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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大户的困惑
湖南日报     [作者：李志林　刘银艳]     [责任编辑：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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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多年来一直是全国产大米最多的省份，产粮多也是我省许多县能说得起话的“基础”。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种植在我省许多地方风生水起。大户种田，光荣的背后，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
　　种田大户的困惑
　　本报记者　李志林　刘银艳
　　通讯员　吕运涛　李锋
　　3月中下旬，记者奔波、穿行在湘南、湘北的农村。
　　三湘春色，早已褪去了早春的寒气，池塘和小溪沟里，已经温润起来;田埂上的青草，在水田里铺出根根绿线，淹没在盛开的金黄色油菜花海中。
　　时不时有水牛闯进我们的视野，而在稍微开阔的田野上，旋耕机在水田里突突地奔跑着，在身后翻卷起一沟沟新泥。
　　这样的景象，映照着我省这个全国产大米最多的省份的荣光。10多年来，我省稻谷产量一直稳定在600亿斤左右，为全国粮食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种田大户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开始挑起我省粮食生产的重担。根据省农业厅的调查，目前我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已超过10万户，涉及耕地面积超过500万亩，占全省耕地的9%以上。
　　采访中，我们与一些种粮大户，在田地里拉着家常，他们说着丰收的喜悦，也说出一个个在实际中遇到的困惑，希望帮助解决。
　　祁阳陈桂平：
　　种田270亩，一年能赚20万元，
　　仍是一声长叹
　　3月14日，记者来到祁阳县大村甸镇徐家村，见到了种田大户陈桂平。50开外的他，敦厚的身子，黑黝的脸庞，加上一双粗糙的大手，一看就是一个经常在田里摸爬滚打的种田“把式”。
　　陈桂平2009年开始租田种粮，并不断扩大规模。现在租种着两个村8个组100多农户的270亩水田，年租金每亩100到150元不等。
　　回来种田之前，陈桂平在当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常年随着装修队在外面打工挣钱。
　　陈桂平因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只好回家了。有人告诉他，就他那二三亩田，累死了一年收入二三千元，不划算。不如扩大规模，租村里荒芜的田种。
　　于是，他走家串户，与乡亲一个个商谈交涉，费了很大的劲，逐步将附近乡亲270亩水田，以合同契约的形式，纳入到自己的名下，做起了“田包头”。
　　随着种田规模的扩大，他买回了旋耕机、插秧机、杀虫喷雾机等近10万元的农机。
　　我们问他去年的收入，他避而不答，而是跟我们算起了成本账。他说：在他们村，大多数人都是种一季稻，但为了提高效益，他改种双季稻，一般情况下每亩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600多元，产量按吨粮田计算，去年早稻每50公斤132元，晚稻134元，一亩毛收入2600多元。
　　记者一估算，告诉他种这么多田，少说要赚20来万。没想到，他回过头来，一声长叹：“钱是赚了些，但我买农机、建仓库等固定资产投入及设备维修，你们没有算进去，今年有些设备又要更新了。再就是种这么多田，累死人，这三年村里人都说我老了10岁。春上一开犁，便又要起早贪黑，没有日夜了。”
　　种田大户盼支持
　　田种多了，陈桂平也十分关心时政，特别是一些农业政策。他说，国家的种粮补贴政策，本意是鼓励和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这些种粮补贴，是按原来土地的户头，直接发给农户的。但对于他们这些通过土地流转来专门种田的大户来说，却拿不到补贴。
　　他掰着手指头给记者说了一笔账：“包括直补、良种、农资综合补贴，国家投入的资金每亩有近130元，如果他这个真正种粮的能得到这笔补贴，可获得3.5万元左右的资金。”
　　“我也承认，我与乡亲们签订的转包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买卖。国家给乡亲们的种粮补贴，不可能再转到自己的头上。但是，种粮的风险很大，水灾、干旱、虫灾等等，如果对种粮大户，有别的政策支持，那么，大户种田会更安心、更用心。”
　　农田的投入，谁来做?
　　陈桂平与农户签订的合同，一般租期为10年。我们问他，这10年里，他对农田会不会有所投入?
　　他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你在城里，租了别人的一套房子，你会再花钱花力气去装修吗?他直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是自己的田，他可能会投入，但对于租种的田，说实话，会凭良心维护好，但要他去投入，恐怕很难。以后即使别人来租种，相信也不会有人来投入。
　　他说，像农田水利，就是修个沟，砌个护坡什么的，一投入就不是个小数目;租期有限，如果投入了自己不能获利，或受益不多，恐怕谁也不会去做。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这也是我们这些种田人一个很大的担忧。农田的投入，应该由谁来做?”他说，农田也是要保养的，如果只是“拚死”地用，而不去养，水田会越来越瘦，收的谷子也会越来越少。他每年还种些绿肥，但看到一些租期短的大户，什么也不搞。这样下去，水田是经不起折腾的。
　　湘阴杨强：
&&& 在湘阴县杨林寨乡合湖村，我们采访了种田大户杨强。
　　这个30出头的小伙子，种起田来完全是另一个“做派”。他有着湖南师大企业管理专业的正规本科文凭。陪我们去看他的育秧大棚，穿的一身“行头”全是品牌货，与我们心目中的种田大户，相差十万八千里。
　　杨强通过土地流转，目前承包着本村及邻近几个村农户的1700多亩水田。在闯荡过深圳，感到打工难以混出头的时候，2008年，他回到家乡种田。
　　“别看我现在这样，刚刚开始承包水田时，春插时打着赤脚一身泥，‘双抢’时顶着太阳一身汗，大型旋耕机、插秧机，都是自己操作。烘干房，也是自己建起来的。”他怕我们不相信，领我们到了他的仓库，里面有各种农业机械。他麻利地发动了拖拉机，将它开出了库房。
　　简易合同，是否真的在法律上有约束力?
　　记者问他与农户如何签订土地流转的合同。他说，他没有一个个与村民去签合同，那样不仅耗时间，麻烦也多。他与几个亲戚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和农户所在的村民小组统一签订合同。他一般只与村民小组打交道，村民小组则负责做农民的工作。
　　杨强拿出跟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协议，给我们看。记者看到，杨强承包的水田价格为每亩200元，承包期10年。
　　望着这份和村民小组签订的只有一页，包含六七项内容的简易合同，杨强若有所思。他似乎觉得，这样一份简单打印的合同，缺少了什么。他也不清楚，由他和村民小组长签订的这份合同，如果真的起了纠纷，这合同是否真的在法律上有约束力。
　　他问记者，这样的合同，要不要第三方公正?如果要公正，由谁出面。他告诉记者，现在包田，和以前不一样了，价格涨了很多。在湘阴，他所了解到的，高的都到了六七百元。他比较担心，几年前别人不种田时，他以较低价格承包下来的水田，会不会因为价格涨上去后村民来“闹事”。
　　这个有文化的小伙子，说出了种田大户的共同担心：“现在，土地流转在许多地方风生水起，但运作起来，似乎都不规范。就拿流转的合同来说，最好是根据法律，由国家机关统一制作正式文本，使之具有切实的合法性，让承包大户能够吃下‘定心丸’。”
　　金融支农，何时才能真正下乡来?
　　杨强跟记者说起他的另一个困惑，是种田得不到金融支持。
　　从深圳回来，杨强从村民那里流转土地种田时，非常需要钱。他说，第一年他租了700多亩土地，仅租金就要近10万元，还要买农机、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付工资……资金严重缺乏。
　　他想到信用社或者银行贷款20万元，跑了许多路，因为缺乏可以抵押的资产，而且手续繁多且耗时太长，耽误不起，最终只得放弃。除了拿出家里的积蓄，他到亲朋戚友那里去借，当年算是勉强渡过难关。
　　他说，信贷支农的声音很响，但一落实起来，却很难“下地”。
　　他还跟记者谈到了对农业保险的迫切之需。他承包的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虽然自己投入资金建起了一个排灌设施。但2009年秋天一场大暴雨，还是让眼看到手的粮食，都泡在水里。他坐在田坎上，忍不住大哭一场。那一年所有的辛苦和投入，差不多都“化”在水里。他觉得，如果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农业保险，他的损失也许会少很多，会让种田也有一种“安全”感。
　　“那场暴雨，让我看到了种田的风险太大。这两年，算是风调雨顺，但望天收靠不住。一场大灾害，种田大户根本承受不起。”
　　“这就需要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是所有种粮大户迫切需要的，而这也恰恰是最薄弱的。金融支农，何时才能真正下乡来?”年轻的杨强说。
　　【短评】
　　让大户耕耘更踏实
　　李志林
　　农业的风险大，无论是天灾或者市场风险，有时都难以抗拒，需要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在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很高。近几年，我们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有目共睹，扶持力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在加速，种田大户开始作为群体，出现在田野上，解决了田地抛荒、效益低下等问题。
　　但形势比人强。 种田大户在实践中又遇到了新困惑，许多是以前不曾碰到过的，现在也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或者是老问题，却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新变化，成为亟需解决的新课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扶持种养大户。对于种田大户提出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使种田大户耕耘得更踏实，更稳健。新闻热线5广告热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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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解“谁来种田”的难题 缺钱缺政策还需扶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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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是万业之本。
　　但是，难以回避一个现实：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的青壮年纷纷离开土地。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我省每年有600多万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出现了&空心村&，出现了撂荒、双季稻改单季稻等现象。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这为农业集约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让农业出效益、农民多得益，家庭农场值得期待。
南康龙回镇仓下村林小军夫妇拥有50多亩集果园、养殖为一体的家庭农场。本报记者梁振堂摄
游客在丰城家庭农场采摘草莓。本报记者朱文标摄
扬子洲小学学生在开心农场学种菜。本报记者朱文标摄
　　【谁在投资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尽管在概念上还缺乏清晰界定，但并不妨碍投资家庭农场的热潮在各地涌动，打工者返回家乡重操旧业，农民扩大种植规模成为&农场主&、农民工返乡、资本下乡&&各种模式都在探索、实践。
　　每天早上5点起床，鲍运三夫妇就开始忙碌，给鸡鸭鹅喂食，清理农舍，还要割鱼草。30多亩田地，是他们一家人的希望。2011年，在浙江、上海等地卖了18年菜的鲍运三回到家乡广丰县沙田镇溪头村，在&家门口&打工一年后，他从村子一个山坳里成片荒田中看到商机，于是重操旧业&&种田、养鸭、养鱼。
　　在这个农场，他们夫妻俩投入了所有精力，还有打工多年的积蓄。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已经看到&春天&：种了10多亩田，有10多亩鱼塘，养了2万多只鸡鸭鹅。他说：&不出意外，今年差不多能有20万元收入。&
　　这是家庭农场的一种模式：打工者返回家乡重操旧业。
　　与鲍运三相比，夏贞五的农场规模就要大得多。20年前，在大家都种田时，他选择了外出创业。20年后，大家都不愿种田了，他带着百万元资金，返回家乡广丰县五都镇黄丰村重操旧业。
　　2000头猪、120亩鱼塘、10多亩水稻、400亩马家柚&&夏贞五掰着指头盘点&家底&。他是广丰县规模较大的综合种养户，他的农场实现了猪沼果鱼一体化。
　　广丰县农业局局长徐少华说，打工者、创业者返回家乡重操旧业，这是当下投资家庭农场的主要模式之一。由于家庭农场尚未有具体标准，很难准确界定，但毫无疑问，返乡打工者、创业者和一直未离开土地的农民仍是今后兴办家庭农场的主要群体。
　　广丰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超过30万人外出务工或创业。最近几年，广丰县把种植马家柚作为一项&富民工程&推广，近4年，每年都有超过1000名在外创业的&小包工头&回乡承包荒山荒地种植马家柚。这些返乡的外出创业者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对当地产业和农民的带动作用尤为明显。该县属半丘陵半山区，总人口90万，人均不足3分地，农民仅靠种田吃不饱、富不了，家庭农场模式契合当地实际情况。目前，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超过20万亩，主要是荒山荒地，用于种植马家柚、天桂梨等。
　　打工者、创业者返回家乡重操旧业，这一幕同样在全国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县（区）&&新余市渝水区上演。渝水区农业局副局长刘东生说，让土地流转到愿意种田的人手里，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的方向。
　　【解&谁来种田&难题】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谁来种田&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伴生的一个关键问题。
　　夏贞五所在的广丰县五都镇黄丰村，全村约400人、80户，只有不到一半留守在村里，其余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村里几乎看不到55岁以下的村民。
　　&只有不到20户人家种田，如果我不种，田大部分会荒掉。&夏贞五说，全村130多亩水田，一大半都被他承租。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现象不容忽视，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在农村，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今后&谁来种田&，这是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徐少华看来，夏贞五所经营的就是典型的家庭农场，具备了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规模化、商品化生产经营&&这是适合当地农业发展趋势的模式，是解决&谁种田&问题的有益探索。
　　在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大户只有700余亩，原因是当地丘陵地貌，不具备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条件。家庭农场模式适合当地特点，也与当前农村现状相吻合。&不需要大家都种田，一个村子几百亩田，集中在几个大户手上就可以了。&徐少华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刘东生的认同。现在农村年青一代很多不掌握基本种田技能，一旦老人们放下锄头，就产生了&谁来种田&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和许多地方一样，渝水区姚圩镇也出现了外出务工潮。当地干部说，全镇长年在外务工创业人员达1.2万人，占当时农村劳动力的80%。农村劳动力紧缺，在家劳动者的体能和技能与所拥有的耕地不匹配，造成了耕地的成片抛荒、撂荒，有的村撂荒面积达50%以上。
　　为了遏制抛荒、撂荒现象，当地开始探索&土地集中连片使用&，以村组为单位对土地进行调整，通过党员、干部带头承包土地、集中耕种的方式，将分散土地集中起来使用。这一方法，消除了当地土地撂荒现象，随之也涌现出了一批家庭农场的雏形。
　　杨细金是姚圩镇浮洲自然村的种粮大户，180亩的规模，占了全村耕地面积近四分之一。8年前，在外打工多年的杨细金回家过春节，看到村里大片耕地撂荒，全村700余人，只有200多人留在家里，他就萌发了包田种地的念头。
　　&种田还是有钱赚的，前提是要规模化种植。&杨细金说，全村人均约1亩田，如果一家人种两三亩田，刨去成本，只能是&吃得饱，富不了&，肯定不划算。在当地，村民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也有100多元收入。杨细金平时一家四口人都参与田间管理，只在农忙时请村民帮工，按每亩田700元的收成计算，一年有10多万元。
　　渝水区农业局经管站站长赖小庆说，&小种散养&的传统农业模式势必被淘汰，如果土地不规模化利用，就很难出效益。出不了效益，种田的人减少，就会出现撂荒现象。实际上，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大户，每亩年租金是五六百元，比自己种更合算。而像杨细金这样的大户，通过机械化作业，每亩田一年还有四五百元利润，这是双赢的结果。
　　【遭遇资金高门槛】
　　家庭农场模式，描绘出了一幅现代农业的美景。但是，农业投资大、周期长，农民还要与市场、与天气&搏斗&，在现实发展中也遭遇了不少尴尬问题。
　　这段时间，夏贞五经常紧皱眉头。从年初开始，猪价开始下跌，现在每卖一头猪要亏损近百元。而他的养猪场，年生猪出栏量达2000头，一批已到出栏时间的生猪不敢卖。
　　夏贞五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他一直筹划着建屠宰场，这样就能直接卖猪肉，以规避市场风险。不过，短期内这个计划仍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银行的门槛高，我们跳不过去。&夏贞五说，除了得到5万元小额贷款外，农场的投入全是自有资金或亲友借的款。
　　去年，县政府为了解决像他这样的种养大户资金短缺难题，搭建银企平台，向银行推荐了一批大户，他提出200万元贷款申请。前后忙活了几个月，准备申请材料，但还是被拒绝了，&没有抵押，农业产业的风险较高&。
　　记者了解到，夏贞五已不再打算扩大种养规模。&从事农业产业，如果自有资金不足，想依靠银行贷款、民间借贷，融资成本太高、投资风险大&。
　　同样为钱发愁的，还有渝水区的杨细金。今年，他把80亩水田的种植品种由水稻换成效益更好的莲藕，但莲藕投入比水稻高，每亩每年投入近1000元。他还开始尝试饲养肉牛，已买了七八头牛试养，计划到年底养殖规模达到20头，各类投入要二三十万元。
　　&这几年种田赚的钱几乎又都投到田里去了，手上的闲钱不多。&杨细金说，前段时间，他向当地镇政府反映了资金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帮着申请政策性扶持贷款。但能否如愿，杨细金心里没底。他没考虑过银行贷款，&种田赚不到多少钱，银行利息太高，承受不了&。
　　赖小庆说，对于规模种养户而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市场风险，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面对市场波动，种养户很难及时做出调整，遇有灾害性天气或市场产品过剩，就可能亏损。这也是银行不愿给农民提供贷款的原因。
　　同样，对鲍运三夫妇而言，过去的一年夫妻两人从早忙到黑，总算看到了希望，&今年开始可以赚钱了&。
　　不过，对他而言，年底能否有收成，除了自身的辛苦之外，还要看&老天爷&是否帮忙。去年，他养的第一批1.5万只鸭子，因为天气原因，全死了，损失近2万元。他的农场至今已投入20万元，一半是自己的积蓄，一半是亲朋的借款。而一旦遇到疫情或灾害性天气，&几年都翻不了身&。
　　徐少华说，尽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家庭农场的概念，但对家庭农场如何认定、管理、规范，都未出台具体细则，尤其是相关的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亟待国家统一出台，让家庭农场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土地流转难题待解】
　　农村土地能够流转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前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又是土地顺利流转的基础。
　　收割机、拖拉机、脱粒机&&这些年杨细金购置的农业机械一应俱全。他也有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很难如愿。随着越来越多种养大户的出现和&资本下乡&，土地越来越&金贵&，很难租到集中连片、具备机械化作业条件的田地。
　　浮洲村800多亩田，他与另一位种粮大户包下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农户自己手上，他们不愿流转出去。
　　据渝水区农业局统计，当地土地流转租赁价格逐年上涨，耕地流转租金由三年前的每亩150元上涨到600元，山地租金由每亩30至40元涨到120元左右。在当地，已出现这样一种趋势：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农户纷纷收回土地承包权，而社会资本仍在涌入，需要更多的土地流转，导致了转包经营大户数量减少及经营规模递减的现象。而如果家庭农场难以保持一定的经营规模，不仅无法产生集约化种养效益，大户也不敢加大投入。
　　江西农业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陈美球说，目前，在土地流转环节存在流入难、流出难并存现象。流出难就是有的农民存在&恋地情结&，自己不种，也不愿流转出去；流入难则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驱动力不足，目前土地流转的稳定性不强，许多地方存在土地调整或被征用的可能，流转期限不长，租期偏短，这也导致了大户不敢大规模投资，制约了家庭农场发展壮大。
　　这种现象，在赖小庆的日常工作中也碰到不少。通过进村入户调查了解到，对不少农民而言，土地仍是&命根子&，不愿意转出土地经营权；有的认为国家还有一系列惠农政策，加之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对土地还存有增值预期。
　　陈美球说，没有农民的转移，就不会有农村土地的转流。因此，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脱离土地后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他们才能放心地将土地流转出去。
　　赖小庆则表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应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信息平台，进行规范、指导、管理，否则，容易出现土地流转无序、随意等问题。此前，一些地方就发生过多起承包商&跑路&的事件。农民将土地转出后，转入方因资金等困难，&不辞而别&，农民的租金最后也没有了着落。
　　本报记者郑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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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林　刘银艳 通讯员　吕运涛　李锋
&&&&日，慈利县零溪镇拣花村种田大户陈延忠正驾驶水稻收割机收割早稻。（资料照片）&廖声田&&田满林&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李志林&刘银艳&通讯员&吕运涛&李锋&&&&3月中下旬，记者奔波、穿行在湘南、湘北的农村。&&&&三湘春色，早已褪去了早春的寒气，池塘和小溪沟里，已经温润起来；田埂上的青草，在水田里铺出根根绿线，淹没在盛开的金黄色油菜花海中。&&&&时不时有水牛闯进我们的视野，而在稍微开阔的田野上，旋耕机在水田里突突地奔跑着，在身后翻卷起一沟沟新泥。&&&&这样的景象，映照着我省这个全国产大米最多的省份的荣光。10多年来，我省稻谷产量一直稳定在600亿斤左右，为全国粮食稳产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种田大户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开始挑起我省粮食生产的重担。根据省农业厅的调查，目前我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已超过10万户，涉及耕地面积超过500万亩，占全省耕地的9％以上。&&&&采访中，我们与一些种粮大户，在田地里拉着家常，他们说着丰收的喜悦，也说出一个个在实际中遇到的困惑，希望帮助解决。&&&&&祁阳陈桂平——&&&&3月14日，记者来到祁阳县大村甸镇徐家村，见到了种田大户陈桂平。50开外的他，敦厚的身子，黑黝的脸庞，加上一双粗糙的大手，一看就是一个经常在田里摸爬滚打的种田“把式”。&&&&陈桂平2009年开始租田种粮，并不断扩大规模。现在租种着两个村8个组100多农户的270亩水田，年租金每亩100到150元不等。&&&&回来种田之前，陈桂平在当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常年随着装修队在外面打工挣钱。&&&&陈桂平因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只好回家了。有人告诉他，就他那二三亩田，累死了一年收入二三千元，不划算。不如扩大规模，租村里荒芜的田种。&&&&于是，他走家串户，与乡亲一个个商谈交涉，费了很大的劲，逐步将附近乡亲270亩水田，以合同契约的形式，纳入到自己的名下，做起了“田包头”。&&&&随着种田规模的扩大，他买回了旋耕机、插秧机、杀虫喷雾机等近10万元的农机具。&&&&我们问他去年的收入，他避而不答，而是跟我们算起了成本账。他说：在他们村，大多数人都是种一季稻，但为了提高效益，他改种双季稻，一般情况下每亩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600多元，产量按吨粮田计算，去年早稻每50公斤132元，晚稻134元，一亩毛收入2600多元。&&&&记者一估算，告诉他种这么多田，少说要赚20来万。没想到，他回过头来，一声长叹：“钱是赚了些，但我买农机、建仓库等固定资产投入及设备维修，你们没有算进去，今年有些设备又要更新了。再就是种这么多田，累死人，这3年村里人都说我老了10岁。春上一开犁，便又要起早贪黑，没有日夜了。”&&&&&农田投入，谁来做&&&&陈桂平与农户签订的合同，一般租期为10年。我们问他，这10年里，他对农田会不会有所投入？&&&&他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你在城里，租了别人的一套房子，你会再花钱花力气去装修吗？他直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是自己的田，他可能会投入，但对于租种的田，说实话，会凭良心维护好，但要他去投入，恐怕很难。以后即使别人来租种，相信也不会有人来投入。&&&&他说，像农田水利，就是修个沟，砌个护坡什么的，一投入就不是个小数目；租期有限，如果投入了自己不能获利，或受益不多，恐怕谁也不会去做。这个账大家都会算。&&&&“这也是我们这些种田人一个很大的担忧。农田的投入，应该由谁来做？”他说，农田也是要保养的，如果只是“拚死”地用，而不去养，水田会越来越瘦，收的谷子也会越来越少。他每年还种些绿肥，但看到一些租期短的大户，什么也不搞。这样下去，水田是经不起折腾的。&&&&&盼政策支持&&&&田种多了，陈桂平也十分关心时政，特别是一些农业政策。他说，国家的种粮补贴政策，本意是鼓励和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这些种粮补贴，是按原来土地的户头，直接发给农户的。但对于他们这些通过土地流转来专门种田的大户来说，却拿不到补贴。&&&&他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包括直补、良种、农资综合补贴，国家投入的资金每亩有近130元，如果他这个真正种粮的能得到这笔补贴，可获得3.5万元左右的资金。”&&&&“我也承认，我与乡亲们签订的转包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买卖。国家给乡亲们的种粮补贴，不可能再转到自己的头上。但是，种粮的风险很大，水灾、干旱、虫灾等等，如果对种粮大户，有别的政策支持，那么，大户种田会更安心、更用心。”&&&&&湘阴杨强——&&&&在湘阴县杨林寨乡合湖村，我们采访了种田大户杨强。&&&&这个30出头的小伙子，种起田来完全是另一个“做派”。他有着湖南师大企业管理专业的正规本科文凭。陪我们去看他的育秧大棚，穿的一身“行头”全是品牌货，与我们心目中的种田大户，相差十万八千里。&&&&杨强通过土地流转，目前承包着本村及邻近几个村农户的1700多亩水田。在闯荡过深圳，感到打工难以混出头的时候，2008年，他回到家乡种田。&&&&“别看我现在这样，刚刚开始承包水田时，春插时打着赤脚一身泥，‘双抢’时顶着太阳一身汗，大型旋耕机、插秧机，都是自己操作。烘干房，也是自己建起来的。”他怕我们不相信，领我们到了他的仓库，里面有各种农业机械。他麻利地发动了拖拉机，将它开出了库房。&&&&&&简易合同，是否真具法律约束力&&&&记者问他与农户如何签订土地流转的合同。他说，他没有一个个与村民去签合同，那样不仅耗时间，麻烦也多。他与几个亲戚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和农户所在的村民小组统一签订合同。他一般只与村民小组打交道，村民小组则负责做农民的工作。&&&&杨强拿出跟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协议，给我们看。记者看到，杨强承包的水田价格为每亩200元，承包期10年。&&&&望着这份和村民小组签订的只有一页，包含六七项内容的简易合同，杨强若有所思。他似乎觉得，这样一份简单打印的合同，缺少了什么。他也不清楚，由他和村民小组长签订的这份合同，如果真的起了纠纷，这合同是否真的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他问记者，这样的合同，要不要第三方公正？如果要公正，由谁出面。他告诉记者，现在包田，和以前不一样了，价格涨了很多。在湘阴，他所了解到的，高的都到了六七百元。他比较担心，几年前别人不种田时，他以较低价格承包下来的水田，会不会因为价格涨上去后村民来“闹事”。&&&&这个有文化的小伙子，说出了种田大户的共同担心：“现在，土地流转在许多地方风生水起，但运作起来，似乎都不规范。就拿流转的合同来说，最好是根据法律，由国家机关统一制作正式文本，使之具有切实的合法性，让承包大户能够吃下‘定心丸’。”&&&&&金融支农，何时真正下乡来&&&&杨强跟记者说起他的另一个困惑，是种田得不到金融支持。&&&&从深圳回来，杨强从村民那里流转土地种田时，非常需要钱。他说，第一年他租了700多亩土地，仅租金就要近10万元，还要买农机、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付工资……资金严重缺乏。&&&&&&&&&他想到信用社或者银行贷款20万元，跑了许多路，因为缺乏可以抵押的资产，而且手续繁多且耗时太长，耽误不起，最终只得放弃。除了拿出家里的积蓄，他到亲朋戚友那里去借，当年算是勉强渡过难关。&&&&他说，信贷支农的声音很响，但一落实起来，却很难“下地”。&&&&他还跟记者谈到了对农业保险的迫切之需。他承包的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虽然自己投入资金建起了一个排灌设施。但2009年秋天一场大暴雨，还是让眼看到手的粮食，都泡在水里。他坐在田坎上，忍不住大哭一场。那一年所有的辛苦和投入，差不多都“化”在水里。他觉得，如果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农业保险，他的损失也许会少很多，会让种田也有一种安全感。&&&&“那场暴雨，让我看到了种田的风险太大。这两年，算是风调雨顺，但望天收靠不住。一场大灾害，种田大户根本承受不起。”&&&&“这就需要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是所有种粮大户迫切需要的，而目前恰恰是最薄弱的。金融支农，何时才能真正下乡来？”杨强说。&&&&■短评&&&&让大户耕耘更踏实&&&&李志林&&&&农业的风险大，无论是天灾或者市场风险，有时都难以抗拒，需要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在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很高。近几年，我们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有目共睹，扶持力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在加速，种田大户开始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田野上，解决了田地抛荒、效益低下等问题。&&&&但形势比人强。种田大户在实践中又遇到了新困惑，许多是以前不曾碰到过的，现在也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或者是老问题，却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新变化，成为亟须解决的新课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扶持种养大户。对于种田大户提出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使种田大户耕耘得更踏实，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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