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861年，清政府在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对中外关系的两个方面开始有所区分。政治方面称为外交——尽管内部多称“夷务”，而工业化和对外经济则由一个新词，即“洋务”来表述。
正是在洋务方面，一些主管官员与外国政府和客商产生了某种共生关系。
不平等条约本身不能保证来华客商的业务定能成功，“炮舰政策”可以保护在华利益，不能保证赚钱。
由于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官督商办”，所以，外国客商或政府代表在中国商业上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获取政府批文，如获得开矿、修铁路的许可，以及获得租界的能力。
正因为这样，与洋务官员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中国的商务规则与国际惯例还相去甚远，官员素质和品行亦很低下，所以腐败盛行，贪污、贿赂、敲诈的手法五花八门。
大批的外国冒险家也因此被吸引到中国来。
首先是一批中国官方雇用的淘金者，也就是那些在中国海关为赫德爵士工作的外籍雇员。赫德1835年生于北爱尔兰的波塔当城，1854年来华在英国公使馆工作，后加入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在任数十年。
赫德颇有语言天才，而且是理财的一把好手。他对人谦恭，不像很多洋人那样傲慢无礼。他身材瘦小，体格上也不给中国人一种压迫感。恭亲王奕訢在60年代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就立刻对他产好感，一向很注重礼节的奕訢甚至还触摸他的西服并请他展示西服的设计功能。从那之后，赫德便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朝廷甚至将很多理财大事都交付他，而无论是有关赔款、借贷、购买军火，还是建电报局、修铁路，只要朝廷有要求，赫德对工作也总是非常敬业。
赫德十分注重在保持其对英帝国和对中国政府的忠诚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他的影响力不断增大，1885年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公使，赫德为了保持其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拒绝了这一任命。
海关总税务司是中国政府雇员，但他的实际收入按业绩提成。
赫德每天平均工作18个小时，是出名的工作狂，但他也因此得到巨额回报。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英国也是难以想象的，他拥有的“赫德爵士洋乐队”是在华使团社交活动上的重头戏，1895年，赫德已经60岁。在中国的时日太久，未免身心都疲惫不堪。他的个人行为也越来越古怪，他在多年前就将其妻子打发回英国，而他与中国的情妇养了·群混血儿。他工作忙碌，每周还要开三次社交宴会，但他却越来越感到孤独与忧郁。
在赫德的在华日记里，每年有三个日子都有类似的悲凉记载：
生日那天，他感到年老体乏，觉得是否应该告老还乡；情人节那天如收到一张贺卡，就欣喜若狂；而每年圣诞节那天，他都重复一句话：“今天是圣诞节！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在日记中还自称是“无家、无友和老朽”。
伦敦外交部此时对赫德的表现深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开始怀疑。赫德从不讳言反对列强在华的争夺方式，当然，就个人利益来说，中国之瓦解也就意味着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
面对瓜分浪潮的高涨，他只好藏而不露，甚至不愿再为英国政府出谋划策。甲午战争以后，新到北京的外交官都觉得赫德与他在国外的名声大不相符。
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既固执，又脆弱的老糊涂。赫德给英国政府分析中国局势时也是显得吞吞吐吐，有意混淆事实。
他有时也高谈阔论，但有点像高深的哲学说教，晦涩难懂，外交部对他十分不满。他的日记也变得让英语国家的人都难以阅读，他的日记中经常夹杂着随意用英文字母拼写的中文内容，并大量使用奇怪的比喻，令他的手迹连历史学家都要不断琢磨才能看明白。
长期以来，赫德的梦想是将中国建成亚洲经济大国，他劝告列强要自我克制，并对英国的政策十分不满。由于这种态度，直到1911年去世时，赫德都未能获颁他长期渴望中的勋爵封号，而以爵士地位恹恹而终。
赫德在海关用了不少私人，但还是能控制腐败，将海关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在1899年出版的《全球游记》中，他对赫德有如下评价：
“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海关雇员以英人和爱尔兰人为主，但也有其他国家的雇员能够进入中国的权力高层。其中重要的一位是德国人，天津海关监督，古斯塔夫·德璀林。德璀林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外籍顾问，在洋务和外交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同赫德一样，德璀林也面临一个双重效忠的问题，但他在关键时刻是绝对站在德国利益一边的。
在1897年的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中，德璀林是主谋之一。
总之，地方各海关的外籍官员都积极参与总督和巡抚的洋务和外交活动，然而无人能比赫德在中国更有影响力。
除了理财之外，海关外籍人士还是中外沟通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的渠道。
中国驻外使团一般效率极差，出使并不是一个美差，很多士大夫官僚宁愿呆在国内也不愿放洋。在外国首都，中国外交官太过拘谨，不懂社交，异常孤独。中国外交官太重礼仪，只爱在正式场合活动，不习惯秘密外交。清廷对驻外使节发回的信息常常不满，每每通过海关外籍人士加以补充，或请他们直接传话。一般情况下，海关要奉清廷之命方可对外联系，但赫德则有直接上书的权力。在写奏折的同时，他也不忘给英国政府提交报告。总之，海关外籍雇员待遇丰厚，是中外双方都有需求的“双面间谍”。
第二种来华的冒险家是对中国不甚了解的生意人，其中很多人在本国有政治和经济的背景。
他们中有的是银行代表，有的是企业商贸代理，有的是非正式的政府代表。这当中就有俄国的银行家吴克托亲王，德国大军火商克虏伯公司的代理，以及意大利军火工业巨头安莎多公司的代表。他们的背景各异，人等各色，应有尽有。
甲午战后，银行家在中国最为活跃。中国政府财力日拙，《马关条约》的赔款数字极大，所以外国银行认定是借贷的好机会。
奇怪的是，当时列强政府对中方提出的任何种类的货款建议都愿意考虑，而且互相之间竞争激烈。无论是购买武器、开矿，还是修铁路，外国银行代表都要积极争取机会。
西方业化的结果之一是“剩余资本”大大增加，在本国投资的收益率必然下降。中国地大物博，外资尚未大量涌入，风险低，利润高。
外国银行对中国提供贷款的真实原因并非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还贷能力，恰恰相反，中国缺乏还贷能力就意味着必须用矿山开采权、铁路修建权和租借地作抵押。也就是说，通过借贷，中国的领土和资源成为借贷国的抵押物。长此下去，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必然受到威胁。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对中国的前景看得很清楚。1898年瓜分中国的势头兴起，英国朝野震动。首相索尔兹伯里告诫国人不要过分紧张，张伯伦反唇相讥，指出列强在华的争夺必定会导致帝国的解体。
他多次指出，如果允许部分中国领土作为贷款抵押，就会引起争夺土地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瓦解指日可待。
各国的政治家都对争取贷款机会极为重视，甲午战后，这方面的竞争趋于白热化。
1896年到1898年间，中国开始考虑修建铁路，因为甲午战败的惨痛教圳之一是缺乏现代的运兵交通工具。清廷先考虑修建京汉铁路，请法国资本家出面。
但在一开始，法国银行界就有疑虑，因为中国要求官督商办，政府不直接担保，且利率不高，为5.3%。
当时，法国是世界上的大债主，巴黎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但法资的注意力在欧洲和俄罗斯。法、俄于1894年签定了同盟协议，所以在俄投资更为保险。
同时，法国在华并没有多少制造业投资，所以法国银行预期的在华业务也不会很多。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看准了这个机会，劝说法资加入。随后以俄、法名义建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其资本主要来自法资和比利时国王本人，比利时国王有意参加京汉铁路的修建。
道胜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在华修建铁路。对法、比、俄以这种方式进行修筑铁路权的竞争，其他国家都大为紧张。
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弗朗西斯·伯蒂向首相报告说：
“比利时出资参加的京汉铁路公司不过是为法国夺取京汉铁路权作掩护，我们认为此举是敌对行为。”
英国政府甚至命令驻华海军司令西摩在长江口进行炮舰示威，逼迫中国政府放弃批准京汉铁路计划。最后，中国政府只得向窦纳乐公使正式道款，并将其他铁路的修建权让给英国考虑。
英国政府在华一贯积极支持英资汇丰银行的竞争活动。同时，中国政府为了“以夷制夷”，故意请美国人修建粤汉铁路。
法国这时候也开始恐慌，但美国当时还是债务国，资本不足。于是，比利时国王再度出资加入美国为此筹建的“美中发展公司”。至此，法国方得以心安。
德国当时对华主要是越洋军火贸易，既无租界，又无其他业务。
但德国政府也不甘人后，于1890年建立了“德亚银行”。俾斯麦首相曾训令其驻华和驻日公使要积极扶持这个在上海的德资银行。显而易见，道胜银行、汇丰银行或德亚银行的业务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商业银行的范围。
它们的活动与各列强政府直接支持的对华贷款政策紧密相关，因而也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
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行动之后，各国都知道中国政府此次必在国际上举债以付给日本赔偿费。
事实上，光是支付日本还辽一项就得3000万两银子。
此时，巴黎金融市场利率最低，中国政府提出了贷款要求。“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主谋俄国当时想建南满中东铁路，以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海参崴的距离。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抓住机会，迅速开展外交行动，让法国以4%的低利率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分36年还清。由于沙俄政府亲自为这一贷款担保，所以非常顺利。德、美、英政府均大为光火，赫德也加入反对法国贷款的行列，批评它为“政治贷款”。
在此基础上，俄国于1896年成功地说服李鸿章签订了所谓的《中俄密约》，以俄方保证15年内在军事上支持中国对付日本的再次侵略为条件，迫李拱手让出满洲铁路的修建权。
《中俄密约》只是减轻了中国对日本的恐惧，但实际好处在俄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密约也标志着俄、法在华亲密合作的终止。俄国并没有将此密约告诉盟友法国，而由李鸿章密告法国公使施阿兰。
正如施阿兰在向巴黎的报告中指出的：
“俄人外交手段灵活多变，他们已意识到将军们在华已远远不如工程师和银行家更为重要。”
法国人对俄国人的不诚实异常恼火，因为《中俄密约》的基础是法国和比利时出资的贷款，而俄国却用来获取外交和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但出资者法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在贷款之争的同时，大批投资者也进入中国。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找矿山、港口的租借权，以期成立控股公司。
一时间，数百善于花言巧语的银行或企业代表来华淘金，热闹非凡。不少人来华时自称有过硬的背景或绝对可行的计划，由于在华的商贸机会取决于这些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如何，所以他们当中不乏吹牛谎骗之徒。
西欧、北美的商界和银行界往往不明虚实，上当受骗，不少招摇撞骗的承包商和代理人屡屡得手。
意大利人安杰罗·罗莎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罗莎第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路易基·罗莎第的侄儿，他与好友卡洛·鲁迪尼合伙，想来华寻找机会。卡洛的父亲是意大利首相。罗莎第品行恶劣，与他叔叔威望不可同日而语。他于1895年来华后，首先结识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基督教徒马建忠。
马建忠介绍他与李认识后，李对罗莎第的背景很重视。罗莎第为了进一步抬高他在中国的地位，请卡洛·鲁迪尼帮忙争取到一枚国王颁授的“圣·莫里齐奥大勋章”，此勋章获得者在国外与意大利公使的礼仪地位平起平坐。
1898年，李鸿章接受了罗莎第的请求，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矿产公司。李因此致电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询问罗莎第此人是否可靠，罗丰禄说没有问题，因为罗莎第是伦敦金融市场的关键人物考斯登的朋友，李鸿章遂下决心促成此事。
罗莎第想组建的是英国和意大利合资的公司，定名为“福公司”。
但他对中国的国情，甚至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他一开始就盯上了山东，而意大利驻华临时代办萨凡戈告诉他德国人早就觊觎山东，并劝他考虑山西。罗并不知山西在何处，有何物产，萨瓦戈就借给他一本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名著《中国地质》。
看完书后，罗开始对山西情有独钟。巧合的是，山西的确有大量的矿产资源，而且巡抚是李鸿章的门人。因为有了李鸿章的支持，罗立即开展活动，上下打点以保证所有有关的重要人物都有好处。
他还远赴伦敦与英国政府和银行界洽谈，并在伦敦注册了“福公司”。英国政府对“福公司”也有兴趣，因为此事由意大利人出面比英国人牵头更好，可以避免与俄国、法国甚至德国的直接冲突。罗莎第以4万英镑为资本，开始大量发行“福公司”股票。
在北京，罗莎第的诡秘行为引起各国公使的极大关注，但却是罗莎第本人的为人处事作风使得外交官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他衣着华丽，生活奢侈，在使团社交场合，总见他衣冠楚楚，突出地炫耀他的“圣·莫里齐奥大勋章”。他还在上衣口袋别着一把耀眼的纯金小刀，抽着哈瓦那雪茄在那里自我吹嘘。
外交圈中无人喜欢他，甚至连意大利的萨瓦戈侯爵都觉得他不可容忍，称他为“犹太胖子”，因为他是犹太血统，而且特别喜欢招摇。英国公使窦纳乐本已奉命帮助罗莎第促成“福公司”之举，但罗沙第在某次英使馆宴会上调戏使馆的英人女招待，窦纳乐公使大怒，宣布罗沙第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萨瓦戈为他说情也不顶事。
不久，由于李鸿章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能帮助罗莎第获得此项目的总理衙门批文。为了使资金到位，罗莎第索性以山西巡抚批文冒充总理衙门批文蒙骗英国政府和金融界。
伦敦金融界对此不合惯例的做法有所怀疑，便坚持要有窦纳乐公使的联署。此时，窦纳乐公使坚称决不与这种唯利是图的冒险家打交道。罗莎第无奈，只好天天缠着萨瓦戈想办法。萨瓦戈则称尚未获罗马外交部的指令，不能干预这类私人商务。罗莎第大怒，天天到意大利使馆吵闹，萨瓦戈问忆录中载有罗莎第“不让我有片刻的安静“的话语。绝望之下，罗莎第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中国。
罗莎第离开中国之后，萨瓦戈接到了罗马外交部的指示，要求支持“福公司”这一项门。尽管萨瓦戈很不情愿，但还是利用其外交职务之便开始着手此事。
他首先说服窦纳乐公使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到总理衙门盖章。在被中国方面多次拒绝之后，萨瓦戈就索性坐在总署里喝酒，聊天，直到掌灯时刻也不愿离开，居然最后得以成功。
有意思的是，等萨瓦戈拿到总理衙的批文时，“福公司”已成为英资的独资企业。萨瓦戈曾精心设计过一枚“福公司”的商标，商标上将意大利的三色旗与英国的米字旗巧妙地结介起来，至此也派不上用处了。
多年后萨瓦戈还回忆道，他当时不得不违心地支持罗莎第的活动，因为这是“意大利人在中国的惟一重大利益”。当时在华发生的类似丑闻是举不胜举的。
有些小的生意人倒很成功。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惟一的西式旅馆叫“北京饭店”，老板是瑞士人奥古斯特·沙莫。沙莫1867年生于洛桑附近的潘达兹小城，17岁来华帮其姐夫管理“北京饭店”。沙莫从服务生做起，一直做到总经理，并与来自旧金山的美国姑娘、性情果敢的伊丽莎白·麦卡锡结婚，这对夫妻档将“北京饭店”办得有声有色。
他们在后来的义和团事件中以勇敢和乐于助人出名，使馆解围后，沙莫获得不少政府颁授的勋章，但这对夫妻在义和团事件中的最大收获是从八国联军士兵手中廉价收购的大批被抢劫的中国古董。
外国客商关注的重点人物除李鸿章外，还有洋务大员盛宣怀。
盛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从未进士及第，但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在当时中国政府“官督商办”办理洋务的原则下，朝廷特别需要像盛宣怀这样既为国效忠又懂洋务的人才，而一般进士及第的士大大反而对洋务不屑一顾。
盛长期是李鸿章的左右手，在李的庇护下，升迁很快，此时已是督办铁路、电报事务大臣。李、盛是中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策划者，在洋务上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两人也借督办洋务聚敛了巨额财富，因此在外交上总是坚持避免中外冲突，常常落个汉奸败类的罪名。梁启超对李鸿章是非常敬佩的，但他也批评过李鸿章由于过分喜爱“洋务”而有时忘了“国务”。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