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说，&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继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负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兼为《未定稿》审稿。
　　社科院成立后，原任《工人日报》总编辑、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向院部推荐我参加写作组的工作。当时在写作组的还有江明和丁磐石两人。同年9&10月间，邢方群和江明被调回《工人日报》复任正副总编，不久，丁磐石也调中宣部。好在此前他们已组织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并且有两位青年人&&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我于1957年在空政工作时被吴法宪打成右派，被押往北大荒劳改，1959年摘帽后，1962年调到通县，1978年把我从通县调来社科院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一起编辑《未定稿》。我们拟好每期出版的目录和选定要用稿子后，就送给林韦看，他有病在家，主要任务是编《&四人帮&批判》一书。他对我们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细，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另外写作组还有三位女性：陈光辉、聂峙砥和张莉。陈是老学部的人，和各所的老专家都熟，她就负责向他们组稿。聂、张二位负责和作者、读者联系，及校对、出版、发行、财务等工作。大家虽然原来并不认识，但因观点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帮&一伙，都愿为清除他们的流毒尽力，所以工作都很积极，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开始筹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未定稿》在日试刊第一期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简单地说，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禁区，这就是院部给《未定稿》的基本任务。这需要理论上的鉴别能力和勇气。我们在以后几年，一直朝这方向努力。
　　在1978年12月出版的试刊第一期发表了黎澍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极其深重，它依靠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即林彪、&四人帮&一伙，强调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来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倒行逆施。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接着第二期发表了邢贲思的《&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和柳树滋的《科学要敢于冲破禁区》两篇文章；1978年12月又发表了邢贲思的《真理面前不应当人人平等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些文章对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未定稿》为平反冤案大声疾呼。1978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发表了黎澍的《彻底平反吴晗同志的冤案》；1979年2月发表了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欢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指出应吸取的历史教训。1979年2月发表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影响尤其巨大。许多同志过去只知道因为这封信惹恼了毛泽东，把原来准备反&左&的会议转为反右，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并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把六百多万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使原来就&左&的政策更&左&，造成三年经济困难，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知多少(据《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三期党史专家廖盖隆的文章透露，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但许多同志当时对彭写给毛的信的内容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所以《未定稿》一发表此信，读者都纷纷打电话或登门索要。《未定稿》本来只印三四百份，免费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阅读的，现面对读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们后来只得增加印数，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还是不敷需要，于是请示院领导同意，改为内部征订，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迅速达到三万多份。院领导说这是内部刊物，不准再增加。如果不是这样，订数还可能大幅度上升。此后数年，订数一直在三万份左右。其实，所谓&内部征订&不过是个名义，实际上与公开刊物差不多，因为征订启事写明，不但研究机关、党政机关、大学图书馆可以订，而且个人也可订，份数不限；还声明，《未定稿》所刊文章，各报刊、杂志可以自由转载。确实，转载率也很高。我理解，&内部征订&和《未定稿》这个名字可起到一层保护色的作用。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做&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由于过去多年养成的习惯，许多人认为，党报就是党的喉舌，把刊登在党和政府公开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看做是党发出的声音，党的政策宣传，不能置疑，所以要慎重。但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一伙散布的许多谬论需要肃清，&两个凡是&的禁区需要冲破，而且新的事物不断出现，需要大胆的探索，自由的研究，有些论点不一定完全成熟，但可启发人们的思想。有了《未定稿》这样一个内部刊物就可以自由发表，如果有人来抓辫子，就可以用&内部发行&、《未定稿》来作掩护。我们体会，院部为刊物取的这个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当然，这只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这个刊名才能起一点保护作用，如果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代，或者是&两个凡是&派当政，《未定稿》这个刊名还是不管用的。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定稿》从1979年起，就接连发表了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日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周叔莲两人合写的《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以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等等为幌子，破坏中国的经济建设。日发表了由本院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和写作组(即《未定稿》编辑部)合编的《革命导师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一些论述》共四十八条，此文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一些读者来信说，读了马、恩、列、毛的这些论述，就知道阶级斗争、武装斗争不过是手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大力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此文受到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其中论述多次被引用，《北京日报》等多家刊物在它们的内部刊物上全文转载。
　　1980年2月，党中央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此前，《未定稿》1979年3月即发表了李凌和王小强合写的《伟大的大会　光辉的文献&&重读中共八大的主要文献》。此文目的一为呼吁早日给刘少奇平反，二为八大的&政治报告&关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鼓与呼。中共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的，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当时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中国改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言犹在耳，不久，他就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并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竟全盘否定八大，把八大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使全国人民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发展经济，用什么形式？我国过去长期学习苏联的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什么经验教训？是不是应该灵活一些？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应该考虑、应该研究？《未定稿》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日发表了刘明夫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文中指出，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的；商品交换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为了在市场上通过交换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都是商品生产，而不必区分买卖双方各自属于不同的所有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要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生产。
　　这种理论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并且明确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二十多年以前，撰写并发表这种理论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就因为坚持价值规律学说而被残酷迫害。
　　《未定稿》冒着风险继续发表这方面的大量探索研究的文章。日发表了寒山的《略论价值决定的条件》。文章指出，价值规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所能实现的价值量。在商品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靠抽象计算出来，只能在供求和竞争中确立，价值也只能在波动的市场价格中确立。科学的经济计划应直接建立在市场之上。1982年8月发表了杨永华的《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评介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卓炯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性质同所有制没有联系，商品经济是同社会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仍然要有社会分工和交换，因此到那时商品经济仍将存在。价值规律是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生积极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说过：商业劳动只能&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在流通过程中，不生产任何价值&。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苏联和中国长期忽视商业，忽视流通，使经济发展受到障碍，商业职工的工资水平被压低。针对这种情况，《未定稿》于1980年9月发表了杨春旭的文章《商业职工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吗？》，文章指出，商业职工要用很大精力从事商品的保管、运送、分类、散装等生产劳动。马克思说，这些劳动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运输部门是生产部门。既然铁路、公路、航运工人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商业职工的这些劳动也应是生产劳动。作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了忽视流通和商业的危害性，指出对此问题的认识应有革命性转变，才能有利于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广大职工同心同德地工作。对此问题，《未定稿》1982年3月发表了朱卫国的《商业劳动不形成价值的理论商榷》，6月发表了王志毅的《也谈商业劳动与价值形成》。为开展讨论，同期还发表了王宏昌的《买卖劳动不创造价值》一文，观点相反，以期引发争鸣。
　　为了进一步启发人们解放思想，《未定稿》1982年11月发表了熊映悟的《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一文。作者首先指出：《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把经济学推向了新的高峰，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等等。接着，作者也指出，《资本论》同任何伟大的科学著作一样，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有历史的局限性。例如，《资本论》的某些原理，是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实际情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它们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有些理论未必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的某些结论，根据不足，未必能成立。例如，生产价值的构成为什么不包括地租呢？&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也不一定能成立；《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对未来作出的某些预测，属于&未来学&的范畴，有待今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遗憾的是后人往往把这些预测当作定论，削足适履，以致造成很多失误，等等。恩格斯在肯定《资本论》的伟大成就时，也告诫读者不要期望在《资本论》中找到什么&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或万应灵丹&，也不可能在书中找到&千年共产主义千年王国&是什么样子，否则就会&大错特错&(《马恩全集》第16卷第243页)，可见《资本论》并不是经济科学的终结，而是引导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经济科学的指针。《未定稿》1983年第十期又发表了奚兆永的《〈资本论〉中的笔误》一文。作者列举一些误译和笔误后说明，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希望有关方面的同志能对全书进行一次系统的、完整的校订，如果误译就在译文中订正，如原笔误就在注释中说明，这对读者学习《资本论》无疑将有很大的裨益&。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大企业由于资金雄厚，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一般规律。小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会在竞争中被大企业吞并。小企业越来越少，大多数小企业主破产，沦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只剩下少数的大企业。1982年4月发表李凌的《大生产、小企业、所有制&&兼论我国集体经济、个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客观依据》，文章根据大量已经实现了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材料说明，主要由于：1.专业协作分工的需要；2.日用百货商品生产的需要；3.某些手工业在将来也无法取消；4.安排劳力就业的需要等原因，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大量小企业将和大、中企业长期并存。而这些小企业一般只能是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个规律对我国也是适用的(此文二万多字，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二期转载时，改名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小企业》，《人民日报》日理论版和《新华文摘》1983年第六期转载)。
　　1982年8月发表殷永侠的《武汉市城镇个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文章根据调查材料说明发展个体经济的客观必要性，同时又提出必须加强管理。1979年上海的工商业者(原资本家)集资五千七百九十万元，组成爱国建设公司，下设十九个分公司。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办起打字、印刷、服装等小企业，还经营住房建筑。由于他们都是自负盈亏，没有靠山，所以精打细算，物美价廉，生意蒸蒸日上，给国家上缴税金，安排了七百多名知青就业。《未定稿》于1981年9月发表了何建章等三人对该公司的调查报告，肯定了他们的成就，也提出了一些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1982年1月，《未定稿》发表了梁桂全和郑炎潮两人合写的《我国股份制初探》，文章论证了我国股份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和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同时还探讨了股份经济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1981年1月发表了汪琦的《试论工艺手工业在大工业发展条件下的存在及我们的经济对策》。1983年第十期发表了傅正德的《试论经济目标与生态平衡的矛盾统一》。1983年第二十一期发表晓亮的《技术是否商品，应不应有偿转让？》。这些文章，提出应发展股份制和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这在今天已成现实，但在二十年前却是布满地雷的禁区。《未定稿》的编辑也认识到这个危险，并且知道过去有的学者因为研究这些问题遭到批判、斗争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文章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而且实践也证明对发展生产，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就大胆予以发表。至于发展经济与注意保持生态平衡以及应该承认技术也是商品，应实行有偿转让等问题，在当时提出来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如果当时就能引起注意，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我们的生态环境和技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情况可能要比现在好得多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定稿》在1979年5月发表了袁晓鹰的《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意义》、1980年第十期发表了戚名琮的《苏联工业化过程中轻工业的作用》；1981年4月又发表了高铁生的《试论苏联轻视市场作用的根源》。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企图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列宁于1921年毅然放弃内战时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粮食税、租让制和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整个工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苏维埃政权也得到加强。列宁在《论合作制》、《论所谓市场问题》等著作中，实际上已经指明，苏俄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允许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列宁于1924年过早地去世。斯大林很快就宣布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僵硬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就是法律&。中间几经周折，到斯大林晚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苏联存在商品生产，但另一方面又把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流通之外。苏联的经济逐渐形成&国家垄断制&。斯大林去世后，并无根本改变。依附于&国家垄断制&而滋生的特权阶层，努力维护这种对他们有利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经济长期蹒跚不前的根本原因。
　　1979年10月，社科院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等三人到安徽农村调查，带回三篇由安徽的同志写的调查报告，内容主要是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共有98310人，十五万多亩耕地)于1978年冬种小麦时，有77％的群众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的干旱获得了大丰收。1979年夏产粮食二千零一十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国家征购一千一百四十九万斤，比1978年增长5.7倍。搞包产到户的队比不搞的增产幅度大得多。许多穷队、穷户一下子翻了身，集体提留、公共积累也增加了。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有的人却认为这是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肥西县委由于&左&的思想和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下令要&纠正&包产到户，要求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派工作组去&纠偏&。基层的干部和农民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以后，不像以前那样驯服挨整了。他们反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为什么实践证明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国家至今还吃进口粮食，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光彩，我们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好？&问得下去&纠偏&的县委干部哑口无言，县委干部们也很矛盾。他们自问：&过去搞了二十多年的农业工作，往往粮食减产了，许多农民逃荒、饿死，反而说这是社会主义，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包产到户，粮食大增产，农民满意，反而说是资本主义，说大方向是错误的。&&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把我们搞糊涂了。&陆学艺等三人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包产到户和工厂实行计件制一样，都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好的。评论文章还从理论上说明了有关的许多问题。《未定稿》认为这三篇调查报告和评论文章很好，决定在日予以发表。但社科院领导知道后，对我们进行严厉批评。因已经发排，院领导下令只准作为&增刊&，即印二百份，不发给一般订户，只发给少数有关的学者和领导参考。但即使这样，这期《未定稿》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共甘肃省委原来准备下令对一些零星自发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进行整治。接到这期《未定稿》后，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建议重新研究，结果决定准许各县都搞一些试验，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作决定。一年以后，即1980年7月，陆学艺和王小强两人到甘肃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包产到户克服了过去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时干活稀松的缺点，农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积极性大大提高，凡是搞了包产到户(或类似形式)的都大增产。他们在调查中还研究了发展的趋势：今后即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也不会走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老路，而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向社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合写的调查报告《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在1980年11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
　　《未定稿》1980年1月发表了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尊重实践权威肃清极左流毒》的文章，介绍他们去年在全地区推广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联产责任制获得大丰收的事实。开始推行联产责任制时，包括省委机关某些人在内对此施加压力，认为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是右倾，但是省委书记万里坚决支持改革。他批评省委的某些人&坐而论道&，引书本条条，而不看实践结果，不看人民群众的意愿。由于万里的支持，才使联产责任制得以在全省逐渐推广。不久，在全国即流行&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反映了民意。
　　肥西县山南区搞包产到户和著名的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户农民签字搞包产到户几乎同时。后来的人恐怕很难了解，农民只是要求用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生产队的土地上劳动，收获以后还要&先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然后才是自己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胆颤心惊？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户农民一个个签字摁手印保证，如果生产队长因搞包产到户而遭批斗或坐牢，这十八户农民要保证队长家属的生活；山南区的农民搞包产到户明明已经大丰收，而它的上级南山县委还下令&纠偏&。这是为什么？这要追溯到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那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搞得很严重，致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出现大量逃亡、要饭和饿死人的现象。曾希圣为此深深内疚自责，后来从一个老农在山上自己开荒，打的粮食吃不完，主动上交许多粮食的事例得到启发。此后，又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责任田&的方法(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因&包&字比较敏感，故只能用&责任田&名义)，并于1961年3月把这个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1961年7月，毛到安徽视察时，又向曾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有了毛的支持，责任田在全省迅速推广，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或类似形式的占生产队总数的90.1％，普遍获得丰收，自己吃不完还支援河南、山东和江苏的部分灾区。安徽省国家粮库1961年底比上年存粮增加1.14亿斤。因此农民把责任田叫作&救命田&。就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过了几个月，在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既因在&大跃进&中刮&五风&大量饿死人，又因推行责任田救活人被撤职、批判，1968年在&文革&中被批斗死去。仅安徽一省，因支持和参加过责任田的干部和农民数十万人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户，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正是因此，包产到户(责任田)变成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雷区。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四人帮&垮台，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果不是&两个凡是&的观点被批倒，在安徽如果不是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那么肥西县山南区和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等地的干部群众，都会遭到厄运。幸亏这些都是&如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重视实践的结果，多次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到农村调查，并开会研究讨论，肯定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到1982年4月发出的中央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宣布：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这几年期间，《未定稿》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经济的文章，主要是通过调查的事实，说明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也指出各地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
　　日出版的《未定稿》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原校长杨献珍在1955年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确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1952年即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他们否认其他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包括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在内的不少人对此问题都感到迷惑。为弄清这个理论，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写了这篇文章，作为给中央党校学员的讲稿，并印了几份清样，送中宣部审查，内部未印刷，也未公开发表过。但在1964年围攻杨的&合二而一&论时，他的这篇文章也作为一条罪状被大肆攻击。在&文革&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这篇文章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理论&，并对杨献珍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杨献珍将此文送《未定稿》。杨献珍的文章在大段大段引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同时，又引述马克思的论点和列宁在1918年对当时俄国五种经济结构并存的描述，说明中国也同样客观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这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经济基础&，而那些主张&单一经济基础&的人，认为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纯粹又纯粹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经济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现在回顾起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如果建国以后能够按照决议的精神：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共同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要加以限制，但只是在活动范围、税收、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而不是消灭；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实现工业现代化和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谨慎地、逐步地引导他们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并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那今天中国的经济面貌就会大大不同。
　　也可以说，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当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继续和发展，当然，新时期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法令，但在基本精神上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吻合的。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他们在政法领域散布的谬论很多，流毒也很广。《未定稿》十分注意组织和发表政法方面的&肃毒&文章。1979年4月发表了卢惠民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初探》，指出应该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根据宪法的原则，制订出一部新闻出版法，并认真贯彻执行，这样才能防止悲剧重演。1979年3月发表了陈春龙和刘海年合写的《应该给文艺工作者以法律保护》，同年4月，又发表了两位合写的《论反革命罪》，引证毛泽东的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1页)，指出要按此原则制订法律，要将言论和行动分开，不能随便以&反革命罪&罪名对人民滥施迫害。1979年4月发表了吴大英和刘瀚合写的《阶级斗争和法制》。1979年6月发表了许崇德的《论宪法规范的明显性&&对我国1954年以来三部宪法的比较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于1954年、1975年、1978年先后颁布过三部宪法，若论规范的明显性，应首推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公民有进行科学、文艺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利。到了1975年宪法，规定这些权利的条文都被&四人帮&删去了，1975年宪法还取消了人民检察院，规定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按：实际上打倒了公检法)，因而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失去了必要的保证。1978年宪法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多进行修订的，比1975年宪法有进步，但仍有不足之处，如1954年宪法规定过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重要原则，在1978年宪法中仍未得到明确的肯定。1979年9月《未定稿》发表了林欣的《从罪刑擅断主义到罪刑法定主义&&人类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从历史的发展论证了这个问题。1979年10月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文章叙述和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曲折坎坷的历史，同时针对当时有的人认为过去的错误主要在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性质而强调指出：&这种看法根本错了。因为它的前提是：人民在政治问题上根本不应有发言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并且首先指政治问题的发言权。&&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进行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1979年10月发表了晓鲁的《试论政治民主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联系》，文章指出，封建专制是小生产的上层建筑，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
　　1979年10月我们发表了徐博涵根据马列经典的论述和我国大量实际材料写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979年9月发表了时任新华社驻川记者的郭超人(后任新华社社长，2000年去世)根据对四川双流县农村阶级斗争状况的调查写的《扫除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正确认识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文章根据大量调查指出，过去由于唯心的阶级估量，用反动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如双流县有一个名叫新店子的小街道，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成年人中的&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共计八十七人，占成年人总数的74％，所谓完全&纯洁&&干净&的只占26％。这种做法是扩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该县建设一队的贫农和中农100多口人中，没有一个有参军的&资格&。有一年，上级给这个队分配了两名义务兵的名额，这个队只好从外地借两个知青来完成任务。从这种唯心论的阶级估量出发，年复一年搞政治运动，使广大农村的基层干部群众一次一次地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广大农民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极大地伤害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在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之后，在三大改造完成二十多年之后，已不符合实际，如果把多年以前的地、富、资的第二、三代甚至第四代(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也划为阶级敌人，更是荒谬了。1980年1月，《未定稿》发表了冯子标的文章，题目就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应当改变》，继续对此问题进行论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说过：&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文学艺术是这样，法律和法学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以后，极左的思潮逐渐泛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1954年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公民在法律上的一律平等&、&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等法制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和律师制度等，不久即被当作资产阶级原则加以批判。在反右运动中，凡是主张按毛泽东指出的对过去的包括法学在内的文化也应该批判地继承的学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被批判斗争，残酷迫害。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时代，这种情况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剥夺人民的自由，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进行封建野蛮的专制统治。为冲破这个禁区，《未定稿》1979年4月发表了吉林大学栗劲教授的《必须肯定法的继承性》。文章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刻地批判&四人帮&一伙的种种谬论，说明我们必须全面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总结建国以来司法领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古今中外一切法学著作和各种成文法典，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用的东西，完善和制定社会主义各项法律。
　　1980年初，孙亚明对西德的法律制度进行考察。1980年7月《未定稿》发表了他的《考察西德法制的一些观感》，文章指出，二战时西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6年西德工业生产只及1938年的22.6％。但到七十年代，西德已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大国。战后三十多年，经济平均每年以6％的速度持续发展，社会也比较安定，其原因很多。但比较完备的法制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则是其重要因素之一。1945年，西德在美、英、法占领军监督之下，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相当于宪法)，抛弃了法西斯专政的一套，恢复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各项原则，重新确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他们取缔了任意捕人、非法捕人、草菅人命的纳粹专横，恢复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审判独立的原则；他们取消了国社党的一党专政，恢复了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基本法也保证了各州的宪法权利。有关外交、国防、国籍、货币、关税、邮电等重要立法权均属联邦专有，称为&专有立法&。各州有&并行立法&权，各州可以根据联邦颁布的法律原则，制定适合本州特点的法律和条例。1949年&1979年，西德制定了三千多个重要法律，如选举法，宪法保卫法，结社、集会游行法，罢工法，刑事诉讼法，等等。无论是公民个人、法人团体还是国家机关，都一律要遵守法律，按法律规定办事。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使他们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既能保证企业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又可防止垄断(如卡特尔法)；他们制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法和著作版权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据统计，战后三十年来，西德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有70％来自科技的进步。在政治方面，他们明确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放在基本法的首要位置，多党制不但允许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进议会、入内阁，而且允许他们组阁，实行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在经济方面，他们推行企业股份分散化，把股票的面值缩小，使多数职工都可以买得起，增强了职工对本企业的凝聚力；他们还推广企业职工享有&共同决定权&，即职工代表有权参加私有企业的管理，共同决定企业的大事。他们还制定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福利法，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保障。这些既是资本家集团为了自己长远的利益而采取的&让步政策&，也是西德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孙亚明的文章还指出了西德法制方面的缺点和存在的失业、吸毒、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等问题。文章最后指出，西德的法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他们运用自己的法制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社会秩序，调节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特别是他们严格依法治国等方面，是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
　　华盛顿是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是战时大陆军的总司令，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大陆军的一批军官于1782年，建议在北美建立君主制，让华盛顿当国王(这样，这些高级军官就可以成为世袭贵族)；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又有三分之一的代表主张在北美建立君主制，把王冠送给华盛顿，但是都被华盛顿严辞拒绝了。本来，在当时，只有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他国家都实行君主制，就连比华盛顿稍后的海地资产阶级革命黑人领袖德萨林纳，在革命胜利后也先是任终身总督，后来加冕称帝。而华盛顿不迷恋权力、地位，多次拒绝军官们送给他的王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不只如此，美国赢得独立以后，他于1783年12月向国会辞去了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回到弗吉尼亚他自己的种植园当普通老百姓。三年多以后，1787年他当选为代表参加制宪会议，1787年3月他被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连任一届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告别书》，告诉美国人民他已决定不再当美国下任总统候选人了。这种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高尚风格，使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由衷的敬爱。他没有指定继承人，他认为指定继承人是在共和制名义掩护下的君主继承制的专制制度，会引起各种势力利用阴谋或暴力篡权，造成政局动荡。他认为民主的宪法可以使政治权力各部门互相制约，可以防止各行政部门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共福利。
　　华盛顿只当两任总统为美国树立了一个范例，在以后的二百多年中，除了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四次连任总统外(第四次当选不久即病死，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历届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最完美的例子就是北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70页)《未定稿》日发表的林欣和李琼英合写的《华盛顿与民主共和制》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他们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集第316～317页；列宁的《论国家》)中都曾指出，美国1787年设计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是依据什么理论和怎样产生的？《未定稿》1982年11月发表的张宝训的《美国分权政府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分析和回答。北美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1776年7月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通过了以托马斯&杰弗逊为首起草的宣布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的《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并且阐明了这个新国家权力机构组成的政治思想基础。1777年11月大陆会议通过了《邦联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了&各州保持其主权、自由、独立及其他每一管辖权与权力&，从而就否定了邦联国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中央政府应有的内政权，因此在当时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软弱无力。美国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在国外贸易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邦联政府也无力保护；同时，在国内，工农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尖锐矛盾，各州先后发生了&威胁产权利益的激进运动&，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的谢思所领导的农民起义，邦联政府也无力镇压，因此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强烈要求成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于是1785年邦联国会在其成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的推动下，决定要制定另一部代替《邦联条例》的新宪法，1785年7月，在费城举行的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变成了著名的制宪会议。参加会议的大都是经济巨头和政界、学界杰出人物的代表，而且是英、法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信徒。洛克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认为人类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才订立契约(宪法)组成政府的。美国费城制宪者反对专制政体，他们认为&人民是权力的惟一合法泉源&，主张建立经过&被统治者同意&的&受限制的政府&，&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他们也受到马基雅弗利等的影响，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和追求权势的，要建立一种确定的制度去阻止当权者擅权。如果少数人擅权，就会迫害多数人；如果多数人擅权，就会迫害少数人。他们认为：&设计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统治人民，然后再使政府控制自身。&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正好适应这种要求。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最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若将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必将导致专政&。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提出主张说，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建立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机构。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根据这种理论为政府分别行使各种权力的部门奠定了应有的独立基础。宪法规定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二年；参议员原则在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改为各州选民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总统则在人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人中产生，任期四年。司法长官虽由总统任命、国会批准，但宪法规定司法独立，而且法官如行为正当，可任职终身。这样通过其产生途径和任期年限的不同，可以保证它们行使权力的法定的独立地位。按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总统对国会议决的法案有批准或搁置或否决的权力；而国会又有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推翻总统否决的权力；行政权属于总统，但总统任命部长和缔结条约时需经国会同意，才能生效。司法权属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但法官须经总统任命，国会审议批准，同时法院有评论国会和总统的行为是否违宪的宪法权力；宪法又划清了国会两院和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的互相制衡的原则。宪法与合众国的法律和缔结的一切条约，各州必须遵守。这样就保证了建立一个力量强大而其力量又受限制的中央权力机构来保卫人民的权利和发展经济的自由。这从当时人类历史正在从神权、王权统治一切的黑暗中世纪走向科学和民主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来看，无疑是一大跃进，并为后来欧洲特别是法、德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政权建设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楷模。
　　&权力就是腐化，绝对权力就是绝对的腐化！&&权力必须以权力来制约！&对这个深刻的道理，长期旅居西欧的列宁自然是明白的。但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是俄共(布)一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不允许有反对党存在，怎样实行&以权力制约权力&呢？原来负责检查工作的是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但它未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列宁批评工农检查院&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附属品&，没有丝毫威信。鉴此，列宁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在俄共(布)党内建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和由中央委员会设置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政治局，这是最高执行机关；另一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最高监察机关。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们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进行监督，监督它们是否正确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有官僚主义、特权、特殊化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并加以处理。
　　俄共(布)的九大、十大的决议和列宁的讲话、文章多次指出，监察委员会应由党内最有威信、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工作的同志组成；监察委员会在中央和地方都和与级的党委员会享有同等的权利，最关键的问题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政治局、组织局并列为党的最高机关，十大决议还规定：&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
　　党的决议还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绝对了解中央政治局的结论并处理它的问题，不要&照顾情面&。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在自己的主席团的领导下，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党的委员会不得干涉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双方人员不得互相兼职，这一方有必要出席另一方的会议时，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监察机关没有任何行政权。
　　监察人员必须完全由选举产生。列宁认为，如果监察机关作出的决议，不符合它的上级党委或同级党委的某些领导人的心愿，触犯了他们的权益，那末这些决议将得不到执行，这些监察人员或许要被调离职务，甚至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危险。因此，列宁特别强调监察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他们在任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离，对此，党的十大、十一大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23年十二大期间，列宁因病重未能出席，会议由斯大林主持。此时的斯大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4年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主持下，逐渐对监察工作做了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改变：
　　1.取消了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员会完全平行和享有同等权利的原则，降低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权。
　　2.取消了监察工作必须具有的独立性，甚至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建议，须经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生效。
　　3.以委任制代替选举制。党的十七大明文规定：&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为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各级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也由上级任免。&
　　4.取消&关于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任期未满前不得调离&的规定。
　　这样，监察委员会就如同列宁曾经批评的那样，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附属品&，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变成不受任何监督的机关，各级党委员会也不受监察委员会监督。
　　而斯大林又高踞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上。他利用不受任何监督的绝对的权力，大规模镇压不同意见者，肃反严重扩大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也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一个重要根源。
　　1979年9月出版的《未定稿》发表了刘立凯的《列宁论监察制度》一文，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
　　在&文化大革命&中，哲学也是重灾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是毛泽东的名言。对立统一，当然既包括&一分为二&又包括&合二为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合二为一&。只能讲斗争，不能讲团结，否则就是讲&调和折中&，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凡是不同意林彪、&四人帮&一伙这种谬论的，甚至只是在学术观点上提出商榷意见的，都被他们残酷迫害，制造出包括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内的无数的文字狱。1979年1月出版的《未定稿》发表了梁长汉的《正确理解对立统一为&合二为一&平反》的文章，从理论上批驳了林彪、&四人帮&的谬误和反动的本质。
　　毛泽东说过：&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周恩来也说：我们搞工业化，要根据&国家的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这都是正确的。周恩来和陈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发现很多地方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到处铺摊子、上项目，盲目冒进，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人民日报》于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急躁情绪》的社论，此文事先请毛泽东看过，毛批示说：我不看了。当时周恩来以为他同意了，就发表了。后来毛说：这是骂我的文章，我为什么要看？在1958年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批评周的&反冒进&，说周离右派只剩五十米了。周不敢辩解，连忙检讨，后来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此后不久在&大跃进&运动中，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作风愈演愈烈，唯意志论猖獗。1979年4月，《未定稿》发表了李敏生的文章《&条件论&是唯物论》，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大跃进期间，所谓&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被批判的&条件论&、&秋后算账论&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措施，是否成功有效，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也就是秋后算账。
　　1979年8月《未定稿》发表了张宣三的《试论唯意志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破坏》，文章指出，唯意志论者认为，只要抓精神，抓政治，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可以把生产力促上去。在我国农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却要求生产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改变，直到有的地方一个县几十万组成一个大公社，统一核算，吃&大锅饭&，搞&穷过渡&，严重地破坏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损失。当时又提出所谓&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纲举目张&，认为只要粮钢两个&纲&元帅一升帐，其他问题（目）就自然而然地顺利解决。于是用行政命令和大兵团作战的军事办法，要上亿农民到处安营扎寨，用土炉子、砖瓦窑、旧碉堡炼铁炼钢。为了要钢铁，就到处砸铁锅、拆门板、毁农具；为了&以粮为纲&，就全面破坏林业和果树，破坏牧场，禁止一切副业生产。文章还指出：五十至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而我国却基本上停滞不前，唯意志论是造成这种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定稿》1980年7月发表了李凌的《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试论百家争鸣和民主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文章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了解某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局部）的情况，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坐井观天&，不过井口大小和角度不同罢了。要取得全面的或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获得。
　　《未定稿》于1981年7月发表了黎英的《全面、比较、反复&&实事求是取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方法&&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一点体会》。陈云的这本书，包括他从1956年到1962年的重要文稿共二十三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如果当时，特别是大跃进那几年，能按照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我们国家本来可以避免许多损失，少走许多弯路。例如，1957年我国钢产量只有五百四十万吨，而1959年，毛泽东等就要求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吨。陈云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发言指出，钢的年产量只能是一千三百万吨，而且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错了，不但指标没有达到，而且土法炼出来的不是钢，只是无用的废渣。陈云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经过三个月的深入调查，从工业内部各个环节，如矿石、焦炭、耐火材料、炼铁和轧钢设备以至运输能力、电力等方面算了细账而后得出来的结论。但当时陈云却被批为&老右&、&促退派&。陈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不是说可以不执行上级的批示，不读马列著作，而是说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鼓励大家说真话，要全面、比较、反复。他说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听反面的话。他说：&挨骂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纠正&&宝成铁路修通了，当时只听到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关于比较，他说：&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通过比较，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清楚。
　　毛泽东193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历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在此后的二三十年，这种观点已成为金科玉律。翦伯赞在1951年2月还写文章为上述观点作注释。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如刘邦&除秦苛法&，主张&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李世民以隋亡为戒，&故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等等。他们在战后还采取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奖励农耕等。漆侠还进一步发挥，把这些政策称为&让步政策&(见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第207页)。
　　但1965年开始，对&让步政策论&展开了大围剿，说这种&让步政策论&是&为地主辩护的歪理&。&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让步政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为此，大批历史学家被残酷迫害，翦伯赞被迫害至死，这是一桩残酷的文字狱。《未定稿》1979年3月发表了历史学家戎笙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文章全面地论述了这次论争的经过，同时也对毛泽东提出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提出质疑。文章说，并不是一切农民战争都起到推动生产力的作用。如&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的黄巾起义，如坚持斗争十多年的黄巢起义&，&清代中叶爆发的纵横五省、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但除个别地区经济略有恢复外，整个说来，社会受到很大的破坏，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再者，地主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出于增加自己收入的考虑，也可能自行调整生产关系，如榨取劳役不如收取实物有利，收实物地租不如收货币地租有利，收定额租不如收分成租有利，等等。这些改变，在客观上也会促进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另外，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所谓&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句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地方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未定稿》于1979年7月和同年12月先后发表了王小强写的两篇关于研究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文章，即《试论农民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第一篇文章根据大量事实指出，由于旧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压迫，富有反抗精神，因而能够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农民千百年来处于自然经济中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他们希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历代的农民革命的政治目的只是改朝换代，拥戴、推举一个&好皇帝&，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实现&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引自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根据中共八大召开前即1956年9月的统计，中共有84％的成分不是无产阶级，农民成份占了69.1％。这些党员，有一部分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党的教育，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但也不容否认，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或多或少地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江山易主&、&打天下、坐天下&，以解放人民的&恩人&自居，用封建社会家长专制的方式来管理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和单位。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时代，更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推翻&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把政治制度民主化，创造条件使人民得到民主生活的训练，还是今后长远的任务。
　　王小强的第二篇文章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新华社1948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列宁也多次著文，指出这种理论是反动的。毛泽东在1948年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农业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王小强在引证上述权威论述之后，历数这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包括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内的思想家，都以为&把财产弄到平均，就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8、805页)。中国农民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具有强烈的反抗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具有农业社会主义即平均主义思想，以为&共产&就是要&共&地主老财的&产&。毛泽东在1953年曾宣布过&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中说到要经过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但后来的实践快得出奇，1953年全国农户入社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但在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到了1956年底，入社农户就占总数的96.3％。原来&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是依据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情况，即占农民总数91.2％的贫农、中农平均每户只占有1/2～1头牲畜、1／3～2／3张犁的落后水平而制定的。王国藩三条驴腿的农业社也能增产的事实，只是说明了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简单小型协作的必要性，而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是需要高度的机械化为基础的。毛泽东也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有人认为，合作化运动这样迅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的结果。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也没有理论根据。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尚且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更何况农民？列宁曾一再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7页)。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犯了&左&倾的错误，这与其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所使然，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或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强迫命令农民群众的结果。对于农业社会主义者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发展，贫穷与否是无所谓的，只要财富平均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越大，当然就越平均，因而就越是社会主义。在合作化高潮之后，又迅速公社化，有的地方一个县若干万人合为一个公社，不但统一核算，而且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等都转为公有；为了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家庭用的桌椅板凳、刀锅碗筷也被&共&了产&&&四人帮&的核心人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说按劳分配原则是&钱能通神&、&钞票挂帅&，是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法权，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云云(此文1975年又重新发表)。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3月就曾经指出：&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远了一点&，&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引起广大农民很大的恐慌。&但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却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信而惹怒了毛泽东，结果他把反&左&转为反右，造成更大的灾难。
　　农业社会主义者渴望的是恢复小农经济，即希望用取消私有制、实行平均供给和文化专制等一系列极端措施，一劳永逸地在生产、分配、消费方面，根除两极分化。一句话，就是恢复小生产，而小生产正是官僚主义、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而那些高喊平等、迫令老百姓&穷过渡&的统治者，自己却享受着特权和奢侈豪华的生活。洪秀全宣传他要建立的天国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但他却规定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别尊卑&的森严等级制度，并大兴土木，广置妃嫔，以遂一己之私欲。
　　很长时期以来，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千篇一律的普遍规律吗？《未定稿》于1979年9月发表了著名思想家顾准的一篇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文根据中外的大量史料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中国内部不会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对于近代中国停滞的原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试想：在明、清皇权专制、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中国能产生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吗？
　　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后来被广泛传诵和转载的文章《&万岁&考》，在《未定稿》1979年8月发表。人不能活万岁，这是常识，作者从甲骨文中查考，皆无&万岁&或&万寿无疆&的记载。《诗经》中有过&天子万寿&的字句，也不过是人们对天&万寿&的祝福。但更广泛的意义则是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庆祝仪式后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或者是对宾客的祝福。在《史记》、《汉书》等记载中，&万岁&常解作&死亡&，如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定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是说刘邦自谓死后魂魄犹眷恋故乡(沛)。又一意思为表示欢呼，与俄语之&乌拉&颇相近。如《战国策&齐策》记载：冯谖至薛后，&使吏招民当偿者，悉来合卷。&&因烧其卷，民称万岁&。许多史例都足以证明，从战国到汉初，人们虽常呼&万岁&，却并非专对帝王而呼，而是但有开心事即作此欢呼。至汉武帝时，将&万岁&定于皇帝一人。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这是说神灵向武帝三次高呼&万岁&，旁边的吏卒都听到了。以后，武帝又多次被神灵、石头喊皇帝&万岁&。其实，这些都是被武帝捏造出来的神话。此后&万岁&一词也就只配皇帝一人独享，如他人用之，就是&僭越&，该当死罪。后来的皇帝又封自己的生日为&万寿节&。武则天多次改元，在公元696年一年中，年号迭改，一曰&万岁通天&，一曰&万岁登封&。秽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死了，还有马屁精上奏建议在她一长串尊号后加上&万寿无疆&四字。明太监魏忠贤，在全国遍建生祠，要人称他为&九千岁&，也算是准&万岁&了。正如鲁迅所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而实际上，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魏忠贤，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
　　在1979年10月，《未定稿》还发表了王春瑜的《略论八旗子弟》，用大量史实说明&八旗&的来历、性质和制度。初期的八旗子弟自幼苦练骑射，剽悍善战，在统一女真各部族以及使蒙族臣服，特别是在推翻明王朝，与汉族地主阶级争夺天下的战斗中，都充分显出八旗子弟是生气勃勃的，无愧于健儿的称号。但随着满族定鼎中原，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的巩固，八旗子弟也日渐萎靡、腐败。这些八旗子弟逐渐疏于训练，平常酗酒、狂嫖、滥赌、斗鸡，银钱花光了，就当盔甲器械，甚至设局敲诈勒索，抽鸦片，提笼玩鸟，战斗力一落千丈，遇敌打败仗，却蹂躏老百姓。鸦片战争时，清廷曾命八旗子弟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史载：奕山&乃市井无赖，(奕)经又富贵膏粱，均不知兵为何物，于是山至广东，大收贿赂，且翠玉甚伙，故有&翡翠将军&之号；经则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故有&琵琶将军&之称，言其抱肉琵琶也&。如此荒淫无耻，说明八旗子弟已成为社会寄生虫。遇到船坚炮利的洋人，焉能不打败仗！
　　从康熙起诸帝虽都曾下谕旨，要八旗子弟兵勤操练和禁止各种陋习，但因体制未改，这些谕旨都只成一纸空文，无济于事，腐败日甚。八旗子弟的封建世袭和特权制度，是其腐败的根源。按清朝规定，八旗中有功之臣，尤其是宗室，均世袭其职，又分为十二级，不少八旗子弟几乎一出娘胎就有了官衔，到乾隆五十一年，世袭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凡阵亡人员，&子孙都可永承恩泽&。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从普通士兵很快爬到将军、大臣的高位。更蓄奴成风，对奴婢恣意虐待，致使婢仆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初年，每岁报部自尽者，即不下两千人。他们犯了法，有免刑、宽刑等特权。在经济上，清兵入关后，八旗即圈占近京畿房地，作为旗产，又发给口粮，子女七岁以上即食全俸。有些旗兵，已是满头白发，老朽昏庸，也照拿薪饷。他们大肆挥霍，拖欠债务，康熙、雍正诸帝都曾多次从国库中拨数百万两银子为他们偿债，他们照旧挥霍，到手辄尽。在文化上，也给予优待，科举优先录取，迅速委以重任。
　　但八旗子弟的特权越多，只能使他们的腐败的速度越快。君权正是他们最大的保护神。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御史罗家彦上疏，为解决旗民生计，建议&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竟遭嘉庆严厉训斥，被&革退御史&。乾隆时，为卸下八旗生计日益贫困的包袱，曾实行过&移住旗人&实边与移&八旗屯种&政策，但很快他们用汉人代垦、代耕，自己收租，不劳而获，索性仍溜回北京居住，将政府赐给他们的土地，或典或卖，不久依旧两手空空。
　　作者在文中最后说：&坚持封建特权，必然衰亡&，&金丝笼中的金丝鸟&&一定养不好&。这就是结论。
　　&四人帮&倒台以后，文坛上出现了《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等一批短篇小说和《于无声处》、《丹心谱》等戏剧。这批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却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说它们是&暴露文学&。他们认为革命文学只能歌颂，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作任何暴露；还说《伤痕》基调低沉，使人读了以后有压抑之感，不能引起昂扬的革命激情；认为它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有害的，等等。《未定稿》1978年12月发表了文学理论家洁泯的《现实、时代、时代的最强音》和杜元明、丁振海、朱兵合写的《时代风云谱新篇&&试论近期的一批短篇小说》，对上述《伤痕》等作品进行了赞扬并对所谓&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两篇文章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在于通过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文学的职责除了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业绩以外，揭露批判生活中一切属于封建的范畴的东西，也是应尽的职责。文学是现实斗争的反映，而现实既存在光明面，也存在黑暗面，为什么只许歌颂光明，而不许揭露黑暗、和黑暗作斗争呢？文学的这种揭露和鞭挞黑暗的社会作用，不但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可以激起人们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冤假错案如山堆积，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并且扭曲了人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对此，光有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艺术的批判。两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在&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和反映这个运动的《天安门诗抄》以及《丹心谱》、《于无声处》等戏剧，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的正气，称之为表达我们时代的最强音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二十一
　　《未定稿》1979年11月发表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合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这个戏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一个名叫李小璋的仍在东风农场劳动的知青，有一次进城，想看某剧院演出的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买不着票，却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和市委书记的夫人钱处长等误认为中央首长张老的儿子，他们不但请他进剧场看戏，而且热情招待，钱处长还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住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想通过李小璋(化名为张小理)的&父亲&张老的身份地位和特权而达到自己分大房子、从东北把女婿调回来和出国等个人目的。李小璋在东风农场劳动时就和女朋友周明华有恋爱关系，但因怕留农场不敢结婚，周明华已先找关系调回了城，但她父亲因李小璋仍在农场，坚决不同意他俩结婚。为此周明华催李小璋赶紧想法调回城，说&这事不能拖了&(暗示自己已经怀孕了)。化名为张小理的李小璋就利用赵、钱等人有求于自己的机会，想办法弄到市委书记批的条子到东风农场办妥了回城到某大工厂工作的手续。正在这时候，中央首长张老来了，骗子李小璋的骗局被揭穿，并被起诉，李小璋在法庭承认自己有错，但他反问：&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在发表这个剧本时，《未定稿》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有的人认为，它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党内生活中一些不正之风，指出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对党是有帮助的。还有的人认为，它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提出问题也是好的。我们认为，剧本借剧中人张老的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是十分正确的。&为展开争鸣，在本期剧本的后面附上一封读者来信，在1980年1月又发表了漠雁的《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都是对此剧本提出批评的。此剧曾在一些地方演出，后被停止。但是不许演出，不等于这类行为不存在。
　　二十二
　　姚雪垠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笔流畅，故事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很有可读性，甚受欢迎。但是书中把李自成写得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引起许多读者问：既然是这样，李自成后来怎么会失败呢？姚雪垠写了一篇题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出版的《未定稿》上。
　　姚曾在《文汇月刊》发表长文《评〈甲申三百年祭〉》，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断言必须&推倒&，云云。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题为《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指出，姚抨击郭老文章的主要问题有两大类，一是&史学界迄无定论，至今还在争论的问题，雪垠同志执其一说，便将郭老的论点一笔勾销，并大加挞伐&；二是郭老囿于抗战期间的各种条件，搜罗史籍不便，因而&郭文有些史实确有失误处&。就第一类问题，如历史上有无李岩其人，姚雪垠认为并无李岩其人，因而斥郭文为&沿袭荒唐谬说&，&不严肃&。王春瑜引证大量史料指出，在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尚在争论之中，王举出包括姚雪垠自己在内的许多人认为确有李岩其人的史料。姚于1974年3月就说过：&我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姚前后自相矛盾。关于第二类问题，王春瑜认为郭老的文章有些史料确有失实之处，予以订正，是必要的，但应从大处着眼，对于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过重大影响，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名著，更应该区分其主流与枝节，不能以小眚而掩大德。王春瑜的文章还运用大量史料指出姚雪垠所作的《西江月》和《商雒杂忆》中的错误。
　　二十三
　　罗尔纲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他曾在《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过《太平天国政体考》一文，考证出了太平天国是&虚君制&。作为法学工作者的林欣在1981年6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了《从政体学说看太平天国&虚君制&理论&&与罗尔纲同志商榷》。此文指出，所谓&虚君制&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条件下产生的。当时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取得自己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在同贵族实行妥协的条件下，才产生虚君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通过选举，产生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通过宪法性质的法律，来逐步消除君主的实权，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内阁来掌握实权。内阁处理政务只对议会负责，不对君主负责。君主由血统原则世袭，只有这一点像君主制，但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无实权。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典型。
　　而太平天国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太平天国一无消除君主实权的宪法，二无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和责任内阁，&虚君制&从何说起？罗尔纲以实权不掌握在天王洪秀全手中而掌握在军师杨秀清手中，就认为太平天国是虚君制，这是说不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实权不由皇帝自己掌握，而由外戚或宦官掌握的事例很多，但都不能称为虚君制，因为外戚或宦官的专政都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他们都是以君主的名义来掌权的，都不能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改变君主政体的实质。罗尔纲还以中国历史上&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为由，说明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源远流长。林欣指出，这也是不正确的。列宁说：&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当然君主不能一人治理国家所有事务，他就设置丞相和各级官吏，但丞相是君主设置的，它的权力是君主授予的，君主随时可以撤换丞相，甚至不设置丞相，丞相等官吏的意见对皇帝只起咨询作用，皇帝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丞相的意见惹恼了皇帝，还可能被处死。君主政体下的丞相制度不可能限制君主权力。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虚君制&的理论不能成立。
　　二十四
　　《未定稿》是个争鸣的阵地。当时理论界关于异化、人权、人道主义等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未定稿》对这些问题也先后发表过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如1981年6月在同一期上就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观点对立的文章：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王守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
　　根据读者来信，绝大多数赞同王守昌文章的观点。有的说，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作人。它主张人是最高目的，人有人的尊严和人格，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最高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所在。有的说：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意味着歪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兽道主义&，草菅人命，把整个社会推到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解放，不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还需要精神和个性的解放，我们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还要使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国家的主人，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的说，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传统，又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封建的皇权专制、等级观念等影响很深，特别是&文革&时期，这些封建的东西恶性膨胀，人的价值观念被颠倒，人的尊严被摧残，这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未定稿》从1978年12月创刊，到1989年结束，前后共十年多，李凌从1978年起就和王小强等负责该刊的编辑工作，1982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王小强等也相继调离。以后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此文是根据1978年到1983年五本《未定稿》合订本和回忆写成的。这五年共出版195期，发表文章300多篇。)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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