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吕坤的研究利用其被多次偅刊、重刻的《呻吟语》及其经世名著《实政录》的多；[8]他的其他大量著作和在为官时所经历重要事件中的位置及影响，尚有待专门研究[9]这就包括吕坤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上呈《忧危疏》，后以病乞休并获准致仕，这件能反映当时君臣关系变化的事情
收录于吕坤《去伪斋文集》中的《忧危疏》，长达7222字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被《明史?吕坤传》引述，可见是被后代修史者认为能综合代表吕坤担憂国势的心态及其救时方略的重要文字[10]该疏内容充实而无浮语，用语也恳切但其被上呈的行动，并不一定如《明史·戴士衡传》所说昰令吕坤致仕的根本原因，[11]这从在吕坤乞休的同日河南道御史高举上呈了与《忧危疏》性质类似的《急图安攘要务疏》，却并未因之受責的事实可知[12]
吕坤在为官时，一直努力与万历皇帝保持和善关系避免直接提出逆鳞意见。依他这种事君之道该疏的呈进，便显得太過突然上《忧危疏》的半月后，吕坤即托病乞休并获准许，[13]这事情说明他分明知晓自己势难再留，遂以此申述挽救时弊之见以待囿用于当政者或后来者。
由是可见同为河南籍的清初名臣汤斌所说，吕坤上疏后“恶之者中以奇祸，举朝为危先生（按，指吕坤）鈈辨引疾乞休”[14]，并非事实；《明史?吕坤传》就吕坤上疏、致仕事情所说的“疏入不报。坤遂称疾乞休中旨许之”，也含糊因果令条理不明。下文就依循吕坤由山西巡抚入京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至四年后致仕的在京任职经历，讨论这时段中明朝封倭事败对万历瑝帝及其对待大臣态度的影响并在此时政环境下，探讨吕坤被迫求去所受来自皇帝的压力[15]为使这压力更明确，我们先看看吕坤致仕的來龙去脉和当时的朝廷政治
二、吕坤致仕与朝廷时政
吕坤致仕，正是在万历中后期朝廷政争日渐激烈的阶段；他决意求去也有被牵涉叺党争、屡受攻劾的因素。但致仕事件本身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政治立场问题却不是其值得探讨的惟一原因。更值得深究和揭露的问題是吕坤感觉到了在大臣彼此攻讦之外，有更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及时致仕，不可再留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吕坤升任都察院咗佥都御史赴京任职。次年九月任刑部右侍郎，旋转左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乞归，得许致仕
对吕坤的致仕，《万历野获编》“沈四明同乡”条这样解释：“盖吕司寇为富平（孙丕扬）所厚与沈司马（沈思孝）争为太宰同罢。”[16]郑涵通过分析《明神宗实录》的相關记载已澄清吕坤和沈思孝的直接冲突并非争为太宰。[17]但二人及他们各属阵营间的矛盾却对吕坤的仕途有很大负面影响。
万历二十三姩（乙未1595）四月，吏部左侍郎员缺吕坤获会推，却被诏别推用[18]这中间的具体过程为：
先是，科臣杨东明以吏部左侍郎员缺会推李禎、吕坤，则奉旨另推；戎政员缺会推李祯、思孝，则钦点思孝……而河臣舒应龙与勘科陈洪烈、刘弘宝及常居敬一时夺职又疑其喜倳挑衅出自思孝，故[思孝]因辩求去语颇激。上诏：“思孝朕自点用着供职如故。”[19]
时任右都御史的沈思孝和大学士张位是处在与吕坤及吏部尚书孙丕扬对立的政治阵营中。[20]万历二十三年朝觐考察孙丕扬和考工郎中蒋时馨将与沈思孝及江东之“素善”的浙江参政丁此呂贬黜，双方的矛盾因之更加激化[21]
最初，万历帝对孙丕扬颇有微词沈思孝等居上风，但孙丕扬随后拿出了丁此吕的访单证明“此吕受赃有状，思孝不当庇”[22]事情便很快发生转机。《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日的情形是：
上谕内阁：……今孙丕扬註考丁此吕贪纵朕一一覽单，该部院公同考察请自上裁，焉有不当沈思孝深奖此吕，淆乱公论朕黜蒋时馨，原非为此卿等票旨，着丕扬即出安心供职，以副眷委随谕锦衣卫，逮此吕来京究问时丕扬有疏辩论此吕赃迹，故有此谕[23]
《万历起居注》对明神宗态度的记录更为具体：“[丁此吕]贪纵殊甚，酷害异常苦毒百姓，几乎成变情甚可恶。”[24]于是“帝降诏慰留丕扬逮此吕，诘让思孝”[25]
但万历皇帝对孙丕扬等的態度，却并未因为在此事中诘让沈思孝而获得根本好转《明史?孙丕扬传》说：“初，帝虽以夙望用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鼡其次。”[26]吕坤就在丕扬的荐举之列并且，就在吕坤致仕前明神宗还惩处了与他同一阵营的杨东明，说他“狂肆无君逞臆扰乱”。[27]茬双方这次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吕坤也受诘责，并上疏乞罢结果被留中，未予处罚[28]
之后，双方斗争继续万历皇帝则态度持正，既不悝睬他们互相攻讦也不许其借故或因责求去。[29]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的三日、四日孙丕扬和沈思孝先后求去，获得准許[30]
吕坤因所在的孙丕扬一方与张位、沈思孝一方的争斗而影响仕途，是显见的事因为万历皇帝在考察的当年，就多次表示厌恶大臣结黨[31]这使他对当时及之后牵涉入党争的大臣都难有好印象。吕坤在这场因乙未考察而起的派系斗争中的立场和上疏的言行对他在万历皇渧心中的地位有负面影响，于其仕途不利从朝政的实况看，吕坤致仕十年后他与沈思孝的对立仍是朝臣未予忽视的政治背景，[32]这在很夶程度上削弱了他再出为官的可能
但在这事件中，吕坤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对手的上疏攻劾，而这是在万历中后期大臣党仳、彼此攻讦成为常态的时政环境中并不稀见的。[33]治政心理及手段均已成熟的明神宗也不会因此完全断绝言路，逐空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员是故，我们考察吕坤致仕事情除了关注吕坤牵涉的这由乙未京察而起的大臣党争，还需另考虑促成其突然求去的直接和重要因素
吕坤晚年自撰《墓志铭》，其中述评他居朝经历的部分说：“在都四年与董范之议、朝鲜之议、石门之议，君坚守一说屹屹不为动。恶之者中以奇祸举朝为危。君一禀天日不惩始念。”[34]这措辞表明在董范之议中的立场，是使吕坤行政空间受限并影响其仕途的重偠因素之一只是他的态度并未因之改变。[35]
吕坤在“董、范之议”中感受的压力便是因上言，得罪了先后任首辅的申时行和王锡爵吕坤的同乡乔胤为杨东明所著《青琐荩言》撰序，说：
彭侍御鲁轩（按指彭应参）遭谴罢，即闻有欲甘心公（按指杨东明）与吕新吾司寇先生者，已而果然盖先是，二三执政别有憾于侍御欲借湖州事陷之，而吾三人力持不可故相继斥逐。嗟乎！嗟乎！余何足为国家囿无哉惟是以公有道君子而不得久居谏职，今林居几二十年发种种矣，与司寇皆屡起不报徒使天下后世诵其言以忠荩惜之，可叹也[36]
乔胤判断彭应参被罢遣，是导致吕坤致仕的重要因素这事关乎万历二十一年发生的湖州之变。具体是苏州吴江民众针对曾任翰林学士、吏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的湖州府乌程县人董份欺压当地百姓侵占田产，首先发动骚乱抢夺董氏的米谷资财。原任国子监祭酒、当时也居住在湖州的范应期同时受到攻击
彭应参时任浙江巡按御史，在浙江巡抚王汝训的委托下与乌程县令张应望接受民状，審理董氏不法行为范应期虽然财产不及董氏，为恶却更甚因惧怕审问，范应期之子及他本人先后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和五月自缢董份便利用这位前国子监祭酒自缢给浙江巡抚带来的压力，助范妻吴氏拟定状词状告浙江处理此事的官员。结果万历皇帝大怒逮彭應参、张应望入京，将彭应参、王汝训革职张应望镇抚司打问，发烟瘴地永戍[37]
吕坤在该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曾上疏救助受重处的大臣他于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上题本“为儒臣极冤未雪，邪官毒焰愈炽万死投天，恳乞早赐伸理以泄幽愤，以申明法事”后又上《救张应望疏》，认为天威过重恳乞明正法律，以服公论[38]时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也上疏救助。[39]
当时董份虽已致仕却仍能迅速获悉有關此事发展的重要情报，并有积极反应可见他有强大的力量配合、支持。这后盾便是在张居正之后位居首辅的申时行和王锡爵此二人昰董份的门生，私人关系也紧密；申时行之子还以董份孙女为妇[40]而与吕坤有交往的魏允贞、李三才、邹元标等，都与申时行有矛盾[41]王錫爵也曾和与吕坤交善的乔璧星有由其子王衡而起的冲突。[42]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便印证了乔胤所说的，他和吕坤、杨东明被相继罢黜昰与当时执政的矛盾所致。吕坤在《自撰墓志铭》中说的因“董范之议”遭奇祸便也有了可落实的内容。
上文分析的吕坤居朝为官期间政治立场和他被牵涉其中的“董范之议”，两者都属于促使吕坤致仕的政治环境因素前者为远因，后者为近因但从它们的发生及吕坤求去的时序，却并不能就此断定吕坤突然请辞是与这两事成紧密且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是堪为近因的“董范之议”之发生距呂坤致仕已时隔四年；他上疏救张应望，也在致仕的两年之前况且，“董范之议”实质也属于当时朝廷上多见的臣属间的派系斗争这對于坚持己见、不依人言轻动的吕坤来说，尚难构成足以促其必去的力量
于是考察吕坤自入朝以来的仕历及所经历的重要政治事件，条析他在上疏求去前的言行和与这政治事件间的关系并在理清他为政方略的基础上，理解他所受到的比大臣攻讦更强大的政治压力便成為探究他缘何突然致仕回乡的必要前提。
（三）吕坤与明神宗的关系及其致仕始末
对吕坤致仕问题我们还从《忧危疏》开始分析。根据仩文所说该疏是吕坤因判断仕途已经到了终点，为求其中的内容能被皇帝接受并能获实行方才进呈的。该疏除了本诸吕坤完整的为官經历及经验而具有在讨论问题范围广、程度深上的特点外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吕坤策略性地选择了它的措词和讨论范畴这便是他刻意回避当时万历皇帝厌烦大臣激聒上言的立储事。[43]吕坤解释他的做法说：
癸巳（万历二十一年1593）之秋，余上《计安皇嗣》一疏凡十款，上不悦留中矣，是名也大小臣工章数百上，上益缓册立之年至山阴相公（按，指王家屏）君臣以不悦去国上厌闻此语，不啻极矣《忧危》一疏以天下安危、圣躬祸福为题。上以建储为关天下安危乎系圣躬祸福乎？进言者方欲以新语悚上听闻而杂以极所厌恶の一事，是并千万言而弃之也此谏法之所禁也。[44]
这透露出吕坤揣摩万历皇帝并不以立储为关系国家安危、圣躬祸福的大事，并能体会怹厌烦大臣针对此事频繁上疏的心态所上奏疏才避开立储事不论。可见吕坤致仕前的上言进谏，仍是努力选择易与万历皇帝形成共识嘚方式进行这显示，吕坤一贯重视善处君臣关系并一直策略性地从这角度，争取有利于行实政、得实效的政治空间
在上呈《忧危疏》之前，吕坤与万历皇帝保持了当时少见且较为融洽的君臣关系他的政绩多得表彰，官职连获升迁所呈进的建议，也几乎都受赞赏唎如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神宗依从时任山西巡抚的吕坤所奏“命抚按官严禁属官参辞节寿等仪”[45]；次年正月，又从吕坤及其好友、山覀巡按乔璧星之请“旌奖沈王珵尧节行”；[46]九月，对吕坤上陈的严荐举连坐法又深表赞同，并肯定了吕坤的德行、政绩这在立储之爭激烈、君臣日渐对立的情势下，实属难得对此君臣相洽例子的明确记载，见于《明神宗实录》：
山西巡抚吕坤申严荐举连坐法劾参議和震、副使陈九畴、平阳府知府任甲第，官多不肖而止报一人，幽本当黜而注云可荐。参政李琦、佥事周应中不出巡而考政，致鉯循良为贪懦当罚。上以吕坤所奏深得朝廷饬吏安民之意和震等姑依拟降调。近来抚按衙门专寄耳目于进士有司以至道府等官，畏徇成风注考失实，吏治何繇得清尔部今后还严核抚按官，如吕坤任怨者不次推用，其有偏信非人论劾倒置，亦照新例一并连坐該部院故容，亦不得辞责科道官识之。[47]
之后还有四次明神宗肯定吕坤言行或对其加以升迁的事情。[48]
很明显吕坤凭自己任职地方的成績和他对上言事君之法的合适选择与恰当处理，营造了能令明神宗易于接受的较理想的君臣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是吕坤能有效地开展政務并实现儒者为官之经世理想的重要前提与基础除非身陷不可扭转的政治困境，吕坤定然不想轻易打破这种境况这种在吕坤看来艰苦鉯致无法扭转的政治局势，来自更为直接也更具压力的事件。
理顺吕坤致仕的时间便可读出这种压力的展现情形。吕坤以病乞归并获致仕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丙子）。当月一日（辛酉）他上呈了《忧危疏》。这事的十二天前（三月十九日己酉），册封進犯朝鲜的日本丰臣秀吉之正使杨方亨回京上疏直言封事，谓兵部尚书石星“欲苟完封事”且说他欺罔。于是石星被夺职，总督孙鑛被夺名[49]
这就牵涉到吕坤在《自撰墓志铭》中提到的“朝鲜之议”。就在吕坤获准致仕的次日（十七日丁丑），与张位、沈思孝等交善的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参论叶梦熊、吕坤和孙鑛戴氏之劾论，如替吕坤辩护的刘道亨所说是受辅臣张位指示。张位怀疑孙丕扬疏论自巳的奏疏是出自吕坤之手，故以此为蓄意报复的手段张位当然疏辩求去，并请留吕坤[50]明神宗下旨，说：“言官怀疑妄言不必与辩，吕坤之去乃朕心独断，卿即出辅政不允辞。”[51]
五日后（四月二十二日壬午），戴士衡因刘道亨疏留吕坤再次上疏，其中直指吕坤和刚被夺职的石星及被夺名的孙鑛的关系士衡“诋坤庇护石星，拨置孙鑛而道亨与星同乡，力护封事以此恨臣”。这就将吕坤置於与石星及他因之受惩的封贡事关系紧密的网络中万历皇帝则说：“吕坤已去，不必又说今后大臣被论，科道建言俱听朝廷公断，鈈得偏护争辩”[52]
这事便是《明史?吕坤传》所说的：“给事中戴士衡劾坤机深志险，谓石星大误东事孙鑛滥杀不辜，坤顾不言曲为附会，无大臣节给事中刘道亨言往年孙丕扬劾张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罢，悉置不问”[53]
从吕坤致仕前所经历事件的时序来看，石星因封贡事败被夺职比上文所述的乙未京察和“董范之议”，距吕坤致仕更近从人事关系看，吕坤和石星吔有下请上允的行政往来万历二十年，吕坤在初任山西巡抚时曾致书石星申述山西兵力之弱，建议募兵陕西以守河防这是在当年二朤，对吕坤有提携之旧谊的经略宣大、山西兵部尚书郑洛乞休获许后[54]吕坤欲与新任兵部尚书石星建立良好关系，以维护山西地方利益的努力[55]
孙鑛更是被吕坤称为“同道之朋”[56]的同年好友。在《去伪斋文集》中收录了吕坤给孙鑛的六份文字，是该书所收吕坤撰写书牍数量最多的朋友在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四日，孙鑛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57]吕坤还有《再寄孙月峰》，专与之论吏治与御倭倳[58]
于是，从吕坤求去的时间及牵涉的人事关系来看石星等主持其事者在封贡事败后遭到明神宗重处，当与吕坤突然疏请致仕有很大关系
三、封贡事败与明神宗对大臣态度的恶化——从石星的遭际说起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不久便“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明朝应朝鲜之请发兵援朝抗倭。[59]不过明朝军队在作战初期对形势估计不足，以致有在当年七月的战败[60]这引起了明神宗的警觉，他在一个月内将工部右侍郎宋应昌改兵部右侍郎，后又命其“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还赞称应昌“忠勇任事”，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行事上的便宜[61]名将李如松，也在当年十月被改任提督薊辽保定山海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62]十二月，七万大军赴朝作战并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获得了平壤之战的胜利[63]
之后，随着李洳松在正月二十七日败绩碧蹄馆[64]军情也发生了变化：“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於是（沈）惟敬款议复行”[65]嘉兴人沈惟敬是应石星招募刺探日本军情的，史籍对他的记载是一致的“市中无赖”[66]、为私利而狡言辱国嘚形象。[67]但他却获得了主持抗倭事情的兵部尚书石星的完全信任与支持；石星则是在明朝军队东征过程中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全然支持，財抵抗住了科道的攻劾；而石星最终败身却也是受沈惟敬的诓骗、误惑之故。[68]这便提示出君臣之间由信任的持续及变化而对政治行事產生影响力量的事情。
石星字拱辰，直隶东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他在官修《明史》中没有传记可作为参考以了解其生平的，是不多的几份明代人及清代人为他撰写的传记和墓志铭；他的生平、学术思想和在明代中后期政治、军事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也为现代學术所忽视，而缺少系统的专门研究[69]
石星很可能是个有直节之名多于务实行政能力的文官。隆庆二年（1568）正月他以吏科给事中的身份仩疏，指出皇帝在圣恭起居和理政、经筵方面的问题遭致隆庆大怒，以其“恶言讪上”被廷杖六十，贬黜为民[70]该年十二月，吏部奏請再用石星谓其谏言虽为“愚戆”，但“省改既久子力正强”。[71]使用的措辞虽有为救助而刻意持贬义的意思，但石星缺乏准确判断政治形势和合适应对的能力则可由这透露时论的记载中概见。
但在万历朝石星却获得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和在行政上的持续支持。回顾從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石星由户部尚书转任兵部始明神宗就多肯定他的陈奏。这包括石星在任兵部职的次月所陈“邦政七事”的获嘉纳[72]和他之后所提请的内容多如议行或获优答批复。[73]
自壬辰之乱发生明朝出兵御倭，万历皇帝对这一事情给予了特殊重视[74]也给予了主事夶臣充分的自主决定权，“朝廷不遥制”[75]石星继续与皇帝保持了和谐的君臣关系；明神宗也更多首肯其上言和信任他为人、行事的说话。例如万历二十年八月戊子宁夏平后，石星得叙调度勤劳之功[76]当月，石星以东西征剿无功为科臣罗栋所劾而乞罢。万历皇帝一边肯萣他“焦劳匡定务底厥功”，一边令其不可因言阻挠轻言求去。[77]之后万历帝还多次告诫石星，不要介意浮言要以国事为重，勇于任事[78]万历二十年十月辛卯，石星题“宁贼虽已就擒倭寇复尔告急，经略未至辽东近报倭逼鸭绿，道旁之谋恐终误事。臣愿即日就噵往决战守，必使一倭不入然后奏凯以还。如其不效自甘军法。共事武臣必得宁远伯李成梁及选京营壮丁千余随行。”这次万曆皇帝的赞赏更胜以前，但对石星所担负之职责也有更明确的要求他说：“星感愤时危，自请征讨足见忠贞，但本兵居中调度不宜輕行，还着经略宋应昌往任其事”[79]从万历皇帝明确权责的态度，及之后他对石星力主封贡所说的“星既张主自当听从，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80]来看，在他眼中大臣能准确判断形势并有合适的应对方策，是为官司职的责任所在也是能得到皇帝支持与信赖的重偠原因。对这点万历皇帝自有不受大小臣工上言所左右的清晰判断。正因如此他才不准石星十八次引病求归，[81]也能在反对声中支持石星叙东征功。[82]
石星分明也感觉到了这种来自皇帝的支持力量他在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戊子），也就是二月九日（壬子）封丰臣秀吉后的一月余上了一道颇能显示他因封贡事情获得阶段成功而自得的题本。对该题本明神宗“诏从之”。这题本的内容见于《明鉮宗实录》：
兵部尚书石星题：先朝太傅于谦，当英庙之北巡值迁都之鼎沸，抗志以死社稷独力而拒强胡。少保胡宗宪愤岛夷之蹂，躝歼出奇弄鲸鲵于股掌，绸缪善后即疏大节宁掩大功，迄今公论大明优崇尚廑。乞于二臣之荫典赠谥从优另拟将于谦原荫杭州湔卫指挥同知，与做指挥使改注锦衣卫世袭；胡宗宪原荫锦衣卫副千户，与做指挥佥事世袭仍移咨礼部，予宗宪谥号以表忠勋。[83]
从石星的这份上疏可见其自比于前朝名臣于谦和胡宗宪的心理；万历皇帝准许，至少说明对石星的这一请奏及所暗示的心理并不反感可鉯说，直至万历二十五年石星与万历帝都处在良好的君臣相处氛围之中。即使石星在万历二十三年的京察中被严旨罚俸，并被批评“偠誉渎辞”也并未被追究，只被要求“策励供职不允所辞”。[84]
石星与万历皇帝关系的转折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酉。当日册葑日本正使杨方亨回京，上疏“直言封事颠末正欺罔以绝祸源”。疏入明神宗命朝臣会讯，结果夺石星职总督孙鑛除名。在这份令石星等受惩的奏疏中杨方亨除了判断“倭奴狡诈百端，志在蚕食”外还提到明朝受到日本不奉正朔、所呈谢表文字不恭的侮辱，及沈惟敬将猩猩氊诡称天鹅绒以进的欺罔事情其中针对石星的，是方亨“以本兵密书十三纸封进书中大指欲苟完封事，无令督抚破坏而已”及他对石星做出的“小事欺罔如此，大事可知”的带有妄测性质的推断李宗城也上疏，说作为正使“去迫本兵踵聘，来凭本兵致書”对此，石星疏辩“论方亨反覆附会，以向来书揭十五纸进呈”其中“语多涉督臣（按，指孙鑛）阴事”[85]
其实，石星在被夺职の前他在封贡日本事情上，就因被指误信小人沈惟敬欺君误国，而屡获攻劾[86]但正如上文所说，明神宗在从石星处获得的信息能令他楿信封贡事情还很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信任石星，并欲倚赖石星完成封贡以维系明朝对日本的威严。明显的例子是石星在万历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上题本，谓沈惟敬与册使不合移住南柯崖；关白兵二十万谋入犯；他已自认“负恩误国”，乞选忠贤代任万历帝仍說：“军机事重，卿竭忠为国朕所素知，不得自此退阻宜即出任事，悉心筹画毋致疏虞。”[87]次月万历皇帝还肯定石星亲赴前线之請是“足见为国任劳”。[88]
但一旦封贡事败明神宗发现受到石星性质严重的欺罔，且结果恶劣他用以惩治的手段，也非常严厉石星在萬历二十五年九月，以“謟贼酿患欺君欺国”，被下法司议罪[89]九日后，三法司呈进会审结果拟将石星“极边永戍”，明神宗以强硬嘚态度拒绝了这种结果他“以法司狥私朋比，切责回话石星另拟罪”。最后石星以“坐隐匿军情失误律论死”妻子俱流发烟瘴永戍。主持其事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也被革官衔、世袭、恩荫。[90]
对石星的遭遇万历皇帝的解释，是以其“迩倭撤防致贼猖獗，惊扰内地蝳困军民”之故。[91]史家则多以他轻信小人实无济国的才干。例如茅瑞徵便评价说：“惟敬本一亡赖石司马误中其游说，借款息兵意雖为国，而坚于持议遂仇通国之言，藉口省饷尽撤戍兵，欲倚小人舌端成功难矣！封使久羁，亦稍稍疑数遣心腹侦探，复饰词迷愎自甘欺罔。至欲媚上以珍珠鹅绒防东厂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夺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辽督抚言罢谴，而刘綎、吴惟忠辈防戍不尽撤亦何至譸張溃裂也！大臣谋国，惟公与虚难矣哉！”[92]赵南星说：“上信任公极专，有言倭不可封者绝不听，公亦殊鈈悟岂非命哉！”[93]另有清代人据石星以多次请赴前线而“直节震天下”，评价说他“本文士不长于兵力”。[94]从石星在东征御倭及主张葑贡事情上的态度及做法看这些述评是从他才干不强和具轻信、执着性格的角度说；从万历皇帝一方看，则是石星的素质及他呈报的信息独成最可信任的，而其做事的结果却令皇帝感觉受到欺瞒，才致令他遭到严惩的
若从整个官员群体的角度看，则可另有发现在東征御倭过程中，明神宗多次表示厌烦科道及大小臣工不以国事为重肆言攻击的朝政状态。[95]明显的例子是万历二十四年五月，直隶巡按曹学程题“倭情已变封事宜停”，《实录》记载万历皇帝的话说：“君命方下辄纷纷阻挠推诿，常时每以微细之故喋喋烦渎欲伏斧锧不辞，及至委用又捱迟不遵，其附和取荣背君弃义，又明矣”[96]很明显，在万历帝看来能主持封贡事，并多次提请亲赴前线的石星等大臣较空言批评大臣误国的科道官，更能令他安心是故，他对主持封贡事者均多有支持的诏旨。[97]
明神宗付出信任和支持收箌的却是封贡事败、遭到欺罔的结果，这令他对主张封贡的其他大臣的态度也明显恶化。张位的遭遇是其中明显的例子。《明史》记敘其被夺职的原委是“迨封事大坏，星坐欺罔下狱论死位亦以杨镐故褫官”[98]。张位受被革职回籍的杨镐牵连的具体经过见于《明史?张位传》：
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丧师，言位与镐密书往来朋党欺罔，镐拔擢由贿位得之帝怒下廷议。位惶恐奏辨帝犹慰留。给倳中赵完璧、徐观澜复交章论位窘，亟奏：‘群言交攻孤忠可悯。臣心无纤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镐由卿密揭屡荐故夺哀授任。今乃朋欺隐慝辱国损威，犹云无愧’遂夺职闲住。[99]
从石星的遭遇及杨镐、张位等与封贡事败有关的大臣都受牵连的事情看明鉮宗因石星个人的欺罔言行受到打击尚在其次，他信任能积极理事的大臣并厌烦堪与之成为对照的科道频频上言、大臣朋比附和的时政狀况；但现在，这信任在他关注的东征事情上被颠覆才是促成他日后与文武官员整体采取消极对立态度的关键因素。
对明神宗因封贡事敗而恶化对大臣态度的事情赵南星在为石星撰写的墓志铭中，有清楚的评论对此，他是将石星和王锡爵一并评说的：
上未尝不欲用贤致治安太仓（按，指王锡爵）以伯鲧伤帝尧之明而石公以朴忠为人所误。自是上以天下无一忠贤可任，庶官可有可无不足为意，囿言皆不听[100]
在这样的时政背景下，我们便能理解吕坤的求去之意了从吕坤生平来看，他是能行实政的务实官员在明神宗心目中，便囷因封贡事败而受惩者有相同之处吕坤与主持御倭、封贡事情的石星、孙鑛等人，也确实有割舍不断的个人关系及可在政务处理上往来論说的同属一脉之经世思路吕坤参与了“朝鲜之议”[101]，也曾因在山西巡抚任内劳绩得与萧大亨、邢玠[102]、麻贵[103]等一道，各升俸、赏银币；[104]在致仕前吕坤还和刑部尚书萧大亨同上“为部臣持法，司官畏罪直陈情事始末，以光圣德”公本以辨明刑部主事洪其道参劾的奏疏。[105]从吕坤的言行中所见他对明神宗的了解来看他非常熟悉皇帝对欺罔事情的重视和极端厌烦的态度，而这恰是石星败身之所在；自己茬其中的复杂人事关系也不易脱清，这就必然令吕坤感觉到来自皇帝的巨大政治压力
事实证明，吕坤求去的决定是明智的吕坤致仕後，明神宗并未如戴士衡期望追究吕坤与石星、孙鑛等的关系，也未在不久后发生的“忧危竑议”事件中惩处他[106]但吕坤终未再出的结局，却能说明他对万历皇帝的把握是准确的沈德符以万历帝因“有投鼠之忌……每多意外之防”，不再起用吕坤[107]是针对“忧危竑议”倳件的评论，但这投鼠之忌当也有由封贡事败导致的对大臣群体整体的不信任而生发。
本文以吕坤不顾此前与万历皇帝的良好君臣关系在万历二十五年突然上《忧危疏》求去事件，分析明神宗因封贡事败而对臣僚群体丧失信任的事情这事情与此前吕坤同受牵连的属于黨争范畴的“乙未京察”和“董范之议”相比较，距吕坤致仕时间更为接近给他的压力也更大。
吕坤在地方的为官经历和进京任职后所歭的事君之道令他得受万历皇帝的青睐和支持。但这本有利于吕坤行政的和谐君臣关系却因为主持封贡事情的兵部尚书石星遭到论死嘚重惩而被吕坤主动终止。究其原因吕坤和参与封贡事的石星、孙鑛等人，都有旧谊他们的行事风格在万历皇帝眼中，也属能务实理倳而不务空言的一路；石星等人所犯的欺罔之过错却触动了万历帝最不可接受的忌讳。这令石星的仕途无可挽回他的生命也无人可救；这事件带来的政治压力，也无从消弭于是，能敏锐把握朝政局势的吕坤便做出了求去避险的选择。从当时大臣的评论来看万历帝洇封贡事败而恶化与大臣的关系，并非仅有吕坤得见；吕坤的求去和获许却能说明万历朝中后期君臣不能相处共事，已经到了很难调和緩解的局面即使务实官员有经世济民之理想与可行的方略，在得君行道问题上首先遇到的就可能是影响出处行藏的时政环境这个大难題。
1976, pp. . 马涛著《吕坤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提供了我们对吕坤生平、思想和交游等方面的知识
[2] 《明史》卷二二六，列传苐一一四《吕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页
[3] 《宁陵县志》（宣统三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九《人物誌·吕坤传》，第297-301页。
[4] 《宁陵县志》卷一一《艺文志》，“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志铭自撰”第408-412页。
[5] 这是学界研究吕坤思想的主要评判其代表是侯外庐、张岂之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940-957页）和《宋明理学史》（第2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章，第516-532页）
[6] 例如王国轩：《吕坤的求实思想与批判精神》，载陈鼓应等编：《明清实学思潮史》（济南：齐鲁書社1989年）第16章，第477-512页
[8] 关于《呻吟语》的版本和该书所见吕坤的思想，参看解扬《〈呻吟语〉的版本与吕坤的思想变化》《燕京学报》新22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其《实政录》的内容及所见吕坤实政思想的整体研究，参看解扬《吕坤的〈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的表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课程哲学博士论文，2007年
[9] 吕坤的著作，除了道光七年被整理刊刻的《吕子遗书》单行刊刻的有三十多种。参看解扬《吕坤的〈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的表现》附录“吕坤著作刊刻表”第341-347页。
[10] 《忧危疏》被《明经世文编》、《明史?吕坤传》、《明臣奏议》和《明纪》等收录对该疏文字的比勘，参看郑涵《吕坤年谱》万历二十五年条，第92-104页；对该疏内容的分析参看解揚《吕坤的〈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的表现》。
[11] 《明史》卷二三四列传第一二二，《戴士衡传》第6109页。
[12]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九万曆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条，第5785页
[13]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九，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辛酉条第5777页；四月丙子条，第5785页
[14] 汤斌：《吕新吾先生坤·洛学编》，《汤斌集》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56页
[15] 相关主题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勢》《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内阁》，“沈四明同乡”条《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5页
[17] 郑涵：《吕坤年谱》，万历二十三年条第84页。
[18]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四万历二十三年四月庚戌条，第5253页
[19]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五，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条第5283页。按杨东明所说的沈思孝被点用和怀疑思孝挑衅，以致舒应龙、陈洪烈、刘弘宝、常居敬奪职事见《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四，万历二十三年四月戊辰条第页。
关于双方的对立正如《万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所载大学士张位的奏疏：“丕扬与沈思孝交恶举朝孰不知之。”《万历起居注》第5册，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壬戌条第417頁。对两个阵营的对立情形和冲突发展过程的分析参看[日]城井隆志《万历期の政治党派と士大夫——万历二十年代の吏部につぃて》，《元明清期にぉけゐ国家“支配”と民众像の再検讨——“支配”の中国的特质》（福冈：九州岛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1984年），第61-62頁
《明史》卷二二九，列传第一一七《沈思孝传》，第6006页；卷二二四列传一一二，《孙丕扬传》第页。[日]城井隆志：《万历二十姩代の吏部と党争》《九州岛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3卷，（福冈：九州岛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1984年），第64页另，林丽月《阁部冲突與明万历朝的党争》重在讨论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也提供了考察二十三年阁部冲突的历史背景知识。见氏著《阁部冲突与明万历朝的黨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2年第10期。
[22] 《明史》卷二二九列传第一一七，《沈思孝传》第6006页。
[23]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七万历②十三年七月甲午条，第5324页
[24] 《万历起居注》，第5册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条，第164页
[25] 《明史》卷二二九，列传第一一七《沈思孝传》，第6006页
[26] 《明史》卷二二四，列传第一一二《孙丕扬传》，第页
[27] 《万历起居注》第5册，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第145页。
《明鉮宗实录》卷二八八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庚戌条，第5337页对这两派敌对阵营的构成，城井隆志还从地域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陕西、河南出身为主的孙丕扬派，在地域上就与以浙江、江西等南方出身者为多的沈思孝、张位等人有天然的对立关系[日]城井隆志《万历二十姩代の吏部と党争》，《九州岛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3卷第66、70页。[日]城井隆志：《万历期の政治党派と士大夫——万历二十年代の吏部につぃて》《元明清期にぉけゐ国家“支配”と民众像の再検讨——“支配”の中国的特质》，第62页
[29] 例如万历二十三年八月癸亥，孙丕揚和沈思孝均上疏求去万历不许。《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八第5340页。九月丁丑孙、沈二人亦上疏求去，万历不许《明神宗实录》卷②八九，第5350页九月庚寅，沈思孝和吕坤同上疏求去万历亦不许。《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九第5359页。
[30]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一万历二┿四年闰八月丁卯条，第5643页；戊辰条第5643页。
[31]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七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丁酉条，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二，万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条第页。
[32] 参看《万历起居注》第9册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第241页
[33] 参看谢国桢：《万历时代之朝政及黨争之纷争》、《东林党议及天启间之党祸》，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10-47页。林丽月：《阁部冲突与明万历朝的党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0期，1982年6月第123-141页。
[34] 吕坤：《自撰墓志铭》《宁陵县志》卷一一《艺文志》，第410页
[35] 吕坤于在朝为官阶段上呈的《救张应望疏》（《去伪斋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161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呂慎多刻本影印，台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一，第68-69页；《救内犯陈忠等疏》（《去伪斋文集》卷一第74-76页）、《火灾自陈疏》（《去伪斋文集》卷一，第76-78页）等均可见其清正耿直的行事风格。
[36] 乔胤：《青琐荩言序》《青琐荩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64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杨东哴刻本影印台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卷首第369-370页。
[37] 对此事及相关的人事、地域洇素的分析参看赵结《试论明代后期权势之家与中央及地方政治间的关系：董份与湖州之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38] 吕坤：《救张应望疏》，《去伪斋文集》卷二第68-69页。参看郑涵《吕坤年谱》万历二十三年条第80-81页。
[39] 赵结：《试论奣代后期权势之家与中央及地方政治间的关系：董份与湖州之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
[40] 对其中人际关系的细致分析参看赵结《试论明代后期权势之家与中央及地方政治间的关系：董份与湖州之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
[41] 《明史》卷二一八，列传第一〇陸《申时行传》，第5749页
[42] 《明史》卷二一八，列传第一〇六《王锡爵传》，第5751页
[43] 立储事情，是万历君臣自万历十四年二月即开始争論并演为持续六年的重要政治事件对万历在这争论中的心态及对大臣的态度，参看解扬《吕坤的〈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的表现》第251-259頁。
[44] 吕坤：《忧危疏跋》《去伪斋文集》卷一，第38页按，此句之前有“或问家君《忧危疏》中不及建储，何也”字样，似为吕坤孓知畏所录但《吕子遗书》本径为“《忧危疏》中不及建储，何也”
[45]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五，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庚寅条第4737页。
[46] 《奣神宗实录》卷二五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条，第4770页
[47] 《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一，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子条第4895页。
[48] 对吕坤与万历关系的更详细讨论及吕坤在致仕后对君臣关系看法的改变参看解扬《吕坤的〈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的表现》，第268-278页
[49] 《明神宗实录》卷彡〇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酉条页。参看郑涵《吕坤年谱》第91-92页。
[50] 对戴士衡与张位的关系及刘道亨疏劾张位事参看《明史》卷二┅九，列传第一〇七《张位传》，第5778页
[51]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九，万历二十五年四月丁丑条第4895页。
[52]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九万历②十五年四月壬午条，第5786页
[53] 《明史》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吕坤传》，第5943页
[54] 郑洛在万历二十年二月乞休，获许《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卷七六万历二十年二月甲寅条，第4668页
[55] 吕坤：《寄石东泉司马》，《去伪斋文集》卷三第84-85页。按石星由户部尚書改任兵部尚书，在万历十九年八月《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九，万历十九年八月丁未条第4438页。
[56] 吕坤：《答孙月峰》《去伪斋文集》卷三，第86页
[57] 《国榷》卷七六，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四日条第4732页。
[58] 郑涵：《吕坤年谱》万历二十二年条，第77页
[59] 对明朝出兵时朝不同意見的论析，参看樊树志《晚明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上卷），第447-449页
[6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六二《援朝鲜》，第964页
[61] 参《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庚子、乙巳、壬子诸条第4681，页
[62] 《国榷》卷七六，万历二十姩十月辛丑条第4686页。
[63] 《明史》卷二〇本纪第二〇，《神宗一》第275页。
[64] 战事的具体情形参看《明史》卷二三八，列传第一二六《李成梁传》所附《李如松传》，第6194页
[65] 《明史》卷二三八，列传第一二六《李成梁传》附《李如松传》，第6195页
[66] 《明史》卷三二〇，列傳第二〇八《朝鲜传》，第8292页
[67] 参《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戌张辅之的上疏，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三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己卯，乔胤的上疏第5059页。
[68] 参《国榷》卷七六万历二十年八月甲午条，第4680页王鸿绪：《明史稿列传》二，《石星傳》第493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3页
[70] 《明穆宗实录》卷一六，隆庆二年正月己卯条第452-457页。
[71] 《明穆宗实錄》卷二七隆庆二年十二月辛卯条，第723-724页
[72]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〇，万历十九年九月癸未条第4473页。
[73] 参看《明神宗实录》卷二四〇萬历十九年九月乙酉条，第4473页卷二四一，十月癸巳条第4479页。卷二四一十月戊戌条，第4485页
[75] 这虽然是《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在封貢事败后对兵科的说话，但从中可见他对东征事情的一贯看法及做法具体的文字是：“上曰：东征屡有旨，朝廷不遥制还著一意进剿，务收荡平之功”见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条，第6073页
[76]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戊子条第页。
[77] 《明神宗实录》卷②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壬寅条，第4681页
[78] 例如万历二十年九月石星被劾乞罢万历的支持态度。《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二万历二十年九月乙酉条，第页
[79]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三，万历二十年十月辛卯条第4705页。
[80]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万历二十二年三月甲申条，第页
[81]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五，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己丑条第5094页。
[82]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六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丙午条，第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七，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丙子条第页。
[83]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三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戊子条，第5240页
[84]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二，萬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条第5410页。对该事件的过程及评论见赵志皋的上疏。《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二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条，苐页
[85]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酉条第页。
[86] 例如户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在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二日的上疏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第5028页。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工部郎中岳元声参奏石星主封误国。《明神宗实录》卷②九六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条，第5499页
[87]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六，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乙卯条第页。《国榷》卷七七同日条，第4771页按，该条所说其为巡按山东御史李思孝所上《明神宗实录》不载。
[88]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戊寅条，第页
[89] 《明鉮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条第5886页。
[90]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辛丑条，第5872页
[91] 《万历起居注》第5冊，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乙巳条第721页。
[92] 《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酉条，第4794页
[93] 赵南星：《明故兵部尚书东泉石公墓志銘》，《赵忠毅公诗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据万历崇祯十八年范景文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一四，第406页
[94] [清]王鴻绪：《明史稿列传》（《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二，列传一〇七第493页。
[95] 例如万历二十二年七月戊子赵志皋传示聖谕：“朕见近来科道小臣不以国事为重，专以挟私附和部属南北朋谋结党，诬诋大臣朕已洞悉。”《万历起居注》第4册万历二十②年七月戊子条，第763页该年九月，万历又谕赵志皋说小臣不以国事为重，肆言攻击见《万历起居注》第4册，万历二十二年九月甲午ㄖ条第826-827页。
[96]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壬申条，第5549页早于此的例子，是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万历说：“朕思东事阻挠壞乱皆群小朋谋，指使附和以致失策。”《万历起居注》第4册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己丑条，第815页
[97] 例如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己酉，在科臣徐成楚上题本“封信无期倭情叵测”的当日，但万历仍有足够的信任准许了当日封使李宗城所提“乞给护从将士钱粮，并展期限”的要求参看《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三，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己酉条第页。
[98] 《明史》卷二一九列传第一〇七，《赵志皋传》第5776頁。
[99] 《明史》卷二一九列传第一〇七，《张位传》第页。按对这事的详细记录，参看《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三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条，第页
[100] 赵南星：《明故兵部尚书东泉石公墓志铭》，《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一四，第406页
[101] 郑涵据姚士麟《见知编》，谓是次会議在“丙申五月初八日”，误盖五月丙申为三十日，当月初八日为甲戌核《国榷》，会议东事当在五月初十日丙子见《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丙子条，第页郑涵《吕坤年谱》万历二十四年条，第86页
[102]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邢玠以兵部侍郎任尚书总督薊、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明史》卷二〇，本纪第二一《神宗二》，第279页
[103] 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麻贵以前都督同知为备倭总兵官《明史》卷二〇，本纪第二一《神宗二》，第279页
[104]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二，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丙午条第5208页。
[105] 按即《辩洪主事参疏公本》，《去伪斋文集》卷一第69-71页。参看郑涵《吕坤年谱》第89-90页。该疏为吕坤在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甲戌）上
[106]“忧危竑议”事件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托名朱东吉者撰《〈闺范图说〉跋》说吕坤在万历十八年撰写的《闺范》是为助万历宠信的郑贵妃の子常洵为皇储。戴士衡上疏谓吕坤“包藏祸心”。吕坤为此于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上《辨明心迹疏》同年秋上《辩〈忧危竑议〉疏》，回顾《闺范》的成书过程和外戚郑承恩刻《闺范图说》的经过并比较了他的原著《闺范》与郑刻《闺范图说》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不同，驳斥了戴士衡的说法见吕坤《辨明心迹疏》，《去伪斋文集》卷二第79-81页。《辨〈忧危竑议〉疏》《去伪斋文集》卷二，第81-82页相關研究，参看梁绍杰《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忧危竑议”事件考实》[香港]《明清史集刊》第五卷，2001年4月第235-267页。樊树志：《晚明史》（）第5章第520-534页。张秀春：《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第38-44页
[10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紟上家法”条第98页。
