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堪忧！短线调整信号清晰、中线利空隐约可见
新自由主义在误导中国股市（上）
【财经特稿】国家战略系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亦是关系全体人民福祉安危的国之根本。然而，国家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方向正确、合理有效的政策来贯彻落实，要靠正确的政策来组织、动员、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因此，国家战略能否顺利实现，政策的选择是否正确就成了关键!政策选择正确，可以引导我们实现国家战略;政策选择错误，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轻则就会发生漂移而偏离国家战略，重则还会与国家战略相左。
当今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国家战略已成共识，即发展实体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增效。毫无疑问，发展实体经济等不仅已成共识，而且也成为制订各种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政策层面鲜有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传导路径、环节、过程进行评估反思;在市场层面往往出现高举为实体经济服务大旗，我行我素，自我服务的情形。眼见得政策与实践和国家战略渐行渐远，不仅国家战略难以落实，而且还会出现与国
家战略相悖，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理性地关注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冷静评估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坚决使其为实现国家战略服务。
另轨循环的金融市场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资金规模畸高，银行存款高达120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量的两倍。这种状况不仅属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货币资产和实体经济总量的差距倍数还在继续扩大，已经到了影响人民币市场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境地。尽管如此，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还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究其何故?虽然这里有金融市场存在机制扭曲、功能缺陷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的问题。如今，我们已经把金融抬高到一个本不该有的高度。
一、金融在&创新&风险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的，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之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实体经济的仆人。离开实体经济之后，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它就会失速、翻车!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恶果。
对欧美充满兴趣的国人特别是业内同仁对于这场危机技术层面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应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这场他山的金融风暴过后我国金融市场的走向却让人瞠目结舌。
在高高举起的但没有插在中国大地之上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之下，2008年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一方面快速扩张，规模剧增;另一方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教训视而不见的金融&创新&纷纷亮相登场。
一是直接导致美国金融海啸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加速发展，2014年底已达到3300亿元，在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将突破5000亿元。
二是种类繁杂、五花八门的高息理财产品空前繁荣。
三是融资融券(主要是融资)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证券商赚得盆盈钵满。
四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鼓励，股指期货、股票期权交易不断推出。
五是业内衍生品交易热情不断高涨，风险偏好不断提高。
例如，在发展衍生品市场的风险评估这一问题上，原来业内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风险，主要原因就是场外交易，场内交易风险相对较小，我国应该搞场内衍生品交易。现如今，随着&衍生品热&的发展，场外衍生品交易也将不再被视为禁忌，期货界正在热议通过子公司规避监管开展场外期权交易，也有个别证券公司在尝试场外衍生品交易。事实将证明，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是捂不住的，有场内就一定会有场外，在逐利恶魔冲击下，不要指望理性，不要指望量的控制和度的把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上种种金融&创新&的理由从表面来看都十分充分。一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太简单，太原始，还是一个缺乏杠杆的现货市场，因此应该向西方看齐，使其复杂化。二是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对冲投资风险，减少市场波动。 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无法成立的。如前所述，金融是经济体系中的服务中介，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而不是舍简求繁，把金融市场复杂化。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捷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美国华尔街的实践表明，金融复杂化的赢家是自我服务的金融业，输家是实体经济。当然，这种畸形发展的金融不会有最后的赢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的工具，其实并非如此。一是市场实践中从来都鲜见谁使用衍生品工具对冲了风险而躲过灾难，倒是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要么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要么被重创的噩耗传来。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不断复杂化以来，尽管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烈度越来越高。究其原因，这些危机爆发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我们今天十分热衷的金融&创新&，正如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 事实上，金融衍生工具从来都不是用来避险的，而是用来制造市场波动投机套利的。市场人士最爱价格波动，没有波动就没有金融的高额利润，衍生品正是他们在波动中谋求高额利润的对赌工具而不是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仁，特别是监管当局和政策制订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拒绝复杂市场结构、抵制时髦而我们却不明就里、不知深浅、不晓利害的衍生品的诱惑，让金融回归本原，远离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服务。 近年来，我已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详细论述了所谓金融&创新&和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换个角度，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当下轰轰烈烈的金融无序发展与创新和实体经济有关吗?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有益还是有害?
二、金融在妨害实体经济
金融是近代以来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实体经济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但是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会变成恶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适度的规模，要讲究规模经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选择适当的业务方式，要坚守代理人职责，坚持为客户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坚持卖方业务价值观。否则，夸张的规模、炫目的衍生品、贪婪的自营和杠杆交易就一定导致金融异化，背叛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吸血乌贼。
步美国之后尘，我国金融业的夸张发展已经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以2014年为例，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竟然和制造业所得税相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业投资收益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亟待纠正的严重问题。
毫无疑义，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首先应该将资源优化配置给实体经济，保证其占有的资源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匹配。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配角，其利益来源包括金融投资收益都主要来之于实体经济收益。这种来源关系就决定了金融不能在经济体系中占有过多资源和享有高于实体经济的不当收益。 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因为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套利等原因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并使其业绩和利润不断增高。金融的自我膨胀严重地挤占了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和盈利可能。
一方面，经济的金融化吞噬挤占了实体经济急需的资金资源，妨害了实体产业发展。2012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提出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但遗憾的是，没有与之对接的实施政策，导致三年过后金融在自我服务的路上越走越远，另轨自我循环，吸占巨额资金，空转牟取暴利。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17家银行企业的净利润总额为1.23万亿元，占500强企业净利润的51%。与此同时，500强中的260家制造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占比却仅为19.5%，远远低于银行业。以净资产收益率来看，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8%，银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却高达18.6%。这些数据已经说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尤为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经济增速逐步下降，但是利息水平却不断提高，很多行业的资金成本竟高过了净资产收益率。正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剥夺，加大了生产企业的财务成本。这些数据也显示，金融机构的高利润是在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整体近乎微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难道不能说明畸形发展的中国金融业在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生存。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超高利润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冲动。如前所述，实体经济因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等原因，且属于整个经济产业系统的本源动力，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我国正常的产业收益分布格局已被打破，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金融投资收益超高。超高的金融利润不仅侵害了现今实体经济的利益，危害最大的则是超高利润示范必将侵蚀国人实体产业投资欲望，动摇我国制造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近十多年来我国不正常、非理性的房地产业高回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实体产业的投资动力(挤占浪费了资源，误导了投资者，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影响了消费需求)，破坏了原本应该更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房地产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贻害，我们不能让金融再旧剧重演了。如果我们放任经济金融化，放任金融无序发展，放任金融高利润，人们哪有心思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实体产业，必然急功近利，趋之若鹜般扑向金融投资，以钱炒钱。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经济的前景堪忧。
三、实体经济与衍生品无关且此消彼长
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冠之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其实大多数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冲基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市场上职业炒家的投机套利交易需求，非金融机构参与者不多。衍生品交易的获益者主要是这些参与者、交易所等交易组织者和中介机构。除少数外贸企业试图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冲外汇风险之外(全球外汇市场每天超过5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中的98%和实体经济中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投机交易来帮助发现价格)，衍生品交易与实体经济几乎无关。 金融衍生品不仅和实体经济无关，还会如前文所述制造金融风险，祸害实体经济。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是金融另轨空转循环的重要方式。衍生品发行和交易不同于金融现货市场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不给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帮助，是独立于融资服务之外的另一系统，纯属经济体外另轨循环。并且和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融资市场成负相关，此消彼长。衍生品交易越活跃吸引资金越多，实体经济失血会越多。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个别政策甚至与国家战略相悖。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哲学的自觉与政策选择
中国金融的浪漫、无序发展，其动力源自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动和&人有我有&赶时髦的心态，但却选错了样板，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美国的金融制度与衍生产品，罔顾中国的战略需求，忽略了发展资金融通渠道、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资金融融通成本等最基本的金融正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现象?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哲学的自觉与定力，不知不觉地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 一个优秀的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哲学思辨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哲学反思批判精神。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前瞻性批判，没有深刻的检讨自省精神，没有理想之光、理性之灯引领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能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一个社会的精英，要希望能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正能量，最重要也是最简单实用的思想方法一是方向感，二是把握&度&。我们应该时刻反省自问，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正确的政策方向。
一、新自由主义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很久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影响广泛，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悖。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在制订政策时自觉与之划清界限，以免被误导贻害。 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鼓吹私有制并破坏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里主张自由放任发展，推崇&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要求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地改变其业务模式，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经背离了早期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结合与服务模式，从服务代理人摇身一变成为自我服务的委托人，仆人异化为主人，而且仆人的规模远远大于主人，本末倒置。这种变化被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被奥巴马任命的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沃尔克规则》的主要制订者保罗&沃尔克称之为过去40年来金融业最大的变化，也是最不幸的变化。而这种最不幸的变化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实现的。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华尔街可以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即自己的利益需求做任何事情，开展任何业务。哪怕它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损害市场秩序，破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功能，都是合理的，都不能干预，必须任其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引领之下，华尔街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创造出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金融业务模式和衍生品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巧取豪夺，短短几十年里就积累起无数财富，建立起一个庞大无比的金融帝国。但另一方面，它把金融市场引向异化的歧途，导致了更大的贫富悬殊，抽空了实体经济，制造一次次金融危机并殃及全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他们有为了自己的自由剥夺别人自由的自由，他们有利用衍生工具欺骗诈取别人利益的自由，他们有为了私利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灾难的自由。当然，他们也有为了疯狂逐利而自我毁灭的自由，但不幸的是整个世界却得为他们缴陪葬税。 毫无疑问，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自由观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巧取豪夺的市场不是我们憧憬的市场。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中，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尊重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尊重人们追逐利润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害别人的自由，不能侵害别人的利益，不能弱肉强食，不能把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变成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为其聚敛财富服务的市场。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是有依存关系的。依存就是互相尊重，尊重就是要严守彼此利益边界，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公众、局部和整体、当今和长远的利益关系。有了利益关系就得受约束，有约束人们才能相安无事，相向和睦，相得益彰。这样人们才能享受精神、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接受市场秩序约束，接受公平、正义的市场道德约束。
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金融市场的最大不同还是价值观的不同。他们放任私欲泛滥，承认存在合理，哪怕这种存在加剧贫困与社会不公，扭曲资源配置，制造经济危机。我们的市场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但反对个人利益至上;鼓励和保护市场自由，但反对自由泛滥。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我们的政策选择着眼点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我们坚决反对打着提高流动效率、对冲管理风险幌子的金融自我服务。 这就是我们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根本不同。希望我们的政策层面和市场同仁保持清醒，新自由主义是人家的旗帜，美国的金融市场不是我们的榜样，&人有我有&的想法不可取。想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水平，完善市场结构，优化市场服务，要向其他方向发力，向服务实体经济发力，而不要朝着错误的方向跟着美国搞金融&创新&，把资本市场复杂化。说到底，我们这些年盲目跟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美国为样板&完善&我们的市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哲学方面不够清醒与自觉，混淆了我们与异化后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本质不同、服务对象不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停步思考，把望并确定方向后再继续前行。
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误导
回想多年来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进效仿了一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想明白的东西。以融资融券为例，名义上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完全不同，结果往往加剧市场波动，&助涨助跌&。尽管如此，它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是合理的，是有需求的，因为它有助于投机炒作、买空卖空，可以给投机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我们为什么要搞融资融券?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基本理由正是投机。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场所，市场客观需要投机但不能过度，更不应该使用杠杆刺激投机把市场变为赌场。大家知道，我国的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冷清时你鼓励也没用，可当市场热闹时恐怕问题又变成了如何抑制投机，而不是刺激投机了。融资融券是否适合中国股市，这轮疯狂上涨的股市已说明了问题。
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大大高于直接融资在宏观上影响金融安全，在微观上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客观上就需要一个长期牛市来支持股权融资，使融资结构逐渐趋于健康。2007年10月之后，经过了将近7年的漫漫熊市，终于迎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一轮牛市。这轮牛市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被信贷资本剥夺，饱受融资难、融资贵之苦的实体经济更是久旱逢甘霖，弥足珍贵。我们太需要牛市支持下的一级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股权资金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能重蹈中国股市熊长牛短的覆辙，让疯牛迅速透支了我们的牛市红利。我们需要小心呵护一个流动性充裕、交投畅顺、节奏平稳的慢牛来给实体经济不断哺乳，支持我们完成调结构、保增长这一头等要务。 遗憾的是，我们又遇到了一头疯牛，而且是空前的疯，在短短的几个月股指从2000多点迅速上涨到4000多点。老百姓蜂拥开户，客户保证金余额倍增，我们的融资融券也开始扮演起一个重要角色，余额从2013年初的1000亿元左右迅猛增加到2015年5月的2万亿元(几乎全是融资)，沪深两市单日交易最高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中国股市单日成交金额已经是美国单日最高成交纪录的3.3倍多。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轮牛市的疯狂上涨与融资融券业务给股市提供杠杆不无关系。融资融券给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国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 理性告诉我们，疯牛不是我们要的牛市。首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疯牛往往难以为继，疯狂过后必然是漫漫长夜。其次，过热的股市对实体经济也是弊大于利。虽然可借牛市东风促进股票发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什么事物都不能过度，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利就会变成弊，积极就会变成消极。过热的股市会吸引沉淀大量的资金，同样分流实体经济所需资金，特别是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产业意愿，腐蚀实业投资精神。有一位资深的公募基金负责人忧虑地说：真不知道如此火爆的股市能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谁还有心思耐得住寂寞做实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恐怕很难出现。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融资融券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刺激股市狂涨制造疯牛，当股市反转下行时，融资融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恐怖。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无路可逃，坐以待毙的可怕景象;三是融资者可能会反方向融券，融券卖空将加速股市下跌;四是若有人在股指期货跨市做空，那将更是雪上加霜。另外，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是融资杠杆炒股，一旦市场反转，如前所说融资者就可能倾家荡产，以往相对平静的熊市可能不会再现，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从市场实践来分析，引入融资融券业务都是一场误会。 相对于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来说，融资融券业务还算简单。而与我们价值观冲突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泛滥(不会如某些人意愿可控，市场一旦误入错误的方向，不要指望节制和度的把握，也不要指望监管，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那将会造成颠覆性的灾难。 学习、引进，但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哲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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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9:00--18:00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安徽大厦创展中心21层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立一周年之际，我们思考天津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问题，思路更加清晰，这就是：从天津实际出发，积极借鉴上海经验，灵活复制；突出天津优势和特色，对标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大胆创新。
一、上海自贸区可借鉴的经验
&& 一年来，上海自贸区主要围绕投资管理、金融和贸易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一批先行先试的经验，已经或正在向全国推广。截止到日，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12266家，新设外资企业1677家。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的以下做法值得天津借鉴。
1.投资便利化与管理制度的创新
（1）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为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上海自贸区先后公布了2013年负面清单和2014年修订版，新版的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共计139条，比2013版减少了51条，进一步开放的比例达17.4%，为外企尤其是境外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渠道、新机遇。
（2）实施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上海自贸区对区内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和开办企业实行备案制。实施&先照后证&，放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限制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建立多部门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
（3）促进服务贸易领域外资的进入。上海自贸区开放了金融服务、航运、商贸、专业服务、文化和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的服务贸易，放宽了外资的准入标准和经营领域，促进国内服务贸易的优胜劣汰，更有利于实现高水平的投资贸易便利化。
&&&& 2.贸易便利化与监管制度的创新
上海自贸区践行海关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宗旨，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同时更通过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等手段加强对入关货物的监管；探索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平台。
（1）自贸区内实行&先入区、后报关&的海关管理模式。区内允许企业将提货入区和申报备案手续&并联&进行，试点&分送集报、自行运输&模式。
（2）实施更加便利的检验检疫制度。海关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启动了关检合作试点，实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和视频化检验，提高查验效率，避免货物损坏。
（3）试行无纸化通关。采取&一批一证&的方式进口，海关将通过企业申领的自动进口许可证进行联网核查，不再进行纸面签注，企业也免于交验纸质进口许可证。
&&& 3.与投资贸易便利化相关的金融创新
（1）自由贸易账户的启动，为自贸区内主体和境外机构提供经常项目跨境自由流动、直接投资和投融资创新等业务的金融服务；同时，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前提下，建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提升企业资本的运作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2）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自贸区的外汇管理体制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甚至可以直接登记，为实现人民币在区内的利率市场化提供前提条件。鼓励企业通过净额结算、代收代付、总进总出等方式开展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
（3）加强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为&跨境通&的开展提供支付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等方式扩大融资渠道。
二、天津实施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基础与优势
国际化港口、悠久的工业历史积淀和滨海新区突出的开放业绩，是天津依托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带、进行投资贸易便利化超前改革试验的基本优势。表1对比了上海和天津发展的差异。具体来说，与上海相比，主要具有以下四方面优势基础:
1．港口条件良好，吸引大量优质外资。天津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港，水陆空交通枢纽，是地区中与华北、西北等内陆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综合最低，客货两运发展迅速。在吸引外资方面，仅2014年上半年，天津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到了107.93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占据50%以上，滨海新区吸引68.17亿美元，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
2.行业发展均衡，高端制造业优势明显。天津的第二产业具有传统优势，且重化工业是天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滨海新区的优势产业。随着外资的增加和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天津又形成了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八大制造业优势产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是天津优势的服务行业，金融业的增长速度最快，且与实体经济的结合紧密，正在着力发展的第三方支付，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助力滨海新区投资贸易便利化。
3. 天津金融市场层次较为完整，且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可对接和利用北京具有的金融决策优势，形成与上海的错位竞争。尤其是，融资租赁发展迅速，形成了与新金融相互促进的格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是全国最大的融资租赁聚集地，占全国比重超过90%，业务范围囊括飞机、轮船、大型设备及相关配件，更延伸到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创新及高档奢侈品等领域。其产业优势在于与金融机构的有机整合和&空中申报、落地放行&等创新的管理制度，而且东疆港还是目前国内唯一的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区域。
4.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助力区域合作战略模式、实现腹地口岸直通。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指导下，通过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形成区域联动的通关中心，实现统一申报、统一风险防控、统一专业、统一现场，从国家层面上提高了天津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京津冀海关将在保税监管、打击走私、企业管理、企业稽查等业务领域，同步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5.滨海新区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成立行政审批局，通过&一颗公章管审批&的体制革命和&车间流水线式&机制再造，有效避免&公章四面围城、审批长途旅行&问题，向打造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区迈出了关键一步，奠定了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基础。
表1 上海和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差异
港口物流及通关
1.&跨境通&国际化快递业务
2. 国际航空枢纽
3. 提升航运能级与香港良性互动
4.&先进区、后报关&模式
5. 通关无纸化
& 1.区域合作战略模式
& 2.现代物流管理模式
& 3.国际航运中心模式
4.京津冀通关一体化
&&&& 企业所得税 15%
企业所得税 25%
1.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
2.&先照后证&制度
外汇管理减少审批手续
1.新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天津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优惠政策&
金融业发展侧重
上海自贸区正在建立完备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运行制度。
滨海新区金融业重点是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引进创新型金融机构，发展创新型金融业务，服务实体经济。
GDP总量突破2万亿，位列世界大城市前十
GDP总量突破14000亿元
1.第三产业引领
2.现代制造业发展迅速
3.产业融合趋势明显，产业聚集度高
1.第二产业主导，先进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特征突出
2.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征明显
3.传统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
三、新形势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变化趋势
&&& 当前，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s) 的兴起与发展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传统多边贸易规则框架对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不适应性不断显现。在此背景下，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为代表的新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大批高规格、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议题被纳入到谈判框架。紧密跟踪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变化趋势，以积极包容的心态适应新规则，迎接新规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确保中国不被边缘化于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前提。天津作为拟建立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试验区,更需对标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变化、新趋势，以便与国际规则更好地对接。
1.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变化的主要趋势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主要通过所谓&第二代&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议题体现。&第一代&投资规则议题主要围绕赋予外国投资者非歧视性待遇和提供必要的投资保护，包括外资准入与开业、所有权与股权、经营业绩要求、投资者待遇、利润汇回、资金转移、征用、投资激励( 税收) 、争端解决等。&第二代&投资规则议题则在继续保障投资待遇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必要规制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包括投资者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公共治理与机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基础设施与公私合作等。&第一代&贸易政策主要涉及目前在WTO 协议框架下进行管理的所有贸易政策。而&第二代&贸易政策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包括目前在谈的WTO 多哈回合中多数尚未达成有关协定的议题，；二是未在WTO框架内而只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达成条款或正在谈判的议题。
概括而言，新形势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变化趋势（见表2）体现在：从边界措施向边界内措施演进，从消除投资贸易壁垒向协调融合国内政策演进，同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越来越少。这意味着适应新规则必须从自身内部改革做起，这必然会带来国内保护和干预空间的让渡。那么，如何在放松管制和为公共政策目标( 如公平竞争、标准、安全、健康、环境、劳工权利等)进行监管之间进行平衡？在投资贸易便利化过程中，放松领域和监管领域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摆在天津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表2. 两代投资贸易政策的比较
边界内措施
国内政策协调统一
标准变化趋势
尽可能降低投资和贸易壁垒
尽可能提高开放程度和
国内政策空间
实现出口促进与
进口保护的平衡
实现放松管制与为公共政策
目标加强监管的平衡
发展中经济体特殊
和差别待遇
有专门条款
无，或很少
资料来源：根据盛斌（2014）整理。
2.天津投资贸易便利化与新规则接轨面临的挑战
在新一代投资贸易议题中，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竞争政策、劳动标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是对中国影响较为深远的几个主要议题。这些原则的落实和推行不仅涉及外资管理模式的改革和产业领域的扩大开放，更涉及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开放型经济体系、产业政策、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深层次问题。目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在国内开拓性的使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作为外资管理模式，且对外资进入实行备案制。目前天津还没有形成天津版&负面清单&，并依然实行外资进入审批制。此外，新投资议题中的竞争中立、劳工标准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国内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天津自贸区在这方面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措施早作准备，提前适应，未雨绸缪。
&&& 四、实现天津特色投资贸易便利化的突破点与具体举措
1.发挥天津特色与优势，在重点领域提前试水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天津作为传统口岸城市，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具有良好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基础。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天津需尽快熟悉掌握国际规则变化趋势，在借鉴上海自贸区投资监管模式创新基础上，加快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加紧制定符合天津发展需要的&负面清单&，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的作用，进一步简化审批制度和流程，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向备案制转变。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充分发挥天津港作为门户港、集散港和枢纽港口的区位优势与独特功能，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加快顶层设计，创建工商、质检、食药等于一体的监管模式，加快天津贸易便利化&单一窗口&的建设，做到单一申报，单一机构、单一系统平台，实现贸易数据的&无缝&传输。同时，在政府采购、环境保护以及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加大力度推进新规则的先行先试，实现与上海自贸区的错位发展，在不同领域为对外开放积累更多的经验。
2.以投资贸易便利化为抓手，实现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开放的良性互动
在现有金融、物流、邮轮游艇等优势服务业基础上，天津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完善财税政策、创新金融服务、加强知识保护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优化总部经济、会计审计、税收服务、法律咨询等与高端制造业联系紧密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津营商环境。与此同时，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创新，简化通关程序，力争在海关监管区完善形成&境内关外&的制度环境，通过降低高新技术产品和核心零部件的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外溢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带动对外贸易转型。提升国际贸易中转功能，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继续发展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期货保税交割等新业态，降低流通领域成本。
3.促进以融资租赁带动的金融创新，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深化
天津的金融创新区别于上海自贸区，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因此，天津自贸区金融创新和发展要紧紧契合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创新金融产品、业态和组织形式，为高端制造业提供价值链各环节上的融资支持，要重点发展融资租赁、保理、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金融业务，大力发展国际结算、跨境支付、境外投融资等生产性服务业制度创新，努力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探索成功经验。加快建设融资租赁中心、金融要素市场中心、股权基金管理服务中心、资金结算中心，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培育互联网金融、跨境人民币结算、商业保理和离岸金融等新兴业态。
4.以京津冀一体化为契机，探索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新空间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天津要营造自由化、法制化、便利化程度更高的营商环境，积极吸引区外的研发、设计、教育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优化创业创新环境，使天津成为高技术产业的研发转化基地、供应链整合配套基地、重大国家项目实施基地和优质外资项目示范基地。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在实现京津通关一体化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津冀港口一体化，在优化津冀港口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两地港口间的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加快服务环渤海的物流大通道建设，完善以天津为出海口的环渤海保税物流网络，将启运港退税、意愿结汇、融资租赁等创新政策向京冀辐射和延伸，从而实现物流体系与政策体系对京津冀的双覆盖，形成扩大开放的叠加效应。
（责任编辑：王岚& 王维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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