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水平要高，干劲要足，业绩要好 待遇：合同制，没有铁饭碗　　　　金立群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12月10日摄）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投行的办公场所（12月21日摄）　　25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达到生效条件,由中国倡议筹建、得到众多国家积极响应的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世界舞台迎来一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根据筹建工作计划,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于2016年1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亚投行首个项目会“花落何处”？何时启动吸纳新成员？招聘员工有何要求？围绕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了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　　为何能迅速成立？　　互利共赢理念赢得各方信任　　自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亚投行倡议,到如今亚投行正式成立,亚投行缘何能如此迅速在两年多时间里从倡议变为现实?　　“成立亚投行,是为了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持久繁荣的亚洲,将为世界各地有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广阔市场,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金立群说,“正是亚投行倡议的互利共赢特点,得到许多域外发达国家积极响应。”　　股本是否到账？　　首笔资本金30天内缴付　　亚投行成立,各国资本金是否已缴纳到位?根据《亚投行协定》,银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其中实缴股本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为800亿美元。　　金立群介绍,成员的实缴资本分5次缴清,第一次缴付应在协定生效后30天内完成,第二次缴付在协定生效期满一年内完成,其余3次将相继在上一次到期一年内完成。　　啥时开始放贷？　　明年年中有望批准第一笔贷款　　面对巨大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亚投行未来投资领域包括哪些？首个项目会“花落何处”？　　金立群说，初期重点融资领域包括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等行业。亚投行成立后将召开董事会讨论银行的贷款政策，包括项目融资标准。有关政策文件将在董事会批准后对外公布。　　“亚投行支持的项目必须在财务、环境和社会上具有可持续性。”金立群透露，秘书处一直在积极做项目储备工作，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就项目联合融资保持着密切沟通。亚投行计划在2016年年中左右批准第一批贷款，其中有自己独立评估和融资的项目，也有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等联合融资的项目。　　对于外界关注的能源项目，他说，亚投行管理部门将尽快制订能源贷款政策，并递交董事会决策。面对亚洲地区旺盛的能源需求，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严峻的问题，将是巨大的挑战。亚投行管理部门将会根据董事会的决策，来确定是否为有关成员国提出的燃煤发电和核电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将会综合考虑和平衡成员国的诉求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做出合理的决策。　　何时开始扩容？　　正式成立后启动吸纳新成员　　目前，亚投行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何时启动吸收新成员?　　金立群说,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2015年3月31日为吸收意向创始成员的截止日期。之后，新成员的加入申请需由理事会投票决定。由于理事会在亚投行正式成立后才能组成并合法行使权力，吸收新成员需待亚投行正式成立后才能启动。　　“亚投行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原则吸收新成员，对有兴趣并承认亚投行章程的国家表示欢迎。”金立群说，亚投行新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符合申请成员资格的申请国家或经济体经理事会特别多数（即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投票同意后，可成为亚投行成员。　　针对外界关于中国“一股独大”的质疑，金立群作了澄清：各成员国的股份和投票权是根据协商同意的公式计算的；设立基础投票权，是为了照顾经济体量较小的成员的话语权。目前，中国占有的股份和投票权，是其经济总量使然，并不是中国刻意谋取的。中国无意谋求一票否决。今后，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中国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会相应逐步稀释。　　员工怎么招聘？　　全球招录，没有“铁饭碗”可捧　　什么样的员工能胜任亚投行工作？金立群提出三个基本条件——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品行端正，清正廉洁；要有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业绩；要有敬业精神，对开发事业充满热情，忠于亚投行。　　他透露，亚投行根据精干、高效的原则设置内部机构，按照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招录银行员工。　　“亚投行不设国别限制，任何国籍的人均可申请竞聘亚投行专业职位；亚投行没有铁饭碗，对所有岗位实行合同制（含1年试用期），达标者可以续聘。”金立群说，所有求职申请都必须通过亚投行人事部门的统一平台进行。对于专业人员岗位，亚投行制定了严格的聘用原则和程序，申请人要经过考试。　　是否注重盈利？　　不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标　　亚投行是否会像商业银行一样注重盈利？金立群说明，亚投行作为一家多边金融机构，其投资项目必须盈利，以保证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但其开发机构的宗旨和性质又决定了银行不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标。　　对于亚投行运营模式，金立群介绍，亚投行不设常驻执行董事会，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董事会原则上每年召开四次会议，如有需要，可以增加开会次数，并尽量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举行视频会议。他特别强调，董事会和管理部门职权划分明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人事招聘和采购政策上，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充分竞争；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上，严格遵循精干和明确分工的原则，确保机构在有效防火墙下高效运转。 图文均据新华社

摘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第一个由我国倡议并主导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资本份额与决策机制方面，基于GDP的份额公式确保我国在亚投行的主导位置；亚投行创新的投票权机制有效维护了成员发言权；亚投行可以灵活的“协商一致”方式议事。组织与治理结构方面，董事选举机制和行长产生机制遵循开放的区域主义，不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老路；章程解释和修订程序有利于提升机构运营效率。保障政策与标准方面，亚投行借鉴世界银行《环境与社会框架》(2014年7月草案)，其相关标准关照新兴议题，关照成员国情，关照项目所在社区利益，注重标准实施效果。
关键字：亚投行；资本份额；治理结构；保障政策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第一个由我国倡议并主导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作为国际金融家族的新成员，亚投行借鉴世界银行(世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亚行、ADB)、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实践经验，目标建设成为“精简、廉洁、绿色”(Lean, Clean, Green)的国际开发银行。本文从资本份额与决策机制、组织与治理结构、保障政策与标准等关键问题入手，对亚投行进行法律解读。[1]
一、资本份额与决策机制
(一)基于GDP的份额公式确保我国在亚投行的主导位置
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成员主要通过认缴的资本份额影响决策。资本份额决定成员分得的股份比例，进而决定投票权。因此，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分配资本份额就成为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第一要务。鉴于成员被允许认缴的资本份额是受到限制的，IMF使用份额公式来决定成员国有权认缴的份额。IMF份额公式是四个经济变量的加权平均值，即GDP (权重50%)、开放度(权重30%)、经济波动性(权重15%)和国际储备(权重5%)。[2]在IMF改革诉求中，我国一直主张变革份额公式，增加GDP在成员份额决定因素中的权重。[3]但是，这个主张目前尚没有变成现实。
现在，以GDP为基础决定成员份额的主张在亚投行得到落实。[4]亚投行把75%的资本认缴比例留给域内成员，域外成员分得剩余份额。[5]在域内范围，随着更多国家或地区加入，我国的份额将逐步减少。[6]但是，由于我国GDP占亚洲的1/3，即便所有亚洲国家加入进来，我国也可以保有25%左右的份额。可见，以GDP为基础的份额公式有效确保了我国在亚投行的主导位置。
(二)亚投行的基本票机制有效地维护成员发言权
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分为两部分：基本票(Basic Votes)和比例票(Proportional Votes)。基本票由成员自动获得且数量一致，因此实际决定投票权大小的是比例票，比例票是亚行的叫法，[7]世行称之为股份票(Share Votes)，[8] IMF称之为基于份额的投票权(Qurta-based Votes)。[9]就比例票而言，世行和亚行成员认缴的每一资本份额等于一张投票权；[10] IMF成员国认缴的资本份额中，每10万个特别提款权(SDR)折合一张投票权。[11]
在比例票对成员投票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基本票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这是因为，基本票总数占所有成员的投票权总数的比例越高，基本票对成员发言权的影响越大。小国的认缴资本份额一般较少，所以它们持有的比例票数也少，因此其更看重基本票。在世行和IMF投票机制中，基本票总数占所有成员投票权总数的5.5%;[12]亚行的这一比例是20%。[13]在现有多边金融体系下新建的亚投行之所以对很多国家具有吸引力，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对现有体制下自己发言权的缺失不满，希望在亚投行获得更大的发言权。[14]鉴于此，亚投行在传统的基本票和股份票基础上，创新地设计了专属创始成员的创始成员票。[15]因此，在基本票总数占所有成员投票权总数12%的基础上，每位创始成员还自动获得600张创始成员票。这不仅成功吸引许多国家抢先申请创始成员身份，[16]同时维护了成员的发言权。
(三)亚投行以灵活的“协商一致”方式议事
亚投行原则上以“协商一致”(Consensus)方式议事，体现成员平等与民主精神。[17]“协商一致”议事方式试图在议事民主和行事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协商一致”的本质是按人头而非按资本进行决策，只是不采取投票形式。在“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下，如果某成员明确反对，决策将无法通过，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否决权”，此乃基于“人头”而非“资本”的否决权。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机制即属此类。当成员增多、所议事项增加并变得更为复杂时，以“协商一致”方式决策的难度增大。[18]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正是因此陷入困境。
为了补救“协商一致”议事方式的缺陷，国际机构逐步探索出“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决策机制。“关键多数”被认为是严格的“协商一致”议事方式的柔化或变种。其核心含义是，由部分利益相关成员启动、参与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由此产生的利益或成果适用于所有成员。“关键多数”议事方式有几个特点：第一，由利益相关成员启动、参与并完成谈判，它们有动力克服困难完成谈判；第二，参与谈判的成员数量必须足够多，为决策多边化打下基础；第三，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协议，实现谈判结果多边化。“协商一致”不出现在谈判启动和谈判过程中，只出现在谈判文本通过之时。非利益相关成员没有直接利益，其也就没有动力阻挠协议通过。在通过协议时，成员不得选择通过协议的部分内容而否定其他内容。[19]在亚投行的治理结构、章程修订、项目融资业务开展等方面，灵活的“协商一致”议事方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组织与治理结构
国际金融机构的组织与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与管理层(management)。“两会”中的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各成员国财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组成。[20]例如，世行理事会由188个成员国的财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其职权范围包括批准新成员、决定增减资本等根本性事项。[21]财长或行长们即是理事(Governors)，各自配有一名副理事(Alternate Governors )，自己缺席活动时由副理事代表参加。[22]每年秋季，世行理事会和IMF理事会联合召开年会。[23]
“两会”中的董事会是最高行政机关，由各成员选举或委派的董事组成。董事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推选自己的国家，又是国际机构的官员。[24]与理事会运作机制相似，董事们各自配有副董事(Alternates)代表自己参加活动。[25]以世行董事会为例，除了世行章程列明的少数根本性权力由理事会保留外，其他所有权力由理事会授权董事会行使，[26]这其中包括解释世行章程的权力，决定世行贷款、赠款、担保和投资业务的权力及决定世行运行机制的权力。世行25个董事需要代表188个成员国行使权力，因此，世行成员最为关注董事人选的产生机制。董事人选是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关键所在。
董事会除了董事成员，还包括一位行长或总裁。行长是董事会主席，可提议董事会讨论事项，但没有投票权。当商讨事项出现赞成和反对票相当时，行长享有决定权。[27]由于行长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法定代表人，[28]是机构职员和管理层的行政首脑，其人选也是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关键所在。
(一)董事选举机制
IMF和世行前五大股东各自享有委派一名董事的权力，剩余董事名额由五大股东之外的其他成员国选举产生。[29]IMF的前五大股东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30]根据IMF “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IMF所有董事将改由选举产生，五大股东不再享有委派权。这项改革方案目前由于美国没有完成国内批准程序而尚未生效。[31]
亚行是区域性开发银行，因此其按区域划分选举产生董事。亚行首先把成员按区域划分为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域内48个成员(Regional Members)负责选举产生8名董事；域外19个成员(Non-regional Members)选举产生4名董事。亚行共有12个选区，每个选区各选出1名董事和1名副董事。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大股东国是单独选取区，各自选出自己的董事和副董事。[32]亚行成员包括国家和地区，[33]这区别于世行和IMF——后两者由于隶属联合国系统，其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
国际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规模与成员国数量呈正相关。从世行发展史看，世行董事人数最初是12名，后来随着成员国的增加，需要在董事会反映新增成员的诉求，董事人数于是扩展至25名。[34]根据世行章程，有权决定新增董事人数的是理事会，决定须获得投票权总数80%多数通过。[35]类似地，IMF董事人数也从最初的20名扩展至24名，但是新增董事人数必须经理事会投票权总数85%多数通过。[36]亚行董事人数从最初的10名扩展至12名，新增董事人数的决定必须获理事会半数以上理事、代表2/3投票权多数方可通过。[37]
亚投行作为区域性开发银行，借鉴亚行机制，按区域内外分配董事名额。分配的原则是：第一，意向创始成员享有选派董事和副董事的优先权，以此来确保创始成员的主导权；[38]第二，确定董事人数区域内外分配比例，确保域内占绝对多数，体现区域主导性；[39]第三，董事人数和选区划分体现成员代表性。如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董事会就要考虑扩容。在此，可以借鉴亚行“人头+资本”的综合投票方式来决定新增董事人数，此方法比世行、IMF单纯由资本决策更能体现民主协商理念。[40]另外，亚投行打破了国际金融机构设立常驻董事会的惯例，不设常驻董事会，这符合亚投行“精简、廉洁、绿色”(Lean, Clean, Green)的建设目标。[41]事实证明，世行、亚行和IMF常驻董事会的做法造成了机构官僚化，浪费了人力资源，降低了行政效率，应当被摒弃。
(二)行长产生机制
世行行长和IMF总裁都由董事会遴选产生。[42]由于董事会小范围运作，遴选投票过程中暗箱操作的空间很大。而且，董事会以多数票议决，其本质是资本掌握话语权。由于运作不透明，两大机构行政首脑的产生方式广受诟病。2012年在遴选世行新任行长时，非洲国家空前团结，一致支持尼日利亚候选人，但最终未能撼动美国人当行长的传统。[43]世行信誉由此受到空前质疑，改革行长产生方式的呼声空前高涨。[44]
相比之下，亚行行长的选举方式更公开、透明。这是因为决定亚行行长的机构是理事会，而理事会由所有成员委派的财长组成；而且，理事会产生行长的方式是“人头+资本”的综合选举方式，即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理事、代表1/2投票权多数支持。当然，亚行作为区域性机构，其章程明确要求行长来自区域内。[45]
我国在确保亚投行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亚行经验。在亚行50年历史长河中，所有行长都是日本人。[46]面对亚投行，我们一方面要确保行长遴选机制是透明、公开的，绝不能走世行、IMF的老路；另一方面，还要确保亚投行行长遴选机制有利于中国人当选。根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规定，行长遴选机制采用理事会“人头+资本”的综合选举方式，必须获得2/3以上理事、代表3/4投票权多数支持才能当选行长。[47]我国目前占有亚投行26%的投票权，对行长人选享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加上行长必须来自域内成员，因此，由我国推荐的候选人有望在2015年底召开的首届理事会上当选亚投行行长。
(三)章程解释与修订程序
章程解释与修订程序属于组织与治理结构问题，这是因为，章程解释与修订程序直接涉及理事会与董事会权力配置。比较世行、IMF、亚行，它们的章程解释规则是一致的，即董事会享有章程解释权，[48]但如果有成员对董事会作出的具体解释提起上诉，理事会享有最终决定权。[49]亚投行章程解释程序亦照此安排，即董事会享有章程解释权，经上诉后理事会享有最终决定权。
三大机构章程的修订规则差别较大，对此亚投行需要比较鉴别才能做到“为我所用”。世行和IMF的程序是，章程修订须首先寻求理事会通过，理事会通过后再走成员国国内批准程序。[50]在国内批准环节，世行要求代表80%多数投票权的3/5成员批准，[51]而IMF要求代表85%多数投票权的3/5成员批准。[52]亚行章程修订的生效条件不同，只需要理事会代表3/4多数投票权的2/3理事批准，不需要走成员国国内批准程序。[53]
显然，相比亚行，世行和IMF章程修订规则更为复杂。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之所以没有生效，主要原因就是方案若生效，需要修订IMF章程，为此在现有理事会同意的基础上，还需寻求代表85%多数投票权的成员批准。由于美国占有17%的投票权，具有否决权，在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的情况下，IMF份额改革无法生效。这项改革是IMF历史上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54]人们曾对其寄予厚望。自从该改革陷入困境，IMF公信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亚投行章程修订规则需要在IMF份额改革的命运中吸取教训。目前看，其采纳了亚行模式，即理事会单独批准程序。章程修订先经理事会批准，再由亚投行通知所有成员三个月后自动生效。[55]这种方式有利于章程修订更快生效，进而提升机构运营效率。考虑到我国在条约谈判实践中很少出现政府批准而全国人大反对的情况，理事会单独批准程序可能更符合我国利益。这是因为，如果章程修订还需成员批准，一些成员可能以国会不批准为由，阻碍或推迟章程修订。如果亚投行因此陷入困境，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三、保障政策与标准
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对亚投行的保障政策和标准表示质疑。这些国家认为，亚投行如果采用低于世行或其他多边机构的保障政策或标准，不仅将损害投资项目所在社区的人权，还将对世行或其他多边金融机构构成不公平竞争。
实践中，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保障政策和标准各不相同。例如，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同属世界银行集团，前者负责向政府或政府担保的项目贷款，而后者贷款给私有项目。因为贷款对象不同，这两个机构拥有各自不同的保障政策与标准。[56]即使在一些联合贷款项目中，两个机构也适用各自的标准。[57]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还区分“投资项目融资”和“发展政策贷款”而适用不同的贷款政策和标准。[58]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标准的落实情况堪忧。在世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各自的项目中，都存在环境恶化、暴力拆迁、原住民因拆迁补偿不足而无法维持生计等问题。[59]
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我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一贯而明确的，即亚投行应当制定“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60]考虑到世行在长期业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而先进的保障政策经验，亚投行应在借鉴世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严格”和“切实可行”标准的具体实施路径。
(一)世界银行《环境与社会框架》草案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行开始关注由其提供融资的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现行世行保障政策已经有效运作20多年。在此期间，世行所处的业务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新的贷款模式和最佳实践不断涌现，借款方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服务“以可持续发展方式实现成员国终结极端贫困、共享繁荣”的目标，世行于2012年起对其保障政策进行评估和更新。经过两年多广泛征求利益相关者意见和充分借鉴其他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经验，世行于2014年7月发布《环境与社会框架》(Environment and Social Framework,第一稿草案)。目前针对该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已经结束。世行正在根据相关意见修订第一稿草案，并将适时发布第二稿草案。预计《环境与社会框架》将于2016财年正式实施。[61]
1.《环境与社会框架》的新变化。《环境与社会框架(草案)》依据“透明，良好治理，非歧视与参与”的原则落实世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2]为了强化现行保障政策的效果，《环境与社会框架》有如下新的变化：
第一，清晰划分世行与借款方的义务与责任。借款方的义务体现为十项“环境与社会标准”(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ndards, ESSs)，而世行的义务是对借款方履行相关标准进行尽职督察(Due Diligence)。落实在每个项目中，世行将与借款方签订《环境与社会承诺计划》(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mmitment Plan, ESGP)，作为融资合同的组成部分来规定借款人的相关义务。[63]
第二，基于风险分配世行资源。现行保障政策把世行融资项目分为A、B、C三类，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依次降低。例如，A类项目对环境和社会影响很大，因此需要进行彻底的环境和社会评估，并接受严格的咨询和监管。项目所属类别在项目准备阶段即已确定，在整个项目周期中即使条件发生变化也不得更改，除非项目发生重组。新的《环境与社会框架》则把项目风险分为高、较高、一般、低四类，确定风险类别的因素更全面，包括：项目类别、地域和规模；潜在风险和影响的性质、程度；借款方应对风险和影响的能力、意愿等。新制度更关注真实风险，有利于世行优化配置评估和监管资源。在项目周期中，项目风险类别将根据实际风险变化作出适当调整。
第三，协调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贷款标准的关系。近年来，非洲开发银行(AFDB)、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开发与复兴银行(EBRD)以及美洲开发银行(IDB)均对各自的标准和最佳实践作了修订，添加了新元素。例如，增加总体原则、区分贷款方和借款方的责任、一体对待环境和社会事项。世行试图与这些机构的标准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此外，世行还寻求与世行集团内部的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s)保持一致。通过这些努力，世行继续保持自身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方面的领导地位。[64]
第四，充分关注新兴议题(Emerging Issues )。与世行项目相关的新兴议题包括：气候变化、人权、劳工权利、非自愿移民安置、性别与残疾歧视、公共卫生与疾病传播、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使用权，等等。多数新兴议题在现行保障政策中没有体现。为此，《环境与社会框架》草案规定或改进了应对新兴议题的策略和方法。
2.《环境与社会框架》的主要内容。《环境与社会框架》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愿景”、第二部分“环境与社会政策”、第三部分“环境与社会标准”。第一部分是序言性质，表明世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第二部分规定世行在投资项目中的法定职责，基于项目风险分配职责与监管资源。第三部分规定借款方开展项目的法定义务，由十项“环境与社会标准”组成。新框架还将配有一个非强制性的指南。
新框架具有法律拘束力，其中的十项“环境与社会标准”将代替现行保障政策，但不包括法律类保障政策(即“国际河道项目”、“争议地区项目”)。[65]这十项标准分别是：“有关环境与社会的风险(影响)的评估与管理”、“劳工与工作条件”、“资源效率与污染防治”、“社区卫生与安全”、“土地获得、土地使用限制与非自愿安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类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原住民”、“文化遗产”、“金融中介”、“信息披露与利益相关者参与”。
(二)世行标准对亚投行的启示
《环境与社会框架》体现世行乃至世界范围贷款标准的发展趋势。尽管其尚未实施，但影响巨大，必将对亚投行标准制定与实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作为亚投行的倡议方和主要股东，我国支持亚投行制定较高的贷款标准，这既体现对国际标准发展趋势的尊重和把握，也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对外贸易优进优出。
1.亚投行需要高标准。亚投行需要高标准，这一启示既是基于对世行实践经验的借鉴，更是基于对世行项目教训的汲取。世行提供融资的项目中，不乏环境恶化、暴力拆迁、原住民因拆迁补偿不足而无法维持生计等情况。出现此类情况，既有借款国政府无意遵守标准的原因，也有世行管理层无意强制执行标准的原因。世行标准的落实情况较差，直接影响了世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世行也因此受到质疑，其公信力下降。[66]亚投行应汲取世行教训，在起步阶段就重视标准高度和标准落实问题。亚投行制定并实施高标准，不仅符合其发展目标，还可收获以下实际利益：
第一，高标准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对外贸易优进优出。当前我国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扩大开放并促发展升级。由亚投行提供融资的项目将是落实这项战略的重要抓手。这是因为，亚投行的高标准将对由其提供融资的项目提出高要求，该标准适用于项目全过程，包括项目发起、融资、建设、运营等各阶段，客观上要求国内铁路、电力、通信、建材、工程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发展升级，以便符合相关标准，以获得参与由亚投行提供融资的项目的资质。
第二，高标准有利于满足亚投行向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是多边金融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预计为8万亿美元，亚投行将以自有资本为依托，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以满足亚投行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业务的需求。世行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较低，这得益于其信用评级长期保持在最高级别。其背后的原因除了有成员国政府作支撑外，还离不开世行项目高标准所带来的信誉支持。
第三，高标准有利于亚投行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开展融资合作。国际金融机构之间联合融资是基础设施融资的常见模式。这种安排有利于撬动更多资金，满足项目融资需求。亚投行成立后与世行、亚行展开融资合作，条件之一是亚投行与这些机构共同适用高标准。需要注意的是，高标准不是同一标准。事实上，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各自的标准和保障政策，但在长期的融资合作中逐步趋同。
2.高标准需要关照成员国国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际金融机构都在评估和修订自己的标准和保障政策。除了顺应新形势需要的考量外，这股潮流客观上也反映了现行标准存在缺陷需要修正。以世行为例，除了保障政策实施问题外，其保障政策本身也有一些突出问题，“过于烦琐、不切实际且与业务关联度不高”。[67]亚投行应避免重复这些问题，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亚投行应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标准和好的做法，制定出既反映国际水准和趋势，同时也关照成员现实和项目个性的高标准。具体而言：
第一，应关照成员国国情。世行现行保障政策的最大问题就是罔顾成员国国情。亚投行对此必须引以为鉴。特别应注意，勿在新兴议题下忽视成员国国情而强行实施不合理的保障政策。例如，在劳工保护、人权、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等方面，不同成员国的制度和政策差异很大，实施保障政策时必须区别对待，留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亚投行还应当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以协助成员国进行能力和制度建设。
第二，应关照项目所在社区利益。受项目影响的人群和社区，不仅包括原住民，也包括其他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的意见常常被忽略，或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或渠道。但是，这些人不仅有表达意见的强烈愿望，而且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利于提升项目效果。事实证明，很多项目由于听取社区意见而受益，与此同时，一些项目因为没有听取当地社区意见而效果不佳。[68]
第三，应关照新兴议题。新兴议题关乎人类发展命运，符合亚投行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提升民生和就业水准的业务理念。伴随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姿态日趋自信、包容，对所谓新兴议题经历了由最初的回避到积极回应，再到主动吸纳的转变过程。在所有新兴议题中，需要特别关注项目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对原住民权益的保护。需要在关照新兴议题与确保项目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第四，应注重标准实施效果。标准应当清晰、明确、易懂；落实标准的指南应当操作性强；标准实施效果应当可量化、易评估。鉴于标准具有法律拘束力，应当制定成员国政府违反标准接受惩戒或制裁的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切忌“标准虽好，罔顾成员国现实”。所有增强标准实施效果的活动都应当充分考虑成员国国情。
(责任编辑：张立翘)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师
[1]亚投行章程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于2015年6月29日由各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根据《协定》，至少有十个意向创始成员完成国内立法批准程序，且其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低于认缴股本总额的50%时，《协定》方可生效。目前，《协定》正在寻求各国国内立法机构批准。本文在亚投行章程部分主要讨论两个关键问题——“资本份额”问题与“治理结构”问题。
[2] IMF,“Factsheets: IMF Quotas”，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quotas.htm.
[3]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2013年9月5日于俄罗斯圣彼得堡，http://cpe.people.com.cn/n/2013/0906/c64094-22826347.html。
[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该文件系亚投行基本文件，由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各国首席谈判代表2015年5月22日于新加坡记录。
[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需要说明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以及俄罗斯都是亚投行域内意向创始成员。
[6]新华网：《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0/24/c_1112965833.htm。
[7]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3.1.
[8]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3(a).
[9]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II, Section 5(a).
[10]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3(a)(ii);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3.1(ii).
[11]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II, Section 5(a)(ii).
[12]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3(a)(i);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II, Section 5(a)(i).
[13]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3.1(i).
[14]王晓真：《强化亚投行协商机制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04。
[1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28条。
[16]制度设计上吸引各国申请创始成员地位的方法，除了创始成员投票权外，还有规定创始成员优先获得董事席位。
[17]新华网：《亚投行更深的谜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16/c_127697854.htm,2015年7月22日访问。
[18] Patrick Low、“WTO Decision-Making for the Future”，May 2011， 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105_e.pdf, visited July 22,2015.
[19] Patrick Low,“WTO Decision-Making for the Future”，p.3.
[20] World Bank,“Board of Governors”，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 leadership/governors, visited July 22,2015.
[21] IBRD Arti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2(b).
[22] IBRD Arti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2(a).
[23] World Bank,“Annual & Spring Meetings”，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ABOUTUS/0，contentMDK:20042540～ menuPK:8336881～ pagePK:51123644～ piPK:329829～ theSitePK:29708,00.html.
[24] World Bank,“Executive Directors”，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ABOUTUS/ORGANIZATION/BODEXT/0，contentMDK:22421219～ menuPK:64020004～pagePK:64020054～piPK:64020408～ theSitePK:278036～isCURL: Y ～isCURL: Y,00.html.
[25] IBRD Arti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4(c).
[26] IBRD Arti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4(a).
[27]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5(a);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4.3.
[28]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5(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4.4.
[29]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4(b)； IMF,“IMF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Voting Power”，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eds.aspx, visited July 22，2015.
[30] IMF,“IMF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Voting Power”.
[31]顾宾：《IMF份额改革的现状与出路》，载《中国金融》，2015(5)：78页。
[32] ADB,“Board of Directors”，http://www.adb.org,/about/board-directors, visited July 22，2015.
[33] AD B,“Members ”，http://www.adb.org/about/members, visited July 22，2015.
[34]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4(b)； World Bank,“Board of Directors ”,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leadership/directors, visited July 22，2015.
[35]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4(b).
[36]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II, Section 3(b).
[37]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0.1(ii).
[38]《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附件二“选举董事”第10条。
[39]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25.1条。
[4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25.2条。
[4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27.1条。
[42]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 Section 5(a);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II, Section 4(a).
[43] Financial Times,“World Bank picks Kim as next head”，April 16，2012.
[44]徐菁菁：《谁将成为世行行长》，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15)。
[45]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34.1.
[46] ADB,“Past ADB Presidents”，http://www.adb.org/about/management/past-presidents, visited July 22,2015.
[47]《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28.2.2条、第29.1条。
[48]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IX (a);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XIX (a);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60.1.
[49]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IX (b)；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XIX (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60.2.
[50]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III (a)；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XVIII (a).
[51] 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VIII (a).
[52] 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 Article XXVIII (a).
[53]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B, Article 59.1.
[54] IMF,“Factsheets: IMF Quotas”，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quotas.htm.
[5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53.1条。
[56] World Bank,“Drafting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Setting Standar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Questions and Answers”，p.4.
[57]“Environment and Social Policy and Procedural Guidelines for Projects in IDA Countries Financed Jointly by Bank and IFC”，June 19，2012，p.5.
[58] World Bank,“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World Bank’s Safeguard Policies: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Background Paper, September 2，2014)，p.2，para.9.
[59]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4年调查世行标准实施情况的报告看，世行的尼日利亚东巴迪亚项目、印度煤电厂项目、巴西索布拉迪纽水坝项目、阿尔巴尼亚亚莱海岸重建项目、老挝水库项目、巴西加梅莱拉水库项目、埃塞俄比亚卫生和教育项目中都存在世行失职、标准虚置等问题。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被驱逐和被遗弃的人们说，世界银行食言了》，http://www.guancha.cn/HeFenDunYouBao/2015_06_09_322615_2.s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11日。
[60]钱彤、杨依军：《楼继伟：亚投行尊重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24/c_1112966042.htm,访问时间：2015年5月7日。
[61] World Bank,“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World Bank’s Safeguard Policies: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Background Paper)，Executive Summary, p vii.
[62] World Bank,“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World Bank’s Safeguard Policies: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Background Paper)，p.6，para.15.
[63] World Bank,“Drafting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Setting Standar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Questions and Answers”，p.6.
[64] World Bank,“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World Bank’s Safeguard Policies: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Background Paper)，p.9，para.23(a).
[65] World Bank,“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World Bank’s Safeguard Policies: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Background Paper)，p.9，para.23(b).
[66]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被驱逐和被遗弃的人们说，世界银行食言了》，http://www.guancha.cn/HeFenDunYouBao/2015_06_09_322615_2.s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11日。
[67]钱彤、杨依军：《楼继伟：亚投行尊重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24/c_1112966042.htm,访问时间：2015年5月7日。
[68] World Bank,“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World Bank’s Safeguard Policies: Propos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Background Paper)，p.5.

睡狮已渐醒，这就算睁眼了。
我们让大家一起发展一起变强，大家都同意but美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占了人和的制高点。实力最强者也有自己的尴尬，地位怎么保？朝核伊核怎么搞？一把手首当其冲，二把手闷声发展。等二把手实力积累后，联合小弟们孤立美国，老大也是很没办法。
中国千百年的发展哲理，是短视的美国不论再怎么科学分析都学不到的。
诡道、中庸、人和、隐忍、二把手的智慧…还有当代中国拼命工作的节奏，内心背负着民族逆袭的动力，比美国国民更关心世界大势，与全世界各种交流…这都是美国所缺少的。
袁绍虽强，可曹军有十胜，
美国势大，但我国有六胜：1，美国名义上为落后国家宣传民主，实际上攫取他国利益，中国让大家一起发财，此乃义胜。2，美国每办大事时都需要通过议会，而且必须符合资本家利益，中国则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考虑其他，此乃道胜。3，美国势大，国际各种事务繁多都会牵扯精力，例如核问题、恐怖主义等，中国作为二把手喊喊口号忙自己的事儿，此乃智胜。4，中华曾被欺凌，落后被挨过打，如今每个人心里都背着一口劲，睡狮已醒。美国人安逸的时候我们拼搏，此乃度胜。5，美国所建银行压迫他国经济，想贷款还附带条件，中国援助亚非拉动辄免除债务，此乃德胜。6，美重民主军事强，我重奉献且有大不了同归于尽的心理，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此为武胜。下面转载乔将军的文章，极精彩！一、中国周边形势与美元指数周期1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　　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座的搞经济搞金融的同志比我更适合谈论它，有所不同的是我把它和战略问题结合起来谈。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这艘大船就摘掉了它的锚，这个锚就是黄金。让我们向前追溯一下，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2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差地区性危机出现。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3现在，轮到中国了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我陪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将军到香港去考察时，已经得知“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　　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乌克兰。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桃杀三士的理想目标。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是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二、中国快速兴起动了谁的奶酪1欧元的诞生为什么会招来一场战争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24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规模）。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2“亚太战略在平衡”要平衡什么？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我认为，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三、美军为美元而战的秘密1伊拉克战争与石油交易用谁的货币结算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非也。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非常简单。由于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敏，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2阿富汗战争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3航母为何让位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不少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在航母历史上的作为，也热切地盼望中国有自己的航母，而辽宁号的出现，也确实让我们中国赶上航母的末班车。虽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个标志。因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在历史上航母是物流时代的产物。大英帝国兴盛时，要推动全球贸易，将它的产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资源拿回来，所以它需要强大的海军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直到后来发展到航母的出现，都是为了控制海洋，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因为当时是资源和产品“物流为王”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了全球财富的流动。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资本为王”的时代，成百亿、上千亿乃至上万亿的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随物流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资本流的速度，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那么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上被互联网支持的全球资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国人正在开发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弹道导弹、超音速飞机，5倍甚至十几倍于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可以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现在美国号称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不管资本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云集，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后赶到那里。而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会乖乖撤出。这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必将取代航母的原因。当然，航母在未来仍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等等，因为航母是非常不错的海上平台。但是作为控制未来资本流动的武器，它已经远不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四、“空海一体战”难解美国之困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我认为“空海一体战”仍然难解美国的困局。“空海一体战”是2010年美空军和海军首脑联合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作战概念。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但是空海一体战从2010年年初提出到现在不过4年多一点，突然美国人给它改了个名称，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在这个空海联合行动构想中，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中国要想让10年后也不会发生战争，就需要在这10年内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军事和战争的准备。五、“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我在去年年底《环球时报》的年会上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说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元是什么？美元是货币。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3D打印机同样也代表了一个未来方向，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历史证明，真正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的致变，而不是其他因素。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选错了对手。美国真正的对手是它自己，是这个时代。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