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值无论是英镑阻击战、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国家自身金融体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软肋。“热钱”究竟是什么钱？“热钱”在中国是否能兴风作浪？泡沫在中国经济长期看好、北京举办奥运会、人民币升值、中国大举城市化等因素推动下，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各自“狂飙突进”。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破灭，如何再出现的？出口2008年，全球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再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在内外“夹击”下步履艰难。中小企业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它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内需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回落，CPI却居高不下；财政税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差距不断拉大；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在强行提高工资可能会成为压断企业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之时，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升值预期是吸引国际游资（也就是所谓“热钱”）进入中国的重要诱因，而国际游资进入中国，主要就是利用中国的结售汇制度。“热钱”来势汹汹，人们谈“热钱”色变，是害怕十年前的那一幕在中国上演。无论是英镑阻击战、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国家自身金融体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软肋。今年，中国加强了对国际游资的打击力度，但由于没有涉及根本的结售汇制度，所以收效甚微。“热钱“依旧汹涌。“热钱”究竟是什么钱？“热钱”在中国是否能兴风作浪？取消强制结汇能否堵住“热钱”的入口？它对于中国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意味着什么？一切都得从头说起。何长歌自从张明提出国内“热钱”有1.75万亿美元的说法，就像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有关“热钱”的讨论遂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人们动辄拿“热钱”说事，楼市有泡沫，是因为“热钱”进入，股市跌了，是因为“热钱”撤出了。“热钱”无所不在，更似乎无所不能，“热钱”的持有者被描绘成居心叵测的国际金融大鳄，人们担心，他们的兴风作浪，会使中国重蹈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覆辙。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钱才是“热钱”？“热钱”是否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记者专门走访了几位经济学家，本以为他们会各执一词，结果他们的看法却惊人地相似。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股市下跌，纽约股票市场交易员神情黯然何谓“热钱”？对于“热钱”的规模，众口不一，有1.75万亿、5000亿、2800亿美元等诸多说法。盖因对“热钱”的定义不一，导致测算标准有别。要想对“热钱”“正本清源”，必须首先规范它的含义。困难的是，在经济学术语里，我们找不到“热钱”这样一个概念。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热钱”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缺乏精确的定义。经济学家武建东也不赞成单纯地使用“热钱”来描述国际信贷流动。他认为，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所谓“热钱”实质是指“部分高流动性的资本或异常资金”，称为“国际游资”或“投机资本”更为合适，它是对金融市场上信贷流动的反映。他进一步指出，信贷是使不同金融市场联结起来的基本金融商品，它的本性就是套利、投机和投资。套利是市场平衡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不同市场之间价格保持一致性，倘若你的国家强大，就可以主导全球资金与本国经济之间的流动。由于前一时期人民币维持稳定的升值预期，而在升值过程中，汇率、利率管理又没有推行市场化，就给了部分国际资本套利的机会。这是信贷逐利本性的反映，汇改三年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20％，加上去年，美联储七次降息，中国央行六次加息，中美利差进一步倒挂，这都加剧了“投机资本”即所谓“热钱”的套利冲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专门著文表示，要被称为“热钱”，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投机性、短期性和快速进出。而目前进入中国的跨境资本，大部分不具备以上三个要素，所以将其称为“投机性资本”或“海外游资”更为准确。“热钱”这个词，因为简洁、形象，被广泛采用，媒体在传播这个概念时，利用了它的煽动性，却没有规范它的含义，造成了以讹传讹。武建东认为，这是一种话语强制，它使错误的观点通过新闻炒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维习惯，长此以往，会限制一个民族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乔依德认为，所谓的“热钱”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定，就是“短期性”，习惯上认定为一年，张明将“长期性投机资金”也归为“热钱”，是“随心所欲地扩大其内涵”，因此测算出与外汇储备等量齐观的1.75万亿“热钱”，着实让国人出了一身冷汗。而赵锡军认为，“热钱”缺乏明确的时间概念，如果按短期跨境资本统计，也就是在该市场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资本，但长期资本和贸易额中到底哪些是长期资本，哪些短期资本，很难厘清，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和遗漏项可以看做是最狭隘的所谓“热钱”的规模。“疏导”而非“阻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逐利“热钱”的本性更决定了它哪儿有套利空间就会去哪儿。“热钱”进入国内究竟流向哪里，赵锡军认为尚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其轨迹。　　据武建东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体系的特有结构为国际资本力量实现利益提供了五种形式：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套利、资产套利、货币套利、市场套利和知识产权套利，这是一个立体多面的跨国资本流动结构，而且这种大规模的利益跨境流动的通道也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热钱”同样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套取利润，流向股市、楼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亚洲金融危机曾使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日元大幅贬值当然，因为有可能形成股市、楼市的泡沫，所以这部分“热钱”显得格外危险。故有人时刻将“阻击”“热钱”挂在嘴边，但冷静一想，“热钱”套利的途径大部分是公开的，如何拦阻？如果把“热钱”比作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堰塞湖”，那么“拦截”于事无补，“疏导”才是根治之法。武建东认为，流动性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实现平衡，如果我们成功使用了汇率、利率政策，“投机资本”就不一定能实现套利目标。目前国际资金在中国加大流动，一方面是由于全球信贷市场的危机调整；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本位币，中国需要以巨量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换取外国的纸币、尤其是美元来维持经济平衡。换个角度来看，异常资金加强流动性正好可以促进中国反向改革，加大人民币的国际流动，以中国的纸币换取世界的商品，以人民币利率、汇率的有升有贬的浮动洗尽异常资金的铅华，反而是一件好事。赵锡军提出，从根本上提升经济实力，吸引短期投机资本转变为长期投资，是一举两得的上上策。所以，实在无需视“热钱“为洪水猛兽，只要因势利导，“热钱”一样能为我所用。“热钱”打击中国？如今股市、楼市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引起人们对“热钱”去向的恐慌，“热钱”大规模撤出对中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的言论甚嚣尘上。乔依德说，“热钱”似乎出入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人们忽视了中国实行资本管制这一基本事实。在中国，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单笔、大额的资金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进出中国的。只要中国资本管制仍然有效，所谓“热钱”大规模撤出就难以实现。尽管自1997年至今，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有所进展，但本质上，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资本管制尽管可能有漏洞，却能在金融市场不够成熟的时候起到保护的作用。退一步说，即便外资大规模撤出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足以应付的。上世纪90年代，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下，资本外逃一直存在，但并没有影响到经济大局。赵锡军认为，应以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为鉴，这些国家因为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当年经济形势向好时，吸引外来资金大量流入，推高了股价、房价，造成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而国内市场又不够稳健，当外资大规模撤出时，股市、楼市无力接盘，金融危机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97年，只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不敌铺天盖地袭来的索罗斯大军，几番交手后便“弹尽粮绝”。武建东在国际资本打击中国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要么是填补美国的危机亏损，但是，美国缺的不是钱，而是利润；要么是美国创造了更大的增长机会，要再一次站在巅峰之上吸引全球流动性。以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交流，对中国实施一次有效的金融打击，第一波次需要大约30 0 0亿~50 0 0亿美元，有5~10个顶级金融机构的共同合作，同时还需要大幅拉升中国国内短期利息率，中国需要至少向市场注入6万亿~8万亿元人民币，从国际市场筹措8000亿美元，它也必然引致美国国债和其他国际货币市场的波动。因此，以打击中国为主要目标，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并借此制造世界上最大的套利机会，用以修复美国信贷危机，这种突击运转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目前这种突击在中国的胜算把握还不大。所以他认为，以目前规模的“热钱”，不足以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打击。链接结汇是指外汇收入所有者将其外汇收入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外汇指定银行按一定汇率付给等值的本币的行为。结汇有强制结汇、意愿结汇和限额结汇等多种形式。强制结汇是指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不允许保留外汇；意愿结汇是指外汇收入可以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保留，结汇与否由外汇收入所有者自己决定；限额结汇是指外汇收入在国家核定的数额内可不结汇，超过限额的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目前，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强制结汇制，部分企业经批准实行限额结汇制；对境内居民个人实行意愿结汇制。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并根据交易行为发生之日的人民币汇率收取等值人民币的行为。取消强制结汇或许不能对抑制“热钱”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至少能让央行腾出手来重点监控异常跨境资本。何长歌8月5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时隔11年的再度修订，对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但汇率市场上人民币的升升降降还是吸引了人们更多的目光。升不升不是重点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三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达21％。人民币单边快速升值的态势备受争议。从今年7月30日起，人民币对美元单边上扬的走势戛然而止。受美元强势反弹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跌10个交易日，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双向波动”显示了汇率不同以往的灵活性和弹性。　升还是不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曾这样巧妙地回答：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难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汇改的关键在于汇率形成机制。也就是说，随着汇率变动愈加市场化，我们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广的视角来看待汇率问题，而不应囿于一时的升降。汇率机制改革不只是为了解决汇率水平问题，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是长远目标，从固定汇率走向自由汇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为央行“松绑”近来，国家在外汇管理方面的动作连连。国务院继发布新《条例》之后仅一周，又公布了央行增设汇率司的消息。新《条例》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取消了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强制结汇的要求，早前就有学者提出，依靠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形成的1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临时性的、靠不住的，加快修改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国从1994年开始施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当时出台强制性结售汇制度的背景是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1993年外汇储备仅210亿美元。在该制度和出口退税等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贸易顺差连年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逐步攀升。有经济学家表示，如今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美国M1余额（截至2008年6月为13763亿美元）的130％，相当于美国M2余额（截至2008年6月为76938亿美元）的24％，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支撑了美国近五分之一的运转，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取消强制结汇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外汇储备的压力，也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松了绑。在强制结汇下，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十分被动，外汇占款增长成为推动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导力量，取消强制结汇相当于切断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一根链条，流动性过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在人们为取消强制结汇的规定欢欣鼓舞之时，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指出，此举实质上是央行把部分管理外汇的权利下放到企业手上，同时也转嫁了风险，对企业管理外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内地金融市场尚没有足够的衍生工具来帮助控制风险，央行一直以来“包办代替”的做法或使部分企业陷入无所适从。对外汇储备规模不必大惊小怪2006年2月底，我国以8537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地区）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18088亿美元。赵锡军告诉记者，庞大的外汇储备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极好证明，保持足够规模的外汇储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必要的，是我们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应对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有力支撑，对稳定人民币汇率乃至稳定整个宏观经济秩序都有积极作用。因此，传统上以三个月的进口量为标准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不适应目前中国的实际需要了。但凡事都是一体两面，高额的外汇储备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外汇资源的闲置，带来高昂的机会成本，使我国的外汇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受到极大限制，还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赵锡军说，外汇储备不患多，而患用不好、管不好。在我国外汇管理的原则中，安全性一直占主导地位，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考虑流动性和回报率的问题，加上我国外汇资产基本由政府机构管理，求稳的心理比较重，因此投资美国国债或大型机构的债券一直是我们外汇投资的首选。在传统金融市场，这些有着国家背景的金融产品确实比较安全，但随着国际金融创新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变得越来越差，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是大幅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多半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无关，这使得原本非常安全的金融产品也变得不那么保险了，“两房”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已经没有哪一种外汇投资是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了，因此，如何进行多元化投资、消除投资风险和动态管理就成了摆在当前的一个迫切命题。另有学者认为，1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没有使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性外汇交易中心，并支撑一个与实体经济相当的虚拟经济，反映了中国货币经营管理能力的不足和时代局限，也压抑了中国金融经济的潜力。泡沫，从经济学上来说，是由于市场炒作导致的价格当中的虚置部分，是价格不真实的指标。在中国经济长期看好、北京举办奥运会、人民币升值、中国大举城市化等因素的推动下，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各自“狂飙突进”，带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给予无数人以美妙的财富。然而，回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且落点不清，前景不明。目前，曾于2007年10月达到6124点历史高位的股市，总体处于围绕2300点小幅波动的状态。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等领涨全国的一线城市房价开始松动下滑，奥运期间的北京成交量更大幅缩水，楼市“寒意”深重。泡沫破裂，大量财富和购买力蒸发，房产“负翁”频现，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风险盛行。此时，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破灭，如何再出现的？我们又如何在长久的迷惑中继续保持信心与期许？尹中立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一直高于国际成熟市场的平均水平，换言之，按照国际资本市场的标准，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存在泡沫。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股市泡沫还会一直存在吗？基金制造股价“泡沫”纵观各国的金融发展历史，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一个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一般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2005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是银行改革迅速推进，不仅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迅速，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完成了改制、重组与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大提高，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层出不穷；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2006年底，股票总市值是8万亿元人民币，到2007年10月底，总市值就超过了35万亿元；同时，金融开放迅速推进，不仅推出了QFII制度，而且推出了QDII制度，国内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正处在放松管制的阶段，在此阶段，我们看到了金融业的蓬勃兴起，同时也看到了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导致股市价格上涨的最直接原因是基金的超常规增长。有关统计显示，今年4月以来，仅仅6个月的时间里，国内基金业的成长迈过了3个台阶——基金资产规模从突破1万亿元，到超过2万亿元直至10月底的3万多亿元。而我国基金业资产规模从0到1万亿元的跨越整整花了9年的时间。可见，2007年基金业的发展之快！基金资产快速膨胀的直接结果是蓝筹股的股价飙升，于是，我国股市诞生了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万科）、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和最大的石油公司（中石油）。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是基金制造了中国的股价泡沫。在基金制造股价泡沫的过程中，有两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一是老百姓对基金的信任（更准确地说是迷信），二是监管者对基金投机行为的默许或纵容。老百姓对基金的迷信源于对风险的不了解。大多数人认为基金是收益高而没有风险的，他们大多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投资的，这可能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在股市上涨过程中基金市值迅速上涨，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神经，他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储蓄甚至养老金拿出来买基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监管者及时根据市场状况提示风险，并要求基金关闭申购窗口的话，就不会出现老百姓疯狂买基金，而基金经理疯狂买股票的情形。去年10月之后，监管当局关闭了部分基金的申购窗口，市场的投机气氛顿时消失，可惜这些手段的出台时间稍晚了些。基金的危机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投资者的无风险意识。他们可以因为预期高收益而疯狂购买基金，也可能因为害怕投资损失而疯狂赎回基金，如果出现大规模赎回现象，投资基金将面临极大的流动性风险的考验，股价泡沫将破裂，会给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如果说上一轮熊市导致了很多证券公司出现经营危机的话，那么这轮股市下跌可能会导致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出现经营危机。第一个风险是经济风险。目前，我国有1亿多基金投资者和1亿多股票投资帐户因为大多数投资者都同时开深圳、上海两个股票交易账户，因此，折换成家庭户数约为8000万户左右，占城市总户数的比例超过30％。也就是说，当前投资股票和基金的家庭占城镇家庭总数的比例超过了三成，这些家庭本是我国消费能力最强的群体，如果股市长期走熊，他们的财富缩水，将严重影响消费。第二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这些投资者本没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许多人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股市走熊，政府会面临一定的政治压力，从中石油高开低走后网上流传的很多歌谣就可以看出，一旦投资者大面积、长期亏损，社会舆论压力将会十分沉重。第三是金融危机的风险。当老百姓将钱都放在银行时，风险是可控的，至少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银行被挤兑的事件还很少发生。但如果老百姓的钱很多到了基金公司手里，风险就难以控制了，当股市发生大的波动将容易引起基金的赎回风潮，而基金的赎回必将对股市产生重大打击。2001-2005年，我国曾出现股价下跌但楼价上涨的反常现象，这是否表明，我国股市与楼市是负相关关系？今年股市的低迷是否会导致房价的上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专家尹中立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尹中立有观点认为当前股市低迷会导致资金流向楼市，担心未来房价会失控。笔者的看法则完全相反，股市下跌不仅不会导致房价上涨，而且会直接拖累楼市。上述两种不同的结论背后是两个不同的假设（或判断）：我国的股市与楼市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国际经验早已表明，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即股票市值的上涨会刺激消费的增长。股价往往成为楼价的先行指标，当股价大幅度上涨一段时间之后（通常是6个月左右），楼价就会出现上涨。反之，股价大幅度下跌之后，楼价就会出现下跌。即股市与楼市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股市与楼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是有内在的逻辑的，因为决定股价走势和楼价走势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当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老百姓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物价水平和货币购买力基本保持稳定时，股价走高，楼市繁荣；当经济状况不好，收入增长和就业存在不确定性、物价飞涨、利率飙升时，股价下跌，楼市也不会景气。在我国，之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股市与楼市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历史事实。在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曾经出现股价不断下跌而楼价不断上涨的现象。笔者认为，这纯粹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偶然的巧合，它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就是“跷跷板”的关系。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的，在2001年前后，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的规模都比较有限，当时的股市流通市值在1万亿元左右，而房地产的投资及销售规模为5000亿元左右。二者不仅在规模上比较小，在价格形成机制上也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因此股市与楼市之间互相影响不明显。至2001年中，股票市场的价格已经很高，并出现了股价泡沫的破灭。当股票价格从高位难以为继而下跌时，房地产市场因为住房制度的改革及一系列措施的出台而逐渐走出低谷，于是，我们看到了股价不断下跌而房价不断上涨的一幕。但股市与楼市在2005年之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年之前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及金融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股票市值总量较小。2005年5月，当股票指数在1000点（指上海股票综合指数）时，深圳与上海两个市场的流通股总市值为120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不到10％，即使是计算总市值也只有350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为20％左右。但股市在2007年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至2007年底，上海综合指数超过了5000点，两市总市值超过30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超过100％。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以前不能流通的股票逐渐开始流通，相当于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额外地增加了一倍。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果这增加的相当于一年的GDP的财富是实物资产的话，它可以吸收过多的货币，但事实上，这些增加的财富全部是金融资产，是流动性很高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具有准货币的功能，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实际购买力。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个人购房的比重从1998年前的30％左右上升到95％以上，土地的转让从2003年开始也逐步进入了市场化的轨道，房地产的规模也开始迅速膨胀。住房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品，其金融功能开始逐渐被发挥出来。住房占居民存量财产的比重超过了银行储蓄存款，成为老百姓财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股市不再是从前的股市，楼市也有别于从前的楼市，它们二者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股价的上涨使投资者的账目资产迅速膨胀，不仅提高了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而且通过上市公司的融资为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资金，助推了地价和房价。2007年，当股价大幅度飙升时，深圳、北京等城市的房价也出现了快速的上涨，房价与股价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了。可见，简单地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现象描述为一般规律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必须深刻认识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股价已经从年初的高位下降了50％多，股市从制造财富的场所变为吞噬财富的“黑洞”，这成为抑制今年房价的最重要因素。尹中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脱离了大多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连房屋投资者也开始担心无法找到下家接盘，银行体系也开始审慎房地产贷款，房价调整已成为大势所趋。于歌小林是京城某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他至今还在为两年前的“理性”决定懊悔不已。2006年6月，小林偶然结识北京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手里6500元/平方米的“远洋山水”南区一期认购权让小林心动了。毕业已经两年，小林正打算年底结婚。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他已经在北京西南和西北地区看了不下几十家楼盘，但位置好的太贵，价格稍缓的太远，眼看着房价一天天往上蹿，还是难以选定。“远洋山水”在北京西四环和五环之间，离市中心大约15公里，坐班车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到单位。但2万元的中介费让小林犹豫不决：“2005年认购时，虽然几千人排队，但价格也才5000多元，中介费太贵。”赶上临时出差，两周后回京的小林再联系那位“内部工作人员”时，被告知当初看中的那套9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认购权已被买走。2006年7月10日，“远洋山水”南区一期以7000元/平方米的均价开盘。当年12月，发现南区一期某小户型楼盘居然涨到近10000元/平方米以后，小林再没有关注过“远洋山水”。到2008年6月，“远洋山水”西三期均价已近18000元/平方米。小林不是经济学专家，更不清楚地产市场的交易规则。但从1998年来北京的至今10年间，他已深刻体验到以北京为首，全国房地产市场“狂飙突进”的扩张速度。“兴冲冲”十年“跃进”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已经讨论多年、并在天津等城市先期试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明确成为当时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那年，香港的楼价正一落千丈，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在很多学者看来，在风口浪尖之际启动房改，实际是中央政府实施“积极拉动内需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从此，普通市民的居住习惯逐渐被彻底改变，人们开始进入买房市场，继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又一轮房地产热潮吹响进军号，中国的商品房时代来临。2001年，北京全力申奥，逢奥必涨的“奥运行情”在房地产市场也大行其道。这一年的前4个月，北京住宅新项目上市，几乎一天一个盘。申奥成功后，立即有开发商宣称，“高档住房的价格涨到2万元每平方米几乎不成问题”。一时间，北京的宾馆饭店云集了各路找项目的投资商。财力，是房地产企业竞争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土地供给日趋市场化及外资财团介入之时。寻找信贷供应者成为房地产企业的当务之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3年4月，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18357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7.6％(其时房地产业占GDP的5％左右)。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节点，无论如何绕不开经历了“非典”的2003年。2002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多数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长迅猛、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及商品房结构失衡的局面。而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违反有关规定，放松信贷条件。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主任的陈淮看来，多数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规模都很小，几乎90％的资金来自银行借贷，“而房地产企业对银行的这种高负债率，意味着一有不测，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就会转化为银行的风险”。2003年6月5日，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用时任中国工商银行房贷部总经理刘子刚的话说，提高房地产信贷门槛，是因为“中国房产业经过了近六年的快速发展期，局部出现了一些问题，121号文对此采取了有效措施，是根据中国房地产业长期发展需要而采取的点刹车”。严控房地产信贷，无疑是对房地产业“大泼冷水”，这被众多房地产商评为当年“最郁闷”的事情之一。而当年同时被众多房地产商评为“最高兴”的事情之一，也随之而来。2003年8月底，《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份被业界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五年计划明确指出：要根据市场需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曾经至为风光的经济适用房在此18号文中被降低到辅助地位。按照当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的解释，原因在于过去几年中，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管理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房地产业界毫不掩饰对公布18号文的激动之情。2003年底的行业总结会上，众多商家无不认为“肯定是听取开发商意见之后，才出了这样一个文件”。事实似乎也正如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任志强兴奋地表示那般：“这个文一出来，所有关于房地产市场的争论就应该停止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告诉记者，2001年—2007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增长速度分别比同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活动高出3~15个百分点：“2004年以后，北京对奥运场馆和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各地都来北京投资买房，北京市基本取消了经济适用房，仅面向拆迁户和中央机关，老百姓已经基本看不到经济适用房。北京房价在2004年后出现大幅度上涨。2005年和2006年平均涨幅在30％以上。”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一路引领下，国内房地产市场终于在2007年中旬攀上此轮“跃进”的最高峰。在曹建海看来，正是18号文基本上否定了1998年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供给的改革方案：“直到2007年，中央政策才再次转向要求各地保证70％的土地用于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双限房、小户型、普通商品房等，但也并没有明确经济适用房要建多大比例。”拐点，“秃子头上的虱子”万科，目前全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公司全年的销售面积合计为61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合计为523.6亿元。去年12月初，由于开盘13000元/平方米的均价远远低于之前透露的两万元每平方米以上的价格，广州的万科金色康苑正式开盘当日不到两个小时即全部售罄。虽然万科一再强调“各个城市会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确定合理定价”，降价风潮还是从广州、深圳、上海一路刮至北京。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认为“有刚性需求的支撑面，深圳的房价不可能再有大幅调整”，但他赞赏“万科清醒而且聪明，在保障性质的住房范围内，坚决降价，降了15％，立刻回笼一个亿”。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影响下的国际经济萧条亦传导至中国。银根不断缩紧，加上第二套住房政策(第二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4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使购房者观望气氛浓厚，炒房者成本加大，市场需求逐渐跌至冰点，开发商销售不旺，楼市出现唱跌的声音。楼市，前路茫茫万科此际降价，整个中国楼市自然“敏感”异常。连万科老总王石都在某次“非公众”场合提醒在座的同行，“拐点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被视为方向标的京、沪、穗等大城市的房产市场出现了短暂停滞。到3月份，上海交易量下降15％，广州萎缩了44％。8月奥运期间，北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再次大幅下跌。其中，期房交易数据出现超过40％的跌幅，交易量也创下了年内除去春节期间的新低。在消费市场，盲目担心“不买价格会更贵”的买房心理预期也渐趋理性。“200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高达3885元，按照建设部规定的90平方米户型计算，一套住房的价格高达34.97万元，约为同期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3.86万元的9倍。大中城市的房价—家庭收入比率更高，北京市90平方米面积住房房价与家庭收入比率，甚至达到了21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相信“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脱离了大多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连房屋投资者也开始担心无法找到下家接盘，银行体系也开始审慎房地产贷款，房价调整已成为大势所趋。全国楼市将正式进入漫长的熊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梁蓓认为“房地产市场今年的调整似乎来得太猛烈了些。中国房地产业经过十几年‘大跃进’式的发展之后，经历一个调整期是必然的，但这个调整应该是渐进的。不能说房地产价格出现‘拐点’，是它的价格开始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但在这个“合理”回归的过程中，总有人要为曾经“不合理”的价格高企“埋单”。7月以来，断供千亿的传闻把深圳的银行推到风口浪尖。8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招商银行、断供业主以及开发商之间的“断供”零首付一案。房价暴跌产生的负资产群体，房地产商岌岌可危的资金链条，以及银行可能存在的房地产不良贷款风险，都开始浮出水面。炒房者、开发商与银行之间，一场一损俱损的“囚徒游戏”似乎已经展开。正如曹建海所言，泡沫破裂最坏的结果是投资速度降下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银行的不良资产开始加大，其中不止是房地产的不良资产，还包括由此引起的投资下降形成的不良资产，影响非常大：“但总要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房地产业的困难刚刚开始，未来降价、重组、倒闭、破产是必然趋势，房地产投资增长也将呈大幅度回落甚至衰退局面，这是经济回归理性的重要标志。政府应做的，是减少对房地产的贷款，宁可出现不良资产也要挤掉泡沫。关键是把经济的发动机从房地产和出口转移到内需的产业上来。”语录曹建海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的症结是对房地产依赖太大，房价上涨导致主要社会资源流向房地产投机，严重打击了正常的农工商业发展。如果是因为房地产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挤压了农工商业的发展空间，现在的政策反而是对房地产业、农工商业一起“化疗”，对于应该给予鼓励的农工商业，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定要改变目前我国经济过度以房地产和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从控制房价上涨开始。目前的情况就是顺势挤压房地产泡沫，同时给银行体系提供一个降低金融风险的时间和空间，最终还人民生活、工商业经营一个正常的环境。对于自住性需求的鼓励，没有比降价更好的办法。如果希望在维持现有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消费信贷政策刺激消费，是根本做不到的；唯一可能被刺激起来的，就是居民的理财性需求、投机性需求，这会使我们丧失挤压房地产泡沫的最好时机。金融的“有保有压”，在我看来，要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压制基于利润最大化、以土地投机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商品房开发投资，不能把小户型商品房、普通商品房开发混同到政府保障房计划当中。从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立场看，他们已经简单蜕化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协会，对于居民和单位可以直接参与的自建房、单位建房、小产权房，中房协没有应有的支持。对于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中房协“功不可没”。梁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合作系主任、CCIM协会中国总会执行主席中国在城市整体规划和房地产建设之间是一个“倒叙”关系，造成了先盖房，小区建起来了，人一多，出行不方便了，才修地铁。这是城市建设的“无序”。应该由这个城市的人口构成、发展现状、功能定位等来决定住宅及商业房地产的位置、类型和价位。住宅房地产开发商由于产品结构单一，资金链极其脆弱，成长性较差，一旦土地储备跟不上，股市表现就会跟着受影响。于是很多房地产企业一到要做报告时，就卖块地，来弥补现金流的不足。经济适用房是一种很奇怪的措施，国家要保障低收入阶层完全可以用廉租房，没有必要让他们拥有产权。房地产业是一个资源消耗型产业，生产周期较长，如果在其上升期没有控制好上升速度，就会遗留很多历史问题。当前，价格调整不是重点，亟需调整的是房地产市场的产品供应量和结构。中国房地产业这几年高速膨胀，成长周期大大缩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处于财富积累阶段，这种欣欣向荣的表象遮掩了很多发展“漏洞”，在今年“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就暴露出来了。陈晟　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一个经济体系里，存在可控范围内的泡沫很正常。就像啤酒一样，没有泡沫不好喝。城市化进程超过80％以上的城市或者区域，5A甲级写字楼的细分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是很好的。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商业开发过度，房地产市场中存在大量泡沫。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立至少还需要5年的时间。这个体系形成最主要的指标是，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不仅仅是政府，不仅仅是政府委托国有企业，而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企业意识到，虽然这个是微利市场，但是有利于其现金流形成的很好的稳定收益产品，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真正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建立起来了。2008年，保GDP最主要的靠投资，其中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加大投资，对房地产是一定利好的，但不是为了救房地产而扩大投资，而是为了保GDP而扩大投资。以前选择楼盘，要综合考虑配套设施等性价比；现在选择楼盘，大家首先要关注这个项目是否会成为烂尾楼。2007年6月份的房价是基本合理的，那个时候不存在热钱冲击和投机成分。目前，深圳不是降价，而是回到合理的价格范围内，大约在12000~13000元之间。出口创汇曾是一个让4200多万户中小企业引以为荣的词，但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寒冬”让这些企业原本红红火火的出口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全球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再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在内外“夹击”下步履艰难。痛定思痛。中小企业危机的实质是什么？除了外因，是否也有内因在“作祟”？出口的“阵痛”是否源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放松货币政策是否能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它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寒冬”来了，只有及早掌握御寒能力，才能逆境生存。好在中小企业本来就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度过此刻的“阵痛”，或能看到更长远的发展希望。本刊记者　何流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连续降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2008成了国内中小企业“最困难的一年”。但所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过多强调外在原因并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7月初，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温州调研时对当地企业家说“坚持就是胜利”，此中意味深长。“倒闭”知多少从7月起，周德文就成了温州最忙的人，在温州、宁波、上海、北京之间穿梭，成了他生活的常态。这位自称“来自草根”的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感叹“压力很大”。一切缘自3月2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的那期节目。这期名为《温州制造，面临危机？》的节目播出后，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路高歌猛进的温州民企，面对今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第一个感受到了阵阵寒意。不久，有关温州企业出现“倒闭潮”的报道和讨论频频见诸各媒体的显著位置，不仅温州，全国都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我不同意温州企业出现‘倒闭潮’的论断，”周德文边说边从皮箱中拿出厚厚一叠资料，“根据我的调查统计，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20％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但这和‘倒闭’是两个概念，‘倒闭’是法律意义上的破产，‘停工’、‘半停工’是减缓生产，有时是一种战略。”他认为，是部分媒体的夸大其辞渲染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最初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周德文也没有用“倒闭潮”的说法。但他承认，温州中小企业已经出现危机。据鞋革行业提供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温州2600多家鞋革企业中，倒闭企业132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0家。一些鞋企将厂子迁到四川、福建等省甚至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国家，还有一些将资本投入股市、楼市或矿场，退出了制鞋业，不少人质疑曾经“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已经蜕变成了“资本游击队”，一些小企业则直接关停。4月，由温州市经贸委出面，主持了“2008年第一季度行业发展情况调研”，调研的重点就是各行业一季度企业倒闭情况。在长达一个月的调研后，温州市经贸委称，温州企业20％倒闭的说法并不属实，以各重点乡镇为单位，倒闭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最高的有12％，最低的为5％。为什么温州经贸委统计的数据与之前盛传的说法差距如此之大？周德文解释说，温州有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规模小，则机制灵活，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时暂时停产“观望”是正常的。一位温州服装行业人士也说，服装企业的三分之二以上订单都在下半年，每年上半年淡季时，都会有很多小企业停工。有报告称，温州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年，而国际上中小企业的寿命也普遍为3至5年。“不要听到20％就吓倒了，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的。”周德文形容温州民企是“野生”的，所以生命力顽强。之后，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也在采访中表示，中小企业5％的淘汰率是正常的。治标还是治本而某些行业的形势更加严峻一些，温州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原来有几千家，目前还在经营销售的只有几百家，紧固件行业去年3000多家企业，今年只有2000家左右，制造眼镜特别是太阳镜的企业日子也很不好过。晚上十一点，记者才拨通了华祥光学眼镜厂老总林寅勇的电话，他刚从跟外商谈判的会议室出来，谈了一整天，外商最终同意把结算货币改成了人民币。“就这样，我们也只能勉强保本，”他说，“成本压力非常大。”主要原材料铜以前差不多1万元一吨，现在最便宜的也要6万~7万元一吨，运输成本也由每月3000元涨到6000元，工人工资上涨了大约15％，这直接导致了产品成本上涨了20％~30％。由于其他眼镜商都没有提价，林寅勇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住。华祥以往每年销售额大约在3000万元，今年预计要减少1/3。其实温州经济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下滑的苗头，“2000年是一个拐点。”周德文回忆说。到2006年，温州GDP增速已经低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首次低于全国平均增速，跌至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温州中小企业的困境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经济下滑，温州经济本身的一些痼疾开始暴露出来。温州属于典型的区域性“块状经济”，在一定区域内，集中生产同类产品或系列产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这虽然给温州带来了“中国皮都”、“中国锁都”、“中国电器城”等美誉，但产品趋同、经营模式趋同，依靠压低成本打价格战也就在所难免。而且多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利润薄，科技含量低。据统计，温州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5％~8％，像一些眼镜厂，一副眼镜卖十几块钱，利润仅为几角甚至几分。今年能源、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小企业。另一方面，政府“扶优扶强”的政策导向使得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处于劣势。在今年银根抽紧的形势下，融资困难更是成为压死很多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具体放贷对象并不强制，但从上半年各商业银行放贷情况来看，小企业信贷增速明显低于其他类信贷业务。“中小企业借不到钱并不是银行没有钱，而是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缺乏‘信任’。”周德文分析说。有些中小企业法律观念淡薄，合同一签，对我有利，就执行，对我不利，则弃如废纸，逃债现象严重。这使得商业银行一般都不倾向于把钱贷给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家底薄、还贷能力差、贷款风险大，而中小企业又缺乏大企业所拥有的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资的手段，只得转向“地下钱庄”等民间资本，财务成本大大增加。正如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所说：“信贷紧缩是宏观政策，它对不同类型微观企业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经营体制。”有分析认为，温州七成以上的企业成长潜力较弱，人才缺乏是症结之一。温州的中小企业大多由家族作坊起步，逐渐做大后仍沿用家族式的管理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州的中小企业主大都文化程度较低，没有经过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培训，而家族企业的“排异”性使得中小企业对外来人才“天生”排斥。小额贷款之惑7月14日，浙江在全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消息一出，有关此举是否能收编民间资本的讨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与媒体显现出的巨大热情相反，一些当事人显得出奇地冷静，甚至有些失望。“我已经不准备申报了！门槛太高！”一家曾建言政府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企老总有些忿忿地说。按照《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不仅要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要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说白了，就是产值和纳税都居前列的制造型企业。不仅如此，从上到下，准入条件层层“加码”，从注册资金到年利润率、增长率、负债率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很多中小企业望而生畏。原则上每个县（市、区）只有一个名额，省里对温州特别照顾，多加了5个名额，但总共16张入场券仍难掩“僧多粥少”的局面。“政治攀比色彩太浓了，不申报好像就不是‘骨干’企业似的。”周德文有些无奈地说。继正泰、德力西等龙头老大涉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不少当地民企纷纷知难而退。更重要的是，这将民间借贷的主体——从事担保、典当等的“民间金融人士”挡在了门外。温州有6000亿元的民间资本，民间金融非常活跃。“所谓‘民间金融’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不受法律保护。但它伴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一直作为正规银行的一种补充而客观存在。”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金融的正面意义不容抹杀，而小额贷款公司收编民间资本最大的障碍是“主体的游离”，真正从事民间金融的人反而投报无门。温州市永嘉县桥下镇有323家玩具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国内外“要使民间资本从地下走到地上，长远来看，还是允许组建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小商人银行等民间银行；加大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据周德文了解，村镇银行在长兴等地已有试点，对其前景他非常乐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也建言，应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合法设立和自由经营。浙江省政府明确表示，信誉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也是很多企业对小额贷款公司跃跃欲试的原因，据了解，一些担保、典当公司采取与民营骨干企业“捆绑”申报的方式，以民营企业为主发起人，力求分得一杯羹。另一方面，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希望以此为跳板进军金融领域，将目光由实业投资转向资本投资，拓宽发展空间。有人说，温州人现在不“炒房”、“炒煤”，而是“炒钱”了。9月，温州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宣告成立。虽然带着诸多疑问，但这毕竟是民间资本走出地下的一次有益试水。通过合法的渠道，赚合法的钱，是很多民间资本的愿望，小额贷款公司或是其摆脱身份危机的开始。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并不是用“融资难”就可以概括的，结构失衡等先天不足从内部消蚀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动力，因此，放松货币政策对于危机中的中小企业来说，只能救一时，不能救一世。张立栋在愈发响亮的要求货币政策松动以缓解中小企业危机的呼声中，有关管理层保持相对理性的“冷血态度”是必要的。有人会问，如果能用资金输血来解决当下愈演愈烈的中小企业危机，那么，放松一下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就那么难呢？问题在于，这样做是不可行的，暂时缓解的矛盾很可能给将来埋下更大的隐患。因为目前呈现出的所有关于中小企业的问题成因复杂，完全不同于以往，绝不是用资金输入就可以一劳永逸加以解决的。我们看到，今年初以来，处于中国经济发展前端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屡有中小企业倒闭、老板卷款走人的事情发生；与此同时，内陆地区陷入经营困难、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也不在少数。“解决中小企业危机”的呼声不断，而舆论普遍认为，融资难题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有人甚至建议松动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那么，中小企业今天的问题仅仅是融资难吗？其实，它是多重危机的叠加，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任何貌似积极的干预措施都很可能招致不可预料的负面效应，顺势而为，平滑切入才是逐步化解危机之道。始自年初的中小企业危机，首先是全球经济步入下行轨道的体现。最新调查表明，全球五大经济体，四个已进入衰退周期。因此，单纯从需求角度而言，海外市场的疲软在事实上造成了订单的大量下滑，如果说大企业尚有实力可以维持生存，那些挣扎在微小利润空间里的中小企业则根本无法抵挡这样的袭扰，此为一。其次，在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周期的大背景下，全球性通胀也趁火打劫，“滞胀”让人们不堪其扰：摩根士丹利最近出台的报告表明，在190个被调查的国家中，有50个正在经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最为关键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人民币汇率重估的过程使得中国产业结构必然要跟上全球产业转移的步调，步入或主动或被动的转移时期。不幸的是，产业转型过程中最为痛苦的着陆期，正好和上述两种情形发生了重叠。三重乃至多重危机的叠加，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中小企业困局年年有，唯有今年最难过。但是，众多舆论探讨中，鲜有对中小企业结构的理性分析。人们更多地是笼统地关注他们资金链断裂可能带来失业问题，而并不去分析其结构。事实上，中小企业危机不能一概而论，明显听到的是，呼救声更多来自那些长期依靠低廉土地、人力、资本和资源的加工制造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由于资金流动的需求特点，在内外环境变化时更容易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境地，而服务型中小企业，事实上由于国内消费的增长而没有普遍呈现出所谓的“危机”。的确，在追求增长、人人思富的初期，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要素价格由于垄断等原因被长期扭曲，于是加工制造业理所当然地成为小本起家的第一选择，再加上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短浅目光，造成了中小企业结构上的不平衡，通俗地说，就是加工制造业占比远高于服务型特别是创新服务类企业。因此，尽管中小型企业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但其结构相当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如果积极主动不加区别地扶助“中小企业”，势必造成用中国财政补贴国际消费者的不合理状况，结果就是这些企业愈是持续低水平发展，其对中国资源和国力的“抽血作用”愈加明显。难道要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那么，为什么现在才需要狠下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也正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经济大势虽不乐观，但仍有可资利用的地方，所谓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比如通货膨胀，在资源、人力等价格上涨的时机下，正可以顺势解决中小企业转型大而言之中国制造升级的问题。背水一战，在通胀趋势环境中，以要素价格改革为契机，可以用最大限度的市场化手段让制造型中小企业放弃旧有生存模式。而紧缩的信贷和高企的CPI会更痛彻地迫使企业主另觅他途，如果此时政府能配合出台鼓励创新服务业的政策措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产业升级的历史命题并不总是要付出伤筋动骨的巨大代价的。张立栋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新闻部主任，财经评论员虽然2008年的出口形势不乐观，但尚不能构成对中国经济的实质性冲击。出口阵痛将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程大为天津港航运码头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倒闭的中小企业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6月份，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150.64亿美元，同比下降4.64％。今年初，学者、企业家就估计到在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将会出现外贸出口困难、企业倒闭等现象，仅仅半年的数据就证明了这种估计的正确性。7月，中央领导开始频繁前往沿海地区调研，高度关注出口。为了缓解危机，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上调2％的扶持政策。今年中国出口下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政府应如何救助？出口并未遭遇全线严冬虽然来自纺织行业的数据足够令人担忧，但若看看海关对2008年1—6月全国进出口总值的统计，我们似乎可以缓一口气。上半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2341.7亿美元，同比增长25.7％，其中：出口6666.1亿美元，增长21.9％；进口5675.7亿美元，增长30.6％。详见下表：2008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表表中数据显示，中国并没有出现外贸危机，中国外贸进出口依旧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外贸易竞争力，暂时的国际、国内困难很难动摇中国对外贸易的全局。但在保持信心的同时，也应看到，上半年出口增长是在美元大幅度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在通常的官方统计中，没有将通货膨胀的因素剔除（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21.9％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加入美元贬值因素，改用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长大约只有11.2％。据海关统计，今年1—6月，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出口406.4亿美元，增长46.8％。机电产品1—7月出口4642.2亿美元，增长25.7％。这说明，中国出口并没有遭遇全线严冬，一些行业仍保持着较高增长势头，从而拉动着出口的整体增长。因此，可以认为：其一，中国出口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仍保持总额持续增长，反映出中国已经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延续了过去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在汇率等因素的冲击下，并不能盲目看好出口增速。其二，出口结构上的调整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优势行业正面临很多短期的困难，其增长速度回落，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结构正在调整，向更优化的产业组合上迈进。“腹背夹击”2008年，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原因。美国次贷危机、世界经济放缓2007年，美国经济危机最早出现在房屋次贷领域，然后向整个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基本面蔓延，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中国出口历来依赖美国市场，根据2002年到2007年的数据测算，美国GDP增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率将下降5.2个百分点。美联储最新经济预期称，200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0.3％~1.2％，远低于其上次预期1.3％~2％的增幅，由此笔者预计，中国2008年出口将下降5.2~10个百分点。部分中国企业已经感受到了美国次贷的影响。根据中国家具协会提供的数据，中国生产的家具40％销往海外，其中一半出口到美国。受美国次贷危机拖累，中国家具制造商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少。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2007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家具和家用产品上升幅度达78％，总额达139.5亿美元。而这一繁荣的景象在今年彻底改变，市场销量在上半年度就比去年同期缩水5.1％。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美元持续贬值是国际原材料价格大涨的一大重要推手。2007年次贷风波爆发后，为了转嫁自身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缓解国内市场每况愈下的低迷状况，美国政府纵容了美元的加速贬值。美元急剧跳水直接导致黄金、石油和国际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以美元标价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国这样大量进口原材料的国家来说，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涨价，我国进口这些产品大约要多花六七百亿美元。原材料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次贷风波后，大量流动性转移到国际原材料市场，推动价格不断走高。此外，供给增长相对滞后亦是国际原材料价格不断走高的一个原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今年全球粮食库存将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而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优先满足本国需求而对农产品出口加以限制，加剧了全球农产品库存量下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2005年人民币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呈现升值态势，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加速升值”的特征，给出口企业带来压力。有的学者认为，如果2008年人民币对外升值7％~10％，这种升值幅度对中国企业出口利润率的侵蚀将是实质性的，出口增速回落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本轮经济增长已到周期性顶点，行业增长不再享有周期性红利；第二，中国的出口基于成本优势，而不是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第三，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十分低，人民币升值将挤占所有利润空间，造成企业亏损。部分传统行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而中国劳动力成本（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优势正面临削减。一方面，《劳动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贸易转移效果明显，中国的出口市场面临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危险，这些国家更具有劳动力优势。对外依存度求“质”变面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困境，国内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出口困难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政府应出手相救；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正是国内产业调整的好时期，只有经过阵痛才能升级。评价这两种意见，首先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大不大？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其中，投资和消费是内需。一般认为内需是拉动经济的直接动力，进出口要经过一系列传导才能对国内经济发生作用，其中进口的作用更直接一些。有专家计算，2007年，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7％，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8％。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估计，虽然2008年的出口形势不乐观，但尚不能构成对中国经济的实质性冲击。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对外贸易，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大约为60％以上。60％的外贸依存度一方面说明了外贸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留下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空间。首先，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时将波及国内经济，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开放难度在加大。其次，60％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能说明中国进出口占GDP的量上数据，并不能揭开中国对外贸易的本质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指出，对一国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出口什么，而不是出口多少。他认为，出口部分之所以对中国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出口产品的“质”的特征。目前，中国的出口有98％左右是由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一般贸易构成，同时顺差有接近80％是由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构成，这说明，60％的数字中，留给我们自己的实质利润部分并不多，60％是虚高的。2008年，一些传统出口企业倒闭了，这是中国出口的阵痛，但同时一些行业出口势头仍比较好。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要比纺织服装业高一些。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倒闭企业的关注，因为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人民福利和就业率。但如果单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今年的阵痛会使出口利润较高的行业吸引进更多的企业，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分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分，这才是对外依存度质的提升，也正是这种由不同部分的生产率差异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程大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首席专家从PPI和CPI的剪刀差现象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趋势来看，控制通货膨胀（一控）的重点必须由收紧总需求转向控制总需求和降低生产成本并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一保）的难点也在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改善经营环境。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8月18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天津考察期间强调了中央经济工作的新思路。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除了出口行业之外的领域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回落，CPI却居高不下；财政税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差距不断拉大；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众所周知，消费需求在以扩大国内需求来拉动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提高消费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扩大消费需求需要通过增加国民收入为手段来保障。可是目前PPI高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强行提高工资可能会成为压断企业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如何增加国民收入？这将是我们新时期面对的重大课题。苏汝2008年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宏观调控的原则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7月1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后决定，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两防”到“一保一控”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发生了重大变化，近期的经济运行情况和一系列宏观数据，特别是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剪刀差现象，也说明了“一保一控”的必要性。天津港货运码头吊装整齐的轧钢、钢铁等工业产品凸显剪刀差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了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PPI和CPI的背道而驰：CPI进一步快速回落至6.3％，接近2007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PPI加速上升为10％，是1996年以来PPI的最高涨幅。可以看到，2008年2月，CPI达到1996年以来的最高位8.7％，3月CPI开始回落，同时PPI上升趋势不改，PPI和CPI“一上一下”现象初见端倪。5月份，PPI同比上涨8.2％，CPI上涨7.7％，PPI在本轮物价上涨中首次反超CPI0.5个百分点，6月则反超1.7个百分点，7月反超达到3.7个百分点，“剪刀差”形态基本确立。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年内这个“剪刀差”还可能继续扩大，PPI和CPI背道而驰的剪刀差现象肯定成为本轮通胀周期的新特征，这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中国经济增添更多变数，并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决策。PPI和CPI的背道而驰，并出现明显的剪刀差形态，本轮通胀周期的主角由CPI变成PPI，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出现PPI和CPI背道而驰是可能的，但这一现象也说明，价格传导机制不畅。一方面，PPI和CPI的背道而驰是可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我国PPI“篮子”中大部分为生产资料。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 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还包括服务价格，消费品又不仅包括工业企业消费品，还包括农产品，CPI“篮子”中一半以上为食品及服务项目。按权重及价格波动性来看， CPI走势随食品价格和国内消费周期而波动，而PPI则更多地决定于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因此，CPI与PPI构成不同、上涨动力不同，其变化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持续的PPI和CPI的背道而驰可能是价格传导机制失效的结果。虽然CPI与PPI的变化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可能的，但CPI与PPI持续处于背离状态不符合价格传导规律。根据价格传导规律，以PPI为指标的生产领域价格波动，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从而影响CPI。由PPI向CPI的传导有多种途径，从产业链来看主要有两条：一是存在原材料→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传导，另一条是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食品的传导。在上游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企业无法顺利把上游成本转嫁出去，最终会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部分难以消化成本上涨的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剪刀差催生成本推进型通胀通货膨胀的原因一般表现为三个方面，货币数量过多、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复杂，过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一直被认为是直接原因，同时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进的因素，但比较来看，需求拉动的影响大于成本推进的影响。具体来看，伴随2007年4.8％通货膨胀水平的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2007年CPI从4月份开始一路攀升，而PPI却一直在2.5％与3.5％之间徘徊，这表明，2007年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上游的能源、铁矿石等上游产品价格没有太大的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的压力，物价上涨并不是成本主导，而总需求可能是推动物价上升的主要动力。可以说，2007年11.4％的经济增长，是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抵消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价格上升，比如工资上涨，石油价格上升，以及粮价上升对食品的成本推动。2008年开始，PPI在2007年12月的3.1％的基础上一跃达到2008年1月的6.1％，随后逐月上升，7月就到达了两位数，其中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41.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都上涨三成以上。石油、煤炭和黑色金属等均为工业生产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占有企业生产成本的主要份额，其价格的加速上升直接转变为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可能会“接力”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成为主导通货膨胀上升的新的驱动力。全球“滞胀”风险提升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开始步入高通胀时代，出现全球性的经济“滞胀”风险正在加大。国际分析评论认为，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噩梦”死灰复燃，世界经济面临着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美国消费价格上涨4.1％，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据欧盟统计局统计，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1、2月欧元区的通胀率达到3.2％，创下自2002年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纪录，大大超过欧洲中央银行为控制物价稳定所设定的2％的警戒线。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元区通胀率在今后几个季度内仍会保持高位。新兴国家也开始面临着通胀高企的巨大压力，一些国家已经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伴随着油价、金价和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扬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续影响的持续扩大，美国经济开始露出滞胀的苗头，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据欧盟委员会估计，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以及欧元升值等因素进一步拖累了欧元区经济增长。2007年第四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有0.4％，占欧元区经济60％的消费者支出也呈六年来的首度下降，显示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日本经济2008年二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全球性“滞胀”风险将直接制约我国产品的出口，也使得国际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不会出现趋势性好转，其传导性影响作用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PPI的上升，加大企业经营成本。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时，总需求增长拉动价格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同步上升，也就是所谓“高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形态；而成本推进通货膨胀时，成本推进使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总产值下降，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通胀低增长”的所谓“滞胀”的经济形态。PPI和CPI出现剪刀差，说明上游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能向下游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转移，工业企业特别是加工企业的成本上升无法实现转嫁。在这一现象开始时，企业可以压缩利润空间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消化成本的上升。如果PPI和CPI剪刀差拉大，并且持续存在时，必然会超过企业的消化能力，企业亏损甚至破产不可避免。这就是成本增加、价格上升、生产下降的“滞胀”现象。从PPI和CPI的剪刀差现象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趋势来看，控制通货膨胀（一控）的重点必须由收紧总需求转向控制总需求和降低生产成本并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一保）的难点也在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改善经营环境。首先，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清理政府行政性收费，帮助企业减轻成本上升压力。税收收入高于经济增速的现象已经连续多年出现，当前经济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减税措施实现其理性回归，并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可以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就业，降低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其次，引导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通过企业内部挖潜消化成本压力。最后，加大对“三农”倾斜和支持的力度，保持农产品的供应和价格的基本稳定，以缓解因国际粮食价格危机所引发的高通胀。（文中数据主要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苏汝劼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系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室主任宏观经济需要内需来拉动，而内需则需要国民收入来支持。因此，可以说对国民收入的即时调节关乎扩大内需能否有效落实，也关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高驰每个月，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都会发布描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各项数据指标。简单的数字一经跳入这些报表，意义就变得异乎寻常了，它们是中国经济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7.9％，同比提高4.7％。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其中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27.2％，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3％，而工薪所得税上半年同比增长41.2％，比上年同期加快5.8％。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4％，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增长率为6.3％。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宏观经济已连续7个月处于“绿灯区”（运行处于正常区域）；CPI已经连续11个月亮起“黄灯”（偏热）。而财政收入从去年6月份一直到今年6月份的连续13个月被标记为“红灯”——热。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除了出口行业之外的领域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回落，CPI却居高不下；财政税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差距不断拉大；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期间强调，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8月11日，郑州市一超市，市民在挑选特价促销的牙膏内需，内需，还是内需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立足点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则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在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只有成功地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依靠鼓励消费，培育消费，引导消费，保护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才能得到根本持久的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据估计，199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中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实属罕见。内需中的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约束，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也将难以发挥效益。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主要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据相关统计显示，现阶段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加1％，就相当于投资增长1.5％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拉动作用。减税：一举多得众所周知，增加国民收入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重要手段。但在目前PPI高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强行提高工资可能会成为压断企业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如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时间，官员、学者、公众都开始各抒己见。其中，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徐连仲两位的观点，因他们的身份缘故而显得格外耐人寻味。谢旭人在《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一文中认为，当前需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调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轻低收入者负担”。而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官员，徐连仲更是直接提出三个建议——取消居民存款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提高政府补贴。国家的经济管理高官公开表示需要调整个税，这是否说明个税已到了不可不调的地步？凯恩斯在其绝对收入假设中提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对消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时期，人们消费情绪高涨，消费支出较大，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消费支出则较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持久的，收入不仅对即期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未来的消费也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国民收入变化会对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税收是调节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国民收入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和CPI高位运行的双重侵蚀，而国家税收收入情况相对宽松。从当前情况看来，减税对增加国民收入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8％。因此，降低个税起征标准更多的是向社会表明政府希望增加人民福祉的坚定态度。这在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较复杂，急需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是十分必要和急切的。弗里德曼在其永久性收入理论中提出，消费者在选择其消费水平时，不仅要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长期收入的预期变化，消费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因而收入不稳定的人，其现期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波动的加大会降低人们的收入预期，这是因为收入增长较快时，人们会怀疑其永久性，从而加大收入增量中的储蓄比重。而当收入增长下降或收入下降时，人们则会意识到收入的不稳定性。为使未来消费不致降低，人们一般要增加储蓄收入的波动。这种心理作用，使消费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因此，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会改变消费者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增强即期购买力，有力地扩大内需。“有趣”的拉弗曲线据财政部8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323.25亿元，同比增长13.8％，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众所周知，经济的景气下滑以及其他政策因素，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但这不是经济学界针对税收下滑问题的唯一看法，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拉弗曾提出一条说明税率与税收之间关系的曲线（拉弗曲线）：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该曲线说明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因此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进一步来说，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也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达到最大化，但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税率为100％，政府的收益仍为零，这是因为由于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课税，自然不再有工作的意愿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在一定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是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而税率一旦超过一个节点，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增加而减少。不难看出，减税未必会使政府的税收收益减少。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同时又不用担心会减少自身收入。内需的增长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而国民收入的有效调节不仅决定着国民的消费购买力，还与消费信心密切相连。宏观经济需要内需来拉动，而内需则需要国民收入来支持。因此，可以说对国民收入的即时调节关乎扩大内需能否有效落实，也关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本刊记者　何流次贷危机对美国房产市场造成沉重打击，房价持续下跌有人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和产油国的过剩储蓄大量流入美国，刺激了美国国内的消费，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美国方面的托词，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来自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政策，偏离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道路，一味将金融神话。当初美国将房地产次级贷包装成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债务，与其他低风险、低回报的债务打包在一起出售，采取了风险对冲的办法，使得评估时债务整体风险不高，结果现在欧洲、日本甚至美国自己都受此拖累。金融衍生化使得金融市场变得复杂莫测，债券风险也越来越难评估，因此，当次贷危机扩大时，引起了市场的紧张和恐慌。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大家一恐慌，债券就卖不出去了。于是，美联储开始放松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向有困难的金融企业注资，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止恐慌，重建信心。中国在次贷危机中的直接损失有多少？由于中国购买的次级贷的量不大，因此，次贷的直接损失和风险也不是很大。中国因为缺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弈的经验，对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力还不够强，所以当初涉足较少，现在看来，因为金融领域的欠发达，反而规避了一些风险。有人把次贷危机比作一场经济领域的地震，而这场地震的余震是一波比一波强，中国能在“余震”中幸免吗？当房地美和房利美发出危机的信号，说明次贷危机已经扩散到了信贷市场，中国持有的376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面临价值重估风险。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随着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一场系统性危机，美国政府为挽救本国经济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才真正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美联储自2007年9月18日以来连续七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调至2.0％，并通过直接贷款、开设定期拍卖工具和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等多种方式向金融机构注资，同时联合欧洲央行、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等五大中央银行向市场注资，但这些钱实际并没有使信贷市场的形势获得多大改善，反而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并且根据彭博的统计，美联储已经累计向美国货币市场注入2.58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但是信贷市场仍然承受着较大压力。2001年，格林斯潘同样是通过频频降息，使美元像“直升机”一样到达人们的手中，造成了实际负利率，引发投资过热。根据凯恩斯“货币周转速度”的理论，当债券等货币资产吸引力下降时，投资者会立即抛掉货币资产，换取实物资产。因此，当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人们对货币资产失去信心时，就会引发资本大规模地流向实物资产，套购未来有可能获利的实物资产，也就是会出现短缺而引发价格上涨的实物，那就是石油和粮食。金融机构转而把目光投向石油、粮食、黄金等领域，想以此弥补因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一些金融大鳄不断向市场释放这些商品即将短缺的信号，在原油期货市场上，宣扬美国可能对伊朗开战、各大油田已经到达开采峰值、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对石油需求增加等消息，推高了人们对石油价格上涨的预期。金融市场实际就是一个心理的战场。当人们开始炒作石油时，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从去年8月起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的直接原因。你可以说这是投机，但投机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它需要一定的借口。凯恩斯曾经说过，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和投机有时难以分清。又因为石油价格上涨，美国大规模开发生物燃料，扩大了对玉米的工业需求，推高了玉米价格，并连锁性地推动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您认为这是造成国际原油和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吗？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和原料消费大国，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攀升必然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因此，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产品成本上升，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增长的幅度远远赶不上进口，这使很多出口型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议价权，我们的出口是受制于人的。炒石油、炒粮食的后果是什么？会和炒房、炒楼一样形成泡沫吗？会。炒石油、炒粮食，一方面使中国成了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泡沫——期货泡沫。这个泡沫又不像房地产泡沫、科技股泡沫一样可持续，它是与经济形势、人们的心理预期紧密相连的。现在美国经济下滑，全球经济也陷入疲软，如果中国经济也随之放缓，人们很难相信石油需求量会增加，原油期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相当大。最近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开始下跌，而且一旦下跌，很难止步，估计今年底将跌到80美元一桶。人们会意识到这就是一个commodity bubble（商品期货泡沫），和housing bubble（房地产泡沫）、technology bubble（科技股泡沫）一个道理，钱往哪儿流，哪儿就形成一个泡沫。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泡沫到2001年科技股泡沫到现在的次贷危机，美国的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泡沫来支撑的，而每一个泡沫里都有外来资本的身影。这一次比上两次危机都严重得多，它动摇了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可以通过加息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吗？因为中美利差倒挂，中国的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如果现在中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使得中美之间的利率差进一步加大，会吸引更多的“热钱”进来。“热钱”增多会抵消提高利率的效果，提高利率的初衷是限制流动性，却带来了更多的“热钱”，这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因为中国现在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如果用传统的提高利率等办法限制货币流通，不仅于事无补，还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现在与上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情况不一样。因此，提高利率不仅不能有效缓解通货膨胀，反而可能惩罚了企业。企业借不到钱，就不能扩大投资，经济就要萎缩。低利率对于企业增长和经济扩张来说是好事。因此，目前条件下，加息不是对症下药。我们应争取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尽量使经济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只有在市场认为人民币不再具备升值空间时，来套利的“热钱”减少，才有加息的余地。而现在人民币具有稳定的升值预期，中国又不希望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因此不敢有加息动作。链接美国次贷危机，是指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因债务人无法偿债而引发的金融市场危机。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客户的按揭贷款而言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按揭贷款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次：优质贷款市场、“ALT-A”贷款市场和次级贷款市场。优质贷款市场面向信用等级高、债务负担合理、风险小的优良客户，按揭利率相对较低；次级贷款市场是指信用分数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如美国的低收入阶层和新移民；“ALT-A”贷款市场是介于二者之间，泛指那些信用记录不错，但缺少或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存款、资产等合法证明文件的客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产生的风险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在美国，个人是向抵押贷款公司而不是直接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再将抵押贷款出售给商业银行或者投资银行，银行将抵押贷款重新打包成抵押贷款证券后再出售给购买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转移风险。2008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迎来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加州地方银行IndyMac破产倒闭。这家银行是从事ALT-A贷款的专业银行，从未涉足次级贷款领域，它的倒闭意味着信用风险已经完全由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扩散到ALT-A贷款市场。此外，IndyMac的倒闭反映出，美国目前有一大批地方中小银行正处于倒闭破产的边缘。另一个是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机。房利美、房地美的主要职能是从贷款商手中购买抵押贷款，或者为贷款商的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它们持有美国12万亿抵押贷款债权中的大约45％，对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顺利运作发挥着枢纽作用。然而，由于这两家政府担保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太低（不到2％），不良资产的增加迅速侵蚀了它们有限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