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1）
权威数据，填补国内空白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观反应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家庭金融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xx年美国金融学会(AFA)年会上，AFA主席、哈佛大学教授John Campbell断言，家庭金融将会成为金融学中继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后第三个重要的研究领域。20xx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本应于2010年举行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提前到当年进行，以便及时直观地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为详细了解各类家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联储需要直接观察各个家庭的财务变化。伴随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经济走向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基础的我国国民家庭金融行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针对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匮乏的现状，2010年4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强强联手，整合高校与政府机构优势资源，成立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心是迄今国内最为权威的研究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问题的机构之一。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历经前期筹备、中期调研、后期数据整理、报告撰写四个阶段。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经过对全国25个省、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8438份有效样本的科学分析形成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是我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重大突破。此报告既是西财倡导求真务实学风、推动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西财与央行携手面向社会重大需求进行协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针对中国家庭开展金融调查是全面深入了解消费金融现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前提，对政府、金融界和学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注家庭，聚焦民生热点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政府政策的最终受众。资产配置、借款、贷款、保险、消费、投资等需求，以及家庭对经济变化的反应等家庭的金融行为，都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家庭金融状况的数据，其中包括：
家庭储蓄。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
衍生品及债券市场。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为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1.10%。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2）
权威数据，填补国内空白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观反应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家庭金融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xx年美国金融学会(AFA)年会上，AFA主席、哈佛大学教授John Campbell断言，家庭金融将会成为金融学中继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后第三个重要的研究领域。20xx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本应于2019年举行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提前到当年进行，以便及时直观地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为详细了解各类家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联储需要直接观察各个家庭的财务变化。伴随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经济走向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基础的我国国民家庭金融行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针对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匮乏的现状，2019年4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强强联手，整合高校与政府机构优势资源，成立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心是迄今国内最为权威的研究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问题的机构之一。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历经前期筹备、中期调研、后期数据整理、报告撰写四个阶段。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经过对全国25个省、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8438份有效样本的科学分析形成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是我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重大突破。此报告既是西财倡导求真务实学风、推动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西财与央行携手面向社会重大需求进行协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针对中国家庭开展金融调查是全面深入了解消费金融现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前提，对政府、金融界和学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注家庭，聚焦民生热点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政府政策的最终受众。资产配置、借款、贷款、保险、消费、投资等需求，以及家庭对经济变化的反应等家庭的金融行为，都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家庭金融状况的数据，其中包括：
——家庭储蓄。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中国政府《xx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
——住房资产。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世界平均的60%。其中，城市家庭为85.39%。城市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占19.07%。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4.10万，成本价格平均19.10万，市价-成本比为4.4;城市家庭第二套住房价值平均为95.67万，成本价格平均为39.33万，市价-成本比为2.43。因此，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住房贷款。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28.39 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12.22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32%。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 倍多。
——股票投资。调查中，盈利的家庭占22.27%;盈亏平衡的家庭占21.82%;亏损的家庭比例达56.01%。高达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的比例呈增加的态势。
——衍生品及债券市场。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为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1.10%。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家庭资产。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为6.37万元，占总资产8.76%，非金融资产为66.40万元，占91.24%。
——家庭负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中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城市家庭为4.08%，农村家庭为9.81%，农村家庭负债较重。
——家庭财富。中国家庭财富净值平均为115.54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37.52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2.20万元。
——养老保障。中国居民中44.2%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仅有54.8%的人有养老保障。退休后养老金收入：总体月平均753.95 元;城市月平均1557.67 元;农村月平均188.67 元。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3）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1—0103—04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转型升级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由于中小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大部分压力最终会传导给中小企业。那么，我国中小企业状况如何呢？下面借助SMEDI数据进行分析。
SMEDI是利用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和预期数据编制而成，是反映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数。依据我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各季度值如图l所示。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指数一直下滑，至2012年第三季度指数降为87.5。虽然2012年第四季度指数有所回升，但这主要是由于对于调控预期的加强导致房地产业指数、年末批发零售业指数大幅上升所致。更为严重的是：2012年第四季度绝大多数分行业的企业融资指数是下降的，表明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很突出。
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工业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数据如图2所示。指数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09.9降至88.1，已连续7个季度处于临界值100以下。虽然2012年第四季度指数略有上升，但值得关注的是，国外订单指数下降12.8点，盈利指数下降0.7点。
SMEDI数据变化说明，中小企业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企业对扩大生产与创新投入信心不足，企业经营状况趋于恶化，其中工业行业中小企业更是如此，其发展持续放缓。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
下面借助一些典型调查，对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特征进行分析。这里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也有一些是区域性的调查。
（一）全国范围调查
1.全国工商联。2012年1月，全国工商联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2011—2012）》。报告指出：民营企业面临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招工难的“两高两难”局面。在融资难方面，我国银行贷款的主要发放对象是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而微型企业几乎看不到踪迹。
2.中国社科院。2011年10月，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了《2011年中小企业发展全景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由于企业融资需求加大，中小企业融资难、银企之间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调查反映出来最突出的资源因素有3个：一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二是银行组织体系产品供给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对不上；三是中小企业自身方面因素。
3.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11月，工信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中小企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所调查企业中认为融资有困难且很大的企业占到43.85%，认为融资困难不大的占40.72%，认为没有融资困难的仅为7.03%；在融资渠道方面，东部和西部更依赖自由资金，而非贷款或政府支持所得到的资金。
（二）区域性调查
1.沿海三地区。2012年2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阿里巴巴集团了《2011年沿海三地区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简称为北大调查）。报告揭示：三地区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窄，受调查小微企业中，在2011年从未发生过借贷的比例，珠三角地区竟然达到53%，环渤海为32%，更有甚者，此地区有接近22%的小微企业依靠临时赊账应对资金不足。在民间融资最为活跃的浙江省，该比例为23%。在实现融资的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的主要借款渠道仍是亲戚朋友。浙江省通过亲戚朋友借款比例是50%，珠三角是34%，环渤海地区是31%。
2.上海。2011年11月，理财周刊和融道网《2011年上海市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趋势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超过6成的中小企业存在着资金短缺的状况。银行是中小企业贷款的首选，但有超过4成中小企业从未从银行获得到过贷款。关于银行信贷，超过7成的企业认为银行的信贷准入条件比较高，8成企业认为银行的信贷产品不能满足需求。
3.合肥市。2011年12月，合肥市统计局对192户规模以上中小型工业企业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企业表示资金紧张。192户企业中有97户企业目前资金紧张，占比达50.5%；资金占用上升的企业多。产品库存上升的企业为63户，占调查企业的32.8%.应收账款上升的企业有100户，占调查户的52.1%；融资渠道方面，有78.6%和77.6%的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民间借贷和内部集资也占一定比例，分别达到19.3%和8.9%。
三、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特征分析
以上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还存在比较大的困难，资金需求满足度依然较低。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具有如下特征：
（一）通过银行获取资金的比例低
银行体系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主渠道。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配置偏好直接决定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基本条件。从以上调查可知，中小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自筹资金，方式包括内部积累、民间（亲友）借贷等，要从银行获得资金比较困难。从现有银行贷款来看，其形式主要以土地、厂房抵押和担保贷款为主。
北大调查揭示，浙江小企业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融资的份额达50%，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仅占21%。通过银行及信用社融资的，65.47%的方式是抵押类贷款。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的《2011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调研报告》指出，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以内源融资为主，所占比重达60%。获取的银行贷款中，通过土地、厂房抵押方式获得贷款，占比高达75.2%；通过股东私有财产抵押、设备抵押、信用贷款等，占比处在20%—30%。
（二）企业融资成本高
成本一般包括：贷款利息、登记评估费用、担保费用、公证费、保证金等。随着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实施，资金价格上升。以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例，基准利率从2008年年末的5.31%上升为如今的6.56%，增长幅度为23.54%。考虑到在实际操作的利率上浮，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大。理财周刊调查显示，超过6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是上幅的，其中有20.12%的企业表示获得的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调了20—50%。合肥市统计局的调查指出，企业贷款成本平均上涨30%左右，小微企业利率上浮30%以上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40.2%；上浮50%以上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32.8%。
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无门情况下，许多中小企业为保持正常生产经营不得不高息拆借民间资金，更加剧了企业的高融资成本。北大调查揭示，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多为每月2至3分，较高的则达4至5分。中信建投证券《金钱永不眠一京津浙蒙民间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4月份，北京各类民间金融机构1月期贷款利率如表1：
中信建投证券《降速到降温一民间金融第四次调研报告》揭示，浙江温州某担保公司不同业务类型贷款利率如表2：
（三）民间借贷活跃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催生了民间借贷和地下金融市场的“繁荣”。中信证券研究报告估计，2011年，我国民间借贷规模继续扩张，市场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中信建投证券《降速到降温一民间金融第四次调研报告》指出：在2011年3月末到10月初，各类被调研的民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通常都在50%以上，高者可达350%。广东省中小企业局报告指出，广东省民间借贷较为活跃，以佛山市调查数据显示，43%的企业曾经有过民间借贷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合肥市统计局等调查都显示民间借贷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普遍存在。民间借贷市场参与者众多，非银行类融资机构（典当、小贷公司）、民间组织（地下钱庄）、企业和普通家庭都有涉及。
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特征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融资呈现出以上特征，除了受企业自身缺陷、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缺陷制约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满足。
（一）从银行获得资金难的原因
1.促使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内源制度体系缺失。在我国对银行存在严格的信贷监管，在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约束下，一个银行总的信贷额度有限。当前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还比较低，在以安全性为首要原则的前提下，银行信贷产品、业务流程、审贷标准、信用评价与风控主要还是面向低风险的大企业、大项目而设计，它们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2.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目前，银行是我国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根据人民银行数据，2011年银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达58.3%。而在银行体系中又由少数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依据人民银行数据得出，截至2011年，我国四家大型银行（工、农、中、建）总资产、净利润、存贷款情况如表3：
从以上数据可知，我国银行业集中度还比较高，几大国有银行拥有大部分金融资源。根据SCP理论，在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厂商往往会进行垄断定价，并控制供应量，最终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来说，银行的垄断性更为明显，银行掌握着信贷配给和借贷利率的话语权。同时，银行依靠特殊的制度垄断吸纳海量存款与发放贷款，并获得高额的存贷息差收入，因而作为纯粹的市场垄断者，也缺乏开拓市场与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
（二）融资成本高的原因
1.体制因素导致中小企业融资交易费用高。在我国，银行是资金最主要的供给者。按照银行信贷模式，中小企业申请贷款，要经过提出申请、开展调查、有关资料上报，到初审、复审、最后审批等诸多程序，其间需要支行、分行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针对不动产与动产抵押、有关权利质押的贷款，相关物权的抵押登记分散在十几个部门中进行。其中，动产抵押登记部门最为混乱。体制因素导致的“办事效率低”，人为地提高了中小融资的交易费用。
2.高额的担保费。在我国，担保行业是一个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紧密联系的行业。担保公司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对担保公司和行业缺乏规范管理，特别是没有明确具体收费标准。从2011年以来，由于信贷紧缩，担保公司担保费用普遍上涨，涨幅达到40%—50%。与此同时，在实际操作中担保公司往往要求贷款客户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更有部分担保公司不以融资担保为主业，而是以自有资金从事高利贷业务。这些都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与成本。
（三）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中，民间借贷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究其原因，不仅由于金融抑制导致正规资金供给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民间借贷内生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中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共生性，一些资金的拥有者本身就是中小企业业主。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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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冈农行县域法人贷款客户流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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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小额贷款操作流程与运营模式的实践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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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银行业务法律风险及防范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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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行电子银行渠道建设思考
农行团风支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基本做法
建始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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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态势下的县域经济与农业银行经营策略——以湖南省怀化市轄县域为例
提升恩施农行价值创造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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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时代金融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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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金融服务工作试点启示
县域农行和农户小额贷款业务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对农行张家界分行县域业务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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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县域农行服务“三农”及风险防范
试论农行业务发展中的理性营销问题
增“动力”添“活力”挖“潜力”农行遵义分行保险业务发展迅速
做强保险业务提升价值创造力
对后危机时代农行信贷经营思考
好的班子要有“五气”
把握本质内涵着力客户建设
深化服务“三农”“3510”发展规划的调研报告
关于县域农行资产“空心化”现象成因与对策的研究报告
当前中间业务发展态势与建议——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中间业务发展调研报告
现行考评体系传导执行特点、问题及对策——农行湖北分行绩效考评调研报告
零售业务实现跨越式大发展思考
如何运用金融工具规避贸易性汇率风险
在完善与创新中发展——对农行武穴、罗田支行惠农卡及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调查
县域农行服务“三农”及风险防范思考——农行英山支行服务“三农”及风险防范调查
在服务“三农”中创造价值
对小额贷款发展与风险管理的思考
贫困山区农行资产营销调查与思考——以农业银行浠水县支行为例
如何迈出职业生涯第一步——给新入行大学生的一席话
与农有缘
当前资产业务发展的几点思考
对股权质押贷款的几点思考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5）
几年来，金融市场管理局将原来3家机构的权力和职能集于一身，全面监管金融市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监管效率，避免职能交错造成的管理体系混乱。金融市场管理局因此具有监管和处罚的双重职能，大大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权力机构，金融市场管理局的职能均由国家的法律法规确定，这使其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执法优势。金融市场管理局具有广泛的公共权力，如监督调查、单独裁决、制定条例、禁令以及实施处罚等。
独立的法人资格还使金融市场管理局具有诸多优势。如作为独立法人可拥有财务自，从而增强了机构运转的灵活性。该机构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可以独自参与司法诉讼。此外，作为独立于政府部门管辖之外的机构，金融市场管理局还可确保其监管体系的公正性，也增强了其金融裁央的可信度。
金融市场管理局主要负责监管金融交易和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等。针对上市公司的入市、融资和收购等金独交易行为，金融市场管理局通过制定条例进行监管，同时确保股票收购正常进行。该机构还负责核实上市公司是否按时。完整、真实地向所有股东业绩公告。
此外，金融市场管理局授权设立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投资项目，同时对每种投资产品售卖前的收益预期公告进行核实。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产品，金融市场管理局还会督促相关机构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产品特性和收益情况。
金融市场管理局还负责确定金融企业和清算机构的组织原则，确认清算赔偿机构的经营规则及相关交易条件；负责制定金融机构及专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从业规范。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6）
调查显示：
——家庭储蓄。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
——住房资产。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世界平均的60%。其中，城市家庭为85.39%。城市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占19.07%。城市家庭第1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4.10万，成本价格平均19.10万，市价—成本比为4.4；城市家庭第2套住房价值平均为95.67万，成本价格平均为39.33万，市价—成本比为2.43。因此，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住房贷款。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28.39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12.22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32%。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多。
——股票投资。调查中，盈利的家庭占22.27%；盈亏平衡的家庭占21.82%；亏损的家庭比例达56.01%。高达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的比例呈增加的态势。
——衍生品及债券市场。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为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1.10%。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家庭资产。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为6.37万元，占总资产8.76%，非金融资产为66.40万元，占91.24%。
——家庭负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中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城市家庭为4.08%，农村家庭为9.81%，农村家庭负债较重。
——家庭财富。中国家庭财富净值平均为115.54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37.52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2.20万元。
——养老保障。中国居民中44.2%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仅有54.8%的人有养老保障。退休后养老金收入：总体月平均753.95 元；城市月平均1557.67 元；农村月平均188.67 元。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7）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近期世界银行所作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我国在投资环境的许多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在某些方面仍落后于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邻国，投资环境有很大改善空间。
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优于印度，但落后于泰国。印度的铺砌道路占56%，我国为88%，泰国为97%；印度每1000人有3部私人电脑，我国每1000人有12部，而泰国为23部；从每1000人拥有的电话数量看，印度为131部，我国为294部，泰国则为371部。
第二，在对174个国家的调查中，我国的政治稳定性高，在政府效率方面表现中等，政府管制造成的成本低于印度和巴基斯坦。
第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高于印度。
第四，总体来看，我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源和技能水平基本相当。但我国的研究和开发力度要低于一些东亚邻国。如在泰国，销售额的5.6%要用于研发，而我国只有2%。
第五，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十分明显。
第六，我国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低，绝大部分贷款都贷给国有企业，并且经常得不到偿还，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
二、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比较
世界银行报告将投资环境的要素指标描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domesticentryandexitbarriers)、生产技能和技术禀赋(skillsandtechnologyendowment)、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labormarketflexibility)、参与全球化程度(internationalintegration)、私人部门参与程度(privatesectorparticipation)、非正式支出(informalpayment)、税收负担(taxburdens)、法院工作效率(countefficiency)、金融环境(finance)等10个方面。以这10项指标衡量并综合静态数据和动态潜力，世界银行得出我国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排名（详见附表）。我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要快于中西部，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东部的投资环境优于中西部，吸收外资的规模占绝对优势。2003年1-10月份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82亿美元，占全国的88%；中部实际使用外资40亿美元，占全国的9%；西部只有13.5亿美元，占全国的3%。世行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各地港口便利、劳动力技能等自然禀赋不同，西部的投资环境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尤其表现在金融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多、税收负担较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等方面。中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但其金融运行效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私营企业的市场参与程度低于中西部，除温州为A+级外，其余11个城市均为B级或以下，其中广州、上海、北京、天津为C级。
（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投资环境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长江三角洲拥有我国最大的港口群和城市群，其基础设施较完备，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少，生产技能和技术水平较高，企业的非正式支出少。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与全球接轨最快的地区，其经济国际化和外向程度较高，外资进入则刺激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转让，帮助国内市场融入国际市场。环渤海湾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外资进入量较少，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投资环境有一定的差距。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较大。世行的调查涉及长春、大连、哈尔滨和本溪等4个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这4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差别很大。长春和大连的投资环境评级介于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之间，而本溪和哈尔滨的评级则为第21和23名。本溪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生产技能和技术禀赋、税收负担和金融环境的评级均为C。
三、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若干建议
世行报告在对我国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各个城市在投资环境方面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比较优势，要抓住能给本地区带来最大效益的领域进行重点改革。总体来看，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我国国内市场发展还不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报告建议适当简化或弱化政府在商业领域各个层面的职能和作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降低地方税赋差异，增加产品的市场流动性，协调区域发展；建立灵活的雇佣机制，并将各类企业都纳入到养老基金、医疗保险、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促进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在地区之间的高效流动。
第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技术和资金，而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效益在上海和广州等地区已充分显现。应借鉴广州和上海的经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鼓励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我国，尤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以提高国内企业销售和投资的效率；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提高法院效率，公平解决相关贸易纠纷；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深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8）
一、现金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反洗钱工作的影响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9）
一、现金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反洗钱工作的影响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现金管理网络化和现代化。本着方便、及时、简捷、易行的原则，尽快开发全面涵盖大额现金存取、异常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非基本存款账户提现、现金管理现场检查等业务的实时监测系统，逐步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反洗钱信息系统对接，共享信息资源。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对可疑现金交易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客户背景、业务种类、交易对象、资金流向等、锁定异常目标，并主动报告，加快可疑信息的报送效率;人民银行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全面了解大额现金存取变化情况，加大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分析力度，及时发现可疑交易行为。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10）
一、现金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反洗钱工作的影响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
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现金管理网络化和现代化。本着方便、及时、简捷、易行的原则,尽快开发全面涵盖大额现金存取、异常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非基本存款账户提现、现金管理现场检查等业务的实时监测系统,逐步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反洗钱信息系统对接,共享信息资源。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对可疑现金交易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客户背景、业务种类、交易对象、资金流向等、锁定异常目标,并主动报告,加快可疑信息的报送效率;人民银行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全面了解大额现金存取变化情况,加大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分析力度,及时发现可疑交易行为。金融市场调查报告篇（11）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信证券、中国证监会以及《财经》杂志相关涉案人员的调查均由大陆公安部门负责，但2015年9月16日张育军被查，则是由中纪委直接介入。有评论称，继完成对政治、军事和石油等领域的强力整肃后，中共已狠下决心，要啃金融这个硬骨头。
2015年10月底，中纪委巡视组正式进驻“一行三会”，开始打击股市“投机势力”。11月10日，亲自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在47字对股市的表述当中，强调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市场监管”。
金融业是公认的国家经济命脉，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在其他行业反腐，而不涉及金融领域的反腐行为，肯定是不彻底的。”有熟悉内地政商逻辑的人士称，如中共真有决心涉入深水，中国新一轮政经更迭的好戏才刚刚开幕。
调查行动屡升级
自中共把反腐当作国内优先事项，三年来反腐行动从一个领域开展到另一个领域。但201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证监系统高官的频频落马还是令人惊愕不已。 中国证监会总部入口处一景。
11月13日，中纪委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现年53岁的姚刚，是中国股市建立以来证监会被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中共十以来“一行三会”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自2002年起，姚刚一直负责该机构最为核心的发行监管部门，其在业界被称为“发审皇帝”、“保荐之父”。据陆媒报道，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饱受市场诟病，因为该部门大权在握，能够决定哪些公司可以在市场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而这极易滋生腐败行为。
在姚刚之前，证监会还有多名官员落马，其中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等。姚刚的老部下、曾主管主板和中小板的发行监管部李量，也于2015年8月落马。同年6月，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亦因配偶违规买卖股票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监管高官纷纷落马之际，不少金融机构高管也被带走调查。就在张育军被调查前一天，其分管券商中规模最大的中信证券总经理刚刚宣告落马。根据中信证券的公告，公司总经理程博明等3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
10月下旬，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深圳的家中自缢身亡。
11月初，新华社援引公安部报道称，徐翔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涉嫌犯罪。“私募一哥”徐翔被捕震动资本市场，不仅宣告其所操控的洪熙投资的传奇时代落幕，也引发各方对这一事件背后所揭露出的资本市场“黑幕”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姚刚被查是在中央第七巡视组专项巡视证监会之后。2015年10月底，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宣布2015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包括证监会等31家单位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其中，中央巡视组将在证监会工作2个月，巡视时间为10月31日至12月29日。
11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姚刚原下属、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副总队长习龙生近日被带走。习龙生早年曾任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处处长，负责发审委员的排期，目前尚未确定是被调查还是协助调查。此外，姚刚妻子胡蓉晖也于日前从“IPO项目大所”――中伦律师事务所离职。
而刮向金融界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11月26日晚间，中国金融界地震再起。当天18时许，大陆最大券商中信证券公告，称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两小时后，国信证券也公告，称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消息一出，投资者恐慌抛售，所有券商股都跳水下跌。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在停牌之前都已经触碰了10%的跌停降幅。在香港，海通证券停牌之前下跌了3.79%。而另一家深陷泥潭的券商国泰君安，曾为姚刚下属的总裁阎峰依然“失联”。
此前，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均被指“做空A股”。至此，始于2015年7月的中国金融“股灾”发生之时，由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指挥、证金公司牵头、国内21家券商组建的“救市国家队”，已有包括“领头羊”中信证券在内的6家券商被立案调查。而之前被中纪委带走的张育军，正是彼时的“救市队长”。
曾有大陆财经媒体援引市场人士分析称，张育军主导“救市”，多次召集券商、基金等业内高管研究策略。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享有信息优势的“救市主力”摇身变成“套利先锋”，颇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
报道称，张育军极力推动的业务创新“两融”（融资融券），余额一度高达2.7万亿元，还有1.4万亿元的配资。巨量杠杆资金推动股市暴涨，但紧随其后是暴跌。而中信和海通在11月29日的公告中，模糊解释的被查原因正是“两融”。
对此，一些证券经纪和市场分析人士拒绝置评，认为事件背后涉及敏感政治。《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则发表评论称，从“国家队”查到“监管方”，至少可以认为金融领域的反腐已经开始进入深水区。其间利益纠葛波诡云谲，更多的还是藏在水下的暗礁。
而据大陆媒体盘点，即便不算藏在水下的暗礁，截至11月底，中国金融界落马、非正常死亡的高管就有43人之多，银行业中，落马高管12人，其中副行长及以上级别就有8人，而券商领域中，落马人数高达15人。
金融反腐路线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Paul Gillis在接受本港媒体采访时表示，此一轮针对金融领域的调查，一开始是要寻找为股灾负责的人，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清理行业的行动：将操控市场的行为驱逐出去，让市场能够更加公平地运行。他认为，这与中国反腐运动的宏大背景密切相关。
事实上，整肃政商关系盘根错节的中国金融界，早在2014年3月就已初露端倪。当时中纪委机构调整，纪检监察室的数量增加至12个，其中的第四监察室即负责主导金融系统反腐工作。这也是中纪委首度设立有关金融反腐的专门机构。此外，还起用黎晓宏执掌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黎晓宏之前曾担任华夏证券董事长、中信建投证券董事长、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等职务。
自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起，针对银行业的反腐调查就已密集展开，多位行长或董事长级别的银行高管纷纷落马。
2014年3月，北京农商行副行长司伟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6月，许昌银行董事长高志民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内蒙古银行董事长杨成林涉嫌重大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9月，内蒙古农村信用社主任武文元被立案侦查、龙江银行监事长杨进先被调查；10月，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被调查、内蒙古银行董事长姚永平被立案侦查；11月，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开庭审理。
现在回过头来看，银行业的反腐其实贯穿了整个2014年。不过，人们当时尚不能预测，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最终会刮到哪里。而2015年开年，民生银行与北京银行高管的相继被调查，才令外界意识到，金融业已真正被卷入了反腐风暴眼。
2015年1月底，毛晓峰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中国银监会下发通知，免去其民生银行党委书记职务的消息连夜向外扩散。仅隔几日，北京银行又在2月3日公告，该行股东董事、京能集团原董事长陆海军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这之后，金融系统的反腐步伐更快、出手更高，尤其是在2015年6月以后。因此，有评论认为，针对金融的反腐力度逐渐加大，与几个月前中国股市的大幅震荡有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甚至喊出了“股市的肮脏是股灾根源，中国股市需要一场反腐风暴”的口号。
不过，外界更多人认为，金融反腐是发起的中国反腐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股市暴跌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针对金融业进行整肃是中共高层的既有布局。因为据2014年底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传递出的信息，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在2015年重点完成对金融企业的巡视全覆盖。而在此前的一些相关会议上，屡次强调，作为中央直接委派的巡视组，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当好“钦差大臣”。“无论是谁，都在巡视监督的范围之内”。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近期还加大了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督力度。报道援引一位知情官员的话说，自2015年初，中央政策研究室就开始向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发出指示。这个研究室由的首席政治顾问王沪宁领导。此前，这三个机构一般只对国务院负责。
这位官员表示，此举旨在改善上述三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因它们监管的行业彼此日益交织。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这些机构规模增加，且愈加复杂。中国多家银行都将触角延伸至券商和保险领域，而保险公司则将业务日益扩展至贷款方面。
“将重点反腐目标锁定在金融领域，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安稳直接关系着本届政府能否顺利开启新一轮改革和推动其他新政措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是，发展尚不成熟且滥权贪腐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就集中在银行、保险、券商、基金等主要金融分支机构。国际投行与评级机构，也不断着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警报。如此情势下，金融反腐显得格外重要。
2012年，当选为中纪委书记后，舆论就表现出对其在金融领域反腐行动方面的关注。 201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北京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
作为一位金融系统出身的中纪委书记，早年曾出任央行副行长、建行行长等职务，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又主管金融和商贸工作，成功处理过金融风暴下的广信、粤海事件，外界认定熟悉内情的他将可能成为金融腐败的“克星”。
两年多之后，当年的预言果然成真。
深挖政商关系
在2015年初毛晓峰落马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已经令全球金融机构感到不寒而栗，但也仅仅只是个开头。上海财经大学马国贤教授就预测，“毛晓峰是令计划落马之后第一个被调查的金融界高管，不过我认为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至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落马，外界的震惊更无以复加。
而不论姚刚还是毛晓峰，都被证实与已被调查的中共高官令计划有交集。在一些业界观察人士看来，这亦是此轮金融反腐带有的“深挖政商关系”色彩。“调查金融机构高管自身腐败问题的同时，排查其背后的政商关系，金融反腐与政界反腐相辅相成，堪称本轮金融反腐的一大特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说。
梳理公开资料，在2014年被调查的地方银行高管中，有半数以上为厅级官员，其中多人有在当地党政系统任职经历。其中，2014年9月被以涉嫌立案侦查的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原主任、党委副书记（正厅级）武文元，就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
毛晓峰更不用说。在弃政从商之前，他曾是团中央系统的政治新星，早年间拥有风生水起的仕途生涯。2008年4月担任民生银行副行长，同时兼任董事会秘书，是当时民生领导层最年轻的人物。在转型尚未完成的中国，这样的履历和身份，显然能够让他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晓峰选择与权力结盟，使得他在仕途飞黄腾达的同时，终究难逃政治轮回的宿命。民生事件后，一位民生银行高层曾向媒体证实，多年来，民生银行内暗藏着一个吃空饷的“太太团”。其中包括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令计划的夫人谷丽萍、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的夫人于丽芳，以及其他只领工资不上班的省部级官员家属子弟，不下十人。“毛晓峰被调查，并非完全因‘个人原因’。”
至于姚刚被调查的原因，据《财经》杂志报道，可能与其在职期间为拟上市企业IPO提供便利有关。此外，2014年年底，姚刚及其家属被传曾牵涉到北大方正高管腐败案以及令计划案件。根据政泉控股的说法，北大方正CEO李友曾借钱给姚刚的儿子姚亮，用于购买方正证券3000万股股票，后获得巨额收益。
以商牵政，或以政牵商。多位业内人士均对此表达了相同看法，中国自古以来官商难离，紧密且深厚的政商关系，至今广泛渗透于政商两界，“水很深”。金融腐败也一向被视为“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专业领域。在新股上市前进驻，暴力拉升股价，在添加多重杠杆后抽身而退，来钱速度极快又体量极大。
从本轮高层的反腐安排与布局上看，这一迹象或许更加明显。有评论人士认为，遍察中国的金融行业，在集团层面、在高管层面，从已知的案例来看，互相之间无不有着千丝万缕微妙的勾连，如何杜绝“藕断丝连”，除了拔除一根根腐败的坏树，还要有反省和审视的智慧与勇气。
而对于金融反腐的操盘者而言，要求自然更高：既不能因反腐导致金融地震，又要全面推进整肃。一些熟悉大陆政经逻辑的人士猜测，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反腐首当其冲的并不是金融领域的原因。经济有规律，政治也一样，这个道理肯定知道。腐败要反，但不能操之过急，最好不要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也不要影响社会稳定。那就一步一步来，先稳住军队，稳住经济，再大刀阔斧。不过2015年夏天的股灾，还是令金融系统的反腐决战提前到来。
有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作为中共反腐布局的具体执行者，上任伊始，针对目前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就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王认为，纪检干部知识结构一定要全面，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查案情况。他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

专栏/加码布局核心商业资产 中洪熙控股落地多个成功案例2023年07月04日 08:09--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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