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8000只鸡,现在没有销路,哪位好心人借钱,提供一下哪里有大量收

海南文昌鸡养殖重镇:养殖户平均卖1只鸡亏10元
  近日,多省出现的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引起市民强烈关注。受其影响,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的文昌鸡销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文昌市锦山镇是文昌鸡的主要产地,市场上出售的文昌鸡有60%来自该地。锦山镇养殖户称,当前活鸡市场交易每况愈下,销量锐减。而与此同时,活鸡价格也跌至冰点。据了解,成本价为每斤8元左右的活鸡,现在每斤只能卖到5.1元上下,养殖户平均每卖一只鸡就要亏本10元钱。
  农户孙先生称这些都是准备抛售的种鸡。
  以前每晚可以出售两棚鸡(约8000只),现在一棚鸡都要卖上三晚。而与此同时,活鸡价格也跌至冰点。据了解,成本价为每斤8元左右的活鸡,现在每斤只能卖到5.1元上下,养殖户平均每卖一只鸡就要亏本10元钱。
  “现在活鸡卖不出去,积压在我们手中的鸡越来越多,我们只能减少孵化量,缩减生产规模。”5月9日上午,文昌市锦山镇一些养殖农户向记者倒苦水称,受外省H7N9禽流感影响,文昌鸡市场遇冷,甚至连价格跌破成本价的活鸡都卖不出去。为了养鸡场的正常运转,养殖户不得不忍痛“抛售母鸡、廉价出售种鸡种蛋”。
  近期,市场上文昌鸡的批发价已经从过去的一斤8块多跌到了5.1元,这对于文昌鸡的养殖户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文昌市锦山镇养鸡场老板吕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只文昌鸡从孵化到出栏,成本为每斤8元左右,现在却以每斤5.1元出售,一般出栏的文昌鸡重约3.4&#斤左右,这样每卖出一只鸡就要亏本10元钱。
  尽管出售活鸡就会亏本,但是吕老板仍希望将手中的文昌鸡出售,这皆因近一个多月来活鸡市场低迷的行情,吕老板手中已经积压了大量活鸡,这些本应出栏的活鸡,每天都在提高着生产成本,同时这批滞销鸡,也占据了吕老板大量的流动资金。
  文昌鸡养殖户难过的冬天
  早上七点半,锦山镇的茶馆里便有一些文昌鸡养殖户汇在一起,这些农户聚在这里不仅是喝茶吃早餐,更重要的是向老板上报头一天晚上所出售鸡的重量,吕先生就是每天必去茶馆的某家文昌鸡养殖场的老板。模仿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吕老板手下有六七十户的农户,吕老板给这些农户提供鸡苗、饲料,待鸡长成时,他再向农户联系买家,活鸡出售之后,再与农户聚在一起记账。尽管如今吕老板每天仍光顾茶馆,但是当前他却面临着文昌鸡养殖难过的寒冬。
  “以前每天可以出栏1;20000只鸡,现在每天只能出栏;7000只。”吕老板称,像他这种大规模的文昌鸡养殖场,受外省流感影响,如今活鸡销售量仅为以往的三分之一。有着十几年养殖经验的吕老板告诉记者,在他养殖文昌鸡的这十几年间,还是头一次遇到如今这样棘手的事。
  养殖户忍痛抛售种鸡、种蛋
  由于活鸡滞销,市场对活鸡的需求降低,同时为了得到维持养殖场正常运转的流动资金,养殖场纷纷将存栏的种鸡出售。而对于成本远高于普通鸡蛋的种蛋,也仅以每个0.35元出售。“明知道以后进鸡苗成本会贵,但是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我们也没有办法。”
  记者在锦山镇一家种鸡基地看到,该基地的一些鸡棚已经空了下来,据了解,这些鸡棚中的种鸡已经被卖掉了。“我们有种鸡3万9千只,现在计划卖出去1万只。”孵化场老板介绍,由于农户领养的鸡苗数量大大缩减,对种蛋的需求量也随之降低,为了减少支出,他们只好将种鸡出售。
  与此同时,养殖场还向市场抛售种蛋,减轻孵化压力。“因为种蛋不能存放过久,为了不把蛋坏在手里,我们把种蛋当普通蛋出售。”记者在孵化场看到,原先存放等待孵化种蛋的箱子纸篓早已被摈弃在角落里。
  “我们这里有8台孵化机,现在已经停了三台。”孵化厂的老板告诉记者,锦山镇拥有孵化基地的养殖场共有12家,而据他所知,至少有7家以上的孵化场像他一样急于出售种蛋。“我们只能减小规模,保证养鸡场运转。”
  销售无门,农户呼求政府找销路
  “文昌鸡是海南的四大名菜之一,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海南作为无疫区,本身也没有禽流感,文昌鸡做了冤大头。”面对滞销的文昌鸡,农户孙先生向记者诉求称,“政府应该带动消费,为我们谋求销路。”
  据了解,孙先生的养殖场规模为2万只,但是流感之后,活鸡却难以出手。“6000只鸡,从5月1日,到现在才卖了2000只。”孙先生指着山坡上跑的鸡说,“这些鸡养了120多天了,现在还没有卖出去。”据介绍,文昌鸡一般110天出栏,成鸡再养下去也难以增重,反而会因为多吃饲料而增加成本。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宣传,消除人们对文昌鸡的恐慌,使文昌鸡销售市场能够正常的运转。”养殖户表达出对政府的期盼。
  日前,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在调研海口养鸡场时指出,海南的鸡是安全的,大家不必“谈鸡色变”,同时,江华安还在现场同农户一起吃鸡,以此表示对海南鸡肉品质的信心。
  记者从海南省农业厅获悉,海南拟近期对禽类养殖业进行相关补贴。不过4月中旬江华安在作客本网《问政》栏目时曾表示,即使政府部门出台补贴政策,对目前禽类养殖业遇到的困难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消除H7N9禽流感对海南禽类养殖业的影响,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让广大民众科学、理性的看待H7N9禽流感疫情,提振市场消费信心。
  我们也在此呼吁广大市民,目前,海南尚未发现H7N9禽流感疫情,且海南属于无疫区,相关部门加大了各方面的检测力度,海南的鸡肉目前是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也希望广大市民救救海南的文昌鸡。(见习记者符武平实习记者贾守宽)(人民网海南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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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分析创富大户领域:房产互联网金融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9:30:00
  下一站富人
  中国的经济列车,已经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运行状态放缓放稳。这辆缓行的列车,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时间里,会择取哪些领域的弄潮儿,放入它的VIP富人包厢?
  观察家认为,一个会大规模产生富豪的行业,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市场规模要比较大;第二,比较适于创业;第三,市场要处于成长期。
  而与过去不同的是,未来中国创业者的创富速度会比以前更快、更猛。以前,创业者需要积累第一桶金,而现在,只需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在这组封面故事里,我们结合业界人士的分析,列举分析了一些可能是创富大户的领域,其中有的已经出现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也有看上去很美,但在实际运作中问题迭出的行业。
  给中国财富“算命”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现在创业会比以前更快。以前你需要积累第一桶金,现在不用了,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本刊记者/韩永
  未来十年的中国,哪些会是生产富翁的领域?其财富增长方式如何?如果你是投资者,会将资金投到哪些产业?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分别采访了《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以及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请这两位业界人来给中国的财富“算算命”。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会大规模产生富豪的行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周健工:第一,市场规模要比较大;第二,比较适于创业;第三,市场要处于成长期。因为比较成熟的市场相对稳定,新的富豪不太容易产生。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市场开放和准入的问题。你拿中国和印度来比,印度很多的富豪产生在能源、电信、航空、金融这些领域,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对民营企业开放还有限。
  胡润:这个要看消费的潜力。消费潜力巨大的行业,都有可能产生富豪。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按此标准来衡量,你比较看好哪些领域?
  周健工: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还有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是印度。它和中国的人口规模很近,发展的程度也大体接近。
  我觉得房地产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以及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其实印度房地产富豪也挺多的,而美国就比较少。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直接受益的一个产业就是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
  还有一块是IT互联网。互联网仍然是目前最活跃的创富领域,不断有互联网的概念出来,移动互联网出来了,云计算出来了,大数据也出来了,将来说不定还有人工智能。
  从美国来看,高度城市化之后,他的服务和零售业创造了很多的富豪。中国虽然已经产生一批了,但跟高度城市化相关的服务业仍然还有很大的创富空间。不光是零售业,各种各样的连锁服务业,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都有很大的创富空间。
  还有金融服务和投资领域。中国是一个储蓄率很高的国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仅会产生很多富豪,还会产生一大批中产阶层。他们在家庭投资理财方面需求是非常大的。这在美国已经很充分。
  还有生物制药领域。这方面,印度比中国要发达。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这些都会给医疗、保健和生物制药带来很多的机会。
  还有一个是比较难确定的,就是媒体领域。美国有很多媒体的富豪。2011年统计过一次,在美国的400富豪榜上,有十分之一是跟媒体有关的。我说的是传统媒体。印度也有很多。但是在中国,首先,传统媒体将来往哪方面发展还不清楚;其次,传统媒体仍然管制得很严格。如果这个领域对民营开放的话,也会有很多创富的机会。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就是多元化的,不是指某个具体的领域。很多富豪都是多元化的产业集团。比如做制造业的可以很轻易进入房地产领域,然后可以做文化产业,做个主题公园,然后进入零售业,进入电商,很多是慢慢滚雪球滚出来的。
  胡润:我比较看好服务业、传媒以及在线购物。
  金融业也比较看好。现在第一代企业家很多把孩子送出去,很多人学的是金融,因为你不懂金融,企业就做不大。将来,很多企业家都会转行到金融行业。
  互联网我也非常看好。它对我的祖国英国的影响也很大。很多老牌的店都在关掉。互联网和生物结合在一起,将来的潜力会非常大。另外,医疗、教育的造富前景也不错。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人在说新能源和有机农业,它涉及到中国增长方式和消费的转型。你对这两个行业的造富前景怎么看?
  周健工:太阳能这一块,很多人都从富豪榜上下去了。
  我对有机农业不太看好。中国很多地方的土壤、水质和空气都被污染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有机作物。你要真正做有机农业,就要对这块土地进行清理,你要保证不用杀虫剂,实际上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做出这种东西,多少人能消费的起?它很难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趋势:制造业正在向投资的领域转化?感觉做投资的越来越多,从事制造业的越来越少了。第一代创业家现在似乎都在忙于投资。
  周健工:在制造业的某些领域出现了这种情况。第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个是严重依赖出口和出口退税的产业。你不能排除在广东、浙江一些民营制造业要么破产,要么用积累下来的资本投资其他的领域。
  但是,制造业仍然存在很多机会。第一,从低端到高端制造业转化,国内还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另外,也有一些制造业进入到进口替代的领域。比如苏泊尔,2007年把制造业卖给法国的一家公司,最近决定重新进入制造业,专门生产很高级的不锈钢水龙头。他们觉得,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质量的东西。这是一个制造业走向高端的过程,是一件好事。
  另外,中国的“富二代”或新一代的企业家的确有不愿意从事制造业的趋势,这是比较让人担忧的现象。
  胡润:我也看到这种趋势。很多企业家把企业卖掉,或者从日常管理退出,利用积累或套现的钱投资。
  中国新闻周刊:在产生富豪的几个因素中,将来发挥的作用会不会有所变化?比如,过去房地产势头凶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互联网无处不在,今后技术会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健工:对。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因素。刚才列举了好多领域,实际上都跟技术有关,比如在互联网领域,在生物制药领域,技术起的作用比较明显。在房地产领域,将来的技术含量也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建筑都是智能建筑。
  中国新闻周刊:将来的创富模式会不会跟现在有所不同?
  胡润: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创业会比以前更快。以前你需要积累第一桶金,现在不用,只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找一个天使投资就行。所以,老的创业者在公司中占的股份一般较高,现在的年轻人则占比较低。
  中国新闻周刊:胡润先生,2011年,你曾经用三个人来说明中国产生富豪的三个方向: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代表中国城市化;百度的李彦宏代表新技术;娃哈哈的宗庆后则代表着内需和消费。以后这个格局会有变化吗?
  胡润:我认为这是三个主要的方向。城市化作为一个大概念,在未来还是会拉动很大。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村人要变成城市人,这里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积累品牌,你会发现越来越困难,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比如房地产,虽然宏观调控很紧,但大的房地产商,比如万科、万达都上升很快。这个行业越来越呈现集中的趋势。将来,不进入行业前20名的开发商,空间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自己投资,在中国会投资哪几个领域?
  胡润:从个人投资来说,最想投的还是房地产。但作为外国人,我在中国只能限购一套。我在上海有一套。如果没有限制,我肯定会增加一套。因为中国还要继续城市化。上海的豪华地产已经10万元一平方米,但伦敦的豪华地产比它还要贵一倍。但中国未来10年会有很大的增长,而英国的房地产变化不会特别大。如果我有钱,我觉得投资到中国更有希望。另外,虽然我个人不懂股票,过去投资两三只股票都亏了。但我还是希望能选择一些全球化的股票。(本刊记者刘子倩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富浪潮席卷移动互联网
  许多草根创业者聚集到了移动互联网领域。观察家称,未来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会造就一批财富新贵,他们必将从一批新的创业企业中产生,这些企业以用户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行动和决策效率更高
  本刊记者/杨正莲(发自广州)
  2012年的最后几天,张毅赶着将公司搬了新址,元旦正式启用新办公室。
  新入驻的创业楼,尚未彻底完工,既没招牌也没标识。1月6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约拜访张毅时,经保安指引,辗转从地下停车场找到了电梯。刚刚按了楼层按钮,电梯顿时漆黑一片。新置办的桌椅,尚未完全摆放好,装修工人仍在赶工。
  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张毅的乔迁之喜,他和同事们已经正式在这里开工了。
  七年前,张毅在广州创办了艾媒市场咨询,是国内较早从事移动互联网行业第三方研究的机构。如今,广州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高成长性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重镇。
  于是,张毅特意把公司搬到了广州大学城。“这里有几十万大学生,也是离市场最近的地方。”张毅告诉记者,新办公室面积也扩大到原来的5倍,“2013年队伍要翻倍,春节后就要扩充50%以上。”
  用他的说法,在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们奔向淘金之地时,他这个向淘金者“卖水”的,自然不能错过时机。
  在张毅看来,未来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将造就一批财富新贵。而为这些创业中的财富创造者们提供服务,则是他本人的财富机会。“预计到2013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产值将超过1000亿。”作为第三方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张毅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信心,只是其财富效应的一个缩影。
  不过,张毅预测的数字在业内仍显保守。此前,清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倪正东公开表示,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规模在2012年底就能超过1300亿元;易观智库产业数据库最新发布的数据则认为,预计2012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1500个亿。而荷兰移动产业咨询公司更是宣称,“这是人类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庞大产业。”
  “像飞蛾似的,看见火光就往里面冲”
  根据张毅的判断,这批财富新贵们,大概会在今后5到8年之内出现。不过,深圳市宜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宜搜科技”)的创始人兼CEO汪溪则认为,中国一旦发放4G牌照,移动互联网行业即将全面大爆炸。他认为,这很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发生。
  “未来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想着移动互联网将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所有人都卷入进来,汪溪忍不住公开宣告:“只要把握好,我们这些做移动互联网的,可能成为改变互联网历史的一拨人。”
  这样的豪言壮语,在汪溪最初投身移动互联网的十几年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那时的汪溪,也像大多数草根创业者一样,就是想赚点钱改善生活。对于汪溪而言,一不小心就成为国内最早一批闯进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人,则是源于一部黑白屏的手机。
  1999年的时候,汪溪大学毕业后刚工作了一年。当时,他看上了一款西门子手机,为此花光了万把块钱积蓄把手机买了下来。从此,远在深圳的汪溪,往成都老家打电话时,再也不用到处找电话亭了。不仅如此,这个大学期间学财务的年轻人,开始泡各种英文专业技术论坛,讨论手持终端、交换技术等各种技术标准,并研究其未来发展。“这玩意儿,太神奇太好玩了。”汪溪说。当日本推出可以移动上网的手机产品,就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琢磨,“这玩意儿能做点什么”。
  彼时,深圳满大街都是互联网广告,谁谁谁融资几千万美金的消息,此起彼伏。年轻的汪溪以为,手机跟互联网一样,于是弄了一台服务器,找人开始写点东西。“有点像虚拟社区,有聊天功能、文字网游、异性交友等功能。”汪溪说,2000年底,他们推出了这款叫做“棉被悄悄话”的社交产品,被誉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上的第一个社区”。尽管产品颇受欢迎,一度占据了广东移动GPRS流量的半壁江山,但是汪溪却没有因此得到融资,他发出去一百多封邮件没得到任何回应。
  20万元启动资金眼看就要花完了,广东移动向汪溪伸出了橄榄枝,用户付费业务为他的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流。这家叫深圳讯天的公司,业务迅速扩展,最高时月收入可达几千万元。2004年时,汪溪觉得以运营商为核心的用户付费模式将难以为继,于是以8000万美元高价卖掉了深圳讯天。
  终于实现了财富自由,下半辈子可以不用为生计发愁了,汪溪如此调侃移动互联网带给他的影响:“正面意义就是2B青年现在还有点钱了,负面就是走上一条不归路,总是想做点事。”
  很快,汪溪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觉得这次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针对手机屏幕有限所带来的浏览障碍,汪溪在2005年创办了宜搜科技。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让他饱尝融资之难,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一无所获,这让他有种钝刀割肉的无助。所幸最终撑过了危机,也等到了3G牌照的发放,如今,宜搜科技年收入已经超过3亿元,是中国最赚钱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之一。
  有着类似艰苦创业经历的张毅,发现越来越多像汪溪这样的创业者,正在削尖了脑袋挤进移动互联网行业。在他眼中,大部分创业者都像飞蛾似的,看见火光就往里面冲。“我就想以第三方的身份,告诉他们这个行业的真实状况。”张毅说,“基本上他们有想法的时候来找我,我们帮他分析后续需要什么资源、怎么发展,同时也帮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如今,张毅的第三方市场研究与咨询业务,正以每年300%~400%的速度增长。关于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势头,他认为现在是净导入阶段,“从资本、参与的企业以及监管体系各方面来讲,正是将资源和精力往里面摆的时候。”
  “好到难以置信”
  “2012年有个出乎意料的增长。”尽管全年数据还没有完全审计出来,汪溪已经感觉到形势大好。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一连串用了“不错的”“很强的”“很高的”来形容过去一年的增长。
  不过,他觉得现在的收入还不算高,他和他的700人团队还在创业的路上。在他脑海里,似乎已经看到大爆炸时代的用户数正在噌噌上涨。“这肯定是潘磕嫦拇蠡帷!蓖粝薇燃岫ǖ馗嫠摺吨泄挛胖芸贰
  汪溪的这个判断,符合业内大多数人的预期。广州谷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谷得”) 董事麦涛,在谈到对2013年的展望时也表示,“形势非常好,好到难以置信。”
  回顾谷得在过去两年间的迅猛发展,麦涛的这个预期并不为过。
  日,谷得的第一个产品《世界OL》游戏正式上线,这是中国第一款真正基于安卓平台开发的重度游戏。就在大家都认为安卓平台赚不到钱的时候,《世界OL》月收入轻松突破百万,并于2012年5月份成功实现千万级的跨越,如今已经超过1800万元,而且还在增长。
  这样的业绩,就连麦涛本人也没预料到。2009年准备创业时,麦涛选择了手机游戏,除了看好游戏本身之外,他觉得随着智能手机保有量的增加,这肯定是个大生意。1月5日上午,他在广州办公室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智能机社会保有量有个说法是2亿台,数据不是很准确,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这个量就已经非常大,产生的收入会很可观。”
  麦涛的这个想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看好移动互联网的原因。艾媒咨询的张毅也据此认为,未来十年,随着移动终端崛起,移动互联网产业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手机基本可以达到人手一台,从终端数量上就超过了电脑,即便有的人现在用的是功能手机,但是智能手机本身的覆盖面特别广,产生的机会也特别大。”
  张毅相信,未来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企业,必将是一批新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以用户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行动和决策效率高。
  面对数亿人的市场,落地产品只有真正赢得用户的认可,才能创造财富。在宜搜创始人兼CEO汪溪看来,移动互联网能够创造财富的核心,就在于为用户提供一个“嫁接”的机会。“在企业和用户之间搭起桥梁,这就是我们能够创造的价值。目前,我们已经站在这样一个点上了,就看怎样走向未来。只要把事情做好了,赚钱自然水到渠成。”
  谷得游戏的麦涛也认为,好产品就相当于成功了70%。“否则,产品太烂的话,渠道怎么推广都没用。”为了好产品,麦涛花了大量时间组建团队,仅仅说服许远做合伙人,他就用了两年时间。
  许远在广东游戏圈子内颇有盛名。就在麦涛找上门那会儿,正有多家有名的投资机构希望跟许远合作,他也根本没把麦涛这样的个人投资者放在眼里。“当时我跟他说,市面上有两款比较好的手机游戏,一个是帝国,一个是西游,你把这两个游戏玩好了再跟我谈。” 结果,麦涛天天抱着这两个游戏玩,一直玩了半年。2011年3月,他们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做一款真正好玩的游戏,于是,两人发起成立了谷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有了谷得这个成功案例之后,麦涛又相继投资了几家创业团队。这些投资均以游戏为主,而游戏也是目前唯一可见的能够快速变现的业务,商业模式相对清晰。
  不过,在许远看来,游戏肯定不是移动互联网行业最能创造财富的点。“创造财富最关键的点,应该是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我还是看好电商这一块。”现在担任谷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许远,1月5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也许还有其他更大的财富机会,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麦涛很庆幸,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谷得的业务增长已经超过预期。然而,当他转身再投资其他创业者时发现,这个领域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随着竞争加剧,创业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找到合适的人才也越来越难了。
  麦涛最近正在谈的一个投资项目,史玉柱的人也在开价,不仅品牌更好,而且拜访得更频繁,开的价也更高。麦涛认为,这足以证明,现在的人才门槛非常高。“我现在要想挖一个比较牛的人,可能要给人买套房子配辆车,再给两千万的期权,两年前可能买辆车就可以了。”麦涛说,幸好谷得现在已经有些竞争底气了,“我们算是好不容易才上了个台阶,可以去竞争,而其他都是很惨烈的。”
  在麦涛看来,现在再试水游戏领域已经晚了,他已经开始劝告创业者们最好不要再趟这个浑水。“除非你特别感兴趣或者能力特别强。如果你的产品足够好的话,也许半年内还有一些小机会。”麦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国号称有400款手机游戏,其中200款已经挂了,今年的手机游戏可能会翻一倍,但是被淘汰的仍将过半。”
  而麦涛的合作伙伴许远认为,2013年还要死掉更多,可能是90%,甚至是95%。
  除了争夺人才的竞争,对于大多数缺乏盈利模式的创业者而言,首先要面临生存难题。“从投资角度看,去年和今年都是冰冻期,融不到钱的肯定会撤。有的融资几千万都活不下去,能赚钱的很少。”麦涛认识很多做应用的创业者,发现他们“活的都很累,看不到什么光明的前途。”
  艾媒咨询的张毅也认为,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中,现在没有必要探讨商业模式的问题,关键是要想办法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一定就要烧钱,开始可以做简单点,活下去最重要。”他说,“只要不死就有机会。”艾媒咨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个人开发者数量在2012年下半年呈现减少趋势,个人开发者逐渐向小团队过渡,5人以下(包括5人)开发者团队接近一半。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如果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已经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浸泡了十几年的汪溪,对此感受颇深。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创业更多时候是熬、扛、改,他说:“就是存在那里,慢慢熬出来,顺应时代变动把事情做好。如果做不到这个,大的浪潮来的时候,不是被推到浪尖,就是拍死在沙滩上。”
上一页123下一页  早在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就将健康产业称为继IT产业之后全球“财富第五波”,中国的淘金者们创造性地将IT和医疗健康这两个热门行业融合到了一起,试图用无线装置和基于因特网的医疗保健软件,撬开数百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市场
  本刊记者/杨正莲
  过去两年间,丁香园的营收翻了4番,正迎来12年发展史中最迅猛的增长期。不过,这样的业绩,尚不足以支撑这家医药网站的扩张,去年底再次融资达千万美元。
  “希望能够在移动互联网方面有比较快的发展。”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不肯透露这次融资的具体数目,但他坦承,这笔资金将用于开拓基于移动终端的医疗健康市场。“跟移动互联网相结合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前景非常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看好医疗市场的不止李天天一个人,也没有人怀疑移动医疗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金矿。眼下,许多像李天天这样的淘金者们,正试图用无线装置和基于因特网的医疗保健软件,撬开数百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市场。
  财富第五波
  2012年11月的那一次融资过程,让李天天明显感觉到,投资者中看好医疗健康行业的人比以前多了。
  “跟前几年相比,懂行的更多了,大家认为医疗健康领域有很多机会,有很多未被满足的需求。”李天天说,医疗市场的需求都是刚性需求,每个人都会面对健康疾病问题。中国的医疗资源比较紧缺,又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优化,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或将改变这一状况,这正是创业者们所看中的机会。
  丁香园生物医药科技网,成立于日,是医学、药学、生命科学专业人士获取最新进展、交流专业知识的网络平台。彼时,创办者李天天还是一个在哈尔滨攻读医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他对电脑很感兴趣,又发现有个很著名的学术工具很多同学不会用,于是他就做了一个网页介绍其用法。这个静态的网页做好后,只用一个3寸软盘就装下了,他在网易找到了免费的空间。网页传上去后,李天天惊奇地发现,比自己懂的多的人都出现了,他自己也从中学到了更多。
  渐渐地,这个网页增加了留言板功能, 2002年又变成了一个论坛。这一年,李天天继续在哈尔滨攻读博士学位,丁香园积累了一两千会员,也出现了几十位热情的版主,他们大多是来自医药生命科学领域的老师、医生和学生,他们当中有300多人共同出资,买下了一台两万多元的服务器。
  “当时什么想法都没有,只觉得参与讨论很快乐。”李天天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生物信息学博士从丁香园得到了很多帮助,里面有很多清华大学、中科院的老师,大家经常就课题进行讨论。只要有机会,李天天就拿个带支架的录音笔找专家采访,回来再把录音整理出来传到论坛上,还组织会员们就热点话题编写成口袋书。
  如今看来,这段时间的积累,对丁香园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互联网环境快速改变,大批医生成为网民,丁香园会员数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2006年时达到五六十万规模。
  “丁香园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医生社区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其带到更高的台阶上。”李天天说,“医学不断出现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医生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他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非常大,需要非常好的快速有效获取信息的通道。这也对丁香园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要求专业的信息更新更快,国外的进展也要盯得更紧。”
  对互联网的热情彻底打败了对学术的兴趣,李天天觉得丁香园是独一无二的,而学术圈并不缺他一个。于是,他瞒着父母和妻子悄悄退了学,来到杭州与网友张进和周树忠开始尝试丁香园的商业化运作。此前,张进是浙江某大型公立医院神经内科的一名医生,周树忠从事过多年的医药研发。
  最开始,他们还是想延续之前的模式,组织讲座,做出版业务。到了2007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个产品――丁香人才网,为医药行业相关企业提供招聘服务。
  与李天天退学来到杭州差不多同一时间,学医出生的王航在北京创立了“好大夫在线”,公布医生的基本信息及专家出诊停诊时间等,为用户提供服务。与李天天完全出于兴趣不同,王航的创业灵感则来自于家人到医院看病的倒霉经历。2006年5月,有着十来年互联网从业经历的王航与创业伙伴一起,启动了“好大夫在线”项目,10月31日上线的第一版页面上只有5万个医生的信息,网站前500个对医生的评论都是在医院“现场采访”得来的。
  丁香园和好大夫在线,分别代表着网上医疗产品的两个方向,一个面向医生,一个面向患者,但他们都特别重视服务的社会价值和用户体验,一开始并没有明晰的商业模式。
  在2004年出版的《财富第五波》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就将健康产业称为继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但是对于李天天和王航他们这些拓荒者来说,虽然他们创造性地将IT和医疗健康这两个热门行业融合到了一起,财富的浪潮并没有很快将他们淹没。在李天天的印象里,那时互联网上的医疗行业也比较落后,能叫得出名字的不超过十家。
  资本示好
  丁香园差一点就倒在了淘金的路上。2008年,丁香园发现很多医生都有采购医药耗材做研究、测试的需求,但相关的医企又没有有效的推广渠道,于是它推出生物试剂耗材的网上采购平台“丁香通”。此前一年,丁香园已经推出了丁香人才网,给医药行业相关企业提供招聘服务。这两项业务,都是基于丁香园网页搜索关键词排名而筛选出来的,也很快就带来了现金流。然而,一年十几万的收入远远不够养活创业团队,更遑论业务拓展。
  “年底账上就快没钱了,工资都快要发不下来,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李天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恰逢金融危机,借钱很难,幸好最终从银行贷了100万元,三个创始人的房子都抵押了进去,“签字的时候手都哆嗦了”。其实,丁香园的业绩那时候已经开始上涨,只是增长的幅度没有那么快,再过六个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2009年,丁香园盈利了,本来一年期的贷款也提前三个月就还清了本息。直到现在,丁香园都非常重视现金流。
  危机过后,丁香园迎来了风投的眷顾。李天天说,他永远忘不了日,那天他跟合伙人张进在北京被风投出资人“关”在一间屋子里,要求必须签了合同才能走。“要吃饭我给你们订,要喝水给你喝,要打电话就在这里打。”如今回忆起那次融资情形,李天天说,当时他们都傻了,“她的抢法让我们很吃惊,以前接触的投资人没有这么反过来追你的,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被‘绑架’过。”
  此前,已经陆续有风投找到丁香园,基本达成共识。这家“绑架”他们的风投公司是美国顶级风险投资机构DCM(Doll Capital Management),其负责人问了一些问题,突然就“非常非常激动,说对我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被“绑架“后一周,丁香园就和这家风投公司签了约,随后DCM很快就到杭州做了调查。从调查开始到资金全部到账,只用了18天时间。
  有了这笔200万美元的资金,丁香园团队信心得到极大提升,开始敢想一些“大动作”了。这一年,丁香园又建立了一支由数位医学和药学硕士组成的编辑团队,通过对丁香园用户的分析,找出对相关信息有需求的医生,通过站内新闻、短信的方式向他们推广相关药品动态。这个为药企提供营销解决方案的产品,给丁香园带来了几千万元的营收。不仅如此,李天天在管理中遇到了问题,DCM都会带着他与其曾经投资过的企业创始人见面,让他接触不同管理风格的人,去做各种思考。“第一轮投资者对我们的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李天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0年到2012年,丁香园的业绩翻了4番。
  李天天融资的传奇经历,只是资本看好网上医疗业务的一个缩影。2006年成立的好大夫在线,2007年就得到了联创和雷军联合投资的300万元;一年后,DCM的300万美金也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周到账;2011年年初,第三笔投资上千万美元又落到好大夫在线账上。
  资本的“示好”更加激励了这个市场,直接在医疗APP领域开拓的创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面世。2011年8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张遇升回国后召集伙伴,开始筹建杏树林,从国际最新的杂志中选取影响较大的论文,通过翻译加工整理到自己的数据库中,医生可以免费按专科、期刊等分类浏览文章,也可以设定关键词,专门追踪某一领域的最新文献。
  回国三个月后,张遇升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创业者比赛,他的企划案被评为第一名,很快就获得了美国蓝驰创投基金几十万美元投资。同样在2011年成立的春雨天下软件公司,通过建立疾病数据库,整合医生资源,为用户提供移动的自诊或在线问诊服务,也已经成功进行了两轮融资,总金额高达1100万美元。
  “移动医疗在国外是刚刚兴起的一个领域,空间比较大。”在春雨天下联合创始人毕雷看来,移动APP的出现对于创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SM)协会2012年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5年内,全球移动医疗服务应用将为移动运营商带来115亿美元收入,而信息平台提供商、医疗设备厂商和内容与应用提供商,将分别获得24亿美元、66亿美元和26亿美元收入。
  想挣快钱不容易
  2012年4月初,杏树林的医学文献第一版上线,很快就排到了医疗APP榜前面。基本没有花什么力气做推广,用户增长就很快,第一个月只有几千用户,现在用户数已近20万,这让张遇升信心倍增。
  但如何将这些用户转化成商业价值,张遇升目前并没有很好的思路。他觉得现在谈商业还为时太早,“营收平衡的问题,要到2015年以后再考虑。”张遇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用户数今年能够增长到50万,明年则要达到100万。
  有着同样困惑的不只是杏树林。春雨掌上医生客户端向用户免费提供自诊和向医生问诊两大功能,自从2011年上线至今已经吸引了700多万用户,现在每天有30万活跃用户,问答咨询达5000多条。“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所以会继续开拓下去,暂时不去考虑盈利。”春雨天下联合创始人毕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并没有很清晰的商业模式。尽管也有一些商业方法,但是否可持续目前还难说。
  “我们更多是对医患交互数据精准分析,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比对,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怎样在用户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商业价值。”毕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已经有很多药厂、医院主动要求合作,但是春雨的商业化尝试非常谨慎。他认为,用户的信任本身就是一个尝试的过程,必须要把用户的拓展和体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不仅像杏树林、春雨天下这些新生的创业公司面临商业化难题,即便是丁香园、好大夫这样早期的拓荒者们,至今也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商业模式。“好大夫在线至今尚未在商业模式上有很大的突破。跟投资者希望迅速盈利不同,我们想的是,在获取商业价值之前,必须先提供靠谱的社会服务。”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疗是个服务性的行业,但中国的现状是大家都不愿意为服务买单,“曾经有医生开玩笑,挂号费还没有停车费多,门诊挂个号5块钱,在医院停车费20元。多数人更情愿为药品或某一项检查付钱,而医生用几十年总结的经验为患者指出的道路,他们并不觉得值钱。”
  不过,王航相信,医疗基于服务,未来的盈利方向也是往服务领域发展,对此他依然看好。经过6年多的发展,好大夫在线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医疗网站,每天有300万患者到访。这期间,好大夫在线已经先后提供了电话咨询、网上付费咨询、术后随诊、海外就诊等收费服务项目。但王航说,即便是最好的模式,其收入也仅仅能够用来填补运营成本。
  尽管杏树林2009年开始持续盈利,但如今转战移动医疗,李天天觉得自己还是新兵。“这个行业看起来很大,但很不好做,想挣快钱不容易,更需要耐心和积累。”他认为,用户的付费习惯需要慢慢培养,而国内的医疗体制和行业管制也决定了,创业者只有提供比别人好很多的产品才有机会。但使他备感欣慰的是,日的融资之后,DCM再度跟投,总融资量高达千万美金。
  至于商业模式,李天天愿意帮助企业提供商业协作,但无论是帮助药企还是患者,他觉得医生始终是核心。“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医生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十年还是希望为医生提供更好的交流和互动。”李天天透露,眼下他的团队正致力于搭建中外医生交流互动的平台,而移动医疗的尝试也是跟医生工作相关,比如用药、新闻资讯的推送、社交互动等。
  李天天所看中的为医生提供服务,这也是张遇升比较看好的领域。此外,张遇升还认为,复制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解决看病难,以及大数据挖掘都将是比较容易产生财富的环节。“现在还是拓荒阶段,好的产品还不多,更谈不上成功的商业模式。”张遇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他将继续融资,争取将每一个产品都做到极致,而不会一味追求数量。
  老人院的生意
  中国的养老市场,商机无限,潜力巨大,但关键是需要专门为其设计的供给
  本刊记者/韩永
  中国的养老产业,正在酝酿新的商机。
  近日,北京市国土局释放消息,将在今年年初发布该市首块养老综合用地的供应计划,土地价格将低于市场价格。
  这对于北京太阳城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凤泊来说,是个期待了十多年的消息。2001年他建北京太阳城,跟有关部门争取 “养老用地”,不仅没有实现,还被斥为拿养老的概念炒作。这次,他不会错过这块土地的招拍挂。
  除了政策环境,养老市场也正在呈现出新的气象。2012年年底,朱凤泊正式进军“度假养老”领域。这种以“精神养老”见长的模式,正在继社区养老和护理养老之后,焕发出勃勃商机。
  由“公”到“私”
  当朱凤泊在1999年开始构想“养老地产”时,国内对这个词还比较陌生。当时大多数人的养老去处,在家庭以外,就是政府办的养老院。
  当时,这种养老院有三个名称:福利院、敬老院和光荣院。其中,由市政府主办的叫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前院长赵良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市政府主办的福利院共有三家:第一、第四和第五福利院。福利院的职能有两个:一是接收“五保户”和“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子女)老人,二是对社会开放,吸纳社会上的老人。
  敬老院和光荣院是街道或乡镇政府办的。敬老院主要收五保户,光荣院主要收荣誉军人。光荣院住的大多是老头;由于女性的寿命较长,敬老院里住的大多是老太太。
  当时的这些养老院,公益属性非常明显。除了五保户和“三无”人员外,有时候街道和单位也会送来一些孤老。这些人住养老院免费,待遇也限于温饱: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劳保衣和解放鞋。
  当时市场属性最强的面向社会的这一块,一开始举步维艰。1988年开业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简称“一福”),前两年几乎没有客源。参与创建该院的赵良羚说,当时每位员工都有“拉人”的指标,但收效甚微。为了聚拢人气,他们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借”了一些老人。
  当时,中国社会其实并不是缺乏养老的需求。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已在全国率先进入老龄化,60岁以上人口数量已达百万。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老人数与养老床位数之间4%~5%的比例关系,北京市应有4万~5万张养老床位。而当时的床位数远不及此。
  但主要的障碍是观念问题。当时,把老人送养老院这一行为,被贴上了“不孝”的标签。“养老院里无孝子”――这让一个简单的供需问题,异化为一个道德问题。
  但刚性需求最终扭转了这种局面。而作为刚需释放的铺垫,老人的观念率先松动了。在养老院的宣传攻势下,有些老人开始认为留在家里是给孩子添负担,不如到外面看看。开业两年后,“一福”逐渐客满。
  但此时的养老院,尚未对社会资本开放。而公立资本“不以利润论英雄”,财富的概念也就无从谈起。
  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院社会化意见的通知》,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养老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行业从此与市场接轨,财富的机会也随之扩散开来。朱凤泊的养老产业之路,也从此启程。
  错位的供需
  朱凤泊,1957年生人,兄弟姊妹7个,他排行老七。他对养老的很多想法,有时候就来源于这一大家子人。
  他发现,中国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可以总结为“两重两轻”:重子女轻自我,重积累轻消费。这一特点体现在养老上,就是不舍得在养老上花钱。若不得不花,则能少则少。
  用这一特点来衡量中国的养老产业,就能发现很多的错位:老人除非不能自理,不愿进养老院,而很多养老院排斥这些不能自理的老人,却千方百计拉拢那些健康的老人;老人在支出上节俭为本,而很多养老院却追求一种“不必要的奢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老人家属的身份,打给几家在媒体上打广告的养老院,发现老人能否自理,电话里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对不能自理的老人,有的一口回绝,有的意兴阑珊,有的虽勉强同意,但态度让人生疑;对于健康老人,则表现出同样让人起疑的极力拉拢之态。
  赵良羚说,养老院这种厚此薄彼的态度,一方面与护理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有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有限的护理水平下,接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被视为是一桩出力不讨好的生意。
  另一方面,有些养老院的床位又大量空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空置率最高的,是那些定位高端的养老院。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月收费1万元左右的养老院,入住率不足10%。
  在赵良羚看来,有些“高端”是出于投资者的一厢情愿,与老人的需求无关。投资者试图用奢华的投资换来高额的回报,但老人并不需要这种奢华。“比如,你几千块钱买一只沙发,对老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只需要结实就行了。”这些不必要的奢华,最终生成了在老人眼中不必要的高价。
  赵良羚说,在建养老院时,有些投资者过于注重建筑本身,却忽略了服务。而真正老人的需求,服务远高于建筑。“真正好的养老院,不应该让建筑喧宾夺主,应该给服务留出余地。”
  这种重建筑甚于服务的做派,在朱凤泊看来,是房地产商的遗风。近几年,房地产调控声紧,房地产商另寻出路,有些人进军养老。他们试图把房地产行业的一套模式,复制到养老行业:建个高端的房子,讲个动人的故事,就会刺激如潮的需求,房子就能轻易出手。
  朱凤泊说,如果不把建筑与服务的关系颠倒过来,要想在养老行业挣钱很难。
  太阳城模式
  十年前开始谋划太阳城时,每到周末,朱凤泊就会跑到一家相熟的老人合唱团,趁他们休息时递上一瓶矿泉水,说自己想建一个老年社区,让他们提点意见。有时候,他也把老人请进来开座谈会,发点小礼品,把他们的想法与顾虑一条条记下来。很多的想法,最终进入了太阳城的设计与管理中。他还从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和大学的专家那儿,得到了很多专业的建议。
  他自己也有一些切身体会。1987年,他父亲心脏病发,他陪着去医院,到医院后,父亲支他回单位上班。到单位没多久,就接到了通知他父亲去世的电话。在从医院赶往家里的无轨电车上,父亲病情突发,死在了车上。朱凤泊赶到时,父亲身体已僵硬。
  这件事让他久久不能释怀,总觉得是自己照顾不周,断送了父亲的性命。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启示,社区内有一家医院,对老人至关重要。于是,2004年,他创建了太阳城医院。
  占地1万平米的太阳城医院,目前是一级甲等。其急诊室的紧急呼叫系统,连着社区内的每一个家庭。一接到呼救,急救电瓶车马上上路,5分钟内就能赶到。每一位老人的健康档案,都在急诊室留有备份。前往抢救时,可以备上相应的药物。社区的建筑都是适老型设计,电瓶车可以直接开到老人的家中。
  赵良羚说,有医疗配套的养老设施,老人的死亡率明显偏低。对养老社区来说,这是一个核心的吸引力。但囿于其占地和专业门槛,在养老机构中配置的比例并不高。赵良羚说,在北京市400多家养老院中,有医务室的比例只有20%强。
  太阳城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其中70%是用于出售的养老住宅,另外30%是配套设施,包括医院、超市以及用于出租的老年公寓等。这种把养老配套和住宅地产结合起来的模式,被称为“养老地产”。
  太阳城的住宅共有1530套,养老公寓有1200张床位。前者相当于商品房,后者相当于养老院。朱凤泊希望用这样的设计,实现一种“全程化养老”:健康时住进来,不健康时有医院治疗,不能自理时有人看护,去世的时候有临终关怀。这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持续照料”。业内有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法,叫“一站式服务”。
  朱凤泊说,太阳城建成后,其住宅销售和公寓租住率均为100%。
  这一服务体系的关键,是医院的运营情况。其与住宅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一家运营良好的医院,是社区的核心竞争力,会吸引更多的老人入住,又会反过来推动医院的运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反之,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一个让很多投资人头痛的问题。基于房地产与医院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行业,很多人对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并不自信。五行创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德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养老体系不能建立起来,做养老地产的风险很大,很容易出问题。在对全国的养老地产的考察过程中,有些项目烂尾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
  为了规避风险,在经过长时间考察后,五行创展决定先不做养老地产,而是先摸索服务体系,待其成熟后再做定夺。其于2011年10月份开工建设的“中国乐养城”,主要定位为度假养老。
  “报复性养老”
  度假养老,颐养天年,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一种养老形式。它兴起的一个背景,是50年代生人的养老时代来临。
  1957年出生的朱凤泊,兄弟姐妹多位50年代生人。他对这一代人有一个总结,叫做“全赶上”:出生时赶上婴儿潮,儿童时赶上闹饥荒,少年时赶上“文革”,青年赶上“上山下乡”,回城后又赶上下岗。“这些经历把他们身上传统的东西冲得一干二净,让他们最敢作敢为。”这一特点体现在养老上,就是要把过去的缺失补回来。朱凤泊把这个叫做“报复性养老”。
  赵良羚说,这些人身上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赶上了改革开放,收入更高;二是赶上了计划生育,想依靠子女也指望不上。
  朱凤泊说,这种“报复性养老”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低龄阶段,他们喜欢度假旅游,去一些以前想去而没能去成的地方;二、中龄老化阶段,这些有着长期集体回忆的人会三五成群,相约住到老年公寓,回忆激荡人生;三、高龄阶段,这些人舍得为自己花钱,会接受一种高质量的护理。
  赵良羚说,这批人将真正开启中国的老年市场。“现在养老的需求,大多是被迫式的。以后的需求则会更加主动。”
  而从现在开始的以后十多年,处于这一群体养老的第一阶段。养老机构要做的,是为他们准备好度假所需。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建国后10年,中国在大多数年份执行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4.5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增加了2.1亿。
  朱凤泊已着手在全国建立一个联盟,在那些季节反差很大、自然禀赋不同的地方,找几家养老机构抱团服务,让老人能在全国“反季节地走来走去”。
  在杨德会的中国乐养城,一家五星级酒店即将封顶。另外,乐养城还要打造一个4A级景区、三四千亩的生态农业、老年专科医院,以及文化创意园。他说,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国应有3~5家世界级的养老服务企业。
  在2012年底召开的“2013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公布了两个数字:截至当时,中国养老床位共有390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0.5张。
  而按照国际标准,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通常为40~50张。若以此为标准,中国养老床位还空缺一半左右。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
  日本养老业的财富机会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日本的养老业目前已经相当完善,政府政策、民间倡导、企业参与等多方结合创造了一个真正为老人服务的服务体系。
  在日本,存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前者主要指由政府主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事业,后者则多为民间资本经营的面向老年人的营利性事业。日本的养老产业主要分为六大块:老年住宅(收费型老人公寓、老人集体住宅、昼夜看护服务旅馆等)、老年金融(终身险、看护险、特殊医疗保险、养老金代管等)、家政服务(家务、保健护理、登门洗澡等)、福利器械用品(疗养床、轮椅、拐杖、多功能便池等)、文化生活服务(老人旅行、老人大学、体健等)、其他(老人生活用品开发、销售)。
  日本养老业设有非常健全的护理保险体系和严格的监管制度。2000年日本通过了《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保险50%来源于民众所交纳的保险费,另外的50%则来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让日本利用护理服务的人数骤增。企业、医疗机构,农业协会、NPO等各主体的参与,也使得日本护理市场在竞争中不断扩大。据统计,日本护理产业吸收的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社保领域,仅家庭护理员就已达到40万,将在护理设施工作的人计算在内的话,护理从业者将超过100万,这一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员工数。
  在老龄化应对经验丰富的日本看来,中国潜力巨大的养老业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市场。日本政府2010年出台的“新增长战略”指出,应积极向中国等亚洲市场出口医疗、护理、健康等相关产业。目前,一些日本看护业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以富裕阶层为对象,开设养老院、看护中心(托老所)及培养看护人才,输出日本式看护服务。
上一页123下一页  危机催生商机。在食品安全的巨大阴影之下,如惊弓之鸟般的消费者纷纷将目光投向“绿色食品”,由此,生态农业的市场潜力可谓巨大。但是,这个领域也是一个“问题行业”,创业者们仍在苦苦探究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本刊记者/朱雨晨
  在食品安全危机四起的今天,消费者从朴素的直觉出发,就要吃有“虫眼”的蔬菜。仅此一点,已构成对生态农业的巨大市场需求。
  这一需求,也表现在资本市场上。近年来,投资农业,尤其是有机农庄,已成为一个热潮。
  高成本运作的生产环节
  岑卜村位于青浦淀山湖边,距离上海市中心近60公里。如今,上海周边农村普遍将土地集中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发包给愿意种地的人。其中有来自苏北、安徽的农民,也有来自于上海市区的城里人。
  顾宏斌是沈阳人,在上海打拼了10年,已是一个建筑咨询公司的老板。目前,他在岑卜村租了12亩土地,搞自然农业。除了少部分蔬菜,主要产品是大米、鸭肉和鸭蛋。这是有机农业中“鸭稻共作”技术的实现。因为鸭子吃害虫和杂草,这就避免了水稻对农药化肥的需求。另一方面,稻田里长大的鸭子吃这些虫子杂草,也就不依赖于带有添加剂的饲料。
  这些农业产品,以快递的方式给客户,每户每年支出大约1500元,目前稳定的客户有40家。顾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的农田的产品中,大米、鸭肉和鸭蛋是不亏钱的,但蔬菜就不一样了,因为种菜的人工投入大,产出率不到30%。地里长出100斤,可能送到客户手里不到30斤。
  和许多从业生态农业的创业者一样,他们投身这个行业的初衷,并不是挣钱,而是想回归一种田园生活,或者只是“为了有干净的菜吃”。不过,随着农产品销路已逐渐打开,面对供不应求的市场,顾宏斌正在寻找适合生态农业的土地扩大生产。但是,对于挣钱他并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基本就是自娱自乐吧”。
  以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来说,选址于青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淀山湖是上海的水源保护地,长期对农药化肥的使用有所控制,周边几乎没有工业,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允许有。将农庄选址于此,会省去巨大的前期成本和风险。而即便如此,生产成本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根据2011年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各项标准,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环境中,土壤、水质、空气均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以空气为例,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每年的空气优良天数都有极高的要求。虽然国内各个城市目前的统计数据都称空气优良天数在逐年增加,仅以最近北京的空气污染而言,京郊周边的有机农场状况颇令人担心。而且,有机农田还需要和周边农田有相当程度的隔离,否则农药一旦飘过来就前功尽弃。
  又如土壤,如果是施过化肥的土地,首先要花几年时间恢复其自然肥力,如加入有机质、动物粪便等。一般在前三年,这片土地不会有大规模产出。而开始产出后,也要考虑到土地肥力的平衡,对植物进行轮作,而不是单一物种长期收获。
  最后是水,为防止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污染,有机农田最好有专用的水道。以上种种,都意味着成本。也正因为成本高,且投资周期较长,就容易面临资金压力。
  上海欣耕工坊的农业项目负责人康洪莉,是一位生态学硕士。她在岑卜村边经营过一块土地,是一个130亩大的半岛,空气隔绝、水源基础都很好。她主持恢复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土壤健康,种植紫云英等绿肥作物,翻耕时将豆梗,麦秸等有机质翻入土中,并且加入有机质和动物肥料。一年之后,再检测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及土质,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已让人欣喜,周边的青蛙、鸟类、蜘蛛、蚯蚓等有益生物大量出现。康洪莉预计,再花两年时间,这片土地上就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及健康的土壤,其产出就能开始有盈余。遗憾的是,投资方的资金出现问题,康洪莉只能无奈撤出。
  让市场倒逼生产
  “本来生活网”负责人之一杨学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调研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有机农场,结论是生产成本太高,但鉴于这个领域的市场需求,最后决定做流通。
  但有机农产品的流通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没有化学添加剂,其变质的速度一般快于非有机食品,因此对运输的效率就有更高的要求。也是这个原因,有机产品不提倡远距离运输,而是鼓励在当地生产,在当地消费,以便于产品质量控制。
  “本来生活网”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环节,又处在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度极低的市场中,因而他们要把质量控制提高到一个非常严密的标准。以杨学涛的描述,至少要分三个环节:第一是供应商评估,查看生产管理记录,找负责人访谈,检查空气、土壤、水源,化肥农药残留的指标;第二是员工品尝,主要是口感、甜度、外观,未来可能会安排专人到生产基地常驻;第三,每批次到货都是100%抽检,不合格直接退货。
  即使如此,杨学涛也承认,“本来生活网”经营的产品并非全部经过国家标准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事实上,在食品行业标准种,分为普通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四个级别。有机食品处于最顶端,认证最为繁琐和困难。而在一个诚信匮乏的社会中,认证程序的含金量也相对有限。也因此,大量已经达到或接近有机食品标准的农产品,为避免复杂程序和节省成本,在客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干脆不走有机认证的流程。
  杭州园田居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王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移动通讯行业做了十几年后,决定投资兴办生态农业。但入行后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找到方向。2012年10月,他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取得联系,可以经营销售其科研大棚中生产的蔬菜。另外,王烈在距离杭州市区约40公里处,找到一块生态系统未被破坏的山洼,将其租下,雇了一对老农夫妇,养了上千只鸡、鸭等禽类。
  于是,园田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流通环节,其商业模式,大致是从省农科院的大棚中采摘各类蔬菜,加上自产的鸡鸭,以家庭为单位配送上门。根据家庭的规模,每次配送量不等。比如一个五口之家,园田居为其每月配送8次,每次6斤蔬菜,一块肉,另外每月鸡、鸭各一只,60只鸡蛋。如此一份,每月收费780元。这一价格,其实比现在相同规格的,菜场提供的非有机食品价格要低。
  园田居能把价格打得这么低,最大的原因在于农科院的农业设施、场地、人工、科研等诸多成本不由其负担。而对于农科院而言,在隔离环境中研究、育苗而生产的蔬菜,如不卖给园田居,也是一举两得。
  王烈承认,维护和农科院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而园田居之所至今还能保持资本的青睐,也有其独到之处。王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投资人关心的一般是三个问题,即能否盈利,商业模式能否复制,能否有长期稳定的客户流,以及他们的流失率。在最后一方面,原田居做得相对成功。经过半年的努力,原田居的客户数已保证在700户以上,而且持稳定增长,主要分布在三个社区。
  按照王烈的理想化计算,2013年的目标,是进入30个社区,将客户规模扩大到3000户。有如此基数的客户群,无疑会对投资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以王烈在各个社区走访的经验:“在杭州,别管是什么样的小区,车都停得满满的。难道杭州人会吃不起品质高一些的菜吗?”
  但是,如果真能实现2013年客户数达到3000,那么,目前省农科院的生产能力就供不应求了。王烈说,这样一来,市场就会促使农科院或类似的机构,去扩大生产能力。
  这种市场倒逼需求的逻辑,也为投身有机农业五年的香港商人汪广标赞同。他是上海香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专为上海的Ole、城市超市等精品商店供应有机农产品,包括蔬菜、香料、肉类等。他回忆说,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像做好事一样到处送”,慢慢地就建立了渠道,并了解市场需求。在充分掌握客户需求信息之后,他开始扩大生产规模。
  目前,他已和台湾的一家企业合作,将会在上海松江建立以百亩为计算的有机农业生产基地,而且会从台湾进口农产品。以他的测算,按照目前的价格,未来12个月营业额将会做到1.5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也是惊人的,从选址开始,一些台湾农学专家就是坐老板的私人飞机来,之后他们也将持续参与生产的进展。和台湾企业合作一年多来,算上农场的基础设施投入,已经“烧”掉了一千万美元。而汪广标估计,要达到他的理想规模,还需要再有两到三倍的投入,到2014年开始盈利。
  谁会搭上财富列车?
  选乘合适的财富列车,并不意味着你会发财。在列车低速启动和中途检修期,谁能坚持到最后一直不下车,谁才可能真正成为下一站富人
  本刊记者/韩永
  《福布斯》记者Ricardo Geromel最近撰文认为,世界新的亿万富豪将产生在农业和清洁能源领域。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中国,可能得推后许多年。
  判断一个领域是否会产生富豪,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未来发展对其需求量会大幅增长,有足够的财富空间;二、这个空间不易被人发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就是新富豪的创富机会期。而上述的两个领域,都不能满足第一个条件。
  对于清洁的能源,很多人对它的前景深信不疑,但对这一前景何时能成为现实,却不敢妄下结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其高昂的成本,还无法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国内需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还指出这一产业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来投资,不是为了发展这一产业,而是来圈钱、圈地。”
  农业具有很长的产业链,种植、食品加工、配送以及饲料领域,都会产生一些创富的机会,但由于其附加值比较低,不会集中产生富豪。
  以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蕴藏着无限创新可能的互联网行业,依然可能是造富大户。 一方面,其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依然有很多的创新空间,“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可能”。另一方面,它的技术门槛相对较高,进入者有限,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供求平衡。
  城市化的财富前景如今是被所有人看好。其创造机会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在众目睽睽下,每个人到底能分到多少蛋糕,尚需观望。另外,其涉及的主要领域房地产和服务业,前者格局已定,后者门槛不高,在公平准入的情况下,或许很容易达到供求平衡。
  金融领域或有惊喜。中国的金融产品严重不足,需求旺盛,供需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唯一需要破除的,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的入门限制。“比如网上支付,我付钱给你,为什么非要通过银行?解决了这个准入问题,就会有很多的创富机会。”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说。
  金融领域的另一个造富的机会,来自于民间金融自由化。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民间藏富惊人,这些钱被金融管制堵在地下,一旦开闸,将会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红利”。
  虽然调控未见放松的迹象,很多人还是对房地产寄予厚望。除了对调控行将结束的预期外,由城市化带来的刚需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在泡沫中成长的产业,虽然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政府的严密注视下,再创辉煌还得具备更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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