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概7000字，读完共需9分钟　　编者按：5月15日晚，对话人大名教授系列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开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受邀出席并主讲。本场讲座围绕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展开，为厘清既往数十年间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几大进程的历史脉胳与相互关联提供了深刻、独到的剖析。讲座由人大重阳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陈晨晨主持。人大重阳院委、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代表人大重阳致欢迎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周戎出席本场讲座并发表点评。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经雷达教授本人审阅，@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独家发布，以飨读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回头看这场危机，我们能否从书本上和大家习惯性认为正确的观点上，找到可以进一步思考的东西？我想讲一讲现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自由主义。　　我主要讲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也给大家介绍相关文献；二是如何认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三是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四是当今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何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纯经济学意义上就是新古典主义；反过来，新古典主义加上对于西方自由市场的评价、价值判断，就是新自由主义。　　在纯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对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再度“革命”。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将经济当事人对经济的反应，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中。此后，西方经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比如贝克尔、斯蒂格勒、萨金特等，沿着弗里德曼的思路，将价格理论运用到信息、家庭、劳动、市场等领域，并通过引用理性预期学派，在恢复长期分析传统的概念当中，论证了市场在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当中的效率优势。另外一些学者，如卢卡斯和巴罗等人，则将一般均衡论纳入到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中去。　　以1962年弗里德曼发表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复兴，其通俗版本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盛顿的三家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所提出的10项旨在针对落后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政策建议，内容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税，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现利率市场化；5、采取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即采取20世纪70年代西方由固定汇率转化为浮动汇率的制度；6、实现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产权。　　这套方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推广。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成为共识，之所以当时向拉美和原苏东转型国家推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美国和英国分别在1978年和1980年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手段。华盛顿共识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在美国、英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　　2、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116个月的资本长周期增长，打破了传统的商业周期，出现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大的提高，部分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作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主张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通过自由市场的经济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发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因此，新自由主义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其一，这是发达国家使用的制度；其二，这个制度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得到了成功；其三，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要加入到世界经济、加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必须接纳这样一套方案。新自由主义兴起并非缘于凯恩斯主义失败　　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2018年是很多纪念的年份，马克思200周年，《共产党宣言》170周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对应的正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再度崛起的40年。在这40年历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很大的传播。长期以来，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效率高低之争。这成为40年中关于改革开放论争的焦点。但实践已经证明，这个问题无需争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打破大锅饭，提升效率。更需要关心的是，在私有效率高的过程当中，是否克服了实际的商业周期，即是否避免了危机。　　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不应仅限于对两个效率的争论上，更需要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学为什么产生，经济危机能不能被克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有国有企业，为什么习总书记说大国重器还是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这40年全球化恰好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相结合，所以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　　我认为，整个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由边缘到中心、由衰退到兴盛的过程。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不单是趋势性的东西，也与现实经济的周期性过程相关联，经济衰退时新自由主义随即衰退，而经济处于长周期时，新自由主义理论也跟着一同兴盛。　　如果只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家会得出结论，认为新自由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在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的衰退。但如果我们把1962年定义为新自由主义出现，当时美国正经历着二战后第二个长周期，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那么，如果不是美国宏观干预的失败，又是什么经济现象给了新自由主义再度兴起的土壤呢？　　1958年和1960年，伦敦出现境外美元市场，我们称作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以下简称“欧洲市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和欧洲市场的出现是相关联的，这个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何认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　　通常对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解是指以1946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以及稍晚产生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三大协定为基本法律框架所形成的、主要反映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国际性制度安排。通常我们讲三大协定、三大机构，即IMF、WTO和世界银行，会认为WTO管贸易，IMF管金融，世界银行管长期投资，认为协定签订时按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投资便利等原则划分职能。这种表述是错误的，会产生歧异，我想做出以下纠正：　　第一，这三大协定、机构就只管一件事：贸易。实际上最早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国际货币基金主要是为了稳定汇率，为了恢复国际贸易秩序，为其提供国际支付手段；而世界银行在宗旨第三条就明确提出，“鼓励国际投资，协助成员国提高生产能力，促进成员国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　　所以，我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经济秩序所下的定义，是二战后最初建立的、通过汇率手段、投资开发手段，以及关税减免手段来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制度安排。大家注意，这里面不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外汇市场，最早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服务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秩序，跟金融没有关系。　　国际贸易也不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WTO最基本的原则是互惠原则，关税相互减免。新古典主义的原理是自由贸易能够使福利最大化，作为一个理性人，只需主动下降关税，不需要看别人降不降。但很显然，WTO建立在不同国家间相互减让的基础上，强调对等。所以，WTO是政府间的谈判和博弈，关系到国际贸易上升以后国家间怎么分配。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从修复贸易活动开始，是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国际贸易是一国总需求的一部分，而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刺激需求。所以很显然，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依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所建立起来的。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案完全排除了自由主义的方案。　　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并且鼓励成员国进行资本流动管制。凯恩斯说，金融资本的管制并非针对战后过渡期，而是一种永久性的制度安排，根据协议，每个成员国有明文规定的权利管理所有资本的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排除自由主义的原因首先是1933年危机。大萧条使得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政策遭遇失败。　　其次是1947年危机。这次危机前，美国的银行资本还很强劲，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后，他们曾努力在美英之间实现两国资本流动，但很快英国出现支付困难，造成1947年的危机。　　再次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认为，1933危机是由华尔街造成的，所以罗斯福新政时起用的怀特、摩根索等人，都是反自由主义的官员。罗斯福告诉大家，“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既不是伦敦，也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财政部”。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的美国官员都来自美国财政部，而非美联储，当时的美国人倾向于排除银行家，让财政官员负责谈判。　　第四，资本流动会影响宏观政策。因为当时各国都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资本流动会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凯恩斯和怀特看来，正常的贸易、正常的资本流动也会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国汇率是不一样的，如果放开资本，只要A、B两个国家汇率有差异，资本就会流动，而资本一流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就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第五，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恢复国际贸易的秩序，所以资本的流动，在当时看来会影响到汇率稳定，汇率稳定被破坏，国际贸易就有可能出现支付困难，那么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就会被资本流动所冲垮，因此，自由主义方案被排除在外。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也带有新自由主义的因素。促进国际贸易的内在经济学前提，是贸易具有创造效应，两国之间如果有贸易，整体福利可以超越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是新古典的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实际上它还是强调平衡贸易。　　简单来说，平衡贸易就是去除货币，例如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如果我们不用美元结算，美国人一定要用美国货来换，所以双方一定是平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用美元做结算，美元只是起到交换媒介的作用，贸易双方还是平衡的。哪怕存在一点不平衡，IMF做小的调整，有盈余的国家借给赤字的国家就可以了。但后来赤字变得太大，IMF调整不过来，这就给新自由主义再度复兴创造了条件。　　罗斯福去世也使得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银行界人士进入美国外交决策进程。在当时的美国，以银行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们努力使资本开始流动起来。但刚一放开，英国就出现了支付困难，美国商品就卖不到英国去，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因此，由于1947年这场危机，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文件当中没有得到体现。　　尽管如此，国际清算银行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机构，是1931年由美、英等国私人银行和中央银行所组成的国际协调机构。它是一战过后美国尝试走向世界时，由银行家、而非政府出面建立的机构。它是自由主义的机构，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尽管二战后，私人银行并不能调控欧美经济，须由政府出面（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家不能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原因），但这个机构被留下了，直到今天，并且成为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主要机构，也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复兴。欧洲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　　与新自由主义兴起相关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欧洲市场的出现。　　欧洲市场是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主要以美元为主。从1945年到1958年，美国贸易从顺差慢慢改为逆差，美国的大量贸易伙伴开始存有美元。随着美元积累的增长，到1958年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需要有投资手段，或者说它需要有资本。随着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多，世界上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国国库中黄金的数量没有增长得那么快。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对美元的投机冲击。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考虑的只是平衡贸易，并没有考虑不平衡贸易。由于资本管制，世界上大量的美元资本无法投到美国，只能放到美国以外，于是放到了英国伦敦。　　欧洲市场的出现，标志着全球化的真正形成。因为资本开始流动，全球并购热潮出现在1958年、1960年以后，FDI投资的热潮出现在1958年、1960年之后，更重要的东亚经济奇迹出现在1958年、1960年以后。外汇通过贸易得以积累，然后被放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再经国际金融市场投放到世界各地。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全球化的标志就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银行资本（或者叫金融资本）的全球市场的出现。离岸金融市场完全是国际市场，它不受任何国家的金融控制，它和以往的借贷市场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我可以在英国存美元，借美元，但不需要兑换成英镑。这是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正是这个市场出现以后，才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起飞，往往面临双重约束，即资本约束和外汇约束。换句话说，在这个市场出现之前，一个落后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一定得走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例如前苏联不可避免地必须用现代化工业剥削农业。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资本带着技术，甚至市场，参与全球化进程，只要你有禀赋优势，你就可以发展经济、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市场出现以后，真正的全球化出现了，标志就是外围国家大量进来了，日本、韩国、中国等等许多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发展了起来。　　英美为什么对此持支持态度？英国是一个衰败的金融帝国，伦敦的金融中心在二战后衰败，英格兰银行支持的原因显而易见：当英镑业务在衰退的时候，如果伦敦能够成为美元的业务中心，就能维持他们的金融霸权地位。　　美国人支持的原因则在于：第一，美国的商业银行、私人银行要求资本流动，但一直受制于美国政府，为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就只能转投海外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登陆伦敦市场的是美国的跨国银行。第二，随着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多，世界上美元越来越多，而美国国库中黄金的数量并未如此快速增长，这时美元兑换黄金的比价已经失衡，美国人担心美债持有者到美联储来兑换黄金，倘若伦敦有一个新的升值机会，他们便会把资本投到伦敦。所以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国家，面对这个新生事物，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支持的。全球化的根源是金融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复兴的第二大事件是美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　　上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开始放松，流动加强，这对美欧经济都产生了冲击。其中最重要的冲击是欧洲的通胀压力。由于欧洲的实体经济好于美国，所以资本账户微微开放，使得热钱都涌向欧洲。由于通胀压力，除美国外，所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都要求美国回到怀特和凯恩斯的方案当中，即对资本进行合作管理。但因为资本流动量大，美国予以拒绝。　　为什么拒绝？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拥有结构性权力的。拿着美元的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美元持有者的美元在增加，若要维持和美元比价，就必然要发行同量的本币，由此推高通胀。第二种做法是，因为美元已经降价，但美国不宣称美元对黄金贬值，其它货币只能宣布对美元升值，放弃浮动汇率。对美元升值，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会改变贸易条件，使得这些国家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下降。美元的结构性权利，使得美国无论是外部赤字还是内部赤字，都可以让贸易伙伴去负担。　　现在特朗普到处在退群，但实际上第一个退群的不是特朗普，是尼克松。尼克松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逻辑是：我把美元和黄金钉住，那我们货币的竞争力就没有了，所以要放弃。　　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美国政府在资本管制上的放松给予新自由主义者实际支持。新自由主义开始介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芝加哥学派，他们甚至负责给当时到IMF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官员、财长和美联储主席撰写演讲稿。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定建立在美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金融资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初期，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银行要资本流动，必然导致汇率变动，而汇率浮动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出口受阻。新自由主义兴起时，美国的金融业开始起来，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带动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扩张，也促进美国产业界发展。　　传统自由主义国际机构，主要是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上世纪60年代后开始活跃起来。到了美国彻底自由化以后，金融危机也开始增加，BIS参与了救助工作。　　金融自由化以后，BIS给出了一个管制金融危机的方案：第一，美国出现信贷危机时，BIS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第二，拉美出现债务危机时，BIS提出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要实行国际监管；第三，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灾难性崩溃后，BIS提出核心资本的监管方式，放弃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准备金、存款保险的分业监管模式，采取混业经营模式。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的原因在于：第一，各国央行首脑拥有有相同的学术背景，在金融自由化的观点上容易达成一致；第二，金融自由化造成的政治风险是隐形的，它跟贸易不一样，贸易风险直接针对的是利益团体，而金融自由化风险针对的是整个国家，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第三，金融自由化可以采取单边政策获得，而在贸易领域，必须采取多边或双边的互减原则。　　美国标榜金融自由化水平高，资本一直流向美国，美国具有全球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一旦美国实现金融自由化，各国纷纷效仿。金融自由化不需要协调，不需要我开放一点，你开放一点，相反，只要我开放了以后，我有效果，大家都会开放。而贸易不一样，在贸易领域，不能说我单边降了关税，我福利一定提高。　　这一点正好造成今天的情况。现在的反全球化，实际上反的是贸易。但是全球化其实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因此反全球化并没有反到点上。反全球化往往只反贸易，聚焦金融领域的反对呼声并不高，实际上真正全球化的来源、根源是金融的自由化。　　讲座现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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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初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字数：9753字阅读时间：16分钟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日趋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选项，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给未来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在世界格局发展的重要历史拐点，延续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成功应对“百年变局”的挑战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回归经济基础层面，从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视角来把握“百年变局”是根本。“战争悖论”使得过去的“百年变局”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转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未来的百年之变一定意味着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完善。因此，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运行、变化、走势及矛盾的判断是关于世界经济未来的最根本问题。一、问题的提出2020年是世界经济不平凡的一年，从2019年底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在中国得到了基本控制，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它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依然没有消减的迹象。对世界中心国家美国而言，疫情冲击不仅使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终结已成定局，同时也使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政策停留在口号层面，缺乏实际的经济效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5.9%，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的GDP环比年化值下降37%。经济上的颓势使得美国两党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不得不将竞选的议题重新拉回到“政治正确”的主题上，使美国国内社会的分裂日趋严重。在国际问题上，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也没有将关注点放在抗疫和提振经济上；相反，在2020年10月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过程中，他们一再违反联合国宪章互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内政问题进行干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截然不同的观点。面对人类共同的外部冲击，西方社会却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不能在政策上形成一致的共识和合力应对，而是在与民生不直接相关的社会制度上相互指责，这一现象是自1975年“七国集团”峰会以来未曾有过的。以往尽管在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上，各国政府会因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而产生分歧，但分歧总能通过多边协商机制来消除或相互妥协，最终达成协商一致的协议。与繁荣时期相比，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国，在面对危机时更容易达成一致。然而，这次危机与以往的情况大不相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等少数经济体除外）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几乎都出现了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IMF等没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也因美国等国的干扰，无法发挥协调抗疫的作用。如此混乱、分裂、非合作的乱象已经昭示，今天的世界与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已完全不同，世界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的判断，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真实写照。“百年变局”是以百年历史为考察维度，判断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世界格局发展的重要历史拐点，延续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成功地应对“百年变局”的挑战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因此，“百年变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期；而且，所有世界经济的参与国，无论大小强弱、无论东西南北，都将公平地面对“百年变局”的挑战与机遇。所以，从“百年变局”的全球意义看并不只是大国之间面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经济总量变化引起的全球格局变动问题，“量”的变化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只是在于“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地位转换，而不改变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例如，历史上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之间海上霸权地位的转换，而不改变前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基本方式。只有“质”的变化，国别之间的格局变化才会对世界运行的方式产生影响，才会出现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就像过去一百年中发生的变革一样，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出现，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环境，殖民时代结束，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由此推断，“百年变局”的世界经济意义在于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评估以及未来变革路径的判断。如果把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标杆来判断“百年变局”的未来发展趋势，那么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的世界经济应该是在过去百年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更加文明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坚持全球、多边、合作、开放是“百年变局”发展的趋势所向，而区域、单边、霸凌、脱钩只是“百年变局”中政策试错的过程。在历史变局中，坚持正确方向的信仰与追求利益的试错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在“百年变局”时刻，既需要顺应时代变革的趋势，也需要应对和防范各主要经济体试错政策溢出带来的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把握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百年变局”政策试错角度考察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和混乱的局面，必须在认识上回归两个正确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影响应该回归经济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的冲击，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短期分析的重要因素而不是“百年变局”的核心。所有世界格局的变化都会引起国际关系、外交甚至是军事领域的震荡和调整，然而，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认识上的第二个回归应该是回归经济基础层面来分析。为此，我们选择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作为把握“百年变局”的切入点，尝试做些初步的学理探讨。二、过去的“百年变局”是国际经济秩序替代殖民体系的转折过去的百年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战争的经济原因并不十分复杂，传统资本主义发展依赖殖民地范围的大小，到1900年前后，全球的殖民地已被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根据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引用的地理学家亚·苏潘的数据和结论，1876～1900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下，我们这个星际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需要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变为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1899年，当时欧洲三强——英国、法国、德国——在世界所占的殖民地规模大小又极其不平等，英国所占殖民地面积为930万平方英里、人口3亿有余，而法国和德国对应的数据分别为370万平方英里、5,600万人口和100万平万英里、1,470万人口。殖民地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而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瓜分恶化了战败国的外部生存空间，同样的逻辑又很快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1 属于欧洲殖民大国（包括美国）的土地面积所占百分比资料来源：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文版）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8。如果从今天“百年变局”的起点回望过去一百年的开端，以世界大战作为开端的外部原因是世界殖民地的供给已经不能满足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需求，而欧洲主要国家的垄断资本对殖民地的依赖已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因此，在那个时期，用战争手段来解决殖民地的重新分配似乎是唯一、必然的选项。这种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有相似之处，当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增长势头减弱时，争夺全球化红利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日趋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选项。因此，从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周期性出现的特征来判断，它的出现是“变局”的标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使用越广，引发的国别间利益冲突和摩擦越大，说明“变局”中变化越大，意义越深远。然而，过去百年的历史明确显示帝国主义的“战争悖论”，即出于瓜分殖民地目的的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殖民体系的动摇并最终走向瓦解，或“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在这里，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主要指的是当时统治全球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这个体系的瓦解当然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是不利的，这种战争对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能用胜负来区分的。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欧洲交战国中的主要战胜国，但是，它们的经济在战时受到严重创伤，停战后生产恢复缓慢。英国工业生产到1919年仍然明显地低于战前水平，在临近战争结束时，与军事相关的工业部门从1918年开始便出现生产过剩现象，钢铁部门的生产严重萎缩。同时，英国政府继续用增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现象严重，英镑的购买力仅是战前的三分之一。法国经济在战时受到的破坏程度更严重，由于经济创伤严重和恢复缓慢，直到1919年，法国工业生产只是战前1913年水平的57%；1920年农业生产指数只是战前的87%。战胜国如此，战败国的命运更加悲惨。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将资源富饶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还法国，波兹南和其他一些地区则分别划归波兰、比利时、丹麦和立陶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1/8的国土、1/2的人口、3/4以上的铁矿石、2/5以上的生铁量、1/3以上的钢产量、1/3以上的煤产量、3/5以上的锌矿资源和炼锌量以及1/7的耕地面积，德国全部的殖民地被剥夺，全部的海外资产被没收，由英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瓜分。另一个战败国奥匈帝国到战争结束时，不仅经济上破坏严重，而且帝国彻底瓦解，分裂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与此同时，重新瓜分殖民地战争所导致的结果是殖民地版图缩小，资本主义经济外部环境被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增长一直低于世界工业生产水平，直到1924年，国际贸易的总体规模才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而到1929年大危机爆发，国际贸易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局面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才逐步恢复。在1918～1938年的二十年中，资本的对外输出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战争对资本主义外部环境的破坏还反映在国际货币制度的混乱，各国的信用货币失去了黄金本位，这种局面不仅造成了各国国内商品价格的飞涨，也造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不稳定，并最终导致了各国关税战、汇率战和货币战的出现。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悖论”的存在，使得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先后出现了1920～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9年的经济危机。在这一时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部经济环境的破坏，国内经济危机几乎表现为同样的特点，即全面的生产过剩与投资不足、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与农业的慢性危机、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等等。危机的这些特征再次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失去外部市场条件。因此，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必须有新的世界秩序来替代原有的殖民体系，战争既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和体系，又为新秩序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战争为新秩序建立所提供的最重要条件是将资本主义推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初是以战时的军事管制形式出现的。因为在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仅是战时配置经济资源的主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处理和协调一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主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奠定了基础。正像阿塔克和帕塞尔所指出：“这场战争不但扩大了政府的规模，而且永久性地扩展了它的作用领域”。战争使资本主义政府干预走向了经济社会的前台，这个历史并不是从1929~1933年大危机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开始，也不是以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为标志，这个历史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都出现了经济集权管理模式，只有美国在威尔逊政府和罗斯福政府之间出现过信奉“小政府”的两届总统。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就会经历更加曲折和复杂的过程，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私人资本也尝试建立以金融自由化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这种尝试由于没有政府的介入而未获成功。由上述分析看出，过去“百年变局”中，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是世界经济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变化。三、国际经济秩序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在过去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格局的变化规律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阿锐基在分析霸权国家从物质扩张转向金融扩张以及霸权周期更替的内在推动因素时，强调对历史上一些具体因素的考察。他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按其中心的更替划分为四个周期：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尼德兰周期、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和19世纪末至今的美国周期。每个周期内部又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国家依靠商品生产和资本存量推动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以追求利润和财富积累的增加，这是中心国家的物质资本扩张阶段；在后一个阶段，中心国家的资本逐渐从生产领域转入金融领域，依靠金融交易活动获取利润。而前后衔接的两个周期之间存在着重叠，即前一个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与后一个周期的物质资本扩张阶段重叠，前一个霸权中心在金融扩张过程中为下一个霸权中心国家提供物质资本积累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本主义霸权的周期更替出现前后重叠的特征。沃勒斯坦也有类似的霸权更替的表述，但更强调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不同，“即它不像世界帝国那样以贡品的形式直接占有，也不像封建制度那样以地租的形式分配，而是运用世界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器来攫取剩余产品。”获取较大剩余产品的利益集团在国内便占据统治地位，在世界体系中获取较大剩余产品的国家就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并拥有霸权地位。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是维持世界霸权地位的前提条件，由于资本积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约束条件不同，会造成世界体系“中心-外围”格局的周期性变动，即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动。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霸权国家周期性更替的规律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中心-外围”格局与以往的帝国主义格局相比没有实质的变化。同时，美国国内经济的“金融化”特征也已经充分地反映出来，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纷争在2008年危机之后也愈加呈现对抗的趋势，并且这种国家层面的对抗与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分化相交织，使得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再是制定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圭臬，与之相对应的“西方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甚至担心，资本主义的世纪体系会走向尽头，取而代之的有可能是新封建主义、某种民主法西斯主义和“一种更激进的、全世界高度分散的、高度平等的世界秩序”。然而，如果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格局变动的实际情况看，它还是呈现出与以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不完全一致的特征。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打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格局，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实行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变动的主要趋势。当美国代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依赖的外部殖民环境已不存在，因此，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对世界的统治已不再是以控制的殖民范围为标志，而是以建立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为标志，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之后逐步建立的世界三大经济组织。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初期主要由发达国家参与制度的建立，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被长期忽视。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世界经济参与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2018年的报告分析，在1960~2016年间，7个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表现优秀，它们是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他们在考察的71个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中，50多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了3.5%，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方法，50年保持3.5%的增长率可以使一个低收入国家跃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报告中还列出了11个经济增长业绩表现不错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业绩只通过了最近20年的检验。我们将这50年发展中国家的业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400年历史相比较发现，在过去的体系中只不过先后产生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五个中心国家，再加上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亚洲的日本以及横跨欧亚的俄罗斯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百年中，世界经济中表现优良的经济体的能力和速度明显提升了，这是值得关注的格局变化之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二在于，在麦肯锡报告的考察期，尽管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总体上有减缓趋势，并且表现不如上述7个新兴经济体，但是，从全球角度看，传统的高收入国家变化不大，它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沙特、西班牙、瑞典、瑞士、阿联酋、英国和美国；其中缺少俄罗斯，其被列入考察期中增长缓慢的国家行列；葡萄牙被列入经济增长波动的国家。这表明，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总体上并没有挤出传统世界经济强国的全球地位，也足以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在生产和贸易领域都是依靠财富的创造效应，而不是财富的转移效应。因此，在过去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新兴经济体和传统经济体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最后，中国经济崛起是在过去百年国际经济秩序的环境中实现的，从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与其他6个经济增长业绩表现优良的经济体有诸多共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对外开放的举措上都实行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对外开放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提升。然而，与其他6个经济体区别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遵循IMF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即便在全球通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环境中，各国国内的制度调整并不必然出现同质化的倾向。因此，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可以包容多元化的文化与制度。四、国际经济秩序的局限与“百年变局”的发展趋势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百年变局”的核心是用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以往的殖民体系；同时，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现象，这些都表明在过去“百年变局”中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套完美的制度设计，恰恰相反，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建立初期就暴露出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过去“百年变局”中一直处于不断修补和调整的过程中。如果以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为起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到1960年，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是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其目的在于通过稳定国际支付体系来恢复国际贸易，由此带动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这套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固定汇率能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支付风险，但是固定汇率本身依赖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而控制了资本流动，国际资本向欧洲的流动就被人为阻隔了，这对欧洲战后的经济复兴是不利的。为此，美国很快用“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进行资本投入，用以弥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2）固定汇率的长期维持实际上是以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平衡为前提的，而当欧洲经济开始复兴后，欧洲与美国的进出口结构并不保持平衡，特别是当美国对外出现贸易逆差后，美元兑黄金的官方比价维持就出现困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一困难在1960年代之后主要通过多国参与黄金总库建立以及设立特别提款权加以弥补。（3）当世界经济中的贸易顺差方出现美元积累后，美元的投资需求出现，而在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度安排中并没有对应的需求安排，造成了欧洲首先出现境外美元市场，这个市场一旦出现，更进一步加大了资本流动管制成本。总之，用资本和汇率管制手段来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体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种种弊端，这一点特别明显地反映在1946～1960年，这期间，国际贸易发展并不顺利，截至1960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量也只有3,000多亿美元的水平。因此，在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一个阶段，以华尔街金融资本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就一直在攻击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代到2008年，主要变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放弃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带动了要素的全球流动，国际投资和贸易得以迅速恢复，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相互促进关系可以从图1中清楚地看出。这里需要说明两个内容，其一是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带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际资本的流动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两缺口”模型的制约，使发展中国家的禀赋比较优势在国际秩序的环境中发挥，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也是从国际经济秩序第二个阶段才开始出现的，即从“日本增长奇迹”开始，后来出现“汉江奇迹”“亚洲四小经济增长奇迹”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其二是，在这个阶段，国际贸易增长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全球贸易失衡基础上的，图2准确地表明了贸易失衡的发展趋势，这种贸易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是以“中心-外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工为基础的。这是从积极的方面评价国际经济秩序第二个阶段的成果。图1 世界贸易与FDI流量同时也要看到，第二个阶段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投资和贸易规模恢复后，世界经济参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导致各国的经济周期趋于同步，反周期性危机便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但是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存在反危机的制度安排。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1975年开始发达国家通过政府间的峰会来协调各国的反危机政策，即七国集团的首脑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发展成为了二十国集团。其次，经济全球化之后出现了全球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也没有现成的处理手段和基本原则，只能通过各成员的协议方式加以弥补，这就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气候协定》处理全球大气污染问题的具体过程。最后，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人员流动的加强，出现了国家间非传统性安全问题，这需要有国际机构和组织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这也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建立之初未曾考虑到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出现成熟的弥补措施，特别是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形下，各主要国家纷纷采取了人员限流的隔绝手段。如果这种手段被广泛用到所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那么它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将是巨大的。图2 贸易收支（亿美元）（虚线为趋势线）我们认为，尽管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二个阶段，世界经济总体运行状况是不错的，而且管理国际经济事务的体制安排所出现的问题也采取了制度外的弥补机制，但是这些弥补机制没有消除国际经济秩序自身存在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也在进一步积累，到2008年美国出现次级债危机之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暴露，国际经济秩序进入第三个阶段。就目前情况看，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的历史时刻。第一，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心国家已经开始启用现行的协调手段，这不仅仅表现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联合国的一些下属组织，同时在面对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时，负责全球反危机的协调机制，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二十国集团都处于停摆状态。第二，2008年以来，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欧盟经济体，都在采取摆脱美国再平衡框架的尝试，也就是说，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心-外围”格局和依存关系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第三，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国内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化，使得人们开始对国际经济秩序第二阶段的成绩产生怀疑和动摇，贸易投资自由化不再是西方国家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相反，保护主义成为经济民粹主义最常用的武器。第四，如果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下，运用技术“脱钩”来遏制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必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碎片化”，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更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