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的经济学有用吗正向的意义是什么?

  雾霾,顾名思义是雾和霾,本文所指主要是霾。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等颗粒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视觉障碍的叫霾。雾霾会对人构成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其中,对儿童的伤 害不可逆,会给孩子造成终身影响。目前,中国的雾霾处于失控状态,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经济学家预计,北京等雾霾严重的城市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环境移民。

  雾霾是人祸。它是政府行政失当造成的环境灾难。那麽,政府为什麽会出现行政失当呢?直言之,就是政府机会主义作祟。事实上,中国是后工业化国家,对于治理雾霾有丰富的经验可 资借鑑,也有足够的应对时间和应对手段。但是,机会主义是没有道义感的,他们贪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他们故意削弱造霾的犯罪成本,他们获取了造霾形成的暴利,而将沉重的治污成 本甩给了可怜的老百姓。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雾霾是能源使用者转嫁造霾成本的结果。简单的说,就是能源使用者将能源清洁费用转变成了利润,而将治污成本向下转嫁给了社会。能源使用者获得的超额利润, 就是老百姓的医药费和老百姓提供的治污纳税。毋庸置疑,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中国,这种犯罪行为普遍而正常,他们可以从容牟利而不被惩处。企业非法排污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企业 遵纪守法反而会被逆向淘汰。在法律的放纵下,犯罪成本低到鼓励犯罪的程度了。由于政府严重的行政失当,终于酿成无法遏制的环境灾难。

  中国的行政管理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行政管理垄断了立法权和司法权。易言之,中国老百姓没有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必须依赖政府官员的仁慈和悲悯。然而,这几乎就是一个笑话。 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或美国的《空气清洁法案》,他们要所谓的政绩。中国政府存在专责环境保护的部门,理论上应该很早就计算出中国可承受雾霾的极限值,应该在出现 重度雾霾之前完成基本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很遗憾,在中国已经出现重度雾霾之后,政府竟仍然无意于完成这部法律。以至于受害人无法可诉,司法者也无法可依,罪恶得到空前的鼓励。去 看看北京的雾霾吧,那是魔鬼在得意地微笑。

  经济学运用于制度建设,主要就是通过立法增加犯罪成本。治理雾霾,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造霾的成本。成本高到一定程度,造霾的速度和规模就能控制了。英国的《空气清洁法》和美 国的《空气清洁法案》,就是提高造霾成本的法案。没有翔实的立法,老百姓就毫无办法,环保局再大也是摆设。同时,没有立法,不增加犯罪成本,好人也会变成坏人。讲道德,必须有立 法做保障。否则,缺德就成了王道。不要责怪企业,讲道德没法活。其实,经济学运用于制度建设,也有著现实的经济意义。制度性增加排污成本,将迅速推进环保技术进步,就能迅速提升 中国製造的科技含量。我们将可以攀登环保技术高峰,我们将有机会在碳排放领域获得优势,我们将在未来碳排放权争夺中获得优势,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将获得强有力的支撑。

  我们还必须知道,仅仅有一部环保法案是不够的。我们一直在催促集体诉讼制度的尽快建立。我们必须将法律武器交给民众,我们必须给老百姓一点司法权,让老百姓成为最有力的监督 者。千百万双眼睛,胜过任何强大的政府机构。同时,雾霾也仅仅是环境污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开始全面治理各种污染了。只要有了第一部反排污法案,就会有一系列的反排污法案,中国 的环境治理就有了希望。如果,有了集体诉讼制度,老百姓会很快解决非法排污的司法问题。其实,我们并不缺乏行政能力,只是我们的行政者缺乏起码的良知。他们将人民的立法权和司法 权据为己有,却用这权力去践踏人民的权利。只有清除这制度上的雾霾,自然的雾霾才能得到治理。

  了解雾霾的经济学的含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消极的看,雾霾意味著环境移民,意味著北京房地产崩盘,意味著严重的经济危机。积极的看,雾霾意味著两个重建 :自然环境重建和社会环境的重建。其中,社会环境重建尤为重要,中国政治领域的雾霾早就应该清理了。雾霾的经济学含义,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政治体制的缺陷,到了归还人民立法权和司 法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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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并没有对“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和论证,大师也说:“其他人概括的都不对,必须加上垄断二字。”主客观都印证了,这是大师自创的概念。真不知道个别人为大师辩护时,所说的马哲里有大量论述在哪里?

既然找不到关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那我们就先聊聊它的小弟——官僚资本主义。清末,在自强西化运动中,兴起了官督民办的企业,它是由政府出资、官僚办理的企业。船机、钢铁、电报、航运、银行均属于。因其利用国家资本及特权为己谋财,便产生了富豪官僚。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周馥家族为代表。1923 年瞿秋白在担任中共早期机关刊物《前锋》杂志主编时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所指为近代国家投资或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其后李达在1929年《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中使用的“官僚资本”,则是洋务官僚在“损公自肥”中积累的私人资本。当时“官僚资本”主要是学者批判战时官僚个人腐败的理论武器。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中共已十分清楚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但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一直谨慎使用官僚资本一词,并将其外延限定于官僚的个人行为和个人财产。抗战胜利后,政治协商进程失败,我党通过新民主主义纲领再解释,吹响了铲除官僚资本主义的号角。《资本论》与《国富论》的译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中认为, 官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形式, 是在流通和金融领域中, 利用政治特权, 以直接掠夺的方式进行的财产再分配。它从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资本形态中产生出来, 并在这三种资本形态中发展壮大。这三种资本形态分别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官僚经营管理的国家资本和官僚支配的其他私人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但新兴官僚资本也逐渐形成和壮大。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刘永佶教授在《中国经济矛盾论》中明确指出, 官僚资本已经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经济的机体内部再生, 并迅速膨胀。其再生的主要途径有: (1)利用职权贪污受贿; (2) 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商品和批文; ( 3) 在特权保护下的走私; ( 4)操纵银行、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投机变卖“国家基本建设项目”, 等等。

官僚资本主义,我的理解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僚与资本结合,为己方谋取私利,并普遍存在或有形成普遍存在的趋势。而台湾作家南方朔、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谢国忠、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的解释更为浅显易懂——腐败。这一点我党并不避讳,并在十八大以后开始强力反腐。

那卢大师口中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个什么概念?大师在一个视频里给出了2个定义,第一:体制内官僚阶层利用中国宪法赋予的特殊权利,完成个人或者集团对某主权的僭越或私有;第二:表达在资本控制权上,中国资产主权上。大师并没有解释官僚资本主义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跨越,并在定义中忽略了其坚决强调的关键词“垄断”。若真如大师所说,官僚可以僭越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并将其私有化,对于十八大以后上到前中央军委、前政治局常委的反腐如何解释?又对阿里的天价罚单及一些列资本压制行为作何解释?资产1.1万亿的保利、1.8万亿的华润、8.2万亿的中信、10万亿的招商局,这些央企大佬的资产主权又被谁控制或者私有了?列宁在《国家与GM》中指出, 克服官僚主义和改造官僚制的关键, 在于“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 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是不是所有官办企业或者官员经营管理的企业都属于大师的定义范围?按照大师的定义,任何国家都符合。为何自己独创一个概念呢?夹缝中求生存嘛,在知识储备、理论基础都不足的前提下,怎么可能在官僚资本主义的论述中更上一层楼,当然要另辟蹊径,结果也如其所愿。

大师何以成为大师,下次聊聊勒庞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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