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共生。一方面是共生共荣的利益关系，政府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必须依赖于市场，市场同样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以及公共服务等，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和维持市场秩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一般情况下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市场是各方参与交换的多种系统、机构、程序、法律强化和基础设施之一，泛指商品交换的领域。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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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也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定了方向。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和决策过程，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二者各自的功能与长处，研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论述的深化过程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加深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相应作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1978年12月，作为我国新时期起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接着，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会见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这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里，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主辅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深入剖析了原有经济体制中存在着“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等弊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党作出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中的重大论断。
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为此，十三大报告还提出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最终实现以间接控制为主、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这里，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深刻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为长期纠结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至此，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更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里，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深化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2002年11月，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明确要求：“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出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里，强化了市场功能的作用，同时明确了政府的功能作用。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并要求：“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这里，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对市场作用的重视和强化。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明确要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里，更加突出了市场作用，也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以往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新发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以上可以看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是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实践发展在认识上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过程，由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管理方法到经济调节手段再到一种经济制度，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这都反映了党的思想理论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而不断创新，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每后一个时期的论断和决策，都是对前一个时期论断和决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1】【2】【3】【4】分享到：
(责编：赵晶、谢磊)

原标题：刘国光：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在本文中就谈谈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
　　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不是两种平行的事情
　　首先从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谈起。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句话高屋建瓴地阐释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简言之，经济建设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创造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做好了，意识形态工作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意识形态工作做好了，可以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保驾护航，保证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这也包括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在阶级社会里，包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先进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联的解体就是鲜明的事例。当今一些丑化革命领袖、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抹黑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言论，其终极意图在于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我们应当提高警惕，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不是两种平行的事情，某些意识形态与经济工作有着密切的交叉关系。意识形态深入到经济工作之中，经济工作本身也蕴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如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本身就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流行的错误思潮中，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等，属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而新自由主义则属于经济领域中的思潮，在各种思潮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如“经济人”假设、追逐私利的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职能最小化（“守夜人”）等，在我国经济界、理论界广泛传播，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施加相当大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向何处去，是走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对此，党的十八大明确做出了回答：“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把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都摆正
　　现在海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经右政左”，即经济上更加趋于自由化、市场化，放开更多管制领域；同时，政治上更加趋于权威化，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收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似乎我国在经济领域上偏“右”，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偏左。好像左右双方对此都有议论，角度不同，好恶各异。
　　姑且不论“经右政左”说法的是非，从理论上讲，这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方向一致，就可以巩固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偏离，那么就会使经济基础发生变异，原来的上层建筑也会有坍塌之虞。
　　有人分析，“经右政左”的风险，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所以这种局面难以长久持续。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长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侵蚀，使自由化、私有化倾向不断上升，计划化、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倾向不断弱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就要变质，变成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不相容的东西。而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其思想影响也在扩大，迟早他们会提出分权甚至掌权的要求，那时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终究难以为继。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说法，政治上“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就是说，政治上既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经济上既要“市场经济”，又要“社会主义”。如果把上述政治上经济上的两边关系都摆正了，这就与所谓的“经右政左”的说法划清了界限。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下面我想就“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问题，再谈一点认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一词的前面加上一个前置词“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不同层次，还有许多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部门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方面，以及涉及国家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决定”了。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次和重要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过去邓小平同志在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计划，一再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党的十四大报告特别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说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以上所述，表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都要用。但是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凸出市场、淡化计划的倾向。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得一提。“‘十一五’计划”改称“‘十一五’规划”，一字之差，就大作文章，欢呼离计划经济更远了，离市场经济更近了，“计划”好像成了一个禁区。但是，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紧随着跟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留了“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其实也表达了“计划导向”的意思，只是回避了“计划”二字。我以为，只要切实做到如《决定》所言“宏观调控体系”要“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那也没有多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据这个精神，《决定》在写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和国家计划的作用，就是说政府和国家计划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这样，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调节作用”的思想就凸现出来了。“双重调节作用”是程恩富同志最近对《决定》中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一个提法，颇有道理。
　　那么，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和政府或计划，怎么分工？依我看，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大体上是可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等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观层次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对宏观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管、做“守夜人”的责任，政府还是责无旁贷的。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加有利于坚持既是“市场经济”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也就是市场价值规律。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马克思说过：“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这说明，劳动时间按比例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和劳动时间在利用中的节约，是集体化经济的第一经济规律。“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意味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其意思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和节约资源，是社会化生产要遵循的首要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人们自觉安排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它不等同于传统的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更不是某些人贬称的“命令经济”。“有计划”主要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用以从宏观上导向国家资源的配置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某些必要的指令性指标，并不排除国家计划的问责功能。改革后，我们革除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病，适应初级阶段的国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尊重市场价值规律，但是不能丢掉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容纳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只受一个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而必须在市场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同时，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单就市场经济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下面接着说“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也是对的，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首先遵?庞屑苹?按比例发展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自觉的调节和自发的调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根据。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观点，而不能以哈耶克之流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好中国改革航船的舵盘，驶向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分享到：
(责编：朱书缘、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