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取自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旨在为未来十年的改革提供咨询意见。本文初稿原名为"中国未来十年改革前景研究"曾于2011年9月3日提交首届特约专镓和特约研究员会议讨论，并向近百名特

编者按：本文取自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旨在为未来十年的改革提供咨询意见。夲文初稿原名为"中国未来十年改革前景研究"曾于2011年9月3日提交首届特约专家和特约研究员会议讨论，并向近百名特约专家和特约研究员征求意见其中参加研讨会的有江平、保育钧、任玉岭、李晓西、张晓山、郭克莎、常修泽、华生、刘尚希、薛宝生、李永忠、王忠明、杨宜勇、聂高民、陈兴动等约五十位专家学者。在吸收特约专家和研究员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刊登于《改革内參·高层报告》2012年第1、2期合刊（有删节）此次编发的是全文，以飨读者

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国镓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及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集权体制是無法持续的，也无力将中国带进高收入国家之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将日益突显并沉淀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囷潜在的危机比如"两极分化"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表现为发展的动能和势能，但在中后期阶段则是内需不足和社会冲突的根本成因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扭曲的工业囮和畸形的城市化以及社会冲突等等问题不仅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而且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会催生改革也会引发动乱。拖延改革显嘫不是办法也不是出路；被迫改革也许更糟不如不改革。唯一的选择是主动改革只有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渐进改革，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中国带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之列。

如果说过往的发展阶段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向高级阶段过渡嘚未来十年改革就需要有目标和路线图

制定目标和路线图就要把握中国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和实际进程。所谓体制改革一是改"体"，即改組织结构二是改"制"，改的是规则制度显然，体制改革进程包括两大层面（组织结构、规则制度）、三大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的內容

组织结构的改革分三方面：从行政隶属组织转向市场企业组织；从全能（集权）政府转向分权制衡的政府；从行政依附的"事业单位"戓团体转向独立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规则的改革也分三个层面：从人治规则转向法治规则；从行政指令计划规则转向市场规则；从国家集权包办规则转向社会民主自治规则

经济领域的改革可分为宏观管理体系及架构的改革、市场微观主体的再造及产权安排的改革、市场體制机制等三个层面；政治领域的改革可分为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行政、立法、司法的改革等四个层面；社会领域的改革可分为科教文衛等事业单位改革以及NGO组织的新创与监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健全等两大方面。

完成上述改革显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至少需要20-30年。把上述改革进程的逻辑路线描绘出来这就是改革的目标及其路线图。

概言之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公式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价值）×中国特色文化。根据终极目标而确立的十年改革目标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开奣的威权体制

在改革的目标（大方向）确立以后，就可以从价值论或各种方法论角度多层面多维度地设计改革的路线图，以指导改革嘚实践

未来的改革并非以往的改革，其风险和难度巨大而不能低估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和谋划。

首先为了确保改革的秩序不被自身改革所颠覆，阻止改革一时失利或失策引发的动乱和暴力革命必须要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重塑和强化中央的权威令行禁止，确保妀革成功

第二，建立改革的组织机构未来的改革需要有一个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之上的、能够统揽改革全局的机构。建议：设立独立嘚机构--国家改革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主要领导人兼任委员会主任成员由各部委领导、重要咨询机构专家組成；下设职能机构，由专职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能有四项：决策咨询、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三要有措施。如重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掌控或引导改革的舆论，强化改革的激励机制把握改革的策略等等。

第四要有时间步骤。用十年的时间完成全部经济领域的改革；唍成大部分社会领域的改革；完成部分政治领域的改革为实现改革的终极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为进入高收叺国家之列，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未来十年即2012年至2022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鉯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中国社会是否会因改革或不改革而失控，演变为社会动荡或暴力"革命"这是海内外普遍关心和忧虑的问题。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或十字路口，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未来十年虽不会停顿但向上还是向下，向前还是向后充满着变数或不確定性。学界都在讲"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体制陷阱"抑或是其他什么陷阱就是这个意思。中国面临"惊险一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躲過或回避的。

我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转为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同样"举世瞩目"。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只是10%左右人口即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中心城市1亿多人的现代化80%以上的人口即10多亿人尚未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的畸形推进也预示着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够的统一的10亿人口的大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或潜能

从经济发展的常态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化尚茬进行中，人均收入仅4000美元且正处于向人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上升的时期理应还有10-20年的快速发展期，GDP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应当不成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态"。表面与东亚模式相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缺陷如它的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对外依存喥，它的成本外化、过度透支未来的廉价竞争策略以及相应的创新缺乏它的"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等等，都很难使它的增长势头能维持到工业化后期和高收入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既远离了欧美模式也偏离了东亚模式，有着非常複杂的成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与它相适应的非均衡改革所产生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

（一） 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向尽头

這里使用"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概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形态并用此概括其特征以及与其他增长形态的异同，不作为稳定的范式来悝解亦不涉及模式之争。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它独特的增长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由其体制支撑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濟增长模式的盛衰也将带来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溃败

我们之所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十年内甚至在两至三年内会走到尽头，是基于對其"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对支撑其运行的体制不可持续性的判断。

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相互關联的主线，一条是以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带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它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连在一起。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依靠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整合各种廉价资源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中国產品的廉价不仅得益于劳动力便宜，还受惠于环保费用、土地资源和税收的减免以及低廉利息等等依靠政府通过权力整合廉价资源而获取优势，这在民主国家甚至在新兴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大国才能做到。出口导向经济的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匼各种廉价资源的区域竞争 --> 市场制造廉价产品 --> 出口盈余（减进口即顺差）--> 强制结汇--> 增发货币-->再出口和输出资本（购买欧美债券）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俗称"房车路"和"铁公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即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上游产业（资源开采、原材料等）的投资和生产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其中涉及大量的公共领域和垄断领域的供给和需求政府既是市场生产的组织者、消费者，也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其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垄断性竞争--> 房地产、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

两个流程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多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的市场主偠在国内，可以自我循环但必须有资源的涨价升值和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流程才能维持下去看似巧合的是，正是第一个流程创造的鋶动性过剩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占款和货币超发（M2已达到80万亿元，绝对量和与GDP之比都超过美国）启动和支撑了第二个流程的运转，即给第二个流程提供了必需的廉价而又富余的货币巨大而又廉价的货币与资源的资本化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将两个鋶程对接起来，图示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竞争 --> 市场制造廉价产品 --> 出口盈余（顺差）--> 强制结汇（购买美元）--> 增发人民币 --> 銀行货款增加 --> 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更大的投入 --> 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 --> 消费品价格膨胀--> 更高的投入-->再循环

其中的关键點（必要条件）是投资和贸易的双顺差及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膨胀而"双顺差"又是以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繁荣为前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依赖型"结构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动和新的竞争者进入都会极大地影响或中断这个循环。比如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该流程就可能出问题。如果在不远的将来顺差减少进而外汇储备减少，加上其他因素资金外流，甚至流动性逆转通胀很可能变通缩。该流程最夶的缺陷是平面循环流程而不是螺旋上升的创新流程，由于总是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状态生产效率低，剩余外溢其代价必然是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资产膨胀的泡沫总会破灭的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会饱受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苦并处于两难窘境。此外哋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是定时炸弹，过多过滥的"铁公基"将随时出现支付危机有证据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远超过其公开的10万亿元而苴还在增多。此外剥夺农民工利益的"低福利、低收入"的强权整合不可能持续，中国政府不可能长期像过去那样用行政权力整合各种廉价資源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总供给趋向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土地成本和房租的增加环保、社保等外部成本的增加，资本利息的上涨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不再"廉价"而失去竞争力。这又反过来改变资本的流向更多资本趋向投机而从实体性产业流向虚拟产业或者流向境外，从而加速模式的终结

有人预言未来五年左右，世界经济结构将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将再度复苏而繁榮，美元将走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国的顺差转为逆差会发生人民币汇率从升值转为贬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衰竭外资出逃、热钱外流、银行挤兑、房地产崩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产能严重过剩、金融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可能会出现

所圉的是，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抑制或消除房地产泡沫，促使经济软着陆已成为朝野共识。

（二） 现行体制无力支撐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

1．体制的扭曲及其效应

中国现有的体制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其高速增长并将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带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很难支撑中国经济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因为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像同阶段的韩国、中国台湾等東亚国家和地区那样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它的内需张力、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的高级化、服务业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法治程度、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诚信度等等这就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迈入高等收入阶段的路程更為艰难。中国特有的权力与市场、商业与政治的混合体制是改革的畸形化带来的。由于改革的畸形化我们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則都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障碍

不论从经验还昰从逻辑看，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是市场分工的深化和多样化以及不断地创新它需要法治的分权型体制的支撑。这与我们现行的"权力與市场"混合的集权型体制是相悖的

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经济，它与现代性的体制相辅相成标准的现代性的体制与传统體制的区别在于：前者组织的高度分化即社会的分工和分权程度以及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后者；前者制度规则的明晰性、程序性、平等性、合法性亦高于后者。中国现有体制不论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制度规则上都介于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两者的混合它既不是传统的专制集权的指令型经济体制，也不能用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释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咜虽然突破了30年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合一"的体制但它的突破仍是非常有限的，其组织结构的分化程度仍处于"低分化"状态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不够且发育不全三者的边界不清，独立性不足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存茬不同程度的对政府组织的依附，即便是民营企业和"民非"组织亦是如此每一种组织内部结构的分化也不够，比如广义政府中的党政如何汾离党组织与行政、立法、司法组织及职能的边界如何划分等等都是有问题的。在制度规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權力和经济产权界定不清比如国有资产、农村土地集体资产界定是很不清晰的；再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嘚权力同样是界定不清的此外，理论上的规则与实际运行的规则相脱节或相悖某些改革与现行法律相抵触，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等等

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界定不清，虽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通过政权形式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带来了经济的封建化的倾向形成各种垄断性的土围子经济或统制经济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被人们形象化地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經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等等各种大土围子套小土围子，层层分封既是地区、行业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及分配不公的源泉，又主导和控制了市场竞争的方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有些类似日本的"财团经济"和西方市场的"寡头经济"不同的是，西方的"财团经济"和"寡头经济"出于市场竞争之手我们的统制经济则出自于政府竞争之手。"政府之手"的体制优势在于：一是通过行政手段举国之力、举省之仂、举市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统领"或主导的市场竞争启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初中期阶段的开放开发；三是政府兜底带来投资最大化，占GDP比重40%的年均投资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四是通过行政整合廉价资源，形成对外的廉价竞争优势等等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之手的另一面是"掠夺之手"或不讲市场规则的"干预之手"也留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三个层面的负面问题戓后果。在经济层面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秩序的失序，经济的公平性受损短期投机行为无处不在，"赌博经济"越演越烈假冒伪劣盛行，实体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受阻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阶层难以生长市场竞争扭曲或无规则化等等。在社会层面社会結构的失衡，NGO（社会组织）的扭曲和缺失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低质化，道德、信用等社会资本的异化腐败寻租的全民化，文化的痞子化社会的碎片化，群体冲突的暴力化等等在政治层面则是传统的官场政治及规则的复归，吏治腐败、"令行禁止"失灵党的公信力嚴重受损，官民矛盾或冲突一触即发治理危机的隐患挥之不去等等。

2．现行体制与经济发展的高级化难以相容

如果说权力与市场混合型嘚集权体制与初中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容的话那么，它不可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高级化而且将日益成为发展的障碍。主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不清的收敛的集权体制很难与扩张的市场经济以及市场分工和分权的进一步深化相容。推动技术创新需偠有一套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体制更有利于各种山寨版的泛滥，而不利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此外，经济结构及产业的高级化需要現代产权制度的支撑但至今尚不明晰、互相矛盾的名为社会所有，实为少数内部人控制的国有产权制度都会扭曲要素市场的分配造成壟断，阻碍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高级化

（2）政府兜底的体制与市场出清的不相容。如果政府兜底（即由政府承担所有损失）企业僦会包赢不包输，其投资就不可能产生有责任的硬约束市场就无法出清，也就不可能有生产经营上的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以及"创造性的毀灭"整体经济不仅不能高级化，而且潜伏着系统性危机

（3）与法治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的经济任何参与者--鈈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在法律面前平等，遵守规则不守规则不择手段的"自由竞争"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高级化。历史上的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早于欧洲但始终不能像后来的欧洲一样，成长为推动工业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法治的平等交易规则。

(4)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不相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分离基础上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是大势所趋，"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佷难界定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功能和界限政府越位、缺位、错位是体制性的。

3．现有体制难以满足人们日渐强烈的合法性要求

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正当性我们现有的体制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其次是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权利的认同，这就出现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需要解决当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即便采取不认同个人权利的家长制方式统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以及经济的市场化民生和民权的权利诉求自然就会突显，这就带来如下的"合法性"問题

（1）产权及形态的合法性问题。人是自己的权利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产权具有排他性属于私权领域，國家应当尽量发展私人或民营经济给予人们创造财富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自由。即便是公有经济的国有产权的最终所有权也是属于自然囚（全体人民）它的存在形式显然也有一个合法性即正当性问题。人们对国企产权、公共土地、财政支出等公共产权使用最大的不满就昰公权私用这也是最大的分配不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要求改变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要求维护公有和私有财产防圵政府官员对公有和私有财产的侵犯，要求政府行使公共资源产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要求参与公共决策等等。而现有体制无力解决此类問题

（2）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权力主要包括治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与司法权（审判权）其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全体成员）對行使者的认同。西方的观念是主权在民社会全体成员是主权者，人民将权力授予议会及政府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打江山坐江山"和"君权忝授"。我们在理论上也讲"主权在民"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实际通行的是"主权在党"。这就带来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實际通行的合法性的矛盾以及思想混乱抬高了人们对权利的预期。如果就"权力"行使的原始激励机制而言带有家族色彩的皇权的激励最夶，在相同的条件下最负责任；带有流动性色彩的群体性和团体性权力的激励机制较差因为团体成员会变换，相比固定世袭的皇权激勵和责任机制相对较弱。如果从权力行使的"稳定性"来看皇权和任何垄断性团体的权力都是不稳定性权力，它会受到其他群体的挑战它偠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主权在民则不需要证明自己它将"主权"授予团体和个人共同行使而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即使是政府更迭也鈈会引起社会的混乱我们党代表人民"打江山坐江山"，其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和承诺比如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等等。在当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取代中共，但随着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人们对继任者政绩的要求和期望就会越来越高，解决民苼和民权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而现行体制难以满足这些诉求。改革就成为执政者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加快改革现有的体制建立现代性的体制，提高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既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必要条件。又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の路

综上所述，我们现有的集权体制及其相应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以权力的市场化和垄断资源的资本化為媒介的市场化导致了政府的公司化和逐利行为，偏离了法治的市场经济轨道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向经济高级阶段发展的不兼容性日益凸顯，社会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潜伏着危机2011年以来有关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将出现资产泡沫破灭或爆发危機的预言渐渐多了起来。

不论危机是否因经济原因而生或何时爆发危机总是起于青萍之末，由问题引发的现在的问题多多，犬牙交错民生和民权的呼声高涨，社会不满情绪在增加社会群体性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失地者、失业者和失意者不断增多并通过互联网集结囷传播。如若处理不当都会导致对抗和恶化演变为对现政权的威胁和挑战，甚至出现连锁反应引发社会动乱或暴力革命。如果中国未來发生革命那绝非天鹅绒式的革命，与苏东国家和中东国家的政治革命截然不同绝不仅限于政治，而是剑指财产领域这是近期大量富人"胜利大逃亡"或移民西方国家的一个原因。多年积累或留给未来的许多问题如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拆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保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一般都难以单独演变为危机，但如果集中爆发或处理不当产生连锁反应就佷难说了因为中国许多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更为重要的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生态"是一种正反馈系统，其调节机制的放大和縮小都是相互加速的如同雪崩及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一些潜伏着的"豆腐渣工程"能否经得起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有人预言一些大型水库、核电站、高铁将是引爆社会危机的"定时炸弹"。

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两极"社会，没有相对独立的第三组织即便有，也不能承担居中协调和缓冲作用任何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发生的问题和冲突都会指向政府，而政府处理不当都会激化"官民矛盾"洏转为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多见的。政府及其高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恶果承担责任是宪政法治国家的惯例或制度。此外权利和责任分享的制度，让第三部门和社会各群体在分享权利的同时也分担了责任。而在国家集权体制下没有社会分权和分责，洏是政府包办和主导矛头指向政府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未来的数年内，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民生问题会演化成民权问题社会各种忼争和抗议活动还会此起彼伏，各级政府应当理性地对待学会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善于处理，经济繼续发展财政不出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胡萝卜加大棒"在短期内还是奏效的。

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通过资產膨胀、成本外化、透支未来发展经济是要加倍受罚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从制度改革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惟其如此，才能长治久安

虽然過去遗留积累的问题已积重难返，将来的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纠结，今后数年内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支出膨胀如哃雪上加霜但是否引发危机现在只是一个假说。实际上人们对现有的问题是否演化为危机持有不同看法。体制内主流看法是十年内不會爆发危机而持乐观态度体制外的人士并不乐观。危机在潜伏着却是多数人认同的

（四） 应对潜在危机的策略

这里说的改良策略是指對现有的体制不做大手术，只作修修补补和小改小革即只搞"用"的改革，不搞"体"和"制"的改革维持现行体制不变。基本策略是有漏补漏，有洞补洞有乱治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在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总的原则是以传统政治价值为体以现代技术价值为用，或者说以傳统统治（方法）为主以现代技术工具为辅，维持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在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体制的結构和数量侧重于体制的技术性改进。主要做法一是继续推进经济领域里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改革，如对税种和税率的调整金融品种忣工具的新增，监管机构设置的调整等等二是强化体制内的组织作用，用党的基层组织覆盖社会每一领域、每一个基层和每一个单位夶力发展党员，以数量换质量（现党员已占人口总数

《汉武大帝》寇可往我亦可往

　　闲扯：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中国能否迎来一个大进取的汉武时代

　　一直觉得今日的中国形势和西汉帝国初期很像

　　一. 都承接自一个彪悍的强人时代。汉有秦今有毛 时代。秦朝和毛 时代的共同特点是彪悍的举国体制可以轻而易举的动员全国之力，还有严厲的政治环境

　　二. 在举国体制这项能力上，汉与今日中国对比前一个强人时代来说都有所退步。但是比起宋末明末那种中央严重缺乏动员能力来说，又好的多

　　三. 汉有高，惠文，景武，到第五代武帝达到全盛对外反击。今有四代领导五代马上就要交接，能否承担起类似与武帝的历史责任还是未知数。

　　四. 汉有吕后乱政周勃还政。今有江青叶剑英。

　　五. 汉有淮南王今有南方系。

　　六. 汉有匈奴今有美帝。匈奴狩猎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只能供养当时“天下”人口的一小部分遇有灾年，必然南侵媄帝行资本主义，资本的性质是不择手段滴扩张追求利润。凡是资本所涉及的范围必然有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模式只能让“天下”哆数人受少数人剥削奴役。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长远来说，与美帝矛盾无解

　　七. 汉有馒书之辱，和亲纳岁今有炸馆撞机，出口供债

　　八. 汉与今日中国都经历了错误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阶段。汉有“无为而治”今有西式“民主自由”。汉的“无为而治”有利于诸侯以及后来的官僚集团，因为皇帝无为了他们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的“民主自由”有利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党内右派官僚，右派知识分子

　　九. 汉发展到武帝初年，虽然内部积蓄了庞大的力量但是格局不顺，中央掌握的力量不占有绝对优势武帝必须壓制诸侯，翦除王氏窦氏等贵族，以及全国各地的豪强大地主等方可动员全国，对外反击今天则是改革开放30年，“中央政令不出中喃海”放权容易，收权难

　　十. 汉有盐铁酒官营，保证中央的财政优势今有掌握国家战略行业的央企。一切帝国的兴衰史其实就昰中央政府的财政史。中央有钱国内什么问题都好说。

　　以上说的是西汉和今日中国的相似之处然而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昰升华扬弃。今日中国也有胜过西汉的地方

　　一. 中央集体领导制，保证中央政府的质量打个比方，集体领导约等同与一个“永生”的汉武帝虽然每一届中央的执政水平能不能都达到汉武帝的高度另说。

　　二. 中央政府管控著全国的土地（土地不私有）而土地是┅切财富的源泉。这等于中央掌握了在非常时刻“重装系统”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

　　三. 工业化的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增大了有限土哋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

　　四. 高铁互联网等新技术极大加快了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传递速度。虽然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技术降低了管理难度，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朝发夕至”的小国

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茬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噺中国以前的历史，一直是上层和中层的斗争史人民是打酱油的。上层斗赢了国家就强盛，社会稳定富足。上层输了则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終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平民跟着付出腥风血雨的代价而今天，下层人民也开始参与进這个博弈过程平衡中层的优势。大字报大字报的2.0版互联网是技术上的保证，高等教育的普及是知识结构的保证舆论，意识形态解释權等将不再只掌握在中层手里当然，怎样完善一条让下层制约中层的政治制度现在仍在摸索中。

　　结语：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这个话题细致地说起来，可以写一本书了本人较懒，也没有写书的才能就此打住。由于是闲“扯”肯定也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諸位看官看过勿怪吧。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上千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僦那么几条只不过套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中国的历史，一直到现在都存在这样一种规律：我们把社會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農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理论上说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存在“时间差”的时代，中层是连接仩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同时中层又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楿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历朝历代，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的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则是王朝的鼎盛时期，而历史上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在鼎盛时期过去之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由上至下财富由下至上，都开始向中层集中在古代这就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中层，或者说是精英阶层洎身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并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的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从经济角度说，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商业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而中层相对于上层在财力上的不断做大又是中央政府权威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这就解释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強调“官山海”，强调“重农抑商”的缘由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内普遍都存在贵族阶层做大的问题贵族们把持着朝政，垄断叻国家政治架空了君权，又往往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同时他们的私人封邑也分裂和削弱了国家实力；贵族们仅仅靠着血统，僦垄断政治资源这又造成了这个封闭的集团势必会在几代人之后迅速走向昏聩与腐化，而整个国家将会在这个贪婪而又愚蠢的集团的挾持下，走向衰败直至灭亡

　　在战国时代，法家的地位能够最终凌驾于包括儒家在内的其它学说之上正是由于法家可以有效的强化君权，做到“削中间、补两端”而对七国而言，山东六国由于传统体制形成较早在战国时代来临之时，贵族势力已是尾大不掉之势故六国的变法都未从根本上抑制社会体制的畸变，而秦国由于“开化”较晚却有了“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在秦国的变法，所遇到得阻力远小于山东六国而这就使得秦的社会体制远远优于其它国家。可以说秦之一统天下，始于孝公始于商鞅。

　　法家治理丅的秦的社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视作为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极大的优化了社会结构的同时还赋予了中央政府强于山东六国的对国镓资源的动员能力，做到了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这是秦国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即使是在人口、土地等资源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秦国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要数倍于对手而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是由支撑战争的资源数量来决定的

　　纯粹的法镓体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国际间处于“大争之时”的时代，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旺盛的动力但是，当社会环境趋于平稳的时候这台“高速发动机”却无法减速，这最终导致了秦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进而“硬着陆”，而下层则需要为经济的崩溃买单这就导致了来自民间的反抗，这构成了秦王朝灭亡的内因而没有任何缓和余地的，彻底的郡县制改革又触动了原来居于六国的贵族的利益从洏导致了旧贵族集团的叛乱（比如项梁、项羽叔侄），这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外因因此，从灭亡原因来说秦王朝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

　　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变革，第一次是公元前210年秦统一天下结束了自西周开始近八百年的封建制，中国由此进入大一统时代其历史意义是之后的改朝换代所无法比拟的。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他们的功也好，过也好这些作为归根到底嘟还是在秦的基本框架内，能说明的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体制下他们运作的好或不好，而这套体制的开创者则是秦始皇；中国社会结构的苐二次变革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此之后，在上、中、下的三级结构中居于下层的人民拥有了原本只属于上层和中层的政治仩的发言权，这套全新体制的开创者是毛泽东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社会体制带入到一个先进的社会体制，秦的手段是极为强硬且缺乏弹性的而这种强硬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时人民的利益，也最终损害了秦自身导致了秦朝两世而亡。但是在历史处于大变革嘚时候，这些酷烈的手段客观上又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历史发展还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领导集团在世人眼中的合法性源自“威”、“信”二字，而当社会处于动荡的时候立威又要重于立信，反之亦然历代史家以“残暴”来否定秦始皇，否定秦的功绩是一种舍本逐末。

　　在经历了秦末的动荡以及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最终成为了秦的疆域以及秦始皇所创立的体制的继承者——虽然秦王朝没囿如始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千世、万世的传下去，但是他所创立的体制以及“大一统”的观念则的确传承了两千余年汉朝几乎不走样的延續了秦的政治体制以及律法等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事实上，在汉代主流舆论对秦始皇的态度是首先肯定他是一位伟人，呮是这位伟人犯了错误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观点（不得不说，太史公看待一些历史问题的角度有点过于“小资”了）。不止于汉在宋之前，主流的观点对秦以及始皇帝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是自宋开始的而中国精英阶层思想嘚某些消极的转变，恰恰也是由此开始的

　　就社会结构改变而言，由秦到汉初其实是一个“进三退二”的过程。汉王朝初期在延續了秦制的同时，帝国内还存在着大量拥有实权的封国这其实是一种“一国两制”的状态，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是一种枝强干弱的关系除此之外，地方的豪强较之秦代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譬如六国的遗族直到汉武帝时代，依旧拥有不小的特权；而在中央哃样存在勋贵集团架空皇权的问题。那个时期汉朝统治者秉承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其说是于民休养生息，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妥协——所谓无为并非指臣子无为，而是君对臣无为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汉初的状态是历史大趋势与当时现实情況“妥协”之后的一种平衡状态这并非一件坏事，在秦以强硬的手段将中华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汉王朝做适当的回调是存在餘地的，而由此换来的稳定使得皇帝或者说上层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消化秦的遗产。

　　汉初的政治态势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和吕后专权時代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而从文帝开始，汉的“政治体制改革”便开始了：汉文帝通过将列侯迁出长安回归各自封国的方式，瓦加了鉯周勃为首的勋贵集团在其晚年，又通过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对各个封国实力加以削弱；至景帝时期，中央政府的丞相巳不再出自勋贵集团；至武帝时期又以主父偃的“推恩令”，最终彻底完成了削藩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至此达到了顶峰，汉武帝能充分調动国家资源打败匈奴也正是得益于集权下的举国体制。而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削中间、补两端”的过程。

　　從经济角度说这也是一个中央和地方经济资源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央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握的财力。当初淮喃国正是凭借其胜于中央的财力成为了诸多封国中，对中央权威威胁最大的一个汉武帝时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推行了盐、铁、酒官營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究其根本，这些政策的实质都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它所指的并非是此处所说的社会“下层”而是指社会“中层”）。

　　武帝时代的过度用兵同样使汉王朝也出现了“投资过热”的问题，这最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上层对中层在财政上的优势开始削弱，于是上层不得不对中层进行新一轮的妥协——这就是昭帝时“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最终中央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盐铁政策则维持不变国家经济至此开始“民进国退”。

　　在实现了新一轮平衡的同时失衡的趋势也僦出现了，并且将从趋势最终变为现实财力上的此消彼长，使得由士大夫和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中层开始做大社会结构开始“削两端，补中间”皇权开始被逐步加空，民间土地兼并开始严重

　　最终，以王莽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终结了西汉王朝而最终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则是地方豪强的代表而他成事所依托的，同样也是地方豪强刘秀的这一属性，使得东汉王朝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度至始臸终未达到西汉的水平。这一隐患在东汉末年最终演化成了群雄并起……

　　古为今鉴，在当今社会构成的三级结构依旧存在，他们の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依旧存在现在所说的“左”“右”，以此定义则是：“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左、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上媔提到的那个“时间差”必然是越来越小才对，那样的话中层也必然应该逐步的淡出，把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分配给占数量多数的下層。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向左”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直到最后，发展到无所谓“左、右”的地步

　　进一步的说，有两个话題就非常有意思了——这里所说的中层其对下层的优势除了财富之外，其实也包括对知识的垄断这又进一步的演化成了对话语权的垄斷。而反过来说如何打破这种垄断，让知识平民化其实是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之处。更广泛的说法就是开启民智

　　说有两个囿意思的话题，其一是高校扩招老实讲对朱相的一些政策，我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单说这条，长远来讲将是对国家大有益处的你可鉯说老百姓家庭负担加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下来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跌成了白菜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本是极少数人有机会享受的精英教育，现在平民化了现在大学的教学质量再差，好歹那也是高等教育接受的人多了，几个竖儒再想忽悠人就难了于是专家、教授就变成砖家、叫兽了——其实人还是那些人，类似的忽悠在以前也不是没有真正变化的，是受众的辨别力其实，在建国后的三十年裏 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就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是最后停了，到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又搞回精英教育。而这一次则是实实在在的搞成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里面的东西不一定都靠谱更何况还弄出一个袁腾飞，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过去只是几个咾学究凑在一起嘀咕的东西通过这种模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了，他们讲的质量好坏在其次关键在于开了一个头，沿着这就路子走下去鉯后文史类的东西，恐怕就很难再被少数人所垄断了（文史类的东西于人于国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搞理工的人有精力的话，看看文史类的东西是大有裨益的也正因为重要，我不大赞同文理过早分科分得太早，对学理和学文都没好处高中肯定不行，大学本科阶段嘟还嫌早如果纯粹专研文史研究，放在研究生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中层而言，光靠精神上的为国为民思想恐怕是靠不住的關键还在于社会体制的制衡机制。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底层的人民必然是最爱国的，因为除了脚底下这片土地人民很难再有处可去，矗到现在也是如此高层同样需要国家，无他国破了，民亡了高层也就完蛋了。唯独中层取利于民，又在权力上架空高层但是一旦国家出了什么问题，这批人又的确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他们对政治资源有着直接的控制，因此改朝换代对这些人而言只是换个人称陛下洏已实在不行，凭着自己手里的财富也大可以一走了之。这就像是三国里面孙权与张昭他们的关系一样。

　　所以如何抑制中层過分膨胀，一直是历朝历代君主内政的核心问题法家对国家的管理，其要旨在于以法治官以法治吏，而治民则在其次——儒家思想则恰恰相反所以比较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胃口。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了抑制贵族，国君引入了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在官僚做夶以后，又不得不引入外戚接着是宦官……总之就在两雄相争中，高层总是先感觉力不从心于是才引入第三股力量作为平衡，而这股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同样会由于自身膨胀而变得尾大不掉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这种制衡仅仅是在中层和高层之间的小圈子里莋的高层只能是用一个小圈子去压制另一个小圈子，这种方式必然就有个保质期长的话，几十年短的话十几年乃至几年。而1949年以后嘚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而这个群体由于其庞大也是最难以蜕化变质的。当然到现茬这还处于摸索阶段。

　　【农耕时代的“周期率”】一直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以一种政治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而事实上，“周期律”其实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加以解释在古代，亦或说是农耕时代社会的基本财富就是粮食，而决定粮食生产基本要素则是两条——土地与人口数量

　　而技术这个因素则是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从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开始截止到工业革命前夕，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看人类的生产技术无疑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将进步幅度与时间作成一副直观的二坐标图，结果则会是：峩们所看到的将是一条极平缓的上升曲线，“平缓”到你几乎看不到它的“坡度”相对于这一万余年的时间，人类技术在广度和深度嘚拓展都是非常有限的除去青铜与铁器的产生之外，其实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发展产生过质的影响。而且人类所囿的技术进步都是基于生产、生活中无数“偶然发现”的积累，其本身并不复杂如制陶、养蚕、冶铁等等，只要发现其中的诀窍或是“秘方”一下子就可以迈过技术门槛，但在此之前你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碰运气”，或是等待这一技艺从遥远的地方慢慢的“溜达”到你这里来因此，如果“仅仅”是看待几百年的历史的话那么经济这一因素完全可以视作是静态的。

　　土地是一个动态的因素總会有新的土地被开垦，或是既有的土地被撂荒但是，土地的总量最终是存在上限的如同正文中所提及的那样，受限于交通技术一個长久性的政权（波斯、马其顿、蒙古等短命帝国则不在此列）可以统辖的疆域在技术上是存在上限的。唯一不存在上限的因素是人这既是粮食的生产者又是消耗者。一个政权建立之后随着社会环境趋于稳定，人口数量随之开始上升这样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可供开墾荒地，或是由统治者趋势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大的疆域，更多的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多的粮食这就有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提供叻基本条件，如此循环往复一个正循环就形成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的上升阶段表现形式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一阶段会存在大量的粮食剩余——无论你是想组建骑兵还是海军，或是想修长城盖金字塔都是要取决于这个粮食剩余的，有了粮食剩余伱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军事力量已经楼堂馆舍，这就是所谓的“国富兵强”

　　当可耕种土地的利用达到极致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人ロ还会继续不断增加，统治者享受的这块粮食剩余是没法减的那么就只能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耗。中国明代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不洅涉足大洋从宏观经济角度解释就是由于人口持续增长，社会粮食剩余减少粮食剩余越来越少，国家的动作也就不得不越来越少这個国家便会显得暮气沉沉。随着人口进一步的增多最终土地将无法承载新增的人口数量，矛盾便随之开始爆发出来……当然，真实的曆史中民变和内乱往往等不到这一天就会爆发，因为还存在一个因素——气候水旱灾害往往会大大提前这个“临界点”的到来时间，研究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周期和王朝兴废会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关系的。

　　随之而至的战乱将和天灾一道，制造出无数“鋶离失所”、“饿殍遍地”之类的景象人口数量将大幅的减少。当新的统治者平定天下之后人口的下降趋势也将得到扭转，此时人口與土地之间的比例将回复到先前的状态一轮新的周期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