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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新(接上期)三、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的机遇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我国拥有占世界1/5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2000年和2004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均超过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70.15%和70.92%。从国际比较来看,这种优势更为明显。据联合国数据,2000年中国劳动力总规模为8.71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2.8%,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48倍。专家预测,到2015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

2、到10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1.2%,比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始终高出45个百分点。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00年达到68.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个百分点,2004年进一步达到70.92%,仅次于韩国(72%)和新加坡(71%),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相对优势突出。据预测,我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50年,因此在未来的4050年内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劳动力素质快速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文盲人口持续大规模减少。年,我国15岁以上文盲从2.3亿人下降到0.87亿人,减少了62%。2000年我国成人识字率达到91%,比世界平均水平75.8%

3、高出15个百分点。二是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年我国初中入学率从40.6%提高到79.3%,高中入学率从27.3%提高到71.8%。高校毕业生从1978年的16.5万人增加到447.8万人。劳动力价格优势较长时间内仍将继续存在。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其中中国为3.5%。总体看,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亚洲尚处于较低的位置。国内有关专家认为,未来1520年内我国劳动力价格优势不会消失。劳动生产率提高还有很大潜力。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一般在68万美元之间。从2003年数据看,我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43,德国的1/35

4、;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是巴西的1/3,印尼的1/2.4。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处于较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市场、投资、产业配套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和消费能力。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效应非常明显,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等地区,通过专业化的细分,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链,不仅功能齐全,而且配套能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大。越南、印度等国在很多方面不能替代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外对我出口产品依存度高。目前逾50种机电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80%以上,轻工产品占6070%,纺织产品占30%。由于需求弹性小,国际采购

5、商短期内无替代选择,人民币升值和政策调整增加的部分成本可以转嫁出去。物流效率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如中国制造的商品从工厂到美国的零售店货架通常只需要2025天,而柬埔寨需要30天,孟加拉国则需要4045天。(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的挑战1、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将威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韩国为例,1975年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美国的5%,随后以每年13%的速度攀升,到2005年其劳动力成本已提高到同期美国的50%。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的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从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看,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雇员小时工资水平在15美

6、元以上;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接近10美元;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小时工资水平一般2美元左右。2004年我国制造业小时工资0.84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约为德国的1/22,日本的1/22,美国的1/19;与新兴国家相比,约为韩国的1/12,新加坡的1/11;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约为马来西亚的1/4,巴西的1/3,墨西哥的1/2。但是从工资增长的速度看,我国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6%,特别是2004年以来增幅均在14%以上。近几年我国工资水平已经明显高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分别是印度的2.7倍,巴基斯坦的1.6倍。国内

7、部分发达地区如上海及周边地区小时劳动力成本达到23.7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马来西亚的水平。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60%以上,由于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制鞋、制衣、家具等传统制造业相当大部分开始从东莞、昆山等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南亚、南亚等国家。2、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的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负面效应将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汇率的不断贬值和相对稳定。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平均价从293.66元提高到861.87,贬值193.5%,年均贬值12.8%。1994年汇率并轨后,我国汇率长

8、期保持稳定,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27元左右。但从2005年汇率改革开始,人民币呈现相反的走势,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分别为819.17、797.18、760.40和694.51元人民币,目前维持在682.8元左右,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已持续4年,幅度超过17%。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口企业一方面通过加强管理压缩成本、处心积虑地营造品牌。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与海外客户讨价还价。以纺织企业为例,2006、2007年,中国纺织产品出口价格提升幅度分别为7.37%和7.26%,同期人民币升值幅度分别为3.35%和6.85%,纺织行业依靠出口提价消化了当年的人民币

9、升值损失,2008年纺织服装综合提价约为7.18%,而当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8.7%。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再加上其他成本上升因素,使包括纺织、电子、家具、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陷入困境,企业利润或者趋近于零,或者已经开始亏损。专家认为,目前汇率水平已经使规模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处于生存极限;如果汇率进一步上升到650元,将对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致命打击。这是因为,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中4060%为劳动力成本,而出口产品的利润率仅为3%左右。据有关进出口商会反映,人民币每升值1%,我国企业出口销售利润率将下降46%。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如果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0%,中国出口将下降7%,若汇率升值

10、幅度为20%,则中国出口将下降10.5%。3、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粗放性严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缺少品牌营销,而且各种产品之间的档次差别、质量差别也没有拉开,加之企业之间的可替代性强,造成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掌控能力非常弱,只能通过争相压低价格在竞争中取代对手。以纺织品、服装为例,目前,我国纺织品出口货物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出口金额却排在世界第四、五位。近年来我国每年出口服装件数达50亿件套左右,但平均出口服装的价格不到法国出口服装的1/10。4、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市场多元化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出口企业普遍规模狭小。无法享有规模经济效益和内部化优势,

11、并削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从出口的产品结构看,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与亚洲一些新兴的出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国的出口产品存在着严重的同构性,使我国出口产品劳动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减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显萎缩。三是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看,我国产品对美国、港澳、日本及欧洲出口比率占70%以上,而对亚洲各国和其他地区出口较少。近年来,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放慢,致使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再加上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环境更趋恶化。5、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反倾销的困境近年来北美、欧盟、亚洲、拉美和南非等地区不断对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设置技术(绿色)壁

12、垒、实施反倾销手段来限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此外SA8000标准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它规定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该标准很容易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据悉,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玩具、鞋类等产品,均受到SA8000的约束。6、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上涨过快近些年来我国东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和地区水、电、煤、地及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多数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收益下降,产业生存发展的压力日益增大,不得不向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要素成本大幅提升成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中西部地区转移主要动力。7、劳动

13、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金融环境亟待改善从劳动密集型企业看,企业发展流动资金不足,贷款满足率达不到20%。一些企业不得不向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又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从金融机构方面看,由于银行过分注重大企业、大客户的发展战略,严重影响了向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弱化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工具创新相对滞后于企业发展需求,票据市场、应收帐款融资、保理以及融资租赁等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客户的融资服务还不够发达。从融资服务体系方面看,担保体系也不很完善,服务滞后,不能满足企业贷款担保需求。8、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生产设备落后。据有关调查,目前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设备的技术

14、水平,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1%,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的为41%,处于国内中等水平的为47%,处于国内落后水平的为11%。二是财务管理不规范。很多企业普遍存在“以单代帐”、“帐外经营”、“现金结帐”的现象,信息不透明,银行难以全面掌握企业财务的真实情况,从而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三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资产规模小,资金能力弱,发展前景不确定,市场淘汰率高于其他企业,银行从资金的效益和安全性出发,放贷极为谨慎。四是历史上曾出现的中小企业多头开户、无效担保以及不按期还贷等现象,特别是国企改制中的承债式改制企业,仍存在未清偿或未落实原有银行的债务,甚至恶意逃废债务,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了信用危机。五是中小企

15、业与金融机构缺乏沟通,不了解银行一些新的融资产品和融资渠道,也不能很好地研究并有效地利用国家财税、金融、产业、贸易等优惠政策为自身服务等等。四、政策建议(一)研究制定中长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我国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目前我国中间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60%以上,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0%左右。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研究制定中长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在未来的国际垂直分工和市场竞争中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1、努力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资源密集型产品

16、如粮食、植物油将处于相对劣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以及水产品、畜产品则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从长期看,对我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要通过不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按照国际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储存和运输,严格卫生检疫,努力提高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2、提升轻纺工业水平,扩大高端市场份额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我国轻工纺织产品依托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着力打造自主品牌,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逐步进入高增值的服务环节,将低增值的加工环节委托给其他国家的制造企业,扩大我产品在国际高端市场份额,巩固和提高轻纺产品国际竞争力。3、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机电

17、产品出口大力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方向。应围绕IT和新型家电业等高科技产业的终端环节或外部配套环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4、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我国服务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当代世界服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美国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在20%以上,印度为5.5%左右,我国仅占1.4%左右。为此,应借鉴美国、印度相关的发展经验,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逐步从目前以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技术密集型出

18、口为辅过渡到两者并举,最终过渡到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出口为辅的新格局。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通讯、金融和计算机等服务业。二是完善教育体系,在计算机、信息、通信、金融和文化创意等专业领域加大投入,培养和塑造一大批有特色、创造力强的实干型人才。三是加快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形成一批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的企业集团,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四是完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五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打破国家对银行、保险、电讯等行业垄断,完善竞争机制。5、积极稳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努力打造全球服务业外包基地加快发展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工程设

19、计、医疗服务等服务外包项目;加强规划指导,审慎推进银行、证券、保险、电信、医疗、教育、商业、物流等重点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二)加大劳动密集型新产品开发力度,稳定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国际市场份额1、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到国际市场去发展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达4200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其中有出口实绩的企业比重还非常小。有关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提供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培训,帮助企业熟悉国际市场规则,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提供国内法律支援,鼓励和支持国内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对外开放水平。2、继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目前中国65%的

20、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但从总体看,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不足,严重制约企业的技术创新。我们要通过强化技术、装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工艺技术,不断开发绿色环保和生态型新产品,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政府要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法规政策,颁布行业技术规范标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技术规范标准等,及时发布行业发展趋势信息,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时进入或退出有关市场和领域。对产品无市场、经营无效益、严重污染环境的劳动密集型

21、产业,则应依法强制其关停并转,以保证劳动密集型企业健康发展。(三)进一步完善扶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政策支持体系1、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健康发展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在继续推进促进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要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行业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按照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规定,认真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产业政策,引导产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防止产业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2、稳定并完善出口退税政策1985年我国实行出口退税制度。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大致分为4个阶段:年,出口退税率逐步

22、调低;年;年,出口退税率降低;2008年以来,先后7次提高高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或降低了部分粮食和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调整化肥及其原料的出口关税。上调部分商品退税率。从企业来看,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使出口企业无法对生产经营进行长期、科学的规划,而且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在国内、国际均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目前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基本实现了零税率出口。为了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促进就业,缓解企业困难,要保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继续保持目前比较合理的退税率水平。3、进一步完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政策全面清理加工贸易限制类商

23、品目录,对其中涉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全部取消,进一步完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的台账保证金制度。稳步推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着重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推动加工贸易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积极发展境外加工,鼓励国内能力相对过剩、贸易摩擦较多行业转移部分生产能力。规范加工贸易管理,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和政策,引导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现代服务业入区。4、加强对人民币升值的应对政策研究在当前部分外币主动贬值造成人民币相对升值情况下,要研究完善防范汇率风险的金融支持体系,增加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品种,健全出口信用保险机制,拓宽企业避险金融渠道,增强企业防范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同

24、时针对目前贸易风险、汇率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加强监测分析,适时公开发布有关风险提示,减少企业出口风险和损失。5、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支持研究建立“就业补贴”和“劳动密集型新产品开发补贴”制度,给劳动力就业多的企业以补助和新产品研发资金扶持。要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确立贷款的主渠道,建立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的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要适度放宽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6、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出去”带动出口鼓励我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和原材料出口。促进这些企业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

25、的经验,培养国际化经营的人才和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1、通过调整和创新,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加强产业链的优化整合力度,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设备,积极推广使用国内外先进设备,不断提升产品自主设计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开拓消费领域,加快复合型、差别化、功能化新产品的开发,加大、加快自主品牌建设,提高自有品牌出口比重,全面提高产业科技含量、资源利用效率、环境质量和劳动生产率。2、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强弱已成为决定企业应对危机成败的分水岭。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根据

26、形势的发展,及时制订有针对性的创新政策,抓住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契机,加强创新政策研究,依据不同产业的基本特点、自主创新能力状况、不同创新路径和差异化的创新政策需求,制订针对不同产业的创新政策体系。进一步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3、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加强企业管理创新要以市场为目标,以创新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为着眼点,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信息系统建设,以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过程、营销过程和管理过程,加快对用户和市场反应速度,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推进产业各种生产要素优化整合,推动企业并购、重组、联合,促进行业优势企业做大做强。要认真总结我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形成一批值得推广的有中国特色的管

27、理典型,同时引进消化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论和运营模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4、加快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会直接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从国际经验看,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具备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许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不仅是因为其劳动工资低,还在于其对劳动过程具有较高的管理和组织水平,由此决定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优的产品质量。反过来说,工资成本低而管理水平差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为了使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转为竞争优势,必须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

28、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五)鼓励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中部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收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潜在和现实的庞大市场和出口潜力成为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与转移的重要目标。1、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东中西部产业协调发展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研发、品牌、营销渠道的优势和内地劳动力、资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产业政策、投资导向作用,推进产业合理转移,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形成东西互动、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

29、同发展的合理产业梯度格局,促进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产业良性衔接,全面提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东部沿海地区要跟踪国际最新技术、产品、消费潮流,形成沿海新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经营、贸易区。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创汇多、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土地、环保、税收及产业政策等多种手段,限制和淘汰低水平初加工能力,减轻东部地区土地、环境、资源、能源与社会压力。中部地区要抓住“崛起”机遇,利用沿海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力资源紧张,土地、能源和管理成本大幅上升的时机,成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规模效益,形成良好的

30、产业链。西部地区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突出发挥天然纤维、石油等原料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融入东中部产业链,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产品。2、加强协调,做好组织对接要鼓励东西部省区之间设立产业转移及对接协调机构,建立稳定和高效的操作协调机制,定期不定期加强协调与沟通,促进东西部省区间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接,使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成本更小、代价更低、周期更短、效果更好。3、深化改革,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环境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提高政务服务的透明度和效率,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同时要制订促进本区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加快社会诚信制

31、度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企业、中介组织和个人违约行为的约束惩戒机制。4、加大投入,完善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增强服务功能,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提供良好硬件环境。5、大力发展新型流通组织与现代物流业,提高流通的速度、质量、规模和效益要根据产业转移的需要,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信息等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积极引导中介机构加强为企业服务。(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服务1、大力发展民营担保公司,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据调查,有些公司名为担保公司,实为放贷公司,多数公司根本没有担保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可利用应收账

32、款来推动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据银行有关人员介绍,应收账款一般占中小企业5060%的资产规模,应收账款若能盘活,将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提供很好的途径。同时创造宽松环境,鼓励企业之间通过资本联合组建新的担保公司以及行业协会组成的互助担保公司,多形式、多渠道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2、积极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直接融资市场创造条件逐步引导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收购及公司上市的形式筹集资金,探索集信贷、融资、租赁于一身的租赁融资等新的融资手段,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3、促进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在立足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调整信誉评价标准和风险评估标准,确定合理的授信额度,给基层行适当的信贷调控余地,增强贷款业务的主动性。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创新管理机制和业务品种,适当调整再贴现、再贷款额度,增强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支持能力,实现银企良性互动,互利共赢。4、大力发展中小银行

　　江小涓：再论双循环

　　双循环赋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

　　本文作者江小涓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孟丽君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 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 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 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并存。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 年有很大不同。本文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和约束条件，分析全球产业链、创新链调整发展趋势，分析今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的新特点新要求，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体制和政策建议。

　　一、全球产业链与外循环的重要性

　　（一）全球产业链形态的外循环

年代末，对外贸易是拉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国家或地区间自然禀赋和其他资源的差异，各国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分享分工专业化带来的利益。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自身资源的分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互比较，总能找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根据比较优势分布，与产品相关的完整产业链相应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链上的国家“不会全部制作”，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利益。据统计，全球贸易中的2/3 以上是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口投入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这与从较低价格或更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品中获得的直接收益相比具有更大的意义。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循环的重要作用

　　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 ；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下面就这两种角度分别做分析。

　　基于GDP 支出法核算恒等式进行因素分解，是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估算内需外需贡献的基准方法。支出法核算的GDP 包含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整体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增长之和，各个部分的增长占整体增长的比重就是其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这种方法以消费和投资表示内需，以净出口表示外需，逻辑关系清楚。例如，一国如果投资5 亿元，消费5 亿元，出口2 亿元，国内总产出就是12 亿元；但如果同时还进口了2 亿元，那么国内投资或消费中就有2 亿元不是国内生产的，应剔除，即外需中的出口被内需中的进口抵消，贡献为零，国内总产出就是10 亿元。但用净出口衡量的出口贡献是“净外需”，虽然精确反映了GDP 核算中的恒等关系，却未能恰当反映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一个简单的反问是：一个完全无国际贸易的国家，与一个有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但两者相等、净出口为零的国家，两者的增长机理相同吗？再看前面的举例，如果不发生2亿元进口和2亿元出口，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很可能既达不到各自5亿元的规模，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不同。因此仅看净出口为零就认为外需没有贡献是很不恰当的。恒等关系只是增长结果的静态表达，隐含假设是总需求各个部分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反映不出各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基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外循环（出口和进口）能够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对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包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更多吸纳就业，出口商品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压力动力，出口获得外汇能够进口能源资源和先进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投资能扩大海外市场，等等。这些具体表现将在后面做详细的分析。

　　这里我们用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从宏观上分析外循环在我国经济总体循环中的比重及其地位变化。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

　　图1显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 年的14.1% 上升到2006 年的最高值64.5%，2019 年又回落至35.6%，但仍然显著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也是相似轨迹。总体上看，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同时也呈现出从低到高再有所降低的波动。

　　（三）大国经济中的外循环：发展常态与特点

　　本部分做一点国际比较。下面图2、图3 和图4 分别列出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以及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三项指标，并与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进行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第一， 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过去40 年，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2、图3、图4 显示，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 年的28.1%，提高到2006 年的46.9 %，后略有回落，2019 年为43.1%。总体上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第二， 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过去40 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 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2%，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28.19%低近16 个百分点。2006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 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显著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 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7.5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2019 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 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过去40 年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处于大国的平均水平和正常状况。现在，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 年GDP 总量已接近100 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人均GDP 迈过1 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科技能力看，我们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依靠内循环，这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二、要素禀赋失衡、外循环赋能与资源均衡配置

　　（一）要素禀赋失衡与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的前30 年，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在2006 年高达近64.5%，其中出口依存度更是高达36%。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属很高了。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 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们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引进资金和技术。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们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 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 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而主要出口产业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6）。

　　2． 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在很长时期内，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笔者的研究表明，2004 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 以上。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 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 元、26620 元和15595 元。1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但在东道国却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 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 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 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 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 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他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 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1）。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特点。

　　（二）要素禀赋变化与内外循环调整

　　在40 年增长中，我国要素禀赋持续变化。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到2018 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同时，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几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7）。

　　比较图5与图7，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明显变化，通过外循环解决劳动就业和引进资金技术的压力明显减弱。与此同时，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最近十多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8显示的是我国过去40 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从2006 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这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的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明显不匹配，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图9是过去40 年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 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地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第一段是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 占全球GDP 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第二段是20 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 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第三段是最近10 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 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

　　同时，最近10 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这个特点与图7 显示的我国投资能力成为占全球比重最高的生产要素这个特点直接相关。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40 年后，我国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三、全球分工调整升级与双循环畅通高效

　　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继续扩展和深化，从产业链向创新链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各国经济多链相连，结链成网，向立体形态演进。今后我们扩大开放，要从纠正要素禀赋失衡转为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分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全球化在调整中发展，更多资源全球配置

　　1． 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内卷”与“回缩”

　　20 世纪80 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快速发展。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有些方面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全球分工有抵达“边界”的倾向。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 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 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第二，产业链上东道国有“内卷”倾向。许多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国家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

　　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从向外延伸转变为“向内卷起”。

　　第三，产业链上输出国有“回缩”倾向。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多年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有了“回缩”的现实趋势。

　　上述几个变化，使得已经持续30 年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速度有所放缓，从海外撤回资金的速度有所加快。制造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下面我们通过跨国指数的变化来说明上述变化。跨国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三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表2 是2009 年和2016 年全球最大25 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 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到2016 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三个子指标也全部下降。

　　2． 服务业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减速的同时，服务全球化继续推进。在金融行业，过去40 年，跨国并购、跨国证券投资、跨国借贷等快速增长。其间，每一次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伴随着较大规模的跨国金融交易，因为出现危机的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内部危机深重，需要借助外力克服困难走出困境，这就促使金融全球化持续推进。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多国银行系统的全球化程度明显提高。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实现了快速推进。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 科技全球化与全球创新链加快发展

　　科技全球化是指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对各类国家、各类企业来说，外部技术资源的重要性总体上增加，形成国际技术合作和创新网络。过去30 年，由于以下原因，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日益密切。

　　首先，独自创新难度加大。技术升级的速度加快，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笔者此前的研究表明，当代的创新投入与以前的创新投入，在产出效率方面并没有提高。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增加了18 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形下，以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活动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为业界的共识和行动。每个专业化研究团队只专注于研发中的某个部分，以提高研发效率，多个团队通过合作协同完成整体任务，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研究和创新网络。

　　其次，信息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创新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 世纪之前，仅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若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则达到90% 左右。然而在21 世纪，特别是最近10 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 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图10 显示的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利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专利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越是最高水平的产品，越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的全球技术网络密集。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水平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从全球获得高水平技术资源。

　　（二）畅通内外循环，双向集成全球资源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也会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1． 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这个角度。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资金流动的意义远不只是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外部各种资源。从我们的情况看，现在我们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1 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 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这也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提高资金收益。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达到巨大规模。2018 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 万亿元，约合5.4 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7.2%。与我国6% 的淡水资源、7% 的可用土地资源、5% 的能源资源相比，甚至与20% 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充裕要素。相对于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的强劲动力。从图12 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显现出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产能过剩。我国过剩产能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先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当它们处于我们现在这个结构转换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

　　3． 发挥产业链中的优势

　　前文我们说过，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链上的国家“不会全部制作”，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最好”，从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两种因素今后都会继续存在。特别是科技全球化继续推进，高技术产品越来越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越来越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 中的地位。图13 展示了中、美、德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图中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 在全球第二的排名。与任何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份额最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们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4． 增强在创新链中的地位

　　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 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 世纪前10 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 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10 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 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 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 世纪最后10 年，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只贡献了大约1%的专利，而在2015—2017 年，中国贡献了大约15% 的专利（见图14）。

　　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信息和通信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15）。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今后一段时期，全球创新链还将发展，我们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我们不应该做极端化的选择，而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三）数字技术时代的双循环与主导性

　　1． 数字技术提升双循环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 亿和7 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对双循环来说，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将向产业链、销售链扩展，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化网络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在特殊时期，如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与传统的线下单点连接的产业链相比，数字化平台能形成多点连接的产业网链，使全球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大大提高。

　　2． 我国数字化企业优势明显

　　在我国，数字产业仅在国内市场就能同时获得规模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 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 家，占比29.63%（见表3），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16。这充分表明了40 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四、深化改革开放和更高水平双循环

　　（一）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高质量内循环

　　我们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1． 更好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的匹配问题。过去多年我们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以大量的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带动增长。现在我们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政府补贴困难企业在特殊时期可能确有必要，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2． 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们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这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 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会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3． 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长期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

　　（二）以高水平开放体制促进高质量外循环

　　1． 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倾向于给外资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经过40 年改革开放，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更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二是要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三是要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中性”有利于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的外循环。

　　2． 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年来，我们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形。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开放借鉴。开放型市场经济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不断试错，而是应该结合国情充分借鉴，少走弯路。

　　3． 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 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欧加FTA（自由贸易协定）、CPTPP 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及早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们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我们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掌握主动权。

　　（三）以高起点改革创新，促进双循环均衡高效可持续

　　1． 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们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们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2． 加快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外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3． 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们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中的尖端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在经济理论中是可分析、可预测的。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撒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地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开展集中攻关。要促进创

　　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4． 加快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的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综上所述，本文的分析表明，内需为主、外需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促进两个循环更加协调、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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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文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华炎雪 贺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关税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投资限制、人才交流受阻和地缘政治打压中国等方面。中美两国元首G20会晤同意重启经贸谈判，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摩擦对双方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双方均有缓和的动力。

　　本文重点分析加征关税、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人才交流受阻等对中美出口、通胀、就业、资本市场和全球产业链转移等方面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主要是贸易摩擦对美方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特朗普态度的软化也是出于竞选连任的诉求以及对科技企业、消费者、农民群体的争取。近期美国民众反对加征新的关税呼声强烈，听证会有高达96%的代表反对。美国企业家支持政府对华强硬，但希望敦促中国改善营商环境，落实公平的市场准入等，而非加征关税对抗。科技企业普遍反对特朗普禁止向华为出售零部件，其销售收入和利润受损。农民群体因中国反制、上半年大幅减少大豆进口而受损较大，希望特朗普避免关税对抗。2020年大选在即，拜豋呼吁“让美国重回正常”、“停止争斗、开始修复”，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低于拜登，这种形势制约特朗普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

　　美对华加征关税的清单有三大特征：1）优先选择对中国依赖度低的商品，从美国从中国进口占其从全球进口比重大于50%的商品来看，此类商品金额在500、2000、3000亿美元的清单中占比分别为3.7%、47.3%和76.1%。2）优先选择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尽量少地选择最终消费品，原因在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加征的关税可由生产商、消费者或非美国家或地区共同分担，而最终消费品主要美国居民直接承担。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最终消费品占商品清单的比重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1.4%、21.3%和48.4%。3）主要集中于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中国关税清单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较大，消费品占比小，主要涵盖机械器具、车辆、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和电机电气等行业。暂未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于航天器、航空器及其零附件。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出口、就业和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考虑到对预期和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实际负面影响更大。1）出口方面，导致中国出口及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上半年增速分别为0.1%和-8.1%，较去年全年分别下降9.8和19.4个百分点。其中，500、2000亿美元清单的商品出口增速在征税后分别下滑41.2和24.1个百分点，电机电器、机械行业受到明显冲击。美国已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们根据出口商品的弹性测算两种情形，乐观情形下，美仅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至少下滑11.6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滑2.2个百分点，事实上上半年的出口下滑幅度已大于此；悲观情形下，若对5500亿美元商品均实施25%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将下滑25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滑4.7个百分点。静态测算预计拖累中国经济增速0.3-0.7个百分点，但预期和产业链转移导致实际影响远大于此。2）通胀方面，中国对进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将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因进口价格指数与中国通胀相关性不强，关税对通胀影响不大，预计推升中国CPI约0.02个百分点。3）就业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大量岗位流失，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拉动中国就业40.3人，总出口拉动就业9129万人；我们测算，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将影响199万人就业；若对5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将影响420万人就业；其中与中美贸易关系密切的机电、机械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要高度重视上述行业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和就业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必要放开部分服务行业、加强再就业培训和财政资金保障其基本生活。4）资本市场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股票市场波动加剧且与贸易摩擦进展密切相关，每轮加征关税后股市跌幅明显；分行业来看，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跌幅大于其他行业。当前股市的性价比较高，但最终取决于基本面、风险偏好和货币宽松的博弈。

　　美对华加征关税引发产业链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越南等地。当前越南的劳动力价格、地价、租金、房价、企业税负、水费、汽油、柴油和电力价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31.8%、68.6%、15.2%、10.4%、80%、51.5%、84.5%、78.3%和87.5%。1-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减少至-12.3%；但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速36.4%，较去年四季度上升近30个百分点。目前来看电机电气和机械器具两大行业转移最为明显，加征关税后美国将机电、机械行业进口转移至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就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美国进口将逐渐转移至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中国出口将逐渐转移至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且持续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越南的企业经营成本较中国低，但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较越南靠前23位，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方面好于越南，外商投资总额是越南的12倍。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效之策。

　　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通胀、就业、资本市场带来负面冲击，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放缓程度，并提高金融市场波动性。1）出口方面，美国对华出口暴跌，同比增速在2018年末达-32.9%，创1999年以来新低，且对华增速与其总体出口增速差额走扩。2）通胀与消费者负担方面，仅考虑消费品直接影响，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将推升其CPI0.2个百分点；若将中间品及资本品考虑在内，美国通胀将进一步上升。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当前美国加征关税将致使普通美国家庭每年支出增加约1245美元，占五等分中最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和4.8%，占家庭平均收入和支出比重分别为1.7%和2.1%。3）就业方面，虽然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新增非农就业放缓，上半年同比减少13.4万人，其中与中国商品及投资关系密切的制造业1-6月累计同比为-86%。4）金融市场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抑制市场的风险偏好，致使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且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股价负面冲击更大。尽管近期美股创新高，但主要是受美联储降息预期提振，美股再度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

　　中美在科技、人才交流、投资限制等方面博弈的影响不容小觑。1）美国将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一度对华为断供，可能导致中美“科技脱钩”风险，短期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高成本，对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影响较大；长期来看，将倒逼中国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2）中美学术交流受阻，导致中国留学生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不利于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长期也不利于中美加强文化理解，加深对立情绪。3）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导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受阻，同时不利于美国发挥其科技、金融的优势。

　　应对之道：1）美国方面，近年来逆全球化抬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根源在于贫富差距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均，正确的应对方法包括加强再教育及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而非对华发起贸易摩擦转移矛盾，贸易摩擦解决不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比较优势、美元超发特权、特里芬难题、高消费低储蓄等根本问题。2）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保持定力，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同时积极推动与非美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3）面对产业链转移，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二是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三是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四是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五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六是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货币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

　　1 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1.1 美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方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

　　1.2 贸易摩擦对双方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大选制约特朗普过于激进，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2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2.1 中美贸易结构分析

　　2.2 中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分析

　　2.3 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2.4 加征关税对中国通胀和就业的影响

　　2.5 加征关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3 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3.1 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3.2 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3.3 加征关税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3.4 加征关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4 加征关税对产业链影响有多大？

　　4.1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转移

　　4.2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转移

　　4.3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

　　5 科技、学术、投资限制影响有多大？

　　5.1 中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短期影响中美科技创新效率，长期倒逼中国产业升级

　　5.2 中美学术交流中断，导致中国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

　　5.3 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影响中国企业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

　　1 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对中国的301调查结果，指控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特朗普据此对华加征关税。此后，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中断等全面升级，中国同步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进程。2019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G20大阪峰会上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竞选连任的诉求以及对科技企业、农民群体的争取是导致特朗普态度软化的直接原因，但没有解决结构性改革、大国关系等根本性问题，谈判将反复波折。

　　1.1 美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方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

　　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发酵升级至今，双方加征关税的规模逐步扩大。目前美国已对自中国进口的2500亿美元加征关税25%的关税，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46.3%，而中国已对美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占进口美国商品总额的91.5%。按照美方统计的2018年中美经贸数据，美方尚有2900亿美元的对华进口商品可征税，中方剩余约100亿美元对美商品可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关税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投资限制、人才交流中断和地缘政治打压中国等方面。科技方面，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BIS）出台针对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包括生物技术、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同时美国还围堵中兴、福建晋华、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人才交流方面，美国缩短留美学生签证停留期限、打压华人在美国企业任职以及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多个研究及学术机构如美国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埃默里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美国相关部门调查国外势力的要求下解雇华裔学者。投资限制方面，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加强对外国投资审查，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针对中国。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插手中国内政。在美加墨协议中设置“毒丸计划”，施压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限制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等。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方在反击的同时，以更大决心推动对外开放，降低关税税率、减少负面清单等。其中，科技方面，中国维护高科技企业合法权利、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并设立“不可靠实体清单”。投资方面，中国减少投资限制，2019年版的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进一步放宽了采矿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的投资限制。外交方面，中国加快与非美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

　　1.2 贸易摩擦对双方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大选制约特朗普过于激进，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2019年6月29日，在G20大阪峰会上，中美领导人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本轮会谈中，美方表示谈判期间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竞选连任的诉求以及对科技企业、消费者、农民群体的争取是导致特朗普态度软化的直接原因。此次重启谈判，美国允许其企业对华为出售不影响国家安全的零部件、暂时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分别满足的是科技企业、消费者和农民的利益，利益的分化以及特朗普竞选的压力迫使特朗普态度软化。近期美国民众反对加征新的关税呼声强烈，由于对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涉及到大量的消费品，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和企业负担，反对声音较高，此次听证会有高达96%的代表反对，美国企业家支持政府对华强硬，但希望敦促中国改善营商环境，落实公平的市场准入等，而非加征关税对抗。科技企业普遍反对特朗普禁止向华为出售零部件，其销售收入和利润受损。农民群体因中国反制、上半年大幅减少大豆进口而受损较大，希望特朗普避免关税对抗。2020年大选在即，特朗普支持率下降，在竞选连任成功前，采取相对缓和的态度。拜豋呼吁“让美国重回正常”、美国现在需要“停止争斗、开始修复”，并且民调领先。这种形势制约特朗普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

　　美国行为的根源，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一是从美国国内看，美国部分政客利用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情绪以及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恐惧，将矛盾向外转嫁，以获取政治选票；二是从全球博弈看，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战略遏制，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作为幌子，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观让位于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贸易摩擦只会缓和不会结束。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特朗普仍有可能撕毁协议。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2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美方对华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就业、通胀及资本市场均带来负面冲击，叠加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外需低迷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静态测算预计拖累经济增速0.3-0.7个百分点，考虑到对预期和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实际负面作用更大。

　　2.1 中美贸易结构分析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前三大类产品分别为：电机电气类、机械器具类以及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这三类产品合计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达77.1%，美国从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雨伞、玩具、羽毛制品等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具体来看，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机电器类产品达1470亿美元，占美国从全球进口机电类商品比重42%，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29%，占美国进口总额6%；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机械类产品1096亿美元，占美国从全球进口机械类商品比重32%，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22%，占美国进口总额5%；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1306亿美元，占美国从全球进口该商品比重46.7%，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26%，占美国进口总额5.6%。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美国自中国进口的雨伞、玩具、羽毛制品占其从全球进口的比重较大，分别为93%、82%和75%，对华依赖度较高。

　　中国出口金额排在前三的行业分别为电机电器类、机械类以及家具类，与对美出口金额前三的产品相同，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到47%。具体来看，2017年电机类产品出口金额598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26%；机械类产品出口金额3832亿美元，占中国出口金额比重17%，家具类产品出口金额89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4%。

　　2.2 中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分析

　　2.2.1 美国关税清单

　　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分布行业来看，在500、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美国对华征收关税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而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则涵盖玩具、衣服、鞋帽等大量消费品。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制造业，如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电机电气设备、光学照相医疗设备等，分别占500亿美元关税名单总额的38.5%、36.9%和10.9%，合计86.3%；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仍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主要集中于电机电气设备、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家具、车辆及零部件和钢铁制品等，分别占比为25.6%、19.9%、15%、6.2%和4.1%，合计70.6%；而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则在前期的基础上，将此前未纳入加征关税范围的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囊括，重点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玩具、衣服、鞋等消费品，分别占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比重8.5%、9%和4.8%。5500亿美元加征清单涉及机电、机械、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金额分别为1468.2亿美元、1096.2亿美元、1301.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29.9%、22.3%和26.5%，合计78.7%。

　　通过分析美国三次关税清单，可总结出两大特征：1）美国制定清单时优先选择对中国依赖度低的商品。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较大的商品占全部清单商品比重递增，就美国从中国进口占其从全球进口比重大于50%的商品来看，此类商品在三次清单中占比分别为3.7%、47.3%和76.1%。2）美国加征关税优先选择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尽量少地选择最终消费品。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最终消费品占商品清单比重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1.4%、21.3%和48.4%，原因在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加征关税带来的溢价可以由生产商、消费者或非美国家或地区共同分担，而最终消费品主要美国居民直接承担。3）主要集中于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2.2.2 中国关税清单

　　中国关税清单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较大，消费品占比小，主要涵盖机械器具、车辆、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和电机电气等行业。2018年中国对美第一批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主要集中于车辆及零附件、以大豆为代表的油籽等工业或药用植物、矿物燃料以及塑料制品，占清单比重分别为22%、25.2%、16.1%和7%；另外600亿商品清单主要集中机械器具、光学医疗设备以及电机电器，占清单比重分别为20.3%、14.6%和14.6%。暂未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于航天器、航空器及其零附件。

　　2.3 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2.3.1 中国出口增速已显著放缓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出口整体以及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上半年增速较去年全年分别下降9.8和19.4个百分点。2019年1-6月中国出口增速0.1%，较去年全年下滑9.8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滑更加明显，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8.1%，较去年下降19.4个百分点。

　　中国贸易伙伴结构发生变化，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开始，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被欧盟取代，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19.2%,到2019年1-6月下降到17%，同期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比由16.4%上升到17.3%。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为13.7%，到2019年1-6月下降到12%，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比重由12.7%上升到13.5%，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此外，500亿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41.2个百分点，2000亿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24.1个百分点，电机电器、机械行业受到明显冲击。500亿美元商品被加征关税前平均增速为15.3%（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加征关税后平均增速为-25.8%（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下滑41.2个百分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前平均增速为16.6%（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加征关税后平均增速为-7.4%（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下滑24.1个百分点。由于机电电器和机械行业占2500亿美元清单比重达到51.2%，是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加征关税前两个行业出口平均增速为13.5%和19.5%，到2018年四季度出口增速下降至-6.2%和-12.1%，2019年一季度出口增速下降至-25.7%和-37.5%。

　　2.3.2 对未来出口影响的情景分析

　　未来加征关税可能演化出两种情形：（1）乐观情形，美国仅对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悲观情形，美国对5500亿美元商品均加征25%关税。以下分别对两种情形的影响进行分析。

　　1、对出口总量的影响

　　乐观情形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下滑11.6个百分点，影响中国出口增速-2.2个百分点；悲观情况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下滑25个百分点，影响中国出口增速-4.7个百分点。若考虑全球贸易衰退导致外需下滑，出口下降程度将进一步加剧。上述测算方法基于进口替代的角度分析，即加征关税后美国本土商品对中国商品替代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减少，参照Gallaway等(2003)对美国进口商品分行业Armington弹性，对应到三次清单中用HS-2位码表示的行业，我们分别针对以上两种贸易摩擦演变的情形计算各清单商品的影响幅度，从而预计中国对美出口以及中国出口下降幅度。

　　2、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出口下滑叠加外需低迷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预计拖累GDP增速0.3-0.7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对进出口依存度下降，中国进出口总额/GDP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2%，2018年为33.9%，进出口依存度下降了30.3个百分点；经回归模型测算分析得到中国出口增速对经济增速弹性约为0.15，则在乐观情形下，2500亿美元均征收25%关税，经济增速下降达0.3个百分点；悲观情形下，5500亿美元均征收25%关税，经济增速下降达0.7个百分点。

　　2.4 加征关税对中国通胀和就业的影响

　　通胀方面，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将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因进口价格指数与中国通胀相关性不强，关税对通胀影响不大，预计推升中国CPI约0.02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占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84%，占中国全部进口的6%；其中涉及消费品47.6亿美元，占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0.1%。若只考虑消费品的直接影响，中国对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将助推中国CPI上升0.02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大量岗位流失，预计影响199万-420万人就业；其中与中美贸易关系密切的机电、机械以及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受到较大冲击。2017年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19%，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导致中国近20%的年出口额受到影响。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拉动中国就业40.3人，总出口拉动就业9129万人；其中中国对美国每百万货物出口所拉动就业39.2人，总出口拉动就业1686万人，占全年货物出口拉动就业人次的18.5%。从制造业部门看，出口拉动就业较大的部门，一是单位出口拉动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出口规模大带来就业需求大的电子设备、电器机械和化学产品等技术密集型电子产品制造业；2017年，出口拉动就业量最高的前四大部门为电子设备、纺织、化学品、电气机械。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关切点之一，需高度关注农民工等隐性失业和就业质量下降问题，应在财政保障其基本生活、加强再就业培训、放开部分服务业部门准入限制、清理整顿违规经营时客观看待低收入的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贡献。2018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会更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中对就业的影响，帮助解决受影响工人的再就业、生活困难、再培训等问题，财政会在这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和失业后的生活保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多措并举保就业，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5月14日，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今年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尤其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要全面加强就业服务，精准施策帮扶重点人群就业创业。5月22日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协调全国就业工作，研究解决就业工作重大问题。今年1-5月城镇新增就业597万人，低于2017和2018年同期的599和613万人。

　　2.5 加征关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股票市场波动加剧且与贸易战进展密切相关，每轮加征关税后股市跌幅明显。2018年股票市场整体维持下跌的趋势，2019年初积极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缓和，股市一度快速上涨，但受贸易战反复的影响，股票自5月起震荡。具体来看，特朗普宣布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对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后的一个月内，股市最大跌幅分别为10%、11%和3%。最近一次推动股市上涨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重新释放积极信号，6月18日特朗普宣布大阪G20峰会期间和中国领导人会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当前股市的性价比较高，但最终取决于基本面、风险偏好和货币宽松的博弈。

　　分行业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制造业板块跌幅较大，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其他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行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证监会行业分类看，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以及交运仓储行业受到影响较大，以2019年6月20日为基准，250日累计跌幅分别为-8.8%、-7.7%、-7.7%和-7.3%，农林牧渔和金融业表现较好，250日涨幅分别为31.1%和23.8%。从制造业下细分行业看，家具制造、影视制作、纺织服装等跌幅较大，分别为-36.9%、-34.3%和-25%，此外，七大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均位列跌幅榜前列；与贸易摩擦相关的机电电气行业，250日跌幅也达到了-6.2%。

　　3 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冲击美国出口、通胀、就业、金融市场，加剧美国经济放缓态势，股票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

　　3.1 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致使美国对华出口暴跌，下滑幅度远超次贷危机时期，创1999年以来新低，对华增速与其总体出口增速差额走扩。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快速下滑，美国对应340亿、160亿及600亿美元商品出口增速分别于6月、8月及9月开始快速下降。从整体增速来看，美国对华出口与其总体出口增速差额最高走扩37个百分点，美国出口至中国商品增速在2018年12月一度下滑至-32.9%，超过次贷危机时期对华出口同比的-25.1%，创1999年以来新低。

　　3.2 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仅考虑消费品直接影响，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将推升其CPI0.2个百分点。若将中间品及资本品考虑在内，美国通胀将进一步加剧。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当前美国加征关税将致使普通美国家庭每年支出增加约1245美元。201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达133240亿美元，进口商品金额达23587.9亿美元，其中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5054.7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1.4%。2018年美国对华价值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美国为避免对美国通胀造成较大影响，仅对价值409亿美元消费品征收关税，占201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0.1%。因此，若只考虑消费品的直接影响，则对价值2500亿商品清单加征关税对美国整体通胀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若美国对剩余近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其中消费品金额将达到1231.2亿美元。假设美国消费者承担所有关税，则若美国全面对华加征25%的关税将推动美国通胀0.2个百分点。此外，若将中间品及资本品考虑在内，美国通胀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指出，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商品加征关税致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414美元，而美国于2019年5月再度提高关税将致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支出进一步增加831美元，合计新增1245美元，占五等分中最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和4.8%，占家庭平均收入和支出比重分别为1.7%和2.1%，这将严重影响美国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

　　3.3 加征关税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虽然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新增非农就业放缓，上半年同比减少13.4万人。其中与中国商品及投资关系更为密切的制造业就业下行幅度居前。尽管当前美国失业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但新增非农就业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景气度下行。2019年1-6月新增非农平均就业18万人/月，较2018年同期减少11%。其中，累计新增就业降幅较大的行业包括制造业、运输仓储业、专业和商业服务，累计同比分别为-86%、-68%和-28%。我们认为，非农就业放缓一方面表明美国经济景气下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无利于改善美国制造业就业，美国通过加征关税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意图难以实现。

　　3.4 加征关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抑制市场的风险偏好，致使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且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股价负面冲击更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在特朗普政府多次宣布对华加征关税的时点，美国股票均遭抛售。此外，IMF报告显示营收主要来自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股票走势显著低于美国的股指表现，尽管在2018年底中美达成贸易休战共识后，差距有所缩小，但在5月初美国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的关税提高至25%之后，对中国销售额高的美国公司的股价再度暴跌。尽管当前美股持续创新高，但主要是受到美联储降息预期提振，美股再度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波动性或将进一步提高。

　　4 加征关税对产业链影响有多大？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产业转移正悄然发生。其中电机电气和机械器具两大行业转移最为明显，中国台湾、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受益者。就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全球产业链或将持续：美国进口将逐渐转移至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出口逐渐转移至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长效之策。

　　4.1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转移

　　美国对中国在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等行业进口依赖度不高，加征关税后美国已逐步将机电、机械行业进口转移至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从美国进口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为美国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占美国对应行业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41.9%和32.1%，均不足50%，表明美国对中国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等行业依赖度相对较低。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机电电气、机械器具比重快速下降，分别降至34.6%和21.3%，下滑7.3和10.8个百分点。年，美国从越南、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进口电机电气上升较快，占美国进口电机电气总额比重分别上升3.6、1、0.7和0.6个百分点；美国从墨西哥、中国台湾和法国进口机械器具上升较快，占美国进口机械器具总额比重分别上升1.7、1.6和1.2个百分点。

　　从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机电电气行业或将转移至越南、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机械器具行业转移至中国台湾、法国和日本，此外伴随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产业升级，预计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至越南、孟加拉国和韩国。如果用进口增速变化反映未来市场开发潜力，机电电气方面，美国从越南、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124%、14.3%、18.4%和13.4%，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116、16和15和12个百分点；机械器具行业，美国从中国台湾、法国和日本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75.7%、61%和10.4%，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58、56和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从越南、孟加拉国和韩国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16.6%、12.8%和21.6%，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7、14和13和百分点。

　　4.2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转移

　　中国对美出口依赖较高，美国的待开发出口潜力、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均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中国对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或地区出口转移的概率较大。根据ITC给出的市场开发潜力（Export Potential Map）数据，美国仍然是中国待开发出口潜力最大的国家，待开发出口潜力为1702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德国、中国香港、印度和越南，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260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58%。分行业来看，除美国外，电子设备行业领域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德国、墨西哥和印度，其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1129亿美元，占中国对美电子设备行业出口的77%；除美国外，机械行业领域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德国、印度和墨西哥，其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38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机械行业出口的58%；除美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有德国、英国、越南和法国。

　　相较于美国而言，中国出口转移需求及出口转移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基数大，本质原因仍然是中国尚处于全球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产品全球竞争力仍弱。因此，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效之策。

　　4.3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受益国，且持续开展 对外贸易活动。1-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减少至-12.3%；但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速36.4%，较去年四季度上升近30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7月，越南已与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成为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较越南靠前23位，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方面好于越南，外商投资总额是越南的12倍，但越南的企业经营成本较中国更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租金、房价、企业税负、水费、汽油、柴油和电力分别相当于中国的31.8%、68.6%、15.2%、10.4%、80%、51.5%、84.5%、78.3%和87.5%。此外，越南获得信贷、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成绩卓著，外商投资占GDP比重较高，近年来FDI投资快速上升。根据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排名排在46位，越南排在69位，落后于中国，从细分指标来看，中国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数方面好于越南，但越南在获得信贷、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排名靠前，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方面，2017年中国、越南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分别为1682亿美元和14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4%和6.3%。

　　5 科技、学术、投资限制影响有多大？

　　5.1 中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短期影响中美科技创新效率，长期倒逼中国产业升级

　　短期来看，中美科技脱钩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对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冲击较大。当前中国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集成电路等领域自主研发能力较为薄弱，对进口依赖度较大，2018年中国半导体设备自给率13%，中国集成电路产量1739.5亿个，进口集成电路4175.7亿个，达到产量的两倍；集成电路是ICT的核心器件，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芯片需求量上升，而贸易摩擦升级或导致芯片供给在短期难以提高，致使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芯片自主研发的缺失将导致中国ICT产业技术落后甚至威胁到国家信息安全。另一方面，中国是大部分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消费市场，高通、INTEL、德州仪器等美国产业巨头对中国市场依赖非常严重，销售占比都在30%以上；特朗普对中国科技企业出口打压，必将推升美国科技企业成本。

　　长期来看，中美科技脱钩将倒逼中国自主创新及产业升级。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集成电路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国家投资基金，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基金支持。截至2018年底，一期投资基金基本完成；201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指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在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国产替代仍需要时间。

　　5.2 中美学术交流中断，导致中国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

　　短期内美国限制与中国的人才交流将增加中国对非美国家或地区学术交流，非美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与美国仍有差距；但对美国来说，留学生的减少将影响其教育收入和就业岗位。长期来看不利于中美加强文化理解。近年来，中国学生留学意愿高涨，2018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66.2万人，同比增长8.8%；根据study in UK的数据显示，20.1%的中国留学生将英国视为留学首选，17.1%的留学生将美国视为留学首选；若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限，短期内，英国及其他非美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生将会增加，但由于美国拥有顶尖的学术资源，中国获取顶尖知识的能力将受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行业是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行业之一，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年，全美共110万外国留学生，创造美国高等教育收入394亿美元，为美国增加45万就业岗位；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36万人，占美国全部国际生数量33.2%，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交流对美国的教育行业产生冲击。

　　5.3 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影响中国企业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

　　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趋严对中国技术性海外并购不利。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迅速增长，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美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密切关注涉及美国人个人数据的中国投资,此前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计划斥资12亿美元收购速汇金（MoneyGram International）、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斥资27亿美元收购Genworth金融集团均遭到CFIUS阻拦与推迟。另一方面，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趋严不利于美国硅谷创新企业发展，这些企业在天使、VC等融资过程中需要遵循FIRRMA的要求，容易面临交易延误、支付额外费用等问题。

　　1）美国方面，近年来逆全球化抬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根源在于贫富差距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均，正确的应对方法包括加强再教育及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而非对华发起贸易摩擦转移矛盾，贸易摩擦解决不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比较优势、美元超发特权、特里芬难题、高消费低储蓄等根本问题。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升温，包括美国推动再工业化、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美国在全球挑起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其背后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货币超发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二是国际贸易存在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不同部门受益程度分化严重，如美国科技、金融行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受益，而相对劣势的制造业受损，美国最顶层1%的人口收入占全国收入比重从1975年的8%上升到2015年的22%。贸易摩擦难以解决美国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正确的应对办法是通过再教育及再就业，培育适应产业结构的复合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减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保持定力，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同时积极推动与非美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实现双赢，而且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盟的最大受益者。从理论上也成立，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够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化干戈为玉帛。

　　3）面对产业链转移，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出现的产业链转移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企业预期不稳；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面对当前出口下滑、投资不振以及产业链转移问题，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价值链重构，加快推动我国产业转移、国际产能合作。

　　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货币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