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近年来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占中国最大人口基数的农民幸不幸福引人关注。昨日，中国农民社会文化状况发展报告在汉发布，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答案。

该报告受教育部社科司委托，调查数据供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教育部、人保部参考使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经过5年调查得出。它首次公布了当前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5578（1为满值），表明我国农民的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湖北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559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邀请有关专家对报告进行了独家解读。调查表明，农民对幸福的理解与传统观念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有钱不再是农民幸福感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取而代之的是环境卫生和社会平等。另外，城里人的幸福感不如农民，务工农民的幸福感不如务农农民。

环境改善比挣钱多更感幸福

2009年至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60个村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感受。经过测算，全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5578，湖北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5595。

湖北省钟祥市冷水镇凡庙村30岁农民刘升新，其幸福指数与湖北农民幸福指数持平。他和妻子从2006年起在广东打工，一年收入4万元左右，家里最大的开销是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刘升新表示，他一家日子过得不错，唯一的遗憾是他和妻子文化水平都不高，不然生活质量会更高一些。

该项调查包括30项指标，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3项分别是：环境卫生、生活便利、社会平等。与之相应的是，收入状况作为传统观念里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此次排位相对靠后。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改善环境的急切愿望，有的还将其转化成动力和实际行动。

“在广西，政府有组织地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湖北进行的‘三万’活动中也有‘洁万家’行动。”调研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任路说，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县横洞村，房前屋后有垃圾桶，村里有保洁员和垃圾处理系统，再也看不到生活污水横流、蚊蝇乱飞、鱼塘发臭的现象；湖北省秭归县泄滩乡徐家山村，村民们主动清理房前屋后的水沟，重点清除陈年垃圾，并形成了定期大扫除的制度，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状况。

平等对话成农民幸福新诉求

在农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农民还觉得缺少什么？调查显示，“和村干部能平等对话，自己的意见在村里更有分量”成为当下农民新的诉求。

湖北省广水市一个村的村民对调研人员说：“村里的事务从未公开过，连村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上任后分管什么工作，我们都不知道。”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一村庄也有村民表示，“村委会选举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去了就是充票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部分村干部认为，他们为村里干了实事，却还是受到村民的抱怨，是典型的“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不地道”， “他们殊不知，改革开放多年来，农民的生活条件好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希望在村里说得上话，说的话管用。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的农民也把城市的平等意识带回家乡，有了一碗水端平、干部不能颐指气使的意识。”

打工农民不如务农农民幸福

数据表明，农民的幸福感，与他们的职业也有很大关系，其中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为0.5590，务工等职业的农民幸福指数最低。这与大多数人的传统认识相反，原因何在？

看看四川省盐亭县富驿镇民主村村民冉毅的故事，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他于2003年至2009年在深圳打工，从事管理型工作，月工资5000多元，但2010年他还是回到了家乡。“打工的工资虽高，但也辛苦，加上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淡漠，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到人在异乡的孤独。”他说，深圳本地人常常称呼外地打工者为“工仔”、“工妹”，歧视色彩很浓。此外，虽然他和妻子每个月的收入一共有8000元左右，但在深圳生活还是很吃力。

“结果表明，务农农民主观上幸福感比城里人强，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满足。”徐勇分析说。

根据2013年联合国大会发布的世界幸福度报告，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低于此次公布的中国农民幸福指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认为，随着农村民生事业的发展，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得到了改善，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这些都为农民幸福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幸福生活有自己的认识，这在幸福指数上便体现为农民幸福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舒小虎的课题组曾在武汉市满春街调研。这里人口和商业网点密集，地狭巷多，缺少植被，2006年之前社区部分居民曾私自抢占公共空间种花种草，引起居民不满，社区环境脏乱，居民争吵不断，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玉华坦言“自然幸福不起来”。

经过走访了解居民的幸福需求，该课题组建言献策，与居委会一起推出花坛“私养公助”等模式，居民们争着为改善环境出力，大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到2010年，社区变得十分整洁。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袁方成认为，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子更多，而在农村，邻里关系容易相处，加上收入显著提高，医疗、教育等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农民的幸福感势必增强。

而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幸福感除了外部环境，还与个体息息相关。袁方成表示，如果大家都能自觉爱护环境，主动融洽邻里关系等，对提升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感都有着重要意义。

2003年，湖南怀化市麻阳县郭公坪乡和礼村人薛开云带着妻子黄前爱，跟着两个儿子的脚步，来到浙江“温州模式”最早发祥地之一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吕岙村。

13年间，他的儿子在这里结婚生子，原来的四口之家变成十口人。因为暂住在吕岙村，薛开云一家很少回麻阳。

2016年春节期间，62岁的薛开云和妻子黄前爱带着两个孙子回家看望80多岁的父母，和他们“迟早都会回去”的故乡。因为在外面薛开云买不起房，孙子只能上私人打工学校，不能参加当地高考，无法享受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融入当地社会。

1月27日，回家的前一晚，黄前爱在吕岙出租屋里收拾东西。

回乡后，他们看到的是家中破败的房子和空荡、凋敝的村庄。

像薛开云一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一群来自怀化麻阳县和礼村的农民工陆续前往“中国电器之都”柳市镇打工，聚居吕岙村。他们通常是举家外出，租住在城中村和故乡一样老旧的房子里。二十多年来，他们亲历“温州模式”蜕变，见证中国民营经济的变革与崛起。但他们也和薛开云一样，面临着养老、教育等种种烦恼。

吕岙村农民工的生存处境，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农民工异乡漂泊的缩影。

1月30日中午，麻阳郭公坪乡和礼村，挑担子回家的薛开云夫妇。

因为在外面买不起房，孙子只能上私人打工学校，不能参加当地高考，无法享受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融入当地社会，薛开云感叹“迟早都会回去”。而如今已经年过花甲的他，无法像几年前一样手脚利索地在当地打零工、种菜，打算再过一两年就回乡养老，种田种菜，照顾孙子在家上学，陪伴年迈的父母。

1月25日晚，薛开云领到一万块钱，那是他2015年9月至今，在柳市镇做小工的所有工资。

13年前，薛开云和妻子黄前爱跟随儿子的脚步，从湖南麻阳和礼这个小山村来到温州柳市镇。号称“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是“温州模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薛开云的两个儿子，大的名叫薛从勇，小儿子叫薛从猛。

2000年，15岁的薛从猛初中没毕业就随叔叔来到吕岙。“这里亲戚朋友多，伯伯、堂哥很多都在这里。”麻阳人到吕岙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吕岙村，这栋平房住了五户人家，薛开云租住了其中两间。

吕岙村负责外来流动人口统计的徐前荣说，“整个吕岙村，湖南的外地人最多，有两三千人，加江西安徽人，外地人三千四百人，本地才三千人左右。”村子里的菜市场，几乎是麻阳人的聚集地，小店的老板、早餐店的大姐、卖菜的大妈、路上的行人……到处都是操着一口麻阳话的麻阳人，薛开云的老家，麻阳郭公坪乡和礼村，约有千人在吕岙村打工。

66岁的覃美菊和她丈夫，成为最早来吕岙的麻阳人。1992年，覃美菊的小女儿嫁到吕岙，一年后的秋天，她和丈夫一起来到此处打工。

在吕岙菜市场摆摊卖菜的覃美菊说，“那时候，这里好做工。”1994年初春，在老家过完年后，他们带了不少麻阳人一起过来。他们带来的那些麻阳人，后来带来了更多的麻阳人。

柳市镇吕岙村，随处可见破旧的老房子。

16年的时间，薛从猛呆在这座城市的角落，历经中国民营经济的变革与崛起。他说，那时柳市镇有很多家庭作坊，发展到2006年时，它们很多渐渐消失了，其中也不乏有作坊壮大。

薛从猛天性安静，在吕岙共呆过三个工厂，现在是一名仓库管理员，他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陪两个小孩玩，然后再看看电脑。

与弟弟不同，薛从勇结交各色朋友。他在一家公司做采购经理，薛从勇的人缘很好，但也出了名的爱抽烟喝酒。2014年，他租了个小卖部，在吕岙菜市场边上，里面放了几台麻将桌，但几个月后小卖部就不搞了。“卖酒都卖到自己肚子里面去了。”妻子田娟说。

田娟在乐清经济开发区一家工厂做开关，每天有200元左右收入。

到吕岙村后，薛开云主要是在工地做小工或帮人种菜，原来一年可以挣五六万块钱，但随着年龄增大，现在一年只能挣一两万块钱。

黄前爱最开始主要是帮两个儿子带小孩，她的两个儿子各有两个小孩，由于小儿子薛从猛的女儿才刚满周岁，小儿媳妇小芳最近在家带孩子，57岁的黄前爱就到一家小工厂给铝、铜和不锈钢电器做标签，一个月有2000多元工资。

2015年年底，薛开云家拍的全家福。

在吕岙村十余年，薛开云一家租住在吕岙菜市场旁一栋老旧平房里。

这栋老旧平房一共六间房，住了五户人家，薛开云租了其中两间，每间月租金130元，住的几乎都是湖南怀化麻阳、湘西凤凰（两县毗邻）人。

薛开云一家住的房间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地面黝黑潮湿，吃饭的桌子和床相连，衣柜和桌子挤在床的两边。

寒流刚过，迎春花已开。昏暗的灯光下，桌下的炭火烧得正旺，但依旧挡不住外面的寒气。“太冷了”，薛开云连忙喊孙子进屋。

薛开云一家，是麻阳人在吕岙村的缩影。薛从勇说：“我认识的，没有人在这里定居，房子太贵了，一万多一平方米，买车的倒有一些。”

“不可能在这里定居，年纪大了，我们就都得回家了。”薛开云说，年纪大了收入少了，但房租却在涨，原来租的房子在下面，比这边便宜，因为要拆迁就搬了上来，新房子都比较贵。

另一个需要回去的原因在于，薛从勇的大儿子薛鹏已到了上中学的年龄。薛从勇说，薛鹏目前在私人打工学校就读，每学期学费一千多元，而且教学质量也不是很好。他说：“反正要回老家参加高考，早点回去也好适应，而且在这边开支也大。”

此外，薛开云说，他的父母亲已年过八旬，两位老人需要人照顾，他和妻子年纪也大了，在外面赚不了钱。“过一两年，就不去那边（注：吕岙村）了。”

1300公里回家路走了48小时

1月28日，薛开云和黄前爱带着孙子薛鹏和薛宇杰（薛从猛大儿子，3岁），踏上了回麻阳的旅程。

这并不是一次主动的回家，黄前爱说，薛开云和他三弟每年间隔着回家看望留守在家中的老父母，因为去年是三弟回去的，所以今年轮到他们回家去看望老人。

从柳市镇回麻阳并不方便，薛开云家可以选择的是火车或者汽车。如果选择坐火车，需要去温州，晚上发车晚上到达怀化市，然后再转乘汽车去麻阳，这让薛开云觉得不方便。十几年来，他们一家几乎都是坐汽车回家，从柳市坐到麻阳，高速公路开通之前需要两天两夜，现在高速通了还是需要20多个小时。

1月29日晚上，刚下车的薛开云祖孙四人，犹豫着晚上去哪儿歇。

一个好消息是，从温州到怀化开通了高铁，仅需7个小时。薛从勇说，“买不到高铁票，而且坐高铁拿东西不方便，每次回去都要带一大堆东西”。

这次回家，薛开云夫妻俩带了七八包东西，主要是大人、小孩的衣服，还有就是给家中父母买的东西，另外买了一些沿海的虾等特产。

1月28日中午12点，开往麻阳的汽车终于出发。车子开动的那一刻，3岁的薛宇杰哭喊着要妈妈，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回老家过年，而车外的母亲小芳也哭花了脸。

这辆柳市镇发出的车子，1月29日晚上8点才抵达麻阳，足足开了32个小时。

在麻阳县城亲戚家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薛开云四人搭车赶回郭公坪乡里。1月30日中午12点，薛开云一家终于抵达麻阳县郭公坪乡和礼村五组家中，此时距离他们从柳市镇出发已过去48小时。

薛开云所在的100多人的自然组，如今只剩下17人常年在家居住，多为老人和小孩。除了一两栋新建的小洋楼，其余房子多破败、老旧，有的房子已倾塌。

麻阳郭公坪和礼村，黄前爱站在空荡荡的家中。

薛开云家的房子是一栋破旧土砖房，木质的框架外面是黄色的土砖，经历风吹雨打后的它们歪七扭八。“上世纪70年代修的，十几年没有人住，都要倒了。”薛开云说，家里什么都没有，连电表都没有接，每次回来他都住父母家。

他父母家住的同样是一栋土砖房。从院子的高地望过去，整个村子有一半是土房，夹杂着一些白色楼房，那都是外出打工者回来后新修建的。“他们平时都不在家里住，都出去了，像我三弟今年也没回来。”薛开云说。

隔壁的薛从元回家了，他两岁的女儿很开心，他们踏过青石板，跟薛开云打招呼。今年过年，村子回来了不少人，极少回来的小孩也聚在一起玩耍，但也有一些人没有回来，像四十多岁的薛北京，就有七八年没回来了。

郭公坪乡和礼村，土屋的右侧是一排楼房。

和礼村村委会主任黄福林说，“整个和礼村有125户人家，其中有二三十户常年空在那里，成为了塌房。”这些人大多都是去了温州柳市，“家里有老人在家的，一般过年都会回来”。

2月7日，除夕夜，黄前爱吃完早餐就开始准备年夜饭，猪脚、鸡、鸭、鱼等满满一桌子菜，到下午3点就备好开始团年。小朋友显得格外开心，特别是3岁的薛宇杰，吃完饭就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去了，到了晚上，他们又一起放烟花。

“锅子（注：卫星电视接收器）坏了”薛开云说，家里没有数字电视，装了收信号的锅子，因年代太久，很早就坏了。侄女拿了几张碟过来，最后他们放了一部恐怖片。

“薛鹏喜欢看恐怖片。”黄前爱说。

除夕夜晚上，薛开云和黄前爱一边烤火，一边和父母聊天，聊过去这一年的收成，聊他们未来的打算，聊儿子薛从勇和薛从猛。

“过一两年，就不去那边了。父母老了，要人照顾，我们年纪也大了，外面赚不了钱。”不过，再过几天，他们就得回柳市镇去，“薛鹏正月十五要去学校报到”。

黄福林说，“很多（村民）初七八就出去了，到正月二十几，大部分人都走了。”到时候，村子又将恢复它的“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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