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的阶级固化如何打破具体是怎么产生的啊?哪位大神可以详细的分析下...

总体来看,大约净资产每隔 3 倍就是明显的阶差。相当于你付全款,我付首付。3 倍的财富差距已足以使得吃穿用行、商标和品牌、消费态度和频率、诸多生活习惯产生足够的辨识度和差异。多年来,我时不时思索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少层?」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非常穷,滚地龙,脚碰脚,平等起步。我经过漫长的奋斗,现在算算房本,和起步时相比,已经跨越了好几个层级。居高临下,看着芸芸众生。可我抬头往上望,又是何等绝望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爬得越高,越知道上面还有更高层。「九重天」并非戏言,上面的层级,甚至比下面层数还要多。许多年前,互联网上流传过一个非常热的帖子,叫「中国社会的九个阶层划分」,相信大家都看过。这篇文章的作者颇有见地,尤其是开头的几行文字,很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但这篇文章有一个问题,他是把政治和经济混在一起谈的。类似的标尺,在今天的网络上,那咱是摸也不敢摸的。我们这里只谈财富,只按净财富来划分等级。那篇文章的作者,他自己的级别其实并不高,他并不是很有钱。因此,你细看他的文章,很多描述是错的,他没当过亿万富翁,所以就无法描述上亿级的富人。我在这方面的阅历就比他深厚多了。因此,我的划分方法和他的不同,我的应该更符合事实、更有逻辑一点,见表 1。表 1 九个阶层划分(注:这里的 A8、A9、A10,是水库术语。A8 就是净资产 8 位数的意思。例如:A8=10 000 000 元,A8.5=50 000 000 元,A3=100 元,A6.3=300 000 元。)九阶有人问九阶是什么,怎么还有 A5 啊?难道家庭总资产,就只有几万元?是的,九阶是社会上的残障群体。例如,据估计,中国有 1300 万盲人,8300 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 6%。此外,还有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大凉山、墨脱、阿里等不通公路的地区,贫困人口多的是。在此,我就不多加介绍了。凡人我们来看第八级:A6,十万到几十万的数量级。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的总财富量在 64 万亿美元左右。大概是 GDP 的 4.5 倍,倍数符合全球平均水平。平摊下来,14 亿人口,每个人平均 4.6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00 000 元。我们知道,统计数据中,一个社会的基石阶层是很难有大的改动的。占比最大的就是第八级,足足有 13 亿人口,平均的财富是 A6.3。这个数字,应该不会差太多。这个级别的人群,还可以细分:农民、工人、营业员、教师、医生、外企员工、私营杂货店老板……这些人之间,还存在着「鄙视链」。比如,我的退休工资比你高 200 元;我是副科级,但是享受正科级待遇;我的公租房是边套,而你的是中间套,租金我比你高点。但是,我和你说,这些都不重要。从更大的财务视野来看,殷实之家也好,贫寒之家也罢,他们都是同一层级的,都是第八级。所有的互撕,无非都是蚂蚁打架。哪怕那些在小地方非常成功的体面人物,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是一文不值。白领比第八级更高的是第七级 A7。第七级是什么?是京城人士,或现代化中产阶级。中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总人口大约有 8500 万人。看过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巴黎的女士,如果去外省度假,那就是「京城来的」。在吃穿用度、时尚潮流等各个领域,全面碾压乡妇,是社交圈竞相模仿的标杆。在中国,虽然大家表面上不说,但是都心知肚明,京沪人士看外省的吃穿用度时,也是一种「乡下来的」的眼光。成都、杭州号称锦官城、人间天堂,我开会去过几次,细节粗糙不堪,和一线城市还是差得太远。中国的产业分布,是很不均匀的。只有在一线城市,才有高薪职位。BAT 无一不在沿海城市。次一等的,金融或者证券,则是在省会城市。到了地级市,或许会有几个特色工厂。到了县里,就只有电信局、林业局、电力公司等,靠体制吃饭的,不吃公家饭等于没饭吃。职业分布决定中产分布,没有高薪产业的地方,就不可能有优质人群。如果我们把「北上广深」圈出来,再加上各个二线城市的顶尖人口,则可以挑出 1 亿人左右。或者横过来切,把所有甲级写字楼的白领挑出来,也可以圈出 1 亿人口。这就是七阶的基本盘——A7。七级和八级的区别是什么呢?八级都是灰头土脸的人民,可能是一个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可能是供销社的店员,还可能是外出打工的保姆。你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但所有看这篇文章的人,都不会和他们产生共鸣。你是大学生啊,你要做白领,是要在高大上的金融街、CBD 上班的。我们常说:「人往高处走。」小地方的人问我如何规划人生。我的第一个回复,往往是「到大城市去,到一线城市去」。如果你不去,将来你的孩子也得去。不要嫌一线的房价高,自己想 easy 模式,逃回老家躲避?你这辈子躲了,你的儿子下辈子还得拼命,还得挤到一线去花更贵的价格买房。巴黎和外省,从来都是不同的。一线城市和偏远山沟,也是不同的。只有在大城市,才有高薪职位,才有精彩的沉浮故事,才有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这 1 亿人口就是中国的「巴黎人」。然后我们再说七阶白领阶层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妈妈们是很愿意奋斗的。具体的做法是:精养一个娃,吃进口奶粉,请月嫂、保姆,或者当全职妈妈;买学区房,给他/她最好的教育,读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高中;毕业以后,进体面的 500 强 BAT,做光鲜照人的白领;买股票,开烘焙店,政治正确地创业;爱护地球。中产阶级不过刚刚到了七阶,倒数第三级。中产阶级是我们最熟悉的层级,是我耗费笔墨最多的层级。中产阶级的焦虑也是最严重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刚刚从八阶的山沟沟或者小城镇中爬出来的,他们这辈子,无论如何也不想再跌回去了。第七级的特征是他们见识了上流社会,却根本融不进上流社会。他们努力地模仿,尽量用 LV、Chanel、YSL 来包装自己;吃养生沙拉,做高温普拉提,去海岛度假旅游。在他们想来:「上流社会也不过如此了吧?」因为上流社会的吃穿用度也就是这些东西,能见能摸能模仿。悲哀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上面的天空还有多高。中产阶级笨拙地模仿着上流社会的行为,好使自己看上去更高档一些。妈妈们对学区房的争夺、拼抢,已经使这个泡沫达到了一个望而生畏的高位。可惜的是,这所有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中产阶级注定将被困死在 A7 的圈子里。
关于中国阶级固化,大家可能忘了广袤的西部与农村。由于个人求学经历,从西部小城到北京再到美国,我有初中同学在广东打工,21岁就生子离婚;也认识自命不凡的教授子孙,官商二代。平心而论,前者的俗世价值将很难超越后者,你们所说的阶级固化莫不如此。由于巨大的地域发展差异,从经济到教育,中国离彻底的阶级固化越来越近。西部农村教育:工人厂花孵化基地
大城市的孩子幻想内蒙的小孩骑马上学,云南的小孩骑大象上学。当然,没有人骑大象上学,西部省城的孩子,甚至搭着地铁公交私家车上学。但是仅仅距离省城3小时车程的村庄里,孩子们依旧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强烈的对比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同一片管辖区域。由于师资有限,在我外婆家的村庄,村小学开只设到2年级。2年级之后,各个村庄的小孩就汇总到镇上的希望小学结束剩余课程。由于山区高山陡峭,路途崎岖,小学生小小年纪就开始住校生活。虽然相对靠近城市的乡村实现了水泥路村村通,但是偏远山区仍旧是土路,下雨天泥泞不堪,外出非常不安全。我外公就因为雨天路滑摔下悬崖,幸运的是保住了命,但是从此行动不便。乡村小学孩子的目标是有学上,而城市孩子不但要学习英语奥数还有各种兴趣班。十年后这批孩子都要共同参加高考,这该如何竞争?阶级固化在孩子们选择“怎么去上学”的时候就悄悄开始了,走土路上学的孩子很难跑得过坐私家车的孩子。
由于东部制作业的欣欣向荣,务农对于西部农村人民的吸引力已经很小了。一个农村男孩去打工挣了钱,会带动一个村子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出行。留下来的就是老人和小孩。近两年关于留守儿童被部分不良教师猥亵的新闻层出不穷,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由于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老人已经太老了无法照看孩子。这些孩子带着父母寄来的钱,自力更生,自娱自乐。他们拉帮结伙,模仿电视节目里面的节目,形成了乡土非主流农村杀马特文化,不要笑,这不是一个笑话。他们缺乏关爱,于是早早谈恋爱,却没有没有正确的性知识教育,怀孕堕胎似乎司空见惯。而且他们很少有人相信读书可以改变什么。
只有不到50%的农村孩子可以考上县城的高中。中考之前,学习成绩太差的学生会被介绍到职业技校,还有一些农村孩子早早就退学了。他们带着对于大城市车水马龙,高工资的向往,来到了东部。而那群顺利升入高中的农村孩子,其中一部分人来到县城以后迷上了电脑游戏,比如我表哥,远离父母,长期驻扎网吧。还有一部分孩子跟不上新学校的进度和强度,自我放弃。西部城市孩子能考上一本都值得炫耀,那些最终能考上一本的农村孩子,真的是凤毛麟角。拿某县的第一中学做个例子,每年该校高中部从两所县级初中,和10所乡镇初中招收800多人,只有100人上一本,而且这100个人里只有20几个来自乡镇。剩下的孩子觉得二三本太贵,专科没有读的必要,反正都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就和曾经的初中同学一样,来到明亮的厂房里,组成了一条又一条生产线。 仅仅富士康一个郑州厂就有20万人,和一个县城的人口一样多。可悲的是,这群孩子不知道经济会衰退,他们以为每天都可以在工厂加班挣大钱。可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国家经济衰退到这个地步,东部工厂不断倒闭,大批的返乡潮已经在进行中。更可悲的是,还有人工智能的崛起,将有很多劳动力会被取代。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说到这里,关于社会阶级的固化,已经不言而喻。一开始教育的差距,决定了后来的阶级定位。
如果西部城市的孩子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片繁荣之中,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孩子通过高考,去了东部会怎么样。2. 东西部经济差异:你们这些凤凰男西部五省的GDP总和不如一个广东省。单单一个福建晋江市就崛起了安踏,361°等数十个上市公司知名品牌,而西部一个产值50亿的企业就可以挤入全省10强。巨大的经济差异使得包邮地区的大部分中产家庭送孩子出国念书不成问题,而西部城市的孩子哪怕赢在高考线,去到了东部一线城市生活依旧艰辛。
虽然千军万马挤过高考的独木桥,但是这些来自西部省份的孩子去了大城市,就被变成了被人看不起的“凤凰男”,“凤凰女“。然而这个现象其实不止局限于西部。其实不论东西部,如果来自小地方的中下层人民,只考上了大城市的一个普通学校,那么今天的高考很难像30年前一样改变他们的命运。过剩而廉价的大学生,严格的户口制度,崛起的房价,看不见的裙带关系,还有从小就落后于同龄人的素质教育,使这批靠应试教育胜出的孩子很难在大城市立足。
大概就谈谈房价吧。我们的父辈靠自己的力量买房,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对于有条件的家庭,买房成了两代人的事情。但是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使得西部家庭的财富积累无法承担东部的惊人的物价。如果不靠父母,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凭自己的努力,支付北京房子的首付真的很难。虽然不排除小部分精英可以过五关斩六将立足于大城市,但是平凡的我们,不论曾经作天作地,也许最后也要回到原点。富足又有权势的一二线城市的原住居民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阶层不再下滑,而外来又贫困的人们很难实现阶级的向上流通。3. 到体制内去:西部人民的梦想
似乎经济越落后的地方,官僚体制越为明显,众人对于体制的渴望已经上升到狂热。我的初中同学们无一例外的占领了县城和乡镇的各局各部门,而我父母也希望我结束学业后回来考公务员。工薪阶层的家长要求孩子到体制内去,一定要稳定,搞什么大事情。于是这些曾经作天作地的孩子,在领略了东部的繁华后,又加入了家乡公务员考试大军,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为了小公务员,朝九晚五,结婚生子,写写文件,跳跳广场舞。
总而言之,”从哪里到滚回那里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只会打洞“。这大概就是阶级固化吧。中国发展的极不平衡,巨大的经济和教育差异,使得的出生在西部农村孩子,和出生在东部城市的孩子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曾经大行其道的成功学书籍《努力改变命运》之类的书会逐渐消失吧。我认识一些精英的孩子,就高傲地认为,来自底层的孩子落得这样的下场,原因就是他们不努力,自甘堕落。我曾经的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我不用像你们一样凡事都自己去试,撞得头破血流。看看我的父亲和外公,我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尝试。” 这样的话令人难过。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菲兹杰拉德就说:“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渥条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可以不走弯路稳坐上层阶层。很多时候,这与努力无关,这种深深的无力感,就大概就是阶级吧。以上是我对于我国现阶段阶级固化的一点点认识,接下来我想谈谈一群试图靠出国留学改变命运的人。4. 移民,会变好吗?
最近《小别离》的热映,牵动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神经,大家都想出国留学移民,学计算机拿10万美元的年薪。可是其实10万美元的年薪,最后一个月到手四千美元至五千美元左右,去掉两千美元的房租,所剩无几。所以10万美元是加州的贫困线,这真的不是笑话。最近看了一篇来自硅谷的报道,程序员从业10年技术就落后6代,很多硅谷精英在40岁就面临裁员压力。美国,并不是移民者的天堂。好不容易学习理工科找到工作,就要参加H1B抽签。就算抽中了,就要开始漫长的绿卡排队旅程。终其一生,只为变成美国人吗?
很多人说移民是为了更好的教育,这个我不反对。但是大多数人对美国教育存在误解。
多数人对于美国的教育就停留在3点下课没有作业,全民都是数学白痴的刻板印象上。其实作为成熟的阶级社会,美国孩子所接受的教育也分三六九等。在我做志愿者的新奥尔良黑人贫民社区,很多人靠救济生活,大街上的人,周一和周六一样多,大家懒洋洋聊聊天。而他们的孩子搭着校车去上课,3点下课就开始玩,和志愿者们捣蛋调皮。
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我同事Amber家,这个北方中产阶级的白人妈妈有三个孩子,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学校下课后要送女儿跳芭蕾,送儿子上棒球课。最要命的的是他们住在非常好的学区,她眉飞色舞地和我说,女儿就读的小学有一个本州立大学的直通班(该州立大学排名世界前30),只要进了那个项目,基本这个大学就有保障了。
让我们看看美国特权阶层,名人的孩子上名校已经是名不成文的规定了,想想克林顿家,奥巴马家的孩子们,正所谓“校友的孩子有优先权”。在被常青藤联盟占领的知乎,大多数人应该知道美国大学是靠申请。SAT(美国高考)并不是唯一指标,上名牌大学还要有出色的个人简历。所以每年成群的中产阶级的白人孩子飞到非洲去作志愿者,这些孩子也从小上各种培训班,自然有出色的简历,惊人的推荐信。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能看见的起跑线根本不是起跑线,作为普通家长,一开始你就输了。移民,不等于可以逃避需要经历的苦难。结语
关于未来,不论是阶级固化也好,中等收入陷阱也好,前路漫漫。金钱与社会地位绝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毕竟,别人夸奖你一句“你好厉害,人生赢家”,这句话用不了3秒钟。不值得为了这句话赴汤蹈火拼上全部。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些价值,爱周围的人,不论你能不能搞大事情,希望你健康,开心。
那个,我还没有出学校,很多问题认识不够深刻。这写文字只是我个人一己之见,各位看官,不喜轻喷,谢谢。
  当下不好说,我可以谈谈同样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是《人民日报》36年前的旧文,名字叫《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  《人民日报》1974年12月14日  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在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工农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  苏联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他们操纵着党政大权和生产资料,榨取高额利润,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材料来看,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已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泛滥成风。  这些苏联报刊自己透露,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领域里,“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就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牟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尽管这些报道远远不能反映苏联阶级分化的全貌,但也多少暴露了某些真实情况,对于苏修牌号的“社会主义”是无情的讽刺。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在格鲁吉亚地方工业部里“发现了近几年偷盗数百万卢布的大盗窃案……党和经济领导人受黑市商人支配,并成了他们的忠顺奴仆”。“在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居民生活供应部等一系列部门中发现了大量盗窃物资、贪污和勒索事件。”  阿塞拜疆“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运输业,农业,商业以及生活服务部门都存在着盗窃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南奥塞梯州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等,将拨给州里的“相当稀缺的建筑材料”“在居民中变卖”进行盘剥或转给私人使用,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已通过这种办法出售了百分之四十的木材,百分之二十八的水泥,百分之十九的板岩和百分之四十八的胶合板”。  黑海沿岸地区的土地、“宅旁园地、住房和别墅,变成了猖狂进行投机倒把的目标”,参与这种“牟取暴利和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人当中”有“党、苏维埃、农业和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人”,市军事委员和警察局局长,区审判员和总建筑师,农庄主席和农场场长等。  巴库的格奥克柴果汁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和生产主任等,伪造采购和运输水果的单据,不用水果,而用自来水、沙糖加柠檬酸冒充“水果汁”,“三年内就贪污近一百万卢布”,这个经理在银行里有着大量的私人存款。  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到黑市推销,“很短时期内”就捞到一百七十万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  莫斯科一个有色金属铸件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经常采用谎报的“应急措施”来“完成”计划,仅一个季度就骗取“物质奖励”一万八千二百卢布。  梁赞市附近的扎哈罗夫斯卡娅养鸡场的负责人同商店互相串通,把本来是精选的上等母鸡在提货单上写成是等外的瘦鸡,实际上却按最高价格出售,仅这一项就巧取四万多卢布。他们还把大量的鸡蛋在账本上列为“自然耗损”,实际上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以饱私囊。人们称之为“母鸡能够生出金蛋来”。  列宁格勒的国际旅行社社长同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偷盗了六万卢布的东西,其中,还包括许多外国旅客的财物。  许多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则搞招生受贿、勒索,卖考题,卖论文,卖毕业证件,等等。“对居民的医疗服务方面,也存在着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  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实际上是受到司法机关人员的纵容和庇护的。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分赃,许多检查人员“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在卡斯皮区的工业联合企业里,当地方工业部的检查员开始进行调查之后的一个月里,就发现又缺少了为数达三万四千多卢布的商品材料。”  苏联的资产阶级肆意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热衷于展开“活动能力竞赛——看谁能建造一所十分新颖的好房子”。“许多房屋建造者,特别是那些身居负责岗位的人,还利用职权,把各种建筑材料、机械、运输工具,以及所属企业和机关的工人派去建造这些房屋和别墅。”豪华的私邸和别墅,“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一些私邸和私人别墅,除有华丽的客厅,还有“弹子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有的甚至有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楼梯和洗澡间”,有人用五十多万卢布来建造只供四个人住的私邸,等等。在莫斯科的郊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起各种类型的别墅,有的设有“游泳池、网球场、体育设备和带有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店的俱乐部”。在黑海沿岸的私邸和别墅“很快就拥挤不堪了”,仅苏呼米就有四千一百五十八个房产主,他们还分别占有六百平方米到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其中大多数人拥有柑桔林以及培养花草和早熟蔬菜的温室”。亚美尼亚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的劳动,给自己建了一所三层楼的私人别墅,仅房屋建筑面积就达六百一十六平方米。  一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可以在一种专设的特殊商店里每月先支付几十卢布,然后就可以随意去选取精美食品,在这种商店里不仅可以拿到“俄国传统的美味食品”,而且“具备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他们还可以到“造价昂贵”的专用高级饭店去大吃大喝,“一餐可以花掉数百卢布”。格鲁吉亚的百万富豪拉基什维里经常在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等城市的饭店大摆每餐价值数千卢布的筵席。卡鲁加州雅库舍夫斯基国营农场的场长和其他负责人勾结一起,把贪污的巨款用来大吃大喝,“清扫女工每星期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弄出几麻袋酒瓶子”。许多地方“每当上级委员会和工作组来调查工作时,随着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豪奢饮宴……由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和企业花钱”。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有的有几辆私人轿车,他们不满足于国产汽车,常常从西方进口。这些人还在专门的服装店定制最时髦的服装,购买“英国的西服、意大利领带和外国香水”等等。  不久前,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头目也说过:如今在苏联“出现了在经济上有特权的分子和集团”,他们手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占统治地位的气氛是如何捞钱,如何发横财”,“这些人过着非常阔气的生活,购买了私人住宅和别墅,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汽车,修了汽车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到种种鼓励,在职务上得到提升”,“被选进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  苏联报刊透露的这些材料大都是地方上的情况,它们显然不可能去触动中央一级的巨头们的黑幕。而勃列日涅夫集团也就口口声声“反对以非法手段”发财致富,把板子往下打,企图以此掩盖他们自己垄断全国财富,把苏联引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与此同时,在新沙皇压迫和剥削下的苏联广大工农群众工作和生活没有保障。按照苏修“经济新体制”的规定,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工厂企业的经理“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从苏修报刊透露的材料来看,苏联每年有大量的职工被解雇。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动强度,在短短几年内就解雇工人一千三百多名,苏修领导集团在全国大肆宣扬和推广这种“谢基诺经验”。莫斯科州波多尔斯克市机械化工程管理处主任经常辱骂工人,“凡是想反驳他或者是表示自己看法的人”都被他解雇,在他任职期间“总共有三百一十八人离职,而编制是三百五十人”。车里雅宾斯克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总数为一百五十人,一年内就有一百二十人被解雇”。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压迫加丽雅等青年女工,加丽雅不顺从就被赶出工厂大门,并且被夺去公民证,这个女工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在另一个城市漂泊了两个月”后就自杀了。斯摩棱斯克一个农庄主席一上任“就开始粗暴地发号施令,罚款纷纷落到庄员头上”,“常贴出这样的布告:某某和某某被罚款几个劳动日定额,或者是十五个卢布,二十卢布,二十五卢布。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你去领钱,而钱却不知为什么被扣除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出现了大量的流动工人。大批农民由于生活困苦也外出寻找生活出路。  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收入微薄,还得交纳各种赋税。据苏修公布的统计材料,仅居民税这一项,就从一九六○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一百五十亿卢布。居民税在国家预算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也都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苏修统治的年代里,消费品供应紧张,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蔬菜、土豆、肉类、动物油、植物油和食糖等价格增长幅度更大。  苏联社会两极分化的鲜明对照,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谓在苏联“不存在剥削阶级”、“不存在经济地位互相对立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谎言!  来源:《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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