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消除绝对贫困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快速推进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二)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

  (三)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四)特殊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利有效保障

  (五)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三、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一)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二)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三)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四)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五)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如何稳”的问题

  四、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二)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三)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四)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五)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六)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五、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的减贫和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提供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附录: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和调整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贫困及其伴生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严重阻碍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差、底子薄,发展不平衡,长期饱受贫困问题困扰。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减贫的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只要有坚定意志和决心并付诸实际行动,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断迈进。

  为记录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介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分享中国扶贫脱贫的经验做法,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又是饱经苦难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为摆脱贫困艰难求索。近代以后,在封建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亿万民众处于贫困甚至赤贫状态。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奋力抗争,始终梦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始终梦想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农民翻身解放作为革命的基本问题,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繁荣富强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做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面对一穷二白、百业凋敝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重整山河。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制度保证。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探索建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五保”制度①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体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推进,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为中国注入了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的严峻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重要论断,提出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②,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③,实施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从国家层面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在农村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扶贫标准、重点片区和贫困县,启动实施“三西”④农业建设。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农村活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和观念更新,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历史新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农村贫困问题大大缓解的同时,贫困问题由普遍性分布呈现分层、分块、分化等新特征,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⑤,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继续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国家行动。1994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八七计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动摇,确定了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1999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夺取“八七计划”的胜利作出部署。200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推进。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0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5%。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实施一系列扶贫开发新政策新举措。对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作出重大调整,把中西部地区作为扶贫工作重点区域,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基础上,选定15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对象,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积极开展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移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201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为2.8%;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为1.22亿。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为减贫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财力、物力基础,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同时,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贫困形势,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减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把扶贫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时指出,“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进行再部署再动员,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连续5年审定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结果,连续7年在全国扶贫日期间出席重要活动或作出重要指示,连续7年在新年贺词中强调脱贫攻坚,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下团组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多次回信勉励基层干部群众投身减贫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了20多个贫困村,深入贫困家庭访贫问苦,倾听贫困群众意见建议,了解扶贫脱贫需求,极大鼓舞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消除绝对贫困的艰辛历程,极不平凡,极不容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担当起对人民的责任,践行对人民的承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接续奋斗,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信赖。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充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力彰显,为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图1),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图2),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经过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⑥全面实现,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既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贫困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图3)。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农村,增速比全国农村高2.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自主增收脱贫能力稳步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⑦,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普查⑧显示,贫困户全面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平时吃得饱且能适当吃好,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换洗衣物和御寒被褥。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水平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2020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实施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等措施,99.9%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解决。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专栏1)。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和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饮用水量和水质全部达标,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

  (二)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匮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战不仅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且使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出行难、用电难、用水难、通信难,是长期以来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基础工程,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全力推进,补齐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简称“四好农村路”,专栏2)为牵引,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建设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截至2020年底,全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贫困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努力改善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2016年以来,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029万亩,新增供水能力181亿立方米,水利支撑贫困地区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大幅提升贫困地区用电条件,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骨干电网和输电通道建设等电网专项工程,把电网延伸到更多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专栏3)。加强贫困地区通信设施建设,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远程教育加快向贫困地区学校推进,远程医疗、电子商务覆盖所有贫困县,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从根本上破解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难题,畅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知识流、信息流,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在解决好贫困人口吃饭、穿衣、居住等温饱问题基础上,大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贫困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为贫困地区发展夯实基础、积蓄后劲。2013年以来,累计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8万所,实现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在所在村上幼儿园和小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基层文化中心建设完成比例达到99.48%,基本实现村级文化设施全覆盖;持续推进文化下乡,贫困群众也有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贫困地区医疗条件显著改善,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98%的贫困县至少有一所二级以上医院,贫困地区县级医院收治病种中位数达到全国县级医院整体水平的90%,贫困人口的常见病、慢性病基本能够就近获得及时诊治,越来越多的大病在县域内就可以得到有效救治。综合保障体系逐步健全,贫困县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超过国家扶贫标准,1936万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政策;6098万贫困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脱贫攻坚极大释放了贫困地区蕴含的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产业结构显著改善,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光伏、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兴起,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扩大了市场有效供给,厚植了经济发展基础。贫困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以来,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幅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7个百分点。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激发了贫困群众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拉动了庞大的农村消费,为促进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支撑。

  优秀文化传承弘扬。加强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特色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繁荣发展。实施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工程,引导和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保护好、发展好当地优秀传统技艺。支持贫困地区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资源,加强保护研究、人才培养、展示推广,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展留存扶贫印记活动,建立贫困村扶贫档案,鼓励支持扶贫题材影视文艺作品创作,生动记录脱贫致富历程。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既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也延续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生态环境更美更好。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通过生态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脆弱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等措施,贫困地区生态保护水平明显改善,守护了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脱贫攻坚既促进了贫困人口“增收”,又促进了贫困地区“增绿”,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广大农村旧貌换了新颜,生态宜居水平不断提高。

  深度贫困地区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通过脱贫攻坚,“三区三州”⑨等深度贫困地区突出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特色主导产业加快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专栏4)。

  (三)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脱贫攻坚既是一场深刻的物质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既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脱贫致富热情高涨。脱贫攻坚不仅使贫困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增加了收入,而且唤醒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大提振和重塑了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创业干事、创优争先的精气神,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劲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群众比着把日子往好里过,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形成了你追我赶奔小康的浓厚氛围。

  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脱贫攻坚为贫困群众参与集体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扶贫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等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⑩,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制,推广村民议事会、扶贫理事会等制度,让村民做到“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办”,拓展了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议事管事空间,提高了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自觉性,激发了建设家乡的热情,乡村发展的凝聚力大大增强。

  现代观念不断增强。脱贫攻坚打开了贫困地区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打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了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网络的普及让贫困群众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贫困群众的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市场意识等显著增强,脱贫致富的点子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宽。

  文明新风广泛弘扬。深化贫困地区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创建,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广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开展弘扬好家风、“星级文明户”评选、寻找“最美家庭”等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贫困地区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俭朴节约、绿色环保、讲究卫生等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贫困群众的新追求,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邻里和睦、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社会风尚广泛弘扬,既有乡土气息又有现代时尚的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正在形成。

  (四)特殊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利有效保障

  中国高度重视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群体中特殊困难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特殊政策,加大帮扶力度,特殊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生存权利充分保障,发展机会明显增多。

  贫困妇女生存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将妇女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实现脱贫的近1亿贫困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扶贫政策、资金、措施优先向贫困妇女倾斜,帮助贫困妇女解决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问题。累计对1021万名贫困妇女和妇女骨干进行各类技能培训,500多万名贫困妇女通过手工、种植养殖、家政、电商等增收脱贫。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4500多亿元,870万名妇女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实现创业增收。19.2万名贫困患病妇女获得救助,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在贫困地区实现全覆盖。通过“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邮包”等公益项目,投入公益资金41.7亿元,惠及贫困妇女5000余万人次。

  困境儿童关爱水平明显提高。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对儿童教育和健康实施全过程保障和干预。开展儿童营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每天免费提供1包辅食营养补充品,截至2020年底,累计1120万儿童受益。实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为先天性结构畸形、部分遗传代谢病和地中海贫血贫困患病儿童提供医疗费用补助,累计救助患儿4.1万名,拨付救助金4.7亿元。组织各类志愿者与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对,开展关爱帮扶,覆盖儿童和家长2519.2万人次。建立儿童之家28万余所、儿童快乐家园1200余个,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文体娱乐、心理疏导、生活照顾、家教指导等关爱服务。大幅提高孤儿保障水平,机构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611.3元和1184.3元。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累计投入17亿元、惠及22.3万名病残孤儿。实施福彩梦圆孤儿助学工程,累计投入5.4亿元、惠及在校就读孤儿5.4万人次。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25.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当地孤儿保障标准纳入保障范围。

  贫困老年人生活和服务保障显著改善。持续提高农村养老金待遇和贫困老年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进一步解决。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全面建立,惠及3689万老年人。实施老年健康西部行项目,在西部贫困地区开展老年健康宣传教育,组织医务人员、志愿者开展义诊和健康指导服务,促进西部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提高。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推动贫困老年人医疗保障从救治为主向健康服务为主转变。加强失能贫困老年人关爱照护,全面开展核查,确认62.7万失能贫困老年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9万人,失能贫困老年人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贫困残疾人保障水平全面提升。700多万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消除贫困的奇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惠及2400多万残疾人。1066.7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贫困残疾人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54.7万贫困残疾人得到医疗救助。178.5万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住房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贫困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得到更好保障,8万余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65.3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创新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五)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脱贫攻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贫困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完善,贫困地区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扶贫工作决策部署的战斗堡垒。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抓扶贫先强班子,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精准选派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把农村致富能手、退役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具有奉献精神、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优秀党员选配到村党组织书记岗位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贫困地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信任、信心进一步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基层群众自治更加有效。脱贫攻坚有力推动了贫困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治理更具活力。村委会(居委会)作用更好发挥,贫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不断加强。认真落实村(居)务公开,坚持重大问题民主决策。坚持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着办,群众的事由群众定,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之初,很多贫困村几乎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到2020年底全国贫困村的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2万元。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改变了很多村级组织过去没钱办事的困境,增强了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不断壮大。2013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广大基层干部和扶贫干部心系贫困群众、甘愿牺牲奉献,满腔热情地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了贫困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在脱贫攻坚的艰苦磨砺中,广大基层干部和扶贫干部坚韧、乐观、充满奋斗精神,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加坚定、本领进一步增强。大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支援贫困地区建设,大批企业家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很多高校毕业生放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回到农村建设家乡。变富变美的农村吸引力不断增强,大批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人才留下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贡献力量。

  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升。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先进发展理念、现代科技手段、科学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脱贫攻坚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方法手段,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了新路径,促进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能力显著增强,贫困地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有序。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这一伟大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和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彰显了中国人民为实现梦想拼搏奋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意志品质,彰显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精神品格。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锻造形成“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未来继续奋斗。  

  对于贫困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找准贫困人口、实施扶真贫是普遍性难题。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五个问题”,增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针对性,提升了脱贫攻坚的整体效能。

  (一)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扶贫必先识贫。中国贫困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实现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贫。科学制定贫困识别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摸清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情况。贫困户识别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整户识别;贫困村识别综合考虑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村民人均纯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情况,按照村委会申请、乡政府审核公示、县级审定公告等程序确定。对识别出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组织开展“回头看”,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剔除识别不准人口、补录新识别人口,提高识别准确率。建档立卡在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实现贫困信息精准到村到户到人,精确瞄准了脱贫攻坚的对象,第一次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第一次构建起国家扶贫信息平台,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脱贫攻坚涉及面广、要素繁多、极其复杂,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各级党委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党委政府正职保持稳定。有脱贫任务的地区,倒排工期、落实责任,抓紧施工、强力推进。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和监督检查,组织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专栏5),加强脱贫攻坚督导和监察(专栏6),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奋发有为、履职尽责。加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制度,按照因村派人、精准选派的原则,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作风实的干部驻村扶贫。广大驻村干部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心系贫困群众,扎根基层扶贫一线,倾心倾力帮助贫困群众找出路、谋发展、早脱贫。从2013年开始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到2015年,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三)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贫困的类型和原因千差万别,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中国在减贫实践中,针对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对症下药,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实现精准扶贫。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发展产业是脱贫致富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支持和引导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鼓励支持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专栏7),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推进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初具规模,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能。累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形成了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1.2万个。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44万家、农民合作社71.9万家,72.6%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关系。产业帮扶政策覆盖98.9%的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基本都参与到产业扶贫之中。扎实推进科技扶贫,建立科技帮扶结对7.7万个,选派科技特派员28.98万名,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实施各级各类科技项目3.76万个,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新品种5万余项,支持贫困地区建成创新创业平台1290个。为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支持(专栏8),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建立完善带贫机制,鼓励和带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差、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专栏9)。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符合条件和群众自愿原则,加强思想引导,不搞强迫命令。全面摸排搬迁对象,精心制定搬迁规划,合理确定搬迁规模,有计划有步骤稳妥实施。960多万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对搬迁后的旧宅基地实行复垦复绿,改善迁出区生态环境。加强安置点配套设施和产业园区、扶贫车间等建设,积极为搬迁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同当地群众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并重,在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的同时,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不断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就地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2013年以来,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7450万亩,选聘110多万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建立2.3万个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国土绿化、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和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发展木本油料等经济林种植及森林旅游,不仅拓宽了增收渠道,也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实现了“双赢”。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加强教育扶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专栏10)。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学位、师资、资助等保障能力,20多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返校就读,全面实现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有保障。实施定向招生、学生就业、职教脱贫等倾斜政策,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14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拓宽贫困学生纵向流动渠道。开展民族地区农村教师和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累计培训350万余人次,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先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区开展试点,覆盖43万学龄前儿童,帮助他们学会普通话。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聚焦特殊贫困群体,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集中供养能力显著增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从2012年每人每年2068元提高到2020年5962元,提高188.3%。扶贫部门与民政部门定期开展数据比对、摸排核实,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中国还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其他多渠道多元化扶贫措施。大力推进就业扶贫,通过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输出、扶贫车间和扶贫龙头企业吸纳、返乡创业带动、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形式,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在本地或外出务工、创业,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从2015年的122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243万人。开展健康扶贫工程,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重要举措,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专栏11)。深入实施网络扶贫工程,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完善网络覆盖,推进“互联网+”扶贫模式。实施资产收益扶贫,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光伏、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到贫困村,推动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破解村集体经济收入难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采取一系列应对疫情的帮扶举措,加大就业稳岗力度,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有效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四)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既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被脱贫”,也防止达到标准不愿退出等“该退不退”。制定脱贫摘帽规划和年度减贫计划,确保规范合理有序退出。严格执行退出标准,严格规范工作流程,贫困人口退出实行民主评议,贫困村、贫困县退出进行审核审查,退出结果公示公告,让群众参与评价,做到程序公开、数据准确、档案完整、结果公正。强化监督检查,每年委托第三方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进行专项评估,重点抽选条件较差、基础薄弱的偏远地区,重点评估脱贫人口退出准确率、摘帽县贫困发生率、群众帮扶满意度,确保退出结果真实。2020年至2021年初,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全面准确摸清贫困人口脱贫实现情况。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原有扶持政策保持不变,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监管,留出缓冲期,确保稳定脱贫。

  (五)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如何稳”的问题

  稳定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继续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持续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继续加强扶志扶智,激励和引导脱贫群众靠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生活。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大胆闯、大胆试的创新勇气,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懈探索,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追求。精准扶贫方略,不仅确保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而且有力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四、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减贫标准、方式方法、路径手段也不同。中国减贫立足本国国情,深刻把握中国贫困特点和贫困治理规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抱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既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100年来,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推进脱贫攻坚,努力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宁可少上几个大项目,也要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宁可牺牲一些当前利益、局部利益,也要服从和服务于减贫工作大局;宁可经济增速慢一些,也要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在脱贫攻坚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广大党员、干部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用自己的辛劳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任劳任怨,基层党员干部呕心沥血、苦干实干,广大志愿者真情投入、倾力奉献。他们有的长期奋战在扶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付出很大牺牲;有的为群众脱贫四处奔波,爬山涉险,不辞劳苦;有的常年加班加点,积劳成疾;有的为扶贫工作负伤,仍然带病坚持工作。脱贫攻坚以来,1800多名党员、干部为减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代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的体现。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贫困问题本质上是对人民的根本态度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识贫、扶贫、脱贫,减贫才会有不竭动力、明确方向和好的办法。

  (二)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差,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消除贫困仅仅依靠个体、区域、民间等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邦的重要任务,制定实施一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建议,都把减贫作为重要内容,从国家层面部署,运用国家力量推进。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锚定一个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从党的领袖到广大党员干部,情系贫困群众、心怀减贫大业,全党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制定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目标、路径和具体措施并一以贯之抓下去。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图4),构建多元资金投入体系(专栏12),为减贫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评估体系等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之贫富,国之责任。减贫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艰巨工作,实现减贫目标,领导人的情怀、意志和决心至关重要,执政党和国家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汇聚各方力量至关重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三)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贫困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作为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通过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把改革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免除农业税,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实行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消除导致贫困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不断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积极顺应全球化潮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既对减贫形成了强大的带动效应,也为大规模扶贫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发展是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唯有发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唯有发展,才能更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四)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致贫原因也呈现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分布、结构等的变化,科学制定减贫标准、目标、方略,不断创新减贫理念、方法、手段,循序渐进、持续用力、滴水穿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减缓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带动减贫,重点采取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进入新时代,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转为统筹集中,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转为主要考核脱贫成效。中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事业推进的实际,逐步调整提高扶贫标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贫困的发生演变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贫困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研判制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找准释放减贫动力的突破口,因时因势因地制宜,不断调整创新减贫的策略方略和政策工具,提高贫困治理效能。

  (五)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贫困群众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扶贫减贫既要借助外力,更要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培育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参与发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更富脑袋,让贫困群众既有脱贫致富的想法,又有脱贫致富的办法。依托农民夜校、新时代讲习所等,加强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改进扶贫方式,建立正向激励、比学赶超的有效机制,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激励贫困群众依靠劳动创造幸福。大力宣传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用双手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是顶天立地的真正英雄。只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就一定能够战胜贫困。

  (六)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扶贫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参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广泛有效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专栏13),推动省市县各层面帮扶,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差距。积极开展定点扶贫,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帮扶贫困县或贫困村(专栏14)。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献智献力。积极推动各行各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引导市场开发能力强的主体进入资源开发潜力大的地区,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专栏15)。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开展扶贫公益活动。设立国家扶贫日,建立脱贫攻坚国家荣誉制度,表彰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营造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氛围。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只有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引导全社会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聚力攻坚克难,才能最终战胜贫困顽疾。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开创出来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提振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为其他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减贫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破解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开辟人类社会发展更加光明的前景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做国际减贫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与各国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的减贫和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翻身解放到解决温饱、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为人类反贫困作出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提供支持和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同时接受部分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实施减贫合作项目,不仅在资金投入、知识转移、技术援助等方面获得支持,而且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的扶贫理念与方式方法,推动了中国减贫事业发展。中国先后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合作,在部分贫困县实施外资扶贫项目,引进各种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国际减贫交流合作项目缓解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推动了中国减贫的制度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为项目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国际社会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的民族,中国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国家减贫和发展提供支持。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即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担负大国责任,推动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入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宣布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已按期落实或正在按照进度有序推进(专栏16)。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支持帮助相关国家更好实现减贫发展。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在亚洲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乡村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专栏17)。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职业技术学校、社会保障住房等设施,打造农业合作示范区,推进实施中非菌草技术合作、中非友好医院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等项目(专栏18)。在南太平洋地区,中国推动落实对太平洋岛国无偿援助、优惠贷款等举措,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医疗等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在拉美地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受援国当地民众摆脱贫困。中国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等机构,面向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实施农村教育转型、教师培训等项目。

  分享交流减贫经验。通过搭建平台、组织培训、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减贫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与联合国驻华机构联合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活动。中国发起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举办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一系列研讨交流活动。与东盟秘书处和东盟有关国家合作,面向基层村官(社区官员)实施“东盟+中日韩村官交流项目”。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合作开展国际减贫培训,2012年以来,共举办130余期国际减贫培训班,来自116个国家(组织)的官员参加培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贫穷、饥饿、疾病侵蚀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人类文明走向何方,攸关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每个人都有过上好日子的权利。各国应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积极推进减贫发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冲破贫困落后的阴霾,照亮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减贫交流合作,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驰而不息、接续奋斗,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那时的中国乡村,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

  到205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全面振兴。那时的中国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各项事业繁荣发展。那时的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向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高目标继续迈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紧密相连,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繁荣发展的未来中国,是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是与世界形成更加良性互动的中国,是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 

附录 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和调整

  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确定扶贫标准,是中国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扶贫以来一直的做法。

  中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是1986年,为206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5亿,主要解决温饱问题。2001年制定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865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422.8万。2011年制定第二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2亿。

  脱贫攻坚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收入”就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就是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贫困人口退出标准是综合性多维标准,不仅衡量收入水平,还考量贫困人口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程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①《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②中共十三大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③198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来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④“三西”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集中连片最困难的地区之一。1982年12月,中国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共涉及47个县(市、区)(1992年扩大到57个)。“三西”农业建设在中国扶贫开发历程中具有开创性、先导性、示范性意义,在改革单纯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集中力量实施片区开发、易地搬迁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对于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⑤中共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新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⑥“两不愁三保障”是指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⑦“直过民族”是云南省对部分民族的特定称谓,源于这些民族在民主改革时期,跨越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⑧脱贫攻坚普查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对脱贫攻坚成效的全面检验。2020年至2021年,中国在中西部22个省份开展了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重点围绕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全面了解国家贫困县脱贫实现情况。普查内容包括建档立卡基本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获得帮扶和参与脱贫攻坚项目情况,以及县和行政村基本公共服务情况等。

  ⑨“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涉藏州县。“三州”是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⑩“四议两公开”,是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对村级事务进行民主决策的基本工作程序。“四议”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2021年2月,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这一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02期,100-112

摘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其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决定了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防止两极分化应该贯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目的是防止“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语)。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于防止两极分化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科学思想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结合当前实际深度挖掘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体系,以获得对当前实践的有益启示。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防止两极分化;新发展理念;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防止两极分化应该贯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十分必要。

一、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执政目标是最大限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尤其是防止两极分化始终是党的政策的重要关注点。全面小康的政策目标本身就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导向。

(一)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在建成全面小康过程中必须防止两极分化

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不是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这是与资本主义小康和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下小康的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对此,邓小平曾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1]64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就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普遍提高的社会发展过程。

追求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123这样,全面小康必须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

(二)全面小康的全面性决定了我们追求的是多领域均衡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不断发展的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逻辑结构来看,“四个全面”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突出体现了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其着重点和着眼点都在全面上。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的,其他“三个全面”是手段。对于“四个全面”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也就是说,“四个全面”的总和是战略总体的全面,其中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各个“全面”又都有自己的目标、重点和途径。“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3]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是“一鸟”,是“一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组织保障。正是因为有了“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的要求,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其他“三个全面”。

二是从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把“全面”确定为“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过程中,对小康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实践不断拓展,从而推动小康目标不断升级的必然结果。

19791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了“小康”概念,并提出了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1984325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将它称为“新概念”:“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54从此以后,对小康社会的理解,突破了描述生活水平的界限,小康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描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

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按《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指标测算,到1999年我国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ztjc/ztfx/fxbg/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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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差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两极分化”?目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

这种观点认为:“两极分化具有特定的内涵,即少数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作为统治生产者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无偿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同时,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而形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积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向多数人集中和积累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收人差距扩大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如果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过大,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表明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这两组数据都告诉我们,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总体上处于合理差距向过大差距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距,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伴生现象,而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收入为代价的。因此,这种差距是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在本质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7]81

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结论一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研究得出的。比如,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就认为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已连续10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自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变化巨大,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2000年达到0.417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582008年高达0.469,近两年持续攀升,实际已超过了0.5。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基尼系数的迅速扩大,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财富集中度急剧上升。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大约为36%-37%,最低收入的20%人口约占7%-8%。到1995年,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达47.5%,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则仅为5.5%,中国最上层20%家庭收入是最下层20%家庭收入的8.49倍。到1997年,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上升到50.4%,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则下降到4.06%,最富裕的2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达到12.412005年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的份额高达50%。另外,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8]100

持此观点的人普遍认为,我国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9]

到底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应该允许争鸣。

两极分化是收入差距扩大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现阶段虽然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收人差距或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现实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和可能。

邓小平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1997年他石破天惊地做出了一个论断:“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6]1364这个结论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发展历程的敏锐观察,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科学预测,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决策的一种警醒。

所以,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贫富差距问题,不断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1364“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6]“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4

我们党在实践中也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3

三、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让广大人民都从革命和社会发展中得到好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以及毛泽东和所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两种有损社会公平的现象,都是社会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一)要防止两极分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强调,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7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11]429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12]1242

为此,他主张要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1]437他还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强调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3]308

可见,毛泽东是把两极分化问题置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就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

毛泽东是从马克思关于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这两极的共生角度来看待两极分化现象的。其理论假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种现象就是两极分化。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两极分化则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成为毛泽东观察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论。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他发现:“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1]437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国家不富又不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11]495“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11]500为了迅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消除贫穷,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16在党大的八大上,他明确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4]117

(三)必须从所有制层面上消除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从分析经济关系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而在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是所有制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所有制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在点出问题的实质之后,接着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1]437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15]151

毛泽东上述论述含有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如果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两极分化消除不了,而且在中国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内外夹攻下,中国也不会富强起来。所以,毛泽东进一步论证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15]151

(四)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但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考虑经济问题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据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都是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得人们向社会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时,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不劳而获,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从社会领得消费品。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充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的程度,因而消费品还不可能按照劳动者的实际需要进行分配。劳动还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条件下,要以劳动为尺度来分配个人消费品。也就是说,劳动者获得消费品的多少,不是根据他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与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这是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不同之处。

在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还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不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每一个人只能按照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取消费品,排除了剥削,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不一样,存在着体力、智力、学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再加上每个人赡养的人口的差异,如果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

由此看来,按劳分配原则确实存在形式上平等掩盖着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的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两极分化。他一度主张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16]68

(五)全国一盘棋,推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这一不合理的状况,防止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提出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均衡发展,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施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把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内地,其实质是内地(主要是西部)重点开发,其目的是缩小内陆与沿海的差距。“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4]25“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14]26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毛泽东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7]303使二者保持适当的比例。

为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平衡发展,毛泽东亲自制定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实施区域投资倾斜政策来平衡分布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实现区域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一五”计划(年)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沿海与内地严重失衡的工业布局,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的30年间,以现价计算,国民经济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已缩小到200元左右。”[18]15

(六)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是两极分化的反面。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杜绝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必须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

1953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661-662

共同富裕包括社会各阶级,包括社会所有成员,“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11]495“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11]490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11]490

(七)反对两极分化并不是要绝对平均

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有时过分强调分配上的平均,但是,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绝对不是平均主义者。从红军时代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认为这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所以,在毛泽东那里,反对两极分化并不是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针对部分人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20]10毛泽东对于各种“共产风”也一直持批评的态度。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指出,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的所谓平均主义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十分不对的。在对待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他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20]130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建设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两种社会现象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为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挖掘的宝贵思想资源。

(八)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为本,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一切言行的最高准绳。“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1]522“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2]1094

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要实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办事情时,都要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践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从贫穷落后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

毛泽东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2]1096广大干部要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对人民负责的意识。杜绝以权谋私的犯罪勾当、阻遏“率先致富”的可耻行为。

(九)重视理想信念和精神因素在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中的作用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制度因素,主要指经济运行制度,包括财产所有制和财富分配制度;二是人的因素,主要指经济人的自私本性。

在毛泽东看来,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弘扬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高尚精神是克服自私自利的念头、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撑,是人民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获取和奉献关系的精神动力。所以,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倡导大公无私,强调思想政治功工作的作用,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11]449“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4]351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23]277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提出要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由于按劳分配形成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巩固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提高工资”。[23]289他还强调:“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对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24]58“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4]162针对少数人争名誉,争地位,比吃穿等,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285

毛泽东认为,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就会“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就会导致人民追逐物质利益,从而产生两极分化。“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287

(十)反对特权,防止权力腐败,杜绝各种非法致富

所谓干部特权,是指某些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权力腐败与非法致富是孪生的。反对特权,是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

建国以后,毛泽东经常警告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588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薪水都要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享受着卫生、文艺、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好处,自觉高人一等。

毛泽东认为,干部特权产生的现实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人群获取大大多于普通群众的利益,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剥削工人、农民,最终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达到消除干部特权,毛泽东从分配制度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强调反对干部高薪制,主张缩小收入差距。他明确表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16]68

建国后,毛泽东提倡实行干部低薪、节俭保廉制度,因为他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并多次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错误思想,要求党员干部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285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执政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打击、以权谋私、搞腐败的现象,毛泽东主张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并及时开展始终坚持了反贪污腐败的斗争。

四、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防止两极分化是贯串小康社会全过程的一项根本任务。如上所述,毛泽东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它必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对于目前的防止两极分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据初步梳理,我们可以归结为十大启示。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

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的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同义词,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就等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对两极分化的根本判断是在中国道路的选择这个层面作出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样的。邓小平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他甚至认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引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既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又成功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形成了西方学术界称为“北京共识”的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尽管目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0]3党的十八大号召大家要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新的实践中,防止两极分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未来的途径。

第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防止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

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0]3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不发展生产力、不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就难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毛泽东历来是从所有制的角度看两极分化问题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只有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根本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直高度警惕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邓小平也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149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探索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八大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0]3在这一所有制结构政策的指导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但问题在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内在趋势还是存在的。所以防止这种趋势转变为现实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彻底消除两极分化现象,又不能听任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

根据毛泽东观点的启示,我们的现实选择有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以此为基础把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杜绝其蔓延到全社会。因为,如果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贫富差距现象必然扩大到全社会,社会矛盾势必激化,社会稳定的局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要注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保障非公有经济中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两条是根本性的措施,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所谓私有化主张和限制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第四,坚持按劳分配在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探索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特点,决定了分配结构的多元化样态。党的十八大重申:“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0]3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分配在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就为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奠定了分配制度基础。又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经济还必须鼓励和支持,所以,其他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是必然的,但必须是居于辅助的地位。

第五,区域均衡发展是防止两极分化出现的空间战略安排。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10]3

第六,追求共同富裕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必然要求。

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邓小平的观点。共同富裕是两极分化的反面。防止两极分化必然追求共同富裕。但是,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呢?怎么样去追求共同富裕呢?这里的本质分歧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什么。

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解,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领域的概念,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本质的经济关系,其制度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3十八大报告把共同富裕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并且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来论述。

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前提来谈共同富裕问题,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成是共同富裕,这也是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的一个思想认识根源,他们离开社会主义所有制来谈共同富裕问题,看到的只是国家的分配政策,而看不到背后的剥削实质。于是他们就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福利主义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正是据此,他们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搞“福利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的,是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进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而已。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要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七,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错误认识。

平均主义天然不是分化主义,平均就不是两极分化。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就走向了平均主义尤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予以坚决反对的观点。况且那会背离了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导致的结果必定是共同贫穷。“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失误甚至错误。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全局看,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从毛泽东革命和建设的整体实践看,毛泽东是极力反对平均主义尤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就这种主张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虽然有这种思潮存在,但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一些被称为“老左派”的人物,以反对两极分化的名义,极力主张回到“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那种社会氛围中去,这种思想在民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起社会底层群众的共鸣,时下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种思潮的一种回应。这些我们必须予以时刻警惕。不能因为防止两极分化而使平均主义回潮。

第八,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是党的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但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对于人民的需要来讲,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标准是要看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谁。树立为人民而发展的发展观就为防止两极分化奠定了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

第九,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防止两极分化的精神动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挥精神、道德的力量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大力提倡援助、带动、赞助高尚行为。市场竞争无情人有情,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这种精神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分配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喻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一到关键时刻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在分配领域,只讲物质激励,不讲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此以往,形成一种惯性,“一切向钱看”,把个人获得物质利益看作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后果会是十分严重的。

第十,坚决反对特权,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机制保障。

当代中国的贫富分化,不完全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法制不健全、执行不力、维权成本太高、对各种非法致富的手段制裁不力等都对贫富分化起直接或间接作用。为此,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落实预防反腐败条例等等,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逐步实现官民平等、城乡平等、公平竞争、和谐发展。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强力反腐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推动作用,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必将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将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提供新的制度遵循,也必将在反对特权、推动法制体系建设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就从体制和机制方面为防止两极分化提供了长效性的保障。

[2]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N].人民日报,.

[3]人民日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N].人民日报,.

[4]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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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8]东西部差距到底有多大[J].瞭望新闻周刊,1999,48.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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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责任编辑李冲锋]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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