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找工作，所以就发发面试感受吧。坐标两路口—重庆佐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公司面积很小，前台，一个会议室，两间办公室，没了。当时就觉得奇怪，没有办公的地方。一共6、7人在会议室里填表，一块提示版上还建议我们下载“大圣严选”APP了解公司产品，下载量很少，第一个评论就是差评。这APP一看就不咋滴。然后说是人事经理面试我，就大概问了一下我为什么选择行政，就开始介绍他们公司。公司是连锁的，全国上百家，重庆也有几家，2020年成立，发展的很快，晋升机会也很多，年轻人居多。说会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3K+绩效，但没有说福利奖金，还是我主动问五险一金，他说入职转正后缴纳，又说有的没毕业不能缴纳，感觉对这个问题不太认真。还说下午五点会通知是否通过初试，明天上午半天复试。填简历时注意到简历表上是“路尚集团”就来知乎搜了一下，好家伙，就是个营销公司。我现在怀疑他说的为期三个月的行政培训，其实是营销培训。得嘞，虽然当时在会议室等候的时候，我就想着不会考虑这家公司了，现在一搜，更加坚定了！

我看过一条新闻，在南昌红谷滩，一个男人闯进ICU病房（重症监护室），要强行拔掉妻子的氧气管。原因是妻子病重，他对治疗心灰意冷。很多网友评论，这是犯罪。我和你们聊这个，不是想给谁定罪，是想起一个ICU护士的话：一个人只要住进ICU，命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属于自己的“委托人”。大家好，我是陈拙。我看过一条新闻，在南昌红谷滩，一个男人闯进ICU病房（重症监护室），要强行拔掉妻子的氧气管。原因是妻子病重，他对治疗心灰意冷。很多网友评论，这是犯罪。我和你们聊这个，不是想给谁定罪，是想起一个ICU护士的话：一个人只要住进ICU，命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属于自己的“委托人”。徐童木在ICU工作了2年，她说这个科室像个白色孤岛，隔开病人与家属，却和每个人都有关。病人进来怕出不去，更怕的是有话说不出。很多病人气管插着管子不能说话， ICU病房会安静得可怕。但在徐童木工作的病房，病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为了让病人能表达自己，每个人的床头护栏上，都绑着一只会叫的小黄鸭，感觉身体不舒服或者有需要，就拼命捏那只鸭子。这只小黄鸭，成为了病人表达意图和情绪的通道。件名称：孤岛病房事件编号：医院奇闻录10亲历者：徐童木事件时间：2017年3月记录时间：2019年6月孤岛病房徐童木/文医院的ICU护士站，就像一座白色的孤岛。没有急救的时候，这里的病区和病区外走廊，常常陷入一种沉寂。这是唯一需要经过层层阻隔才能进入的病房，但每个人的一生都可能和它有关。第一道阻隔，是一扇自动门，所有人都必须按响门铃和病房内的人通话，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入。第二道阻隔，是隔离区的换衣间，家属要按照要求换上隔离衣，才能通过病房大门。第三道阻隔，是病房的地面上，病床区域前用黄色标线上整齐划一地写着：“家属止步”。病人和家属每天见面时间以分钟计算。更多时候，他们就依靠护士在中间传话。不少病人害怕ICU，怕自己“活着进来，躺着出去”。还有一些情况是重症病人不知道的——迈进了这扇门，命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属于自己的“委托人”。按照规定，医生的每一次操作、治疗都需要有反馈对象。昏迷、危重的患者无法为自己签字，为了保护医生，医院会把患者治疗的权力交给患者家属。当患者进入ICU，我会拿着一摞文件，交给家属签字。签署完毕，我会走进“孤岛”，把一只小黄鸭放到患者手中。小黄鸭是那种一捏就叫的发声玩具，它是我们科室的传统，也是这里表达喜怒哀乐，甚至生死选择的呼叫器。2017年3月15号，我进入重庆某医院重症医学科，成了ICU的一名小护士。刚进这家医院的时候，护理部主任就问我：“你想选哪个科室？”我说我随便，因为除了儿科，我对其它科室都不了解。她接着问：“儿科和ICU怎么样？”我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话。其实，我挺喜欢儿科里的小朋友，但我怕遭打。在儿科实习的时候，我打针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是看。孩子的针不好打，血管又小又脆，非常容易破。那天，带教护士照例给一个小孩输液，打头皮。刚打进去，娃娃的脑袋上就肿了一个包。小孩的爸爸是个矮胖的年轻人，他一巴掌就呼过来，把打针护士的帽子拍掉了，“妈卖批！会不会打针哦！娃儿哭得楞个造孽！日妈哟！”他们一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把我们围起来“妈卖批”。带教护士捡起帽子，没有哭，护士长匆匆赶过来安抚家属，亲自给那个孩子打针。因为只是拍脱了帽子，他们最后连句道歉也没有。我站在一边，从此就对儿科打针有心理阴影了。我说想去ICU，护理部主任劝我，“ICU的要求高……ICU的护士长想招农村出来的，因为吃得苦。”“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我骄傲地说。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晓得，先问“要不要去儿科和ICU”是护理部主任的常用套路，因为护士们都不大愿意去这两个科室。ICU压力大，一个小小的失误，人就没了。所以，这里的护士要对内外妇儿科的知识全面了解，急救知识要丰富，心理承受能力也要强。还有一点基础能力也很重要——得不怕脏。我们要给不能动的病人抠脚，还要弄屎弄尿，好几个新来的小护士就是受不了才走的。刚进ICU的时候，这里的老护士叫我做好心理准备，“活多钱少”。我不信，觉得是护士长在考验我们。第一次见到杨霖时，我还在普外科轮转学习。那天下午5点多钟，我到科室准备换工作服上班，就听到病房里嘈杂的声音：“快点准备抢救，36床呼吸困难，通知ICU，准备插管和呼吸机！”等我换好衣服出来，就看到医生护士和几个家属推着一张病床往电梯口奔去。病床上躺坐着一个约摸40来岁的男人，穿着没系扣子的病号服，张大嘴巴不停喘气。他捂着胸口，靠在枕头上不断的摇脑袋，满脸是汗，看起来像马上就要窒息了。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ICU同事们有得忙了。几天后，我回到了ICU。上班第一天，就看到“2床”的病人。他的手被束缚在床栏上，白色的被子搭着，床边放了大大小小5个输液泵，监护仪断续传来“嘟嘟”的报警声。他用起了呼吸机，身上尿管、胃管、深静脉置管一个都不落，胸口还插着四根胸腔闭式引流管。直到夜班护士和我交班时，我才记起，这就是前几天被抢救的中年男人。他叫杨霖，被诊断为自发性气胸。因为肺大疱破裂导致胸膜腔里装满了气，压迫到肺，呼吸困难。夜班护士带着一脸倦容跟我交班：“他现在是嗜睡状态，血氧饱和度不是很好，要加强吸痰。血压也不好，注意升压药不能断。胸腔闭式引流管也很多，一定要观察有没有气泡溢出。有时会有点烦躁，想要拔管，要注意约束好……”在交代完病情和诸多注意事项后，她放低了声音，对我眨眨眼：“家属要求挺多的，要注意多沟通。”我心领神会地笑了笑。在ICU这种特殊科室，患者病情危重，家属又不能时刻陪伴。家属们对护士的要求多，我们早就习以为常。听到同事嘱咐，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想先跟躺在病床上的杨霖搞好关系。来到病床前，我大声叫他：“杨霖，听得见我讲话吗？”他眼皮动了动，张大嘴巴想回应我，但他嘴里插了管子，没法发声。“你不用讲话，我问你问题，你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他点点头，动了动手指。“我是你今天的责任护士小徐，现在我们给你翻个身哈。”我和同事麻利地给他翻完身，整理好了所有的管道。我拉着绑在他手上的约束带，把床栏上吊着的“小黄鸭”递到他手里。很多患者都插管不能讲话，我们就在每个床栏上系上小黄鸭，充当呼叫器。其他科室的护士来我们这儿轮转，都夸小黄鸭“很科学。”“你有什么需要，就捏这个小黄鸭叫我，想说什么可以写在这边的写字板上。”“你身上的管子很重要，怕你不小心拔掉，我们要把你的手套起，你不要害怕哈。”在ICU，患者有的昏迷有的清醒，其中，杨霖这种浑身插满管子，意识还清醒的患者是最让我们护士头疼的。因为身体上的疼痛和不适会让人的行为不受控制。病人千方百计企图拔管的事，并不稀奇。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ICU通常的做法是，拿出“尺寸合适”的约束带，把患者绑在床上。杨霖缓缓睁开了眼睛，试探地捏了两下小黄鸭，又努力地想要把双手抬起来，但由于被我拉住了约束带，抬手失败了。他再次挣扎着想要把手抬起来，此时，我已经把约束带绑在了床栏上。我安抚他：“叔叔，你的手我们还不能给你解开，你要听话哦，不然管子掉了有可能就没命了。”杨霖摇摇头，整个人都开始扭动起来，想要挣脱约束带的束缚。因为动静太大，心电监护仪也开始“嘟嘟嘟”地报警。想到同事说他家属要求多，他又不配合，我有点生气，大声呵斥他：“你在干啥子嘛，板啥子板，等下命都板脱了。”他没有听我的，还是在尽最大的力气挣扎着。无奈，我只好解开他的一只手，想看他到底要干嘛。谁知道约束带一解开，他就立马抬起手伸向嘴边，准备去扯气管插管。我连忙按住了，“王医生，来看一下2床，现在很烦躁，想要拔管，心率140了。”王医生匆匆从另一个床赶过来，看了看他身上的管道，又看了看监护仪，大声地说：“杨霖，你不要板！嘴巴里的管子是救命的，没有这个管子你都没法呼吸了。你板起心率又快，你人只会更累，要听招呼撒。”杨霖好像完全屏蔽了我们的话，依然自顾自地扭动着身体。他力气很大，我双手扯着约束带都感觉有点拉不住了。“哎，把镇静剂调大一点。”王医生皱起眉头对我说。镇静药物起了作用，杨霖的力气越来越小，最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手也垂在床上。为了防止他再次烦躁扯管子，我把他的双手套在床栏上系了个死结。然后才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ICU的病人是来救命的，所以，护士们的工作既“高级”又“基础”，琐碎又规律。我们要负责患者从早到晚，从治疗到生活的全部。按时给病人翻身，防止出现压疮；翻完身后要准备配药输液，推着各种仪器依次为他们治疗；每小时甚至每二十分钟要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情况，记录每小时的小便量；到了饭点，还要挨个解决他们的饮食。这都是常规的工作，遇到紧急抢救的，我们还要给病人做心肺复苏，做电除颤，要不间断地配置各种药物。在这么多要做的事情面前，除了约束和镇静，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防止患者拔管了。到了中午探视的时间，我终于见到了同事口中那个“要求多”的家属。她是杨霖的妻子，看起来很疲惫，眉头快拧成了一个结。隔离衣我还没给她系好，她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床边，拉着杨霖的手，严厉地质问我：“为啥子把他的手套得楞个紧？”“叔叔他太烦躁了，想拔管，没得办法就只有套紧点。”我赶忙解释。“那他啥子时候能拔管啊？住了这么多天，一点好转都没有！你们是不是在认真的治哦？”他妻子板着一张脸，嗓门更大了。“你稍等一下，我让主管医生给你说。”作为护士，我其实并没有权力回答她有关于病人病情的问题。“拔管时间我们不能给你保证，他现在还很危重，短时间肯定是不能转出去的。我们在尽全力治疗，他的病不是一两天的事情。”王医生过来回复她。看到医生表情严肃，杨霖的妻子扭过头去。我小心翼翼地提醒她：“家属，叔叔的纸巾和护理垫用完了，明天探视的时候带点来哈。”我的提醒好像是有点不合时宜，但这个时候不说，她走了就没机会了。“又用完了，用得这么快，他躺在床上一天，哪里用得到这么多纸？你们是不是把他的给别人用了哦！”她瞪着眼睛望着我。这是意料之中的回复，我也没好气地回她：“我们每个病人家属都会买，不会用你家的。”“你们啥子医院哦，住个院，天天让买这个买那个，好像这些东西不要钱一样。”我没回她，转个背，对着王医生瘪了瘪嘴，走到了另一张病床边。王医生过去跟她讲了几句，她还是板着一张脸，但火气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没有病人和家属会傻得得罪医生，护士就常常被拿来撒气。这时候，上主班的护士黎姐拿了几张费用清单给她，“杨霖的家属，这是他昨天一整天的费用情况，你们账上还只有几十块钱了，麻烦去缴下费。”拿着费用清单，杨霖妻子刚平息一点的怒火又被点燃了，“缴好多嘛，一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缴哦，你们像是抢钱的样！”黎姐是老护士，对这种家属，她从来都不客气，“先缴5000嘛，他的费用一项一项都是清楚写在这里的，你有疑问可以来问我，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杨霖的妻子看了看黎姐，又看了看清单，压低了声音对杨霖说：“住一天这么贵，哪里有这么钱哦！钱倒是要得多，效果也没看到，你要快点好起来，我们早点出院，在这里哪个受得了哦……”说到后面，她的声音有点哽咽了。杨霖睁开眼睛盯着她，摇了摇头。我和黎姐都非常吃惊。在ICU，一般家属无论家里有没有条件，基本都会跟病人说，“钱不是问题”，以此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这个时候在病人面前哭哭啼啼，强调没钱，只会让人觉得自己躺在ICU就是个大累赘。没有人会愿意成为家里的累赘。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上班都刚好分管到杨霖。他的气管插管换成了气管切开，呼吸机还是没有脱掉，生命体征稍平稳了一些，能很好地用小黄鸭和写字板和我们交流了。嘴巴里少了气管插管，杨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他渐渐地配合我们，手上的约束带也取掉了。只是每次给他输液或者治疗的时候，他都会问我，“这个要多少钱？”我不想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每次都找借口搪塞过去。杨霖是好相处的人，可他妻子每次来还是会“挑刺”。她说我们：“胡子没给他刮干净”、“被子没盖好”、“纸巾用得太快”……因为他妻子，主任要求我们对杨霖特别关注。但除此之外，我对他要更关注一些，可能是杨霖的年纪——看到他，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我爸爸。刚开始，他一按小黄鸭，我就递给他写字板。看他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胸口闷痛”、“水”、“呼吸不过来了”，等等。在很多次尝试以后，我开始能凭他的一些小动作来理解他的意思。他指一下胸口，我就知道他胸口痛，然后去查看他胸腔里的管道是否通畅；他指一下嘴巴，我就知道他要喝水；他指一下气管切口管道，我就知道他要吸痰……后来，就连他妻子来的时候，都是我夹在中间当传声筒。“叔叔的意思是他肚子胀，不想吃东西。”“叔叔问女儿怎么没来。”“叔叔说他胸口闷，喘气很累。”我和杨霖慢慢熟络，我发现，这个40多岁的男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他晚上基本不睡觉，也不让我们关灯，一旦睡着，身体会无意识地蜷缩在一起，如果护士消失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会一直用小黄鸭呼叫，直到我们出现。他也没什么大事，但每次帮他做完这些事，他都会在写字板上一笔一划地写“谢谢”。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看到他写出“讠”的时候，就跟他讲：“不用谢不用谢，不用写了，我知道了。”可杨霖还是要坚持把“谢谢”写完，然后指指写字板，又指指我，再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杨霖越来越配合我们，可他妻子的耐心不够了。她找王医生谈话，我无意中听到了。“还有没有希望康复啊？我们真的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他妻子带着哭腔说。“这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情，他现在感染得比较严重，胸腔里面都是脓液，我们已经在调整抗生素了。”“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们这里真的太贵了，没有这么多钱啊。”杨霖的妻子吸了吸鼻子。王医生也很无奈，“能理解你们，但确实没得法，没有费用的话，我们也拿不到药给他用啊。”“如果出院的话，他是不是肯定没希望了？”女人完全哭了出来了。“他现在呼吸机都脱不了，出院的话风险肯定很大了。”王医生避开了“死”这个字。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家属可能要放弃了。”在ICU，这种看不到头的，需要高昂费用的治疗，很多家属会治疗一段时间后选择放弃，避免家里人财两空。我有点不甘心，又有点难过，因为杨霖很想活。现在，他自己盯着监护仪，一发现有异常值，不舒服，就马上呼叫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多等的样子。他还经常问我外面的天气，表示“想争取回家过年。”可现在，他妻子好像撑不下去了。我再回去看躺在床上的杨霖，就愈发觉得可怜。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生命会在哪一天终止。一天探视，杨霖的妻子依旧对他絮絮叨叨，我在旁边没再吱声。突然，杨霖的心率上升到每分钟150多次，开始满头大汗，喘粗气，胸腔闭式引流瓶里的气泡也没有了。他妻子顿时慌了神，结结巴巴地喊：“快点快点，医生快来看一下，杨霖啊，你啷个了嘛！”我连忙拉好床帘，把她邀到门口，“家属配合一下，我们马上处理。”普外科的主任刚好在，他一边检查一边对我们说：“胸腔引流管又堵了，气出不来了，准备胸腔穿刺包吧，换根管子。”我和同事一边重复着医生下达的医嘱，一边快速冲到治疗室准备用物。医生们缓缓拔出那根胸引管的时候，杨霖“嘶”了一声，咬着牙喘气。“这老是换管子也不是个办法，要找到他胸腔里面这么多脓性的液体哪里来的，整干净才行。”“杨霖，我们要给你重新安个管子,给你把这些脓液都引出来。会有点痛，你忍一忍哈。”王医生一边跟他解释，一边示意我开始用麻醉剂。杨霖点点头，用手捏了捏小黄鸭。上了镇静剂，他很快就睡着了。医生们开始用负压吸引胸腔里面的液体。可能实在是太痛了，杨霖开始皱起了眉，额头上的汗涌出来，小黄鸭被他的手捏变了形，也不松开。我赶忙按住他的手，“杨霖，你要坚持哈，有点痛，马上就好了。”说完我给他擦了汗，又按医嘱给他加了麻醉剂。主任们想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前前后后差不多弄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积液引得差不多，又成功地把胸引管安上了。我在一边整理用过的器械，一边想：“这一操作估计又得不少钱，他妻子可能真的要放弃了。”第二天，到了探视时间。杨霖的妻子、女儿、女婿都来了，还抱了个小女孩。在我们反复强调小朋友最好不要进入ICU之后，他们破天荒的没有纠缠。杨霖的女儿抱着小朋友在窗户外面不断冲杨霖招手，“外公外公，你好吗？我们来看你啦！”小朋友看起来3、4岁的样子，梳着两条马尾辫，圆圆的脸上透着好奇。我走到窗边逗她，“小朋友，给外公说声加油哦！”小女孩瞪大眼睛看我，怯怯地把头埋进了她妈妈的颈窝里。杨霖就坐在病房的床上，看着他的外孙女，眼里止不住地笑。一家子都来齐了，我觉得，他们今天肯定是来摊牌的。就在这时候，护士黎姐走过去，把费用清单交给家属。我心想，“完了，昨天用了那么多钱，她估计更受不了了。”没想到，杨霖的妻子接过费用清单不仅没有炸毛，还给我们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我和黎姐对视了一眼——这是她第一次跟我们道谢。杨霖的妻子一边给杨霖按摩手脚，一边说：“这些医生护士也不容易，昨天你楞个恼火，我看到都害怕，他们处理及时，你今天就好多了。你也要对他们态度好点哈，都不容易，生了病也没得法，要配合他们。”杨霖点点头，他随后在写字板上写了什么，我也没看见。只听到他妻子说：“是是是，我晓得，这些你不担心。娃儿们都好，你顾好你个人。”“钱你也不担心，我们有钱。你放轻松，医生说你现在慢慢的好转，莫担心钱。”“争取今年回家过年哈，我们都等你回家。”探视时间到了，杨霖的妻子离开，找王医生谈话。我抑制不住好奇心，也跟在医生身后。她眼睛红红的，像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医生，我们想了哈，不管怎么样都不放弃。昨天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要是他走了，我们这个家也就垮了。”“钱我会去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是把房子卖了也要医，希望你们多帮帮忙，想想办法让他早点好起来。”我悬着的一颗心，就突然落了下来，他们再谈些什么，我也没有再听。我一路小跑跑到杨霖的床前，正准备跟他闲聊几句，突然发现他红着眼圈，拿着纸巾在眼睛上擦来擦去。我心里一阵酸涩，小心地问他：“叔叔，你怎么了？”他对我摆摆手，摇了摇头，把眼睛闭上了。我突然反应过来，刚才在病房里，他也是第一次听到妻子对他说，“莫担心钱，不论怎样都要医。”ICU的病人，来来去去。每个人都按着手中的小黄鸭，有的声音急促，有的戛然而止。有人想活，就有人想死。那天，护士张姐特别交代我要“看好”6床的李得林。他是出了名的不配合，可他的家属跟医院领导有关系，打了招呼，“尽量不让他乱动，拔管子。”我坐在床旁桌上翻看他的病历：李得林，69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衰竭，病史有10多年了。他有三个儿子，老伴已经走了。还没看完，就听到呼吸机开始“嘀嘀嘀”的报警，抬头一看，他又开始烦躁了。李得林插着气管插管，不能说话，双手双脚都被约束在床栏上。他使劲地蹬腿，用力地想挣脱约束带，头不停地左右摆动，把嘴巴上的管子弄得一甩一甩的。当时的我，还没见过这种场面，顿时慌了。一边按着他的手一边呼叫：“张姐，6床的爷爷好烦躁，我快按不住了！”张姐急匆匆地跑过来，把他的手脚又重新套紧了一遍，顺便把镇静剂调高了一点。我还在惊吓中没缓过来，李爷爷又扑腾了几下，慢慢没了动静。第二天探视的时候，李爷爷家来了好多人，全部围在窗户外。先进来的是他的小儿子，一进来就拉着他的手，“爸，你今天怎么样？你放心，我们一定不得放弃！”他还客气地对我说：“妹儿，辛苦你照顾了哈。”小儿子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没有没有，应该的。”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他这一喊，李爷爷突然就激动了，又开始胡乱地蹬腿摇头。他小儿子也慌了，急忙提高了音量：“爸，你啷个啦！你要听话！不要乱动，医生说了你越动对你病情越不好！”李爷爷好像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用他那还留有一点空间的脚，用力地砸床板。张姐和刘医生连忙赶来，增加了镇静剂，李爷爷这才慢慢地安静下来。“你莫刺激他了，他现在需要休息。”医生对他的小儿子说。“唉，我爸这个人倔得很！根本就不得听我们的。”他小儿子叹了口气。李爷爷的大儿子匆匆跑进来，“医生，我们想我爸能多活几年，我妈走得早，不想我爸也……”医生点点头：“我们会尽力的。”等到探视结束，我凑到资深护士张姐跟前，悄悄地问：“张姐，这个爷爷的娃儿还挺孝顺哈。”“他们是孝顺，可是大爷好痛苦哟！身上插这么多管子，你看哈，他的手脚都肿了，屁股也睡烂了，好造孽哦。”张姐耸耸肩说。据说，李爷爷原来是个老师，平常出门都会穿皮鞋，打领带，是个特别爱干净的讲究人。但是现在，他被困在病床上，就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护工叔叔拿着纸巾开始清理，他小声嘟囔着：“好臭哦！”“哎哟，他屁股这里破了嘛，还在出血，啷个整哦。”护工叔叔停下手中的动作。“唉，又破了，他一拉大便就容易破。”张姐叹了口气。张姐先用生理盐水把李爷爷破溃的皮肤冲洗干净，然后用碘伏消毒。她用棉签洗的时候必须用力，才能把伤口里的沾染的污物清干净。张姐每擦一下，李爷爷的身体就不自觉地躲一下。我连忙安慰他：“爷爷，有点痛哈，你忍一忍，马上就好了。”我低头一看，李爷爷闭着眼睛，鼻翼上还挂着一滴水，顺着看下去，枕头已经浸湿了一小片。直到我们收拾干净，把他放平，我才发现他的脸上挂满了泪痕。我想，他的眼泪，或许不止是因为疼。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李得林。他的手脚因为循环不好已经肿大，手脚上遍布针眼，泛着青紫。因为气管插管，嘴里也散发着味道。身上插着胃管和尿管，不能自己进食和排尿。他瘦骨嶙峋，还被死死地套在床上，就像一只待宰的老山羊。一阵难过涌上心头，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肩，“爷爷，能听到我讲话吗？”他缓缓睁开了眼，很奇怪，这次他竟然没有乱动。我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说：“爷爷，你的手是不是被绑痛了啊，我给你取了让你透透气，但是你不要乱动哈。”他偏过头来看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我解开了绑他右手的约束带，但是还是不放心，把约束带攥在了手中。他没有乱动，而是乖乖地把手搁在肚子上。我见他很配合，趁热打铁安慰他：“爷爷，你不要乱动嘛，你配合我们才能好得快啊。”他摇了摇头，指着嘴巴，又不停的用手比划着。我连忙拿出写字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他拿着笔，一笔一划地写：“回家。”“等你好了出院了就可以回去了啊。”他快速地摇摇头，又写：“不治了，回去。”“不治了怎么行呢？不治的话你很恼火的。”“想死，不活了，死，回家死。”他每写一个字，就要停好几秒。我连忙收起写字板，“爷爷，不要胡思乱想，好好配合我们，你能活到100岁呢。”他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我拍了拍他的手，捏了两下小黄鸭，塞进他手里。除了李爷爷自己，所有人都在鼓励他，“要活下去！”一次探视的时候，李爷爷的小儿子在床边给他加油打气，他一如既往的烦躁，他小儿子见状，垂头丧气的。我跟他说，自己和李爷爷安静地沟通过几分钟。“哦！他还写了字啊，写的啥子？”小儿子很诧异。“爷爷说他想回去。”我没有把李爷爷写的话全说出来。“唉，老人念家，等他好了我们就带他回去。”小儿子摇摇头，其实他也知道，老人好的机会很渺茫。经过上一次安静的沟通，只要我上班听到他小黄鸭的召唤，就会把李爷爷的手解开，让他写字。只是每次到了最后，他都会写“想死”，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劝他。大概是知道跟我说没用，在一次家属探视的时候，李爷爷没有对小儿子说加油打气的话反应激烈，而是示意我拿出写字板。小儿子激动地搓了搓他爸的手，想看他写什么。只见李爷爷一笔一划地写：“回家。”“爸，等你治好了我们肯定带你回家。”小儿子笑着摸了摸他的脸。“现在回去，不治了。”李爷爷写着，因为没有力气，他的字有些变形，不太好认。他的小儿子看着我，“妹儿你帮我看看，这写的啥子啊？”我对这些字，已经熟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小声地说：“爷爷写的是，现在回去，不治了。”我还没说完，李爷爷又在空白的角落写：“想死，我。”小儿子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他对李爷爷说：“爸，不要楞个想，你走了我们啷个办嘛。”李爷爷不为所动，他继续写：“求求你们，生不如死。”李爷爷写的是“你们”，我抬起头，看向ICU的玻璃窗，写字板正对着的方向。此时，窗外站着他家好几个家属，所有人都看着李爷爷和小儿子，没人说话。“爸，你要想想我们，妈走得早，你要是走了婷婷连爷爷也没得了。又不是治不好，医生说了，有希望。只是时间问题，我们都不得放弃，你啷个要放弃嘛。”小儿子说。李爷爷又开始激动了，他指着写字板，指着那个“死”字。我连忙拿开写字板，劝他：“爷爷，你过几天就好了出院了，不要这么消极嘛。你看你娃儿这些又孝顺。”他不停地摇头，抬起手就要去扯嘴巴里的管子。我赶忙拉住了他，李爷爷又开始在床上乱抓乱踢。“爸爸，你这是何必嘛。”小儿子哽咽了。没办法。病人就算再痛苦，再想死，他的家属和委托人不放弃，我们只能用镇静剂把他镇住，用约束带把他套得更紧。接下来的几天，李爷爷的病情没什么好转，手脚肿得更大了。那天我见他很配合，又好像没什么力气，于是把他的约束带稍微套松了一点。我配好药正准备拿出来，就听到病房里呼吸机的报警声——李爷爷把气管插管拔了。我拿着配好的药，愣在治疗室门口。医生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跑过，另外的几个护士也赶过去帮忙。我站在外面，看到李爷爷的约束带还套在床栏上，只是他的手里拿着自己的气管插管。他的胸廓一阵阵地起伏，张大嘴巴，剧烈地喘息。在场的护士们迅速地推药，捏简易呼吸器，刘医生也用最快的速度插好了气管插管。接上呼吸机，李爷爷又能活下来了。“一定约束好，还好他插管比较顺利，不然的话……”医生对我们交代着。我还愣在那里，想着我只是把他套松了一点点，他是怎么把管子拔掉的。“对这种病人一定不要仁慈，你对他们仁慈，就是对你自己的残忍。”张姐语重心长地警告我，“你看着他很配合，其实他想方设法地拔管子，下次不要随便松约束带。”我木讷地点点头。第二天，医生就跟李爷爷的家属沟通了拔管的事情。或许是觉得这个举动太吓人，李爷爷的小儿子开始有点动摇了，“医生，我爸康复出院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啊。”“他的肺功能太差，目前感染也很严重。老年人要想完全痊愈，肯定是很困难。”“唉，看着我爸好造孽，可是他现在还是清醒的，就把他接回家等死，我们哪里还配说孝顺哦。”大儿子说。“这个事情真的不好说，有些老年人觉得回家是落叶归根。其实有时候尊重病人个人的意愿，也是一种孝顺，只是看你们自己怎么想了。”医生说。“反正你们不放弃，我们会尽全力。”“唉，说起来容易，我们都开不了那个口。等我们几兄弟再商量商量吧。”小儿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那天之后，李爷爷也再没用小黄鸭呼唤我了。过了一段时间，李爷爷的儿子们又来了。小儿子最先发话：“医生，我们几兄弟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尊重我爸的意愿。”“对，看他整个人已经完全瘦得不成样子了，身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看着好造孽嘛。”大儿子接话。“你们商量好了就行，尊重你们的决定，准备好久接回去。”医生点了点头。“我们把家里头布置好了来，大概等个三四天。”“要得，你们去跟老爷子说声吧。”他们一起进了ICU病房，走到李爷爷床前。大儿子先看了看监护仪，又看了看挂在输液架上的液体，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父亲的脸上。他摸了摸李爷爷的头，俯下身子轻声说：“爸爸，你是不是想回去啊？”李爷爷往右偏了偏头，慢慢睁开眼睛，看着他的三个儿子，用力地点了点头。“老汉，我们把屋头收拾一哈就接你回去，再等两天，等婷婷她们放假回来，我们就一起接你回去要得不。”小儿子压着声音，给父亲掖了掖被角。老爷爷再次用力地点头，他看着我，动了动手。我赶紧拿出写字板，松开了他的右手的束缚带。“女”，他写了个女字就没力了，右手不停地抖，隔了几秒，他又写了个歪歪扭扭的“子”，靠在旁边。“爷爷说好。”我赶忙翻译。接下来的两天，李爷爷的精神开始变差，如果不去喊他，他基本上就是睡觉。他变得非常配合治疗，不用约束带，也不会乱扯管子。偶尔我们给他做完治疗，他还会给我们竖个大拇指。一方面，我为他的配合感到开心，另一方面又想到，过两天他就要出院了，心里就觉得非常憋屈。到了第三天，李爷爷家里来了10多个人，都是来接他回家的。我们提前给李爷爷洗了头发和身子，修剪了一圈指甲，把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的。还特地给他换了一床新被单。他的儿子们来到病床前，拿出一套干净的灰色睡衣。大家一起小心翼翼地给他把睡衣换上，我摸到睡衣的左侧口袋里有一团鼓鼓的东西。“欸，爷爷的衣服里面有东西。”我一边说，一边拿出来，是个红色的三角福袋。小儿子连忙从我手里把福袋接过去，小声地说：“这是到庙里给我老汉求的，保佑他长命百岁。”说完，把福袋又放进了睡衣口袋里。遵照病人和家属的意思，我们把李爷爷身上所有的管道依次都拔掉了。他闭着眼睛躺着，尽管拔管拔针有些难受，但他一声没吭。离开了呼吸机，我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他太瘦了，护工叔叔一个人就把他抱上了转运的担架。家属们簇拥着李爷爷，慢慢上了电梯。我们笑着跟他说拜拜，没有说再见。李爷爷躺在担架上，努力地睁开眼睛。他扬了扬嘴角，给我们竖了个大拇指。电梯门，缓缓地闭合了。我回过头，看到那个系着线的小黄鸭倒在凌乱的病床边上。后来，我在ICU还是会碰到一些因为受不了病痛折磨而一心求死的病人。除了尊重和理解，我没有更多能为他们做的。我总会想到李爷爷拔掉气管插管时的那份放松表情，也会想到杨霖听妻子说“一定会医你”留下的眼泪。有时我会想，如果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爱的人，我会舍得放弃吗？如果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面对疾病的折磨、死亡的恐惧，我会坚持吗？而我的家人，签了一份委托书，他们又会怎么选择？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主人公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病，自愿选择安乐死，他母亲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很多人说他很勇敢，确实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拼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那些人，他们同样很勇敢。”▲人只能活这一遭，选择与被选择的人，都不轻松。50年前，美国通过了一部《自然死亡法案》，其中有一项文件叫《五个愿望》，是为了自己给自己做选择。预先回答5个愿望，到了医院，医生一刷卡，就知道病人是否签署过这份文件，他的意愿是什么。这五个愿望分别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2012年，一群中国人在北京也建立了生前预嘱协会。全国有3万人签署了这份文件，但这份文件没有法律效力。签署这份文件的人，是想用这个行动表达自己的愿望：愿人都有尊严，活着或者死。他们希望自己的话语被听到，不是只等到住进ICU的时候，提前写下选择，是每个人都想抓住的，最后一只小黄鸭。（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编辑：罗十五插图：崔大妞儿超人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