，参议院仍在对此进行辩论。
当奥巴马去年任命夏皮罗为SEC主席时，整个机构当时的公众形象极糟。前有漏网的麦道夫庞氏诈骗，后又有媒体报道SEC高官在工作电脑上浏览色情内容的新闻。她到SEC任职初期的直率作风不受欢迎，被人称作为监管机构的卡扎菲(MuammarGaddafi)。
夏皮罗除了增加机构人手外，还重启了内部智库以寻找与系统风险有关的数据，并着手制定控制使大型机构拥有比散户更多优势的秘密交易行为的规则。她废止了SEC调查人员在决定起诉案子，或与违规金融业者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必须获得SEC委员会批准的规则。增加执法行动，违规罚款数额上升，夏皮罗还在4月投出了决定指控高盛违法的关键一票。此举震撼了整个金融业。她同时还警告SEC内部，如还有人在工作时间上网浏览色情内容就会被即刻开除。SEC另一位委员称夏皮罗是整顿大师。
克林顿时代的财长鲁宾(Robert Rubin)发现了夏皮罗的才干，并把她推荐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去工作。上任伊始她就干净利落地回绝了一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Trade，CBOT)交易员要求免予联邦监管的申请。
这3位担任重要公职的妇女已充分认识到，更多妇女进行合作才能更好地完成使命。正是这种团结的力量才能遏制一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只见，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最近数月来，贝尔和夏皮罗在分别向沃伦咨询有关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她们3人在金融改革上意见一致。她们4月份应邀接受《时代周刊》拍照时还在讨论如何击退银行聘请的说客想要阻止参议院通过其正在讨论的新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努力。
这3位主宰着华尔街生杀大权的妇女越来越受到社会尊敬和拥戴。当她们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妇女们愿与她们交谈，握手和表示感谢，并提出与她们合影。她们认为这种激励让自己有了更强大的工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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