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牧业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产业，发展十分缓慢，一些地区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部分地区铁制农具尚未得到使用，水利设施更是缺少。1949年，少数民族地区平均粮食亩产只有75公斤，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仅31．2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949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仅有5．4亿元。交通、邮电和通讯事业也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运输主要靠兽驮人背，汽车和公路极少，不少地区一封书信要走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许多人没有见过汽车和电话，西藏没有一公里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有意识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单一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础产业发展
从“一五”计划（1953—1957年）开始，国家即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安排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宁夏的青铜峡水电站、新疆的石油勘探和内蒙古兴安岭林区的开发等。仅在五六十年代，国家就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了四川至西藏、青海至西藏、新疆至西藏等公路干线，建设了包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兰州至乌鲁木齐、贵阳至昆明、成都至昆明、成都至贵阳、长沙至贵阳等通往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铁路干线。国家先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仅在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就建设了1400多家。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十分关注，近年来优先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安排水利、电力、交通、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项目，并实行投资倾斜，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1998年，国家增加的财政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占62％，中央财政用于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高出东部地区14．9个百分点，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见表三）。据统计，199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铁路营业里程达1．73万公里，是1952年的4．6倍；公路通车里程达37．41万公里，是1952年的14．4倍；邮路及农村投递总长度113．54万公里，是1952年的8．6倍。
表三：1998年与1952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工业发展对比
原煤产量（万吨）178.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0.81323.1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新疆陆续建成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独山子石化总厂乙烯工程等一批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中型工业项目和南疆铁路、塔城机场、吐鲁番—乌鲁木齐—大黄山高等级公路等一批大型交通设施。据统计，在1978年至1997年的20年间，新疆建成投产项目5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64个，形成固定资产1900多亿元。这些投资使新疆的水利、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新疆现已成为全国第四大产油及加工区，是全国重要的棉、毛纺业基地和毛皮加工基地⑨。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给予了特殊的支持。1984年，中央组织九省市的人力、物力，用一年多的时间，在西藏援助修建了包括能源、交通、建材、市政建设等43项工程，投资达4．8亿元。1994年，中央政府又决定由中央和全国其他省市无偿援助西藏建设62项工程，总投资超过40亿元，现已有60项竣工。1997年，国家投资20．14亿元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竣工、发电。据统计，从五十年代到1998年，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400多亿元，并调动了大量物资进藏。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的援助，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如今西藏已拥有电力、采矿、建材、森工、毛纺、印刷、食品等现代工业。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积极领导少数民族农牧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草原基本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政府通过无偿发放农具、发放生产资金、减免农牧业税、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措施，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见表四）。199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33．11元，是1980年的21．5倍。
表四：1998年与1952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农牧业发展对比
农业总产值（亿元）31.
粮食产量（万吨）.43
大牲畜总数（万头）.7
八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对西藏确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的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并对农民实行“免征免税”的优惠政策，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占西藏人口80％以上的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98年西藏全区粮食总产量达85万吨，比1959年增长4．6倍。为进一步改善西藏农牧业生产条件，国家在九十年代投资20多亿元，综合开发治理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基础设施，整个项目计划修建40项工程，项目完成后，受益耕地约占西藏现有耕地面积的45．6％。在国家的支持下，宁夏1989年以来在河套灌区先后完成了第一、二期农业综合开发，开垦荒地4万公顷，改造中低产田10万多公顷，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近4亿公斤10。
为帮助民族乡的发展，1993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规定上级政府应在财政、金融、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支持民族乡发展经济。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政府每年设立1亿元贴息贷款，用于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镇企业。
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力度
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施了农村、国企、财税、金融、投资、外贸、流通、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随着国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发挥各自的沿海、沿江、沿边特点，积极发展边贸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全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
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家在保留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并设立发展基金等多项优惠政策的同时，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发展边境贸易，支持少数民族地区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1987年，国家确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借鉴国际上设立内陆开发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为活跃沿边地区的经济，富裕边民，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1992年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二连浩特，吉林省的珲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博乐、塔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东兴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内陆边境城市。1993年，国家选择了呼伦贝尔盟、乌海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七个民族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
八十年代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被国家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有一市五县列为国家沿海经济开放区；乌鲁木齐市、南宁市、昆明市、呼和浩特市、银川市、西宁市、贵阳市等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省的省会城市被国家列为内陆开放城市；国家还先后批准了桂林市、南宁市、乌鲁木齐市、包头市四个民族地区大中城市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目前，新疆已同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贸关系。1992年至1997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9亿美元，年均增长21．1％。新疆六个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各方面的建设和招商引资都取得重大成果。新疆已开通15个开放口岸，兰新铁路复线和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使一个现代化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初步形成。
广西对外开放以来，外来投资不断增长。“八五”时期（1991—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含外国政府贷款）32．4亿美元，比“七五”期间（1986—1990年）增长5．6倍。至1997年末，广西累计批准外资项目8505个，合同外资金额13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7．1亿美元。目前，到广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30多个11。
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
国家财政从1955年起就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又设立“民族地区机动金”，并采取提高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财政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据统计，仅上述三项优惠政策，到1998年国家就对少数民族地区累计补助达168亿元。1980年，中央财政又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及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实行定额补助制度，上述三项优惠政策也计入定额补助中继续予以保留。从1980年到199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获中央财政定额补助1400多亿元。1980年，国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1986年，国家设扶贫贴息贷款和以工代赈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政策全都保持下来。国家在1995年开始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对西藏等五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以及其他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专门增设了政策性转移支付内容，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政策性倾斜，政策性转移支付额随国家财力的增长不断增加。1998年，中央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贵州、云南、青海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额近29亿元，占全国转移支付总额的48％。
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贸易，照顾少数民族用品生产
国家对民族贸易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如1963年开始实行利润留成照顾、自有资金照顾和价格补贴照顾的“三项照顾”政策等。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适应和满足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特殊用品的需要，国家不仅确定了涉及服装、鞋帽、家具、绸缎、食品、生产工具、手工艺品、装饰用品、乐器等16个大类、4000余个民族用品品种，而且还采取建立专门生产基地、优先保证生产资金和原材料供应、减免税收、低息贷款、运费补贴等优惠政策。
1991年以来，国家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的优惠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八五”期间（1991—1995年），国家对426个民族贸易县的商业、供销、医药企业和2300多家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信贷、投资、税收和商品供应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并设立专项贴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1997年6月，国家出台了新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九五”期间（1996—2000年）每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安排1亿元贴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对县以下（不含县）国有民族贸易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免征增值税等。
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自然地理的制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低、生产条件差、科技和文化知识不够普及等原因，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展相对落后，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还相当困难，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大规模地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
在十多年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享受其他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外，还享受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一）放宽标准，扩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范围。1986年首次确定国家重点贫困县时，将少数民族自治县列为重点贫困县的标准从全国统一的1985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放宽到200元，对牧区和民族地区的一些困难县放宽到300元。当时确定的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少数民族贫困县141个，占总数的42．6％。1994年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重新调整了国家重点扶贫县对象，在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257个少数民族县，占总数的43．4％。（二）在扶贫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上重点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国家在分配扶贫资金和物资时将五个民族自治区全部视同西部省区，予以重点扶持。部分省区在分配扶贫资金时专门切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县。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1998年国家共向25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投入中央扶贫资金169．5亿元，占扶贫资金总数的45％。（三）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从1983年到2002年，中央政府每年拨出2亿元专款用于甘肃和宁夏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三西”（甘肃省的定西、河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干旱地区的农业建设。从1990年起，国家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全国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四）积极开展同国际组织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合作。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在中国实施了三期扶贫项目，贷款规模总计6．1亿美元，覆盖了广西、内蒙古、宁夏及其他省区的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五）组织东部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扶贫协作。1996年，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九个沿海发达省、直辖市和四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助西部十个贫困省、自治区，三年来共捐款捐物10．4亿元，实施合作项目2074个，投资近40亿元。
通过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从1995年到1998年，25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解决了1092万人、1514万头牲畜饮水问题，五个民族自治区贫困人口从835万人下降到47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2．4％下降到6．9％，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33元增加到1395元。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1995年到1998年，新修基本农田1000多万亩，修建公路6．9万公里，架设输变电线路11．7万公里。
对少数民族实行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
为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有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的精神，制定了本地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生育政策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一般规定，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边境地区和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人口特别稀少的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三个以上的孩子；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农牧民可以不受限制地生育子女。这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为454万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增至946万人，到1998年，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到1046．01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2％。1952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申报的西藏人口为100万人，到1998年，西藏人口已增至252万人，仅藏族人口就增加了120万人。目前，藏族人口约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94％。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民族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教育，对于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家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支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举办民族院校和民族班，实行定向招生，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全国支援西藏教育事业等。
国家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给予重点扶持。1993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经济、教育比较发达的省、直辖市与国家重点扶持的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协作的意见，明确了协作关系和教育扶贫的主要任务。国家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按照工程规划，在1995—2000年间，中央财政将投入39亿元，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将超过100亿元。这项工程的启动，对推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有着重要作用。国家鼓励通过建立“希望工程”等形式资助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教育，如1995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希望工程”建成了136所希望小学，解决了数万少数民族贫困儿童的失学问题。
国家兴办了一批民族院校。截至1998年，国家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有民族大学和民族学院12所、民族师范学校59所、民族职业中学158所、民族中学3536所、民族小学20906所。民族院校先后开设了一些民族预科班，在其他的一些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也相继举办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预科班。1998年，全国举办民族预科班的高等院校达80余所，当年计划招生7142名。预科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已成为主要为少数民族学生举办的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
五、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都可以自由地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差异较大，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
在中国，约有十个少数民族有食用清真食品的传统习惯。为妥善解决好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的伙食问题，国家在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较多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设立清真食堂或清真伙食，人数较少的采取几个单位联合举办或备专门灶具。在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方，广设清真饮食网点，在城市、交通要道、饭店、旅馆、医院，以及列车、轮船、飞机等交通设施上，设清真食堂或清真伙食点。国家对经营清真饮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对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食用的牛羊肉，在屠宰、包装、运输、加工、销售等各环节上，都必须标明“清真”字样。在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大、中城市，国家有关部门设立专门经营牛羊肉的批发部门或零售机构，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各有不同，有火葬、土葬、水葬、天葬等不同的葬法。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对回族、维吾尔族等一些习惯土葬的少数民族，国家划拨专用土地，建立公墓，并设立专门为这些少数民族服务的殡葬服务部门。现在，全国凡有回族等习惯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大、中、小城市，都建有公墓。同样，对藏族实行的天葬、土葬、水葬，国家也给予保护和尊重。
中国各少数民族年节习俗丰富多彩。如：藏族的藏历新年、“雪顿节”，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各少数民族自由地按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欢度节日，国家按照各少数民族年节习惯安排假日，并供应节日特殊食品。
为使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保护少数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国家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办公室，组织和领导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全国现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个自治州、地、盟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民族院校也建有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截至1998年，已搜集少数民族古籍12万余种，整理11万余种，出版古籍书籍5000余种。国家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完成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丛书400多种，9000多万字。现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各自有了一部文字记载的简史。
中国政府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著名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著名的传记性史诗）专门工作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出版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汉文和多种外国文字版本的三大史诗以及一些研究专著，仅关于《格萨尔》就出版了300多万字的大型学术资料汇编《格萨尔集成》，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格学”研究专家。近年来，国家拨付了以千万元计的巨额资金支持校勘出版共计150部的传统藏学的百科全书《中华大藏经》。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各级政府以及文化艺术部门组织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专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抢救、搜集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又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搜集整理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等包括各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共计整理出版310卷，全部出齐约450卷，总计约4．5亿字。
近十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对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国家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了维修。特别是1989年至1994年，国家投入5300万元、黄金1000公斤，对著名的布达拉宫进行了维修。各地还建立了一些博物馆、文化馆，搜集、保护少数民族文物。投资近亿元的西藏博物馆已建成使用。
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
国家和有关部门通过组建少数民族文艺团体、艺术院校、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等措施，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繁荣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建立了国家级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由各民族演员组成，创作各少数民族歌舞节目，到全国各地演出，还数十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节目带到世界各国演出。到目前为止，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534个，艺术表演场所194处，图书馆661个，群众艺术馆82个，文化馆679个，文化站7318个，博物馆155个。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吉林等省有24所高等和中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
曾经濒于灭绝的维吾尔族巨大音乐经典套曲“十二木卡姆”，由四十年代末仅有两三个高龄艺人能够较完整地演唱发展到成立新疆木卡姆艺术团、木卡姆研究室，广泛演唱，得到发扬光大。已有500多年历史的藏戏不仅得到保护和发扬，而且在每年的雪顿节期间与其他歌舞、话剧相映生辉，使雪顿节成为藏民族欢乐喜庆的综合艺术节。
国家定期举办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戏剧“孔雀奖”评比和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电视、文学“骏马奖”评选。国家自1992年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九个省、自治区实施“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几年来，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成了一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改善和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受益的边疆各族人民群众达1000多万人。
近十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团体扩大对外交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中央到地方已有100多个少数民族艺术团体走向世界。
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茁壮成长，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会员的比例已超过10％，人数近600人。
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异彩纷呈。藏族壁画艺术不断充实，增加了表现藏族发展史和藏族人民新生活的内容。藏族卷轴画唐卡艺术得到保护。维吾尔族、蒙古族的地毯、壁挂，从民族地区风行到全中国，外销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布依、苗、瑶、仡佬等民族的蜡染，而今更为流行，且图案、花样、品种都有很大发展。土家、壮、傣、黎、侗等民族的织锦技艺，已从过去的一家一户的小型作业发展到织锦工艺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保护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国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医药人才，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相继成立了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高等院校，已培养民族医药人员2531人。其中西藏藏医学院建立近十年来，共培养各类藏医药人才500多人。目前，全国共有民族医院127所，其中藏医院52所，蒙医院41所，维吾尔医院26所，其他民族医院8所。国家积极扶持对少数民族医药的开发和应用。1992年，国家确定了蒙药、藏药、维吾尔药的制剂中心，将传统医药与现代研制技术相结合，已经生产了十几种剂型，上百种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品种。
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源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史悠久，特点鲜明，不仅具有高度的技巧，而且常常伴有歌舞、音乐，如赛马、射箭、马上游戏“叼羊”、摔跤、荡秋千、跳板、赛龙舟、登山等等。中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都建立了体育工作机构，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活动，提高少数民族的健康水平。现已挖掘、搜集、整理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290多个。1953年，在天津举办了全国首次民族传统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即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82年后，中国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1999年9月在北京举行，同时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设立分赛场。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四年举办一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同时，中国政府也清楚地看到，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中西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发展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还未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地区因生产条件较差严重影响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中国政府相信，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必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情况，参见江平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第492—4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②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383—3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参见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和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两文，载《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④相关法律条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版。
⑤1949年前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参见杨侯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人权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⑥1959年前西藏社会历史情况，参见《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五洲传播出版社1994年版。
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386—390页。
⑧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
⑨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新疆》，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
10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版。
11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版。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改革开放的理解与认识一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改革开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又在治国理政战略部署中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改革开放看成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是就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而言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来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一种社会制度难以容纳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要通过革命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但仍然要通过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释放出来，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运用与发展。
邓小平曾指出：“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以及在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使党带领人民大踏步地赶上时代。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新论断，进一步说明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
现在看来，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的针对性不仅仅是旧体制；不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不仅仅是与国际接轨；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特定范围。而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的主动作为，需要涉及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肯定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但又是全面的、关联的、系统的；改革开放有时会收到吹糠见米的效果，有时要打破利益藩篱，闯难关、过险滩；改革开放需要试点和探索，同时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科学论证。
当然无论怎么改，坚持党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不能变，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变。
改革开放的理解与认识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深切怀念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能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快速崛起，抚今追昔，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改革开放。他对于开创改革开放的丰功伟业，永载史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禁锢，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
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党内主要领导同志于1977年2月提出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指导方针，既使揭批“四人帮”的罪恶遇到重重阻力，又使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难以顺利开展。那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4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现在讲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缘起，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是这段历史的最初起点。
一年后，媒体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打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前台的“开场锣鼓”。这时遇到的阻力很大。邓小平同志连续发表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群众性讨论。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年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指出，这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五大历史性决策：一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是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四是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文革”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解决了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五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了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上述重大决策，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自始至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他对写好《决议》指出，最核心的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由胡乔木负责操作，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于1981年6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有四大功绩。
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决议》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后来，由于理论迷误和经验不足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等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成就是主要的。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据不符合马列主义，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它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损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要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罪恶区别开来，要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那10年历史区别开来。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是说那10年没有任何成就。那个时期的成就不是“文革”的成果，没有“文革”成就会更大更多。
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还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
第四，第一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概括。它包括10个方面：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只在一定范围存在；逐步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个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三）提出三个“大政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
首先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绝非平均发展、同时富裕。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目前出现的穷富差别扩大，主要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党和政府在不断调整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缩小这个差别，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第二个“大政策”，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是个伟大创造。八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加上其他政策调整，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第三个“大政策”，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广东和福建省委办经济特区，他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两次到特区作调查研究后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现在可以放胆地说，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初上述三个“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响最大的。正是有了以三个“大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才信心满满地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述三个“大政策”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披荆斩棘的意义。
（四）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如果不坚决改革这些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邓小平同志着重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他分析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弊端，他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官僚主义尽管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特权现象，他也指出，这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是由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引发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对于怎样改革领导制度，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二是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指出，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它既是提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又是提出制度治党和制度建党思想的历史起点。
（五）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创造伟业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志开创我国改革开放伟业最为关键的一条。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决议》就提出来了。1987年春，准备召开党的十三大，他肯定了大会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题立论的设想。他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远远超乎一般人的认识。他谈到解放思想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基于这个理念，他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路线图。
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同志开创改革开放伟业非常重要的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路线的真谛。党的十三大，根据他的思想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概括。此后，他不断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不能改变，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40年历史充分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确路线。
（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既包括科学文化，也包括思想道德和革命理想。党的十二大报告以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为基础，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初步轮廓。在他的指导下，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第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同广大群众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辩证地结合起来，更加有利于团结各界人士来建设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他将这个思想应用到两个文明建设，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对广东的要求，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具体的要求。这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
（七）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窘迫状况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是他成功地开辟了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老祖宗是这么讲的，苏联社会主义是这么干的。我们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一直在不停地探索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对这个问题的谈话至少12次之多。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鲜明回答，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我们国家掀起了新一轮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
（八）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推进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涵义有三。首先，“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基础。其次，“两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作为国家主体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变的。第三，“两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等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这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
“一国两制”构想是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获得成功。香港、澳门是英国、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整个香港的决定。1982年9月，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谈判。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来访的香港知名人士阐释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不变。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他还指出，对于香港来说，这个高度自治权还包括实行“港人治港”。这个“港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并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由于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并直接指导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澳门问题同葡萄牙政府的谈判比较顺利。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构想迈出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性一步。
邓小平同志在直接推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同时，也在为台湾怎样实现“一国两制”构想和改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积极开展工作。台湾政局动荡多变，两岸关系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将会继续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而奋斗。
（九）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和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负责制定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指导一切重大对外关系活动。这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伟业，有四大贡献。
一是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和平”内涵，强调集中力量搞建设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新界定，不仅更加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世界和平的内在统一性，而且更加突出了国内经济建设同国际和平环境的内在统一性。
二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其次，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实行的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中美建交之后，适时改善中苏关系，我国的国际活动空间非常开阔，影响力愈益增大。
三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时代依据。邓小平同志不断指出，现在世界上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我们主张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这些年来，党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东西南北联手发展，就是以此为理论根据提出的。
四是面对苏东剧变和西方国家制裁，提出一整套外交战略基本方针，成为我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急剧的国际风云变幻。面对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他多次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还说，帝国主义肯定想把中国搞垮。我们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不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只要这样搞下去，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他的一系列讲话，指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邓小平同志密切关注和重视党的建设。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伟业，他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巨大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强调了这样三大问题。
第一，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但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他认为应当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对许多具体事务不能包办代替、干预太多，最重要的是加强政治领导。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制，坚决纠正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等现象。三是通过健全各种制度来防止和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第二，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特别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不断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策对不对、工作好不好的根本依据。这“四个人民”，就是号召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他号召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随着历史发展，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在不断得到落实，党的状况在朝着使广大群众比较满意的方向发生变化。
第三，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将“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交代。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腐败问题，指出反对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坚持“两手抓”，打击种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他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政治交代说，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只是就其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的主要方面而言。40年来，党和人民正是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邓小平理论，并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才有目前举世惊羡的成就。今后，我们党将继续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的理解与认识三
9月24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审议相关区市县、开放先导区深化园区改革实施方案，研究推动下步改革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谭作钧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绍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盛峰出席。
会议对全市深化园区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园区改革已进入攻坚期，能否顺利完成各项改革任务，首先看决心、关键靠行动、根本在担当。各地区各园区和相关部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持续用力，坚持硬件改造和软件提升一体推进、一体落实，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和作风，重塑体制、重塑产业、重塑功能、重塑品牌，以园区改革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会议强调，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园区改革，必须牢牢把好“五关”。一要闯思想关，坚持从我做起，深刻认识园区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园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重要关口，深刻认识园区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做好园区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要闯行动关，坚持敢破敢立、破立同步进行，在完善细化现有方案的基础上，突出园区发展主题和灵魂，抓紧找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同时以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加快推进流程再造、制度创新，以新担当新作为展现园区发展新气象，坚决避免“新瓶装旧酒”。三要闯履职关，坚持奖惩分明，发挥实绩考核指挥棒作用，聚焦园区经济建设主责主业，明确各自发展定位和目标任务，同时由街道、社区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努力打造权责清晰、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管理规范的园区创新发展新体制新机制。四要保稳定关，坚持人岗相宜，在做好人员分流工作的同时，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和苗头性倾向，教育引导同志们正确认识改革、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确保人员队伍稳定。五要抓执纪关，坚持严明纪律，增强斗争精神，敢于较真碰硬，对不担当、不作为、推诿扯皮、借故拖延改革的，严肃追责问责。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其中对2022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
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展，产业链韧性和优势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谈及明年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还从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政策六大方面进行定调。21世纪经济报道将带你一一剖析政策内涵，解读政策重点。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海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与近两年来国际国内大环境变化密不可分。“十三五”收官、“十四五”起步，这两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冲击下，外部环境虽然复杂动荡，但国内经济基本稳住了，我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从发展趋势看，明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不确定影响还是很大。相比，发达国家疫苗免疫屏障基本建立，经济所受影响会进一步减弱。今年，全球供给依旧是短缺的，对中国来说外部市场还是一个需求市场。到明年国内外经济恢复的差异性可能明显缩小，供应链错配的情况也会减轻，供需就没有那么乐观，且今年外需增长基数很高，这些变化需要重视。
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明年下行压力比较大，还面临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通胀危机等，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和美联储政策调整等影响，会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出现波动，因而我们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以我为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1、宏观政策：稳健有效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解读：在财政政策方面强调要提升效能，也就是说不一定要以规模扩张为主要方向，要提高政策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徐洪才指出，所谓精准就是要保重点，三农、民生都是重点，转移支付、减税降费都要搞，可持续的话，地方政府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负债、加杠杆，要防控风险。
稳健主要指货币政策，需要保持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合理流动性。要注意的是，从传统来看，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递减，如何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保持财政政策精准、有效和持续性。在内需方面，要实施好扩大内需的战略。
王海峰指出，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要尽快恢复，特别是对疫情期间受到明显影响的服务消费需要尽快回归正常；另一方面，需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以内需、服务业复苏支撑国内大循环高效运行。
在内需方面，要促进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最近几个月消费、投资、制造业PMI也在回升，但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还是疲弱的，对于未来投资和消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巩固基础。
谈及政策落实问题，王海峰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有赖于地方政府的落实工作。有些政策执行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财政政策在地方常常成了普惠政策，有效性就大大降低。在政策执行中，需要地方政府拥有识别微观主体好坏的能力，辨别微观主体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长期竞争力。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政府应重点关注具有技术、品牌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短期受到外需内需波动等出现生产经营问题，财政政策要聚焦这些企业。而对于落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的准僵尸企业，是应该逐步退出市场的，避免把财政政策错配到这些企业上来。
2、微观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解读：可以看到，在重申重点工作的同时，面对现在出现一些新情况，会议也有所涉及。
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制度活力。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针对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难题，近期多个部门集中提出要加强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11月18日，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指出，宏观政策要继续围绕市场主体展开。在延续制度性减税、落实已定缓税政策的同时，研究采取新的组合式阶段性减税降费措施，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保证电力稳定供应，为市场主体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怎么有针对性地应对，是下一步各个部门要开动脑筋解决的。PPI高位运行，对中小微企业造成很大压力，怎么解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怎么解决？
在经济发展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营造创新环境的重中之重。
3、结构政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供应链韧性。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解读：除了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政策也要稳步推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出现受阻，强调增强供应链韧性是对当前经济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要围绕供应链恢复和稳定进行结构性调整，继续改善营商环境，有效提振国内大循环的效率。”王海峰认为，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和稳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力，如果“十四五”能把保持企业创新的环境做好，企业的创新活力就会被有效激发起来，从而推动科技创新的不断转化，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内生动力。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要让房地产市场真正服务于住房这一民生需求，而非使其走向资本或资产市场，要让房地产市场真正成为服务微观领域增长的核心动力。
4、科技政策：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科技政策要加快落地，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解读：“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将三者从比较碎片化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中转变为从全局考虑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这三种主体之间的创新竞争也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从而实现基础的科技研发、企业创新及其背后的金融支持三方面的互动。王海峰认为，保证好国内大循环的稳定，企业的创新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十四五”能把保持企业创新的环境做好，企业会被有效激发起来，从而推动科技的持续创新。
5、改革开放政策：增强发展动力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发展动力，有效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解读：“国家级战略之间的协调、国家级和跨省级政策的协调，难度大但潜力也大。”王海峰认为，明年要抓好资本、劳动力、信息、能源、资源等要素配置综合改革的试点。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效率很大程度上由改革决定，如果通过改革能把要素市场效率充分提升起来，就会形成中期和长期的内生动力。
同时，还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抓住我国已有的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并结合国家赋予深圳、浦东重大开放平台等的新定位，以开放支撑改革，并让改革为开放提供更大空间。
6、社会政策：兜住民生底线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兜住民生底线，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解读：就业、新的生育政策等，都是大家很关注的民生话题，如何落地见效值得关注。另外，会议特别提出“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显然在明年这一措施或将要迈出大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助于打破户籍限制，打破地区限制，从全国的角度统筹考虑基本公共服务的配比和制度完善，将有效激发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